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启示
陈晓宇,陈良 ,夏 晨
(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及知识经济的萌芽,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和教育规模扩大
相伴随的是各级教育收益率水平的显著提高。对中国城镇就业人员跨年度的抽样数据分析显示,在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水平90年代初期以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状况基本得到了扭转。截止2000年,中国教育收益率水平虽然略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已与后者逐步接近。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竞争性的经济部门以及年轻的就业者中,教育具有更高的收益率。该结果从一个角度验证了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育的收益率得到了提高。
关键词:中国教育;教育收益;教育收益率
中图分类号:G 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468(2003)022*******
R ates of R eturn to Schooling in U rban China :Changes in the 1990s
CHE N X iao 2yu ,CHE N Liang 2kun ,XI A Chen
(Peking Univer 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market 2oriented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emergence of knowledge 2based econo 2
my ,the rate of return (ROR )to schooling in China has been experiencing a substantial raise during the 1990s despite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expansion of education.A multi 2year cross 2section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ROR to schooling i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average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by the year 2000,the ROR to schooling in China had reached 815%.Further study shows that ROR to schooling in com petitive sector and in y ounger em ployees are higher ,sugges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 2cation benefit and labor marketability.
K ey w ords :Chinese education ;benefit of education ;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03201206
作者简介:陈晓宇(1969—
),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陈良 (1932—
),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夏 晨(1979—
),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20世纪后期,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产业内部外部结构都发生重大变化,知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同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实施,我国经济也在两个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第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1980年到2000年间人均G DP 翻了两番;第二,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市场化程度与时俱进,其结果则是以加入WT O 为标志,中国经济正在融入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在以上这个大背景下,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对教育程度反应的变化,对于考察劳动就业领域的市场化进展、探讨政府和企业的工资政策走向以及确定非义务教育收费水平都有重要意义。
国际经济学界和教育经济学界对教育投资收益率的研究开始于50年代末期。当时众多的教育投资收益率的研究被用来证明人力资本理论的假设,并成为众多西方国家在60年代扩展教育、加速国民经济增长
的理论基础。[1]近半个世纪以来探讨教育和个人收入关系的努力在全球范围内似乎从未停止过,即使教育对
于个人收入分配具有至关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共识,研究人员也试图从不同的教育层次和形式,联系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并把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结果应用于教育投资选择、教育规划,
第1卷第2期
2003年4月北京大学教育评论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Review V ol.1,N o.2Apr.2003
以及教育和劳动工资体制改革的实践等领域之中。这也促进了教育成本收益研究自身的多样化发展。[2]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们有可能在同一个国家里对教育收益率进行长期不断的估算。这种估算不仅揭示了不同学校教育水平的不同回报,而且提供了在经济变化的情况下学校规模扩张如何对收益产生影响。[3]研究中国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大约始于80年代中期,迄今已经取得了一定数量的成果。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选择了教育边际收益率和教育内部收益率作为度量指标。这是两个教育经济学界最常使用的指标,其特点是:(1)属于相对量指标,不受货币种类和价格指数的影响;(2)是国际认同定义明确的指标,可以使用数学模型得出比较精确的计量结果;(3)便于进行时空比较。已有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研究的不足之处是:不同研究采集的数据时点不同,口径对象也不尽相同,难以进行动态比较;更缺乏大范围同口径长时间跨度的动态研究。
本文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的“中国城市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选择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的20世纪最后十年为时间段,以1991、1995、2000年这三个时点,采用全国范围的全部抽样住户的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城市住户的教育边际收益率做系统动态的追踪研究,力图从实证角度揭示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对教育程度反应的变化情况。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
教育经济学界反映教育收益水平最常用的有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和明瑟收益率(Mincerian rate of return)两种。明瑟收益率指的是利用明瑟收入函数计算出的教育边际收益率,反映了受教育者多受一年教育收入的变化率。内部收益率的计算需要有教育成本和完成教育者就业收入两方面的数据,而估算明瑟收益率只需要毕业生收入数据。本文的讨论将主要围绕明瑟收益率展开。
通常设定明瑟收入函数形式如下:
L nY=α+β3S+γ13X+γ23X2(1) 其中Y是就业者的收入,S是就业者受教育年限,X是就业者的工作经验(年限),按照劳动就业理论和国际上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经验,工龄对收入呈现二次曲线关系。就业者在某个工龄点收入达到峰值后,随着工龄增加收入有下降的趋势。公式(1)中变量S的系数β满足下列公式(2):
β=9ln Y
9S=9YΠ9S
Y
≈
ΔYΠY
ΔS(2)
称β为明瑟收益率,其含义是:在相同工作年限条件下,多接受一年教育的就业者收入比未接受该年教育的就业者的收入的变化率。
本文估算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度进行的城镇住户调查。为了反映教育收益状况的历史变化,本文将采用1991年、1995年和2000年三年的全国统计数据估算当年的教育收益率水平,并将所得结果进行比较。此数据集一方面能够反映全国范围的情况,避免了样本代表性方面的局限,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统计局进行的住户调查是每年度进行的例行工作,与教育收益率研究有关的主要指标都是一致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历史比较结果的可靠性。
2000年的数据包括来自除西藏自治区和台湾省之外,含新设立的直辖市重庆市的30个省、市、自治区的25323个劳动力样本,其中男性占54%,女性占46%;1995年的数据包括来自除西藏自治区和台湾省之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25802个劳动力样本;1991年的数据包括来自含西藏自治区,不含台湾省的30个省、市、自治区的26158个劳动力样本。表1是该数据的简单特征描述。
二、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变化
国际教育经济学界关于教育收益率的大量研究,尽管在数据样本和考察时间上各不相同,研究者汇总大量估算结果还是得到了一些相当一致的结论,比如在发展中国家各级各类教育都具有相对较高的收益率水平。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哥伦比亚、肯尼亚、韩国、香港)可比人群一系列长期横截面教育收益率的估算表明,在快速工业化同时学校教育快速扩张以普及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地方,从长期看,各级教育的收益66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
表1 数据特征描述变量
特征2000年1995年1991年样本数
253232580226158男性
百分比54%5214%女性
百分比46%4716%年龄
均值(岁)391139133713就业情况:
国有经济单位职工
百分比7917%8113% 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职工
百分比1018%1811% 其他各种经济类型单位职工
百分比512% 城镇个体经营者
百分比118%012% 城镇个体被雇者
百分比115%010% 离退休再就业人员
百分比014% 其他就业者
百分比016%013%年收入
均值(元)952014668310260917 其中男性
均值(元)1040615282514 女性均值(元)848118237119率都在下降,并且倾向于首先是小学收益率下降,然后是中学收益率下降,再后是大学收益率下降。有证据表明,几乎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一过程最终都呈现为大学收益率高于中学收益率,中学收益率高于小学收益率。[4]2002年Psacharopoulos 和Patrinos 总结最新的国际教育收益率研究,发现当前国际平均的教育明瑟收益率比20世纪90年代初汇总的结果降低了016个百分点,研究者将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各国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的状况联系,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育供给的提高导致了教育收益率的轻微下降。
