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清朝对藏族地区的统治和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空前发展
第一节清朝初期对格鲁派的扶植
17世纪前期，我国正处于从分散的地方割据走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时期。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席卷中华大地，明朝中央的统治岌芨可危。满族建立的后金政权东征西伐，逐步削弱了各种地方割据势力的对抗，取得了全国统一的稳定发展的局面。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人关，建都北京，成为取代明朝的新兴的中央王朝。
清朝为了彻底清除前明残余武装在各地的复辟活动，首先需要巩固侧面蒙古一带的防务，当时的蒙古已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卫拉特蒙古(叫额鲁特蒙古)。卫拉特又分为四部：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当时的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正归顺清朝，漠西卫拉特蒙古诸部尚未归顺。其中，割据于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扩张领土，势力到达天山南北，因此，加强对蒙藏地区的控制，防御准噶尔的袭扰，彻底安戢西部边陲成为清朝的当务之急。
自从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传教于西北，蒙藏地方势力通过宗教在政治上建立了联系，同时，黄教又深人蒙、藏各部，为蒙、藏人民所崇信，所以，清朝实行了“兴黄教，
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扶植达赖喇嘛，抚绥蒙、藏人民的政策。
15世纪初，宗喀巴经过宗教改革，创立格鲁派之后，格鲁派在西藏地方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格鲁派的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以及扎什伦布寺等寺院的建立，使格鲁派形成了庞大的寺院集团，其势力远及卫、藏、阿里、康区、安多和蒙古地区，并获得广大蒙古群众的信奉和拥护。这便遭到了噶举派的反对。自15世纪末以来，噶举派一直没有停止对格鲁派的敌视和抗衡。1618年，得到噶玛噶举派支持的藏巴汗噶玛彭措南杰以后藏为据点，占领了包括乃东王宫在内的前藏一些地方，推翻了支持格鲁派的帕竹政权，建立了第悉藏巴地方政权，首府设在桑主则(今西藏日喀则)。1621年，噶玛彭措南杰之子噶玛丹迥旺波继任为藏巴汗(汉文史籍中记作第悉藏巴或藏巴汗)。他对格鲁派的仇视变本加厉，以武力胁迫格鲁派禁止其在拉萨举行传昭法会。但是格鲁派这时已经深深植根于藏族社会，要想消灭它，仅凭藏巴汗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正在此时，漠北蒙古喀尔喀七大部落的首领却图汗率领部众三万余人进人青海，迅速征服了原在青海的蒙藏各部落，统治了青海。却图汗崇信噶玛噶举派，排斥格鲁派。同时，在康区推崇苯教的白利土司对格鲁派也是深恶痛绝。这样，藏巴汗联合漠北蒙古的却图汗和康区的白利土司，从东、西、北三面对格鲁派形成包围之势。面临这种危难的境遇，格鲁派并没有坐以待
毙，他们秘密派人到天山南路向漠西卫拉特蒙古的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求援。
