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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目录（政治学理论）
北京大学政管学院政治学理论考研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一：政治学原理
1、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莱斯利·里普森著：《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3、李景鹏著：《权力政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俞可平著：《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5、燕继荣著：《现代政治分析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考试科目二：综合一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用胡绳版本的就可以）
2． G.萨托利著：《政党与政党体制》，商务印书馆，2006年。
3．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著：《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杨红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4．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著：《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
5．唐晓、王为、王春英著：《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 5年。
6．梁琴、钟德涛著：《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年。
7．谢庆奎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8．杨凤春著：《中国政府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9．江荣海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九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第二版。
10．陈哲夫、江荣海等主编：《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上、中、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
11．陈哲夫著：《20世纪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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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政治学考研精编-政治学理论最新成果汇总
《关于重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思考》
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政治学研究以来,国内学者提出了多种政治学理论体系。但是,这些体系没能为政治研究提供有效的工具与方法,政治学要“借助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解释现实问题”。结果,在当代社会科学中,政治学只能“徘徊于其他学科之间,仰仗其他学科的发展而缓慢地演进;而且其理论的
依附性……严重地损害了它在社会科学殿堂中的地位,其价值往往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怀疑”[1]。因此,深入探讨政治学研究的目的、对象、方法、范畴,重建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是政治学学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政治学的研究目的
多年来,国内政治学界一直将政治学的研究目的界定为:揭示“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2](Ｐ4)或“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规律”[2](Ｐ7)。这似乎无可非议。自然科学学科以及人口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都以揭示本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为目的。但是,由于政治领域中的一些特殊因素,政治学却惟有将正确认识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才有可能成为可以正确解释与预测政治现象的科学。
在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一方面,人们对于衣、食、住、行、健康、经济效率等需要的认识,是早已明确的,而且相互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与争议;人们的利益——满足其需要的条件──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不同的阶级、社会集团以及不同民族、国家那里,只有趣味的差异而不存在原则性的对立与矛盾。另一方面,这些现象的宏观运动都是由其固有规律所决定的,在自然界,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决定于物质固有性质;规律是自然物本身固有因素间的本质性联系,规定着事物发展、运动的方向、道路与途径;事物遵循其规律的发展、运动,“每一细节都是必然和确定的”[3],具有不可改变的必然性。人口现象、经济现象的宏观现象,则都形成于个人的自发行为。这些个人行为近似于自然运动中的原子运动,即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方向,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又完全是随机的。这样,由此形成的社会现象就类似于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其发展、运动具有不以人的主观努力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因此,这些学科只要能够发现所研究现象的本质与规律,就可以根据人的需要来变革有关事物的运动形式,造福于人类。
在政治领域,人类需要的客观内容,即人们所实际需要的那种政治秩序、政治原则、政治制度等,是为人们所困惑、所争议的。马克思揭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们用以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就同时也是产生出人与人之间对抗的“对抗形式”[4](Ｐ82-83),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共同体始终建立在各个阶级、社会集团的对抗之上,文明社会惟有组织成为政治社会,即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通过运用强制力量来规范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才能将人