[5]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有限数量的研究表明,虽然绝大多数年份和绝大多数地区的教育收益率为正,但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很低,绝大多数估算的结果都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6]研究
者一般将这一现象归因于收入的非货币化和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全,认为一方面研究所用数据没有充分考虑劳动者的实物收益以及一些非货币化的福利性收入,而这些因素在当时中国机关企事业单位中是普遍存在的,另一方面劳动力缺乏竞争和流动,受过较高教育者即使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其价值也不能从工资收入上得以充分体现。[7]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实施,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与之相伴随的是个人收入分配方式的改变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分配的格局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前均等化程度很高的收入分配逐渐过度到按劳、按资以及按劳动力价值等要素分配的多元化收入分配局面。与此同时,中国各级教育规模也经历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持续快速扩张。这种独特的社会经济背景为考察教育收益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赋予了独特的意义。
依照公式(1)的明瑟收入函数模型,分别对1991、1995和2000年中国城镇劳动者样本数据分别进行回归,所得结果见表2所示。
表2的结果显示,我国教育的收益率在90年代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增长过程,多接受一年教育的收益率水平从1991年的2195%提高到1995年的4166%,进而提高到2000年的8153%。而与受教育因素相比较,以工作年限表示的劳动力市场经历所起的作用却在下降,1991年工作年限增加一年平均可使收入提高5165%,明显高于教育年限的2195%的收益率,但到了1995年,教育年限的收益率就已经超过工作年限的作用,而在2000年的分析结果中受教育年限的收益率水平已经远远高于工作年限对提高劳动力收入的作用。这一结果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革中,年资因素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降低,与此同时教育因素在影响个人收入分配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本文的估算与其他研究采用的样本不
7
6 第2期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启示
86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
同,但此处得到的1991年教育明瑟收益率与研究文献中其他研究者估算的80年代末中国教育收益率水平基本相当(1988年城镇职工教育明瑟收益率的研究结果是,中国教育总体的明瑟收益率为318%[8]),1995年的估算结果也比较接近于前人对90年代中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计算结果(利用1995年11个省市抽样数据估算的中国教育明瑟收益率为517%[9],基于1996年7个省市抽样数据估算的明瑟收益率为513%[10])。90年代初期中国教育的收益率水平可以说是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根据萨卡罗普洛斯和帕特诺斯的总结,教育明瑟收益率的国际平均水平为:亚洲非OEC D国家919%,欧洲、中东、北非非OEC D国家711%,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12%,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1117%,OEC D国家715%,世界各国平均917%[11]),但经历了90年代的显著提高之后,2000年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水平虽然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已经逐渐接近。
表2 中国城镇数据明瑟收入函数参数估计结果
年 份1991年1995年2000年
常数项617857164971461受教育年限010295301046550108534
工作经验010564801033710102916工作经验平方-010008275-010003594-01000156 R平方012730115001154
说明:所有变量的系数估计值都在0101水平上显著。
用明瑟收入函数的原型得到的是不分教育级别的教育收益率,或者说是各级教育收益率的一种总平均,而在研究和应用中经常需要区分不同级别和层次的教育对个人收入影响程度的不同。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估算不同级别教育的明瑟收益率,包括对明瑟收入函数进行各种形式的扩展。此处采用简单的抽子取样本的方法来直接得到不同级别教育年限的收益率。这种方法在计算某一级别教育的收益率时,从样本总体中抽取教育程度为该级别,以及低一级别(例如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以高中为其低一级别,高中以初中为其低一级别)的样本,在此子集合之上对公式(1)的明瑟收入函数进行回归分析,所得教育年限的系数即为该级别教育的明瑟收益率。
分别在1991年、1995年和2000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选取相应的子集合,以公式(1)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相应年度不同级别教育的收益率见表3。
表3 中国城镇劳动力中各级教育明瑟收益率
大学本科大学专科高中初中
1991年3178%2172%1160%
1995年7123%5133%3187%3162%
2000年1311%9197%6153%4186%
说明:1991年调查中在文化程度一项未区分大学本科与大学专科。
表3的结果显示了90年代中国不同级别教育收益率的特点及变化趋势。在此时间段上教育收益率变化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首先,各级教育收益率均随时间推移而有显著的提高,其中大学本科的收益率从4%左右提高到13%,初中的收益率也从不到2%提高到了近5%;其次,教育层次越高,教育收益率越高,跨年度的考察数据一致显示,受过较高级别教育的劳动者不但其收入的绝对水平高,而且受的教育层次越高,多接受一年教育收入提高的幅度越大;再次,2000年的估算结果显示,中国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达到13%,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说明当前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具有相当可观的收入优势,这一结果有助于更好地解释我国高等教育社会需求持续旺盛的现象。
此前关于中国教育明瑟收益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中国教育收益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基于不同时期数据进行的估算结果也不尽相同。从其中一些研究结果可以得到资料代表的年代越晚,教育收益率相对越高的直观印象,不过由于通常不同的研究采用的是代表不同范围的资料,而且指标口径也不同,所以得到的结果严格意义上并不可比。此处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收益率变化的分析,利用相同来源的数据,采用同一口径的指标,在代表全国城镇劳动力的数据基础上得到了90年代我国教育收益率显著提高,并已逐
步接近国际平均水平的结果,特别是高等教育,其收益率从90年代初期的4%左右提高到2000年13%的相当高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教育收益率水平的显著提高,与同期国际上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导致教育收益率水平略有下降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不同所有制单位和不同时期参加工作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
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不完善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教育收益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探究导致中国教育收益率提高的因素时劳动力市场化也自然成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过程之中,劳动人事制度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第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的不断增大。对非公有制单位和公有制单位中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收入分析发现,与公有制单位相比,非公有制单位的用人和工资政策更大程度地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特征相符合。第二,整个社会就业的竞争和流动性的提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益和竞争力,逐步在企业内部引进竞争机制,改变国有企业佣工的“终身制”,以竞争性和流动性较高的合同制和聘任制取而代之。人才流动机制也在逐步形成。那些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进入就业岗位的高学历者,改革开放后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就业市场对学历的正向反馈,但受到原有工资水平、年龄等惯性因素的影响,反馈强度与改革开放后进入就业岗位者,会有明显差异。以下将从实证角度对这两点加以论证。
2000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中劳动力总体的平均年收入为9520元,其中大学本科毕业生平均13569元,高中毕业生平均8768元,大学本科毕业生平均收入比高中生高54%,而在非公有制单位中,职工平均年收入为12364元,其中大学本科毕业生平均为22759元,是高中毕业生11517元的接近两倍,统计数据直观地显示了在竞争性较高的经济部门中教育收益较高的现象。基于这一直观印象,对明瑟收入函数进行扩展,加入反映服务单位经济性质的虚拟变量,形成如下明瑟收入函数的所有制扩展形式:
L nY =α+β3S +γ13X +γ23X 2+δ13Q 3S +δ23Q 3X
(3)
其中Y 是就业者的收入,S 是就业者受教育年限。
X 是就业者的工作年限,
Q 为表示服务单位是否为公有制单位的虚拟变量 Q =1表示是非公有制单位;
Q =0表示公有制单位。
利用2000年城镇劳动力数据对公式(3)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见表4:
表4 2000年城镇数据明瑟收入函数所有制扩展形式参数估计结果常数项
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工作年限2Q 3受教育年限Q 3工作年限714318141%3115%-11942E 2043137%-0151% a 1各参数估计值均在0101%水平上显著;
b 1在回归方程中加入Q 及Q 3工作年限平方项尝试,该两项不显著,故逐一剔除。
表4的数据表明在以三资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单位中,教育年限的收益率比公有制单位中的高313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多接受一年教育者在公有制单位中的收入优势为8141%,而在非公有制单位里实现的收入优势更大,为8141%+3137%=11178%;而Q 乘以工作年限的系数为-0151%则说明非公有制单位中工作年限增加一年导致收入提高的比例,低于公有制单位0151个百分点。
