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者评介（大家一起来）已阅42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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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播学在中国发展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应该怎么评价中国的传播学呢？中国的传播学者推动了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对他们的评价，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的传播学很有帮助。我们一起来吧。
你评一句，我评一句，让我们见证中国的传播学吧！
本人以70年代末的正式引入作为反思回顾的起点。按照传播学引入的时期和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阶段，本人将20年中有代表性的传播学者归为这样几个学者群，或称之为“派别”。
1、传播引入派。这一派主要包括早期（50年代）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几位比较有影响的老学者为代表。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郑北渭、张隆栋、陈韵昭等。他们的主要贡献是为国内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传播学相关著作，将西方的传播学开始引入国内。可以说，他们是国内传播学的开河之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和核心名词都是在他们的精心翻译和斟酌之下逐渐形成的。郑北渭、张隆栋二位老教授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翻译了一些相关的传播学著作。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一期发表了两篇编译文章《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引起了新闻学界的重视，而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教授也在《国际新闻界》第二期连载了希伯特的《公众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以几位老学者为开始，一些中青年学者相继成为翻译介绍西方的传播学，近20年的中国传播学发展，可以说，译介引入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早期的引入派，基本上并未形成有自己特色的观点而仅停留在翻译介绍的层面，这是他们研究的局限。早期引入派，更多的是为一些词语的翻译、称法而争论，这主要是当时政治经济环境的折射。比如，对于communication一词的汉语译法，就经历了通讯、交流等一系列的变化；直到后来确定为“传播”。它的称法就是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而不断改变着的。同时，早期引入派对传播学的引介多在学术界内进行交流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并未形成普遍的影响，没有引起业界人士的关注。不过，需要提出的是，正是因为这些引入派学者的所做的开拓性工作，使得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了可能。
我眼中的传播学者（之一）：清华李彬
黑河老兄的话题很有趣也很有意义，本人不揣浅陋，谈一点拙见。第一个我要谈的，是现在在清华的李彬博士。
李彬博士曾经给我们讲过课（可惜不是给我自己，哈哈），那时候，他还没有去人大读博士，不过已是我们学校新闻系的骨干教师了。记忆中的李老师很清瘦，常见他背一个绿色的军用书包（我们都猜想那里一定装满了学问），宽大的眼镜片后闪耀着智慧的光芒。那时候他给我们讲的课就是传播学，教材就是后来被陈力丹研究员等权威专家列为学习传播学必读书目的《传播学引论》。他的这本书对传播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作了详细而全面的介绍，行文生动，让我们很是开了眼界。要知道，在21世纪90年代初，不少大学新闻系里讲授的大多数内容是新闻采写的理论，也就是在1995年以后吧，不少大学的新闻系才改名为新闻传播系。
后来，李老师去中国人民大学师从方汉奇先生读博士，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他，只是在网上和学术刊物上，陆续知道他博士毕业后先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当主任，今年9月份又调到了清华传播系。
能有机会认识一位有才华的老师很难，能听他讲一学期课则更为不易。也许现在李老师见面也不认得我这个学生，可是我却在梦想有一天能再追随他研究些学问，可惜我现在在一家党报工作，枯燥而程式化的工作让很多梦想实现起来太难。
谢谢各位的响应。今天我再上一些。dage，我们可以一起来嘛，众人拾材，火焰高！
2、发展推广派。这一派的学者多出生于30、40年代，在70末传播学引入的时期正是他们学术知识和精力较为丰富的一个时期。这一派的学者利用自己原有的知识体系和经验，同时，学习、借鉴西方传播学，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并成为推动传播学早期发展的动力之一。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崇山、柯惠新、周鸿铎、刘京林、林之达、刘建明、郭镇之、孙旭培、沙莲香、陈力丹、明安香、朱光烈等。发展推广派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并努力使传播学与中国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渐渐地，他们都形成了各自有代表性的观点。
（1）陈崇山：出生于1933年2月22日，浙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硕士生导师。她致力于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探索受众接受新闻传播的规律，开拓我国受众研究的新领域。陈崇山教授是我国受众研究的第一人，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对后来的研究者很有启发。1982年组织了首都新闻学会调查组，首次在北京地区开展大规模受众抽样调查，受到当时国内外新闻界和传播界的关注，被誉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突破性行为”。陈教授早年在农村工作时，曾作为《中国青年报》的通讯员，开始了对新闻的浓厚兴趣。正是由于在基层的学习和工作，使陈教授产生了研究受众的想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的整体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她开始关注国内外有关的受众研究报道，积极参与了社科院新闻所的有关受众研究活动。在1982年进行的北京调查中，首次使用了“信任度”调查，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关注，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从此，受众的研究便开始渐渐地为学、业界所关注了。陈教授在这次调查中所发挥的关键和重要作用不可忽视。她认为，我们的媒介是为人民服务就应该研究受众，只有了解了受众，才谈得上更好地为他们所服务。及后，陈教授一直致力于受众研究及其推广，并成为我国这一领域的权威。
（2）柯惠新：1945年生，广东人，现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调查统计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和统计分析。
柯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下过乡做过知青。1980年调到北京广播学院，才开始又一次正式接触统计学，重新回到了自己相关专业的运用上。1986年作为国家教委公派访问学者身份到日本九州大学的两年进修学习机会使她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和当时国外较为先进的经验和知识。回国后，她开始关注传播学的量化研究，并不断学习，形成了自己研究的特色。1990年亚运会受众调查及其后形成的调查模型最终确立了她在传播研究方法上的地位，并成为该领域内的权威之一。1992年在北京广播学院成立了“北京广播学院调查统计研究所” （SSI），开始介入专业性的调查研究。
柯教授在传播学的定量研究上颇有建树，特别是对统计学在传播学研究上的运用，十分有经验，几次大的调查研究和若干次小型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传播学的发展离不开定量研究运用，而定量的研究又离不开数学和统计学的基础。柯教授主张将统计学应用到传播研究中来；
也主张将统计学的教育引入到传播人才的培养中来，只有学会运用统计学，才能更好地开展传播学的研究。陈崇山教授在早期从事北京调查时，并不真正了解统计，其数据完全交由北京统计局进行分析处理。这大大影响了对该调查分析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可见，多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应该是传播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
柯惠新教授和陈崇山教授都在传播学的应用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做出了贡献，并在这一领域内建立了自己的模型，为进一步地进行传播学定量研究做了准备。
（3）刘京林、林之达：刘京林现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林之达，现为四川省社会科学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新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们都在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结合上有所成就。
刘京林老师在1983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进修时就考虑到心理学和新闻学的结合问题，她试图从心理学视角分析新闻现象。1997年她撰写了她的代表作《大众传播心理学——从现代心理学视角看大众传播》，标志着她在传播心理学领域内地位的确立。因为传播学的一个主要起源学科就是心理学，而国内许多传播学学者并未从心理学视角来思考过传播学，刘老师的传播心理学研究就为我国传播学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在《大众传播心理学》这本著作里，体现了刘老师的基本观点，即从5个心理学取向上来研究大众传播现象。这5个心理学取向就是神经生物论、认知论、人本主义论、精神分析论和行为主义论。这一构想是开拓性的。从5个心理学取向或说心理学派别上来分析传播学现象，就开拓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发展丰富了传播学的研究。
林之达研究员出生于1941年，在省级研究生部门工作多年，对传播学的认识自有一番独特见解。
a、他认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方法，不应仅仅停留在宏观的定性分析和微观的定量分析上，而应该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后再用系统的哲学的观点进行综合、整理，从而对研究对象作出全面而系统的本质的反映。他主张将哲学的方法，即抽象的系统的思维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中去。
b、他主张将传播学说史划分为社会需要研究传播、社会需要研究传播学基础理论、社会需要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相统一基础上的成熟传播学的三个发展阶段，这是基于他对社会需要在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而提出的。以此，与传统的语言传播阶段、文字传播阶段、印刷媒介传播阶段、电子媒介传播阶段的划分相区别。
c、他认为，传播的作用点是人的心理及心理赖以生存的精神生活环境，并通过观念形态的信息进行作用。所以，他主张从人的心理和心理赖以存在的精神生活环境对传播现象进行分析。将传播理解为与人的心理及心理赖以存在的环境紧密相关的观点，可以说是林之达教授的一个最为独特的观点。例如，他认为传播的效果就是指受众的心理在传播作用前后所发生的变化。如果在传播者愿望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就叫正效果，反之为负效果，变化为零是无效果。衡量传播效果更重要的是受众心理在传播作用前后所发生的变化程度——这一传播的直接效果。这种隐形的直接效果外化为受传者的行为才产生肉眼看得见的有形效果即间接效果。
林之达研究员从心理角度来分析传播现象并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观点，为传播研究的多样化作了贡献。
（4）周鸿铎：1940年生，河南濮阳人。先后在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北京日报社工作，现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广播学院传媒经济研究所所长。
周教授早年曾从事过一段时期的新闻实践工作，在第一线上取得了很多经验，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1982年调入北京广播学院后开始系统地梳理自己的想法，并不断地学习相关知识，进一步完善自己。周教授是我国较早地提出媒介经济的学者之一。70年代在实践中工作的他就发现了报纸中的“经济问题”，有了一些想法。1984年他提出了“广播电视经济”的概念，并于1990年出版专著《广播电视经济学》。自此，他作为国内较早地关注广播电视经济属性的学者的地位确立了。在1997年出版的《传媒经济》一书中，他从大众媒介的角度出发，探索了包括网络在内的各媒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他的更为广泛的“传媒经济”的理论。其后，广电媒介的发展，为他的理论提供了最好的佐证，广播电视的经济属性不容忽视。
周教授最为鲜明而突出的观点，就是他所主张的媒介的两个属性，两个功能，即媒介的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产业功能、宣传功能。如何实现两个属性和两个功能地有效结合是传媒界人士和学术界人士需要考虑的一个长期问题，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现时的环境下。他认为经济活动是传播学的支点和传播活动的轴心，传播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实现经济性。此外，他的一个比较有名的观点是“广播电视也是生产力”，这一概括指明了广电媒介的产业功能，指出了广电媒介的出路。周教授作为早期提出媒介经济属性的学者，以革新家的眼光为中国的传播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此后，有关传媒经济性、产业功能的讨论日渐展开，并形成了目前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个主流方向。非常有必要提及的是，周教授的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学者自己的创新，是基于中国实践而提出来的，具有指导性和实践意义。
（5）刘建明：现为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教授、系副主任。他提出的传播学的“泛化”与“细化”，可以说是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首先，他认为传播无处不在，这决定了传播学本身泛化的特点，导致了传播学的模糊化，有用的原理、有用的规律概括不多。因而，造成了现有研究的抽象程度和理论程度提升不够。这就是传播学的泛化。
其次，针对传播学的泛化特点，我们的研究应该是两极。一是让传播学“玄化”，建立一个高度概括的、高度抽象的研究传播普遍规律的学科，就像研究哲学一样。玄化有两个意思，一是高度抽象的，一是虚无缥缈的。这里的“玄化”主要是指玄远深奥的意思，概括的是普遍原理而不是讲授某一具体专业知识。另一极是让传播学细化、分支化、内容专业化。根据中国的社会实际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玄化”和“分化”是研究传播的两个有价值的方向。
刘建明教授的“玄化”和“分化”，以及对传播的“泛化”特点的认识，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是对传播学的新认识，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理论观点，值得注意和借鉴。此外，刘教授在舆论学领域也有许多研究。
关于这个问题，转贴李彬的一篇文章吧。
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瞩望
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在我国大陆已有近20年的历史。其间虽然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飞速发展，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传播学也获得
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研究生培养目录，使之成为新闻传播学这个一级学科下属的两个二级学科之一，更为传播学的腾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遇。此书的问世，从大的背景上看也得力于此。
不无巧合的是，这部全国电大教材的出版恰逢世纪之交。而更巧的是，另外两部全国性的传播学教材也在此时先后面世，这就是教育部“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系列中的《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系列中的《传播学概论》（吴文虎主编）。此时此刻，回顾传播学在我国的风雨历程，就有了别样的历史意味和蕴涵。
迄今为止，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的辛勤耕耘，每一代都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尽了自己的心力，在寻寻觅觅的探求之中，留下许多颇堪回味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成果。