固始汗(1582-1655年)，本名图鲁拜琥，原来驻牧在天山北路，后来扩张到天山南路。由于受到准噶尔部的挤压，固始汗早有袭据青海，控制卫藏的企图。此时，接到格鲁派的请援要求后，于1637年，偕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等人化装成商人来到拉萨，会见了四世班禅罗桑曲吉坚赞和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同年，固始汗和巴图尔浑台吉从新疆发兵，大败却图汗部，杀却图汗，占领了青海。1638年，大部分和硕特部自新疆迁入青海，在青海建立了和硕特部的根据地。这时，固始汗把女儿嫁给巴图尔浑台吉之子，给予其丰厚的嫁妆，送巴图尔浑台吉返回准噶尔部。随后，固始汗便从青梅进入康区，消火了白利土司，恢复了当地各教派寺院。1641年，固始汗从康区发兵西藏，以会见达赖、班禅为名，事先将班禅从扎什伦布寺迎至拉萨予以保护，然后率军包围了日喀则第悉官邸，次年，藏巴汗兵败被杀，格鲁派最后的劲敌第悉藏巴地方政权灭亡了。固始汗继续西进，击败各部，彻底摧毁了后藏地方政权，成为藏族地区的主要统治者汗王。
藏巴汗统治被推翻后，固始汗把全西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命其长子达延汗常驻拉萨统领部众，命其第六子多尔济佐之，留有蒙古骑兵，驻牧于拉萨北部的达木牛厂地方
(今西藏当雄县)，以控制卫藏各地。其子孙居于青海者，将青海划分左右两翼分封十子。并在喀木地区(康区)征收赋税供应青海部众。固始汗本人则率兵驻后藏日喀则(后来也移居拉萨)。
固始汗尊五世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将其从甘丹寺移居到哲蚌寺的甘丹颇章(“颇章”为“宫殿”之意)，下令以西藏地方赋税供养格鲁派，并将卫、藏地区的行政事务委任给达赖喇嘛的第巴索南群培管理。“第巴”为藏语音泽，也称“第悉”，意思为“地方行政官”，格鲁派掌政后的西藏地方政府称为“第巴雄”。“雄”意为“官府”。此处第巴是指西藏政府的长官，其职权是代理达赖喇嘛总揽西藏政务。他是达赖喇嘛的亲信，对于达赖喇嘛来说，第巴具有辅佐达赖喇嘛处理日常政教事务的性质，有时可作为达赖喇嘛的全权代表行使职权；而此时第巴管理西藏行政事务的权力则是由和硕特汗王任命的，第巴必须听命于汗王的指挥。因此，取代藏巴汗政教事务的第巴政权具有蒙、藏统治集团联合掌权的性质。由于这时达赖喇嘛居于哲蚌寺甘丹颇章宫，历史上把这个政权又称为甘丹颇章政权。这个政权是以蒙古汗王为主要执政者和藏族第巴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
在甘丹颇章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四世班禅喇嘛罗桑曲吉坚赞功绩卓著。1645年，固始汗对他赠予“班禅博克多”①的尊号，并划分后藏部分宗溪归班禅管辖，这是班禅名号的
正式开始。
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结束了西藏各教派、各地方势力争权夺利、相互混战的局面。固始汗借助达赖喇嘛的力量，巩固了对甘、青、川、康和卫、藏、阿里等藏族地区的统治，增强了他对其他蒙古各部汗王的号召力，于是在卫拉特四部中出现了和硕特部和准噶尔部争雄的局面。
鉴于当时固始汗占有青、康各地，并握有西藏军政大权，实力
①班禅博克多，“班”是梵文“班智达”的简称，是对宗教学者的称呼；“禅”是藏语“大”的意思；“博克多”，或译为“博克达”，蒙古语，“圣者”之意，是蒙古人对睿智英武人物的尊称。
较强，为了抵制准噶尔部势力的扩张，清朝采取了扶植和硕特的政策，希望利用达赖喇嘛对整个西北地区的宗教影响，和利用固始汗的军、政实力，借以取得对蒙、藏民族的全面统治。因此，固始汗和达赖喇嘛从一开始就成为了清朝的争取对象。而达赖喇嘛和固始汗则一方面急需取得中央王朝的承认和分封，以确定各自的名分和地位，另一方面为了与卫藏各僧俗势力集团和西北蒙古各部的相互抗衡，也需要得到内地的广泛支持。这样，清朝和蒙藏领袖人物在政治上的结合成为了必然。
在清朝人关前，就先后与格鲁派和固始汗等建立了联系。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努尔哈赤极其重视对蒙古民众的统治。当时的蒙古族正处于由原始宗教萨满教向喇嘛教转变的重要时期。因此，支持黄教，赢得民心，使众多的蒙古民众归顺，成为后金政权对蒙古以致对西藏的主要政策。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政权与西藏虽然没有直接的接触，但却接触到了从西藏到蒙古传教的藏族喇嘛。
