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科学进展 2011, Vol. 19, No. 12, 1798–1813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1.01798
1798
中国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研究述评*
熊 猛 叶一舵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 福州 350007)
摘 要 城市农民工子女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 有承包土地, 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 他们一般为6~18周岁的适龄上学儿童少年。中国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总体水平低于城市当地儿童, 社会认知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歧视知觉、相对剥夺感和身份认同危机, 情绪情感方面表现为情绪不平衡、孤独(抑郁)倾向较强和自卑(自责)心理严重, 社会适应方面显示出社会适应不良、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学习适应性较差和问题行为较多。性别、年龄、人格、应对方式、生活满意度等个体因素以及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因素是其心理健康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干预还没有形成系统, 主要是一些质性的研究。今后研究的重点应包括研究对象与内容的拓宽、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完善及系统研究和理论建构的加强等。
关键词 城市农民工子女; 心理健康; 机制; 教育干预 分类号
B844;R395
1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 形成了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转移, 即“民工潮” (申继亮, 2009)。其中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是近年来民工流动的一个突出特点。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举家迁移, 城市中也出现了数量庞大的第二代移民—— 农民工子女。2000年,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 其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少年占19.37%, 约为2000万人。2003年, 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显示, 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达1.14亿人, 其中举家外出的劳动力已达2430万人; 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6~14周岁、处于义务教育适龄阶段的儿童少年约有643万人(吕文清, 2005)。但是, 这些随父母进城的适龄儿童少年,
收稿日期:2011-05-10
*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城市中小学中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及其整合性教育干预研究” (FFB108082)和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城市中小学中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制约因素及教育干预研究”(CB09-001)的阶段性成果。 通讯作者:叶一舵, E-mail: yeyiduo@https://www.doczj.com/doc/6212922565.html,
却因我国以户籍为基础、以城乡分割为特征的二元经济社会制度的存在, 在上学、升学等方面无法享有与当地儿童少年同等的权利, 从而形成了我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城市农民工子女(刘正荣, 2006)。
儿童少年生活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其心理发展过程及结果有着深刻的影响,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所指出：“与人生命的其他时期相比, 儿童时期的心理健康问题与周围环境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 (陈家麟, 2002)。作为城市农民工子女, 面临家庭、生活、学习各方面的变迁和挑战, 在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下, 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2003)中指出, “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全日制公办中小学, 要建立完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切实关注和解决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并对这一群体的心理状况与需求进行系统研究, 有助于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和素质的提高, 有助于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随着党和国家的大力号召及相关政策的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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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国务院办公厅, 2005; 国务院, 2006), 近10年来, 我国研究者针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以及教育干预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概述, 从而为政府的相关决策和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
2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概念与辨析
2.1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概念
要准确界定城市农民工子女这一概念, 必须首先把农民工和城市农民工的概念界定清楚。关于农民工的概念, 国内有多种解释。夏延芳(2007)指出, “所谓农民工, 就是长期生活在城镇城市, 长期从事二、三产业劳动, 以此获得主要收入, 但户口仍在农村, 户籍身份是农民的劳动者。”鲁长芬等人认为, 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或非农业领域务工的劳动者, 是中国传统户籍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 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一类弱势群体(鲁长芬, 王健, 罗小兵, 胡庆山, 2005)。而国务院在《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中这样定义：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 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 有承包土地, 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 狭义的农民工, 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 广义的农民工, 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 也包括在县城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 2006)。尽管从理论上可以界定农民工的内涵, 但农民工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表述也各有不同。然而各种表述基本都是围绕职业、制度身份、劳动关系和地域这四个层面揭示农民工的特征, 只是侧重点或研究角度不同而已。从此意义上讲, 国务院对农民工的界定应是最为完整、准确和权威的, 既符合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 又能表明其职业, 界定准确、全面, 能够从整体上揭示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