们的冲突限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之内,才能保证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这样,也就产生了国家、政府、政治制度等等最初的政治现象。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正因为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脱离的独立形式”[5](Ｐ39)。但是,由于各个阶级、社会集团都有着各自的特殊利益,从而能够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与秩序的制度、规则也就难免具有一种特殊的二重性:既是包括各个阶级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所在,又对不同的阶级、社会集团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对一些阶级、社会集团,是他们自主活动的社会条件;对另一些阶级、社会集团,则意味着勉强温暖甚至被剥削、被奴役。所以,人类在政治领域的需要,即政治社会的人民根本利益的实际内容,也就相应具有了特殊的二重性:一方面,人们对于政治的需要是客观的、必须满足的;另一方面,这种需要的客观内容又对不同阶级、社会集团具有不同意义。于是,对于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政治,从属于不同的阶级、社会集团的人们必然形成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认识。人们所最需要的政治的真实内容,往往隐藏于各种相互冲突的政治观念的后面,为人们所不了解。人们常常为自己的需要而困惑,将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误当做自己最需要的东西。历史和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事例:人们起初以为最有利于自己的政治选择,最终却被证明恰恰是导致他们灾难和痛苦的直接根源。
政治规律是一种特殊的、围绕价值关系而展开的主客辩证运动的本质性联系。
国内学术界通常谈论的主客体辩证运动,是以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运动为原型的。这种运动形成于主体需要的客体化,表现为通过主体实践而实现的主体需要客体化为客体的物质存在形式的客观过程。它表面上是由主客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而实质上,主体的作用只能改变客体的物质运动方式,客体以及整个主客体运动的前途、方向与结果,最终仍然由客体所固有的物质性质与运动规律所决定。例如,人们基于自己对住房的需要,按照泥土树木的性质,将泥土烧成砖瓦,将树木制成门窗,建造起自己所需要的房屋,但房屋仍然要按照砖石木料的固有物质属性而逐渐松动、风化、腐朽、倒塌。因此,这种主客体辩证运动规律,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然规律。
以价值关系为媒介的主客体辩证运动则是另一类主客体辩证运动。价值关系是人的需要同客体性质之间的一种特殊主客体关系。这种主客体关系以主体需要
为主导,随着主体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在以价值关系为媒介的主客体辩证运动中,客体是否会成为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存在,并不由客体的固有物质性质所决定,而由主体所决定的──主体是否有某种需要,主体能否正确认识自己的需要,主体能否以正确的方式改变客体的存在方式,使之成为可以满足自己需要的有价值的存在等等。因此,这种辩证运动的方向与前途,既不取决于客体固有的性质与规律,也不决定于主客辩证运动的本质性联系,而是取决于主体对于自己需要的认识以及满足自己需要的实践活动,就是说,主体是支配整个运动的方向与结果的主导因素。
政治现象的运动,即政治社会的兴衰存亡的运动过程,就是围绕价值关系而展开的主客辩证运动。政治社会是区别于自然世界的价值世界。第一,政治社会不是在自然物质运动中自发产生的,而是由人们按照他们自己提出的价值法则——他们认为体现人们根本利益的、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应当怎样”的政治法则——而自觉组织、建立的。第二,政治社会具有自然世界所没有的好、坏、善、恶等价值性质。好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个人的自主活动条件”[5](Ｐ78-79)。它使人们的现实劳动成为人们实现自己生活目的的自主活动,从而必然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日益繁荣昌盛。坏社会则是束缚着人的自主活动的桎梏,它将人的生命活动变为以“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生命”[5](Ｐ74)的手段,使人生成为失去意义的痛苦过程,从而必然丧失凝聚力,涣散、衰落,直至解体、灭亡。第三,人民的政治价值信念是政治社会赖以存在、维系的理性基础。在政治社会,任何制度、规范的确立、维护都需要暴力的支持。但政治社会的维系也离不开人心的支持。全体人民怀抱着共同的政治信念,相信人就应该这样生活,人与人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是一定政治原则、政治制度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实施的最重要的理性基础。一旦人民丧失了共同的政治信念,任何政治社会,即便拥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力量,也难免要衰败、解体。所以,暴政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持久。第四,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二重性社会共同利益,是政治社会赖以维系的客观基础。人们所以能够在生活中自觉遵循政治社会的规范、制度,固然同其主观的政治信念有关,也在于这些制度、规范对他们确实具有价值———使他们的生活获得秩序和稳定,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去追求、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所以,如果现实的政治秩序、政治原则、政治制度是符合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其价值性质是好的、善的,它就必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不断发展、前进。如果现实的政治秩序、
政治规范、政治制度丧失了其价值性质,即它们不能有效地维护生活的秩序和稳定,或是成为束缚人们追求自己生活目的的枷锁,不能使人民生活幸福,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客观根据。在历史和现实中,政治社会的兴衰总是同人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同民心的向背、民心的得失联系在一起,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些表面强大的政治社会,由于政治形式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却是非常虚弱的,生命力也是短暂的;而一些表面上很弱小的政治社会,却由于其政治形式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反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最后,政治社会的兴衰存亡直接决定于人的政治抉择的正确与错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总会有一种符合于二重性社会共同利益的社会政治关系。它是现实政治社会赖以确立、维系、延续的根本,也是制约政治社会未来发展的客观因素。不过,这种客观因素只是规定了现实的政治原则、政治制度“应当”怎样,而不会自动地演变为现实中的政治原则、政治制度。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政治原则、政治制度,只能通过人们的自觉认识,在人们的政治实践中创造出来。问题在于,人们对于自己根本利益的认识,同其他领域的人类认识一样,既可能达到真理,也可能陷入谬误。于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特定内容的二重性社会共同利益对于现实政治的客观制约作用,也就通过人们或正确或错误的政治选择而表现出来———如果人们的政治选择正确体现了其根本利益,他们所创造的政治原则、政治制度就必然能够较好地解决各种现实政治问题,使社会繁荣、进步;如果他们的政治选择违背了其根本利益,他们所创造的政治原则、政治制度就不仅不能有效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秩序,还会使其陷入困境与危机。