囊苏喇嘛是到蒙古科尔沁地区传教的西藏喇嘛，曾多次来到辽东，受到努尔哈赤的厚待，成为最早到达东北地区的藏族喇嘛。囊苏喇嘛在传教过程中，对辽东地方产生了一定的感情，并决定死后葬在东北地区。1621年，囊苏喇嘛圆寂，根据他本人的遗愿，努尔哈赤在辽东城的南门外韩参将的庄园里修庙，安放其遗体。1630年，皇太极又为囊苏喇嘛修塔、立碑、题词，作《大金喇嘛法师宝记》。
囊苏喇嘛这个普通的西藏喇嘛，死后却受到后金政权的如此厚待，可见努尔哈赤等人对佛教的重视程度。皇太极能够继承父志，在囊苏喇嘛去世九年之后，为其建塔，说明了后金政权支持佛的一贯立场。囊苏喇嘛宝塔为藏式喇嘛塔，并有其他一些附属建筑，当地人称其为“喇嘛塔园”，今无存。其碑文原为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现已从喇嘛塔园移到辽宁省辽阳市文管所保存。囊苏喇嘛作为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葬于后金地方的西藏喇嘛，不远万里来到蒙古、辽东地
区传教，为藏、蒙、满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
后金政权对佛教的支持还表现在大修寺庙上。努尔哈赤在后金政权建立的头一年(1615年)就在赫图阿拉建诸佛及玉皇庙，共建了七大庙。最引人注目的是皇太极于1638年在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建成后金最大的喇嘛庙莲花净土实胜寺。皇太极用了三年的时间，花费了二万余两黄金建成，至今其主要建筑仍在，当地人俗称“黄寺”或“皇寺”。不仅如此，皇太极还听从喇嘛的建议，在盛京建成四塔、四庙，象征着四方一统，后金强盛。后金政权大修寺庙，尊崇佛教，深得人心，一些蒙古僧众纷纷归顺后金。
皇太极时期，后金政权与西藏地方建立了联系，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及固始汗的使者到达盛京。1641年，固始汗向皇太极称臣，归顺大清。皇太极深知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地位的重要，为了怀柔蒙古、西藏，便派人去见第悉藏巴汗和达赖喇嘛，并要他们派高僧前来。后金使者到藏之时，止是黄教政权初立，急于向外寻求援助，并取得支持之时。同时，明朝的摇摇欲坠和清朝的蒸蒸日上，使达赖、班禅、固始汗审时度势，决定遣使前往盛京。
1642年，西藏使者到达后金，受到了热烈欢迎，“每五日一宴之，凡八月”。1643年，使者返藏，清太宗皇太极亲自为他们饯行，并命睿亲王多尔衮、武英郡王阿济格等人送至永定桥。使者还带回了清太宗给达赖喇嘛、班禅、固始汗以
及藏巴汗的信件和丰厚的礼品。清太宗对达赖喇嘛、班禅和固始汗的使者如此重视，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怀柔蒙、藏，使其宗教权、地方政权早日归顺大清王朝，从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统治全国。通过对宗教的支持达到其政治目的成为清王朝对蒙、藏民族的宗教政策。
后金时期，清王朝与西藏地方上层人物的来往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它表现出达赖喇嘛、班禅、固始汗及西藏僧俗人等对未来中央王朝的信任，并且成为清王朝与西藏几百年间中央与地方良好关系的开端。
1644年，清朝人关并定都北京。顺治帝特派遣使臣前往西藏问候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固始汗，并在西藏各大寺院布施。随后，顺治帝数次遣使人藏，延请达赖喇嘛进京。
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率蒙藏官吏、侍从三千余人，启程前往内地。顺治帝派官员在代噶地方(今内蒙古凉城)迎接。
