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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依据旧制度、环境和行动主体三个变量维度，分析了村庄内农民合作社生成的两种路径，并进一步研究了专业经营户自主成立的合作社与村组织领办合作社（“支部＋合作社”）对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影响。
关键词：农民合作社公共产品历史制度主义
制度
变迁
历史制度主义在处理制度的起源和变迁时主要涉及三个变量：旧制度、环境和行动者。任何一种既存制度都是一种可能引起潜在冲突的制度，这是因为在旧制度下处于有利地位的集团和个人会试图扩展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而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或个人则试图改变这一既存的局面。制度的起源、变迁的方式和时机取决于这三个变量之间的两种组合：两个集团之间的冲突和竞争程度，环境的变迁所带来的新的机会和可能。笔者将农民合作社的产生作为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分析，因而认为村庄内产生的农民合作社，将形成政府、村组织与农民合作社构成的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合作网络。相对于这个新的供给制度，旧制度是我国取消农业税后目前主要由政府付费并以村组织为中介向村庄供给公共产品的制度。环境的变化主要关注《农民合作社法》颁布以来政府对农民合作社的支持方式与内容，行动者方面主要分析村庄内的村组织与专业经营户两个集团的冲突和竞争。
一、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旧制度
“十一五”以来，我国大幅度增加了农村地区的政府财政投入，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有了明显改善。按照这种制度，政府承担了村庄公共产品的大部分资金，并通过教育、卫生、农业、畜牧、科技、水利、交通等部门，决定了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项目的内容。这种情况下，村组织只在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中起到辅助的作用，而在表达农民对村庄公共产品的偏好意愿、组织农民参与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小，即我国目前的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一种单向的传送制度（见图1）。
图1：农业税收取消之后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政府
村组织村庄公共产品
资源投入政府决定内容
这种单向传送式的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造成的突出问题是：第一，政府部门而不是村民决定村庄公共产品的内容，难以满足村庄经济与社会分化后村民对公共产品的多元化需求。在有些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将资金投入到一些按照上级的考核指标设置、成绩容易量化、有“显示度”的项目中。尽管村民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免费得到政府的资金和项目，但这些服务往往并不是村民最需要的，甚至是村民不需要的。第二，投入村庄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有的时候，从国家部委，通过省、市、县、乡政府，才能到达一个具体的村庄，需要一层一层去争取这种以行政手段分配的资金和贷款，层层“跑项目”，产生了大量的贪污、受贿、挪用和浪费。
因此，在我国现有的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中，相关的政府部门以及村组织，能够通过资源的行政分配而扩展其权力，增强权威，甚至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而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作为这一制度的受益者，他们不仅缺乏改变旧制度的动力，甚至还希望进一步增强其权力并获得更多收益。而村庄的专业经营户因为得不到所需的服务，有改变旧制度的动力和意图。
二、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环境变化
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为我国的农民合作
社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支持农民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之后，北京、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区的农民合作社发展较快，截至2009年
9月底，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已经有21.16万家，比2008年底增长90.8%，四川、重庆、陕西等省区兴办了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
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困难，由于农民合作运动是在《农民合作社法》颁布后才刚刚起步，这些地区的农民合作社目前数量较少，基础较差。一些地区的政府推广了“支
■/李伟珍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农民合作社
的生成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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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合作社”模式。部分地区的“支部+协会”演变为“支部+合作社”。
总体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促进了各级政府对农民合作社的支持，这种有利的环境与不断积累壮大的专业经营户相结合，促使我国的农民合作社进入到快速生成阶段，并为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带来了新的机会和可能。
农民合作社成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之后，我国现有的单向传送型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将转变为政府、村组织与合作社共同构成的多元合作网络供给制度（见图2）。
图2：新制度下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
政府
村组织合作社
村庄中间选民公共产品合作
合作
供给
供给俱乐部式公共产品
其中，农民合作社将主要供给部分为村民受益的俱乐部式的公共产品。对这类公共产品的多元化需求是由乡村经济发展以及农业产业化所引起的农村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产生的。根据布坎南的理论，这种不覆盖全体人群的公共产品可以实现集团供给。俱乐部理论认为，出于相同个人偏好而参加到同一俱乐部的成员，对集团提供的俱乐部产品评价大致相同，在制度上就存在一种激励，这种激励能够消除各成员的“搭便车”动机。同时，在集团俱乐部产品不能满足成员的情况下，成员也会离开该集团，从而使集团蕴含特有的激励和制约机制，促使集团高效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则可以通过税收减免、贷款贴息以及项目资金等方式对合作社予以支持。而全村范围的多数村民受益的公共产品，例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乡村道路、连通村庄内外部的灌溉水渠等，可以由政府与村组织合作供给。
