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述评?
二十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
李金铮 邹晓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中国乡村经济史的研究可谓异军突起,大有成为显学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要求学术界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历史渊源做出科学的说明。因此,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不仅受到历史学者的高度重视,也引发经济学者、社会学者的浓厚兴趣。特别是80年代中期社会史研究兴起后,更加注重下层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这为近代乡村经济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80年代以来,有关研究可称繁富。据不完全统计,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著作达80多种,资料10余种①,发表论文500多篇,内容涉及乡村经济的各个方面。近期王先明等学者对该领域研究所做的回顾给人颇多启示②,但就乡村经济而言,有关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总结。职是之故,本文拟从学术史角度,对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侧重大陆学者的成果和译成中文的国外学者的论著)争论较多,富于创见,特别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问题做一清理和简评,希望能有助于该领域研究的深化。
一 土地关系
土地是农民繁衍生息的第一要素,是乡村社会经济的基础,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因此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但从学术意义上的解释,直至80年代末才开始有重大突破。
私有土地允许买卖,是中国土地制度的一大特色。以往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广泛存在亲族或邻居的“优先购买权”,所以土地买卖是不自由的,由此证明封建宗法关系的继续存在。史建云通过对近代华北土地买卖的研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一地区的土地买卖在法律和习惯上都不受“优先购买权”的限制,有比较自由的土地市场③。李三谋对民国前中期土地贸易的研究也表明,土地买卖中的封建宗法关系被取消④。实际上,在清代前期,宗法关系在土地买卖中就已经松弛⑤。19世纪40年代以后,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崩溃罢了。
地权分配是土地问题的核心,决定着农村生产关系、利益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基本面貌。长期以来,受革命解释体系的影响,学术界流行这样一种估计,即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仅占有20%—30%的土地。章有义首先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抗战以前全国土地分配的基本轮廓为:无地户约占农村总户数的30%—40%,有地户中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50%—60%,中贫农占40%—50%。稳妥一点说,地主富农占地60%左右,中贫农占40%左右⑥。此后,郭德宏也做了大体相当的估计⑦。乌廷玉的估计更为大胆,认为在旧中国占有人口6%—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
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
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江太新:《略论清代前期土地买卖中宗法关系的松
弛及其社会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
期。
李三谋:《民国前中期土地贸易之特征》,《中国农
史》1998年第2期。
史建云:《近代华北土地买卖的几个问题》,收入王
先明等主编《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变迁》,
人民出版社,2002年。
王先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近代史
研究》2002年第2期。
其中综合性资料主要有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
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这是继50年代李文治、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
史资料》之后较为全面的乡村经济统计史料。专题
资料有徐新吾《近代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199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
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1—5辑,江苏古籍出版
社,1991—1997年)。周谷城主编的《民国丛书》
(1—5编,上海书店,1989—1996年)中,重印了
乔启明、冯和法等著名农村社会经济学者的著作。
1949年前许多著名农村社会经济学者以及20—40
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也陆续整理再版。台
湾学者整理出版了《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
题资料》200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
10%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土地的28%—50%,占人口90%—94%的农民占全国土地的50%—72%①。史志
宏对河北清苑县的研究也显示,土地分配呈相对分散化的格局,地富的占地规模较小,而且不见得都是质
量好的土地②。这些研究表明,地权问题并非以前所估计的那样严重。
地权分配不只是静态的分布,更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与上述传统思维惯性相联系,土地越来越集中已成为学术界的通论。但人们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如果土地越来越集中,农民的土地早就应该没有了,但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还保留部分土地,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章有义认为,土地自由买卖和遗产多子均分制是对地权分配长期起作用的两个基本因素,地权流动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都经常发生,既有分散又有集中,于是在长期上、整体上形成地权阶级分配的某种常态,即地主与农民占地的比率大体稳定。11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佃户比例基本上是一个常数的事实证明,“人们所想象的地权不断集中的长期趋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可能存在的。”③郭德宏进一步认为,在1949年前几十年间,各地区地权变化的情况虽然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地权是越来越分散,而非越来越集中,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有所下降,农民占有的土地有所上升④。朱玉湘也指出,进入20世纪以来,在一些土地占有趋于集中的同时,有很多地区的地权是逐渐趋于分散的,尤其是抗日战争以后,因地主经济地位下降,土地占有的分散趋向非常明显⑤。张佩国通过考察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也认为土地占有的分散化趋势自清末至民国初年即愈益明显,这一进程在抗战期间进一步加快了⑥。史志宏对20世纪30—40年代河北清苑县的研究还显示,地主富农土地占总耕地的比重明显下降,中农占地有所上升,土地分配呈分散或“平均化”的趋势⑦。曹幸穗在考察苏南地权分配时也发现,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苏南地权同时经历了分散与集中的两个过程。土地占有权并不是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地主手中,而是越来越多的中小地主共占土地⑧。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地权分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绝不能简单化、标签化乃至于极端化。
尽管如此,正如朱玉湘所认为的,上述看法并不影响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整个近代中国农村土地关系中处于统治与支配地位和土地占有集中的结论⑨。进而言之,它也不能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
只有少数学者仍保留不同意见。如刘克祥通过考察,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地权仍存在集中趋势,广
大中小自耕农失地破产,中小地主也普遍衰败,而大
地主、城市地主急剧膨胀,全国土地恶性集中 λυ。尽管土地是否如此集中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刘氏所论也不能说明地权分配的长期趋势,但这一成果值得关注。
二 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
租佃关系、雇佣关系是与地权分配形影相随的社会经济现象,是农业经营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产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以往学术界主要从地主富农残酷剥削农民的角度进行研究。近年来的研究既有传统观点的延续,更有新的分析。
关于租佃关系,细致的实证研究较多。乌廷玉在多篇文章中对东北、黄河流域等地佃农的一般状况、租佃手续、地租形态、地租率等都做了清楚的展示,提供了不少文献资料,但论述结构雷同,新的解释不多 λ?。
与此同时,更有学者提出不少新的见解。譬如,
历 史 研 究
2003年第4期
①②
③④⑤⑥
⑦
⑧⑨ λυ
λ?乌廷玉:《旧中国黄河流域各省的租佃关系》,《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旧中国苏浙皖三省的租佃关系》,《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解放前东北三省的租佃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近代山西省的租佃关系》,《晋阳学刊》1989年第6期;《解放前河北省的租佃关系》,《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
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地权集中趋势及其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朱玉湘:《试论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文史哲》1997年第2期。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0—21页。
史志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2000年,第57—70页。
朱玉湘:《试论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文史哲》1997年第2期。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史志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乌廷玉:《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
佃农比例是反映租佃制度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以往为了证明封建地主所有制的统治地位,就花大力气寻找佃农比例高的证据。实际上,中国农村社会并非完全如此。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卜凯(John L.Buck )就提出中国农村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①。80年代以来,这一观点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认同。史建云认为,华北地区在近代直到1937年以前,自耕农一直占50%以上,租佃关系虽占有一定比重,但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仅如此,佃农比重还有逐步下降之势②。徐浩、侯建新对清代华北地区和20世纪上半期冀中农村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③。不过,李金铮对定县的研究表明,佃农比例较低,自耕农比例较大,并非意味着自耕农就拥有足够的土地,他们实际上多数是耕地不足的贫农④。在西北地区,秦晖通过考察关中农村,认为该地区地权分配平均,几乎是自耕农的世界,租佃关系无足轻重,甚至可以概括为“无租佃”
⑤。与北方乡村相比,南方地区的佃农比例较高。如长江中游地区,章有义对徽州租佃关系进行了个案研究,认为该地区租佃经营的比重较高,不过也很难说占到50%以上;从发展趋势上看,租佃户数和租佃经营的比重在近代没有什么变动⑥。赣南闽西地区有自己的特点,温锐认为租佃土地占土地总数的比例达
55%—65%⑦。
地租率是反映地主与佃农所得农业收获份额的重要指标,用经济学的概念解释,就是出租土地所得的报酬。以往我们在考察地租率时,大多估计偏高,其原因主要是往往只计算地租在一季主要作物产量中的比重,实际上农作物有可能是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这就使得地租率无形增加。曹幸穗在对苏南地区研究后指出,如果把佃农的冬夏两季作物(一年两熟)的产量合并计算,平均地租约占年收获物的44%,若以夏作物(该地区主要作物)计算,则地租率均超过产量的50%。曹氏还指出,近代百余年来本区地租额并无多大变化⑧。章有义对徽州的研究也是如此,他认为,如果单季租即稻租通行地租率为50%—70%,若将小季收成估算在内,实际地租率则为40%—55%。而且,除了个别年代,近代地租率大多不仅没有上升迹象,总的趋势还是缓慢下降的⑨。史建云也指出,近代华北佃农负担有减轻的趋向,因为佃农缴纳地租是以定额地租和货币地租为主,而定额地租率低于分
成地租,货币地租率又低于定额地租率 λυ。
可见,地租率并非越来越高,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在50%左右。尽管如此,仍然不影响地主对佃农的经济剥削这一基本判断。
主佃关系也是以往谈论较多的问题,主要将其概
括为人身依附关系浓厚,矛盾尖锐,斗争激烈。新的研究与此有所不同。黄宗智以山东后夏寨村为例说明,单纯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是不符合实际的。主佃关系是多重纽带关系,在
阶级关系之外还涉及亲属和朋友关系 λ?。美国学者马若孟(Ramon H.Myers )以河北顺义县沙井村为例也说明,租佃关系中没有显示出一个集团或个人强加于另一个集团或个人的经济意志,租佃关系是合理的,在契约之外,没有强制性的剥削 λω。史建云认为,在华北地区,地主对佃户农业经营的干涉降到最低程度,这标志着佃农对于地主基本上没有人身依附,主佃之间保持相对平等,形成一种单纯经济上的契约关系,传统的租佃制度正在走向衰退 λξ。曹幸穗指出,
二十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 λ? λω λξ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地租形态研究》,《近代史
研究》1997年第3期。
Ramon H.Myers ,North China Villages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Socioeconomic Relationships.In
Modern Chi na ,vol.6,no.3,1980.转引自陈意
新《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
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
局,1986年,第270页。
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佃农的土地经营及地租负
担》,《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第331—
332页。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78、82
页。
温锐:《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土地租佃制度与农村
社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13—315页。
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
农村经济研究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郑磊则认为,关中地区租佃关系之所以不发达,主要是人口持续大量死亡所导致的人口与土地的恶性宽松关系,直接造就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关中农村。(郑磊:《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1928—1949)》,《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李金铮:《试析二三十年代定县农民耕地之不足》,
《河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徐浩:《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
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8页;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自耕农初探》,《中国经济
史研究》1994年第1期。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
第195—196页。
由于土地绝大多数属于城居地主所有,苏南的地主与佃农一般无直接联系,佃户对地主的依附程度削弱,佃农除了缴纳地租,一般不再对地主提供额外的应酬和劳务。这说明,在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传
统的主佃关系开始向纯粹的经济契约关系转变①。章有义也认为,近代徽州一般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愈来愈淡薄,几乎只有“单纯纳租义务”,租佃关系基本上契约化了②。
当然,这并不否认主佃关系在有些地区比较紧张。钞晓鸿认为,在租佃关系盛行的陕北、陕南,地主往往有肆意撤佃的自由,佃户则没有永佃的自由,佃户还有为地主无偿劳作,送交礼物,甚至妻媳为地主做女佣或奶妈的义务③。陈淑铢对浙江业佃关系的研究表明,尽管有的地区主佃之间尚能和衷共济,但不少县份也常常发生纠纷乃至酿成案件④。
作为一种农业经营方式,租佃关系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何影响呢?以往主要强调其落后性、反动性和阻碍作用。曹幸穗通过对苏南的考察却认为,没有理由相信租佃关系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永佃制使佃农具有生产积极性⑤。温锐对清末民初赣南闽西地区的研究也表明,土地租佃制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适应了该地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了地富阶层转向工商业投资,也有利于劳动力的缓慢转移。这一制度在整个20世纪都能不断延续,更说明租佃制度的活力⑥。对租佃制鼓吹最多的美籍学者赵冈更认为,租佃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它可以减少农业生产的交易费用和管理费用,增加生产制度的灵活性,因此生产效率高,并成为破坏自然经济的强大力量⑦。尽管如此,史建云仍然指出,在华北地区由于短期租佃居于主要地位,主佃关系变动频繁,不利于调动佃农的积极性⑧。无论如何,租佃制度作为一种长期延续的经营体制,始终能够将主佃关系维持下来,本身就表明它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解释其中的奥秘何在?