第一代的开山人物，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资深教授张隆栋先生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郑北渭教授为代表。曾做过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的张隆栋先生，早在50年代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系刊《国际新闻界》时就开始追踪方兴未艾的传播学研究。当然，那时的零星摸索只是星星之火，而且不久也就熄灭了。80年代初，他又在复刊后的《国际新闻界》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详尽介绍和评析传播学的长文。这组文章内容广博，材料详实，脉络清晰，新人耳目，可谓第一代研究者给人印象最深的力作。与此同时，郑北渭先生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接连撰文，评述传播学，俨然与张隆栋先生形成一种南北呼应之势。
此外，曾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苑子熙教授、曾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的李启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的张黎研究员和陈崇山研究员等，均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代传播学研究者，为我国传播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首屈一指的贡献。如李启教授参与翻译的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代表作《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今天看来虽然不无值得推敲之处，但作为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权威译著，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其影响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第一代传播学人开天辟地种种努力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数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组织发起（由此形成了以后历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均由该所主办的传统），会期三天，（注1）参加会议的代表30余人，分别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新华社和《新闻战线》杂志社等新闻教学、研究和实践部门。此外，中宣部新闻局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一大成果，就是明确了我们对传播学的基本态度，即后来广为流传的16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注2）同时，会上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翻译介绍几本有权威性、代表性和比较科学的传播学著作，以便对西方传播学的全貌能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可在我国有关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关院校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可开设传播学的选修课。（注3）
可以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此后，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开始全面展开，与此同时第二代传播学者也就脱颖而出。
第二代多属第一代的学生，其中佼佼者有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范东升、曾执教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陈韵昭（后来定居香港）和居延安（后来赴美留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
所副所长的徐耀魁和现任该所传播研究室主任的明安香、曾任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的吴文虎以及兰州大学新闻系的戴元光和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的邵培仁等。
比起第一代的“重点进攻”，第二代的研究更像是“全面进攻”。也就是说，他们更加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不再满足于草创阶段的“零打碎敲”。他们或著书立说，或登台执教，指点江山，议论风生，显示了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研究锐气。在这场向传播学领域发起的全面进攻中，有一些漂亮的战果至今令人难忘。比如，首先值得提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已改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一书。这部1983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图书，其中的10篇文章和3篇附录在传播学刚刚引入中国之际，对人们全面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东南西北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再如，几乎与此同时，陈韵昭先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开了一门传播学的选修课，引起学界的广泛兴趣和普遍反响，她的讲稿深入浅出，活泼有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系刊《新闻大学》上连载后深得人们喜爱。另外，由她翻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一部为不少美国大学所采用的教材，内容通俗，讲解清楚，其作者之一坦卡德就是施拉姆培养的博士。这部较之《传播学概论》更加浅显实用的译著，出版后也是广受好评，对普及传播学知识，推动传播学研究都发生了显著的功效。最近，我国的第一位新闻学女博士郭镇之又组织翻译了该书的第4版，名为《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除了纯粹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之外，第二代里一些受传播学影响的相关研究同样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里，我们只提三部各有千秋的著作。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此书以精深的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思想做了详尽而透辟的阐述，为我们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把握传播及传播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二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龚文庠教授的《说服学》（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从说服的角度探讨了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方面的许多问题，观点新颖，资料翔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著。三是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孙旭培研究员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部书用传播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重新进行审视和梳理，提炼了一系列植根于本土文化的传播规律，是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成功尝试。
如果说第一代的里程碑是1982年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那么第二代的类似标志就是1986年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全国性传播学会议，不仅代表广泛，人数众多，而且议题丰富，讨论热烈，从中折射出当时传播学研究如火如荼遍地开花的盛况。这次会议有两点突出的地方：其一是围绕吴文虎教授提出的一个传播学框架体系而展开的深入探讨，由此显示了大家对系统理论的共同追求；其二是开始关注欧洲批判学派的研究，当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的王志兴（后来赴英留学），在会上提交了一篇关于批判学派的论文，引起大家的浓厚兴趣。
当然，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真正意义，还在于全面推进了我国传播学研究。这次会议之后，传播学才在全国真正形成燎原之势。其主要表现一是各大学纷纷开设传播学的课程，一是一批高水平的传播学译著接连问世。像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祝建华（后赴美留学获传播学博士学位）等翻译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博士颜建军等翻译的《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复旦大学新闻系博士张国良翻译的《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黄煜（后来赴英留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等翻译的批判学派的《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等，就属其中著译俱佳的上乘之作，至今仍为人们研习传播学时所必备。
众所周知，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对学术界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波涌浪翻的激荡，传播学的研究同样如此。尘埃落定之后，学界开始进行冷静的反思和积极的调整，整个学风由此发生了显而易见的转变：喧闹浮躁让位于冷静沉潜，思想启蒙让位于学术建设。如果说80年代的学风是“热风吹雨洒江天”，那么90年代的学风则是“冷眼向洋看世界”。
就在这意义重大而悄然发生的转变过程中，传播学的第三代学人逐渐崭露头角。第三代与第二代的差异主要不在于年龄，真正隔开这两代的分水岭是知识结构与研究姿态。第三代基本都是“文革”后进入大学的，经过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一般都获得过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的还在国外留过学或做过访问学者，比较熟悉当代国际学术界的状况和趋势，具有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较为系统的知识结构。
尤其是，他们更倾向于“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姿态，在研究取向上更倾向于纯粹的学术探讨，而不大愿意把学理同实用动不动就扯到一起。或者说，他们首先关注学术自身的价值，以及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关系，其次才考虑应用层面的问题。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姿态固然有利于传播学学科的正规建设，进而启动我国传播学研究走向世界的步伐；而从消极的方面看，有时也难免落入“象牙塔”之中而与生动活泼日新月异的传播实践相隔膜。无论如何，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第三代研究者已历史性地肩负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
如果说第一代传播学人的贡献在于线上——开启一道门缝，第二代传播学人的成就在于面上——使传播学研究全面铺开，那么第三代传播学人的做为就在于点上——针对不同的侧重点深钻细研。举其要者，可以列出如下一些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喻国明，在实证研究方法以及舆论调查领域建树颇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在青少年与媒介的研究方面声誉卓著；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研究员郭镇之，专攻议程设置理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教授张咏华，在大众传播社会学上取得国内领先的研究成果；浙江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黄旦，对新闻传播理论的思考绵密深沉；清华大学传播系留日博士崔保国，在信息与信息社会的研究上独树一帜；暨南大学新闻系留法博士陈卫星，以对欧洲传播学理论与研究的把握而受到关注，1998年他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上的长文《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后来被深受各界学人青睐的《新华文摘》所收录，成为该刊创办20年来刊登的第一篇传播学文章······有鉴于此，1998年，以出版新闻传播学书籍而知名的新华出版社，甚至策划了一套“新闻传播学博士文库”，其中已经收录或将要收录的选题，有的就属于这类“点”上突破的成果。
除了“点”上的突破之外，第三代在一般传播理论的研究上也向纵深推进不少。如李彬的《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段京肃和罗锐的《基础传播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版）、张国良的《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版）等，都各具特色，广为流传，几乎成为国内传播学基础理论方面通用的教科书或参考书。尤其是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不仅是最新的一部，而且也是内容最丰富、材料最翔实、论述最精当的一部。
说来偶然又必然，作为第一代贡献的标志是1982年的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作为第二代成就的象征是1986年的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而作为第三代崛起的契机又是1993年的全国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称之为契机，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次会议与上次会议相隔了7年，当全国的传播学研究者再次汇聚一堂时，人们发现第二代多已风飘云散，硕果仅存者寥寥无几，而且大多也都处在交班的状态。二是自这次会议之后，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就固定为两年一次，每
召开一次新人就多出一批，等到1999年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时，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成为第三代的一统天下了。
如今，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之际，传播学的第四代是不是已如地火奔突，蓄势待发呢？作为深受第一代和第二代栽培和滋养的第三代，我们在感念前辈的同时，怎能不热切地期望新人的出现，期望他们把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按照历史的辩证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每个人的一生能够做成一件富于创造性的事情已属不易。虽说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大家代为不绝，但一般人的创造力毕竟有限，对常人而言，“江郎才尽”不仅不是什么反常的事情，相反倒恰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样说来，当你把上天赋予的才智才情才华才思付出怠尽时，为更年轻的一代让路就属明智之举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自然现象如此，社会生活何尝不然。所以，在这部《大众传播学》的前面写下这篇文字，既是对前人的感念，也是对自己的反思，更是对来人的瞩望。
[注释]
（1）据《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4期刊发的《西方传播学研究座谈会综述》（徐耀魁、黄林）一文，会期是23日~25日。但据《新闻战线》编辑部1982年12月5日编发的内部材料《报纸动态》[82]第三十四期上的《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社科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供稿）一文，会期则是23日~26日。
（2）（3）社科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刊《报纸动态》[82]第三十四期，北京，《新闻战线》编辑部1982年12月5日，第4页。
（转载自“传媒观察”https://www.doczj.com/doc/6e13321277.html,
原发《新闻与传播研究》。本文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大众传播学》一书的前言）
接上次：
（6）其他代表学者：这一派的学者除了以上几位，还有一些比较有成就的代表学者，他们有：
A、郭镇之：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她的主要贡献是对于国外广播电视史以及对国外传播学相关理论的译介。郭教授是是我国第一位新闻学女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史。后来的国外留学生涯和多次的访问，使她成为国内研究北美传播和北美广播电视的权威之一。特别是她对于“议程设置”理论、“教养理论”等传播理论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并积极将其引入国内，不断地将其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
我眼中的传播学者（之二）：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力丹
对于陈先生的评价，我这里想先引用我的一位同事转述的一句话：他可是社科院的一流高手!
