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基础和文化环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民本主义以及唯物论实践观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通的契合点。两者间的共性在于文化精神的相通，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 传播 文化基础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7－0068－03
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国的文化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能
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发展壮大，并占据社会主流意
识，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形式上的契合和
精神上的融通，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与当时文化环境相交汇，
这对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于中国起了显著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早期的引入和传播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是一种人类行为模式，人类文
化是一个不断流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文化一经产生就有
一种向外“扩散”和“传递”的冲动。文化的差异性、社会
性和符号性使文化传播“势所必然”并成为可能。
（一）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文化环境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称文化传播“是社会
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一
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人类生活在
由文化编织的网当中，并从事着各种形式的传播活动。所
以，传播是在文化中进行的，只有把传播研究放在历史和文
化中，才具有精确性和说服力。
文化与传播是互动和一体的。一方面，文化的形成和发
展受到传播的影响。传播促成文化整合、文化增值、文化积
淀、文化分层、文化变迁和文化“均质化”。传播对文化的
影响不仅是持续而深远的，而且是广泛而普遍的。反过来，
文化对传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文化是传播存在的基
础，它在人类文化的交流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人类文化
发展的命脉。传播与文化的互动表明：文化与传播在很大程
度上同质同构、兼容互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
即传播，传播即文化。文化的发展需要通过传播来实现，传
播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1.国内各种文化思潮混战和对峙。在十月革命影响下，
各种新思潮不断涌入中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
的引入是大规模和空前未有的，杜威的实验主义，柏格森的
生命哲学，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
等，都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开始的时候中国知识分
子打着“向西方学习”的旗帜，主要是借助外来思想针砭本
国顽疾，通盘吸收，不加选择，并没有把西方文化与思想研
究进行完整系统的介绍，最终导致了文化选择上三次大论
战，从而也形成了国内各种思潮互相矛盾、对立，以及相互
激荡碰撞的局面。这些碰撞和论战不仅没有阻止和削弱西方
文化的引入和传播，还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
了解，促进了文化传播的“适应”与“融合”，促使中国先
进知识分子更加深入地研究和选择。
直至20世纪20年代，不同的思潮经过长期的选择和淘
汰，终于形成了一条代表民族新文化方向的主流思潮，即马
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强大思想潮流，通过与中国革
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正是这种选择
和契合的最佳结果。
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巴黎和会外交上的失
败，使中国人民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破灭了对西方
的幻想。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如青年毛泽东所说，俄罗
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的事实，使“全世界为之
震动”，世界革命浪潮由此风起云涌，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
主义是符合历史发展的真理。再加上苏俄政府主动宣布放
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并作出了一系列对华友好的姿态和举
措，令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更加亲近和有好感。
更重要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胜利，中国工人阶级队
伍日益壮大，并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
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坚实的阶级条件。新文化运动
带来的思想解放以及工人运动的发展，也扩大了十月革命的
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并为中国人
民所接受。
（二）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情况概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过了长期而又艰难
的选择过程。1899年，英国传教士在广学会举办的《万国
公报》上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1902年2月，梁启
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以
1904年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最负盛名。孙中山、朱执
信等也对马克思及其学说进行过介绍。这种社会主义带有浓
厚的主观主义色彩，并且在实践中被还原成了十足的资本主
义路线。
五四运动后的半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达到
二百多种，《新青年》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
的刊物，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李大钊的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介绍
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19年6月，戴季
陶、沈玄庐在上海创刊了《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传播马
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阵地，该刊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劳
工运动而风行全国，赢得当时社会各界及进步报刊的赞誉。
在1920年至1922年间，马恩的基本著作《共产党宣言》《科
学社会主义》，列宁的论著《过渡时代的经济》《俄罗斯的
新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如考茨基的《阶级争斗》
《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等，也都有了中文译本。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使人们真正进
入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并且第一次看到了光明的未来。所责任编辑：李娜
张江芬（1985-），女，湖北荆州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2010级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青年教育。
以，“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的文化切合点
早期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潮中，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等，都曾在中国造成了不小的声势，也有一批拥趸者，但都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同时，国际上许多和中国一样在积极寻找革命理论指导的国家，他们并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除了它自身真理强大这一内因，马克思主义蓬勃发展必然有适宜其生长的文化切合点，突出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有与马克思主义融通的特质，因而能提供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转换的文化土壤。
（一）共产主义社会与“大同”社会理想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人平等、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按需分配的公平、公正的社会，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大同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孔子《礼记?礼运》中描绘“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社会，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也刻绘了没有压迫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世外桃源。北宋的王安石、明清的王夫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都有关于平均主义、天下为公的思想论述。中国人对大同世界的期盼，历史悠久，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追求、经济主张。
发展到近代，康有为《大同书》里则提出大同社会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孙中山要求“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稍不均”。尽管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有天壤之别，但其高度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财产公有的要求。可见大同理想作为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产物，与马克思为人们指明的理想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有共同之处。正因为如此，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文化基础。
（二）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民本主义思想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主张为天下无产阶级谋利益，追求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这一崇高的思想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着旺盛的土壤。《左传》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孔子历来主张重民、富民、教民，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荀子也主张民为邦本。不仅儒家提倡以民为本，道、墨、法诸家都有这种以民为贵的重民思想。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主张“君以民为基”。尽管这种思想只是民本主义的萌芽，并没有达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高度。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传统的重民思想反映了古代民众的意志与愿望，在历史上曾起到了积极的进步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一定的文化条件。
