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魏晋玄佛交融研究
姓名：朱雪强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历史学 专门史指导教师：王洪军
20090401
王维最佛性的一首诗，是山水田园诗的一座高峰 诗词精品集 王维，唐朝著名山水田园派诗人，有“诗佛”之称。 与其他田园诗派诗人不同，王维的诗句中总是充满了佛家的禅意，空灵飘渺，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艺术美感。 王维信奉佛家，与他母亲有很大关系。因为他的母亲信佛。所以，王维从小也笃信佛教。这种禅意和佛性就对他后来的诗文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今天小编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是王维田园诗的代表作。在山水田园诗歌的发展史上，这首诗是继陶渊明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在唐朝无人能超越。 这首诗就是《鸟鸣涧》。在诗句中，王维带着佛性来观察和描绘周围的自然风景，赋予了山水与众不同的韵味。 下面让我们走近这首诗： 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这首诗继承和发展了以往山水田园诗的传统，吸取了陶渊明田园诗的清新自然，使山水田园诗在唐朝达到了一个高峰。
整首诗的大意是说：山谷寂静无人，只有桂花在无声地飘落。春夜的寂静使得山中更显空荡。明月悄然初升，惊动了深山中的飞鸟，于是，鸟儿时不时在山涧中发出一阵清脆的叫声。 在王维的《辋川集》中有组诗20首，全部都是五言绝句。 每首绝句都像是一幅精美的绘画小卷，静静地描绘了王维闲居辋川别墅时的生活场景以及周围的山光水色。 就如这首《鸟鸣涧》，全诗就只有20个字，没有任何其他复杂的词语，诗句里面的意象也很简单：闲人，桂花，静夜，春山，明月，山鸟，山涧。 诗人心灵安静平和，远离了世事的纷扰，独自一人身在寂静的春山夜色。身心宁静，所处的环境自然就会显得很寂静。 因而，诗人连桂花花瓣坠落这样小的动静都能感知到。此时明月出声，惊动了林间酣睡的山鸟。但是，也只是让鸟儿鸣叫罢了，并未让它么们飞走。 这样的一切远离了喧嚣，根本看不出丝毫世俗的烦恼。诗人的心境和春山的寂静完全地相契合了，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王维擅长写静景，即便是动态的景物，在他的诗文里也很容易染上安静的神韵。 读王维的诗，能让人安静下来，心灵放松。这与佛教的禅意是一脉相承的。 禅宗教化人们要摆脱世事的烦恼，求取精神上的宁静恬淡。于是，在王维的诗中常常可见一种清新淡雅的韵味，带着超然物外的出世之感，处处都有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感。 图文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魏晋玄学的形成 【摘要】玄学，是魏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和中国历史上其他的哲学思潮相比，魏晋玄学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风格及其当时玄学思想家群体放任、超达、自由、解放的个性，是其前其后的历史上所少见的。一种思想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玄学，作为魏晋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哲学思想，它的产生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残酷而又无奈的社会现实，几百年的思想发展，统治者维护政权的需要以及当时的学风都是促进玄学产生的条件，本文力图从这几个方面解读魏晋玄学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玄学；形成原因；影响； 1.什么是玄学 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
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2．玄学的形成原因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2.1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儒道文化合流包融的结果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学说代表了传统的文化和价值，它和封建社会牢牢维系在一起，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到了汉代，儒学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汉魏乱世，为了恢复和维护正常的封建秩序，统治者自然选择了儒学作为其统治的工具，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谈王维和佛教禅宗的关系 王维生活的盛唐时朝，正处在封建社会上升的高潮期。这个时代激发了知识阶层的情感，引导他们寻求完美的人生。他们当中有的鄙弃狭小的书斋，企图摆脱读书、科举、仕宦的传统人生模式和劳碌逢迎、无所作为的官场生涯，渴望投身于金戈铁马的战斗，以建立永垂青史的功业。有的厌倦和鄙视纷争不息、倾轧机诈、屈从强者意志的政治舞台，渴望寻求一处能够自由呼吸的精神乐园。朝气蓬勃的时代气氛既促成了他们对传统人生模式的不满，而国威的远扬、边塞战争的胜利和社会的安定、交通的通达、物质生活的丰足，又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于是，有人投身于边塞，走向大漠；有人拥抱自然，皈依“仙境”。总之众多知识分子都在努力摆脱平凡的、更高境界的人生。 王维早年，也曾有过高昂的政治热情。只是，几次重大变故的打击，逐渐消磨掉了他身上的锐气。王维是一个禀性极高的诗人，才华横溢，仕途亦较顺畅，后来因伶人舞黄狮子被贬，中年时期又接连丧妻丧母，特别是开元二十四年恩相张九龄被黜，李林甫执政，王维的政治理想破灭了，内心的苦闷可以想见。