1653年1月，五世达赖到达北京。顺治帝以“田猎”为名，与五世达赖喇嘛“不期然”地相见于京郊南苑。这是清政府特意安排的，其目的是既让皇帝出迎五世达赖喇嘛，又不失“天下国家之主”的尊严。顺治帝还命令特意修建了黄寺作为五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的驻锡地。五世达赖喇嘛在京停留了两个月，受到甚为隆重的接待，获得了极为丰厚的赏赐。3月，五世达赖离京返藏。5月，五世达赖喇嘛在返藏途中停留代噶之时，顺治帝派遣官员前往代噶，赐给五世达
赖喇嘛刻有满、藏、蒙、汉四种文字的金册、金印，正式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①。“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是沿用明朝对大宝法王封号的一部分，不同的是新加了一个“所”，以限定其管①“普通”，为梵文，译作“圣识一切”，是对显宗大德的尊称；“瓦赤喇怛喇”，梵文“执金刚”、“金刚持”之意，是对密宗大德的尊称。理佛教的范围仅在蒙、藏地区。清朝沿用明朝的这一封号，是为了表明清朝对明朝以分封确立同西藏政教首领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的历史承袭。“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则是沿用俺答汗赠予三世达赖喇嘛的全部尊号。
顺治帝对五世达赖喇嘛的册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使达赖喇嘛的封号与其在西藏的宗教领袖地位正式确定下来，从此历辈达赖喇嘛的认定都必须经过清朝中央政府的册封，而且成为一种制度流传至今。这不仅是西藏宗教界对中央政府的认可，也是西藏僧俗民众对中央王朝的归附。尽管达赖喇嘛的称号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但一个蒙古汗王所赠之号与一国之君所封之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俺答汗代表的只是一个蒙古部落，而顺治帝代表的则是一个国家。从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开始直到清末，西藏的历辈达赖、班禅全部由清朝中央王朝进行册封，确立了清王朝对西藏宗教的领导权。
其次，清朝中央对五世达赖喇嘛的册封，让其“领天下释教”，说明他在藏传佛教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从此达赖喇嘛世系代代相传直到今天。
再次，清朝对达赖喇嘛宗教领袖地位的确立，也是对格鲁派的认定和支持，对于格鲁派的发展、势力的扩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清朝中央的册封，格鲁派获得了在藏传佛教中的统治地位。
在对五世达赖喇嘛册封的当年，清政府又册封了当时掌握西藏地方军、政大权的和硕特蒙古汗王固始汗。顺治帝册封他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并赐给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的金印、金册，确认固始汗是领有封地、有权统治当地人民的汗王。因为达赖喇嘛只是西藏的宗教领袖，西藏地方的其他权力全部掌握在固始汗手中。清王朝不仅要取得在西藏的宗教管理权，而且还要取得在当地的政治统治权，让西藏成为大清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顺治皇帝对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的册封，正式确定了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权之间的属领关系，使西藏的僧俗统治纳入了清王朝的势力范围，为以后中央王朝对西藏的全面统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清朝政府对西藏地方早期施政的重要措施。