而城市农民工也就是狭义的农民工(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 也指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他们在城里的工厂、机关、商店及服务部门劳动)。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 国内研究者没有对这一概念作具体的阐述, 但对与其相近的几个概念—— “进城就业农民子女”、“流动儿童”进行过一些描述。刘正荣(2006)认为, “进城就业农民子女是指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 随同其父母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子女, 不包括没有随同其父母进入城市的子女, 一般是指称6~14周岁或7~15周岁的适龄上学儿童少年。”而根据《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流动儿童少年是指6至14周岁(或7至15周岁), 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儿童少年(国家教委, 公安部, 1998)。另外, 申继亮等人主持的“处境不利儿童的心理发展现状与教育对策研究”课题组将流动儿童界定为：6~18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城市暂时居住半年以上, 且在当地学校就读的儿童青少年(申继亮, 2009)。
综合来看, 由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概念是由城市农民工的概念引申而来的, 且目前国内学者并未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概念作具体的界定。因此, 为了增进后续研究的深入和可比性, 同时也为了与相关概念区别开来, 我们借鉴城市农民工及流动儿童的概念, 尝试对城市农民工子女这一概念作一个操作性定义, 即认为城市农民工子女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 有承包土地, 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 他们一般为6~18周岁的适龄上学儿童少年。
2.2城市农民工子女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鉴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流动人口子女、进城就业农民子女等概念常被混用, 这里有必要将城市农民工子女与相关概念作一番辨析。
首先, 要将城市农民工子女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区别开来。根据农民工子女居住的地域环境不同, 农民工子女包括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两类。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 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赵景欣, 2007)。城市流动儿童则指6~18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城市暂时居住半年以上, 且在当地学校就读的儿童青少年(申继亮, 2009)。这两类儿童随着居住地的变迁可以相互转换。城市农民工子女与农村留守儿童的区别很简单, 即二者只是在居住地上存在差别, 前者居住在城市, 而后者居住在农村。而城市农民工子女与城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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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儿童在许多研究中被混用, 但二者也存在着细微差别。从严格意义上讲, 流动儿童少年群体中除了随同父母而进城的儿童少年外, 还包括单独流入城市的流浪儿童少年、童工和寄养寄读的儿童少年等, 而这些在城市生活的儿童少年在成因与性质上与城市农民工子女有着很大的不同(刘正荣, 2006)。也就是说, 城市流动儿童的外延比城市农民工子女更广, 城市农民工子女只是城市流动儿童的一部分。
其次, 要将城市农民工子女与流动人口子女区别开来。中国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是城市流动人口的最主要构成部分, 但不是全部。流动人口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其他城市来的白领群体(即也有城镇人口的流动), 甚至还有其他国家来的人群。因而, 流动人口子女在外延上明显广于城市农民工子女, 城市农民工子女只是流动人口子女的一部分。
第三, 要将城市农民工子女与进城就业农民子女区别开来。有研究者把进城就业农民分为两类, 即在城市受人雇佣从事非农职业的“受雇者”和做小买卖、开小作坊等的“自雇职业者”, 并且认为城市农民工属于前者而不包括后者(刘正荣, 2006)。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根据前面的分析, 城市农民工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 有承包土地, 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进城务工人员, 这一核心概念包括四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户籍在农村、有承包土地、从事非农产业和依靠工资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进城就业农民中的“受雇者”符合这四个要素, 而“自雇职业者”只符合前三个要素, 不符合第四个要素。因此,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外延比进城就业农民子女要窄, 城市农民工子女只是进城就业农民子女的一部分。
由于城市农民工子女概念的模糊性和复杂性, 将其与相关概念所作的辨析只是我们的一个尝试, 然而却是必要的。概念的统一一方面有利于后续取样的精确、具体, 研究的比较和延伸,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推广。同时也说明这一领域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3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现状
中国的城市农民工子女类似于国外的移民儿童(migrant children)或流动儿童(mobile children)。一些研究表明, 移民及与移民相关的过程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 (Guarnaccia & Lopez, 1998; Hicks, Lalonde, & Pepler, 1993; Stillman, McKenzie, & Gibson, 2009; Leavey, Rozmovits, Ryan, & King, 2007), 移民儿童比当地儿童感受到更多的焦虑、抑郁和压力, 更多的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Stevens & Vollebergh, 2008; Mejía & McCarthy, 2010; Kupersmidt & Martin, 1997; Lindert, Ehrenstein, Priebe, Mielck, & Br?hler, 2009)。另外一些研究则表明, 移民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不比当地儿童差, 认为移民过程中的种种挫折锻炼了他们的心理素质(Alati, Najman, Shuttlewood, Williams, & Bor, 2003; Bhugra, 2004), 移民家庭内部的依恋关系和支持系统也是他们心理健康问题的保护性因素(Hackett, Hackett, & Taylor, 1991; Harker, 2001)。此外, 国外的研究也报告移民儿童的心理健康存在着性别(Vollebergh et al., 2005; Bengi-Arslan, Verhulst, Van der Ende, & Erol, 1997; Beiser, Hou, Hyman, & Tousignant, 2002; Stevens et al., 2003)和年级(Bengi-Arslan et al., 1997; Stevens et al., 2003)差异。中国的研究与国外的研究结果有某些相似之处。下面, 我们主要从总体水平、社会认知、情绪情感和社会适应这几个主要方面对中国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作一个概括。
3.1总体水平
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总体水平, 以往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与外部进行比较, 即将城市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当地儿童进行对比研究; 二是内部比较, 即将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与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进行对比研究。