今年8月份，我的那位同事去北京开一个学术会议，本来想找闵大洪先生聊聊，可闵先生有事，就给我的同事说，我给你推荐陈力丹先生吧，他是我们社科院里的一流高手。这个小典故，在我写这段文字前三天的采访途中，我的同事很是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一通。
可能不少朋友看过陈先生的《精神交往论》，那可是真正一部煌煌巨著。也许有的朋友没有见到过，那我建议你一定要看看----那怕是看看封面，用手感觉一下那本砖头一样的大部头的重量，你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学问的深厚。
我有一个感觉，陈先生应该是一个很稳重的人，这些可以从他的著作与论文中体会到，研究革命导师的著作，尤其是系统而深刻地研究，需要耐性，需要毅力，所以以这种精神研究出来的成果《精神交往论》，让人由衷感受到一种厚重。当然，厚重只是一方面，重要的是整部书内容的深刻性、新颖性。
扎实的人看不惯浮飘，脚踏实地的人看不惯虚张声势。陈先生对中国新闻传播界尤其是学术界学术写作中的低水平重复、以政治口号代替学术研究有着十分“冷酷”的批评。他在《关于新闻传播学教材的几点意见》中曾不客气地指出：“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有些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材)还在谈新闻事业是公有制有计划经济的反映，而西方媒介则依然是所谓“无政府集团竞争的反映”等等，显然不完全符合实际；同时政治套话堆积，以政治领导人的语录替代学术研究，以非理性的比喻（耳目喉舌、桥梁导线、第六强国、妖魔化等等）替代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深入研究的学术性见解很有限，缺乏新的视角和新的观点。”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陈先生的精神十分难得----能单枪匹马站出来对众多同行提出这样的批评，光有勇气你敢么？
陈先生在中国新闻传播评论网站的个人频道名叫“力丹做学
问”(https://www.doczj.com/doc/6e13321277.html,/node2/node38/node58/node114/node588/index.html)他这样解释如此起名的原因：只有不断地“学”，才有得可“问”。通过多问，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
所以，我要说的是，陈先生对中国传播学的贡献，准确地说对我这样水平不高的后生来说，其治学的精神更为可贵，也更有学习的价值和必要。
续接：
B、孙旭培、沙莲香：孙旭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沙莲香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他们二位都在传播学本土化的方向上取得了一些成就，分别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吸纳传播精神，并有效结合了西方传播学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理论）。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和沙莲香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之迷》是他们的主要代表作。沙老师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之迷》一书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革命的实践”的理论为传播学成立的根本理由，在介绍了传播学已有的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文化和传播的关系，还试图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特点，并提出了传播的内在机制问题。孙老师的《华夏传播论》则是海峡两岸30多位学者的共同结晶，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着手来总结其中的传播现象，结合了西方传播学的相关知识。这两本书都是中国传播学者开始有意进行传播本土化的尝试，代表了我国学者的一种研究思维和方向，表明我国的传播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自身的研究而不仅仅停留在翻译介绍西方的理论上。
C、陈力丹：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新闻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研究传播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以此形成了他的研究特点。于1993年出版的他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一书，被誉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奠基之作”。他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中提取他们有关传播思想的精华，反驳了施拉姆所认为的马克思从未论述过“公共通讯”（mass communication）工具的错误论断.他提出了马恩的“世界交往”理论，认为这些理论对马恩阐发共产主义理论有很重要的意义。共产主义是一生
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是共产主义在精神发展发方面的特征，而且只有世界交往才创造了形成这一前提的条件。
此外，对于新媒体，陈力丹研究员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网络传播并不像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信息的交流是自由的，而认为网络传播的自由是有限的，是有控制和被控制的，只不过在网络上这种控制是曲折的和间接的。他提出的网络传播控制结构有这样几个发明构成：
1）并非所有人都有财力和能力上网，个人的经济状况和对知识、语言及计算机技术的运用能力限制着上网的人数和层次；
2）技术上对网络的硬性控制暂时未跟上，给人以一种假象，似乎因特网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乐园。从长远看，硬性控制会以同样大的科技手段实现，技术上获得自由和从技术上予以控制，从来就是身影关系；
3）由于因特网确实开阔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空间，政治、经济权力组织针对因特网实行的控制方式，正在从硬性控制转向以软性的对话、对策关系为主；
4）虽然每位网络用户都有自由选择信息的权利，但是由于强大的信息源网站比普通个人用户具有的巨大优势，用户选择实际上只是一种操作权。因为真正地对话只可能是在很小的讨论小组内虚拟地实现，而不可能对等地在网络上任意发布自己的信息；
5）网上自由对话的背景是虚拟的；
6）输入信息垃圾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如今网上大部分的信息被这种闲聊似的垃圾信息所占有，其实有用的信息不是很多，也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等传输。
陈力丹研究员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不断地完善这一学说，将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为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根据。
我眼中的传播学者(之五)：神秘复旦
复旦新闻学院的老师都太神秘，很难发现他们的行踪和动态。复旦新闻学院办的《新闻大学》，至今还在自办发行，在网上也没有电子版，让人很失望。也许复旦的老师都在默默地做学问，所以让我们总有些雾里看花的感觉。
因为无缘到人大、复旦这样的名牌院校去读书，我对它们打心里有一种向往。今年十一，我去上海看我内弟(他刚从复旦毕业)，专门跑去看了看复旦新闻学院。因为放假，学院没有一个人，我只是隔着玻璃看了看诸位院长的办公室(是不是很可笑？)，尤其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陆地博士后的“工作站”仅仅是一间办公室!不过我也看见了贴在墙上公示的陆晔博士要评教授的个人材料，密密麻麻地倒是列举了不少发表的论文目录。
复旦拥有丁淦林、李良荣、张国良等一大批名流，可是他们在外人看来似乎总没有北京的同行们活跃，这让我奇怪，做新闻传播研究的专家为何在公共关系上没有兴趣？但不断呈现在学人面前的成果表明(如近期的20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学丛书)，复旦的专家们没有歇着。
我眼中的传播学者（之三）：清华李希光
用句不恰当的话来说，李希光先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的“新贵”，然而，就因为是“新贵”，所以出手不凡。我也是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上学的时候我就反感的就是老师拿着发黄的教材向我们灌输“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张”等等能让我的耳朵听出茧来的内容。四年本科学习时间，具体到每个学科只有一个一个学期的学习时间，譬如摄影，譬如电视，甚至不少同学课程上完了还不知道摄像机怎么开机!(我相信这种情况在中国几十所新闻院系中并不希罕)老师讲课从来都是从书本到书本，记者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都是在脑子里想像而已。
让我十分羡慕清华学生的是，他们不仅仅学习在清华，更主要是可以跟着李希光先生这样的先锋人物学习。访问清华传播中心的网站，你可以发现，李先生是这样进行教学的：学生听课要求具备外语听写能力，交作业要用电子邮件，课程调整通知直接发布到网上，学生上采访课直接由他带领深入北京的胡同，课程学习并不只是老师讲课，以国内外著名新闻传播界人士为主举办的论坛式圆桌会议几乎每周都有。。。。。。这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思路，也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我相信，在这种环境的陶冶下，怎能不培养出高水平的新闻从业人员!
清华传播系成立尚不久，但我相信它的未来将是一片灿烂，我也相信，李希光先生在教学上的新思路、新方法，也将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留下闪亮的一笔!
接续：
D、明安香：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研究生导师，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主任。他是我国较早从事传播学引入和研究的学者之一，从70年代末传播学的真正引入开始，一直都参与了各项传播学术活动，可以说是传播学20年来发展的见证者之一。他的研究领域目前主要集中于对信息高速公路与网络传播的研究。
明安香研究员对网络传播关注得较早，有自己一套理论。他提出的“网络交流学”（Netcom）是对他一段时间研究成果的总结。他认为，“网络交流学”至少包括这样几个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概述网络化、数字化条件下信息交流全新环境的主要特点）；网络传播生态学（阐述保持网络信息交流环境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网络传播采访学（探讨如何利用网络寻找采访线索和利用网络进行实时采访）；网络传播媒介学（探讨数字化、网络化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挥媒介的新特性及如何保持各种媒介的尚有特性）；网络报道学（探讨多媒体、超文本结构的新闻报道思维方式和报道、编辑方式）；网络公众学（探讨网络化、数字化时代的“网众”与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的根本区别和特性）；网络调查学（探讨用网络进行调查、研究的特点、方法和规律）；网络传播法规学（探讨网络传播中的相关法律问题以及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规范网络传播）；网络传播论理学（探讨在网络传播中广泛存在的道德、伦理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规范、净化网络传播的环境）等等。
此外，除了网络交流学这一理论外，明安香研究员对于公共关系和其他的传播学理论也有一些研究。他认为，公共关系策划应该纳入到企业形象管理的轨道上，而不仅仅是将其简单化、庸俗化。将公共关系落实到企业形象管理上是公共关系更高的阶段。在传播学研究中他主张对传播学本土化的进一步研究。
E、朱光烈：1937年出生于山东莱州。1982年调入北京广播学院，1986年开始主持学术刊物，1991年一直到1999年退休，任《现代传播》主编。他可以说是传播学者中的“批判派”，所提出的观点总是很独特，常常引起一阵学术争论。
1）1990写文章，主张电视传播不是以画面为主而是以语言为主。文章发表后在当时强调以画面为主的电视传播主流指导思想背景下引起了争鸣。
2）1994年写成《我们将化为“泡沫”》，提出在未来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现存的媒介不复存在，被信息高速公路所取代。他认为未来信息告诉公路传播的全息文化将会取代单层面的大众文化。此文发表后，也引起了学术界许多人的争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1995年著写文章，提出“文化就是力量”的观点。他批判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主张思想、宗教、文化和技术一样是能为社会发展带来有益作用的，是能为人们带来物质利益的。他的“文化就是力量”强调了现代世界的整合发展方向。这一篇文章发表后又次引起了长达三年之久的争论。
4）他在《搅拌机效应与未来文化猜想》中提出世界的发展趋势是离散——整合，即在不断地离散、分化、小型化、多元化的基础上整合发展。他认为，离散——整合是宇宙的发展规律。他提出的“生态文化”概念，指出人类社会、人类文化的各种要素都处在生态关系中，它们之间有竞争，也互相依存，互补发展，缺一不可。生态文化就是指较为平衡的生态关系，是解决由于现代性引发的生存危机的根本出路。
5）他认为，科学的发展趋向就是混沌，也就是学科的中心消解，边界不清和多元共生。
朱老师的观点虽然倾向于研究文化，但是对于传播学研究也很有启发。特别是关于学科混沌走向的说法（观点），为我们研究传播学提供了另一种思维。也许，学术的发展就是精神和混沌的统一，也许未来的学科就是中心消解、边界不清和多元共生。
中国传播学者群中的发展推广派，目前有一些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但是他们仍不懈地努力探索，为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努力着。这一派别的学者可以说是我国传播学发展的坚定基石，是传播学者群中的成熟派。
（到此，关于传播学者中的发展推广派，就基本介绍完了。）接续：
3、少壮派。这一派的学者多是出生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而且多数深受国外传播学的影响，大多有过出国学习的经历。这一派是目前中国传播学者群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在继承和创造性地发挥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推动着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他们正在成为中国传播学研究力量的中坚成分。这一派的代表学者主要有：喻国明、戴元光、胡正荣、李彬、闵大洪、孟建、陈卫星、邵培仁、沈莉、张咏华、卜卫、黄升民等。
（1）喻国明：1957年9月生于上海，1989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人大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喻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传播学理论、新闻体制改革和新闻传播效果理论、中国民意测验的理论与方法。他在民意测验与调查及传播理论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从1986年起，喻国明教授就参与了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舆论研究和民意测验的学术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筹建和调研工作，近几年开始主持舆论研究所的工作，使他对中国的调查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大舆论研究所进行的调查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有关时事政治的民意测验，二是有关传播效果调查，三是区域传播市场调查，四是开放性调查，也叫预测性调查。80年代到90年代，人大舆论研究所调查的研究风格从80年代的较为关注宏观新闻体制转向90年代的媒介操作研究。这些是我国新闻传播业的一个转向，从80年代的关注新闻宏观、微观的业务操作转向90年代后的媒介本身的经营操作。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是调查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期，社会需要、资金注入都会为调查业在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同时，他认为中国的调查业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调查越深，其直接目的越不明显，因而能得到的投资越少，而国家在这一方面又没有大的投资力度，致使调查课题出现琐碎、庸俗化倾向，二是调查数据和有关信息共享程度不够，重复性调查较多，浪费物力、人力。他认为，中国的调查业应该在克服自身不足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调查数据，灵活运用调查数据和分析成果，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提供更为科学、合理化的建议。
近来，喻国明教授也更多地关注起媒介运营层面上的一些问题，并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专著。他认为中国的媒介产业开始从数量规模发展转到质量结构整合的阶段。90年代的传播格局出现了一种结构上过剩的倾向。而作为学术界人士应该为业界提供一种思路，提供方法和操作手段，要有科学严谨的调查研究，来分析媒介市场的供需差距。他认为中国的媒介竞争更多地应是基于发展趋势上的观念更新、方法创新、机制创新，这样才能抢占市场制高点，取得大的经济效益。