在农业生产关系中,雇佣关系是另一种重要的经营方式,也是近年来争论较多的问题。以往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雇佣关系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新的研究表明,二者不一定能划等号。
黄宗智对华北平原和江南的研究证明,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华北平原,靠雇工经营的经营式农场占耕地总面积的9%—10%,而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长江三角洲根本不存在这种农场,仅有少数相对较小的富
农雇佣帮工⑨。刘克祥也大体持相同见解 λυ。不过,章有义指出,华北地区所谓的雇工经营实际上有相当部分属于半封建的雇役劳动,并非真正的经营式农场,也就是说,雇佣关系与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没
有必然的联系 λ?。曹幸穗进一步指出,在苏南地区,经营式农场在明清时期一度相当盛行,但进入20世纪以后走向解体乃至消失,其原因恰恰是由于商品经济特别是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经营式农业无论对于地主或长工都失去了足够的吸引力,地主和无地者纷纷转入城镇,城居地主的土地采取租佃经营方
式 λω。
秦晖与钞晓鸿对陕西农村的研究,与黄宗智的研究结论互为呼应,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秦晖通过关中地区的研究发现,以雇工经营为主的“经营地主”较多,但雇佣关系与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关系,雇工普遍领取实物报酬,其生产也非面向市场,雇主经济的商品率并不高于一般农户,这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的现象。如果再考虑到关中“雇农”大都拥有相对于这个概念而言不算很少的土地,以及依附性雇工的存在,则可以断言该地的雇佣绝非资本主义。它不仅不具有近代性质,而且未见得比“封建的”租佃经济更称得上“成功的经营形式”,事实上关中出租土地的主要是家计收入不依赖地租的商人阶层。以上看法,即构成秦晖
历 史 研 究
①②③④⑤⑥
⑦⑧⑨
λυ λ? λω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61—67页。
章有义:《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琐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刘克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业雇佣劳动数量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81、142页;《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59—60页。
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地租形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
赵冈:《从制度学派的角度看租佃制》,《农业经济史论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温锐:《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土地租佃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66—85、226—229页。
陈淑铢:《浙江省土地问题与二五减租》,台北“国史馆”,1996年,第419—425页。钞晓鸿:《本世纪前期陕西农业雇佣、租佃关系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第320页。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70、82页。
所谓“关中模式”的核心内容①。钞晓鸿通过考察陕北、陕南和关中不同地区的雇佣与租佃关系也发现,关中这种相对落后的地区未必就没有更普遍的雇佣制,而陕北、陕南一些相对发达的地区未必就存在着更普遍的租佃制。他由此认为,雇佣制未必进步,租佃制也未必落后,社会由落后转入先进并不见得必须以雇佣制代替租佃制,认识判别传统社会或曰封建社会以及改造这种社会使其向近代社会迈进,不能简单地从租佃制或雇佣制中做出判断与抉择②。崔晓黎在比较了河北清苑和江苏无锡的情况以后,也表示了类似看法③。
上述关于雇佣关系的研究,对于盛行多年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也是重要的修正或补充。我们认为,还要认真考虑这种商品化是真正的商品化还是虚假的商品化,如后所述,恐怕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贫困的推动,带有浓厚的虚假性。果真如此,商品化导致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就很难简单地予以否定。
三 小农经营与经营式农场
从农业经营规模而言,主要分小农经营(即家庭
式农场④,严格意义上是小家庭农场)和经营式农场两类。由于受现代化范式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多认为,小农经营是一种封建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经营式农场代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效率由此有高下之别。对此,近年来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和热烈的讨论。
黄宗智从华北平原的研究中发现,由于经营式农场使用劳动量较少,而家庭式农场不可能自己解雇自家多余的劳动力,因此前者的劳动生产率比后者要高,家庭式农场存在着边际效益递减的“过密化”现象。不过,经营式农场与家庭式农场在耕畜使用、复种指数、作物选择和单位面积产量上并无显著区别,经营式农场并没预示新生产力水平的出现,因此仍应视为停滞的小农经济的组成部分。此外,家庭式农场的经济行为不能单纯以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逻辑来评判,从生存角度而言,充分使用极低机会成本的剩余劳动力从事小农业、手工业和长短工,可以达到最大效用⑤。但他断言,过密化终究不能将农村引向结构性变化,小生产不能被节省劳动力的资本化生产所取代⑥。
在《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后以《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为名再版)一书中,罗仑对黄宗智的观点提出商榷,他仍然坚持过去的看法,
即经营式农场无论在生产率、复种率、畜力、肥料等方面,都比家庭式农场有明显的优越性⑦。丁长清也提出,经营地主的商品率和单位面积产量都较高⑧。曹幸穗也认为,苏南面积狭小的贫农农场由于物化劳动投入严重不足,故导致单位产量低于大农场⑨。
秦晖的关中研究也显示,经营地主的单位面积产量高于小农场,但与罗、曹、丁的分析角度迥然不同。他认为,与小农制一样,关中的经营地主经济也存在“过密化”现象,而且其劳动投入与边际劳动报酬递减很可能比小农还高,正因为此,其土地出产率也可能略胜普通小农一等,但劳动生产率比传统小农
还要落后 λυ。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对小农经营持肯定的态度。赵冈认为,包括农业在内的任何生产部门,不一定规模越大效率越高。在传统工具耕作的时代,以小
农经营为宜,效率最显著 λ?。史建云通过对华北平原自耕农的研究也认为,大规模的农场只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途径,而不是惟一的道路。在近代中国
二十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 λ?赵冈:《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中国
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秦晖:《“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
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128—
129页。丁长清:《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经营地主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罗仑:《关于清代以来冀、鲁西北地区经营式农场
与家庭式农场的生产力水平问题———与黄宗智教授商榷》,收入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中华书局,1992年。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
12页。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6、
142—176、199页。
赵冈认为,“小农”一词本身很不科学,因为大与
小是相对的,用大小作为组织形态的分类标准很不妥当。西方经济学家以经营单位进行组织形态的分类,将这种小农称为“家庭式农场”比较适当,家庭式农场在人地比例与技术条件具备时,也可以变大。(赵冈:《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崔晓黎:《家庭?市场?社区———无锡清苑农村社会
经济变迁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钞晓鸿:《本世纪前期陕西农业雇佣、租佃关系比
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究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农村人口对土地已形成巨大压力,近代城市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又不足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广泛建立土地集中、资本密集的农场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作为个体小生产的自耕农虽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由于自耕农经济更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加强农业集约经营、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生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由于自耕农的货币购买力以及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消费水平都高于其他各类农民,因此自耕农经济的发展也就大大有利于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近代工业在农村的
扩大①。温锐对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的研究也表明,小农家庭经营方式是一个灵活的具有自发向上激励功能和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开放型经济形态,既能适应传统农业,又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在历史上,不是所谓“农民主义”阻碍了社会发展,而是具有“发家致富”本能的农民主体长期被空想的平均主义所改造②。胡成对江南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提出,相对于经营式农场而言,小农家庭生产更具积极性、主动性和多样化,更能适应商品和市场化的发展③。
对小农经营高唱赞歌的当首推林刚。他指出,科学的经济理论含义不是设计一套完美无暇的经济行为模式或前景,而是在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所可能做出的最佳选择。在人地失衡的具体条件下,只有黄宗智所谓“过密化”式的小农生产才是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解决生存问题的最佳选择。在对黄氏小农“过密化”认识表示赞赏的同时,他又提出黄宗智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准则来评判中国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对其以资本代替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消灭“过密化”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家庭经营迄今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④。
我们以为,在人多地少条件的制约下,小农经营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况且从1949年以后家庭经营的发展来看,近代小农生产仍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所以,传统小农经营到现在仍有继续利用的价值。但同时又不能对此存有过高的期望。无论如何,小农经营是人多地少条件下农民的一种被动选择,它虽然有较高的土地出产率,为维持大量人口的生存做出了贡献,却是以单位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换来的,是一种贫困化的生产形式,更易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所以它又有不合理的一面,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更不可能成为今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可以设想,只要大多数农民仍滞留于农村进行家庭经营,农民就无法彻底脱离贫困和落后的境地。事实上,农民问题的解决已不限于解决农民问题,而是通过城镇工商业化吸附农民,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依赖土地生活。只
有如此,高效率的土地大规模经营的时代才会到来。
四 农业生产力水平
生产力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评价其经济体制优劣的重要标准。以往学术界研究经济史侧重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问题不太关注,即便有所论及,也是在生产关系框架之内。关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以往一般概括为生产力落后,且处于不断下降之势。近些年来,学者就农业生产力的综合水平、粮食产量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争论。
在国内学术界,大体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以章有义为代表的衰退观。章有义认为,不能无条件地把耕地面积的扩大归纳为农业生产力的增长,有时耕地面积未减少,甚至增加,而农业生产力实际在下降,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⑤。他通过海关报告的有关资料证明,19世纪以降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使在通商口岸附近地区,农民一般依然沿袭着传统的手工劳动方式、古老的耕作方法,极少改进。新式农具、外来良种等新因素的萌芽,不过是在汪洋大海的传统农业中掀起的几朵浪花。至于其他地区,更可想而知⑥。章有义还对徽州和东北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农田亩产在近代都呈下降之势⑦。王天奖、万振凡对近代河南和江西的研究也认为,农田单产不断下降⑧。吴慧估计,清中叶以后中国各地区的粮食
历 史 研 究
①②
③
④
⑤⑥⑦⑧王天奖:《从单产看近代河南的农业生产》,《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万振凡:《江西近代农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第334—335页。
章有义:《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
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52—268页。胡成:《近代江南农村的工价及其影响———兼论小农与经营式农场衰败的关系》,《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温锐:《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71—374页。史建云:《近代华北自耕农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亩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粮食亩产量比清中叶下降了约20%①。刘克祥则认为,晚清以来全国农业收成和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不断下降,农作物亩产量20世纪30年代同20年代相比也无明显增长,甚至有所下降②。
尽管如此,持衰退论者大多并不否认农业的总产量可能有一定的增长。章有义认为,从人口持续增长和耕地面积扩大的事实来看,近代农业总产量有所增长的结论也许是可信的③。刘克祥也认为,从长期趋势而言,农业总产量不一定与亩产量的减少同步下降,或许在某个时期还略有上升,他还对1936年为
30年代中国农业产量的高峰这一看法提出质疑,认为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1932年④。
与章有义的悲观论相比,以吴承明为代表的缓慢发展观在学术界的影响更大。吴承明认为,从粮食单产量来看,“颇令人悲观”,近代同乾嘉时代相比确实下降了;从粮食总产量看,进入20世纪以后仍是增长的,到1936年达于高峰,其增长速度大体可与人口的增长率相当,但1937年以后急剧衰退,1949年陷入低谷,比1936年减少20%强;从人均粮食产量来看,40年代以来是下降的。“总的看来,我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是有一定的发展的,生产方法也有所变化。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还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变化极微,但也不完全是老样子了。”⑤这一看法,更多地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细究吴、章二人的观点,其实并无本质区别。
刘建中则认为,那种“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是停滞、衰退的主张是值得商榷的”,近代农具虽然落伍,但新式机械也开始使用;农业技术虽不先进但毕竟引进了一些新的技术,特别是使用良种和化肥等方面,这些都是近代以前的农业所无法比拟的;粮食
亩产和总产量在抗战以前都是增加的⑥。
徐秀丽通过对近代华北平原的考察和统计,认为
20世纪头30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粮食总产量有所