目前国内对城市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当地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对比研究结果比较一致, 即基本都认为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要差于城市当地儿童。例如, 蔺秀云、方晓义、刘杨和兰菁(2009)对1164名流动儿童、525名北京儿童和568名农村儿童的调查显示, 不同类别儿童(流动儿童、北京儿童和农村儿童)在心理健康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流动儿童在社交焦虑、孤独感上最差。韩煊和吴汉荣(2010)对深圳市流动儿童的调查表明, 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常住儿童差, 流动男童的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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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总焦虑因子得分均明显高于常住男童, 流动女童的学习焦虑、恐怖倾向因子得分均明显高于常住女童。刘正荣(2006)对扬州市进城就业农民子女的调查显示, 进城就业农民子女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为12.9%, 高于城市儿童(11.7%); 且其心理健康总平均分为39.84, 显著高于城市儿童(35.62)。朱丽娜(2008)对武汉市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研究也表明, 虽然从整体上来看, 进城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和自尊感较高, 但是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整体上低于城市少年儿童。
对于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女与打工子弟学校农民工子女的对比研究, 国内各研究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出入。大量研究表明, 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要好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袁立新, 张积家, 苏小兰, 2009; 刘正荣, 2006; 王瑞敏, 邹泓, 2010), 认为就读于公立学校比打工子弟学校更有利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成长。另外一些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果(蔺秀云, 方晓义等, 2009; 邱达明, 曹东云, 杨慧文, 2008), 认为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更有利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成长, 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同时该研究结果也对国家相关部门为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而出台的“由迁入地政府负责, 以公立学校为主”的方针提出了质疑。
我们认为, 上述调查结果之所以会出现悬殊, 除了有各地区针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政策差异及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水平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因素外, 也可能与调查抽样代表性上的偏差有关。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证实。
3.2社会认知
对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认知状况, 研究者们主要从对其心理健康水平影响较大的歧视知觉、相对剥夺感和身份认同危机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3.2.1歧视知觉
所谓歧视知觉(perception of discrimination), 即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如种族、户口身份等)而受到了有区别的或不公平的对待, 它是相对于客观歧视而言的一种主观体验(Major, Quinton, & McCoy, 2002)。城市农民工较多从事一些较脏较累的工作, 城市农民工子女与父母一起生活在大城市的角落和边缘, 经常会体验到一些歧视和不公平现象(刘霞, 2008)。目前,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歧视现象已经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邹泓、屈智勇和张秋凌(2004)通过调查发现, 在城市农民工子女是否向家长抱怨受到过歧视方面, 24.7%的孩子抱怨过城里人看不起他们, 29.3%的儿童“有点担心”城里的孩子看不起他们; 打工子弟学校的儿童比普通公立学校的儿童更加担心被人看不起。胡进(2002)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11.5%的农民工子女“非常担心”城市里的学生看不起自己, 有23.1%的农民工子女表示“有点担心”。雷有光(2004)的调查也表明, 近80%的农民工子女“不愿意”将来过父母现在的生活, 其主要原因是“被人瞧不起”, 这说明农民工子女已经明显感受到了父母较低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平等待遇。方晓义、范兴华和刘杨(2008)的研究甚至发现, 75.5%的农民工子女报告受到过歧视, 但所报告的被歧视的体验并不强烈。可见, 城市农民工子女在学校、社会等方面已普遍面临着不同程度和类型的“社会排斥”, 其生存与发展状况令人堪忧。城市农民工子女的这种情绪如果不及时疏导, 不帮助他们正确对待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很可能会导致其产生抵触社会的心理, 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刘霞, 2008)。
另外, 也有大量研究对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的歧视知觉进行了对比研究, 其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即普遍认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的被歧视感要强于公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蔺秀云, 方晓义等, 2009; 李晓巍, 邹泓, 张俊, 杨颖, 2008)。这说明打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感受到更多的歧视体验。虽然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农民工子女由于减少了与城市儿童互动的机会, 在客观上降低了遭受同龄城市儿童歧视的可能性, 但城市农民工子女感受到的歧视不仅仅来自于学校内部, 更来自更大的社会范围。也许在城市农民工子女看来, 自己所上的打工子弟学校本身就标明了社会对自身身份的歧视(袁立新等, 2009)。这也提示有关教育行政部门要尽快落实打工子弟学校的合法地位, 对打工子弟学校和城市公立学校要一视同仁, 从而在外部环境上尽量减少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歧视知觉。
3.2.2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指人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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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照群体的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自身利益被其他群体剥夺的内心感受, 其产生主要源于参照群体的选择, 而与自身利益的实际增减并无直接联系(郭星华, 2001)。城市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不断地转移, 成长在不稳定的环境中, 其心理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他们在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不能恰当定位, 把城市孩子作为参照物, 与之比较, 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利益失去得太多, 容易在心理上产生这种主观的“相对剥夺感” (李宁, 2008)。文献回顾发现,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相对剥夺感主要表现为敌对、心理不平衡和不公平感等。例如, 邱达明等人(2008)的研究表明, 城市农民工子女在敌对、心理不平衡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城市当地儿童。雷有光(2004)通过调查发现, 49%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儿童认为自己不能像北京孩子一样上公立学校不公平, 这些儿童对自己所受的对待表现出明显的不满, 并且与其他儿童相比, 他们对所受到的不公平更敏感, 要求改变自己外地人身份、贫穷和低劣学习条件的要求也更为强烈。北京市流动儿童就学及心态状况调查课题组(2006)的研究也显示, 流动儿童由于感觉到社会不平等的存在, 极容易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反感情绪, 有时会对周围的人甚至对社会产生敌意, 最终导致问题行为的出现。另外, 部分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管理不善以及安全卫生隐患严重等问题, 使城市农民工子女难以享受与城市儿童同等的优质教育资源, 也易使他们产生强烈的不平等感、对立感。