反映改革开放进程对劳动力整体教育收益率水平的影响,可以通过考察改革开放前后参加工作的劳动力在教育收益率方面的差异来进行。在劳动人事管理制度的变革中,往往是新参加工作的劳动力首先需要面对各种改革,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参加工作的劳动者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显然有所不同,197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相对年轻的就业者所面临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体制中市场化的程度更高一些。为了考察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之下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同样对明瑟收入函数进行扩展,加入反映参加工作时机的虚拟变量,形成如下明瑟收入函数的参加工作时机扩展形式:
L nY =α+β3S +γ13X +γ23X 2+δ13P 3S +δ23P 3X +δ33P 3X 2(4)
96 第2期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启示
07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
其中Y是就业者的收入,S是就业者受教育年限。
X是就业者的工作年限,
P为表示就业者改革开放之前Π之后参加工作的虚拟变量
P=1表示1978年之后参加工作;
P=0表示1978年之前参加工作。
利用2000年城镇劳动力数据对公式(4)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见表5。
表5 2000年城镇数据明瑟收入函数参加工作时机扩展形式参数估计结果
常数项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工作年限2P3教育年限P3工作年限P3工作年限2 713447134%4146%-31901E2042113%-1153%21752E204
a1各参数估计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
b1在回归方程中加入虚拟变量P项尝试,该项不显著,故剔除。
表5表明2000年,改革开放以前参加工作的劳动者多接受一年教育的收益率为7134%,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参加工作的就业者中,教育年限的收益率比改革开放之前参加工作的高2113%,即为9147%。该结果说明了改革开放以后在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中,教育对个人收入的正向的影响作用有所增强,在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提高的制度环境下参加工作的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中教育具有较高的收益率。
以上对我国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分析显示,在当前我国城镇就业者中,存在竞争性较高的经济单位中教育收益率显著高于其他经济单位的现象。也就是说在非公有制单位里的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不但收入绝对水平比较高,而且多接受一年教育的收入优势也更大。那么随着非公有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也随之增加,从而使全社会劳动力总体上体现出了高等学校毕业生收入优势增大的趋势。另外,此处还验证了在改革开放以后参加工作的相对年轻的劳动者中,教育收益率高于改革开放之前参加工作的劳动者。那种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毕业生即使通过教育获得的知识技能可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也不会给其个人收入带来应有的优势的局面得到了扭转。[12]
以上实证结果,可以作为证明教育收益率与劳动力市场化关系的例证。同时,在经济转型中的中国,还可以为分析教育收益率的变化趋向提供线索,因为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竞争性的私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以及随着时间推移,改革开放以后参加工作的劳动者在劳动力总体中的比重上升,将会是未来促进教育收益率进一步提高的因素。
四、中国教育收益率变化的原因与启示
本文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跟踪研究显示,在20世纪后十年,我国教育收益率经历了一个显著的提高过程,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教育收益率严重低下的状况得到了基本扭转。我国教育收益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3%左右,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到2000年的815%,虽然略低于,但已逐步接近了国际平均水平。特别是其中以大学本科为代表的高等教育阶段的明瑟收益率已达到13%的水平,说明了在20世纪末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革过程中,教育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教育投资收益的显著提高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居民对教育需求的提高,特别是高等教育,可观的收益水平有效地解释了我国较高的高等教育需求水平,而且逐步提高的收益水平将使我国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继续维持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
对多个国家教育收益率的跟踪研究显示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规模的扩大,各级教育收益率先后下降的趋势。而与我国20世纪90年代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和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相伴随的却是各级教育收益率的显著提高,成为此类研究中具有独特意义的特例之一。
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是我国教育收益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教育收益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的缺失,研究者认为由于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和流动渠道,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即使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其价值也不能通过劳动收入体现。而在目标模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随着具有较高竞争性的非公有经济单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的提升和整个社会就业中竞争机制的逐步引入,劳动力的收入逐渐回归于劳动力价值,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提高劳动生产
率进而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框架才得以体现,教育的收益也随之提高。本文对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实证分析也佐证了这一理论假设。教育收益率随劳动力市场化水平提高而提高的意义还在于,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劳动力市场机制远未成熟。市场因素在劳动力配置方面的作用深度和范围还有待于继续深入和扩大,另外,随着现有就业人口中年龄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就业的劳动者比重将逐年继续上升,以上两种因素将是中国教育收益率在可以预期的未来进一步提高的促进因素。但随着中国教育规模的扩张,特别是受20世纪90年代末期高等教育大幅度扩招的影响,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将有可能是限制我国教育收益率进一步提高甚至导致教育收益率下降的因素之一。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变化也正在引起各方面的兴趣和重视。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技术革命正在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正在成
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13]由于知识经济的主导产业主要处于整个知识创新前沿的技术开发领域,呈
现为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所以,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基地,高投资与高回报也成为知识
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14]从国际经验看,20世纪后二十年许多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了人们对
教育收益问题的新的兴趣,生产过程的系统变革导致对某些类型的人才需求发生改变,有观点认为技术变革
越快的部门教育的产出越大。[15]虽然关于经济形态的转变,主要是知识经济的出现,对于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尚无专门的系统实证研究,但可以预期的是,关于经济形态的转变对教育系统的内部外部关系的影响将会是有关领域一个新的重要论题。
在理解和评价我国教育收益率水平的时候应当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本研究所讨论的教育收益率是指劳动者收入水平受其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的大小,这种分析框架中并不显性地包括教育成本的因素,而只是以受教育年限来隐性地表达该因素。因此在受教育者个人成本水平不同的情况下,相同的明瑟收益率水平对进行教育选择的个人来说具有不同的成本收益含义。此处因为数据的缺乏不能联系成本来进行中国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鉴于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结论频繁地被用作提高非义务教育阶段学费水平的理论依据,而根据有关测算,9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学费水平的大幅上涨,导致个人教育成本快速提高,联系成本
的教育内部收益率水平并无显著提高。[16]因此在论及非义务教育学费水平时,不但要看到教育收益水平提
高,学费水平的上涨对受教育者个人教育成本收益水平的影响作用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