增长,亩产也继续上升,大致恢复到清盛世的水平,或许还略有提高,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仍大幅度趋
减,农业经济无疑是落后的⑦。由于这一看法完全是实证研究的结果,深得学术界的赞同。郑起东也对华北的粮食产量做了研究,但与徐氏的观点有同有异,相同的是,从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华北的粮食亩产量是上升的;不同的是,他对于人均粮食产量也持乐观态度,认为1914—1932年间人均粮食产量处于增长趋势⑧。
综合以上各家的说法,夏明方认为,近代中国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确实是处于下降的过程中,尤其是
19世纪50年代以后更是急剧地衰落。19世纪末叶以
后一度有所回升,局部地区在个别年份甚至超过清代中叶水平,但总的说来还有一定差距,许多地区甚至持续衰退,因而在时空分布上呈现出发展与迟滞交替并存的局面。他还否定了郑起东关于华北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的看法,认为这一时期该地区天灾人祸多发、人口数量锐减(因移民和瘟疫、战争所致),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来换取人均占有粮食的提高,显然不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另外,据他考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时期全国气候变暖的结果,而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太大关涉⑨。这是一个全新的观点,值得继续挖掘证据予以证实。
国外学者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有不同意见。马若孟认为,1890—1937年中国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尽管幅度很小,但至少表明农业生产并未因人口的增加而导致
人均产量的下降 λυ。布兰特(Loren Brandt )、罗斯基
(Thomas G.Rawski )、付大伟(David Faure )等学者
二十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
①②③④⑤⑥⑦
⑧
⑨
λυ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1—242页。
夏明方:《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2001年第1期。徐秀丽:《中国近代粮食亩产的估计———以华北平原为例》,《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第三部分(撰者徐秀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99—331页。刘建中:《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综合考察》,《历史教学》1992年第11期。
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刘克祥:《1927—1937年农业生产与收成、产量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刘克祥:《1927—1937年农业生产与收成、产量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
1985年,第205页。
的观点与此类似①。韩国学者田炯权通过对湖广地区的考察提出,民国时期稻米产量、亩产量都有了很大
进步,生产力有一定提高②。黄宗智则将近代农业生产概括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在人口压力的条件下,人力投资不断增加导致粮食总产量增长,但边际效益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了,农业生产是停滞的,农业生产并未赶上人口的增长,此即所谓“过密化”理论③。
黄宗智的论著在中国翻译出版后,如同投入湖面的一块巨石,引发了学术界的一场大讨论④。对于黄氏的“过密化”理论,既有表示赞同的⑤,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如吴承明认为,近代虽然存在人口对耕地的压力,但问题并不像今天这样严重。按照劳动边际生产理论,边际产量下降时,应是人均产量达于最高峰之际,但中国整个近代时期恐怕都未达到。这一点,从20世纪50—60年代总产量的上升中可以得到证明。就此意义而言,近代农业仍然是个进步。此外,以为人口压力会迫使农民将剩余劳动力无限投入土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尤其在近代,他们还有到外地或城市佣工、从事家庭手工业等出路⑥。侯建新、行龙对冀中和华北地区的研究也认为,农民除了从事农业外,还有农业以外的生产领域,按此总计,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⑦。
上面几位学者对黄宗智的批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似未形成真正的对话。譬如,以人均产量到现在仍有提高的情况来说明近代人口对耕地的压力不是那么大,按此逻辑,如果将来农业生产力水平又有大的提高,是否认为现在的人口压力也不重呢?恐怕应把生产条件、生产力水平与人口数字结合起来考虑,在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下,尽管人口比现在少,但人口压力可能比现在还大。另外,以农民还有从事手工业等出路,来否定农业的过密化,恐怕也没有理解黄的原意。其实,黄氏在他的著作中对手工业也有一定的研究,而且认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家庭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使农家经济的过密化程度更为加深。在近期发表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文中,黄氏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证明⑧。相比而言,侯杨方和王建革对黄氏的反驳较有针对性。侯杨方对明清以来江苏吴江县盛泽镇丝织业的研究认为,盛泽的农业生产确实曾存在过过密化现象,但农民选择丝织业为家庭主业,代替传统的粮食种植业,从而带来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单位工作日报酬以及成倍的年收入,实现了对农业生产过密化困境的突破。丝织业囿于资本和技术,尤其是生产程序,难以通过单纯地投入劳动力来得到更多的年收
入,也即不存在过密化。所以,黄宗智所认为的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商品化农业生产是过密化的一种形式,至少不符合震泽的实际⑨。王建革运用生态学理论分析华北农业生态系统,认为人口压力小时的劳动效率不一定比人口压力大时高,华北农业的发展过程不是“过密化”过程,而是生态变化过程。棉花种植所投入的劳动力尽管高于粮食作物,但收入也较高,劳动生产率并未下降,所以它不是黄宗智所谓经济作
物过密化的一种形式 λυ。
在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权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往的研究过于渲染政府对农村的压榨剥削,近来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郭文韬等从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农业推广等方面,认为政
历 史 研 究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系统与社会变迁》,
《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侯杨方:《“过密化”论质疑》,《复旦学报》1994
年第2期。见《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侯建新:《民国年间冀中农村产业结构变化与商品
化———来自11村的一项计量分析》,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南开大学)第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行龙:《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兼论黄宗智“没有发展的增长”说》,《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
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张佩国:《近代山东农业技术体系的社会生态学考
察》,《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
参见《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2、3、4期和
1994年第1、2期发表的有关论文。
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有关章
节。
田炯权:《清末民国时期湖广(湖南、湖北)地区
的农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
参见Loren Brandt ,Com mercializ ation and A gricul 2
t ural Development Cent ral and Eastern Chi na .Cam 2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Thomas G.Rawski ,
Economic Grow th i n Prew ar Chi 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David Faure ,
The R ural Economy of Pre 2L iberation Chi na :T rade Increase and Peasant L ivelihood i n Jiangsu ang Guangdong ,1871—1937.Hong K ong :Oxford U 2
niversity Press.美国学者T.赖特对上述三位学者
的著作进行了评论,见《中国战前的农业:一部成
功的历史》,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府对于推进农业发展和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①。庄维民对山东地区做了深入的区域研究,他首先肯定了清末新政以来政府在农业技术改进和推广方面的成效,但也指出由于发生在有限的地域和领域,远未能使近代农业发生整体性的变革和进步②。吴伟荣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农业经济政策及国统区农业的发展,也给予一定的肯定③。苑书义、吴春梅、赵朝峰以及台湾学者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成果,也对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做了积极的评价④。郑磊从1928—1930年旱灾后关中地区种植结构的变化发现,政府开始有效地介入地方经济生活,先是严厉禁止农民种植鸦片,但考虑到烟农的生计,又大力推行优质棉花的种植。抗战爆发后,为了满足战时对粮食的特殊需求,又减缓棉花的发展势头,促进大量种植粮食作物。这一变迁反映了国家利益和小农利益的平衡和协调,也表现出国民政府在履行国家职能方面胜过以往任何王朝⑤。这篇文章从国家政权与农业经济互动的视角进行分析,为经济发展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
其他一些民间团体、高等院校、传教士、商人等,也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做出过贡献。郑大华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肯定了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团体和实验区对农业改良的作用⑥。沈志忠以金陵大学农学院和中央大学农学院为例,考察了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过程及主要活动⑦。张剑也高度评价了金陵大学农学院对中国农业近代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⑧。
目前,农业生产增长论在中国学术界似乎占了上风。我们认为,对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似可概括为“相对发展,绝对落后”。问题的关键,恐怕是在分析农业的发展及其因素时,更要关注这种发展是缓慢的发展,分析这种发展为什么如此缓慢,为什么中国农业始终处于绝对落后状态?这种研究对中国今后的农业发展道路也许更为有利。
五 家庭手工业
家庭手工业是中国农家经济的半边天,也是反映和评价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往学术界较多强调外国商品倾销对乡村手工业破坏的一面,以证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恶果和农村经济的危机。近年来,学者则从不同方面对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问题进行了更广泛的探讨。
戴鞍钢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城乡手工业,并不单一地表现为“没落和破产”,而是有衰败,
有保持,有新兴,也有兴衰互见,可谓变化多端⑨。
陈惠雄以家庭棉纺织业为例,认为家庭手工业处于多元分解的状态,洋纱进口一方面对旧式纺织业造成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手纺织业尤其是手织业的改造、提高和发展;新兴的机纺业一方面造成了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压迫,另一方面又迫使手织业以廉价机纱为原料重新组合自己,走上商品化、专业化道路。如此,机纺与手织便形成一种新的产业分工组合,并把近代机器工业与传统手工业、工厂生产与家庭劳动,组成一种协同力量,共同促进了近代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这表明,对立的生产方式以及差异虽大的生产力之间同样存在着协调性和相互依赖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取得同存共荣的发展。因而,过分渲染洋纱布对手纺织的瓦解力、排斥性也是不妥当
的。” λυ赵冈也认为,手工织布业以机纱取代手工纺纱、模仿洋布的性状,使竞争能力大为增强,很多地方以前没有手工织布业,也开始用机纱织土布。不仅如此,许多地区土布业迅速发展的时期,还是进口棉
货与国内纱厂生产迅速增加的时期 λ?。
以前有一种“运费保护论”认为,中国内地交通不便,运费高昂,不利于机纱输入,从而使手工纺织业得以生存和延续。赵冈则认为机器纺织品实际上可以远达穷乡僻壤,高昂的运费并未发挥任何保障手工业的功能;按照运输保护论,在靠近通商口岸的城市
二十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 λ?赵冈、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7年,第199页。
陈惠雄:《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
《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戴鞍钢:《从地方志记载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
国城乡手工业》,《江淮论坛》1984年第1期。张剑:《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国农业近代化》,《史
林》1998年第3期。
沈志忠:《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初探》,
《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0年,第488—494页。
郑磊:《1928—1930年旱灾后关中地区种植结构之
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苑书义等:《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
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6—151页;吴春梅:《清末新政时期的农业改革》,《中国农史》1999年第3期;赵朝峰:《清末新政与中国农业近代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吴伟荣:《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发展》,《近代史
研究》1991年第1期。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
2000年,第633—639页。
参见郭文韬等《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
科技出版社,1996年)有关章节。
郊区,应当说有利于机器纺织品的运输,不利于手工业的生存,但事实上仍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从事手工业,而且新兴的土布中心竟都在运输便利的大城市或
交通干线附近,足证运费保护说无法成立①。
既然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互补的形式又有哪些呢?彭南生总结为四种形式,即结构性互补、关联性互补、水平性互补和劳动性互补,认为这种互补关系是近代手工业长期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形成了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机器工业与手工业并存的二元模式②。
对于政府与手工业发展的关系,学者们远不如对政府与农业发展的关系那样关注。彭南生对晚清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做了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后,政府一改对手工业严格限制的政策,对之采取鼓励和扶持的措施,产生了积极效应,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③。
更多的成果为微观的区域研究,且进一步证明了上述宏观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戴鞍钢对近代上海与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关系的研究表明,依托上海的内外贸易枢纽港地位,周边地区的农村手工业在面临洋货竞销时,得以通过调整生产结构、流通渠道和市场取向等重要环节,较快地转向附丽于直接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沟通的进出口贸易,避免了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④。商鸣臣对山东周村的研究也表明,周村开埠后,这一带的手工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对于整个山东手工业品的出口产生了重要影响⑤。李先富对清末民国时期广西的研究显示,这一时期手工业生产不是衰落而是发展了、繁荣了,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⑥。谢放通过对近代四川“耕织结合”分离过程的研究也认为,洋纱虽然夺去了农民、手工业者的纺纱之利,但他们并未因之失业破产,而是迅速转为从事手工织布,这既“为国内民族机器纺纱业提供了‘商品市场’”,也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棉纺织手工工场提供了‘劳动力市场’”⑦。