于是他将精力投到了对佛教的信仰和研究上，希望由此获得精神自由。 禅宗弘忍以后，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以惠能为代表，北派以神秀为代表，时称南能北秀。王维正是生活在这个时期，他受母亲影响，一直与北宗禅师有着广泛的联系，并潜心研究和接受北宗的佛教思想和禅文化。到了晚年，才转而信奉南宗。 然而与一般的信徒不同，王维对佛教的接受表现出他自身的特点： 1．他对佛教的接受是多宗派，他并不恪守某一家的宗旨，他兼收并蓄，并且还与儒道思想相结合。 王维是博学兼收的佛教学者，他不仅不局限于禅宗南北之界，还广泛吸收儒道思想。如：《能禅师碑》文中，广引儒道二家经典，以描述弘忍对慧能的传法：“皆日升堂入室（《论语》），测海窥天。谓得黄帝之珠（《庄子》），堪受法王之印。大师心知独得，谦而不鸣。天何言哉（《论语》）圣与仁岂敢。子日赐也，吾与汝弗如（《论语》）。”以黄帝与象罔、孔子与其生徒的关系及事迹，比附弘忍与慧能，义过于通，但我们能感受到的是，王维所具有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修养，在对外来文化和新的思想接受过程中那种顽强的表现。与此同时，我们也能领略到异质文化思想的冲击与融合过程。 中华传统文化给王维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涂上了浓重的底色。王维的佛学思想是从这一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我们探究王维的佛学思想、亦要透过这层浓重的底色。 儒家思想,主张在成就功名的过程中体现其主体的价值。实质乃是主体的人生价值消融于客体对象世界之中，主体价值由客体而得以实现的过程恰恰也是其主体性失落的过程;而道家则是以“无为”之态的消极出世态度应对世事。王维由儒而道，最终到佛，是封建士大夫命运的一个典型，从一定程度看，王维是在追求一种高士风范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走向虚空境地的随缘。于是形成一个矛盾而又和谐的统一，这实质上亦是儒道佛的相互激荡而爆发的。儒道佛被王维很自然的化为一炉，在山水田园诗中流溢出来而不露痕迹。 2，他的接受是多层次的。他奉行佛教戒律，他树立佛教信仰，而他最热心的是佛教思维方式； 王维非常尊祟禅家的生活方式。据《旧唐书》载： “维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有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在京师日饭数十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约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 王维的高妙之处在于，他将佛教的清静生活和中国文人的高雅情调结合起来，日子过的有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魏晋南北朝史---王晓毅 1士族社会的发育 弘农杨氏，家传“欧阳《尚书》”，四世三公 汝南袁氏，家传“孟氏《易》”，四世五公 荐举制度与官僚家族形成 征辟 征：皇帝下诏指名征聘 辟：公府聘为专书 察举（自下而上）：孝廉：郡级贡士 秀才 连带责任 官不用本地人，吏用本地人 黄范传 中国 领导上台要组建自己的班子 门生 故吏 田庄经济与乡里豪族 （凡事）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 士族来源： 士林学门 乡里豪族 官场官族 余英时《东汉政权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3、庄园与士族的文化性格 庄园经济的特点：多种经营、自给自足 庄园的独立性与士族的自由精神 庄园经济的特征 在以庄园经济，，这个“平面” 仲长统-曹操 憧憬的庄园生活 使居右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后汉书·仲长统传》 庄园经济与士族双重性格 儒家思想：教人做奴隶的东西，培植奴性 说了不做，做了不说 4士族与汉末政治 汉末清流的社会基础 （赵岐）因从官舍逃，走之河间，变姓字，又转诣北海，著徐 《三国志》卷十八《魏书·》 掩护党人 俭得亡命 《后汉书·党锢列传》 准备以暴力推翻汉王找台
水到渠不成 不推不倒 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中者二爷 故圣人顺时移动，智者因二一发 《后汉书·皇甫嵩传》 《后汉书·郑泰传》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 二、汉末落 名教破产 《后汉书·陈蕃传》 良心不能培养，良心通过教育出来了，教育讲的太多使人变得虚伪。心硬的可以划得着火柴 1971年林彪—分水岭 中国走的慢一点等等你的灵魂 2道家复兴 老庄的贵生哲学 《逍遥》 《后汉书》卷六十《马融传》 闻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 良少诞节 《后汉书·戴良传》 山阳—山东 薛勤葬妻 夫复 《风俗通义》 枪挑法制 故圣人能与时推移 崔寔《政论》 三、建安~魏初社会与思想的变化 1、建安名士及其思想 慷慨悲凉的建安时代 (公元196-220) 黄老道家 信仰胜利，虚无 铠甲生虮四 百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南朝 北朝—鲜卑氏 第一代 领袖：曹操
王维诗歌中禅 各位读友大家好！你有你的木棉，我有我的文章，为了你的木棉，应读我的文章！若为比翼双飞鸟，定是人间有情人！若读此篇优秀文，必成天上比翼鸟！ 唐朝诗歌中的“禅”道——浅析王维诗歌中“禅”禅诗或称佛教诗歌，是指宣扬佛理或具有禅意禅趣的诗。自从佛教在汉晋之际从印度传入，这类诗歌就应运而生。禅与中国诗歌的结合，就形成了诗歌园地中的一个奇异品种──禅诗。禅诗大体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禅理诗。这部分禅诗的特色是富于哲理和智慧，有深刻的辨证思维。另一部分则是反映僧人和文人修行悟道的生活的诗，诸如山居诗、佛寺诗和游方诗等。表现空澄静寂圣洁的禅境和心境是这部分禅诗的主要特色。这些诗多写佛寺山居，多描写幽深峭曲、洁净无尘、超凡脱俗的山林风光胜景，多表现僧人或文人空诸所有、万虑全消、淡泊宁静的心境。禅与诗的结合，有其内在本质上的必然性。二者