3.2.3身份认同危机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特殊性往往会导致他们产生身份认同危机。一方面, 受户籍身份的影响, 他们并不认同自己是城里人, 而是农村人和外地人; 另一方面, 由于长期在繁华热闹的城市生活、学习与居住, 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熏陶, 对于农村文化的感受与印象并不是很深, 对农村的认同感也在减弱。虽然身处城市, 却不是城市里的人; 远离了农村, 不再是完全意义的农村人, 从而成为一个处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夹缝者”与“边缘人”。郑友富和俞国良(2009)对浙江省527名城市农民工子女的调查显示, 认为自己是农村儿童的有55.22%, 模糊认同的有22.01%, 摒弃农村儿童身份的有22.77%, 说明城市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困惑带有普遍性。白文飞和徐玲(2009)在北京市进行的问卷调查与访谈表明, 不论主观的自我身份认同, 还是客观的社会定位, 都表明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 他们在城里人与农村人两种身份之间挣扎、徘徊, 成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双重边缘人。调查还显示, 78%的农民工子女喜欢和城市小朋友一起玩, 但出去玩或者购物的时候, 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流动人口身份, 这是一种复杂心态的表现, 可见“外来人口”的身份已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困扰(北京市流动儿童就学及心态状况调查课题组, 2006)。
3.3情绪情感
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情绪情感状况, 通过归纳分析发现, 主要表现在情绪不平衡、孤独(抑郁)倾向较强和自卑(自责)心理严重三个方面。
3.3.1情绪不平衡
城市农民工子女在情绪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平衡状况。例如, 陶红梅等人的研究表明, 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生存在轻度心理问题, 其中情绪不平衡排在其心理问题的第二位(陶红梅, 许燕, 张小方, 顾莉莉, 洪金侠, 2004)。邱达明等人(2008)的调查显示, 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在情绪不平衡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流动儿童学校的儿童和公立学校中的当地儿童。而袁立新等人(2009)的调查则表明, 公立学校与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都表现出较多情绪不平衡的心理问题, 但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表现得更为严重。另外, 王瑞敏(2007)对北京市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则发现, 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在中等程度以上, 积极情感多于消极情感。由此可见, 从总体上看, 城市农民工子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情绪不平衡状况, 至于其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问题则成为后续研究的重点之一。
3.3.2孤独(抑郁)倾向较强
孤独感是个体适应社会的重要指标, 是个体认识到其期望达到的和实际达到的社交网络模式存在差距而产生的不愉快的情绪体验(Peplau & Perlman, 1982)。由于语言、综合知识、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 农民工子女常常受到城市儿童的排斥和歧视, 不善交往、朋友少的现实更使许多农民工子女常常感到“我没有一个好朋友”而陷于孤独情绪之中; 也有的农民工子女常常认为别人感兴趣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无甚意义, 自己被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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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体之外, 处于孤立无援、无人理解的孤独境地(孙维平, 胡韬, 郭跃勤, 周林海, 2007)。大量研究表明,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孤独感显著高于城市当地儿童和农村儿童(蔺秀云, 方晓义等, 2009; 胡宁, 方晓义, 蔺秀云, 刘杨, 2009; 菂
刘斐等, 2010); 有二成学生存在与孤独有关的事实, 有一成多的学生有孤独的体验(胡进, 2002)。另外一些研究则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 认为农民工子女总体孤独感较低(张华, 谢云天, 2008), 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得分无显著性差异(林盈盈, 2010)。从总体上来看,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孤独(抑郁)水平要高于城市当地儿童。提示学校和社区要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 让城市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儿童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儿童的学习、生活之中, 从而切实降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孤独和抑郁倾向。
3.3.3自卑(自责)心理严重
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自卑(自责)心理, 国内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 即基本都认为城市农民工子女的自卑(自责)心理较城市当地儿童要严重。如孙维平等人(2007)的调查显示, 大部分农民工子女存在自卑心理, 有的认为自己在学习上“先天不足”, 有的常常抱怨自己“无能”, 有的由于家庭条件比城里儿童差, 从而自认为“低人一等”, 有的认为自己“无任何可取之处”。何桂宏(2009)的调查也发现, 近四分之一的流动儿童长期笼罩在自卑心理的阴影下, 造成了他们的人格发展受阻以及诸多心理和行为问题。研究还表明, 流动儿童的自我效能感显著低于非流动儿童(菂
刘斐等, 2010), 流动人口子女在“幸福与满足感”和“躯体外貌与属性”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消极的自我评价(胡进, 2002), 农民工子女在自责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城市本地学生(胡韬, 郭成, 2007; 韩煊, 吴汉荣, 2010)。这提示我们要针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这一情绪状况开展有针对性的调适与辅导, 增强其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
3.4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指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 个体的观念、行为方式随之而改变, 使之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过程(黄希庭, 杨治良, 林崇德, 2003)。由于年龄和身份的特殊性,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有其特殊性, 即与其他生活于单一生活环境中的儿童(如城市儿童或农村儿童)相比, 他们的社会适应过程多了一层适应新社会环境的任务。下面主要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总体社会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学习适应和行为适应等方面对其社会适应状况作一番概括。