史建云对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也提出了个人见解。她认为,洋纱洋布对农村棉纺织业的影响主要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影响极少;第二种是部分代替了土布土纱,造成了家庭纺织业的衰退;第三种是与土纱土布和平共处;第四种是促进了农村棉纺织业尤其是手织业的发展⑧。她还认为,农村手工业在近代农民家庭经济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近代化⑨。
林刚对江南地区洋货、机器工业与家庭手工业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他认为,洋纱流入对促进农民以纱织布起了重要作用,农民织布反过来又刺激了机纱市场的形成,而机纱市场又促进了江南机器棉纺纱业
的发展,机器纺纱业与农村家庭纺织业之间形成互动
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关系 λυ。
30年代初期手工业的衰退,是近代中国乡村手工
业发展史的重大现象,经常作为农村经济危机和破产的证据。以王方中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除了东北等地销售市场的失去以外,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落后也是手工织布业衰落的重要原因,它同手工纺纱业一样,是落后的、没有前途、注定要被淘汰的工业 λ?。史建云不完全同意这种意见,认为此种衰退的原因不在于家庭纺织业生产率较低,而是军阀混战、天灾人祸、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侵占东北导致的,但所有这些因素都没有从根本上造成农村手工业的衰退,当1936年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后,农村工业又得以复苏。可以相信,如果不是1937年的日本侵略,中国农村
工业有可能迎来又一个发展高潮 λω。赵冈也指出,新式纺织厂的竞争并不是土布业衰退的惟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的因素,它只是压低了土布生产者的所得,
但不至于引起减产 λξ。林刚认为,中国手工棉纺织业
历 史 研 究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 λ? λω λξ赵冈、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第209页。
史建云:《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
《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王方中:《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
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第
71—100页。史建云:《农村工业在近世中国乡村经济中的历史
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史建云:《清代华北平原农村棉纺织业商品生产》,
收入《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
谢放:《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
其局限》,《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李先富:《清末民国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
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商鸣臣:《周村开埠后的手工业及其对山东的影
响》,《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戴鞍钢:《近代上海与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变迁》,
《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
工业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
期。
① 彭南生:《晚清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华中师
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彭南生:《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
系》,《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9年第2期;《中国早期
赵冈、陈钟毅:《中国棉纺织史》,第189—190、
201页。
并未到垂死的边缘,即便受机纱冲击最严重的手工纺纱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大体占到棉纱市场总量的
21%—23%,至于土布的比例就更大了,占棉布市场
总量的71%①。
手工业的前途是否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它与资本主义经济究竟是什么关系?研究河北高阳织布业达20余年的日籍学者顾琳,对此做了乐观的肯定。她认为,中国工业现代化仅来自西方的技术和经验是不确切的,高阳的事实证明,许多中小工厂是从家庭工业发展而来,从这些工厂的运作管理和资金来源来看,传统商业实践与现代工业增长之间有一定关系,这是中国现代工业的本土起源②。但徐秀丽对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的研究却与此不同,她认为,尽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有一定的变化,但这一行业基本上仍然是一种家庭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没有发现手工业转向机
器工业的例证③。甚至有的学者指出,手工业、家庭副业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如黄宗智认为,不是自给自足和“自然经济”,而是商品化了的手工业对近代工业的入侵做出了顽强的抵抗。这种商品化的手工业,维持着小农经营的延续,因此,与其说它是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④。徐浩也认为,晚清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大,并没有带来其中任何一个行业分工的发展,以及生产目的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因而不能视为近代化创造条件的乡村工业化运动⑤。
我们认为,手工业转化为现代机器工业的例证是存在的,但并不意味着手工业向现代机器工业转化是必然的,手工业也不可能完全被现代机器工业所取代,因为手工业与机器工业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六 农产品商品化与乡村市场
农产品商品化过程以及乡村市场的变化,是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变动的重要反映。与手工业相似,以往学术界也是主要强调农产品商品化和乡村市场受外国市场操纵的半殖民地性质。近年来的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了明显进展,在关于商品化程度、农民市场行为的动力、农产品商品化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看法。
商品化程度是衡量农村商品经济的重要指标。多数学者认为,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有明显的提高,但仍保留自然经济的成分。如丁长清对农产品的商品量、商品率做了统计,认为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还是较低的,农村经济生活在许
多方面仍保持半自然经济状态⑥。曹幸穗对苏南农村
的研究也表明,农产品商品率是较高的,但仍存在着浓厚的小农自给经济的成分,农家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仍然是自家生产的⑦。慈鸿飞则认为,华北农村市场的扩大程度远远超出前人已做出的论断,仅进入长距离贸易的小麦的商品量就已超过吴承明用40个埠的资料所算出的全国粮食长距离贸易量⑧。
那么,农民为什么进入市场,其市场行为的动力是什么?大多学者认为,农民的市场行为是被动的选择。丁长清认为,近代中国农村的商品生产是一种“饥饿的商品生产”,如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为了买粗粮而卖细粮的粮食品种调剂和为了交纳租税、偿还债务而于收获之后贱价出卖,然后再于青黄不接之时到市场上高价购买粮食促成的⑨。李金铮也持类似看法,认为30年代初农民以预
卖方式出售农产品占农产品市场的50%就是明证 λυ。黄宗智认为,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情形,华北平原由于租佃比例较低,农业商品化主要是由生存和谋利推动的,而在长江三角洲,“剥削推动的商品化”则是农业商品化的主要形式,此属“过密型商品化” λ?。
以往通常将农产品商品化、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关系密切,作为农村经济半殖民地化的根据。慈鸿飞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市场与国际市场息息相通,棉、丝、茶价格取决于国际市场价格,确是事实,但
二十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 λ?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
105—106页。
李金铮:《近代华北农民生活的贫困及其成因》,《城
市史研究》2002年第21辑。丁长清:《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几个问
题》,《南开经济研究》1985年第3期。慈鸿飞:
《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235—236页。丁长清:《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几个
问题》,《南开经济研究》1985年第3期。徐浩:《清代华北农村封建剥削和农户工副业生产
状况分析》,《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5期。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199—
203页。
徐秀丽:《试论近代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
其局限》,《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Linda Grove (顾琳),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China πs Modern Growth :Traditional Merchant Prac 2tice and Modern Firth Growth ,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我们期待着顾琳研究高阳织布业的专著早日问世,相信她对此问题会有更为详尽的阐述。
林刚:《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初探》,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只从资本主义侵略这一角度来解释是不够的,其实不
如此就不是市场经济①。
农产品商品化给中国农村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大多学者对此给予了正面解释。从翰香通过对近代华北平原的研究认为,农产品商品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生产力来说,无论是集约化程度还是作物产品结构或作物地区结构都在朝着比较合理和逐步改善的方向发展着。”②盛邦跃甚至认为,市场经济和农民的自主创造性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而与政府的作用无关③。对农业商品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学术界的讨论较多。丁长清认为,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既有密切联系,又不能混为一谈。近代中国农民的商品生产是小商品生产,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虽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片面夸大④。黄宗智认为,生存边缘的经济可能支持高度的商品化,但这样的商品化只带来极其有限的积累和生产性投资,主要是出于剥削和谋生,而非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
⑤。慈鸿飞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农产品商品化的方向无疑是朝向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华北农村市场上的商品交换自由畅通,没有任何人去管理参与市场的农民,农民自主决策,所以华北乡村经济已经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的特征⑥。马俊亚从另一角度探讨了江南地区工业资本和农产品商品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工业资本家帮助农村改良农作物品种,改进了新的经营方式,提高了农村的商品化程度,由此证明城市工业资本的发展不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而是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促进农村同步发展⑦。
在市场交换中,工农业产品比价是一个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迄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即工业品以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而农产品则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仍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⑧。王玉茹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她认为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源于1920年代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而非旧中国的现象。从1867—1937年的中国市场上物品批发物价指数看,不仅不存在剪刀差现象,而且农产品的物价增长还快于工业品物价的增长。可以说,直至20世纪30年代,在任何一种商品生产和交换中,谁也无力垄断中国的国内市场,更何况是农村的零售市场,因此从理论上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也是不成立的⑨。这一看法虽然新颖,但鲜有学者表示认同。
市场是乡村社会经济交易的公共空间,也是商品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对此,也有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市场繁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交易空间的变化。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市场处于明显的发
展趋势,如集镇数量大大增加,空间分布更加密集,规模不断扩大,专业化显著增强,这些都标志着农村
经济的兴盛和商业化的长足发展 λυ。这一看法符合大多数地区的情况,但在有的地方却不一定如此,如谢庐明对近代赣南墟市的研究就表明,清末至民国年间这一地区的集市数量锐减,走向衰败,墟市的经济功能逐渐向着社会功能转化 λ?。
市场结构,是研究市场层级和市场联系的紧要问题。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 )对中国农村市场结构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运用“中地理论”和“巨区理论”,把基层的墟市、大市集、市镇看成是一个层级性的连续体,将农村集市网络概括为“市场共
同体”说以及地理学的正六边形结构 λω。这一理论对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被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者广为利用。中国学者受此启发甚大,但也有学者根据实证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李正华认为,正六边形结构不适合于华北地区的集市,该地区集市多呈一种随形的网络结构分布,集市社区的界限是模糊的,这种分布可能与政治、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密切相关。为此,他又对集市与政治、宗教、风俗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近代集市的经济性增
历 史 研 究
①②
③
④⑤⑥⑦⑧⑨ λυ λ? λω参见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有关章节。
谢庐明:《赣南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慈鸿飞:《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第二部分(撰稿人从翰香)。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8—102页。
吴承明:《中国的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74—280页。马俊亚:《近代江南地区工业资本与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初探》,《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114—115页。