都面对着一个根本的大问题：生命。二者的发生和圆满也都基于同一种情况：觉悟。禅和诗所要完成的，都是体验和打开，使原本存在于事物中的东西重新凸现出来。禅诗自晋代以来，在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除了历史上诗僧们的大量作品外，像谢灵运、陶渊明、白居易、王维、孟浩然、苏轼、唐寅等历代诗人，也都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读唐诗和读宋词一样，如果不懂禅，那境界什么的，就肯定是与你无缘的了。比如寒山与拾得，颇有六朝文人飘遗之风，他们同行止共往还。“寒山住寒山，拾得自拾得”，都是“疯癫”型的异行僧人。其实，他们的“癫”与“疯”何尝不是佯装呢？在阅尽人世炎凉、看破俗风卑之后，他们干脆来个假作真时真亦假。“高高峰顶上，四顾极无边。独空无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终不是禅。”当诗人一旦与禅思冥合，六根不胶着于物时，诗人就能以明境般的心涵容万物，对境无心，应
班级：中文系语教本132班 姓名：黄全星 学号： 130110102019 论文题目：《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黄全星 摘要：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新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它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文学也开始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本文将就于玄学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浅谈式研究，以探讨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在这一哲学范畴中收获文学的启迪。 关键词：玄学思辨文学影响 一、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 魏晋玄学,起源于魏正年间。从东汉末年开始，统治阶级内部及社会矛盾问题开始日益显露，汉代儒家经学的衰落，也预示了新的统治阶级思想的诞生。在法、道、墨等思想并起的过程中，经过学人不断地清谈讨论，得出了玄学最适合解释解决时局与理想问题的结论。玄学是在乱世中产生，它具有老庄思想中无为的思想特征，同时又对老庄思想进行了全新地诠释。玄学在当时满足了魏晋时期学者、文人对于形而上学追问的渴望。所以说，魏晋玄学的兴起与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 二、魏晋玄学的重要时期及主要代表人物 （一）正始时期 １何晏，重要著作：《道德沦》，核心思想：宇宙本体是超言绝相的，是天地万物形成以前就存在着；名教的衰败是由于只注重形式的缘故；圣人无情而有性。 ２．王弼，重要著作：《老子注》，王弼的哲学是要直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的事物形态之外去寻找世界统一性的原理。核心思想：万物本体是永恒的，寂静不动，动是相对的，是物质现象世界的东西；“言意之辨＂；自然名教，自然为文化理想，名教为此理想的载体。 （二）竹林时期 １．嵇康，重要著作：《声无哀乐论》，核心思想：声无哀乐论，他认为声音和情感具有主客观的区别；明胆论，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人性的善恶和才能，是由赋受的气质决定。 ２．阮籍，重要著作：《通易论》，核心思想：阮籍反对虚伪的名
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① 侯旭东 居于汉唐统一帝国之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表面看来国家分裂，战乱不已，民生凋敝，是中国历史上黑暗时代，经过研究却不难发现纷乱与萧条背后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碰撞激荡，南方经济长足发展，诸民族密切交融，各种制度承前启后。20世纪以来经过陈寅恪、唐长孺等几代学者的辛勤探索，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不过，几经耕耘之后，学者亦面临资料有限、问题难求的困境，研究一旦面临“山穷水尽”的地步，就表明既有的研究思路已接近走到尽头，需要变换角度、拓展思路。兹不揣谫陋，谈谈对近几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的观感以及未来走向的点滴思考。 一、研究人员构成的变化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目前，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队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世代交替。20世纪50、60年代大学毕业的学者基本退出研究工作，目前的主力是50、60年代出生，80年代以后毕业的学者。70年代以后出生，2000年前后毕业的年轻学者已开始步入学界，崭露头角。这些学者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接受相对系统的学术训练，观念上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视野开阔。但是，完全成长于现代学科教育体制之下，传统文化的修养说不上丰厚，对古代文化隔膜更深，要作到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也更不容易。另一方面，多年来中国历史学教育缺乏系统、周密的思考与安排，学术史的训练、理论与方法的训练与语言工具的训练不足，亦潜在地制约着学者的未来发展。 二、研究的新动向 1、围绕儒家及其礼制的研究 最近几年研究相对集中的领域之一是礼制，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到这一问题。