第二节康熙年间的治藏政策
五世达赖喇嘛受到清朝册封后，地位和声望大为提高，
号召力远及藏族各地区，于是，卫、藏、甘、青、川、康区等地方政教上层纷纷内附，“各地蒙古益加敬信”，来藏布施、熬茶者络绎不绝，格鲁派寺院又没收了其他教派寺院的大量财物，扩大了经济实力，寺院发展极为迅速。同时，五世达赖喇嘛在物质上也得到了清朝的大力支持，清朝每次除赠送大量礼品外，还规定每年拨给五世达赖喇嘛白银五千两作为赡养。一个庞大的格鲁派寺院势力集团逐渐形成。
1655年，固始汗死，诸子争位，和硕特部势力渐衰，西藏地方政权逐渐被格鲁派所掌握。固始汗的长子达延汗和第七子扎什巴都尔在青海因争夺汗位继承权发生矛盾，于1658年分割了和硕特部的统治权。扎什巴都尔主管青海，达延汗从青海来到拉萨继承汗位。1668年，达延汗和第巴在同一年逝世，汗位空缺三年。
五世达赖喇嘛于1679年直接委任桑结嘉措为第五任第巴，管理西藏政务。桑结嘉措为了扩大第巴政府的权力，委任卫、藏封建领主为第巴政府官员，领主管辖下的庄园由第巴政府封授，政府承认领主对庄园有世袭权；各地宗本①由政府委派，使地方权力也集中于第巴政府，又规定凡政府属下官员必须一律信奉格鲁派。在桑结嘉措执政期间，第巴政府的组织逐渐完备，确立了法制和官制，以及格鲁派寺院领主及其支持者在西藏地方的领导地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政体在西藏地方较以前更加健全了。后来，桑结嘉措又
修缮和扩建了布达拉宫，五世达赖喇嘛移居其中，拉萨逐渐形成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
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五世达赖喇嘛是藏族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为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安定与迅速发展作出了贡献。他求援于固始汗消灭了割据势力。1652年人京觐见清世祖并受封为达赖喇嘛，确立了他在藏传佛教中的崇高荣誉和地位。他亲自委任第巴管理政务，限制了蒙古和硕特汗王在西藏的权力，蒙、藏封建农奴宅阶级在西藏建立了联合政权，由历辈达赖喇嘛发展成政教合一体制，在这个时期西藏的政教大权逐渐集中于拉萨。五世达赖喇嘛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是继吐蕃赞普松赞于布和元帝帅八思巴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领袖。除了噶玛噶举派外，他对各教派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不仅赢得了各教派首领的景仰，而且能够保持藏传佛教各教派和藏内不同信仰者之间的团结，也有利于格鲁派的发展和巩固其统治地位。五世达赖喇嘛的晚年，在西藏各教派领袖和蒙古各部首领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对于祖国西部的安定作出了贡献，深得清廷的器重。五liL达赖喇嘛与清朝的关系，正如康熙所指出的：达赖喇嘛自受封册印以来，恭①宗，藏语意思为寨落或城堡，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相当于县。设宗本(即县长)一至二人，僧俗并用，掌握全宗粮赋、差税等行政事务。
顺职贡有年，“与朕从来意谊如一，交好六十余年”①。
五世达赖喇嘛圆寂时，西藏与拉达克之间为争夺古格和日土等地而激战犹酣，和硕特蒙古贵族指挥官督师前线，一旦对外宣布五世达赖喇嘛病逝治丧，势必影响战局，第巴的权力和地位也可能因此被固始汗的子孙剥夺，更难控制格鲁派由于一时群龙无首而可能引发的不稳定局面。所以，桑结嘉措决定秘不发丧，假称五世达赖喇嘛居高阁人定，凡事传达达赖喇嘛之命行之。这样，他可以假五世达赖喇嘛之名，维护格鲁派的势力，保存自己的地位，与和硕特汗王进行斗争。