政治规律即这种主客因素辩证运动的本质联系。尽管每一个政治事件都是特殊的、不可重复的,但这种主客辩证运动的本质性联系却贯穿于这些独特的政治事件之中,具有普遍性与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同时,作为主客因素辩证运动的本质联系,政治规律的作用虽然是客观的、必然的,却并不直接规定政治社会未来发展的前途、方向与结果,不表现为惟一的、不可改变的政治社会的发展道路或发展趋势。政治社会未来发展的前途、方向与结果,完全决定于人的政治选择。政治学要解释与预测现实政治,就要正确认识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二重性社会共同利益,正确认识政治选择是否符合于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国内政治学界普遍认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政治现象[2](Ｐ1)。这似乎
有些道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学科都将其研究对象界定为同学科名称相对应的客观现象。但在其他学科那里是正确的认识,却并不适合于政治学。政治学要成为真正有用于社会的科学,就必须超越这种狭隘的局限,全面研究与人民根本利益即具有二重性的社会共同利益有关的所有事物。
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由本身固有性质与规律所支配的,人们只要研究某类客观现象,就可以揭示出其固有的本质与规律,对其现状与发展做出正确的解释与预测。政治现象的运动,即政治社会兴衰存亡的客观过程,却决定于主客两方面因素,了解、把握政治的基本规律,只是为研究现实政治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并不能直接解释与预测现实政治。政治学要正确地解释与预测现实政治,就必须具体了解主客两方面的情况。
政治学所应研究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既不是国家、政府或政治的制度、体制、体系,也不是政治的行为、过程,而是最初也是最基本的政治因素,即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需要——政治需要,其内容也就是具有二重性的社会共同利益或人民根本利益。如前所述,这种最初的政治因素,尽管还不具备可以在经验中直观的政治形式,通常是通过社会危机,通过社会生活的无政府状态,从其未被满足的那种社会状态即从反面表现出来的;却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因素,既构成制约政治社会兴衰存亡的客观因素,也是人们一切政治活动所要实现的目的——人们创造、维护政治制度、政治规范的政治活动,也就是要满足自身政治需要,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
研究政治需要、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现象领域,而必须深入社会经济生活。如前所述,人们的政治需要或人民根本利益并不产生于政治领域,而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的。而且,它的性质、内容也都是由社会经济生活所决定的。人们生产自身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产生人们之间利益冲突的对抗形式,这使得人们既相互冲突又必须相互交往,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之中,从而产生对于政治的需要,形成必须借助政治形态表现出来的社会共同利益。因此,不深入研究社会经济生活,不了解人们政治需要的真实内容,政治学研究就不会真正深入现实政治。以当代中国政治学为例。相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迫切需要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显得极为缓慢,很难让自己和社会各方面满意。原因之一,就是它迷信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不屑于研究没有具体经验形态的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却盲目相信政治原则、
政治理论具有自然科学的原理、理论一样的普世性,信心十足地从有关民主、政治现代化、现代政党制度等的有关理论中引申出中国政治“应当”怎样的原则与方案,以为不如此就是不尊重科学,就是保守、僵化。其实,不从自己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却从体现别人根本利益的政治原则、政治理论中推导出中国政治应当怎样,显然是“不懂政治”。所以,在一种政治理论——邓小平理论——引导着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以政治研究为专业的政治学理论却明显滞后于社会前进的步伐,不仅不能合理地解释、解答中国现实政治中的各种问题,其自身价值也受到了怀疑。
政治社会是建立在对抗与冲突之上的社会。在政治社会中,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文化、道德、宗教、种族、环境、语言、知识、科学、艺术等,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影响到人类生活的规范与秩序,涉及人类根本利益,从而转化为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可以说,全部人类社会生活都是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当然,政治学研究有着其特殊的取向———它研究社会经济生活,但不研究经济学所关注的经济效益与生产效率,而是关注经济领域中的利益冲突、利益矛盾以及利益相互冲突的人们的共同利益;它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并不是要从理论上概括现代科学的理论技术的成果,而是关注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对于人与人、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利益关系的影响;它研究人类的伦理生活,但不是为了探讨道德伦理观念的发展规律,而是关注人的现实状况,把握人的根本需要与根本利益。在这方面,对社会负有直接责任的政治家,往往比政治学更为敏感。对于他们,政治的观念、制度等都是人们实现其根本利益的工具,有关这些政治因素的研究,只有基于其有利于或无利于实现人们根本利益的角度,才能具有现实政治意义。
政治学所应研究的主观因素则是以政治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政治思想是政治学中最古老的范畴之一,但在崇尚经验事实与经验研究的当代政治学中已经不再占据重要位置。一些当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宁可设立专门章节去分析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等经验事实,也不愿去探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按照他们的理解,政治制度等经验政治现象,就像自然事物一样,其发展、演变遵循着某种不可改变的必然规律,政治思想至多只能促进或影响这种必然规律的实现,在现实政治中无足轻重。其实,如前所述,政治现象的发展、演变,是主客因素辩证运动的过程;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就直接决定了