丁长清:《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南开经济研究》1985年第3期。盛邦跃:《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基本特征探讨》,《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
从翰香:《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清末民初华北平原冀鲁豫三省的农村》,载《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慈鸿飞:
《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强,社会性回缩,宗教色彩消退①。单强通过对江南市场的研究也认为,江南乃至全国根本不存在一个标准正六边形的市场贸易区域,还有一些地区处于市场间的空白地带②。
对于集市的开市频率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集市与市镇的关系,龚关提出了不同以往的看法。一般认为,集市开市频率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成正比,但就华北地区来看,这二者之间并不必然表现为正比关系,如山西商品经济程度较低,但其集市开市频率比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山东高。他认为,要解释这一现象,必须结合一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进行综合考察。另外,集市与市镇的关系也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如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与市镇的勃兴是同步进行的,而江南地区却是市镇极大发展,集市退居次要地位,集市的一些交易功能被市镇所吸纳③。
关于传统市场网络对城乡商品流通的作用以往有所忽视。张思以洋纱洋布从天津向农村腹地的输出为例,认为外国商品的销售主要是通过天津商人以及腹地传统市场网络(包括水陆运输渠道和内地市场)完成的,与外国商人的努力及新式交通运输体系无大关系④。这一看法可能有些绝对,却提醒我们在关注新式运输网络和市场的同时,不能忽略传统市场因素的作用。朱小田还从江南茶馆挖掘出市场意义,认为茶馆是乡村市场的结点,茶馆交易主要采取贸易洽谈、直接成交和信息猎取三种形式⑤。可见,对传统市场的研究不能仅限于集市和城镇集散市场,必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七 乡村借贷关系
资金是农村经济的三大要素之一,金融借贷与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上半期的调查资料显示,农民负债率达到60%左右,由此可见
借贷对农家的重要意义⑥。以往多将高利贷视为整个乡村借贷的同义语,认为它面目狰狞,充满血腥,吸尽了农民的膏血。近些年的研究,不少学者仍然坚持传统看法。如韩德章认为,高利贷主不只榨取农民的土地收获物和货币资金,还借此兼并土地,甚至侵占人身劳役。不仅如此,“即使新式金融事业的兴起,也只不过是给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农村封建势力增加了一份剥削中国农民的新的力量。所谓新式农业金融不仅不能代替旧中国农村原有的高利贷剥削,反而巩固了农村封建剥削关系。”⑦傅建成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家负债的研究也认为,高利贷对农民的生活带来一连串的灾难性后果,如丧失土地,生活更加贫困化等,这些严重阻碍了大多数农民家庭生产与
生活的正常运转以及社会的进步⑧。王天奖对近代河南农村高利贷考察后也指出,高利贷对河南农村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过,他从农民破产为近代企业提供了劳动后备军的角度,肯定了高利贷的客观进步作用⑨。实际上,中国从来不缺乏剩余劳动力,以农民的破产肯定高利贷的作用,很可能是受到教条观念的影响。
李金铮对民国乡村各类借贷形态的构成、运作方式以及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乡村借贷形态不只包括私人借贷、店铺借贷以及典当业等形式的高利贷,还包括钱会之类的民间互助借贷,也包括银行、农民借贷所、合作社、合作金库等新式农业金融机构。高利贷者虽然主要由地主、富农、商人构成,但也要承认,普通农民也放高利贷;对高利贷的社会经济影响应该进行辩正地评价,高利贷对农民生产生活虽有残酷剥削的一面,但也有金融调剂的作用,农家经济离开高利贷是很难运转的。高利贷制度之所以能长期存在,
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λυ。国民政府1927年颁布禁止高
利贷、借贷年利率不得超过20%的法令,结果如一纸空文,没有取得实效,这也说明高利贷与农民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乡村借贷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传统习惯而
二十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参见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
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和《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2年),以及李金铮《旧中国高利贷与农家关系新解》(《浙江学刊》2002年第6期)。
王天奖:《近代河南农村的高利贷》,《近代史研究》
1995年第2期。傅建成:《二三十年代农家负债问题分析》,《中国
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韩德章等:《旧中国农村的高利贷》,《中国农史》
1984年第4期;《民国时期的新式农业金融》,《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
参见《农情报告》第2年第4期,1934年4月;
《中农月刊》第4卷第3期,1943年3月;《中华年鉴》,1948年,第1260页。
朱小田:《近代江南茶馆与乡村社会运作》,《社会
学研究》1997年第5期。
张思:《19世纪天津的对外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
———以洋纱洋布输入贸易为例》,《城市史研究》第21辑(2002年)。
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
2001年第1期。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14—15页。
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
华北乡村集市研究》,第42—43页。
非国家法律的支配①。慈鸿飞也认为,高利贷既有弊病的一面,也有满足农民需求的一面。高利贷不只是
残酷剥削,也是一种资本融通②。
关于传统金融机构典当业,李金铮认为,典当业尽管与私人借贷、店铺借贷同属于高利贷体系,但无论在借贷程序、信用方式、借贷利率还是社会经济影响上,皆不可等量齐观,譬如其借贷条件不像私人借贷、店铺借贷那样苛刻,典当利率也比较低,用于生产的比例也较大,所以对农民的金融调剂比较有利。
20世纪20—40年代,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和整体经济
衰败,典当业处于衰落之势,但此时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走到了历史尽头,只要有适宜生存的土壤,它就仍能够继续发展。1980年代以来,典当业的再生就证
明了这一点③。马俊亚的看法更为新颖,他认为,将典当业视为高利贷行业非常片面,典商所得的实际利息是相当低的,典当业是联系都市金融市场与农村社会生产的纽带④。的确,典当业是否属于高利贷值得继续研究。
对于新式农村金融,除了韩德章外,范崇山、卢汉川等也基本持否定态度⑤。不过,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20—40年代华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现代农业金融研究后认为,新式金融虽有数量太少、地富操纵等局限,但它毕竟是中国乡村借贷关系转型与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对冲击传统高利贷格局,减轻农民遭受高利贷剥削起了一定作用。他还提出,在现代农业金融尚未发达和完善以前,应该允许传统借贷形态的存在,传统与现代可以并存,相互促进⑥。黄立人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新式农贷做了专门考察,认为农贷对于调剂战时国统区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当然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⑦。
考诸史实,以往对新式农贷在整个农村金融借贷中所占比重的估计可能偏低了。实际上,到抗战时期,尤其是1940年以后,在国统区农民借贷来源中,有些地区的新式农贷甚至可以和传统借贷平分秋色,这是中国乡村借贷历史的一大突破。
综上所述,20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研究成绩是显著的。像地权分配、农业生产、手工业、租佃关系、雇佣关系等问题,又有了深入的研究;过去很少受到关注的市场贸易、乡村金融等课题,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域。另一方面,研究中仍有不尽人意之处。首先,有些学者在运用资料时不够严谨。如二三十年代的农村调查资料相当丰富,质量也较高,但有的调查极不严肃,甚至是估计或闭门造车的产品。例如1932—1936年实业部国家贸易局主持调查后编写的《中国实业志》,分山东、山西、江苏、浙江、湖
南分卷出版,每卷都达上千页。目前,这套资料常常被近代经济史特别是乡村经济史学者所引用,以做计量分析。但据当年参与其事的冯和法回忆,这次调查所拟表格几全为想当然,而且调查员只是负责把表格发给县政府,由县政府以“估计”的方法填上以后,再收回表格。有的甚至连县政府填报都不要,而是调查员自己代为“估计”。结果表格“矛盾百出,令人啼笑皆非。例如鱼产,不少的表写着几万几千几百几十条,精细到一位数都‘查清了’,鸡蛋等都是一
样”。这样的数字一看就是造出来的。⑧使用此类统计得出的结论怎能站得住脚?其次,有些属于乡村经济史最基本的问题,如农业总产量、亩产量、人均产量,以及它们的变化趋势如何,这些问题仍需要做更细致的探讨。又如,一般认为,近代地租率始终为
50%左右,各地民间借贷的月利率多为3%,为什么
是这个比率,而非其他比率,恐怕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总之,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仍有十分广阔的探索空间,学界同仁只要努力挖掘资料,仔细鉴别真伪,勇于突破成见,就一定能推陈出新,增添硕果。
〔作者李金铮,教授;邹晓 ,研究生。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071002〕
(责任编辑:马忠文)
历 史 研 究
①②③④⑤
⑥
⑦⑧冯和法:《回忆〈中国实业志〉编纂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1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
黄立人:《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贷》,《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
李金铮:《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合作社的借贷活动及其效果》,《史学月刊》2000年第2期;李金铮:《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的运作方式》,《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李金铮:《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
范崇山:《抗战前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之考察》,《学海》1992年第2期;卢汉川:《中国早期的信用合作》,《信用合作》1988年第2期。
马俊亚:《典当业与江南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辨析》,《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
李金铮:《20世纪20—40年代典当业的衰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丁长清、慈鸿飞:《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50、369页。李金铮:《政府法令与民间惯行:以国民政府颁行
“年利20%”为中心》,《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世界近现代经济史 第一章金融制度的建立 1、银行和信用工具的发展 2、清算制度的建立 3、股票市场的形成 4、南海泡沫事件 金融：资金融通 金融革命：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银行制度、结算制度、证券交易市场的建立，促进经济发展。 一、硬币缺乏——对信用工具的需求 资金分配和使用不均衡——产生信贷业务 信用工具和信贷业务的发展——近代银行制度的结算制度 发展原因： 1、金银复本位制 2、货币量增长推动了贸易的发展磨损和贮藏的损失人口的增加新兴工业发展与 东方贸易逆差 3、17世纪20年代欧洲采银业萧条 4、货币短缺 二、商业银行的借贷业务 大宗借贷业务经常发生在民间金融家和政府之间 近代政府面临突发性货币匮乏，因货币缺乏，私人借贷普遍存在。由于对贷款的广泛需求，出现早期“商业银行家”（最早出现于意大利，商业银行发展困难，破产的很多，社会上对放债人存有敌意，银行家经营无力，直到利率革命出现，缓解危机。） 利率革命是近代金融制度建立的关键一步 汇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承诺 支票：信用工具意大利首先采用转让支票的国家 荷兰阿姆斯特丹世界贸易结算中心 18世纪伦敦挑战阿姆斯特丹 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瑞典国家银行——中央银行 Be lombard street to a china orange. 英国金融界比喻“悬殊极大，十拿九稳” “华尔街2号”伦敦证券交易所 17中叶正式的股票交易市场出现了 南海泡沫——近代首次金融危机 近代金融制度建立伊始，不完善，不稳定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 1、密西西比泡沫 2、郁金香狂热——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 第二章工业革命的准备 一、市场制度的创新 农村：圈地运动城市：行会制度瓦解 二、竞争有序化 限制过度竞争，建立规则竞争 三、政府行为的界定 政府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证市场秩序，另一方面，限制经济活力
读《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后有感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本写1840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中国经济的著作。其主要内容有前言写了海盗掳掠和所谓“闭关自守”和所谓贸易自由和两次鸦片战争，第一章是介绍40年代初至70年代初西方入侵者对中国政治上的间接统治和经济上的暴力强制。如西方入侵者在中国的行动方式一般、为所欲为的海陆掳掠、惨绝人寰的“苦力”贸易、畅通无阻的鸦片走私和合法商品的走私漏税等。第二章是介绍农民大起义时期的经济形势。如鸦片战争对中国经济的破坏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太平天国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所采取的财政经济措施。第三章写了农民大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强化封建统治的政策措施。如清政府强化封建统治和维护地主产权的政策等。第四章是介绍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和中国经济半殖民地性的加深。第五章写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民用企业的产生及其和内外势力的联系和矛盾。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本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深刻的著作。读完后给我了很大的震撼。首先，打开此书,就被书中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所感染。这种爱国主义激情没有任何偏狭之处,它完全是以全面、丰富的史实为基础。作者对伟大祖国备受外国侵略势力欺凌、侮辱无比愤恨,无情地揭露了外国侵略者凶残、卑鄙、毒辣的嘴脸。武装侵略、武力恫吓、通过条约掠取特权、在签约过程中玩弄花招、得寸进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无忌、极其凶残地凌辱、残害中国人民,等等。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中国人在读了这些后,都会加深对外国侵略势力的仇恨及其本质的认识,同时也会加深对伟大祖国命运的关切。再次。此书在一系列问题上大大拓展了我对知识认识广度和深度。比如我对两次鸦片战争性质认识的变化，以前是我认为就是列强的侵略战争，但看了此书后，我知道了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有许多外国侵略势力的走私、鸦片贸易、苦力贸易等而且这些外国侵略者的侵略活动也是论述鸦片战争性质的证据。所以我就认识到两次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直接间接地对殖民地征服和掳掠的战争”。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与物质生活的变迁 一．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 1.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 表现：农业和家庭手工业逐渐分离并日益商品化。 原因：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是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最主要原因。①鸦片战争后，洋纱洋布先后输入东南沿海，取代了中国的土纱土布，，使得耕织分离②列强大量收购中国的农副土特产品，使得丝、茶商品化。 影响：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的瓦解，从根本上冲击了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 2.洋务运动 背景：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 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即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维护清朝的统治。 