梁满仓自2001年以来发表系列论文，讨论魏晋南北朝礼制上“五礼”制度化的过程、南北方不同特点、军礼的鼓吹、讲武礼以及礼学问题等②。指出魏晋之际源出于《周礼·春官·大宗伯》的“五礼”开始被应用到朝廷制礼实践中，至萧梁时期基本成熟。北方五礼体系建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关于礼学的核心，清人皮锡瑞已注意到汉儒重《仪礼》，魏晋以后重《周礼》，作者则对此做了详细论证。③这实际揭示出两汉与魏晋以后在礼制——经典与实践两个层面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不同于梁满仓“礼制史”的角度，阎步克则基于制度史主体的立场对中古时期《周礼》所记载的六冕制度在汉代至宋明，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应用情 ①本文初稿是作者2007年8月25 日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中古史中日青年学者联谊会”上的发言。 ②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7-52页；《魏晋南北朝礼学述论》，《文史》2005年第3辑，第73-111页；《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7-59页；《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礼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商务印书馆，第273-307页；《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讲武》，《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62页；《魏晋南北朝礼学、礼制与凶礼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五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7-106页；《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3-35页。 ③梁满仓《魏晋南北朝礼学述论》，第84页。
浅析王维诗歌的佛性 本文是关于王维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在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中，有许多的确寓含了一种禅意，但这种禅意的表现不是纯粹的佛理说教，而是写出了一个蕴含禅理趣味的优美的意境。 王维是唐代一位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大诗人;不仅如此，他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历代以来，对王维诗歌中的禅理禅趣论述颇多。王维的信佛和他诗歌中的禅意，是明显的事实。本文试就王维诗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佛性作一论述。 王维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田园山水诗，的确写得很美，以至早就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誉。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诗也的确含有佛性与禅意。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以贪始觉贫。声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 这本是一首慰病之作，作者却在演绎禅理，现身说法，用禅宗的思想来解释人生疾患。诗人认为，人之所以眷念人生，就是因为有世俗之念，只有去掉世俗之念，才不会迷失道路。“五阴”、“六尘”、“十八界”等佛教概念在诗中大量出现。我们再看《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
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全诗的着眼点在于抒发对自得其乐的闲适情趣的向往。开篇二句，由“中岁好道”“晚家南山”点明诗人隐居奉佛的人生归宿和思想皈依。“道”，指佛教。“中岁颇好道”，作者强调自己中年以后就厌恶世俗而信奉佛教。一个“颇”字，点明其崇佛的虔诚心态。“晚”字，意蕴丰富，既可以指“晚近”，也可以指“晚年”。如果是前者，“晚家南山陲”是对现实隐居生活的描绘;如果是后者，则是对自己晚景的构想。这样一些佛理说教诗，在思想内容上并不可取，严格说来只是佛教信徒的偈颂。 在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中，有许多的确寓含了一种禅意，但这种禅意的表现不是如上一类的纯粹的佛理说教，而是写出了一个蕴含禅理趣味的优美的意境。我们再看《鹿岩》，这是王维晚年所作《辋川集》中的另一首名作，同样是描写一个空明寂静的意境。诗中所表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正是禅宗所提倡的。王维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禅宗。他母亲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大照即北宗神秀的弟子，这对他早年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影响。四十岁左右时，他又遇到南宗慧能的弟子神会，接受了神会的南宗心要。禅宗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强调“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也就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社会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种恬静的心境，进而把这种心境融入自己的诗中，使诗歌显耀出禅光佛影，如果拿《维摩经?