现实政治发展的前途、方向与结果,决定了政治社会的兴衰存亡。所以,政治研究要想做到解释与预测现实政治,就不能不研究政治思想。
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为了正确认识二重性社会共同利益,政治学需要两类基本方法:自然科学的研究经验事实的实证研究方法,哲学的研究非经验性存在的形而上研究方法。
政治领域有两类客观存在:一类是经验事实,如国家、政党、政府、制度、规范、行为、过程等经验事实以及它们的经验性质,如结构、层次、规模等;另一类是形而上存在,即政治社会条件下的人民根本利益——具有特定社会历史内容的二重性社会共同利益。正是这种不具有经验政治形态的社会共同利益,构成了一切经验政治现象由之形成的客观根据。孕育于特定生产方式——既产生人类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又产生人与人之间对抗的生产方式——的二重性社会共同利益,本身并不具有可以直观的政治形式;同时,它又必须获得现实政治形式,并转化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强制人们不得不遵循的社会生活原则与规范,成为文明社会所赖以维系的基础。但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共同利益只能通过人们自觉的政治活动,才能转变为能够将社会冲突限制在一定秩序范围之内的政治原则、政治组织及政治制度。然而,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选择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既可能是实现其根本利益的也可能是违背其根本利益的,因此也就形成了好的、造福于人民的政治与坏的、给人民带来痛苦的政治,形成了国家的兴起与衰落、制度的建立与废除、社会的发展与停滞等政治现象。可以说,政治学关于这种形而上存在“是”怎样的正确判断,不仅是正确解释与预测现实政治的根本,也是在政治学研究中实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的基础。如果政治学能够正确认识什么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有根据地对现实政治选择的正确与错误做出正确判断,对现实政治的发展、演变做出正确的解释与预测,就是说,基于现实政治“是”怎样的事实判断推导出现实政治“应当”怎样的价值判断。
因此,政治学要成为有用于社会的科学,就不能只是研究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经验事实而把握住的国家的活动、形式、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还必须研究没有现实经验政治形态的、孕育于现实生活中的利益相互冲突的人们的共同利益;政治学不仅需要能够精确描述客观现象的经验方法,还需要能够正确认识二重性社会共同利益的哲学的形而上思维。其实,在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之前,人们有关
“客观事实”的观念,还囿于只有得到直接或间接证实的事物才可称为“客观事实”的狭隘范围。在古代人的观念中,客观事物可分为形而上存在和形而下存在两类:可以通过直观而经验到的是形而下存在,它是暂时的、变动不居的;无法在经验直观中得到的形而上存在,才是永恒的、确定的。所以,古代人并不认为研究形而上存在的形而上学缺乏客观性,反而认为这种研究要比有关形而下的器物的经验研究更高级。如柏拉图就认为:认识有“知识”与“意见”之间的区别,知识的内容是真实存在的事物,即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存在,意见的内容则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存在,即今天人们所说的永远流动、变化着的经验事物[6](Ｐ220-225)。当然,古代思想家也知道形而上学存在着缺陷,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就指出,在形而上学中“可以说任何谎话,而不用害怕谎言会被揭穿”,但这并不妨碍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全部文化的顶峰”[7]。
对于政治社会的社会共同利益或人民根本利益的研究,完全不同于研究经验现象中的普遍存在的某种性质或某种规律,它既需要深入社会经济生活,需要了解人们实际的生存状况,又必须站在人类文化、人类文明的高度去观察现实社会和人的现实生活。只有这样,它才能发现人民生活中所应有而又没有、人民生活中所最缺少而又最迫切需要的事物。归根结底,人是社会的、历史的、文明的存在。人应当是怎样的?人应当怎样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并不能仅仅通过搜集、整理、归纳、概括经验事实获得圆满答案。在这种研究中,不仅需要科学的客观与严谨,更要有凝聚着民族文化传统及全部人类文明传统的人文意识、人文精神作为认识基础,需要哲学的形而上思维——不是空洞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思辨,而是基于文明传统的实际思考。当然,从经验科学的观点看,这种研究方式似乎是不科学的。其实,在历史和现实中,那些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关于人民根本利益的深刻思考,如果以实证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往往是不科学的、错误的。以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为例。如果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人的任何权利都依赖于一定社会性权威或权力的承认,总要由一定的道德、法律规范所赋予,天赋人权论是毫无事实根据的。社会契约论也是这样。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就指出过:根据经验,没有哪一个政府会实际去征得其臣民的同意;也没有哪一个政府会对政治服从与契约义务不加区别。可是,在近代世界历史中,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却真实地表达了新兴市民阶层——力图摆脱封建制度与宗教禁欲观念的束缚、自由地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社会阶层——的利
益与愿望,不仅为推翻封建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也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意识形态基础,在近代世界历史发展中产生了积极的进步作用。而在局部研究中精确入微的现代政治学,却常常跟不上时代政治发展的步伐。
四、政治学的基本范畴
为正确研究政治现实,政治学需要新的概念工具,即新的学术范畴。在我国现有政治学理论体系中的多数范畴,如阶级、国家、政府、政党、政治过程、政治文化、政治行为等,形成于经验政治现象的分类、概括;还有一些范畴,如人治、法治、专制、民主、现代化等,则形成于概括这些政治现象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具有的一般性质。无疑,在政治学研究中,这些范畴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但它们只能描述政治现象,却无法引导人们深入现实政治的真实运动。如果没有能够引导人们运用这些描述现象的范畴去探讨、研究现实政治的概念工具,这些描述性范畴就会失去政治研究工具的意义。重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基础工作之一就是形成新的、能够引导政治研究逐步深入现实政治运动的学术范畴。这些范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政治需要。人类在政治领域的需要,既是客观的、必须满足的,又是人们自己所困惑、所争议的。提出这一范畴的重要意义,是要说明政治学一定不能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那样,将发现某类客观现象的本质与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而必须将正确认识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