五、结 语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稳步进行以及知识经济形态在经济生活中的萌芽,与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规模扩大相伴随的是各级教育收益率水平的显著提高。对我国城镇就业人员的跨年度的抽样数据分析显示,在城镇,教育收益率水平90年代初期以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状况基本得到了扭转,截止2000年,我国教育收益率水平虽然略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已与后者逐步接近。本文的结果还显示,我国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持续保持在各级教育中最高,并且已经提高到了相当可观的水平。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竞争性的经济部门以及年轻的就业者中,教育具有更高的收益率。该结果从一个角度验证了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教育收益率随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的理论假设,显示了在20世纪末的中国,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劳动力的收入正在逐步回归于人力资本理论框架描述的通过教育和培训手段积累的人力资本的价值。提高了的教育收益水平,特别是处于相当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收益率,有助于解释现阶段我国居民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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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刘曙光 岳昌君)
(上接第18页)教学改革等方面的新的现象。随着教育的专业化发展,这些教育活动中的新现象与问题已经不能完全依靠类似哲学等理论去获得它们的合法性,它们需要有新的教育学概念和理论体系为它们“撑腰”,使它们获得实践上的合法性,以及理论上的可解释性。同样,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了更好地规范和指导现实的教育实际与行为,也需要获得新的概念和理论依据去制定更加有效的教育政策。而缺乏必要的教育学概念和理论基础的改革和政策,往往也不容易取得成功。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总之,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创新迫切要求教育学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并由此而获得必要的合法性基础。
教育学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创新与转型并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已有的教育学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又是一种具有转型特点的发展,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发展。因此,与过去教育学概念和理论体系发展的累积性模式也是不同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差异,它也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困难一方面包括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和习惯的转变,另一方面也在于教育领域本身思想观念和认识的更新。从我自己的角度看,后者的难度更大。因为在我自己的教育研究和实践中,这种转变甚至是比较痛苦的。例如,在与研究生的交流中,我就常常简单地以自己的观点和理论去同化研究生的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而不能更多地考虑研究生观点中的新思想和新见解,进而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使自己顺应新的见解。当然。应该承认,这种转变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转变需要一种自觉的意识,而不能完全自发地完成和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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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何 方 邢志杰)
27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
当前中国教育困境原因分析 摘要：当前中国教育备受人们诟病，政府愈是喊“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愈是招来人们的不满。中国教育，到底怎么了？教育改革的症结、出路在哪里？人们倍感 迷茫。个种缘由，到底是什么？本文依据自己多年的教育经历，试图对该问题的 根由予以剖析。 关键词：教育中国教育教育危机教育问题 当前的中国教育可谓乱象迭生，教育界的任何异响都会招来人们的口诛笔伐。决策者的 官僚主义，既得利益者无尽的利益欲，是酿成教育乱象、造成教育改革踯躅不前的祸根。 中国教育越来越偏离自己的本真，在应试、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上狂奔！究其因，主 有以下几方面： 一、教育方针、目的的迷乱 教育具有国家意志性，教育方针、目的在“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教育目的有缺陷，必然导致培养的人才有缺陷。”自1957年毛泽东提出“五七指示”，历届党 和国家领导人都在不同时期对教育方针作过阐述。但是，受上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主义”及西方教育、价值观念的影响，在教育产业化的声浪中，我们的教育方针、目的变幻不定：劳 动者接班人者，“四有新人”者，合格公民者，创新人才者。教育方针、改革目标如此“走马灯”式的变换，使各级各类学校、教师无所适从。上层教育方针、目的的迷乱，不仅导致教育改 革中教育体制设计的畸形，也影响到教育内容的选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课时安排、教材编写等，最终影响到培养的“人”的质量。 二、教育改革的利益固化 目前的教育改革，在一定层面可以说是不同利益者间的博弈。不同利益阶层，都在教育 改革的声浪中竭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冲突。就目前看，教育改 革的最大获益者是那些手握教育资源、掌握学校管理的权力拥有者。这些人，在没获得权力前，不惜阿谀行贿、学术造假等竭力捞取功名；一旦大权在握，便借助手中的权力，利用职 称评审、绩效分配、评优考核、基建大肆捞金，又利用虚假政绩、学术造假巩固并谋取更大 的权力、利益，并竭力抵制教育改革。在他们的心目中，个人利益至上，国家人民只是自己 扩张利益的工具。而这正是多年应试教育经久不衰、素质教育踯躅难行、教育产业化一呼百 应的根源所在。而作为底层的百姓，期盼改革以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和优质教育资源，孩子 的考试成绩节节攀升；教师期望改革能不断提高收入待遇，减轻过重负担。一旦家长、教师 的期望达不到时，家长行贿、送红包，教师卖资料、有偿补课自成必然。由此衍生的高额借 读费、择校费、学生学业负担沉重等教育乱象迭生，屡禁不止。学生的学业负担沉重了，家 长的经济负担加重了，家校对立，师生互不信任。即使教师与领导、教师与教师之间也为了 职称、绩效明争暗斗、大打出手。教育改革的利益固化，是造成目前教育乱象的真正根源。 三、教育管理的行政官僚化 教育作为公益性事业，自然要由政府主导办学。即使民办学校，也必须执行国家意志， 服务于社会公益，决不可将教育当成投资赚钱盈利的产业。学校管理，是政府的职责。但是 政府管什么、怎么管，校长管什么、怎么管，则是一个难以拿捏的问题。政府作为办学的主体，投资归政府，收益归社会，这是政府社会治理的基本职责所在。学校履行政府办学职能，只是国家教育意志的组织者；教师是国家教育意志的真正实施者。政府、学校、教师、家长、学生，职责明确，权义明晰。任何一方权力义务的扩张，都意味着其他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压缩。就目前看：政府对学校统得过死、管得过多。别的不说，“211”“985”大学、“标准化”“示范”中小学及个别地区的“316”评估和各种名目繁多的检查，几乎将各校的办学特色扼杀殆尽。
1976年中国大事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经历了长期病痛折磨以后，阖然长逝； 1976年7月6日，朱德委员长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久病不治，离开我们； 共和国的几位主要开创者，竟然都在同一年先后去世，这真是古往今来难得一见的巧合。老百姓接二连三的听着哀乐，扎着白花，心怀恐惧，很多人都有“天塌下来”的感觉。 自然界的“天崩”也紧随而来。1976年3月8日下午，吉林发生极为罕见的陨石雨。陨石在离地面19公里左右的空中爆炸，3000多块碎石散落在永吉县境内，其中最大的陨石重1770千克，比美国1948年2月发现的“诺顿”陨石还要大，成为“世界陨石之最”。 还有“地裂”。1976年5月29日，云南西部先后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3级，第二次震级为7.4级，9个县遭到损失，人员死亡98人，重伤451人，轻伤1991人，房屋倒塌和损坏42万间。 两个月以后的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7.8级强地震，新兴的重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地震震中在唐山路南区的吉祥路一带，即北纬39度38’，东经118度11’，震中烈度达11度，震源深度12公里。极震区以唐山为中心向四面延伸，约47平方公里。唐山市老区多为老式单层民房，震后变成一片瓦砾；新市区大多是砖混结构多层建筑，几乎倒塌殆尽；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高层建筑物亦未能幸免，铁路轨道发生蛇形扭曲或由于路基下沉而呈波浪式起伏，地表产生宽大裂缝，桥梁普遍塌毁，地震构造裂缝延伸达8公里，
裂缝带附近的地面运动非常惊人，其两则200多米的范围内连人都被抛向空中。地震的影响区域极大，强震波及我国东部的广大地区，北起黑龙江的满洲里，南至河南的漂河，东临渤海湾，西抵宁夏的名咀山，14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的几亿人受到扰动。遭受地震破坏的区域约21万多平方公里，其中严重破坏区3万多平方公里。区内民房大量倒塌，农田淤满泥沙，水渠、水并堵塞，公路，铁路、桥梁损毁。据京津唐地区累计，地震中死亡24.2万余人，重伤16.4万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几百万群众又一次涌向天安门广场，欢欣鼓舞迎接“第二次解放”。
中国教育发展历程及改革 摘要：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中形成了一部深厚的教育史。我国古代以四书五经为教育内容；近代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中国的教育步入近代化轨道；当今教育愈加完善，但仍存在着许多弊端；展望中国教育前景，在社会的呼吁和教育学专家的努力下进行教育革新。高考制度亟待革新，学生学习需要民主自由，高校教育需要进一步改革。 关键字：中国教育制度发展现状弊端改革方向教育民主 一、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在《新教育大纲》一书中曾指出：“教育的发生就根植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经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因为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原始人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在学习制作工具的经验和技术，传递经验中产生了原始教育。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条件成熟；社会事务日渐复杂，需要专门的管理人员，政治条件具备；文字不断产生，文化积累增加，文化条件形成。在这个背景下，学校作为一种专门的教育场所产生。 西周官学制度产生，国学和乡学作为两种主要的学校形式。当时以六艺为教育内容，《礼记·王制》记载：“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当时教育管理的特点是学在官府政治上实行分封制，等级制度森严；思想上强调以礼治国。这些决定了西周统治者对教育的高度