1694年，桑结嘉措借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请求清朝廷敕封。康熙帝经过反复考虑后，决定封桑结嘉措为“法王”，赐给“掌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迪之印”。②这样，桑结嘉措即借助依靠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敕封的天威，名正言顺地统治西藏，行使职权，这也是与矛盾日益加深的和硕特蒙古汗王相抗衡所必需的。
朝廷的支持与格鲁派在藏族地区的迅速发展，大大增强了第巴桑结嘉措的地位，引发了与和硕特汗王发生权力之争。
当时坐镇拉萨统治卫藏的是继承达延汗位的拉藏汗③。拉藏汗既被朝廷封作屏辅，又在达木驻有军队，只是惮于五世达赖喇嘛在蒙、藏人民中的威信，而暂时没有屏除桑结嘉措。桑结嘉措的目的是争取朝廷的支持，迫使拉藏汗退出卫
藏，巩固第巴政府的统治。但是，当桑结嘉措失去达赖的凭恃后，深知自己力量的不足，
①(乎定朔漠方略}，卷二八。②<清圣祖实录》，卷一六一。③有人认为他是达延汗之子，也有人说是达延汗之弟。除了争取朝廷支持外，他还欲削弱和硕特部的力量，于是决定利用北方的蒙古准噶尔部和南方的吴三桂的实力排挤和硕特势力。
当吴三桂叛清时，有陕西提督王辅臣占据甘肃平凉投降吴三桂，吴三桂以王辅臣之变，欲由秦蜀人犯，攻占陕西、甘肃各地，于是青海和硕特部趁吴三桂之乱北犯河西，欲夺河西走廊，桑结嘉措竭力阻止和硕特部的向北扩张，借五世达赖喇嘛的宗教威望遍告青海诸台吉应安戢部众，勿为边患。这是他效忠于清朝的表现。当时，适值清军与吴三桂相持，时有胜负，清朝谕令五世达赖喇嘛欲借青海蒙古军从松潘厅进入四川，攻打吴三桂占据的川、滇地区。桑结嘉措则假借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以“粮草不继，人饥马瘦，何能深入”为借口而拒绝出兵。并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规劝朝廷对吴三桂“莫若裂土罢兵”①。桑结嘉措本意虽然不是助吴反清，但此举动却大大触犯了清廷。当吴三桂占据云南时，每年都遣人到西藏熬茶礼佛，因此与达赖喇嘛取得了联系。此时吴三桂占据川、滇，地近青海，第巴以上述借口拒绝清朝出兵援助，又要求清朝承认吴三桂的割据势力，其目的是
谋求日后借吴三桂的力量为己用，殊不知清朝廷对吴三桂是势在必除，桑结嘉措完全违背了朝廷的意旨，从此便失去了清朝廷对他的支持。
第巴又借助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力量，打击和削弱和硕特部蒙古汗王在西藏的势力。准噶尔部为漠西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驻牧于伊犁一带，当时的汗王是噶尔丹。他早年出家拉萨，学经修法，为桑结嘉措的同窗好友。他在五世达赖喇嘛和桑结嘉措的支持下，还俗返回新疆，杀其兄子篡夺汗位，雄霸天山南北，并①(清圣祖实录》，卷五四。
开始向外扩张，占领漠北全境，欲南下漠南及内陆疆域，不断扩充地盘，制造分裂，迫使康熙三次御驾亲征。同时，康熙谕令五世达赖喇嘛派员前往劝说，争取噶尔丹罢兵息战。然而桑结嘉措却暗中与噶尔丹勾结，妄图以噶尔丹的力量驱逐和硕特蒙古势力。在康熙最后一次打败噶尔丹后，从被俘的藏人口中得知五世达赖喇嘛已圆寂多年的消息。而桑结嘉措匿丧不报，又助噶尔丹东侵，大大激怒了康熙，于是致书严厉斥责桑结嘉措。桑结嘉措慑于清朝国威，1698年，派人进京禀报五世达赖喇嘛辞世及六世达赖喇嘛转世的情况，追述1683年桑结嘉措已于门隅宇松地方找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仓央嘉措。尽管清廷对桑结嘉措的行为大为不满，但是，由于清廷无更多的时间直接过问西藏事务，况且对和硕特汗王也心存疑虑，桑结嘉措在西藏政局中又影响较
大。为了安定西藏地方，使“众蒙古亦欢悦”，“惟以不生事为贵”，而“宽宥其罪”，并承认了桑结嘉措所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准许将其正式迎至布达拉宫坐床。