2.二重性社会共同利益,即利益相互冲突的各个阶级、社会集团的共同利益或人民根本利益。这是同“政治需要”相辅相成的范畴——利益也就是满足需要的条件。这个范畴所概括的客观内容,既是一切经验政治现象所赖以产生、存在的客观前提,也是制约政治现象的发展、演变的客观因素。它是现实政治研究所要认识的最重要的客观对象,也是有关现实政治研究在确定、判断政治事实的政治意义时所不可缺少的客观尺度,是在政治研究中实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统一的客观基础。其实,古代政治思想家所经常论述的“善”,也就是这个概念。对于政治学来说,政治需要、政治利益这两个范畴,确定了政治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标志着政治学研究一定要超越经验现象的狭隘范围,深入社会生活的本质,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以最终把握现实政治的运动。
3.政治领域中的“真”,这是当前政治研究方法中非常需要的范畴。在政治领域,存在着两类客观现实:可以在直观中经验到的政治事实与无法直观的非经
验存在,如政治需要、二重性社会共同利益、政治价值等。后者,虽然没有真实的经验形态,却也是政治中的真实存在。近代以来,经验研究方法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的想像力与视野,使它一直以为,只有从经验事实所必然推断出来的事物以及对于它们的正确描述,才是真实的,从而将政治研究局限于经验现象,极大地限制了政治学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其实,在政治领域,某个事物的真与假,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经验的外观;某个政治社会是充满活力还是濒临灭亡,也不决定于它经历过的物理时间。因此,要客观地认识政治,就必须了解其特殊性质。
4.政治真理。提出这个范畴,是要说明政治领域中的真理具有区别于自然领域中的真理的特殊性。在人类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类真理,即有关事物的客观性质或规律“是”怎样的真理与有关人的生活、人类社会“应当”怎样的真理。前者是对于经验事实的物质性质、经验性质的认识,后者是基于对文明、人、社会的深入理解而得出的有关人、人类社会“应有状况”的认识;前者是以经验事实及其规律为内容的真理,后者则是以无法在经验中直观的形而上事物为内容的真理;前者内容不涉及善恶这样的价值性质,后者内容总是真与善的统一。对于人类认识来说,虽然前者也不可缺少,但后者却更为重要——如果人们不知道自己应当怎样生活,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不清楚怎样的社会才是造福于自己的好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永远不会存在。政治真理就是典型的真与善的统一。政治,决定着人类生活的基本秩序,塑造着人类文明的基本形式。对于人类,没什么事物像政治这样直接而又决定性地影响着他们的命运了。人们在政治抉择上的成败得失,总是直接同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古以来,人们就不能不运用自己所具有的一切智慧去从事政治。而人们要创造可以造福于自己的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获得政治真理。正如柏拉图所说:善是人类认识与知识的发展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有关善的理念的知识是一切知识问题中“最大的知识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善,那么别的知识再多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益处”[6](Ｐ260-267)。
5.政治规律。这个范畴揭示政治的特殊规律,是政治基础研究中的关键范畴。明确了这个范畴的客观内容,一些政治学基础研究中多年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如政治学是否应当拒绝价值判断,政治学是否应当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怎样才能在政治研究中统一等,就相应地能够得到解决。
五、对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设想
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作用,不是介绍有关政治现象的知识,而是要为研究现实政治提供正确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原则。就是说,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应当是有关政治的本质特征及其结构、性质和规律的基本理论,即政治学基础理论;支撑政治学基础理论结构的基本框架,应是那些能够引导政治研究逐步深入现实政治的结构、性质与规律的学术范畴。基于以上理由,政治学理论体系应由以下内容构成:
(1)政治产生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重点探讨人类的社会需要与共同利益是怎样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扭曲的,具有了怎样的特殊的二重性质。(2)政治定义。揭示政治中最初的和最简单的规定:基于利益相互冲突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以强制方式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规范。(3)政治社会。探讨政治秩序的基本性质,揭示政治社会的价值基础———二重性人类利益;研究政治现象区别于自然现象的价值性质;探讨政治领域中经验事实与形而上存在的相互关系;探讨政治社会兴衰存亡的客观原因。(4)政治真理。说明政治领域中“真”所特有的性质———善与真的统一,说明政治真理的特有涵义,探讨导致政治社会兴衰存亡的主观因素。(5)政治规律。探讨政治社会兴衰存亡的辩证运动性质,揭示政治规律是不同于自然规律的另一类客观规律。(6)政治研究方法。探讨现代政治学各流派在研究方法上的得失,研究应当以怎样的方法研究现实政治。探讨如何使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在政治研究中获得统一。
参考文献
[1] 华农心.韩旭:重构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一点设想[Ｊ].政治学研究,1999,(2).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Ｍ].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3]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83.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柏拉图.理想国[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7] 古留加阿.康德传[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33-134.