佛国品》中“若菩萨欲得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学术思想，与时消息。随着门阀士族的兴起，以玄学为代表的新的哲学思想迅速流行。在注重章句注疏的两汉经学日趋繁琐的时候，玄学提出的“得意忘言”，将士大夫从繁琐的考据中解放出来，不再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而是注重文本内在的精神世界；在思想上，玄学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辨析“有”，“无”等哲学概念，揭露名教礼法的虚伪，追求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发挥。 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看法。 玄学的基本特征是“儒道兼综”，其中心议题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一多”等关系的四边推理，来论证自然和名教的统一。这里的“名教”是指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而“自然”则是指支配自然界变化的那种和谐的自然规律。 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和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到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 下面就具体来谈谈玄学在不同时期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主题。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迫于实践和理论的需要，一方面，他们接过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来打破两汉以来封建礼教的拘束，以为他们所代表的门阀士族阶级的放荡纵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们对于封建伦理规范，又不能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名教”与“自然”给以新的理解和论证,不得不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从而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时期，第一个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是夏侯玄。他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张湛：《列子·仲尼》)。视“自然”为“道”，为“体”，“名教”为“用”，这种用“体”“用”关系去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开了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先河，标志着对“自然”与“名教”关系探讨的深入。“自然”与“名教”之辨从此作为玄学思潮的一条主线，贯穿于玄学发展的始终。 名教本于自然———对名教的本体论论证 正始时期，何晏、王弼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晋书·王衍传》记载：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祖述老庄，立论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 政治 1）三国 三国包括了魏、蜀、吴，分别是曹丕、刘备及孙权所建立。 ①曹魏的年代始于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都洛阳，史称魏或曹魏。亡于公元265年。②蜀汉为刘备所建立的国家，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于成都，国号曰汉，史称蜀或蜀汉。公元263年为曹魏所灭。③孙吴为孙权所建立的国家，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229年称帝，国号吴，建都于建业，史称孙吴或东吴。公元280年为晋朝所灭。 2）晋十六国时期 ①西晋与东晋 晋朝分为西晋与东晋。公元266年司马炎代魏称帝（晋武帝），国号曰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280年灭吴，统一全国，秦汉以来的分裂，至此再度统一。但晋武帝死后不久，宗室之间爆发「八王之乱」，曹魏以来入徙塞内的游牧民族也乘机起兵称帝，全国又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公元317年，晋朝宗室司马睿在南方重建晋王朝，占有今长江、珠江及淮河流域，建都于建康，史称东晋。公元420年，刘裕代晋，改国号曰宋，东晋亡，共历十一帝、104年。 ②南朝 南朝分为宋、齐、梁、陈四代。①宋乃刘裕于公元420年夺取东晋政权后所建立，国号曰宋，建都建康，因皇室姓刘，故史称刘宋。②齐，公元479年萧道成所建，国号曰齐，建都建康，为了与北朝的北齐加以区别，史称「南齐」，也因皇室姓萧而称「萧齐」。