（三）崇实重实践与实践观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对客观事物的重视及其实用性契合了中国崇实重实践的文化根源，孔子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强调行重于知，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东汉的班固在《汉书》里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改革家魏源也提出“以实事求实功，以实功从实事”。早期的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实践和实功，提出要“研究实事和真理”，这些崇实的思想品质，使他们能够在面对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潮时，能冷静地分析各种主义的利弊，然后做出客观的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务实精神，成为毛泽东讲究实事求是
直接的民族思想来源。毛泽东在1941年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经毛泽东的阐释，“实事求是”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就获得了充满生命力的崭新含义，并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新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和学风。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典范。
（四）唯物辩证法与朴素辩证法传统的契合
中国哲学具有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源远流长。《尚书?洪范》阐述了“五行”的思想，认为世界是由五种物质元素组成的，开创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先河。老子“道”论的提出和阐述，引发了人民对宇宙本源的哲学思维。《管子》《易传》《韩非子》等均发挥了老子的“道”论思想，并将其改造成为唯物论。荀子是先秦时期最伟大的唯物论者，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其最高理想是“制天命而用之”，最后达到与天地万物的和谐。汉代王充以“元气”为始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在《论衡》中认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天地和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和气，子自生矣。”唐代的刘禹锡总结历史上关于“天人之辨”的规律，提出了“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发展了荀子的唯物思想。宋代张载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佛教唯心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太虚即气”“凡有皆象，凡象皆气”的唯物主义观点，建立了气一元论的理论体系。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和王夫之则把张载的“气一元”论进一步发展，最终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里认为事物是辩证统一的，应该以一分为二的态度看待事物，这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传统哲学不仅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有成熟的辩证法思想，这一特征在与各国哲学比较中更显得丰富与深刻。成书殷周之际的《易经》，就用吉凶、祸福、上下、生死、损益等对立的范畴来描述现实世界的矛盾对立现象。《易传》进一步将这种对立思维体系化，指出：“一阴一阳谓之道”，“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不仅如此，中国的先哲们还提出“否极泰来”的矛盾转化思想。管子曰：“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孙子将这种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维方式运用到战争中，指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老子更是将这种矛盾的转化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认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反者道之动”。随着历史的发展，辩证法的思想也在不断前进，如宋代张载的“两一”学，明清之际方以智的“表一必有二，二本一”“尽天地古今皆二”的思想等，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辩证思维传统。正如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所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
上升到世界观和人生观层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一些相同之处，主张入世，而非出世，都依赖人间的实有力量，强调群体利益，从哲学角度看，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要比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思想更相近，这也能解释马克思主义可以在中国得到传播并获胜，而在印度无法扎根的原因。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与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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坞显然比《花木兰》时期更能理解东方传统和叙事规则了。在《功夫熊猫》这个以中国文化为卖点的影片中，透过浮在表层重重叠叠的中国文化镜像，我们看到熊猫这个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被潜意识地赋予了“超人”这个美国的文化身份，功夫熊猫已经被美国文化改造了，成为了一个变异的中国符号。
三、给我们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动画在美、日等国动画的渗透、压力下，失去了本应拥有的受众群。好莱坞以我国丰富的艺术资源和广袤的自然造化为创作基础拓展市场，在《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动画片打入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将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美国价值观植入了中国观众的脑海。中国动画在国内市场慢慢被侵蚀、国外市场难以找到安身之地的情况下，日见萎缩。
文化的传播有其特殊性，民族色彩浓烈的文化往往更受欢迎。在中国动画业的发展中保留和发掘我们的本土文化基因，打造我们的民族文化特色，不仅有着十分重要和现实的意义，而且是迫在眉睫。中国动画也曾在丰厚的本土文化中寻找艺术形象，创作出了一些体现中国本土文化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注重对中国传统艺术语言的借鉴和探索，并从中国传统绘画中寻找造型风格和艺术语言等传统文化特有的表达符号，如《大闹天宫》等。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好莱坞正是这样不停地消解异质文化，据为己有，形成具有东西方文化相融合特点的美国新文化，在与别国优秀文化基因的融合中打造自己的特色并走向繁荣。
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在全球化热浪中不断递进。
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别人的故事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素材。这并不妨碍我们做自己的动画片，关键是在构思故事的时候用自己的思维，融入自己的价值观，创作理念上求创新。审视创作理念上存在的缺陷，本土文化特色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我们前进中的障碍，如果我们在继承本土文化寻找动画语言时，仅仅把一些传统文化样式、民间美术题材和表现形式直接搬到动画片上，不仅永远无法找到动画的本土文化基因，找不到与时代的对接点，同时也根本无从了解西方艺术的传统精神。而这一点恰恰是好莱坞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中国本土动画曾经有过辉煌，也产生过世界经典之作，但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国外动画片及其衍生产品纷纷涌入中国市场的时刻，我们既要提倡和挖掘动画影视艺术的民族性，呼唤从本土文化中尽快创作出一系列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和民族生命力的动画形象，同时又要在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发挥文化消解的传播优势，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接点，使我们的动画影视作品能以我们鲜明的风格和独特的优势在占领我国动画影视市场的同时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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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正俊.美国动画与日本动画设计思维的几个特征.装饰,2006,1.
[3]路盛章.关于动画创作中民族化、国际化和人性化的思考.装饰,2007,4.
的共同之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基础，也是中国
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因素。它拉近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距离，有助于消除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异质文化的恐惧心理，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便于人们接受。
其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共性并不在于概念、范畴的相同，而在于文化精神的相通。因为只有在文化精神上相通的两种文化之间才有融合并超越传统、实现文化转型和提升的可能。当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和深入，数千年来建立起权威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尽全是促进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封建传统文化的卫道士遏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工具和武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利用传统文化比附或取代科学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要适合民族特点来曲解和改造社会主义”，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五四以前没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扎根在中国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精华的土壤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文化底蕴。但最终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层面的引进变为实践层面的指导并非易举，广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了理论和现实的融汇，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真正做到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并坚持用发展辩证的眼光学习、努力和研究，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进一步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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