代表人物：奕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起止时间：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内容：①“自强”，19世纪60年代，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比较重要的代表：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 ②“求富”，70年代开始，创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为军事工业解决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重要代表：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 ③海防方面：从70年代开始，初步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 ④教育方面：创办新式学堂（代表有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派遣留学生 失败的标志：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作用：引进了西方的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在洋务派的倡导下出现了，它们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对本国的封建经济瓦解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失败的根本原因：只引进西方的技术，没有触及封建制度本身 3.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原因：受到外商企业丰厚利润的吸引以及洋务派引进西方技术的诱导 诞生时间：19世纪六七十年代 分布：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 代表：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贻来牟机器磨坊 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产生了 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1.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 原因：①甲午战后，列强争相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瓦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 ②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放宽了对民间办厂的限制。 成果：商办企业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分布上由沿海向内陆扩展。 2.短暂春天——空前迅速发展，但是时间短暂 时间：1912——1919年 原因：①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实业，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③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此起彼伏（抵制洋货，提倡国货）。④一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外部条件）。
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一、单项选择题： 1、在近代中国，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是（A ）。 A、英国 B、日本 C、沙俄 D、法国 2、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 D ），割去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 A、《南京条约》 B、《北京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3、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中国领土上驻兵的条约是( D )。 A、《南京条约》 B、《北京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4、在近代，通过战争向中国勒索赔款最多的国家是( D )。 A、英国 B、俄国 C、法国 D、日本 5、在近代中国，规定中国向列强支付赔款最多的条约是（ D ）。 A、《南京条约》 B、《北京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6、火烧圆明园发生在( B )期间。 A、鸦片战争 B、第二次鸦片战争 C、甲午战争 D、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7、规定外国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条约是( B )。 A、《南京条约》 B、《五口通商章程》 C、《黄埔条约》 D、《天津条约》 8、规定允许外国在中国办工厂的条约是（ C ）。 A、《南京条约》 B、《北京条约》 C、《马关条约》 D、《辛丑条约》 9、中国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是( A )。 A、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B、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C、义和团运动 D、洋务运动 10、被称为“中国不败而败的战争是（ C ）。 A、鸦片战争 B、第二次鸦片战争 C、中法战争 D、中日甲午战争 11、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的图谋，在（ C ）后达到高潮。
A、鸦片战争 B、第二次鸦片战争 C、甲午战争 D、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2、列强未能瓜分中国的最根本原因是( C )。 A、列强之间的矛盾 B、国际舆论的谴责 C、中华民族不屈不饶的反侵略斗争 D、清政府的妥协 13、在粉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的事件是（ A ）。 A、义和团运动 B、戊戌维新 C、太平天国运动 D、辛亥革命 14、被誉而“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是( A )。 A、林则徐 B、魏源 C、李鸿章 D、康有为 15、“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出自（ B ） A、《四洲志》 B、《海国图志》 C、《资政新篇》 D、《盛世危言》 16、近代以来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 B ）。 A、帝国主义的强大 B、社会制度的腐败 C、经济技术的落后 D、中国军队军事素质低下 17、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是在（ C ）。 A、鸦片战争以后 B、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C、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D、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 18、1895年，响亮喊出“救亡”口号是（C）。 A、康有为 B、梁启超 C、严复 D孙中山 19、（ C ）翻译的《天演论》中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中国人民的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 A、康有为 B、梁启超 C、严复 D孙中山 20、“振兴中华”的口号的提出者是（ A ）。 A、孙中山 B、周恩来 C、鲁迅 D、梁启超 21、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发行的报刊是（ D ）。 A.《中国丛报》 B.《北华捷报》 C.《字林西报》 D.《万国公报》 22、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是（ C ）。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4月期文献综述 摘要：中国经济史是经济学这一门学科的历史，它是对经济学的起源、发展历程、发展现状的一个完整记录。对于学习经济学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学习中国经济史。鉴于中国经济史对于学习经济的重要性，而《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关于中国经济史的一本核心期刊，本文将对该期刊的2011年4月期文献进行综述，使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趋势，以此为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提供一点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期刊；综述 一．前言 《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于1986年，季刊。《中国经济史研究》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经济研究杂志社出版的专业性刊物。该刊物以马列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方针，刊登有关经济史的理论论著，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以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论著，中外比较经济史研究论著，中国经济史的专题研究资料，中外经济史著作的评介，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动态的报导，并适当刊登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论著等。《中国经济史研究》坚持以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新问题即“四新”原则取舍文章，为学术界新老作者提供发表论文的园地。编辑部加强规范化建设，实行匿名审稿，责任编辑对主编负责制。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栏目有：“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现代经济史”、“中外比较经济史”、“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动态”、“经济思想史研究”、“港台经济研究”、“民族经济”、“西部开发”、“理论探讨”、“专题评论”、“学人与学术”、“论著评介”、“青年论坛”、“读史札记”等。 二．《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4月期研究进展 1.对经济史类著作的评介 李肖[1]运用列举法对《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研究》做出了评价，赞扬了它填补空白、利用新资料和研究方法、多视角评书的优点，也指出了其在资料引用方面的不足。王
关于xx 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 '\r\n\xa0\xa0\xa0\xa0 一、问\xa0\xa0\xa0\xa0 题 \xa0\xa0\xa0\xa0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国民 史是一门新建设的学科。几年来，在这门学科的建设上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特别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部分；随着这门学科的建设，许多有关的基本问题都提到讨论的日程上来了。这些问题，有的已经在公开讨论，如对象问题；有的虽未公开讨论，但不同的意见都以各种方式提出来了，如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等问题。很明显，这些问题的讨论是有助于这门学科的 的。本文企图对后一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xa0\xa0\xa0\xa0 根据近年来 的著作、文章和一些学校的讲义或提纲来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大致有下列几种意见： \xaO\xaO\xaO\xaO( —)把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止的经济发展分成八个时期：1840?1895年，1895?1912年，1912?1919年，1919?1927 年，1927?1931 年，1931 ?1937 年，1937?1945 年，1945?1949年。“以上的八个时期又分成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是旧民主主义 革命阶段，从1919年到1 949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① (二)在好几个学校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讲义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分期 意见，但在讲义编章的安排上和内容的叙述上大 ① \xa0\xa0 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 页。 \xa0 致是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为七个时期：1840?1864年，1864?1894 年，1895?1914 年，1914?1927年，1927?1937 年，1937?1945年，1945 1949年。①，\xaO\xaO\xaO\xaO（三）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中国近代工业、
中国经济史考试重点难点 名词解释： 1财政：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财政的职能有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及稳定和发展职能。 2自然经济：一家一户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个体小农经济：是最典型的自然经济，它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男耕女织，以织肋耕，不仅能够满足个体家庭维持生存的最低级，最基本的需要，而且也使之与市场的联系降到最低限度 3行商制度：中国政府不直接同外国商人从事贸易活动，使用行商制度，其业务主要是垄断对外贸易，承销外商进口货物，代购外商所需货物，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保证交纳外商进出口船钞和货物税，代理政府管束外国商人的行动，传达政府对外商的政令，办理政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事宜 4官督商办：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5废两改元：1932年7月，国民党政府进行的币制改革，废除银两制度，实行银远制度 6四行二局：是国家金融体系的核心，四行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银行，两局是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 7.经济统制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以所谓“非常时期＂为由，实行经济统制政策。主要是采取统购统销，专卖，限价等方法 8.南三行：在上海杭州等城市出现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被称为南三行是实力雄厚的银行资本集团 9洋行近代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行号 10平准中国封建社会运用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的方式，以求稳定市场价格的一种经济措施 11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发展高级阶段对外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资本输出”指资本主义国家为获得高额利润用过剩资本向其他国家投资或贷款 12 法币政策：亦称“法币改革”，是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实施的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经币制度的币制改革措施。主要内容有：统一货币发行权，规定法币准备金，实行白银国有，确定法币对外币的汇率，推行新辅币。 13经营地主：是旧中国农村经济中带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形式，即一些较多土地的地主，用部分土地雇工经营。它与旧式富农的区别是本人不参加劳动，由管家代为经营，其封建性比旧式富农更严重。是由封建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一种形式。
第一章古代社会的资源、环境与生产方式 一、试述中国古代资源禀赋与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 资源禀赋包括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两部分。 【土地资源的特点】 优势：我国土壤特征各异，植物品种繁多。能为农业生产提供种类丰富产品。 劣势：（导致传统农业规模小、脆弱） （1）可利用的土地面积小，耕地和人口矛盾突出。 （2）土壤种类繁多，但有良好蓄水性和可耕性的土地较少。 （3）气候条件差，自然灾害频发。 【矿产资源的特点】 我国国土广，矿产资源的总量大、种类多。但是我国矿产资源也存在两个缺陷： 一是富矿少，贫矿多。 二是单一矿少、矿产资源分布不均衡，开发利用不充分，“风水说”观念对矿产资源开采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古代社会，以耕织结构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一直居于传统经济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种生产方式被延续下来、不断强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础。 三、试述影响我国古代小农经济形成的主要因素。 1、小农家庭的规模及贫困状况 汉后，小农经济普遍是贫困的五口之家，产品除消费交换外所剩无多，不足应付家庭正常支出外的需求。 2、农业“低投入——产出”的形成 为了维持生存，小农在生活和农业生产投入上都尽量减少开支。 3、农业的高剥削率 历史上赋税绝对值连增，赋税在多数时期一直维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 4、农桑之外的小农生活依赖 中国古代小农生存状况窘迫，不得不依赖于种桑、饲养畜禽、果菜水果等副业。 第二章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经济 二、分析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缓慢的原因。 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土地所有制结构】 （1）地主土地所有制是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也是发展最充分、最典型的土地所有制形式。