重视和垄断，形成了“学在官府”的局面。 封建官学教育在汉代正式确立。汉代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太学确立，以四书五经为教学内容。与此同时以儒家“人学”为理论基础形成中国教育思想，此后经过一代代儒学家的改造和发挥，融合其他学派的教育思想，发展成中国独特的教育学思想体系。提出以“修身为本”的主题思想，追求人格境界，即个人与家庭、国家、社会的和谐，注重教导人自觉修养人格，强调理性自觉原则。采用以学习和修养为基础的教育方法，主要包括：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由“教事”至“穷理”安排合理的顺序，及师生共同研讨。 封建教育制度和思想在大一统制度的影响下，形成教育的国家化、政治化和伦理化的传统特色造成了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权威主义的教育传统，存在着弊端，禁锢了学生的思想自由和创造性。 近代以来我国的教育发生重大转变，先是从欧美输入，后又学习苏联。洋务教育开始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中国教育开始近代化进程。“五四运动”后，在中共的领导下，教育开启新的历程，为革命培养了先进人才。在输入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后，我国教育界人士创编了自己的教育学，先后出现了蔡元培、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蔡元培提出教育独立的思想，他在《教育独立议》中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于人类文化上能进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
大数据时代对教学改革 的影响 Company Document number：WTUT-WT88Y-W8BBGB-BWYTT-19998
大数据时代对教学改革的影响 摘要：目前传统教学内容陈旧、方法老套以及不能满足学生对新知识需求等缺陷逐渐凸显，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教学中引入在线教育、数字化学习平台、云平台、大数据技术，通过改变传统授课模式和教学方案的制定，不仅能改善教学质量，提升学生水平，还可使教学更加具有针对性、前瞻性和准确性。 关键词：大数据；云平台；在线教育；数字化学习平台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9-0143-02 随着互联网、信息系统及电子设备的发展，人类各行各业每时每刻都在生成海量数据。大数据的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正在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2015年9月5日，《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发布，标志着大数据上升为我国“国家战略”。大数据逐渐成为比石油、煤炭等更有价值的资源，将对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科学研究等产生革命性影响[1]。 高校教育也深受大数据时代的影响，正在进行一场技术与理念相结合的变革。在传统教学中，通常采用面授课为主的教学方式，也就是根据课本大纲在课堂上进行理论推导和讲解。这种教学方式的弊端在于：（1）教学内容单
一，不能与时俱进；（2）教学模式固定；（3）无法及时了解和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因此，现代教育迫切需要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工业物联网、大数据等）融合到教学中。大数据为课堂设计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使教师能蚋深入地了解学生，不断调整教学方案和模式，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教师的教学效果。 一、教学模式的转型 在教学改革不断推进的今天，传统教学方式的局限性逐渐凸显，单一的教学模式太过刻板枯燥，常用的教学模型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满堂灌”方法，整堂课只有老师对着学生讲解知识，难给学生互动和提问的机会。大数据时代来临，学习知识不再局限于课堂，先进的网络教育为世界各地的学生获取知识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更大的学习空间[2]。 对传统的教育体制而言，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新一代教育平台创造的个性化、智能化教学模式，降低了教育成本。同时也为解决区域之间教育不平衡问题找到了一条途径。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网络在线教育相结合，便可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教师授课效率同时得到提高。 在线教育服务Knewton是最着名的适应性学习体系之一，该体系由世界领先的终身教育服务商之一卡普兰的前
2020年度教育政策热点：到2020年中国教育的 变化 到2035年中国教育的变化 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增加，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贡献。 在此基础上，再经过15年努力，到2035年，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高等教育竞争力明显提升、残疾儿童少年享有适合的教育、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 实现教育现代化，准备这么干! 加快“双一流”建设 《文件》要求，要持续推动地方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加强高等学校创新体系建设，建设一批国际一流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全面提升高等学校原始创新能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健全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体制。 《实施方案》提到，进一步加快“双一流”建设，推动建设高等学校全面落实建设方案，研究建立中国特色“双一流”建设的综合评价体系。 坚定高考改革方向 在深化重点领域教育综合改革上，《实施方案》提到，要积极稳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坚定高考改革方向，完善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制度。此外，进一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分类考试，完善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和直接攻博等选拔机制。 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 《文件》指出，要以农村为重点提升学前教育普及水平，建立更为完善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办园体制和投入体制。大力发展公办园，加快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提升义务教育巩固水平，健全控辍保学工作责任体系。 推进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 《文件》要求，进一步提升义务教育均等化水平，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完善流动人口子女异地升学考试制度。 同时《实施方案》提出，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镇发展规划，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组织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文件》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与布局。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有机衔接、深度融合，集中力量建成一批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 《实施方案》指出，将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制度标准，完善学校设置、专业教学、教师队伍、学生实习、经费投入、信息化建设等系列制度和标准，制定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建立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师德师风成评价教师素质第一标准 《文件》明确，要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将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推动师德建设长效化、制度化。完善教师资格体系和准入制度。健全教师职称、岗位和考核评价制度。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 《实施方案》也指出，将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
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农村教育 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农村的发展对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而农村的发展靠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农村的教育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因此，正视当前农村教育综合改革面临的问题，大力改革与发展农村教育，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是新世纪我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全国妇联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2000万人，并呈继续增长的趋势。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在当地儿童总数中所占比例已高达18%至22%。调查显示，57%的留守中学生存在轻微或轻微以上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轻度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为47.7%，中度为9.0%，重度为0.3%。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还发现，这些留守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往往与父母的打工年限有关，时间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 2. 流动儿童（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00万。他们当中，失学率高达9.3%，近100万名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 3. 学校债务。教育部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欠债高达500多亿元，债务形式主要是施工队垫款、银行贷款以及向教师和社会借款等。 4. 农村教育资源匮乏。城市教师的超编和农村教师的缺编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分体现了在教育资源分配问题上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而农村的教育更是关键。作为农村教育核心的农村教师的生存状况可以作为晴雨表直接反映出来农村的教育质量。 （二）教育资源不均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一向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国家制定了多种法律，从不同角度保障人人受教育的权利，其中特别强调少数民族、儿童、妇女和残疾人接受教育的权利。