（载于《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5期；作者：吕嘉）
五、《近年来国外政治学研究现状及启示》
20世纪末是一个充满大变动的时代。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西方人更加确信其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向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国外政治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价值追求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本文将分析近年来国外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发展趋势、有代表性的理论流派、重要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希望能够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点滴启示。
一、近年来国外政治学发展的整体趋势
行为主义以后的西方政治学,似乎已经放弃了巩固学科边界的努力,重新回复到行为主义以前的状态,生存于其他强势社会科学门类的夹缝之中。这一状况得以延续并成为近期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基本学术背景。同时,近年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局势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西方政治学必须面对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必须解答从未遭遇过的问题。西方政治学就在这“变”与“不变”中,具体表现出以下特点:
1 西方政治学基本保持了90年代以来的研究特征,没有出现结构性的理论革命。面对政治实践的发展,西方政治学也产生了新的理论流派,推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例如新制度主义、女权政治理论、生态政治理论、后现代理论、理性选择方法、政治营销理论等。但这些理论多为研究角度或研究途径的变化,主要还是研究策略的改变。从认识论角度对理论研究进行的方法论革命尚未出现。
2 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与社会、政治变迁的关系日趋紧密。其重要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速度在20世纪末明显加快,从而使得政治学理论也必须加快发展以顺应现实的需求。在剧烈变化的时代,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一直奉行的一些重要政治理念都遇到了挑战。例如全球化理论对“民族国家”观念的冲击,环境主义对传统政治价值的冲击,女权主义对“公”“私”观念的冲击,等等。
3 学科间研究方法相互影响和知识互借现象增多。近年来,经济学研究方法继续成为政治学理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政治营销等理论,都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政治学研究的强有力扩张的表现。另外,政治学也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吸取理论资源。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等交叉学科的出现,无疑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手段。但是,由于研究手段的借用和理论体系的交叠,西方政治学仍然面临如何凸现本学科特征的重大难题。
4 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乐观与忧思。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抗中,部分
西方学者尚能够冷静思考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实质及其长处,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然而,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主化浪潮,西方学界似乎一片乐观,对所谓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化转型的研究兴趣明显升高,超过了批判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热情。由于民主化案例的增加,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限制条件的减少,西方政治学者实地考察和人文介入的活动明显增多,这也为民主化和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由于社会变迁以及西方民主体制本身所引发的问题,西方政治哲学也开始对西方自近代以来的政治价值进行重新思考。例如对社会义务和社会整合的重新重视,对过分的普遍性个人权利的限制,以及后现代主义向政治学传统理念发起的冲击等等。
5 世界政治学发展的基本格局。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研究中继续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美国政治学研究最为活跃,其理论和概念体系的创新,对欧洲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美国政治学理论的强大渗透下,欧洲政治学仍然试图坚持其人文和历史的学术传统,后者的研究风格对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二、有代表性的理论流派
1 新制度主义
本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独霸地位受到挑战,人们开始重新重视政治制度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与行为主义时代截然不同的是,后行为主义时代的政治学研究中,制度被视为政治体系运作过程中的自变量。这些制度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生活的结构。也就是说,制度不再只是其他政治因素作用的对象和结果,它们本身就是政治生活中的活动主体和产生政治结果的原因。由于这一时期政治学的制度研究旨趣与以往有明显不同,该研究方法一般被称为新制度主义。
从80年代开始,新制度主义方法在政治学中广泛运用,将政治制度作为政治过程中的自变量和影响因素,体现了政治学试图弥补行为主义时代对组织因素的忽略所造成的研究缺失。近年来,新制度主义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继续产生重大影响,其研究策略深入到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及国际关系研究等各个领域。由于新制度主义研究阵容的扩大,这一研究方法内部与生俱来的差异和分裂也日趋明显。针对这一现象有学者指出,当今政治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方法可
以划分为三大流派,即所谓历史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
历史学制度主义是在同结构功能主义和团体理论的论争中发展起来的。它的特征可以表述为如下几点:第一,喜欢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制度与个人两者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概念化处理;第二,强调与制度运作和发展有关的权力不对称性问题;第三,在制度发展的研究中,强调“路径依赖”和不可预期的结果;第四,特别重视将“观念”等其他因素的作用整合到制度分析中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起源于对美国国会的研究。这一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在于:第一,在研究中引进了“行为假设”的概念;第二,认为政治是一连串集体选择两难的集合,例如著名的“囚徒困境”和“公用地悲剧”;第三,强调政治产出中策略互动的作用;第四,引入“制度绩效”的概念,在制度起源问题的研究中作出了贡献。在社会学研究中同样产生出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流派,并引起政治学家的很大兴趣。它的特征在于:第一,它不仅关注正式规则、过程和规范,同时也研究符号系统、道德样板等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第二,强调制度和个人行动两者关系之间高度互动和相互构建的特征;第三,着重研究制度的起源和变迁。