2010-2011年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第2学期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科目考查卷 专业：测控技术班级：测控09-1 任课教师：卢诚姓名：CHNlyt 学号：090340101YT 成绩： 近代中国人民的救国探索路 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的近代，从治经由乱再到治，这是经历了一个周期的过程，也即所谓“始衷终”的发展变化。中国的近代，又是一个急剧变化加速发展的过程，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即所谓“亘古未有之巨变”。 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 地主阶级抵抗派(改革派)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溃败，使一些地主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其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可是，最终因清政府统治者的腐败和自大、闭关政策和地主阶级的局限性而没明显实效，草草地结束了这一阶段的改革。 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的提出使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激励着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强国御侮之道，中国人开始为中华民族的安危奔波。由于实践有限，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 农民阶级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通过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争环境的紧张和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规定，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而使这一方案没有真正实行过。最终，农民阶级探求救国之路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扼杀下以失败收场。 太平天国运动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张小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都是无法实施的，有空想性。地主阶级洋务派 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如何解决内政外交上的众多危机时发生分歧，形成了顽固派和洋务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即“师夷长技以自强”。 由于外国重重阻挠，加上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内部力量的分散等导致洋务运动破产。
早期官督商办企业经营管理初探 年级：09级班级：历史1班姓名：梁铁芹学号：2009210035 洋务企业开中国近代企业之先河，尤其是早期官督商办企业，仿效西方近代股 份制公司的经营管理模式，出现了招商认股、股息分配及任用精通近代企业的买 办参与经营管理等做法，对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兴起具有开山辟路的先导作 用，但官权运作因素仍占较大分量，对中国近代企业的持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 极影响。 军事工业中经营管理的诸多弊端，使洋务派对早期官督商办企业采取了西方 近代股份制公司的一些做法，虽未摆脱封建官僚习气的桎梏，但与军事工业相比， 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本文从股份制实践、买办经营、官权运作3个层面谈谈 早期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管理。 一、早期官督商办企业中的股份制实践 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原材料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和达到“先富而后能 强”的目的，洋务派创办了一批与军事工业相关的近代采矿、炼铁、运输等新式 企业，并模仿西方近代公司管理的运行规则，进行了初步的股份制实践，开中国 近代股份制企业风气之先。 早期官督商办企业，已经出现了西方股份制企业的雏形。以黑龙江漠河金矿 为例，该矿初具招商认股程序和股息分配的形式。1888年，漠河金矿“现议筹 本20万两，分作2000股，每股收天津行平化宝银100两。如交上海规元，每股 收106两。填发股票一张，息折一扣，认票不认人。一股至百股均可附搭①”又 股友“不准提本，只准招人接替，更易姓名，调换股票息折②”可见，漠河金矿 以20万两作为启动资金，向社会公开募股集资，不仅降低了平民商人入股的门 槛，还保证了企业创始之初流动资金的稳定性，有利于解决资金周转不灵的问题。 在股息分配方面，其年度收入“除将借款陆续提还，并将官利及员司矿师薪水及 局费夫役护勇工食一切开支外，若有盈余，作为20成均分，内呈交黑龙江将军 衙门6成报充军饷，商股10成，本厂员友司事花红4成③”在盈利的前提下进行 股息分配，初步体现了西方股份制企业股息分红的形式，引导中国企业迈进了一 大步。其次，在财务管理上，规定“主厂者不当兼理钱财，致涉嫌疑。今拟将收 支事务，由股本最大者公举保荐平素诚实有望之人，然后延订，将来如有亏空舞 弊等情，一经查出，惟原荐主理直认赔…凡收支各帐，周年汇齐，刊刻成册，分 送各股友阅核，以凭征信，并报北洋大臣黑龙江将军查核④”主厂者与财务管理 权的分离，有效地防止了其以权谋私的弊端，而股董与掌管财务者之间结成的垂 直经济责任关系，能够保证企业高层员司的经营管理素质，且企业年度收支的公 开化和透明化及股友和政府的监督核查，不仅提高了漠河金矿的社会信用度，还 收到了积极的监督效果。此外，在生产管理上，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严格管理工 作交接，“每日所得金沙，由监工稽查，同送至收金所，给主厂者眼同兑收，登 册盖戳…凡出入之人，一体严搜⑤”对防止金沙流失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在 人事方面，量才授职，赏罚分明。对外国矿师，“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延订合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七），台湾精华印书馆1960年影印本，第4363页 ②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29页 ③《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七），台湾精华印书馆1960年影印本，第4370页 ④《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七），台湾精华印书馆1960年影印本，第4368—4369页 ⑤《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矿务档》（七），台湾精华印书馆1960年影印本，第4370、4402页
分封制——是西周分封诸侯的制度。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朝建立后，为巩固奴隶主国家政权，周王把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作诸侯，建立诸侯国，并规定了诸侯享有的权力和对周王应尽的义务。分封制以血缘为纽带，官职为世袭。与分封制密切相关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宗法制，宗法制由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直接演变而来，其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宗主地位，庶子进行分封。它是一种权力继承制度。其将权力继承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形式固定下来，以解决贵族间的矛盾，巩固分封制，防止贵族之间因权力继承问题而发生内乱。分封制与宗法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嫡长子与分封下去的众子有双重关系，在亲缘上是兄弟关系，在政治上又是君臣关系。因此二者共同强调的当然是血缘关系了，没有血缘关系也就不会对其分封。 （一）。前提。武王伐纣，西周建立。（二）。目的：巩固周的统治，以藩屏周。 （三）。内容：1.周天子将土地封给：王族，功臣，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拱卫周天子 2.被分封诸侯的义务：服从，纳贡，提供军赋力役。3被分封诸侯有权在诸侯国内实行再分封。在诸侯国内可设官员，建立武装，征赋役。（四）。主要封国：主要王族：燕鲁功臣：齐先代贵族：宋 （五）作用：1：起初起到加强统治，稳定秩序的作用（周享国800年） 2：后期：诸侯争霸，王权衰微，分封制逐渐瓦解 井田制是西周时的土地制度。国家在修筑水渠和道路时把土地划分为许多“井”字形方块，故称为井田。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亦即属于周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把土地分赐给各级贵族，让他们世代享用。他们只有享用权而无所有权，所以不准转让和买卖。为了充分发挥地力，并规定了定期“换土易居”的分配制度。西周的井田制根据剥削对象的不同，有两种不同的区划，一种是“十夫有沟”，即国中平民的份地。其收入要上缴国家十分之一，作为贡税，以充军赋。另一种是“九夫为井”，即国家将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划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余八区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获全部缴给领主。男子成年受田，老死还田。井田制度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体现了我国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在西周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开始实行于商朝，盛行于西周，瓦解于春秋，废除于战国。井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周王，周王把土地分赐给诸侯臣下，但臣下只能世代享用，不得转让和自由买卖，还要交纳一定的贡赋。从生产方式上，奴隶主贵族强迫奴隶集体耕种，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井田制瓦解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这种生产方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出现了私田。春秋后期，鲁国实行初税亩，承认了私田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剥削方式的出现。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的出现，导致了井田制的崩溃 世卿世禄卿是古代高级官吏的称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世世代代、父死子继，连任卿这样的高官。禄是官吏所得的享受财物。世禄就是官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世袭卿位和禄田的制度在古代曾十分盛行，世卿世禄制的废除是商鞅变法[1]的时候 1、“使黔首自实田”：秦统一后，为了统一征收全国田税，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黔首”是指官吏以外的居民，即让这些百姓向封建国家呈报他们占有的土地数量，政府根据土地数额向他们征收赋税。它标志着从春秋战国以来发展起来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法律上的确认，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来源，是巩固统一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项重要措施。 2、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朝丞相李斯主张把除秦国史书以外的所有《诗》、《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除中央政府主管的以外，一律收缴烧毁；以后敢谈这些书的处死，是古非今者灭族。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次年，秦始皇下令把460多个骂他的儒生全部活埋。这两件事，史称“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扼杀了春秋以来“百
近代中国人民的抗争和探索史练习 一.选择题 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为挽救封建统治，进行一些探索和改革。据此回答1—3题 1．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新思潮最重大的影响是 A．激励中国人挽救民族危亡B．成为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 C．开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先河D．改变了中国人'夜郎自大"的观念 2．洋务派能够掀起洋务运动的主要条件是 A．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 B．得到外国侵略者的支持 C．他们都是地方实权派 D．他们对资本主义有清醒的认识 3．清末实行"新政"的主要原因不包括 A．为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 B．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 C．缓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D．为遏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 从19世纪末起，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据此回答4—7题 4．下列各项符合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的是 ①既要学习西方科技，更要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②摈弃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发展商业③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④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A．①②③④B．①②③C．①②④ D．①③④ 5．19世纪末，维新变法思潮迅速发展成为爱国救亡运动的直接原因是 A．公车上书的巨大影响 B．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 C．光绪皇帝的支持 D．维新派与顽固势力论战的胜利 6．戊戌变法时期的保国会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的相同之处有 ①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②具有民权主义意识③具有反帝的爱国主义思想④具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色彩 A．①③ B．①②③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7．新文化运动和以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 A．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B．只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革命 C．彻底批判封建思想 D．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近代中国的民主化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过程。据此回答8—10题 8．百日维新期间没有提出开国会、定宪法、是因为他们 A. 不敢触动封建制度 B. 认为这一政治主张不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近代经济史》读后感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历史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封建制度的根深蒂固，外国列强进行帝国主义的，逼迫国人觉醒。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艰难生存。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本写1840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中国经济的著作。从前言到第五章，详细介绍了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对现今经济的反思。 有几条主线可以整理得出。