3.4.1 社会适应不良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城市适应, 是他们在新的环境下主要依靠自身努力实现的社会化和再社会化, 它反映出农民工子女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程度和融入程度。城市农民工子女从农村来到城市, 环境的变迁迫使他们在心理和行为上加以调整, 以更好地适应新环境(郭良春, 姚远, 杨变云, 2005)。国内研究者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社会适应的内隐问题和外显行为问题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包括学校适应)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和问题。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总体上低于城市本地少年儿童(胡韬, 2007); 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差于混合校流动儿童(柯锐, 2007); 女生的社会适应水平显著高于男生, 年级差异显著, 总体上呈现随年级升高社会适应水平提高的发展趋势(胡韬, 2007)。社会支持和学校适应性较差(谭千保, 2010; 孙晓莉, 2006); 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水平明显低于本地儿童, 流动女生学校适应的总体水平高于男生, 小学四、六年级学生学校适应的总体水平高于三、五年级学生(王洋, 2007)。
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认为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城市适应总体良好(朱丽娜, 2008), 只有少数学生对城市生活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杨小艳, 2007), 有研究甚至发现流动少年儿童的社会适应性得分高于本地少年儿童(江君琴, 2009)。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可能并不是完全按照“处境不利(高危)—压力—适应不良”的直线模型发展的。事实上, 根据心理弹性的相关理论,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适应也可能遵循着“处境不利—心理弹性—适应良好”的轨迹发展(赵淑娟, 郑秀娟, 刘嘉邦, 2009)。这些研究结果之间的不一致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证实。
3.4.2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人际适应问题, 国内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即总体来看, 城市农民工子女存在不同程度的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如王飞(2009)的调查显示, 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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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为18.73%, 其中排在首位的影响因子即为人际敏感。袁立新等人(2009)的研究表明, 公立学校流动儿童与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都表现出较多的人际关系敏感与紧张的心理问题, 但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表现得更为严重。孙维平等人(2007)的访谈结果也显示, 40%左右的农民工子女感到“与新朋友在一起时不好意思接近”, 课堂讨论时他们怕自己言语不当而不敢与同学沟通交流, 在课外活动中也不能与伙伴进行很好的沟通、合作。研究还表明,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社交焦虑显著高于城市当地儿童和农村儿童(胡宁等, 2009), 他们的同伴接纳感偏低、孤独感偏高(朱丽娜, 2008), 流动女生的人际适应(同伴交往)优于男生(孙晓莉, 2006)。可见, 构建城市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的交流和互动平台, 使他们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3.4.3学习适应性较差
学习是儿童和青少年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 而学习适应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儿童的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田澜, 2004)。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学习适应性状况, 研究表明其学习适应性低于常模水平(刘磊, 符明弘, 范志英, 2010); 学习焦虑显著高于城市本地学生(胡韬, 郭成, 2007), 表现出较多的学习压力感(袁立新等, 2009); 学习的自信心不足, 学习习惯较差(孙维平等, 2007); 学习方法了解较少(何光峰, 2002); 学习投入和学业表现不及城市本地儿童(蔺秀云, 王硕, 张曼云, 周冀, 2009)。然而, 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 认为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总体学习习惯较好(张华等, 2008); 学习态度端正, 学业表现良好(朱丽娜, 2008)。另外, 有研究还表明, 影响城市农民工子女学习适应性的因素不是智力因素, 而主要是非智力因素以及学习方法方面存在问题(何光峰, 2002)。这提示有关学校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干预。
3.4.4问题行为较多
问题行为(problem behavior)指个体表现出的妨碍其社会适应的异常行为(林崇德, 杨治良, 黄希庭, 2005)。Achenbach把儿童的问题行为分为两类：内化问题行为与外化问题行为, 前者指焦虑、抑郁、孤僻、退缩等情绪问题, 后者指攻击反抗、违纪越轨、过度活动等行为问题(Achenbach, Mcconaughy, & Howell, 1987)。问题行为阻碍儿童个性、社会性的发展, 对其身心健康十分不利, 其严重程度可以是普通的不良行为, 也可以发展为反社会行为。总体来看, 城市农民工子女存在不同程度的内、外化问题行为, 主要表现为网络成瘾、吸烟以及攻击性行为等。如李晓巍、邹泓、金灿灿和柯锐(2008)的研究表明, 流动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的自我报告率分别达到了31.0%和20.1%, 与城市儿童相比, 其内化问题行为较为突出。金灿灿、屈智勇和王晓华(2009, 2010)的研究发现, 流动儿童的网络成瘾倾向比率为12.99%, 高于留守儿童(6.83%)和普通儿童(6.82%); 流动和留守儿童平均吸烟年龄为10.2岁, 而流动儿童开始吸烟的平均年龄最小, 为9.4岁。研究还发现, 流动儿童交通和游泳相关危险行为以及经常被打骂的发生率均高于本地儿童(翟蕾, 黄娜, 2008), 校园暴力和越轨行为时有发生(殷世东, 王守恒, 2009)。
另外, 有研究还表明, 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儿童行为问题的因素有父母职业、婚姻状况、母亲的生育年龄、是否为亲生母亲和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结构、儿童健康状况、主要抚养人以及学历等(刘晓瑛, 宋媛, 陆艳红, 冯梅珍, 顾珏, 2006)。从而提示我们可以从这些因素入手, 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问题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和矫正。
4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国外的研究表明, 预期的歧视、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总体幸福感、自我效能、自尊、社会支持、移民前的文化适应和准备状态等会对移民的心理健康(主要是压力、焦虑和抑郁等)产生重要影响(Jasinskaja-Lahti & Yij?l?, 2011; Hovey & Maga?a, 2002; Griffin & Soskolne, 2003; Leavey et al., 2007)。我国的大量研究显示, 影响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有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两大类。
4.1 个体因素
目前影响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个体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人格、应对方式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
4.1.1性别
性别是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
第12期熊猛等: 中国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研究述评 1805