喻国明教授在对国内外媒介市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资本市场与传媒产业结缘的构想。具有增殖冲动的资本市场与对资本高度饥渴的媒介产业的结缘现在已经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他认为我国的传媒市场拥有巨大的赢利潜质，市场增量和拓展的空间还很大，并且作为一个投资回报潜力巨大的产业，对于拥有增殖冲动的资本市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和可操作性。他认为媒介产业与资本市场的结合会为中国的媒介业带来广大的发展前景。同时，他还从传播学相关理论上为这一结合寻求理论支持。
喻国明教授早期提出的“传——受互动方格”模型，可以说是中国传播学者首次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模型。
续接：
（2）戴元光：1952年生于江苏。曾在兰州大学、复旦大学学习工作过。1989年——1990
年任任美国夏威夷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美国EWC高级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在传播学引入时期，戴老师就读于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那时，他与同宿舍的邵培仁、龚炜两同学就一起编译了《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一书，该书成为传播学引入期较为有名的著作之一。以后，戴老师因为该书而得到了到美国访问学习的机会，这次的学习对他在传播学上的认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开始译介国外相关著作，并在回国后注重国内实践，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观点。在兰州大学执教的1991年与国外学者合作，带着自己的学生用两年的时间研究中国的西北、西部地区媒体的发展、传播怎样引起人的价值观的变化，开始尝试将定量研究的方法引入到传播研究中来。这项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此后，他也开始了定量研究在传播学研究方面运用的不断尝试和创新。
戴元光老师近来著述不少，同时也在不断地学习新的理论，并不断尝试开拓新的领域。他在传播领域形成了自己在两方面的独立思维。一是关于媒体产业化问题和传播公正性问题，一是对现代媒体发展层次问题的研究，主张从多种角度来划分媒体发展层次，例如从技术、人文等多方面。
（3）胡正荣：1966年出生于宁夏银川市。现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任。曾多次赴德国、美国等国家进修、讲学、考察。近年来，在传播学术界比较活跃。
胡教授的主要观点有这样几个：
1）他认为学术界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学术界成为了相对独立的社会思想、社会行为的监督者，不是指导实践做什么，而是发现实践中的问题来批判“你”。因而大陆的传播学就应该与实践有机结合，通过互动相互增长。因为目前，国内的传播学在理论上还没有自己的理论，在实践上还未成熟，理论与实践两者还不能有效地结合互动，互相监督、互相促进。他认为，传播学界真正的成熟就在于传播学界对实业界监督者地位的确立。
2）主张传播研究方法应该多样化，不应一味追求定量研究，而忽视定性研究。应该在运用定量研究的同时，运用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定性的分析方法。两种方法应该有机结合，互补所短。
3）主张中国的传播学发展要关注实践，注意本土化。
4）近年来开始较多地关注和从事有关传媒经营方面的研究。其博士论文就是以广电媒介管理体系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他认为，广电媒介运行效益低下的原因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外，其实更多地是管理机制的问题。目前广电的改革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保障，使人、财、物很好地配置起来。他提出广电媒介管理创新是管理创新理论（以熊彼得为代表）在广电媒介中的运用，包括管理理念体系和管理运行体系两个基本方面的创新。管理理念体系是管理运行体系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基础，而管理运行体系是在管理理念指导和控制下的具体实践。他所主张的体系创新，在实质上就是主张从宏观、微观及观念上进行创新，敢于打破旧框框，抓住广电媒介的经济属性，有效实现管理运行上的突破。
接续：
（4）李彬：1959年生于乌鲁木齐。现为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他所撰写的第一本专著《传播学引论》，颇具文采，是很有特色的传播学著作。在《传播学引论》中，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将传播学理论介绍出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可见作者的传播学功底和文学功底之深厚。
李彬老师对批判学派的偏爱，使他在传播学中更多地用思辩性的定性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并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些成就。另外，他对传播学本土化的思考和研究也成为他学术上的一个特色。他认为，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似乎应包括本土化的分层（如理论的本土化、实践的本土化、方法的本土化等）；本土化的资源（主要涉及传统文化里的传播意识和传播手段、近代新闻事业的丰富经验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兴旺的传播现象）；本土化的意义（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的同时，为现实的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方法上的指导）；甚至本土化的可能这样四个方面的内容。而传播本土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也就是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如何将传播学的视角、方法乃至一些基本理论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而他的博士论文《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可以说是在关注传统基础上对传播现象的有益分析和探索，为本土化研究指明了另一个方向。
（5）闵大洪：1981年迄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现为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网络与数字传媒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近年来主要从事于传播科技的研究，尤其是网络传播的研究。他在“浙江在线”的文库《大洪视点》颇有名气。同时，他也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https://www.doczj.com/doc/6e13321277.html,）网站开办有“大洪视点”栏目，可以称得上在网络上较为活跃的传播学者。他于1995年写成的《传播科技纵横》一书，是我国目前传播科技研究的重要成果，也确定了他在作为国内目前不多的几个研究传播科技的学者的地位。
由于传播科技的重大影响，他认为现在的传播学研究是一定要有一个“大传播学”的概念，要研究媒体间的竞争、媒体间的融合和它们相伴生的作用，以及作用所产生出的新的形态的特点，而不应再仅仅局限于狭小的新闻传播。他还认为网络应该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要遵循市场化的运作。当然，他不肯定技术决定论，但希望能唤起各界人士和学界人士对技术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引起注意。
接续：
（6）孟建：1954年7月生于江苏。现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副主任，兼任大众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在大众传播学、影视理论与广告理论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近几年开始关注“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专题，并有了一些成果。在对这一专题的研究中，他采用了“历时态”与“共时态”交错的两维向量思维方式进行了思考，也就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同时也运用了政治学、传播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适当地结合运用定性、定量分析研究法。运用“历时态”的分析方法，他将中国的传播学发展事业分为6个时期，分别是：
1）1978年—1982年，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拨乱反正时期。这一时期充分显现了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意蕴。
2）1982年—1986年，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新概念、新学科引进期。这一时期，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为社会民主化进程提供了新的知识与基本理论。
3）1986年—1989年，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监督功能膨胀期。这一时期，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从注重改革到卷入了激进的社会民主化进程。
4）1989年—1992年，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反思回归期。这一时期，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对社会民主化进程开始间离。
5）1992年—1997年，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属性拓展期。这一时期，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在创造性转换中关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6）1997年—至今，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社会民主化介入期。这一时期，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积极响应政府公开倡导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
此外，他认为现代民主理论的研究已不再把社会民主化视为一个直线发展的过程，而把社会民主化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来看待。研究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与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就应当把这
一问题放在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来考察。世界民主化的过程一般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民主化的前奏期、民主化的转型期、民主化的巩固期、民主化的成熟期。这四个不同的民主化时期，在时间的起、承、转、合上构成了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完整进程和全景画卷。我国目前正处于民主化前奏期与民主化转型期二者间的过渡时期，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媒介的作用是应该正确认识的：一方面它承担起大力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任务，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到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震荡可能承受的压力。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应该关注它对于社会民主化的作用。
对于民主化这样一个在中国来说较为敏感的话题，孟建教授敢于尝试，并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是具有学者的创新精神和大胆探索的勇气，也开拓了中国传播学的一个研究方向（领域）。此外，孟教授多年来在影视理论和广告理论上也颇有建树。
（7）陈卫星：四川成都人。1988年被国家教委公派留学，在法国司汤达大学传播与媒介学院攻读信息传播学，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法国巴黎主编《欧中经贸》杂志。1997年初到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从事教研工作，现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从事教学、科研，硕士生导师。在法国的多年学习，使他接受了欧洲特别是法国一些批派学派的影响，从定性研究来分析传播，形成了他的一些独特观点：
1）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学思想首先对我们国内的学者有借鉴意义。因为，传播的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扩大而开始形成的网络，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传播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把传播的意义纳入社会再生产的范畴。例如，马克思当年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特点是殖生出多重传播网络，人员、信息、资本、商品和影像的循环在不断增长，速度越来越快。马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就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商品、人员、信息和资本的流通角度来研究传播手段。
2）他认为，现代大众传播手段（电报、电话等）的大规模运用是为了构筑常规的信息网络，这离不开资本扩张的直接需要，传播手段的发展动力演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
3）他赞同法国传播学家戴拉海对传播的定义，“传播是指一个社会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状态，并使属于这些状态的社会关系与之相适应”。他认为，传播是社会再生产的手段。
4）他认为，1992年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期，整个的社会关系也在重新建构。由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而作为一种社会表现的结果是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到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反映在信息和传播的层面上，就是对象征主体多元化的呼唤，实质上是推动更大程度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社会性参与。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传播学来研究中国社会传播现实的一个理论出发点。
5）80年代以来，中国传播媒介的权力性质正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而在不断发生调整和变化。由简单的政治权力而向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叠，这在某种程度上演绎了当今中国正在发生一个由“意识形态的媒介”向“产业经营的媒介”的过渡过程，从经济意义上解释了传播业的发展是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步的。同时，传播活动本身在社会建构中也有它的文化生产意义。在受众为商品的逻辑下，以媒介内容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工业是经济竞争的新领域。
6）中国的社会转型在信息传播层面上导入三个新的维度：①在生产关系方面，新的社会生产主体的涌现丰富了传播关系，②信息分配的关系方面，信息资源的赢利性和新的利益主体的崛起要求推动信息在经济层面和象征层面的再生产赋予一种合法化形式来与自己的经济利益和象征利益相匹配，③涉及到传播网络和传播区域，在区域性的社会发展当中，传播网络的配置是创造一个社会调解的空间，产生地方认同的象征意义，信息资源的开发有利于打破市场建设中的地区封锁和人为划分，形成一个具有最大社会参与性意义的全国市场。
陈卫星老师主要以定性研究的方法对传播学和传播现象进行分析，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观点，具有思辨性和启发性，为传播学的多样化研究开拓了一个领域。
接续：
（8）邵培仁：1953年11月生，江苏淮安人。现为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他在复旦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与同宿舍的戴元光及龚炜合作编写了《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一书。他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互动论”：传播学研究所面对的不只是支撑信息传播过程的几种要素和一些单纯的信息传播现象，而是从一定角度和层面所面对的整个世界。也就是它应向自己要解决的那个任务的所有现象开放。整体互动模式就是在充分考虑本系统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同时，重视传播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同构成的整体关系以及人类传播的全部现象，即它的基本任务始终是再现整体，始终把各种要素有意保护地归并到整体之中，在各种要素和互动过程中努力找出传播的本质和规律，同时再进一步“认识”它，“适应”它，“支配”它。