经过50年的努力，中国的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九年义务教育正在有计划、分阶段地实施，全国已有91％人口的地区普及了小学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形式多样的成人教育和民族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初步形成了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体系。国际教育交流和合作也得到广泛开展。 中国1986年开始实施义务教育法，2006年对该法进行了全面修订。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实施以来，中国义务教育事业在很多方面取得新进展，已进入全面普及和巩固提高阶段。 一、中国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行政体制 中国实行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在现阶段，基础教育以地方政府办学为主；高等教育以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办学的体制；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实行在政府统筹管理下，主要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办学和社会各方面联合办学。 中国教育部是管理中国教育事业的最高行政机构，负责贯彻国家制定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制定教育工作的具体政策，统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协调全国各部门有关教育的工作，统一部署和指导教育体制的改革。 1978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师资格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和10多项教育行政法规。教育部在职权范围内发布了200多项
大数据时代下可能出现的工作变化在当今信息时代，以计算机类智能设备和互联网系统为典型代表的信息大爆炸和大数据经济一触即发，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互相关联。未来教育在互联网等技术的作用下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终身化；未来学习越来越个性化；未来的教师由知识的二传手到质疑创新精神的引路人，相应的能力要求也需要与时俱进。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必然带来教育体系的变革。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从最初作为教育信息工具的使用到扩散整个教学系统成为变革的内动力，带来了教育的新期待，站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时代潮流尚，教师教育也要顺势而为，思考在教育变革的大浪潮中教师如何进行角色重塑和专业成长。 一、大数据时代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外动力 （一）教育系统变革的外动力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推动了教育教学所处的外部生态环境，使教学系统与整个社会大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社会历史变迁对教育教学提出了变革的新要求；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为教育教学的变革提供了新手段。这两个方面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推动教育教学变革的外部动力。 教育教学的变革主要反映在对人才的需求上和信息社会对个性化人才的需求之上。个性化、定制化、网络化生产的家庭工厂将取代
庞大的规模化工厂。这种新型的数字化制造模式和发展模式，需要大量的适合信息时代的高素质人才。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教育迫切需要回归到“个性化”之路。未来教育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作用下变得越来越个性化，学习者对教育的选择多样化和定制化。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是教育变革的技术推动力量。“微学位”、数字化学校和数字化课程、反转式课堂、游戏化学习、互动式新型媒体技术等全新教育模式的出现预示着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将实现教育从教学内容到教育方式的全方位的转变。互联网推动整个教育教学的范式转变与流程再造，互联网时代教育的变革正源于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的共同作用。 （二）教育系统变革的内动力 互联网、大数据在教育教学系统内部扩散，重构了教育教学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互联网时代的新的技术带来教学观的变革，教学过程的重组，教学空间的重构，教师角色的转变和教学模式的创新。互联网教育不仅重塑了教育教学系统的结构，而且改变了教育教学系统的过程与行为模式，效率不断增强，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时空场景持续扩展，从而使教育教学脱胎换骨。新技术在教育教学系统内部的扩散构成教育系统变革的内部动力。全民教育、优质教育、个性化学习和终身学习已成为信息时代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互联网、大数据带给教育的影响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变革，而是在技术在
中国教育改革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教育改革的改革与发展 11 化本 1 班 李石磊 2011364142 一、中国教育改革背景 自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 30 多年，中国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仍存在一些不 足。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教育还不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现在，接受良好教育成为人民群众强烈期盼，深化教育改革 成为全社会共同心声。b5E2RGbCAP NO1. 中国教育发展中取得的成就 1、中国已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教 育事业发展十分迅速。高等教育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精英式教育”发展成“大众式教 育”；p1EanqFDPw 2、义务教育进入全面普及巩固的新阶段，基础教育水平全面提升。 3、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在改革和创新中加快速发展。 4、高等教育跃上新的台阶，人才培养和创新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5、教师队伍建设迈开新的步伐，教师整体素质水平不断提高。 6、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7、教育法制建设开辟了新的局面，教育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8、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稳步展开，成效显著。 NO2. 中国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公平问题仍然突出。 中西部的教育明显落后于东部的教育。同一地域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教育差距较大。从 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比较看，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正规学校教育和非正规的学历教育之间， 也不够协调。DXDiTa9E3d 2、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长期严重不足。 3、教育行政化色彩较浓厚，学校办学自主权短缺。 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教育的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这使得教育权利过于集 中于政府，而各类学校则往往缺乏必要的办学自主权。RTCrpUDGiT 4、国民总体教育程度不高，职业教育水平较差。 目前我国的整体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的素质仍然是较低的。目前大概全世界十分之一的文 盲还在我们国家，受劳动力素质的制约，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科技创新的能力也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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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的主要内容 1、学前教育 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明确政府职责；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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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教育管理模式变革 发表时间：2018-11-02T17:03:57.630Z 来源：《知识-力量》2018年12月上作者：潘婷立 [导读] 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当前时代逐渐迈入大数据时代，利用大数据处理日常工作。针对我国的当前的教育而言，教育管理模式已经逐渐不能满足当前教育的发展，需要借助大数据体现自身专业的专业性，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庆市 401331） 摘要：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当前时代逐渐迈入大数据时代，利用大数据处理日常工作。针对我国的当前的教育而言，教育管理模式已经逐渐不能满足当前教育的发展，需要借助大数据体现自身专业的专业性，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教育改革，采用先进的教育管理方法进行日常管理，维护教育管理的日常运转。为使我国教育管理模式进行时代化的变革，本文着重讲述大数据时代下的教育管理模式变革问题。 关键词：大数据；教育管理模式；变革 一、秉承教育大数据为当前发展导向 利用信息技术，使云端技术成为一种技术软件可以被日常应用，这也是大数据发展成熟可以被日常应用的重要体现。云端大数据的出现是划时代的，主要因为其可以较小的成本完成高质量的工作。信息科技的不断进步，促使信息转化为大数据，并且逐渐为大数据时代所取代。我国的科技时代云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的使用下真是拉开了帷幕。而针对于教育管理而言，从本质上说是对信息的收集、处理、安排过程，其不可能阻挡大数据的到来。教育管理所规划的教学目的以及教学任务，包含了数以万计的信息数据，仅仅依靠人力根本无法完成日常的工作，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达到教育管理的需求。因此，应在大数据背景下，对教育管理模式进行变革，其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一）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 通过社会调查以及采访诸多研究专家发现，当务之急在于改革教育体系。