这种新的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由政府免费供给外部性强、村庄整体受益、农民急需但不愿意付费或无法付费的公共产品，同时，对俱乐部产品则可以建立消费者参与机制，让农民支付部分或全部费用，但可以享受到更加多样化的服务。
三、合作社生成路径及带来的制度变迁
以农民合作社的生成方式分类，我国的农民合作社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企业＋合作社”，带动农户建立合作社的企业通常位于县城、乡镇等集市中心，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可能不止一个村庄；第二种是农业专业户自发成立的合作社，通常由同一个村庄的经营蔬菜、水果、畜牧业的农户建立，也有一些跨村建立的合作社；第三种是一个村庄的农户在村党支部的带动下成立的合作社，一般情况下全体村民都会加入合作社，或所有从事某一产业的农民全体加入。这种合作社被
称为“党支部＋合作社”模式。本文主要讨论后面两种类型的合作社生成路径。
通过文献研究与笔者调研过程中发现，西北地区政府单兵突进成立的大部分“支部+农业合作社”模式，往往导致的是政府一厢情愿的制度失败：有的县乡政府将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作为一个行政任务，习惯性地以命令的方式执行上级的决策，没有通过耐心细致的宣传和动员促使专业经营户成立合作社，而是直接动员村组织领办合作社，于是在短时间内通过官僚化、形式化的方式建立了许多“支部＋合作社”；有的“支部＋合作社”模式中，村组织与合作社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村庄内部的管理或服务，仍然是以村组织的权威形象出现，召开会议，布置工作；合作社是一个对外展示的壳子，主要用于接待领导的视察，显示有多少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合作社的产值和销售收入达到多少等统计数据，即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争取项目资金的工具。这种情况下，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较多地延续了旧制度的成分，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见图3）。
图3：“支部+合作社模式”的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政府支部+合作社
村庄公共产品
村庄中间选民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
合作
资源投入政府决定内容
可以看出，村委会（及党支部）目前是我国管理乡村社会的最主要力量，已基本实现了对于过去的家族势力、村庄精英等成分的全面取代。但是，这个由村民选举制造的政治权力，由于选举中的参与不足和民主监督不力，在许多村庄却凌驾于普通村民之上，甚至成了村民利益的对立面。张静认为村组织已成为对上不代表国家、对下不代表村民的具有自我利益取向的利益主体，也即杜赞奇所说的营利型经纪人。
即使在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庄，权力也必须受到制约。有的学者认为，在“乡政村治”的情境下，农民只有合作起来才能摆脱一些地方政府和贪官污吏对他们的利益侵害，才能民主协商解决村庄公共事务，实现农村政治的和谐发展。而农民合作社这样的村庄草根组织，不仅能够满足农业产业化带来的对农业服务的多元化需求，也能够实现农民利益的多元化表达，从而对村庄的政治权威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与约束。
专业经营户自主建立合作社，能够形成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合作网络，在成立之初，必须尝试突破由数项制度共同铸就的制度模块而走上的路径依赖，尽可能的克服早期合作社催生阶段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弊端，这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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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具体内容，则取决于村庄内的行动者———专业户集团与村组织集团的冲突与竞争的结果。如前所述，在村庄原有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下处于有利地位的集团和个人会试图扩展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而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或个人则试图改变这一既存的局面，即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在中央政府努力推进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环境下，专业经营户自主建立的合作社作为供给制度主体地位的高低，取决于村庄内的专业经营户集团与村组织权威之间的冲突和竞争程度，也与县乡政府的支持或干预方式有关。在这些因素的复杂作用下，专业经营户自主建立合作社能够与村组织共同构成的多元合作网络供给制度。
农民合作社的产生将有助于突破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但具体的效果则取决于村庄内的集团之间竞争的结果及相应的合作社生成的路径选择。由专业经营户自主建立合作社，能够形成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合作网络，而“支部＋合作社”则使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继承了较多的旧制度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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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责任编辑：罗敏◇责任校对：罗敏
■/沈
默
摘要：文章分析了目前市场上农产品经销的几种模式及其特点，阐述了“农超对接”模式下的农产品经销的优势，针对超市如何“以销定产”签发“订单”，提出了几种常用的市场需求预测方法，为“定产”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农超对接以销定产需求预测战略决策农超对接是超市与农民结成长期战略伙伴关系，超市的农产品由指定的农业组织直接供给，而农户则按照超市订单的要求进行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和必要的流通加工，从源头上保证农产品的安全、卫生、健康和新鲜度，减少了农产品在流通过程的耗损，降低了流通成本，由此产生的利润源使供应链上的农户、超市和消费者共同分享。在农产品供应链上，市场需求是供应链的动力源，“以销定产”就是超市首先根据
农产品市场需求情况做出科学的预测，再向农业组织签发采购“订单”，以确保超市农产品的均衡供货。因此，超市如何做好“定产”决策是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的关键性内容之一，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现行农产品购销模式调查分析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产品是每家每户每天都要消耗的必需品，针对目前我国市场上频繁发生农产品残留农药超标、使用剧毒农药杀虫、食品加工过程中加入有害添加剂等引发食品中毒事件，例如今年2月份海南“毒豇豆”事件，
4月份再爆青岛“毒韭菜”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和构建食品
追溯制度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也成为广大消费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鉴于市场现状，我们对921名消费者（主要
农超对接“以销定产”决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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