整体互动模式包括了三个系统，即人际传播系统，大众传播系统和网络传播系统。
整体互动模式还包括了构成传播活动的四大圈层因素：
a、核心要素：是整体互动模式中最基本的要素，即拉斯韦尔提出的“五W模式” ，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效果。据此引申出传播研究的五项内容，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
b、次级要素：是模式中仅次与核心要素的一系列要素。它包括传播的或反馈的信息从哪里来；以什么形式传播；怎样传播；谁参与了信息互动；受众接受讯息；谁回话。据此引出的掺插在五项内容之间的七项内容为：来源分析、符号分析、谋略分析、技巧分析、参与分析、接受分析、反馈分析。
c、边际因素：它包括每个传播活动的参加者所追求的各是什么；传播活动在哪儿完成；有没有一系列传播和接受的规则；传受两者之间有没有大体相同的经验。这四种因素也都可以成为相应的研究内容。
d、干扰因素：任何阻塞有用信息通过的障碍和不属于信息来源原意的附加物，都是信息传播中的干扰因素，或者说是噪音，干扰因素主要有：人为干扰、机械干扰、自然干扰和内容干扰等。
整体互动模式要求传播学者在研究中要自觉地和正确地将整体与局部、要素与因子、内在结构与外在关系等有机结合起来，不要忽视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从而，在单纯的传播要素中看到全部
因素，从研究局部的传播行为进而研究全部的传播活动；或者在整体的全部关系中突出部分的要素，从研究整体活动的结构中分离、演绎出某一单纯传播行为的可能结果。这一模式强调了传播过程和传播研究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强调辨证性和互动性，动态性和发展性，多向性和复杂性。
2）媒介经营管理的相关理论：媒介管理的“四M要素”（即人、财、物、讯）；媒介管理导向上的双元双效双赢；媒介经营管理必须遵循的两大规律，即受众市场规律和媒介传播规律；媒介经营管理中的八项原则，即导向性原则、整体性原则、互动性原则、民主性原则、法制性原则、循序性原则、专业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等等。另外，他主张，媒介经营管理学应该多吸收、借鉴国外成果，不能简单地将管理学和传播学“嫁接”。
3）他还认为，传播的本土化研究应该边引进、边吸收、边创新。
完结篇：
（9）陆晔、沈莉、卜卫、张咏华：这四位是在当今传播学术活动中较为活跃的几位女性传播学者，可以说是传播学园内的“四朵金花”。
A、陆晔：现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她的博士论文《电视时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从文化、社会、传播的角度对中国的电视事业发展进行了分析归纳，颇有代表性和启发性。陆博士近几年比较关注国内外的传媒市场和媒体的经营，并以独特的视角进行分析，常常得出给人以启发的结论。她的许多观点散见于她发表的许多论文中，而从理性思辨对传播现象进行分析是她研究的最大特色。
B、沈莉：现为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局总编室编辑。曾有多年教学经验和出国进修的经历。她在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研究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她主张中国的传播应该分流，建立起针对各个方向的研究；主张主要运用定量研究进行分析；主张传播研究要注重与实际的结合，主张传媒产业化。
C、卜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她的突出成就在于她对媒介与青少年关系的研究成果上。多年的青少年研究，使她在这一领域成为权威，并有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媒介与儿童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媒介对儿童的社会化影响，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等等，每个小的影响内又可以形成多重研究课题。而这些课题全不是简单的和确定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固然重要，但也不可忽视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近年来，她在定量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就，在她看来，中国的传播学还处在发展的阶段，应该进行大量的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不过，她并不排斥定性研究的方法。
D、张咏华：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授。她曾多次出国学习、讲学，对国内外传播学有着一定的比较和了解，也曾译介了不少国外传播学著作。近几年来对网络传播有一定研究，主张对我国的网络传播管理给予一定的重视。另外，她对麦克卢汉的“再认识”，为我们重新认识麦克卢汉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参考方向。她认为，麦克卢汉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用辩证的方法来把握媒介发展进程同文化进程和文明发展史进程的关系，导致了机械的决定论。
（10）黄升民：现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广告学系主任。他有过留学日本的历史，受到日本传媒界的影响。他的主要成果在于开拓了一条教学科研与实业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他所建立的IMI
（市场信息研究所）、IAI（国际广告研研究所）、CGCC（图文创意研究室）和CFC（影视广告研究中心）四个实验室，实现了教学科研与实业的有效结合，指明了一条当今学术科研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他在媒介经营和产业化研究中有一定研究。
这一派的学者思维活跃，精力旺盛，力主实现理论与实践、国内理论与国外理论的有效结合，并不断努力着、探索着。他们是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新生力量”、“活跃因子”。
传播学在中国20年的发展形成了较为活跃的学术氛围，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研究者，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派别。这些传播学者，无论是最初的研究者还是后来的新生派研究者，他们都在不断地探索，继续研究着传播的现象，笔耕不断，他们都在努力地学习，将传播学理论和实践及时代性特征结合起来，发展着中国的传播学。在他们的前面是一座座的“山峰”，而在他们的后面则是一条闪光的“轨迹”。
完结篇：
（9）陆晔、沈莉、卜卫、张咏华：这四位是在当今传播学术活动中较为活跃的几位女性传播学者，可以说是传播学园内的“四朵金花”。
A、陆晔：现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她的博士论文《电视时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从文化、社会、传播的角度对中国的电视事业发展进行了分析归纳，颇有代表性和启发性。陆博士近几年比较关注国内外的传媒市场和媒体的经营，并以独特的视角进行分析，常常得出给人以启发的结论。她的许多观点散见于她发表的许多论文中，而从理性思辨对传播现象进行分析是她研究的最大特色。
B、沈莉：现为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局总编室编辑。曾有多年教学经验和出国进修的经历。她在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研究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她主张中国的传播应该分流，建立起针对各个方向的研究；主张主要运用定量研究进行分析；主张传播研究要注重与实际的结合，主张传媒产业化。
C、卜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她的突出成就在于她对媒介与青少年关系的研究成果上。多年的青少年研究，使她在这一领域成为权威，并有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媒介与儿童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媒介对儿童的社会化影响，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等等，每个小的影响内又可以形成多重研究课题。而这些课题全不是简单的和确定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固然重要，但也不可忽视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近年来，她在定量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成就，在她看来，中国的传播学还处在发展的阶段，应该进行大量的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不过，她并不排斥定性研究的方法。
D、张咏华：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授。她曾多次出国学习、讲学，对国内外传播学有着一定的比较和了解，也曾译介了不少国外传播学著作。近几年来对网络传播有一定研究，主张对我国的网络传播管理给予一定的重视。另外，她对麦克卢汉的“再认识”，为我们重新认识麦克卢汉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参考方向。她认为，麦克卢汉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用辩证的方法来把握媒介发展进程同文化进程和文明发展史进程的关系，导致了机械的决定论。
（10）黄升民：现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广告学系主任。他有过留学日本的历史，受到日本传媒界的影响。他的主要成果在于开拓了一条教学科研与实业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他所建立的IMI （市场信息研究所）、IAI（国际广告研研究所）、CGCC（图文创意研究室）和CFC（影视广告研究中心）四个实验室，实现了教学科研与实业的有效结合，指明了一条当今学术科研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他在媒介经营和产业化研究中有一定研究。
这一派的学者思维活跃，精力旺盛，力主实现理论与实践、国内理论与国外理论的有效结合，并不断努力着、探索着。他们是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新生力量”、“活跃因子”。
传播学在中国20年的发展形成了较为活跃的学术氛围，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研究者，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派别。这些传播学者，无论是最初的研究者还是后来的新生派研究者，他们都在不断地探索，继续研究着传播的现象，笔耕不断，他们都在努力地学习，将传播学理论和实践及时代性特征结合起来，发展着中国的传播学。在他们的前面是一座座的“山峰”，而在他们的后面则是一条闪光的“轨迹”。
论中国文化传播与发展
论中国文化传播与发展 胡林峰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每个民族，或者说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有文化就会有文化的影响力，也就是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这里不可不提到影响当代文化的西方世界。 我的外教，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一天他发给我们一张卡片然后告诉我们卡片上的英文代表的是今年NCAA（美国大学生篮球职业联赛）的参赛队伍。等到赛季结束便会产生一个总冠军球队，球队名字就是这些卡片中的一个，然后这个卡片的持有人会得到一份奖品。大家听了都兴奋起来，一些从来不关注篮球的同学也开始打听着NCAA。自然便了解了美国篮球文化。这样很巧妙的一个文化迁移，很好地帮美国篮球扩大了影响。这些都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所做的事情，可能这就是美国文化为什么会对世界有如此大的影响的原因之一。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文化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呢？虽然在海外也是遍地播种，但是终究没开出几朵美丽的花朵来。就中国内地而言，看着好莱坞电影，听着韩文歌曲，捧着日本漫画的中国人比比皆是，原因何在？不是国人主动去寻求这些舶来品，而是国内本身无法提供一个给人们学习，了解本国文化的高质量的平台，简而言之，就是能让现代人所接受的本土文化物质享受以及精神熏陶的东西少。所以才会出现“崇洋”的现象，直接点说就是内地的文化教育不够，不足，以及不合理。“不合理”在中学教材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说：‘中华文化是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古老优秀文化’诸如此类，在教材中随处可见。但这并不就代表了文化教育的成功，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并不能让人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就更别说让人么去传播和发展了。 所以中国文化要想在本土得到一个新时期的跨越就势必要提升文化教育的水平，以及更合理的教育方式。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对外发展的形势，在我看来文化发展与传播有着不可或缺的三要素：1.文化的本质 2.文化的传播性 3.文化的融合性。 1.文化的本质，一种文化以及文化的传统思想要跨越其生长的土地，让陌生人能够接受，首先归结于文化的本质是否和陌生人从小说接受的传统教育，以及陌生人的道德观念相抵触，同时也要取决去此文化的根本
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陈卫星 当今西方，传播学日益渗透社会生活和职业领域，形成无所不在的象征权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很难追根溯源地考察传播学是一个自治的学术领域，因为它同时涉及到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它和科技实践，哲学思考和职业操作的关系；第二，它要对应国家政府及各种社会生产、服务机构的需求；第三，它要伴随文化实践，社会心理和教育内容等方面的变化。 传播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科学领域的划分，形成当代社会科学中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嫁接现象。传播学之所以成为一种新思想方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和工业化社会的社会行动有紧密联系，包括管理策略、职业技巧、消费行为、文化的媒介化和知识传递等。第二，它打破了传统的知识和学科分类，能够把来自其它不同理论领域中的理论问题都统摄起来。如美国学者I.华勒斯坦所指出，传播学的问世是二次大战以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界线日益模糊的结果。 从历史上来说，第一个传播技术是修辞学，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和中国的韩非子都是这方面的先驱。但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传播学是从本世纪开始的，它的基础学术流派是在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形成的。这就是注重工具理性的控制论模式，以社会经验为内容的经验－功能主义流派和阐释传播符号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论。这三大基础流派，形成传播学学术自治的理论基础。七十年代以后的各种新学术思潮在学术方法上扩展和深化了传播学的研究内涵和外延。 传播学的三个基础流派 控制论模式是由C.申农和W.韦弗在1949年问世的《传播的数学理论》中提出，在象征化水平上和内容传递机制上表明传播同时是过程和这个过程的结果。产生这种理论的背景是如何理解大众传播手段对时空的跨越所产生的多样化现象，并把真实情境的多样性引向一个典型的基础图形单元。这个图形就是发送者－通道－接受者，时空关系和形式移位得到象征性表现。通过一个目录系统和共同符码的用法，从而允许分析不同类型的传播，建立传播行动的分类。传播不是一个偶然性过程，而是涉及到信息，信息传递，编码，解码，再编码，冗余度等概念。 申农和韦弗还提出了一个从熵到信息的定理。就是说，一个系统内的熵是测定系统复杂性和无序状态的。在所有的封闭系统中，熵是不可逆地增长，通过发送信息可以取消或减少熵。一个开放的系统因为接收信息可以成为减少不肯定性和无序性。信息对接受者而言是指这个信息是新的或者是这个信息包含着许多可以量化的新成分和不可预测的成分。 控制论这个词是从希腊文Knbernhtes而来，意思是导航。作为控制论创始人，数学家N.维纳在四十年代提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传播人(Homo communicants)。这首先是一个没有内在性也没有躯体的存在；传播人生存在一个没有秘密的社会中，完全为社会；他的存在是通过信息和交换信息，新的传播机器使社会变得透明。这三点在维纳的思想中不可分离。维纳认为信息是指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以测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适应程度，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适应性结果。“有效的生活，是和完全充分的信息在一起生活。”按照维纳的传播乌托邦设想，信息的透明性，因信息开放而拒绝社会排斥，信息对市场逻辑的质询这三点是传播的本质功能。