仓央嘉措不仅是一位宗教领袖，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写的《仓央嘉措情歌》表达了他内心对爱情、自由生活的渴望。他于1683年出生在西藏西南部门隅地区宇松的乌坚岭，父母都是宁玛派信徒。他被选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后，就被秘密地供养在聂塘地方，接受教育。从仓央嘉措被指定为秘密灵童到进入布达拉宫当达赖喇嘛的过程，足以说明他为桑结嘉措所利用。他在进宫之前，桑结嘉措扶持一个真死假活着的五世达赖喇嘛，以震慑民众。仓央嘉措进宫后，有达赖喇嘛之名，而无达赖喇嘛之实，在达赖喇嘛①<清圣祖实录)，卷一八O。
之位，而不能行使达赖喇嘛之权，他被桑结嘉措所挟制。由于政治上的不得志，他在《情歌》里这样表白：“住在布达拉宫里，是活佛仓央嘉措；进入拉萨民间时，是荡子宕桑汪波。”①仓央嘉措被迎进布达拉宫后，一方面，由于他一下子被抬高到格鲁派教主的政教最高地位上，不得不穿上袈裟，过着那种达赖喇嘛式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根本没有实权，加上他毕竟还是一个青年，要求自由，要求过一种普通人生活的愿望是强烈的，这促使他成为一个既是活佛，又具有普通天性的两面人。所以，他在进宫以后，做出
了很多惊世骇俗的事情。他并不潜心学法，也不争权夺利，计较名位，而是修缮林苑，放浪形骸。他私自在布达拉宫正门旁边开了一个小门，夜间悄悄出去，下到拉萨民间，过他的放纵生活。这就成了蒙古拉藏汗反击第巴桑结嘉措的把柄，他否认仓央嘉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把矛头直接指向第巴桑结嘉措，力图改变蒙古汗王在西藏处于无权地位的局面。第巴在失去清廷的信任和支持后，其权力和地位受到蒙古汗王的严重挑战。但他不甘愿把权力交给拉藏汗。1703年，第巴与拉藏汗的矛盾公开化。在1705年的拉萨传昭法会上，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经三大寺代表和五世班禅代表的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第巴桑结嘉措退位，移居山南贡噶庄园，拉藏汗离开拉萨，返回青海，双方终止接触。但是，拉藏汗到达那曲后，即从青海调来万余蒙古劲骑，伺机南下。6月，拉藏汗兵分三路向拉萨进发，桑结嘉措的军队一败涂地。7月，桑结嘉措被杀，仓央嘉措被拘禁。自此，拉藏汗重新夺回了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权，并接管了西藏地方政府。
①黄灏、吴碧云编：《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47页。夺取西藏地方政权后，拉藏汗派人前往京城，向清政府报告事变的经过，并恳求另寻转世灵童。清朝认可了拉藏汗的所为，封他为“翊法恭顺汗”，并下诏执仓央嘉措赴京，以避免留仓央嘉措在西藏继续引起纷争的可能。1706年，拉藏汗
不顾三大寺和僧俗民众的武力反抗，挟仓央嘉措北上，行至西宁时，仓央嘉措病故，年仅二十四岁。①仓央嘉措终究成为蒙、藏封建贵族为争夺西藏统治权斗争的牺牲品。
1707年，拉藏汗另立益西嘉措②为六世达赖喇嘛，并请五世班禅为之剃度，取法名，受沙弥戒，其目的是想通过自己所立的达赖喇嘛独掌西藏军、政、教三权，并号令蒙古诸部。此举引起了三大寺及蒙古王公的强烈不满，由此，蒙古汗王拉藏汗不仅失去了影响力，又引起蒙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清朝廷因其为五世班禅所肯定，才批准益西嘉措坐床、登上达赖喇嘛的宝座。
但是拉萨三大寺上层并不承认拉藏汗所立的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嘉措，便在理塘觅得幼童格桑嘉措，清政府将其正式册封为“第六辈达赖喇嘛”。这是藏族历史上的第二位六世达赖喇嘛。所以在当时的汉文文献中出现了三个六世达赖喇嘛的记载。清朝廷之所以封格桑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是因为已经废黜了仓央嘉措，而益西嘉措又得不到蒙藏僧众的认可，只好再立一位六世达赖喇嘛，①关于仓央嘉措的卒年、圆寂地方及赴京情况，有多种说法。《清实录》中记载：他于次年行至青海湖边病故。牙含章先生在{达赖喇嘛传》中认为，他被送往内地后，被清朝软禁在五台山，圆寂于此。蒙古族喇嘛阿旺多吉在《仓央嘉措秘史》中认为，他行至青海湖边，在一个风雪夜突然遁去，先在青海传法，后到了西