③梁，公元502年萧衍所建，国号曰梁，建都建康。④陈，公元557年陈霸先代梁称帝，国号陈，建都建康。589年为隋所灭。 ③北朝 北朝主要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隋朝。 北魏乃鲜卑族拓跋部所建，公元398年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公元399年改号称帝，逐步并吞十六国中的夏、北燕、北凉诸国。 公元439年统一北方，南大致以淮河、秦岭为界，与南方的刘宋对峙。 北魏国力颇强盛，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进行一连串的汉化运动，但因种种因素，却造成汉化与反汉化两大阵营的对抗，引起「六镇之乱」，瓦解了北魏王朝。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与西魏，隔黄河而治，东魏后为北齐所代、西魏为北周所代。从拓跋珪建魏，到公元557年西魏亡。东魏，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受权臣大将高欢胁迫，逃往关中。 公元581年，北周大臣杨坚受禅称帝，国号大隋，公元583年建都大兴（今陕西西安），公元589年灭南方的陈朝，结束南北朝分裂的局面，全国再度统一。 经济 1）南北经济趋于平衡。江南迅速开发，中原发展相对缓慢。黄河流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秦汉时期，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乱多发生在北方并且时间持续很长，使得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则相对稳定，使得南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样南北经济开始趋于平衡，以北方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开始改变。 2）士族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士族制的发展和统治者崇信佛教，导致地主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恶性膨胀，造成土地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 3）商品经济总体水平较低。由于战乱，不少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南方刚刚开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
魏晋风度：人的主题 李泽厚 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终学的崩溃．烦琐、汗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
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毕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晌。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曲折与前进 ——读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一、绪论 近日读了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被陈寅恪先生的历史学素养和别具一格的历史观所折服，陈先生不愧是一位历史大家。在运用大量的史料的基础上讲述历史，不拘泥于前人的思想学术，正如他的“三不讲”一样，他的对待历史的角度确实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学家，他注重在阶级利益上分析魏晋那北朝历史的演进与变化，重视宗教在历史演进中发挥的不可磨灭的作用，这种观点是我在其他历史书中没有看到的，让我们站在更加广阔的历史角度看待历史，不拘泥于历史的细节以宏观的思维看待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他为我重新认识这段历史打开了一扇不同以往的的窗户。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融合的时期，也是一个国家分裂、政权林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各民族尤其是北方各民族之间不断地战争、征伐和交流，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民族的融合，然而在着民族融合的背后确实血淋淋的屠杀。为什么这个时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为什么在胡人的马蹄下东晋不堪一击？为什么南朝的政权军事实力不断下降而文化水平制度却依旧领先？为什么北方会出现这么多的政权？各民族之间为什么长时间混战而始终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局面？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而陈寅恪先生给了我一个看到他们的方法，在阶级、民族、宗教上打开了一扇通向历史的窗户，使我们能够看见广阔的历史平原。
二、关于阶级与阶级的分析 在这本书中我学到的第一个知识便是对于统治阶级中阶级的分析，统治阶级即我们所说的封建地主阶级，他在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持续对中国的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的兴亡成败都和他们有着让紧密的关系。这个统治阶级也不是只有一种思想，就在地主阶级内部也有着巨大的分歧，通过对于这些各个朝代统治阶级地位与他们所代表的人的利益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更加清楚地认识历史。自从西汉中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过改造的适应汉代政治需要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随着这些思想的传播，研究儒家经典和儒家道德的人物和世家逐渐崛起，因而形成了所谓的世家大族，正如袁绍家的汝南袁氏，司马懿家的河内司马氏这样的世家大族，他们通过治经顺应国家需要逐渐扩大势力形成集团逐渐控制了国家的权利和士人的导向，他们在政治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个阶级也就是世家大族在控制了治经和道义导向之后就必须要控制政治，因而世家大族们无不是时代的官僚，他们通过广泛地结交和招收门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成为东汉以后至于隋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出身寒族的人物在顺应他们的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建立自己的王朝，然而从根本上来说这样的王朝是与他们的利益相违背的，因而不能够长久地持续。曹操和刘备就是这样的寒族，曹操的父亲曹嵩本来是夏侯氏，做了中常侍曹腾的儿子而崛起，因而他的出身是寒族，与以儒家经典起家并一起为标榜自己的世家大族在根本利益上格