樊杨《甲骨文和青铜器》一课的教学点评 北京十四中学王海琳 学生发展为本，是教育的灵魂和终极目标，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又是历史教育的核心目标。依据课标和学情，《甲骨文和青铜器》一课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的主要着力点应放在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认同”上。 樊杨老师的《甲骨文和青铜器》一课在达成“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认同”德育目标的方法的设计上亮点很多，其中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深入挖掘教学内容中多领域、多层次的内在联系，让学生在不断探究的学习过程中，形成历史概念、理解所学内容的价值和意义。 比如在学完“甲骨文”一目后，樊老师通过出示甲骨文中的“鼎”字，自然地过渡到“青铜器”一目的学习，并很好地保持住了学生进一步学习、探究的兴趣…… 再比如学生在“青铜器”一目的学习中，通过一系列问题探究，全面了解“青铜器”：青铜器的种类—典型代表：四羊方尊、后母戊鼎，感受青铜器高超的工艺水平、艺术价值和强大的国力—曾侯乙墓的九鼎八簋，认识文物中所反映出的礼制内涵……认识青铜器，不仅仅是简单的物件，它更折射出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丰富内涵；青铜器是早期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感受我国古代先民的智慧；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认同感油然而生。 二、以人为本，从实际出发，学生通过多渠道的学习体验来达成德育目标 学习是指从阅读、听讲、研究、实践中获得知识或技能的过程。这一过程只有通过亲身体验才能最终有效地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充满着好奇心、探究欲望和学习热情，樊老师有计划、有目的地通过精心设计“课前搜集青铜器的材料”、“课上的问题探究”、“课后的拓展提高（甲骨文画成语、观看校园内青铜器：铭志钟，誊写钟上的铭文《少年中国说》”等多种符合学生实际、贴近现实，具有强烈体验性的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意识，引导学生从在对“甲骨文”、“青铜器”的了解、理解和运用中认识并感受民族传统文化的贡献和魅力，逐步产生对民族传统文化认同感和热爱…。教学效果好。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 ———传播学访谈录 采访人:北京广播学院 韩运荣 被访者:暨南大学新闻系副主任陈卫星博士 您对西方传播学的总体印象如何?对此有什么具体的学术评价? 答:西方传播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有个一致的定论。十多年前,我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法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按照专业目录选定的学科是信息传播学,我隐隐约约的知道,在国外研究电影之类的大众媒介是被划分在这个学科里面。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课堂上讲了很多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社会学、符号学、控制论、语用学、精神分析乃至法国人自成一派的媒介学(Mediologie)等等内容,当时学得很艰难,至今也不敢说很有收获。这些学科在理论建构上都很有内容,或者说很有诱惑性,外延很大,把信息传播活动当成社会再生产中的象征活动来看待,跟社会活动本身贴得比较紧(比如公共传播、组织传播和企业传播),同时又保持批评立场的理论自主性,对市场经济的商业化逻辑过多地渗透传播活动有警觉意识。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技术性的课程,法国毕竟是符号学理论比较发达的地方,有关对信息和媒介文本的话语分析的课程,内容丰富,学术性强,充分体现了法国学派思维精湛的特色。 1997年初回国工作时,我发现在国内传播学界盛行的是美国的经验—功能主义流派,其特点是有很多应用公式和实用技巧。其实从美国经验—功能主义流派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它一开始就是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扩张,特别是美国干预世界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需要直接相关的。从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活动迅猛发展的背景是和美国的企业需求和美国政府包括五角大楼的投资分不开的。之所以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世界上建立了霸权地位,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领导权在美国手上,这为美国在全世界范围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扩张当中所伴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机会。如何通过大众传播来证实美国的支配地位和冷战中的主导权,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恰好在美国内外提供了一个富裕社会的形象,这个社会能够提供各种满足。从传播角度来说,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是自由、自治的,可以接受到各种不同的信息,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证明人际接触超过大众传媒的强力。从总体上来讲,作为一种传播战略和一种解释形式,美国传播学界的传统学派是一种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服务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需要,鼓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内容在内的美国模式,为美国的国际干预提供合法化的理论根据,并从中提炼出大量具有明显政治内容的研究术语,比如“思想战”、 “征服精神和意志的斗争”、“意识形态战争”、 “政治战”、“真理攻势”、“宣传战”、“词语战”、 “间接侵略”、 “煽动”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功能主义分析总是和美国政府站在一起鼓 93
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遭遇的现代困境 在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文治教化、礼乐典章的含义，中国传统文化也一直强调以伦理道德教导世人。到了近现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中，“救亡图存”的危机感使对中华文明的守护更多地体现在对家国的捍卫上，文化的发展也因社会的动荡一度停滞不前。新中国成立后，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大好平台，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国文化承前启后地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相较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的古国文明，现代中国文化的渗透力以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就显得比较薄弱和有限了。除了文化的发展与推广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律，不可一蹴而就外，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文化的片面认知与刻板印象。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选取，不但反映了编纂国对于异国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该国人民的历史视野与文化胸襟。西方国家业已成为全球文化传播领域的主导者，其传媒“霸权”地位导致一旦他们对于中国文化进行非公正、不客观的宣传，就会使受众形成带有偏见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与推广。就拿法国来说。很多法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神秘”是他们谈起这个文明古国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而谈到中国历史，不少人对于儒家思想与汉唐文化印象模糊，但提起毛泽东、邓小平以及“文化大革命”却都能说上几句。究其原因，大多数法国人对于中国的认识仅仅源自学生时代的教科书，而法国初高中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涉及中国的内容非常的少。用该国一位教师的话说就是，在初中部分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完全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国度”。在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尽管单独有一章用来介绍中国，但其所论内容十分有限，介绍与评点非常片面，尤其是对我国“民主”与“人权”状况的横加批评，更是导致法国民众至今对中国存在偏见与歧视的重
《大众传播学通论》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传播与传播学 一、什么是传播 1、传播是人类交流信息的一种社会性行为，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他们所属的群体、组织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所进行的信息传递、接受与反馈的行为总称。 2、三种定义类型 （1）共享说：强调“传者”与“受传者”对信息的分享。指人们在传播时，总是努力想同谁确立“共同的东西”。代表人物是美国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但是，共享说无法概括拒斥、不通、误解、独处等传播现象。（“心有灵犀一点通”可谓是对信息共享过程中最佳状态的描述。） （2）交流说：强调传播是“用语言交流思想、观念、情感，已建立和巩固人际关系的过程”。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 E.T·霍尔。交流说忽视了除语言之外的其他符号系统的重要性。 （3）信息说：即传播就是信息的流动过程，信息是人们对接触到的讯息，“排除不确定因素”后，从中选择出自己所需要的那部分内容，而语言就是这些内容的载体。忽略传播过程的“环生态”现实而留下的遗憾。代表人物是C.E·申农和W·韦弗。 3、传播层次： （1）自我传播：指不起交际作用的内部信息交流过程，是个人处于感知和理解时的言语活动。表征是“不出声”。（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理论、“自我互动”的理论、“内省式”思考——郭书P78） 特点：“传播者”与“受传者”角色重叠，往往表现为矛盾的统一体；所传信息不与人分享；由大脑储存信息量的多少决定自我传播的活跃程度，同时，自我传播的自觉程度也决定着大脑对有效信息的储存状态。 （2）人际传播：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直接的信息传播活动，是社会生活中最直观、最常见、最丰富的传播现象。 作用：A教化作用；B联系作用;C协调作用 特点：信息交流渠道多、形式多样，可以面对面直接交流，也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通讯媒体“准间接交流”；交流符号可以用语言，也可以用言语或非言语符号交流，甚至是多种符号复合式使用；人际传播构成一种双向的动态系统，传者与受传者的角色可以在相互作用中随机互换，反馈非常及时。 （3）群体传播：群体指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团体。分为正式群体（组织传播）和非正式群体（群体传播）。正式群体是指人们在共同利益制衡和理性认知基础上自觉建立的社会组织。非正式群体指以个人好恶、兴趣、认知水平为基础，自发形成的无固定目标、成员间无地位差异、彼此同情、价值观趋同的舆论群体。（郭书P89-98）特点：A群体传播对成员保持一种亲和力和凝聚力，个人参与群体传播会受到影响。 B、成员之间的关系靠传播过程中的心领神会、彼此认同来维系和发展。 C、成员往往会承认群体中的权威和个别人的威望。 D、群体传播是一种开放形式，成员可以自由进出。 补充知识点： 1、群体意识：参加群体的成员所共有的意识。 2、群体规范：指成员个人在群体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则。群规不仅对群体内的传播活
合肥学院 中国工艺美术鉴赏论文 论文名称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发展 史 学生姓名湛琴琴 系别生物与环境工程系 专业班级14生物工程一班 学生学号 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发展史 摘要：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是世界文物宝库中的瑰宝。它历史悠久,绚丽璀璨,作为历史的载体,内容丰富而深刻,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久已为世人所重视。对青铜器的研究,早在两汉时代就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宋代金石学之兴,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历经元、明、清各朝,这一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出现了不少着名学者,有着开创之功,留下了丰厚的学术着作。 关键词：商周青铜器;装饰；特点 正文：中国青铜时代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距今约4500~4000年龙的时代，相当于尧舜传说时代，古文献上已经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自夏、商、西周起，中国开始了周而复始的朝代更替。夏商两代均设有管理手工业的官职和王室贵族直接控制的手工业。统治者所需的礼器、祭器、武器和贵重的生活用品，多是官府手工业部门制造的。青铜器是商代工艺的重要品种。商代青铜器品类齐全、造型多样，装饰图案或中心对称，或呈单独纹样，神秘庄严。由于商代统治阶级盛行饮酒之风，所以酒器制作十
分发达。青铜器成本高，只能为统治者所用。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同玉器时代一样，约经历了15个世纪。 青铜器的出现，促使玉雕技术与陶塑技术合而为一应用在青铜器的塑造方面，在此基础上铸造工艺发展起来。传说中夏铸九鼎，开启了华下文明的青铜时代。实际上在塑鼎这种复杂的工艺之前，青铜器必将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由简到繁的发展阶段。此时的艺术风格由原始时期陶器造型、纹饰呈现的活泼愉快走向神秘威严，失去了原始艺术的质朴风格和生活趣味。而青铜图案同彩陶一样成为古代工艺形式美的瑰丽景观，二者的抽象与逻辑演变，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凝结着无数经验与智慧，它嬗变成一种心灵的艺术，脱尽了向自然模仿的痕迹，那原初的具象已被遗忘在意象的升华中。 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 死后亦将其大批殉葬，说明当时贵族嗜酒之风盛行，艺术上的特点是善于从大的动势入手，强调外形上的主要特征，抽象简化成用线可以表达的主要轮廓，并在轮廓中填满装饰性图案，以创造出富有幻想性的形象为目的。考察由商之盛至战国末期之衰，可以看出青铜纹饰由原始浑沌向理性演化的轨迹。除了工具之外，青铜器数量最多的是兵器和礼器。这的确如风胡子所言，是个“以铜为兵”的时代。战争需要兵器，祭祀需要礼器。玉器上固有的龙、凤纹类，兽面纹及其变体形纹之外，还饰有各种动物浮雕与圆雕。如犀牛、虎、象、熊、羊、猪、兔、鸮、蝉、鱼、龟等等。另外，大理石制的雕刻有鸱枭、蛙、坐人、怪兽、蝉、鱼、虎等是现存最早的雕刻艺术品。有些同样铸造在青铜器上。而且有不少整体器形采取动物形象来塑造。如商代的象尊、鸟纹牺尊、四羊尊，周代的兕、觥、驹尊、羊尊、鸭形尊等。其纹饰的特点是满而精，整体中包含完整的局部，局部又和谐地统一在整体中.中国青铜器的大宗在中原地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华夏族的居住地区，如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从东北到广东，从西藏到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而由于各地文化面貌的差异，它们表现出各自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