在对我国当前的教育体系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其本质在于对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也是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教育资源丰富且繁杂，依靠人力很难将教育资源进行合理分配。面临这项庞大的工作，首先需要对其内在本质进行深入研究，理解其概念。但是当前对大数据时代下的教育管理的研究依旧停留于理论层面，对于接连出现的问题也缺乏良好的解决方法。 （二）注重教育评估 教育管理其中重要的一环便是教育评估，其为教育管理模式中的有力工具。评估是对教育的各项指标进行量化，通过对这些指标进行评估，从而计算出有效的数据，来对教育的总体发展进行规划，同时对教育未来的发展进行规划。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教育评估开创了许多的的评估工具，可以利用大数据解决以往的诸多难题。但是在当前的教育实践中，教育管理者依旧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不仅仅是工具的问题，同时也是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我国现在依旧是应试教育，理性工具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数据得分一直是教育评估的直接体现。 （三）教育决策的科学性 对教育管理进行改革取决于所采用的教育决策，决策的含金量直接决定了教育管理改革的成败。教育管理在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所采取的教育决策的可行性、合理性、实用性，利用教育科技，完善教育决策。曾有著名学者指出，在我国教育发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教育部门制定出了诸多政策保障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这些教育政策只是关乎整体教育的细枝末节，没有对教育管理模式进行本质上的变革。教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决策，因此其应尽量避免政治战略对其的影响，以专业为本，最终实现大数据时代下的教育管理模式变革。 （四）重视教育管理者的专业能力 教育管理从本质上而言是人利用信息技术对教育进行管理，专业人员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教育管理改革的成败。在信息时代，农村地区的教育改革面临着巨大的苦难。长期以来，农村教育的教育管理者缺乏的专业的职业素养，行政方面的工作不断加强，但是关于教育的专业能力不断减弱，无法满足教育管理改革的需求。因此，应加强教育管理方面的职业培训，增强业务人员的业务能力。 二、大数据下的教育管理模式 （一）教育管理于大数据下应具备的特点 教育管理因为大数据的介入环境逐渐开放，开放性是大数据下教育管理模式应具备的特点。大数据为教育管理提供专门的公示栏以便分割信息，并且为传统教育提供数据支持，可以针对不同的环境体现不同的专业能力。利用大数据，教育管理不仅仅可以采取以往教育中的基础数据，如学生成长状况，教师个人发展等；同时可以采取社会信息，采取外部的社会资源，从中选取适宜学生发展的教育体系。 （二）建立大数据教育管理模型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教育自从上个世纪中期便开始发展并进行演变，其教育模式不断变化，逐渐改变原有的窗台教育模式，形成了从特殊角度发展而来的具备特色理论的文化形式。在过去的数年当中，我国教育科研人员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诸多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仅仅是从理论以及思维上进行研究，研究力度不深，取得的效果也不十分明显。我国为分析深层次的教育科研以及教育管理实践，尝试建立大数据时代下的教育管理数据模型，以主体、客体、资源、目标为四大支柱，建立一个共享的教育交流平台。通过这个复杂系统的建立，利用信息科技处理教育数据，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注重学生以及教师的双重发展，可以24小时提供教育服务，满足不同教育人员的不同个性需求，从而保障教育资源得到科学公正公平的分配以及合理的使用。 （三）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为保障教育行业的良好发展，教育资源应得到科学配置。首先，要注重人力资源，每一位教师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应充分发挥每一位老师的长处，同时注重弥补其不足，对其进行相关的职业培训；其次，便是财力以及物力资源，这两种资源使教育行业有效开展教育事业的物质保障；知识资源，是指在大数据下可以寻找到的教育理论知识，教学资料，不同学者对于学科的不同见解，并且通过不同学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提升教师的教学经验；技术资源，是指保障大数据的正常运转，使其便于为每一个人所使用，使其深入到教学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在大数据下对教育管理模式进行变革，主要是为了成就智慧教育，使教育现代化，利用大数据来保障教育的顺利发展，使每一个人平等的使用教育资源，平等的获得教育资源。建立基于数据的现代化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数据为基础）；提升教育服务的主要对象和教育的管理，使其能够按照所需要的教育管理模式实现最终的转变，促进教育的智力开发数据的挖掘和指挥产能的利用率。
《中国教育能改变吗》观后感 看完中国教育能改变吗后，颇有感想。教育不仅改变着什么，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在的不尽如人意的教育制度，它本身能改变吗？许多公众对教育改革缺乏信心，感到迷茫。那我们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呢？每个家长都希望让孩子有个美好的的前程，需要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但现行的教育体制让孩子们感觉不到学习的乐趣，“分数”和“名次”让孩子们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和基本做人的自信，大量的应试考题，更是把孩子们压得喘不过气，唯的教学大纲和统一的教学进度把每个充满个性的孩子变成了只知道死记硬背标准答案的书呆子。根本没有可以展现学生自己个性的机会。在经过十几年的学习后，离开校园走向社会仍然无措、对未来茫然、仍然不知道自己的路在何方。这对于孩子和家长，对于国家和社会，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所以我认为教育必须要改变！现在的学生首先要学好基础学科，至于那些不擅长的、事倍功半的科目，则不用高标准、不用严要求，使学习不再成为一项任务、或者变成一个负担。只要肯去观察、肯去发现、肯去挖掘，每个孩子都有优点、有擅长、有能发光的潜力。与其让“分数”来打消孩子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信，不如让“分数”成为发觉孩子闪光点的试金石。 《中国教育能改变吗》这部纪录片看完后感到很欣慰，欣慰的是我们的教育者们、专家们早就意识到了我们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但同时我也感到很悲伤，悲伤的是我们意识到问题却未能解决问题。我们国家早就提出了教育体制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发展，学生应该“减负”，应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但是目前的教育状况究竟如何呢？ 在纪录片中鲜明地呈现了我们教育的糟糕现状。孩子的书包越背越重，甚至现在都出现了拉杆书包；孩子的负担越来越重，一个孩子从会说话走路开始，便开始了人生的竞争，家长们疯狂地为孩子报名参加各种培训班。教室里的孩子个个端正地坐着，但是他们的眼神却是木讷的。中国目前最苦的不是工人，不是劳动人民，是我们的孩子。大人们工作累了可以休息，但是我们的孩子双休日却比谁都繁忙。素质教育提倡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徒有其表。就目前而言，仍然存在着“一考定终身”的现象（特别是农村家庭的孩子）。在孩子的眼里，学习是可
浅谈现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摘要：中国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如何构建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教育 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我国教育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现今的教育改革并未真正解决，反而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中国教育何去何从，如何解决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这不仅是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个普通民众所应关注的。我们相信, 只要理性地思考, 扎实地实践，中国教育就一定会走出困惑,步入新的天地! 关键词:中国教育问题解决策略 从古至今, 教育在人类生活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教育与个人的人格发育、品质形成、知识增长有关, 也与文明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有关。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很多的问题，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社会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青少年犯罪率偏高；腐败问题严重；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没有稳定的社会价值观；很多中国人科学素质缺乏，迷信，盲从，没有明确的精神支柱，对于物质利益的过分追求，对精神层面追求的淡漠，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心理焦躁等。社会问题是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而教育问题体现了社会问题，同时也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必要途径。 一当前中国教育的问题有哪些 教育领域中的问题相当复杂，剪不断，理还乱，但只有厘清问题理出头绪，才能进一步分析原因，找到解决的办法. 那么.当前教育领域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 从宏观角度看: 首先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是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瓶颈“ : 其次有限的教育投入还存在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 第三教育腐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第四宏观的教育决策有随意化的倾向导致教育改革成效甚微。 就幼儿教育而言，小学化倾向比较严重。幼儿从事的活动本应是“游戏” 而非“学习” ,对幼儿而言,培养良好的体质,发展健全的心智与塑造完善的人格,才是幼儿教育的使命。认知潜能的过度开发造成儿童智力过早成熟与定型: 情感与意志品质的被忽视. 导致其心智发展的片面与失衡。幼儿教育的小学化倾向,不仅造成儿童发展的片面化,也对儿童今后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就基础教育而言,首先,教育不均衡与不公平问题突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之间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仍是基础教育领域中的不和谐音; 其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仍任重道远: 第三.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无论从学校数量还是办学质量来看,高中阶段教育的问题都越来越突出。 就职业教育而言，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条腿走路”教育的步伐才能坚实稳健.中等职业教育目前的发展相对葵缩,这造成了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低素质和不稳定也是制约我国产业优化的重要因素. 高等职业教育也不容乐观.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体应是高等职业教育,但目前,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薄弱环节。 就高等教育而言,近年来“大众化”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忽如一夜春风来,大学学院如花开” ,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并未如预想的那样带来效益