重要影响因素, 总体上来看, 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要低于男生。例如, 蔺秀云等人的调查显示, 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在性别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女孩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男孩(蔺秀云, 方晓义等, 2009)。刘正荣(2006)的调查表明, 不同性别的进城就业农民子女在心理健康总分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 女童的得分高于男童。何亚玺(2009)的研究也表明, 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存在男女差异, 女生心理健康不如男生。研究还表明, 农民工子女中女生的积极情感显著低于男生(龚田波, 2007)。这一结果提示我们, 应重点关注城市农民工子女中女童的心理健康问题, 给予她们更多的关爱和帮助。
4.1.2年龄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年级差异, 说明年龄是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亚玺(2009)的调查显示, 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存在年级差异, 他们的心理健康呈曲线发展, 即3~4年级学生健康水平呈下降趋势, 4~7年级学生健康水平整个呈下降趋势, 但是5~6年级学生健康水平呈轻微上升趋势, 7~8年级学生的健康水平呈大幅度上升趋势。龚田波(2007)的调查发现, 在快乐感上, 初一的农民工子女显著高于初二, 在积极情感上, 初一显著高于初二和初三。另外, 由于生活空间场所的频繁变动、获取就学信息的不足, 以及对学校的教学质量、收费、离居住地的距离和所使用教材等因素的考虑, 一些农民工子女往往在城市里不能顺利就学, 从而造成他们与所读年级的正常年龄相比偏大, 无法很好地与同学交往, 导致其对人焦虑和孤独倾向水平较高(刘正荣, 2006)。
4.1.3人格
城市农民工子女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容易形成既不同于城市同龄儿童又不同于家乡同伴的边际人格, 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必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王瑞敏和邹泓(2008)的调查显示, 流动儿童的外向性、神经质、开放性、掌控感和乐观对主观幸福感有着稳定且显著的影响作用, 其中大五人格起着主要的预测作用。柯锐(2007)的研究表明, 人格五因素中的外向性、开放性和宜人性能正向预测, 情绪性能负向预测流动儿童的自尊; 外向性能正向预测, 情绪性和开放性能负向预测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情绪性和开放性能正向预测, 宜人性和谨慎性能负向预测流动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 情绪性和开放性能正向预测, 外向性能负向预测流动儿童的内化问题行为。李晓巍等人的研究也表明, 人格的情绪性、开放性显著正向预测流动儿童的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 外向性、家庭功能的亲密度显著负向预测其内化问题行为, 宜人性、谨慎性、亲密度显著负向预测其外化问题行为; 另外, 人格在家庭功能的亲密度与内化问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在亲密度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李晓巍, 邹泓, 金灿灿等, 2008)。可见, 人格是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预测变量。
4.1.4应对方式
前面的分析显示, 城市农民工子女受到来自社会、学校、教师和同伴不同程度的排斥和歧视, 而通过对现有理论和文献的分析发现, 应对方式是影响歧视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方晓义等人(2008)的调查显示, 消极应对在流动儿童是否遭受歧视与孤独关系上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积极应对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显著; 积极应对对受歧视流动儿童受歧视程度与孤独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消极应对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显著。屈卫国、钟毅平、燕良轼和杨思(2008)的调查表明, 农民工子女在面对压力时, 他们与城市孩子的应对方式在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合理解释、忍耐、发泄情绪和幻想否认6个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说明农民工子女心理压力比城市孩子大; 在面对压力时, 农民工子女倾向于较少运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可见, 城市农民工子女对其不良处境的消极应对方式是其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4.1.5生活满意度
城市农民工子女对其生活的满意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也是其生活的两个主要空间)：一是对所在学校的满意程度。北京市流动儿童就学及心态状况调查课题组(2006)的调查发现, 流动儿童最满意所在学校的教学水平, 最不满意学校的硬件设施。刘正荣(2006)的调查发现, 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对就读学校的满意度(66.9%)低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93.2%), 而不满意度(6.9%)高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2.7%)。城市农民工子女对就读学校的不同满意水平, 不仅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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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自己学习过程及结果的焦虑水平, 影响他们对就读学校的归属感以及与同伴的正常交往, 而且还会影响他们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态度。
二是对现在生活的满意程度。刘正荣(2006)的调查显示, 对现在生活不同满意水平的进城就业农民子女, 在心理健康总分及学习焦虑、对人焦虑、身体症状和冲动倾向等项目的得分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张枫、王洁、殷兰青和任智红(2003)对无锡市区部分流动儿童生活质量的分析也指出, 36.6%的流动儿童对自己的生活质量不太满意, 7.5%为极不满意, 其中以生活环境、自我认识、抑郁体验、焦急体验、躯体情感满意度较低。从而提示我们要关心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居住、学习、物质生活及心理健康, 鼓励他们自尊、自强、自信、自爱, 促进其健康成长。
以上研究探讨了性别、年龄、人格、应对方式和生活满意度等个体因素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除此之外, 个体因素中的自我效能感(菂
刘斐等, 2010)、自尊(蔺秀云, 方晓义等, 2009)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 自尊可能是其应对压力、保持良好的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曾守锤, 2009)。另外, 以往研究大多从一些消极方面探讨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危害因素, 而较少探讨对其心理健康起保护作用的积极因素(如心理韧性、感恩、宽恕等)。因此后续研究需加大这一方面的研究力度, 从而真正为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教育干预找到突破口和动力。
4.2环境因素
4.2.1家庭因素
目前研究主要关注父母职业及家庭经济状况、亲子关系和生活空间场所的变动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
首先是父母职业及家庭经济状况。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父母在城市所从事的职业对他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刘正荣(2006)的研究表明, 单纯从进城就业农民子女的父母收入状况来看, 不同父母收入水平的进城就业农民子女之间在心理健康总分、学习焦虑、孤独倾向、恐怖倾向等项目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相对而言, 父母收入水平高的进城就业农民子女心理健康状况要好些, 反之则差些。陶红梅等人(2004)的调查也显示, 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生的父母自身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 平均水平为初中文化程度; 而从其父母所从事的职业来看, 工种多样, 就业类别基本上属于高强度、低收入的职业。因此,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偏低以及工作强度大、收益低这样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父母对孩子在教育和成长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的投入, 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