藏，最后来到内蒙古的阿拉善旗，直至圆寂。法尊大师的《西藏民族政教史}认为：他在青海湖边遁去后，周游印度、尼泊尔、康、藏、甘，青、蒙古等处弘法利生。还有学者认为：仓央嘉措是被拉藏汗害死于青海湖畔的。②关于他的身世，一说他是拉藏汗的私生子；一说他为乞丐之子。]
弥补其缺。康熙帝担心双方因拥立达赖喇嘛之事发生冲突，遂于1716年下令将格桑嘉措送往北京，后同意暂时送至塔尔寺，由清廷予以保护。但藏族人民皆认为他是继六世仓央嘉措之后的达赖喇嘛，依照先后次序，应为第七世达赖喇嘛。在他圆寂后，其转世灵童强白嘉措被乾隆帝认定为第八世达赖喇嘛，可见清朝默认了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喇嘛的事实。
从五世达赖喇嘛到桑结嘉措执政期间，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蒙、藏统治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清朝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削弱与之相抗衡的准噶尔割据势力的扩张。因此，清朝始终尊崇达赖喇嘛，借达赖喇嘛对整个西北地区的宗教影响，求得蒙、藏统治阶级间的稳定。蒙古和硕特汗王是在顺应清朝对蒙、藏基本政策的前提下，借达赖喇嘛的威望号令蒙古诸部，巩固其在青海、康区和整个西藏地区的既得利益。桑结嘉措一方面秉承清朝的旨意，凭借达赖喇嘛的威信以影响蒙古诸部，另一方面，又力图摆脱蒙古汗王的束缚，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蒙、藏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形势下，蒙古汗王从支持达赖喇嘛和第巴政府，最后到第巴被杀害和
六辈达赖喇嘛被废，蒙古汗王独揽了西藏的政务。
拉藏汗所立的六辈达赖喇嘛既没有得到黄教上层僧侣的认可，还遭到青海蒙古诸部首领的反对。同时，西藏事务也未由拉藏汗独理。清朝于1709年特派侍郎赫寿到西藏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其目的是防止和硕特蒙古控制西藏。
清朝惟恐五世达赖喇嘛的逝世引起西藏局势的波动，1713年2月4日，康熙帝发布上渝：“照封达赖喇嘛之例”，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山。康熙帝选择这个时候册封班禅额尔德尼，其政治用意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格鲁派另一大活佛转世系统的领袖人物班禅在西藏社会的政治地位，以利用班禅的宗教影响安定人心。从此，“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和班禅在西藏的政教地位正式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确认，以后历辈班禅均由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例，直至今日。
当拉藏汗与三大寺上层喇嘛及在青海的蒙古王公围绕拥立达赖喇嘛问题处于尖锐对立之时，准噶尔部首领策旺(妄)阿拉布坦看准了拉藏汗在西藏的统治已陷人危机，开始插手西藏，以据有西藏，号令蒙、藏，抗衡清廷。
策旺阿拉布坦是噶尔丹的侄子，在噶尔丹东侵受挫之际，自立为准噶尔部汗王。准噶尔经过一段时间的和平发展，逐渐恢复了强势，策旺阿拉布坦的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1706年，在桑结嘉措被杀不久，他曾派人进藏迎请仓央嘉措，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