最近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已经出现三个分支相互融合的趋势,将不同的新制度主义研究方法整合到某项研究当中的做法也在开始尝试。有学者对新制度主义不同流派之间的开放与相互借鉴抱比较乐观的态度,并认为在三大流派中,历史学制度主义方法应当处于核心的地位。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并没有如此乐观,因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在理论基础上就是相互排斥的。他们还提出,如果要发挥新制度主义研究方法的潜力,必须集中研究结构和作用之间的关系。
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体现了后行为主义时代的西方政治学丰富研究手段,扩展研究视野的企图,即在新制度主义的旗帜下,试图将行为主义时代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合理因素全部整合到新的研究中。由于新制度主义阵营本身的复杂性,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中可能包含了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研究策略。这种现象使新得制度主义政治学很难从内部整合为一个特点鲜明的研究流派。
2 后现代主义
近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西方政治学界的影响进一步加
大。在西方学者看来,西方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争已不复存在,需要有一种比自由民主思想更具统合力的思想体系,来取代自由民主和列宁式社会主义思想两元对立的格局。在此背景下,后现代政治思想正好可以充当这一角色。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整个20世纪的西方政治都是政治观念主宰着政治行为和政治结果,未来的世界应当有所不同。他们的乐观看法是,冷战后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威胁似乎已经消失,现在的西方人获得了绝好的机会,可以在不受任何外来因素干扰的情况下重新反思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传统。
目前,涉及到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部分文献显示,西方学者仍然在致力于整理后现代主义大师,例如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斯特劳斯、德里达等人的思想。有相当多的学者充分肯定了上述五位学者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中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将他们誉为“诊治文化疾病的医生”。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当代西方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现代病”,祸根就在于西方哲学本身的发展。要解决西方现代社会的问题,必须从西方哲学发展的源头开始,也就是从西方哲学的基础中寻找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办法。因此,在思想渊源上,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古希腊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研究,主张从古典思想家那里发掘出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例如,他们认为“辩证法”应当在政治思维中重新得到重视。由于在逻辑的影响下,知识最后都成为政治上的所谓“真理”,可以运用辩证法式的思考来改变这一状况,因为它可以使哲学和政治两者处于一种有活力的紧张关系当中,因此辩证法的作用在政治哲学中是不可替代的。
后现代理论对政治学的主要影响表现在政治哲学方面。后现代主义认为,应当在反思现代性的前提下重新定位西方政治价值和政治追求。真正准确地理解现代性的意义和构成,对于重释当代政治理论和政治现实是十分关键的。后现代主义告诉人们“我们在何处,我们如何来到这里以及应当去往何方”的问题,因此,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思考政治判断和政治思维,既可以替我们解释环境,又可以为我们评估和指导发展方向。具体而言,后现代主义者提出“善”的政治体系,就是要创造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使道德最终战胜邪恶。
当代的后现代政治理论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困境:他们一方面主张拒绝一切绝对的“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所谓“凶残”的政体;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如果没有一种大家认同的价值理念,来理解和规定人类的生活环境以及公共的“善”,人类
的政治生活将会变得反复无常,极易受到蛊惑人心者和暴君的威胁。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从古典思想家那里吸取思想资源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现代思想家当中很少有人象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那样,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当代人类文明。后现代主义者还提出,一些非西方的前现代思想,例如美国本土的黄教以及中国的道教,虽然在本体论等基本范畴上同西方思想存在差异,但它们在辩证性思维上却与西方思想有着同工之妙,应当被后现代主义加以援引。
近期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的特点,主要是在阐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基础上,将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和方法引入政治哲学的研究,并在政治哲学和政治价值领域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介入政治思维,是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现实和全球政治格局变化的产物。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的特征,主要体现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政治思想、政治价值的影响,而政治学方法论上的相应变化则仍不明朗。
3 环境主义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人类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重新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主义对政治学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人们希望从环境保护的角度,重新阐释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并试图通过新的政治安排来保证人类的公共行为能维护人类与自然的和谐,通过有意识的政治活动来推动保护环境的工作。因此,环境主义对政治学研究的冲击,不仅涉及到政治哲学,而且对政治制度、公共政策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环境主义自产生以来就开始影响政治理论的研究,例如早期的极端生态主义和后来的社会生态主义均对政治学有一定影响。近年来政治学研究领域中的环境主义有一些新的变化,其影响具体表现在政治理念、方法论以及政治运作研究三个方面。