一传播学兴起的原因： 人类传播历史源远流长，对于传播的研究也一直持续着。但真正作为一门学科，还是在20世纪以后的事。传播学研究者在论及传播学的源流时，一直沿用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的观点：传播学始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将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作为四大奠基人。 传播学之所以在这个时代产生具有如下的时代背景 1、政治方面：政治家重视利用传播媒介宣传主张、树立形象、争取竞选支持。两次世界大战中，军队进行了相关的传播实践活动和深化研究也直接催化了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 2、经济方面：美国是二战前后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自由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生产扩大，市场拓展与营销行为增加，广告、调查公司大量产生，企业普遍较关注营销环节中的传播问题，支持传播研究。大众传播业在战后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竞争的压力迫使传播者思考并完善传播技巧、传播效果与受众等问题。 3、社会方面：美国的社会生活与大众传播关系日益密切，媒介随之带来的负面影响促使大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关注并研究传播； 4、学科及人才基础：传统学科的发展为传播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为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也为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提供了学科背景。二战期间由于纳粹的迫害，大陆专家学者涌入美国，为传播学的产生提供了人才基础。 5、总之，兴起于美国有它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学科背景，而研究实践才是传播学兴起的根本。 自我开始学传播学这个学科以来，已经度过了即将五年的时间。自我知道这个学科，几乎已经是七年时间。这些年的时间里，很多人都曾经问我“传播学是学什么的？”，也有很多家长、朋友以为我是学“船舶学”。至今仍然还有一些人不相信，传播学能够自然构成一门学问。这是因为，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传播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太自然。它依靠我们身上的嘴和耳朵等感官即可完成。即使过去了百万年，也只不过增加了几种简单的载体。动动嘴皮子，人人都会做。最多再写写字，这有什么需要学的呢？ 大众媒介的出现，把这个局面打破了。一门学科的出现，一般既意味着，这个学科所研究的领域拥有了人类以前意想不到的价值，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一方面又意味着，这个学科所代表的现象已经超出了直觉的范畴，需要引入复杂的理性工具去研究。 所以，价值、影响、工具就是一个学科兴起的三个重要因素。然而我们还需要补充第四个因素，那就是社会。 跟很多同学想象的不同，学科尤其是人文社科，并不是中立的，而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这样的问题，直接限定了一个学科的结构。因此，美国研究，带有典型的经验色彩和商业气息，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思考题，不妨想想，如果传播学在中国或者在苏联创立，会是什么样子呢 传播学概念
传播理论部分 第一部分传播 [1] 传播的定义 [2] 传播的基本类型 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 简答：传播的基本类型（一级） 以传播层次为标准，可将传播分为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这四种类型的传播，活动范围从内向传播向大众传播逐步扩大。 一．内向传播：是人的自我信息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传播活动，是人类意识的主要特征。 内向传播的特征（二级）：1、规模和空间最小，最具有隐蔽性；2、信息反馈的路途短且无障碍，反馈及时；3借助的符号千变万化，极不规范 （二级）米德的“主我、客我”理论（考过）：他认为人类从学会说话和理解符号之后，便产生了自我概念。自我分为“主体我”与“客体我”。“主体我”是每个人本能的特征，而“客体我”展示的是自我社会的一面。“客体我”会向“主体我”发出“反射”，“主体我”会对这种反射作出反应。 二．人际传播：是单个的个人与个人之间借助语言或其它符号交流信息的活动。 分类：1）双方面对面的直接的信息传播；2）个体之间运用媒介作为交往手段而进行的间接性传播 特点（二级）：1）属亲身体验，只有通过感官的刺激才能完成 2）多为及时性传播。一般传受双方同时介入传播与反馈活动 3）在传递信息时使用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 4）反馈方便、及时，获得反馈的机会多 三．组织传播：指组织各成员之间或者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 特点（二级）：1）组织传播较有规律；2、传播的信息大多是指令性、教导性、劝服性的，并且使用的符号要规范，要使全体成员都能理解；3、组织传播的反馈要比人际传播困难，特别是在阶层性组织传播中；4、传播者多以组织或团体的名义讲话，传播活动常有一定规模 分类：按组织成员权利、地位、职能不同，分为纵向传播和横向传播。 四．大众传播：是职业化的传播者或传播机构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大众传递信息的活动。 特点（二级）：1、传播规模大、范围广，面向不特定的多数人；2、传播者是职业化的工作人员，并且有组织严密的传播机构。传受双方能基本固定，双方相互间有一种间接、松散式的联系；3、大众传播活动是一种有相当经营规模与经营效益的大型产业；4、大众传播活动具有高度的规范性；5、要借助大量的设备与技术手段，要有大量的投资支持；6、信息反馈困 难，多为不及时、不直接、不充分的反馈活动。 第二部分传播学 [1] 古代传播研究的萌芽 [2] 近代传播研究的背景（05） 科学的背景，社会形势的背景，传播技术发展的背景。 [3] 传播学的确立（06） 现代传播学产生于美国的原因，传播学奠基人及他们对于传播学的贡献，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层次。 [4] 传播学的主要学派：传统学派（07），批判学派（02、04）。 [5] 发展传播学（07） 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层次 一、近代传播研究的背景（05）： 1、科学的背景18世纪的工业革命，19世纪的电力革命，科学技术获得了极大进步。人文社会科学也有了较快发展，不少学科与传播学有关，这些学科研究方法更科学，研究手段更现代化，把人类对传播认识推到新高点。 2、社会形势的背景：①20世纪社会形势的变化把传播推到全社会的前面，“十月革命”西方认为是赤色宣传的结果；一战后期宣传战作用被夸大；法西斯的宣传被看作是法西斯政权建立的原因；20世纪初广告鼓吹“宣传万能”
英语学习与中国文化的传播 摘要：英语学习与中国文化的传播看似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两个概念。但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语学习与中国文化的传播也不例外。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续着经久不衰的英语学习热潮，这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有哪些影响呢？本文即从利与弊两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斧正。 关键词：英语学习中国文化传播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越来越融入到世界的大家庭中，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越来越高涨，英语学习在中国有了越来越普及的趋势，上至八十老翁，下到童稚幼儿，每个人的嘴里都能说出一两句英语，英语学习已成为大多数人升学、评级乃至有更大的发展的关键，也是社会对个人能力的重要评价标准。中国文化受到英语文化的强势冲击，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国学更是首当其冲。这样的英语学习的热潮，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发展和传播，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英语是当今世界的通用语，其伴随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而确立了在世界各民族语言中强势地位。在英语中，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汇构成了词汇基础，其他的欧洲语种对英语的形成也都产生过影响，可以说英语也是在吸收其他语系精华的基础上才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完备体系。这样一种强势的语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的影响，不可谓之不大。总的说来，其影响有利也有弊。下面就做一些具体的分析： 一、英语学习对中国文化的传播的有利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讲，学习英语与中国的文化传播并不矛盾，学好英语不仅使文明能够了解西方文化，学习更多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能够促进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好地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一）借助英语在西方国家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整日浸润其中的中国人都不一定能说的清楚，道得明白，更何况那些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尤其对中国文化的精髓——古代文化，由于对文言文的理解困难，导致英语无法翻译或者言不及义、文不对题的状况屡屡发生。也正是因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神秘性，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透彻，致使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出现了很多误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必须要让世界认识一个正确的中国，这就要求我们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必须要学好英语，以便更好地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使全世界的人民都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古老的文明和传统文化。 （二）通过英语学习西方文化，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一直讲究“融会贯通、兼收并蓄”，西方文化包括美国文化也是有很多长处的，对于西方优秀的科技、管理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先进成果，我们中国人一百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学习和借鉴。通过学习英语，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从而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弥补中国文化的不足之处，相互融合，丰富中国文化的内容，同时可以找到东西方文化的相同点和切入点，更好地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文化。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6e13321277.html, 仪式化场域及其当代传播价值 作者：张毓强庞敏 来源：《对外传播》2020年第02期 讨论人： 杜友君上海体育学院传媒与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张毓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郭晴成都体育学院教授 魏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大规模的体育活动，以其人类不同族群参与的广度、全球关注的强度、全球性仪式景观性、在一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交流方面的巨大作用等，备受关注。近年来，伴随传播技术对于信息深度全球化的推进，人类全球性交往日益频繁，日常化的交流倍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传统奥运传播的仪式性。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观察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一个重要节点。在 此之后，中国承接的各种国际赛事日益增加。2015年，中国再次取得2022年冬季奥运会举办权。 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经历着深刻调整，我国国民心态日趋自信、主体性不断增强；全球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传统误解与新的利益碰撞也有所增加。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应当赋予奥运传播何种历史使命？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世界友人？奥运传播中如何处理好传统大众传播模式与社会化传播模式的关系？就上述问题，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聯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作为传播场域 张毓强：回到历史的场景中，足够的交流与沟通是解决人类不同群体之间问题的重要方式。前现代性的人类交流与大规模的具身性交流活动密切相关。奥运本身不但是一个竞技场域，而且更多是交流场域。人们在这一场域中彼此认知，互相学习，追求沟通基础上的相互理解。现代民族国家产生后，大规模的体育赛事活动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性交流价值。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强化和消解着这种场域传播的力量和价值。 杜友君：现代奥运会是国家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第一，身体竞技背后蕴含着不同国家之间经济、科技、文化，甚至是政治层面的竞争；第二，奥运会作为国际体育界规模、影响力最
《中国传统文化概观》（本、专科） 一、填空题 1.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中的优秀文化。 2.“文化”是_ ___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文化”一词在我国的出现，至迟可追溯到_ 。“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_ _。“文”与“化”并联使用最早见于。 3.所谓“广义文化”，即人类社会创造的_ _的总和。 4.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5.远古至夏朝建立（公元前21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阶段， _____ ______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雏形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时期，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期，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期，隋唐五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时期。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时期，明至清代中期（1840年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期。 6. 和是我国新石器文化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区域。 7.以为主干的中华新石器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渊源。 8.中国传统文化雏形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其一，， 其二，，其三，，其四，在意识形态领域，。 9.儒家发展了的伦理道德思想。孔子提出以“”为核心的政治思想，认为体现“”的制度和行为准则是“礼”，主张“克己复礼”，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孟子对孔 子的思想进一步发挥和完善，提出说以及“仁义礼智”说。 10.董仲舒提出“新儒学”，为基本框架，以“”为基本理论，将阴阳五行学说提到神学的体 系上来，把儒家伦理思想的父权、神权和君权三位一体化，从而建立起“”、“”的封建伦理 道德观和“”的神学目的论，以及“”的宇宙观，以论证“王道之三纲”的永恒性。 11.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包括：精神、“”精神、“”与“”精神。 12.中国气候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二是，三是丰富多样。 13. 和的交流和碰撞，是我国文化史的一大主题。不仅是农耕与游牧长期 对垒的界标，也是二者之间通过战争、迁徙、和亲、互市等中介形式，实行经济互补和民族融合的。 14.中国自然经济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农耕经济的，这一特点造就了中国文化兼收 并蓄的。 15.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具有独特的东方特色，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 完备而系统，严密是其典型的特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形成了“”的社会政治 结构，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 16.中国传统哲学萌芽于时期，形成于时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17.现在一般把中国传统哲学划分为七个阶段，即先秦、两汉、魏晋、隋唐、 宋明、明清、乾嘉朴学。 18.早期法家分为重法、重术和重势三派，分别以为代表。战国末年的是法家思想的 集大成者，他兼取诸家，主张法、术、势三者相辅而相成。 19.理学实际是一种新形式的儒学，它以为中心，兼容两家的哲学理论，从 世界观的高度，论证了封建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理学以理学和心学为主流。 20.理学发萌于唐代中后期的，中经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至南宋 而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21. 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源头，主要是围绕、古今、知行等问题展开的。 二、选择题（单项或多项选择，请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入括号，多选或少选均不得分。） 1.“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其后来的引申意义有（）。 ①引申为文字、文章②引申为古代的礼乐制度，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法令条文 ③引申为精神修养，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文彩④引申为美、善、德行之义 2.我国新石器文化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区域是（）。 ①黄河流域②长江流域③西南地区④沿海地区 3.夏商周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标志有（）。 ①创造了甲骨文与金文②宗法制度和家国同构政治结构的形成 ③诸子蜂起，百家争鸣④初步形成传统伦理道德思想 4.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标志有（）。 ①天命神权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②诸子蜂起，百家争鸣 ③儒家经典的初步形成和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④科技文化的成就杰出 5.秦汉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标志有（）。 ①儒家经典的初步形成和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②王充著《论衡》 ③基本形成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模式④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产生