王维诗歌的特点 简介：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汉族，唐朝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著名诗人、画家，字摩诘，号摩诘居士，世称“王右丞”，早年信道，后期因社会打击彻底禅化。存诗400余首，代表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与孟浩然合称“王孟”。苏轼评价其：“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王维诗歌特点 作品风格关键词：绘影绘形，有写意传神、形神兼备之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以清新淡远，自然脱俗的风格，创造出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禅”的意境，在诗坛树起了一面不倒的旗帜。 诗如画卷，美不胜收 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志林》)。王维多才多艺，他把绘画的精髓带进诗歌的天地，以灵性的语言，生花的妙笔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或浪漫、或空灵、或淡远的传神之作。他的山水诗关于着色取势，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积雨辋川庄作》)“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新晴野望》) 王维的山水诗关于结构画面，使其层次丰富，远近相宣，乃至动静相兼，声色俱佳，更多一层动感和音乐美，如“松含风里声，花对池中影”(《林园即事寄舍弟》)“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眺)“草间蛩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落暮悲。(《早秋山中作》)又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有远景近景，仰视俯视，冷色暖色，人声水声，把绘画美、音乐美与诗歌美充分地结合起来。王诗的画境，具有清淡静谧的人性特征。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幽静的竹林，皎洁的月光，让诗人不禁豪气大发，仰天长啸，一吐胸中郁闷。而千思万
魏晋玄学产生与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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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四) 天才的诞生： 黄初七年，曹丕在位的最后一年，奉这位皇帝之命而继承王粲爵位的王业家中，添了一个小儿子。 王业的长子取名王宏，宏，发扬光大，意味着使一度中断的王粲家族兴旺发达；王宏字正宗，以肯定其正统的继承人身份。所以当小儿子出世命名时，取名为“弼”，意为辅助，后字为“辅嗣”，以表示帮助兄长王宏共同振兴家族。 于是，世上一个姓王名弼，字辅嗣的男儿诞生了。 山阳王氏深厚的文化渊源，荆州学术的薪尽火传，还有王粲留下的来自蔡邕的近万卷书籍，共同构成了丰富的家学内容。这是王弼先天的财富也是他后天成功的基础。 关于王弼童年以及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内容，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从那位和他年纪相仿的另一位少年才子钟会所受的教育中，可以间接的推导一些王弼学习的基本内容。 颍川钟氏家族与山阳王氏关系密切，钟氏家族以擅长刑名学和古文经闻名。 钟会追忆自己文化启蒙教育的过程中这样写道: “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岁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 尽管家庭文化传统十分重要，而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更为重要，尤其是当一个思想家在其世界观形成的青少年时代，他所生活的氛围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正始时期，何晏等“浮华分子”上台后所掀起的玄学思潮风靡了思想界，而这时的王弼才十五岁，正是最容易接受“奇文异训”的年龄。 正始玄风主要风行于首都洛阳的上层知识界和上层贵族官僚青年中。王弼恰恰生活在这个环境里。 山阳王氏是名门望族，与汝颍名士为世交。王业是王粲的嗣子，正始时期在中央尚书台任尚书郎，全家定居在洛阳，生活在上层士族文化环境中是无疑的。