其次是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不仅使城市农民工子女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而且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自我和社会, 促进其社会化的健康发展。刘正荣(2006)的调查结果显示, 生活在良好亲子关系中的进城就业农民子女, 其整体心理健康水平较好, 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等水平低。柯锐(2007)的研究也表明, 与城市儿童相比, 流动儿童亲子沟通的得分, 亲子沟通的主动性, 与父母沟通的频率、时间都显著低于城市儿童, 感觉到与父母沟通有困难的流动儿童比例也显著高于城市儿童。可见, 城市农民工子女的亲子关系和亲子沟通不及城市儿童, 从而对其心理健康水平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最后是生活空间场所的变动。个体生活空间场所的变动, 一则使得个体不得不去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二则使得个体的正常社会化进程被迫中断, 从而对其心理健康状况产生影响。刘正荣(2006)对292名进城就业农民子女的调查显示, 已搬过家的进城就业农民子女有226人(占77.4%), 这种住所的变动使得进城就业农民子女面临再次适应新的环境(其初次适应新的环境是从农村来到城市), 其社会化的进程再次被迫中断; 无论是生活空间场所的初次变动, 还是生活空间场所的再次变动, 对进城就业农民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都产生了消极影响。陶红梅等人(2004)的调查也表明, 环境的时常变迁往往导致流动少年儿童不易建立和保持良好的人际交往模式和相对稳定的自我认识和评价, 人际交往方面被认同、接纳和支持的需要也得不到充分满足, 因而他们容易变得敏感, 容易形成人际关系的紧张。这些都提示我们, 提高城市农民工子女生活空间和生活场所的稳定性对于保持其一个健康良好的心理状况至关重要。
4.2.2学校因素
学校教育与少年儿童的成长关系密切,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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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教师和同伴的态度。主要表现为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明庆华(2003)调查发现, 流动人口子女即便获得了就地入学的机会, 但在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 受到不公平对待与歧视的事情时有发生, 极少数教师甚至是公然地“歧视”。张秋凌、屈智勇和邹泓(2003)的访谈发现, 流动儿童在城市中因为户籍制度和流动性大而导致入学难问题普遍存在; 歧视现象普遍存在, 流动儿童感受最强烈的是同伴交往中的歧视, 有儿童认为“他们有时瞧不起我们, 给我们白眼, 不和我们玩。”
二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育教学水平。近年来诸多对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状况的调查研究表明：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大部分因为办学资金短缺、办学条件简陋、教学设施缺乏、师资力量不足而没有获得合法办学资格; 学校教师大部分工资偏低, 具有较大的流动性, 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教学主动性和积极性, 因而也可能造成对学生的身心成长和全面素质的提高关心不够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 尤其表现出较忽视学生的心理成长(陶红梅等, 2004)。有学者(刘正荣, 2006)曾这样描述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条件：“从整体来看, 流动儿童学校的现状令人堪忧。在硬件设施的建设、师资队伍、教学和管理等方面, 基本都合格的流动儿童学校为数不多, 几乎所有的流动儿童学校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由此可见, 打工子弟学校令人堪忧的办学条件是城市农民工子女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外界诱因。
4.2.3社会因素
影响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社会因素主要有现行的户籍制度、教育上的不平等和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态度等。
一是现行的户籍制度。按照我国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 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到流入城市生活, 但在户籍上仍然属于农村人口, 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他们不但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不能享受到与流入城市当地儿童同等的权利与保障, 而且还要遭受各种社会排斥以及不公正待遇。户籍制度把城乡隔离是其受歧视的根源, 也是他们不能获得与城市儿童平等的接受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社会地位的原因(刘正荣, 2006)。
二是教育上的不平等。首先表现为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大部分城市农民工子女由于政策上或经济上的原因, 只能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或者差一些的公立学校, 而城市农民工子女所上的这两类学校的硬件设施、师资队伍和教育教学水平都明显差于城市公立学校。其次表现为入学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借读生与正式生在教育上存在差异, 如借读生的考试成绩不计入班级总评, 不能参加一些竞赛和评比活动等(李宁, 2008)。
三是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态度。城市农民工子女离开自己的家乡, 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此时在他们的城市生活中, 周围人尤其是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态度往往会决定其能否形成对自己、对他人和对社会的正确看法, 从而直接影响到其健全人格的形成。陶红梅等人(2004)的研究表明, 城市与农村环境之间的差异, 城里人对流动人口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在城市生活的心理和文化适应。曾守锤(2008)关于家长对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态度调查则显示, 城市家长对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持中立且稍微偏积极的态度, 在大多数测题上有近三分之一的家长持消极的态度, 而且这种态度不受调查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祖籍、子女的性别等因素的影响。毋庸置疑, 城市居民对城市农民工及其子女的不同态度, 会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发展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上述研究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主要方面探讨了环境因素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然而经验告诉我们, 影响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环境因素远不止这些, 父母教养方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班级环境、社会支持、社区文化氛围等因素也可能对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产生影响。另外, 外界环境因素最终要通过个体的内部因素起作用, 因此, 后续研究应将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结合起来, 探讨环境因素对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影响的内部机制, 如个体因素在环境因素影响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等。这些当是未来研究的重要主题。
5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干预研究