传播学对中国的影响 姓名：柴宇学号：N20814022 摘要：经过一个学期的传播学课程学习，我对传播学有了大致的了解。本文主要从传播学的基本概念、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其中的部分代表理论着手，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自己的见解。关键词：知识沟；本土化，亚洲中心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传播学又称传学、传意学等。 传播学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处在多种学科的边缘。由于传播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功能，所以凡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语义学、神经病学、等等，都与传播学相关。它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的本质和概念；传播过程中各基本要素的相互联系与制约；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馈，信息与对象的交互作用；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传播中的功能；各种传播媒介的功能与地位；传播制度、结构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 此外，传播学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中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所以，人们称它为边缘科学，意思是处在多种学科的十字路口。各种社会学科的理论又往往成为传播学理论的一部分。但是，传播又有它自身的理论，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代替的。 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和立足点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借传播的作用而建立一定的关系。 它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而其中又以大众传播为主。 研究传学其实就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人与其它的团体、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人怎样受影响，增养互相受影响；研究人怎样报告消息，怎样接受新闻与智据，怎样受教于人，怎样消遣与娱人。首先了解人于人怎样建立关系。 “知识沟”假想 知识沟理论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对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问题的重视。信息社会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和解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播事业飞速发展，报刊、广播、电视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在接触大众传媒方面，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信息差距大大缩小。 但是，在新传播媒介领域(例如电脑、网络、移动电话)，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则很明显。这不能不引起重视。 另一方面，在媒介使用能力方面，社会各阶层或群体之间的差距也正在出现并呈扩大的趋势。不少调查表明，中国电脑和网络的用户主要集中于男性、青少年、高收入、高学历阶层中，而女性、中老年、低收入、低学历者对电脑的利用则很少；在拥有电脑的家庭中，许多人还只是作为“电子游戏机”来使用，而未能较全面地发挥它们的信息处理功能。 针对以上现象，中国的传播学在致力于两个方面的研究：1、新闻媒介的普及过程研究。 2、地区开发和社会发展的研究。 1、普及研究主要从人们获得信息和知识的物质手段——信息接收和处理设备的普及过程调查人手，来分析社会各阶层间的信息沟乃至知识沟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 2、地区开发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教育事业和信息落后的地区。以便找到更好的对策来缩小知识鸿沟。 亚洲传播学的现状还有未来的发展趋势 可以说在传播学的发展中，西方话语和研究范式取得了“普遍性”的地位和权力，它规定和控制着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理论体系以及思维和表达方式。然而，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普适性，这种普遍性是在于“特殊性”的斗争中不断取得“真理性”地位的，它不能否定，更
中国影视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 姓名：孔金娣 专业：10级土木四班 学号: 201001553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绵延5000多年而不绝，就是因为悠久的文化从来没出现过断层，代代相传，并不断地继承、发展、完善、进步,文化是从过去千百年来人类总结出的生活经验，如果从出生就脱离了这些文化，重新创造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进程，汽车，手机，电视，带兵打仗的方法，美味的菜肴，或是电脑，楼房，更不用说股票，基金，人类离不开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抵御外敌入侵的隐性力量与精神支柱.所以,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扬尤为重要.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影视中的运用会不会对文化起到良好的传播作用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电影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语言艺术,是各种文化融合的产物.现代电影可以作为本民族文化的载体,一这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去向世人表达并达到传播与发扬的目的. 对于传播的对象和受众,被传播的无论是物质形式的还是一种无形的信息概念,都需要以一种乐于且广泛的方式来传播.像文化的传播不是说教般的喋喋不休,而是吸引受众自己自身的去欣赏与体验其中并从中找到共鸣. 就目前的人民生活需要,影视等文化产业就是对传统文化传播的很好的途径文化越是得到广泛的传播，才越能够得到弘扬，越能增进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观念都有差异，通过文化的交流能增进了解、互信、合作、和平。从中，文化也得到弘扬、创新、发展。 中国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个方面. 一、民俗学价值 最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是通过观赏一部影片，阐释其中所反映的某个时代、地区、民族的民风和民俗。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有两个倾向，一是眷恋故乡，对本土文化有特别的亲近感；一是向往远方，对异域文化有特别的新鲜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睐，这也是中国影片屡获国际大奖的重要原因。而人们喜爱观赏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经常地、直观地接触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了解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风情。
华中科技大学参考书目 小贴士：鼠标滑动到书籍名称处，可直接链接到中华传媒书店购买。 新闻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吴廷俊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现代新闻传播学》程世涛刘洁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当代传播学》戚海龙申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当代新闻采访学》申凡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新闻报道写作通论》孙发友人民出版社2005 《现代新闻评论》赵振宇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当代电视实务教程》石长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廷俊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广告策划创意学》第二版余明阳陈先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传播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吴廷俊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现代新闻传播学》程世涛刘洁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当代传播学》戚海龙申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当代新闻采访学》申凡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新闻报道写作通论》孙发友人民出版社2005 《现代新闻评论》赵振宇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当代电视实务教程》石长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廷俊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广告策划创意学》第二版余明阳陈先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广告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吴廷俊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现代新闻传播学》程世涛刘洁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当代传播学》戚海龙申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当代新闻采访学》申凡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新闻报道写作通论》孙发友人民出版社2005 《现代新闻评论》赵振宇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当代电视实务教程》石长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廷俊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广告策划创意学》第二版余明阳陈先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广播电视艺术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吴廷俊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现代新闻传播学》程世涛刘洁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当代传播学》戚海龙申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当代新闻采访学》申凡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新闻报道写作通论》孙发友人民出版社2005 《现代新闻评论》赵振宇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当代电视实务教程》石长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屠忠俊吴廷俊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广告策划创意学》第二版余明阳陈先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传播学在中国20年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传播学在中国20年的发展轨迹以及在这轨迹上的几个亮点，并对传播学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传播学发展轨迹亮点未来走向 传播现象在中国古已有之，而正式作为一门学问的“传播学”（The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则完全是从国外引起的“舶来品”，其最早的引起可以追溯到50年代①，但当时的影响极为有限。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初具规模的译介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 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20年。这是中国思想解放、经济转轨的20年。正是在这样的年代背景之下，传播学在中国获得了生长的土壤和空间，完成了从起步到腾飞的发展阶段。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引入问题，一般可分为两次。一次是50年代的早期引入，这方而的代表人物当属郑北渭、张隆栋、王中等教授，他们在教学及研究中都曾有过运用传播学相关知识的先例，复旦新闻系的一个没有刊号的杂志《世界新闻译丛》也曾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传播学②。可惜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种引鉴刚刚露头便无疾而终，很快就中断了。再次的引入已是20多年以后的事情。70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一本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 上介绍了传播学的一些情况；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此为开端，一批西方传播学著作也相继在大陆出版发行，如《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年）、《传播学概论》（1984 年）、《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年）、《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85年）等。后来许多学者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一举措视作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真正起步。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开始敞开胸怀，放眼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