美国学者ＴｉｍＨａｙｗａｒｄ提出,对环境问题的忽视,是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所潜伏的危机,政治学研究应当重新审视一贯的政治观念,将环境问题纳入考虑范围。他认为传统的社会正义理论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未将“代际关系”和“物种间关系”纳入到考虑范围。也就是说,目前的社会正义只是人类的正义,而且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正义。这一范式剥夺了地球上其他物种及未来人类的权利。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重新定义和丰富“人类是政治动物”这个命题。有人将目
前这方面的研究定位为“第二阶段的环境主义政治理论”。在第一阶段的生态主义思想中,内在价值理论和人类中心主义是其理论基础。针对这两种思想,第二阶段的生态主义思想认为,应当重新界定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问题,新生态主义应当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主宰自然的观念,不能简单地从人类之功利的角度来考虑环境问题。他们还提出,生态主义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自我利益(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自利应当成为环境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具体而言,人类自利的最基本目标不是统治和改造自然,而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
目前,环境主义者对政治学研究方法以及传统生态主义理论也发起冲击。他们认为,现在的环境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例如方法论个人主义,包括理性选择、社会选择与道德主义等是错误的,另外,他们对极端生态主义思想中的环境决定论也提出质疑。最后,对于所谓后现代主义以及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也提出了批评。有学者提出,新的环境主义政治学应当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上来。这一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和自然界的演变史是辩证统一和相互联系的。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发展到今天,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之外,还存在着“第二种矛盾”,这一矛盾集中体现在西方的生态危机上。因此他们提出,在理论上采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可以更加有效地研究环境与生态问题。由于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这一派理论自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
环境主义者不仅对政治价值进行了重构,同时他们认为,要实现这些包含了生态追求的新政治理念,必然要求在政治过程和政治设计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有学者提出,人类在“什么是自身利益”这一问题上,应当进行新的启蒙,传统的“理性协定”并不能产生有效的环境保护协议,那种“散漫的意志—信息聚集”系统,只会使人们得出反生态的结论。同时,更不能将环境价值用一般的经济方法或货币标准来衡量。在策略上,这种新的启蒙应当从公民的环境教育做起。在制度安排上,应当考虑在宪法中正式承认自然环境的价值,而且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使对环境因素的关注真正能够贯彻其中。环境主义还呼吁公共权力在环境保护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将政府的环境政策更切实地与社会和经济变迁联系起来。总之,环境主义政治学认为,西方公民社会的第二次启蒙,即“生态启蒙”是人类维持发展和生存的希望。
此外,一些环境主义者还注意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与环境保护的关
系。有人称之为“穷人的环境主义”。这种理论认为,环境保护不只是发达国家的任务,不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同样值得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主义不仅要研究如何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要研究在人类维持生存的过程中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另外,环境主义同其他学科相互结合,形成新的研究方法并对政治学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环境主义与女权主义结合产生的女权生态主义。ＭａｒｙＭｅｌｌｏｒ则将所谓“女性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引入生态环境的研究,认为应当将性别因素及其本质引入生态发展的研究中。
4 女权主义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女权主义思想也同样影响到西方社会思想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女权主义及妇女政治问题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主要在于:首先,从历史和现实制度的两个层面研究妇女政治权利,开始成为现代政治学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其次,随着女权主义思潮影响的增大及其自身的丰富和成熟,女权主义思想开始影响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和一些核心概念;再次,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导致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局部调整。
西方20世纪中叶以前的女权主义追求普选权,在取得政治选举权之后,后来的女权主义又以“个人发展”为口号,追求更加广泛的社会权利。而现在的女权主义已经超出争取权利与发展的消极范围,提出妇女应该在社会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新女权主义思想又被人称为“第三波女权主义”。以往的女权主义政治理论认为,在西方古典主义、共和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系统性地剥夺了广大女性的权力。“传统”因素是造成性别间不公正的主要罪魁。而现在的女权主义政治学理论则提出,在目前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下,妇女已经在法律上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妇女问题”已不复存在,理论研究不应当再纠缠于性别间的平等和差异的问题,而应当拓展视野,研究如何使妇女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当前的女权主义政治理论认为,妇女存在的目的不只是维系社会共同体,而是作为有权力和懂得各种手段、谋略的社会个体,在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的冲突中维系着社会平衡。也就是说,妇女不仅需要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取得平等权利,在社会其他领域也应当获得全面的解放。很明显,对妇女地位的重新估价和评定,就意味着对妇女政治角色的重新定位,妇女参与和影响政治的模式及力量也将发生变化,近期的政治学对女权主义的回应就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