中国教育大事记（1949——2008） 1、1949年新中国教育建设起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宣布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思想与政治教育，有计划、有步聚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新中国教育建设起步。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举行成立典礼。 2、1950年颁布中学教学计划 1950年8月1日，教育部颁布新中国第一个《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这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 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 3、1951年颁布第一个学制 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公布实施《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学制。它以法令形式确立和充分保障工农干部受教育的机会;明确规定了职业技术教育和业余教育在学制中的适当地位。 4、1952年教职工公费医疗 1952年6月27日，政务院发出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的指示。指示规定，从本年季起，全国各级学校的教职员工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从1953年春季起，高等学校的学生也开始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 1952年7月8日，政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国高、中等学校学生中实行人民助学金制。此前该制度已在一些地区公立学校实行。 5、1954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掀起第一次高潮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为此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此后，许多城镇高小、初中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形成知识分子青年上山下乡第一高潮。 1954年9月20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教育权利;对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6、1960年学制改革 1960年4月9日，陆定一在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提出在中小学教学改革中应"适应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此后，全国各地开始较大规模的学制改革试验。 1960年11月24日-12月12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会后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 1961年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批示提出，当前文教工作必须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此，教育系统开始进行教育事业和教育政策的调整、整顿。
大数据时代下教育的变革与创新 一、大数据及其特点什么是大数据呢？最早提出对大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设想以及提出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的是咨询公司麦肯锡。麦肯锡全球数据分析研究所在2011 年5 月是这样阐释大数据的：大数据是指大小超出了典型数据库工具收集、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1] 此后，研究机构Gartner 又对大数据的概念进行了完善。Gartner 公司认为：大数据是指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2] 大数据是相对于一般数据而言的，目前还没有严格的权威的定义.[3] 但是从上述两个定义中可以看出，大数据不仅体量巨大、结构复杂而且类型众多，单单从规模大来考量和定义是不准确也不客观的。 大数据的特点[4]主要包括：（1）大量（Volume）:主要指对数据的存储容量大，计量单位甚至上升到EB、ZB、YB 及以上级别；（2）高速度（Velocity ）：指对数据分析的速度极快，般在秒级时间范围内可以给出海量数据分析的结果；（3）多样化 （Variety ）：指包含的数据类型非常多，既包括网站记录、网络日志、图片信息，又包含动画、视频、地理位置等信息；（4）价值（Value ）：指大数据的重点在于发现海量数据背后隐藏的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通过大数据的定义和特点可以看出，大数据技术就是通过
高速的采集、处理和分析从大量的，多类型的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 数据。而大数据时代就是人们应用计算机、互联网产生的海量数据的处理与分析，以促进人们学习、生活与工作变革的时代。 二、大数据时代对教育的影响维克托认为“大数据”也必然影响教育：“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可以找出学校教科书中的哪一部分对学生而言效果最好，也可以找出效果不好的部分。[5] 当然，“大数据”对教育的影响不仅于此，下面我们分别从教学思维、教育管理、教育模式、教育评价方式和学习分析等各方面来分析。 （一）变革教育管理的理念和思维方式陈霜叶等[6] 指出：传统教育政策的制定通常没有全面考虑现实情况，只是决策者通过自己或群体的有限理解、推测教育现实，而采用调研的方法也常常是被指定“抽样”和座谈的样本，使得随机中掺杂了更多的人为干预，所以制定的教育政策就容易出现失灵的现象。在大数据的支持下，大数据时代将可以进行对教育数据的分析，挖掘出教学、学习、评估等符合学生实际的情况与教学实际的情况，这样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制定、执行教育政策，从而为学生制定出更符合实际的教育策略。 建立大数据教育决策支持模型，通过对教育数据的分析，挖掘出教与学、管理与评估的普适性规律，可以有的放矢地制定、执行教 育政策，合理地分配与管理教育资源。 二）教育模式从传统课堂的集体化教学向数字化个性教学 发展 大数据可以为学生的个性化教育需求提供彰显教师个人特质的教
中国教育的困境是什么？ 从事高中教育六年多时间了，感觉现在的学生一年不如一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大多数学生不满意，大多数教师不满意，大多数家长也不满意。广大人民对于幼儿教育不不满意、对于基础教育不满意、对于高等教育也不满意。难道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我觉得这不是。所有这些都只是改革开放的大进程中，由于没有改革到位而出现的问题的一部分。 有人说“中国教育的现状再不改变，中国的前途就会葬送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初闻感觉危言耸听，细思就感到中国教育的问题确实严重，并且不只是腠理之疾，而是心腹之患了。中国的教育究竟怎么了？现在将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写下来，以希望肉食之人能够寻求到让中国教育浴火重生之道。 困境一、家庭教育缺失的困境 完整的教育实施有四个方面：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然而长久以来我们仅仅把学校教育当成了教育的全部。而一个人所接触到的最早的教育来自家庭。 一个人，从胎儿到进入小学所得到的知识、技能绝大多数来至父母，来自家庭。一些最重要的意志品质的培养也要来自家庭环境。我们基本的生存、生活能力，例如：呼吸、睡眠、吃饭、行走、饮水、锻炼；我们所崇尚的品质习惯，例如：细心、坚强、持之以恒，乐观积极，勤奋好学，乐于助人等。这些都是需要母亲父亲在日常生活之中点滴渗透入孩子心灵之中的。身教远胜于言教。错过了学龄前的阶段，很多优秀品质，高尚道德的培养放到学校之中就变成了空洞的说教。 现实情况怎样呢？大多数孩子家庭教育缺失（或严重不足）。且不言那些几百万一年都见不到父母几面的农村留守儿童。就算在城市中，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明显不足。一方面，多数父亲母亲忙于生计，忙于工作无暇过问孩子的
大事记编写方法及示例 一、大事记编写方法 大事记的编撰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按时序记事的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孔子编定的《春秋》，它既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我国现存最旱的一部大事记。大事记在我国历史上使用得相当普遍，历代编修的起居注、实录以及正史中的年表等，都具有大事记的性质。大事记是一种以档案记载为主要依据编写的史料型档案参考资料。要编写好大事记，必须掌握它的概念、种类、作用、内容、编写方法和要求。 （一）大事记的概念和种类 1. 大事记的概念 大事记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简要记述一定历史时期一定范围内（某一地区、某一单位、某一方面或某一人物）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活动和重要事实的一种档案参考资料。它系统扼要地记录已发生的历史事件，揭示重要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事件之间的关系。也叫“年表”或“年谱（个人）”。大事记的名称，有： 2. 大事记的种类 我国古代的许多史书如《春秋》（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左传》（属于编年体历史著作）、《资治通鉴长编》（断代编年史书）、各朝“实录”，历史人物“年谱”及近现代外交上使用的“备忘录”等等，均属于大事记一类的历史资料。大事记按不同标准一般可划分为以下种类：
（二）大事记的结构 大事记是一种特定体裁的书面材料，作为完整的档案参考资料，大事记应包括题名、前言、目录、正文、附录五个部分。各个部分按一定的顺序编排成文。 大事记一般由题名、正文组成。正文是大事记的核心部分，它又包括大事时间和大事记述两部分。此外，根据大事记的编写目的、对象、篇幅长短、年限长短等情况，还可以设置前言（或编辑说明）、目录、概况、附录（包括注释、材料出处、图表等）。大事记的结构有完全式与非完全式。 1.题名。即大事记的书名或标题。大事记的题名大致由四部分组成： “记载对象”十“大事记名称”十“时间范围（或记述事件的上下年限）”＋“编者”，例如：云浮大事记 （1949年10月—2006年12月） 中共云浮市委党史研究室室编 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工作纪实 1949-2006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 吴宝康、邹家炜、董俭、周雪恒编 再如：中共××市委机关大事记 ×年×月—×年×月 ××市委机关档案室编 有些大事记的题名虽无具体的时间范围，但有历史时期的名称，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