总的时间线：鸦片战争前（1840以前），两次鸦片战争（1840第一次，《南京条约》；1856第二次《北京条约》；太平天国；近代工业的产生），甲午战争（1894年，《马关条约》，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资本主义短暂繁荣，1914-1921黄金时期），国民党掌权（1921-1931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据地的建立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1931-1945日军侵华，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1937-1942私人经济的短暂发展；根据地经济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经济的独占；国民党国家资本的急剧膨胀并最终破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状大并最终取得胜利） 关于土地：封建所有制：土地所有者：地主，国家和自耕农；《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土地公有，绝对平均主义。历史上农民革命提出的唯一完整的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纲领和社会方案。乌托邦，农村中资本主义经营的出现：富农经济，经营地主，农牧垦公司，抗战前，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标志土地革命路线基本形成：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大生产与农业合作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五四指示》，土地改革风起云涌开展；《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 《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本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深刻的著作。读完后给我了很大的震撼。首先，打开此书,就被书中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所感染。这种爱国主义激情没有任何偏狭之处,它完全是以全面、丰富的史实为基础。作者对伟大祖国备受外国侵略势力欺凌、侮辱无比愤恨,无情地揭露了外国侵略者凶残、卑鄙、毒辣的嘴脸。武装侵略、武力恫吓、通过条约掠取特权、在签约过程中玩弄花招、得寸进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无忌、极其凶残地凌辱、残害中国人民,等等。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中国人在读了这些后,都会加深对外国侵略势力的仇恨及其本质的认识,同时也会加深对伟大祖国命运的关切。再次。此书在一系列问题上大大拓展了我对知识认识广度和深度。比如我对两次鸦片战争性质认识的变化，以前是我认为就是列强的侵略战争，但看了此书后，我知道了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有许多外国侵略势力的走私、鸦片贸易、苦力贸易等而且这些外国侵略者的侵略活动也是论述鸦片战争性质的证据。所以我就认识到两次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直接间接地对殖民地征服和掳掠的战争”。 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我们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机械决定论的教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这无法解释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于世界潮流。上下五千年，作为大一统的中华民族人口、GDP总量、科技文化一直居世界前列，是天朝大国。为何近代就没落，沦为"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的对象"呢?作者给出了一种解释：中国的文化、继而政治制度是封闭式的中央集权，且到后来越来越走向封闭，越来越集中，扼杀了经济活力。而欧洲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欧洲，各个小国存在竞争关系，形成多元化的政治制度，有比较有竞争，从而使最优最有效
中国经济史期末知识整理 1.经济史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方法 1.历史归纳法。 2、计量分析 3.抽象演绎法 4.系统分析法 5.区域与比较经济史研究 6、社会学方法。 2.气候变化（P9） 从公元前3000年以来，经历了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1.第一个温暖期：公元前3000——1100年，夏商及以前时期，黄河流域有象、犀牛、野猪等热带亚热带动物。平均比现在高2°C。 2.第一个寒冷期：公元前1100——公元8世纪，西周时期，“江、汉俱冻”，现在江汉不冻。“驱虎豹犀象而远之”。气候寒冷，热带动物退出中原。 3.第二个温暖期：公元前8世纪中叶——公元5世纪，春秋时期。 4.第二个寒冷期：战国、汉初。 5.第三个温暖期：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 6.第三个寒冷期:魏晋南北朝至盛唐。 7. 第四个温暖期：宋元时期。 8. 第四个寒冷期：元后期至清末。 总趋势逐步变冷。农牧业靠天吃饭，气候对经济影响大。 3 、气候变迁的影响 随着气候的变化，天然植被地区逐渐缩减，栽培植物替代了天然植被。最早是黄河流域，魏晋以后延展至长江流域，唐宋以后扩大到珠江、闽江流域。明清时期扩大到东南沿角岛屿、西南山地丘陵、东北、内蒙、新疆等地。 3.生态环境的变迁（p11） 1 、自然环境的变化 森林带分布及其变化 荒漠带分布及其变化 2 、生态环境的破坏 （1）人类活动与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 4. 黄河流域经历的三次破坏：（p11） 第一次，秦汉时期实行“实关中”政策； 第二次，唐宋时期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实行戍边政策； 第三次，明清时期的政策导致无限制的开发，如明初的“开中法”，清朝解除不准耕垦的禁令等 （2）人类活动与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人口从放、北方迁往南方，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人口中心，人口的过度增长和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 5.我国人口发展的四个阶段（p16） （最多时达到2000万人）阶段一，从夏商到秦末的1900多年是我国人口发展的第一个台阶。
https://www.doczj.com/doc/6e13149895.html, ------华夏教育资源库 近代中国人民的探索： （一）地主阶级： 1、鸦片战争中的抵抗派： 中国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人是林则徐；魏源在他编的《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2、洋务派： ①代表人物：奕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 ②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 ③口号：“自强”、“求富” ④作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二）农民阶级： 1、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想用“上帝”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来拯救中国社会 2、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其结果只能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三）资产阶级维新派： 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 主张：学习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自上而下的进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挽救民族危机 作用：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传播，具有爱国和进步作用，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 代表人物：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 纲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纲领，试图以革命手段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作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挫败，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当时中国是行不通的。 （五）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 主张：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进行新文化运动 作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六）无产阶级： 代表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革命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创建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消灭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意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结束了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命运，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https://www.doczj.com/doc/6e13149895.html, -------华夏教育资源库
第一章 第一节中国封建经济高度繁荣 [单选]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阶段。 【多选、简答、论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水平： (1) 传统农业十分发达; (2) 工商业和对外贸易活跃。 【单选】据统计，我国人口在明清时期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增长，从明嘉靖、万历时的约1.2亿增至清嘉庆末年的4亿。 【单选】景德镇由于窑火不绝呗戏称为“四时雷电镇”。 【单选】明清以来商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主要集中于南方。 【单选】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是一种极为典型的自然经济结构。 【单选】个体小农经济是最典型的自然经济，它把农业和静听手工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男耕女织，以织助耕。 【名词解释】自然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在这种经济结构中，人们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不是用来交换。 【多选、简答】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特征有： (1) 这种经济结构具有明显的自给性和封闭性。 (2) 这种经济结构具有突出的离散性。 (3) 这种经济结构还具有显著的稳定性。 (4) 这种经济结构还具有典型的同构性。 【单选】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 【多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土地占有者是地主、国家和自耕农，主要的土地所有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单选】土地商品化是自耕农所有制广泛存在的经济前提。 【单选】租佃制经营是对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最有利、最获益的土地经营形势。 【多选、简单、论述】鸦片战争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1)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经济是在自然经济体内存在和发展的，在商品经济中渗透着深深的自然经济性质。 (2)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手工业虽然保持了持续的发展势头，并几度辉煌，但是封建社会手工业无力承担揭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序幕的历史任务。 (3)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业十分繁荣和活跃，但是它瓦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能力却很有限。 (4) 中国封建社会政府所实行的一整套重农抑商的政策和措施，不仅严重地抑制和束缚了工商业的发展，而且也压抑和摧残着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 第二节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单选】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执行的是闭关锁国的对外贸易政策。 【多选、简答】清政府对外贸易的限制政策包括： (1) 限定通商口岸从事对外贸易。 (2) 对进出口货物也实行严格地限制。 (3) 对于外国来华贸易的商人，政府也对他们的活动加以种种限制。 (4) 从事对外贸易的机构是中国政府特许设立的商行看，即洋行，也称“牙行”、“公行”。 【名词解释】洋行制度：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不直接和外国商人从事贸易活动，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洋行制度。洋行的具体业务是：垄断对买贸易，承销外商进口货物，代购外商所需货物，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保证交纳外商进出口船钞和货物税;代理政府管束外国商人的行动;传达政府对外商的政令，办理政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事宜。 【单选】1795年，乾隆皇帝只广州一口通商。 【单选】鸦片战争前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地位，西方殖民者拿不出多少商品可供中国需要，原因是中国是自然经济统治地位。 【单选】西方商人用来和中国呼唤的商品中只有印度出产的棉花受欢迎。 【单选】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更直接的原因是严格限制对外交往。 【名词解释】闭关锁国：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执行的对外贸易政策，主要是指严格限制通商口岸从事对外贸易，对进出口货物也实行严格的限制，以及对来华贸易的商人的活动也进行严格限制。在这种政策下，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降到了最低水平。 【简答】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意义。
研究生结课论文 题目明清漕运的兴衰对沿线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淮安为例 年级 2014级研究生 专业西方经济学 姓名江雯倩 学号 201421010017
明清漕运的兴衰对沿线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淮安为例 摘要：在中国古代直至清末，漕运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对于当时社会经济 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淮安作为京杭大运河的中间段，水陆交通的中心枢纽，漕运的发展都使当地的经济、人文、环境等得到极大的发展，但也正是这种对漕运的依赖关系，使得淮安这个“运河之都”在漕运没落之后也逐步走向衰落，曾经繁荣的经济景象一去不复返。因此本文将以明清时期漕运由辉煌走向衰落作为时间点，对漕运与淮 安的经济关系展开讨论。 关键字：明清漕运兴衰经济发展淮安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河犹如国家的血液，源源不断的为国家提供能量，而京杭大运河作为贯通南北的主干线，在我国的漕运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清时期，由于朝廷政府对于运河的不断开发与利用，京杭大运河成为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动脉，而淮安北带黄河，南络长江，中贯黄河，处于京杭大运河的中间段。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的优势，淮安在漕运的推动下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商品经济的重镇，与北京、扬州齐名，知名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可谓“成也漕运，败也漕运”，漕运为淮安带来了经济的腾飞，然而淮安对漕运的过度依赖也成为其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明清时期漕运的变迁 关于漕运，在初期漕运并没有与当朝政府挂钩，仅仅是作为运输方式，将不同地区的粮食和特产等通过天然水道运往全国各地。漕粮之运起于西汉，盛于唐宋，延至明清，辛亥革命后统征货币，废除漕粮。《逸周书·文传》有云：“是故土多，发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从中可以看出漕运在早期只是与陆运相对应的水路运输，与运河的关系并不密切。但春秋时期运河的兴修使漕运发生了质的变化，楚汉之争后更是将漕粮与供应京城乡连在了一起，此后在各朝各代漕运均得到了不同的程度的发展，其中以明清两代发展的比较充分。 （一）明代漕运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明代经历了由海运改为漕运的过程。在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主要以海运为主，而到明成祖时，由于都城改迁至北京，这就要依托京杭大运河来进行贸易往来，故而将海运改为漕运，并将漕运作为运输粮食的唯一途径。明朝对运河进行疏浚改道，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