魏晋南北朝史学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民族，地理、军事，士族、人物，学术、文化；宗教、考古、吴简研究；对魏 晋南北朝史进行讲述，其中包括：十六国各政权在如何使自己政权的 属性与五德历运学说相协调的问题上，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蜀汉官制的特点，汉晋间民屯的不同形式及中古田制的演变，汉晋中 央政府对南匈奴的管理政策经历了转变过程，对南匈奴产生多方面影响，历史时期阮姓的起源、宗族的形成、人口变化及迁移与分布情况，得出两晋南北朝以前阮氏主要聚居陈留郡，之后大批南迁，形成了以 河南、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三大聚居地，使得南方阮姓人 口远远多于北方的结论，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的重大发展与这 一时期人们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走向成熟相关，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 取名风俗和婚姻生活，三国时期道教在魏、吴、蜀三国均有传播，但 方式与广度有所不同，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及佛教思想对于中古文学的巨大影响都说明了僧 侣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纪念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 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21—2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13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了大会。 本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相关研究论著颇丰，主要有：《缪钺全集》(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 书局)，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秦 汉魏晋南北朝史发微》(中华书局)，周伟洲《古都西安：长安与南海 诸国》(西安出版社)，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 版社)，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下，中华书局)， 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陶新华《北魏孝文 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 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家族 宗族关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杨洪权《两晋南北朝徙民中若干
唐代诗人王维研究：王维与“禅” 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唐朝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著名诗人、画家，字摩诘，号摩诘居士，世称“王右丞”。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与孟浩然合称“王孟”。 1、诗佛王维 以禅入诗，为唐诗注入特有禅趣的王维(七○一至七六一，一作六九八至七五九)，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维摩诘进入室中，故取字号"摩诘"。开元九年(七二一)，举中进士。张九龄为宰相时，擢升他为右拾遗，不久转任监察御史;一直到他辞官退朝之前，官拜至尚书右丞，当时的人尊称他为"王右丞"。归隐后，时常与高僧共游，又和处士裴迪等日谈经典，兴趣浓厚，不觉疲乏。曾经皈依荷泽神会禅师，从之参禅。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画家、书法家，兼通音乐。当时有被推崇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而王维则被称为"诗佛"，三人在盛唐诗坛上多有建树，可说是居三足鼎立的重要地位。 王维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于道光法师。他一生习禅，与南、北二系的禅师均有交往，先受北宗神秀一系禅学思想的薰陶，又受南宗荷泽一系禅学思想 * 。他的母亲崔氏曾"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大照禅师就是神秀的高足普寂。王维并写有《为舜闍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谒璇上人并序》、《过福禅师兰若》等，大通就是神秀的諡号，璇上人就是瓦官寺的道璇，出于神秀门下，福禅师就
是受神秀亲传，与普寂同门的义福或惠福，可见王维与北宗禅师有密切的接触交往。 王维与南宗的关系更为深厚，他除了皈依慧能大师的弟子神会外，还受神会之托，撰著《能禅师碑》，这是最早撰述南宗创始人思想的文献资料。他经常向神会请教佛法，他的许多诗作更常常"遥契南宗"，说明王维深受慧能、神会禅学思想 * 。另外，王维在《送衡岳瑗公南归诗序》中写到"滇阳有曹溪学者，为我谢之"，曹溪是慧能的传法处，曹溪学者是指南宗禅师，由此可知，他与南宗禅师交往的频繁密切。 王维非常推崇佛教史上的维摩诘居士，尤其《维摩诘经》的" 净名杜口，文殊绝名"的"不二法门"，对禅宗影响很大。所以王维推崇禅宗与推崇维摩诘居士是一致的。 此外，王维对于净土宗的信仰，也倾心归向，他在《西方净土变尽赞并序》中说："愿以西方为导首，往生极乐性自在。"王维常去听法的香积寺，就是净土宗寺院。他还与传扬密宗的温古和尚交往颇深。这一切都说明了王维对于佛教十分崇信，而且涉猎很广。 在安史之乱时，王维被安禄山拘留在洛阳，并被迫担任官职，待动乱平息，朝廷以附贼之罪要将他下狱，后来肃宗怜惜他的诗才，只贬了他的官职，让他任"太子中允"，再经多年的升迁，才任职尚书右丞。但是经过这一次的动乱，王维自觉倍受屈辱，又看到朝廷纲纪紊乱，不思振作，使他更想落尽繁华，回归田园。当时他一再表示要奉佛报恩，苦行斋戒，避开纷扰人世。于是他在京师每天供养十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