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干预, 西方既有国家层面的宏观教育干预项目, 也有学者进行的微观干预实验研究。在美国, 针对流动儿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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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的最大项目是流动教育项目(Migrant Education Program, MEP), 它是在国会修订的《初中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的, 指由联邦提供财政资助, 州负责实施, 针对流动儿童实施的正规学校教育以外的补充教育。MEP方案主要包含以下执行方案：1)教育或与教育相关的方案, 即能够直接帮助流动儿童取得学业成功的方案, 这类活动在资金分配上享有优先性; 2)其他方案, 即与教育无直接关系的必要方案, 如与识别和确认流动儿童并登记注册相关的方案(Branz-Spall & Wright, 2004)。另外, 西方学者也通过自然实验对移民及其子女的心理健康、吸烟和酒精滥用行为进行了标准化的教育干预研究(Elder et al., 2002; Stillman et al., 2009)。
相对于西方国家对移民儿童的教育干预既有国家层面的项目支持, 也有民间的自发研究, 中国关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干预还没有形成法规文件, 主要是一些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工作者在进行相关的调研工作和呼吁。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教所的研究团队(2002)针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健康、价值观、学习、生活技能和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干预研究, 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心理健康方面, 胡进(2002)对北京市某打工子弟学校五年级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实地干预。主要采用个体干预(主要通过心理周记这种形式与实验班每个学生进行书面交流)和群体干预(开展心理健康专题活动课, 包括“正确评价自己的外貌”、“欢乐可爱的家”、“人际关系你我他”等主题)两种形式, 具体手段包括讨论、故事、表演、操作等, 让学生充分体验。结果发现学生们喜欢、接受这样的心理干预形式, 并从心理干预活动课所设计的讨论、作业中获得了启发与进步。
价值观方面, 杜文平(2002)根据前期调查结果进行了“流动人口子女价值观的教学干预研究”。主要采取绘画, 讲故事, 看地图、认地图、画地图, 专题活动等方式进行课堂教学干预活动。结果显示,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干预, 孩子们在思想认识方面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他们不再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孤立的小岛上; 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增强了自信心, 更加渴望学习, 渴望求知; 师生情感融洽了, 孩子们和城里人之间的差距、自卑感消除了, 他们变得乐观、热情, 积极向上。
学习方面, 何光峰(2002)通过前期调查发现, 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学习的因素不是智力因素, 而主要是非智力因素以及学习方法方面存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他们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干预：1)以上课发言为突破口, 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信心; 2)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 3)采用激励措施, 提高学生学习的动机; 4)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一年的教育干预, 发现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学习适应性也有了一定的改善。
生活技能方面, 马莉(2002)针对流动人口子女进行了“生活中的安全”专题的学习。他们利用自编教材, 以授课形式进行干预, 干预内容包括“交通安全”、“学校中的安全”、“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小学生常见伤病的自救和救护知识”、“小学生在家的安全”、“小学生外出时的安全”等。通过各个专题的学习, 学生们在掌握安全知识和规则、培养安全自护能力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安全意识和安全习惯, 明白了“安全第一”的道理。
家庭教育方面, 周芳(2002)主要从改善家长的教子言行入手去帮助他们。根据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 他们尝试创办了专为流动人口家长看的报纸—— 《家长报》, 每半个月或一个月通过孩子将报纸送交到每个家长手中。通过这份小报, 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教观念, 指导其了解有关的法规常识, 还向他们介绍儿童身心发展的主要特点并具体讲解科学教子的基本知识与方法等。通过对流动人口家庭所进行的一年的教育干预, 取得了一定成效, 家长作为教育者的意识逐渐增强, 与学校教育的配合也越来越多。
另外, 也有研究者(郭志巧, 2007)从社会工作反歧视的视角提出了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干预模型, 其具体的工作方法包括：1)干预的重心领域, 涉及到城市的公共政策和资源分配; 2)干预的工作对象, 包括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学校, 同龄城市儿童及其家长、家庭所在社区; 3)干预的具体层面, 包括情感和情绪层面、观念和意识层面及行动层面; 4)干预的技术性问题, 主要包括关系处理的技巧性,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的混合运用, 多视角的运用等。
从以上教育干预研究可以看出, 我国研究者已经对流动人口子女(主要是城市农民工子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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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并进行了相关的教育干预实验,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 应该指出的是, 这些教育干预研究都只是一些质性的研究, 从干预方案的制定、干预过程的实施到干预效果的评估都缺乏系统的量化指标和标准化的操作程序, 同时干预的整合性也有待加强。
6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展望
近10年来, 我国研究者针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现状、影响因素及教育干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已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 但仍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 也是后续研究的重点所在。
6.1研究对象有待拓宽
关于研究对象上的拓宽, 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研究取样的拓宽。主要表现在研究者选取的城市农民工子女几乎都是在校的农民工子女, 那些非在校的适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生存和心理健康状况很少有研究者关注。而这部分儿童青少年与在校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是有差别的。另外, 大多研究者只选取如北京、上海、武汉、深圳等大中城市的农民工子女作为被试, 而忽略对小城市或一些经济发达的县镇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研究。二是研究角度的拓宽。一些与城市农民工子女关系密切的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较少, 如家长心理健康与学生心理健康相互之间的影响关系、教师心理健康与学生心理健康相互之间的影响关系等, 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6.2研究内容有待拓宽
目前研究内容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状部分, 探讨城市农民工子女的适应困难和心理问题居多, 而较少关注其积极心理。研究者普遍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存在认识偏差, 常给他们贴上“城市边缘群体”或“心理弱势群体”的标签, 认为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发展必然遵循着“处境不利(高危)—压力—适应不良”的直线模型。然而根据心理弹性的相关理论, 城市农民工子女也可能遵循着“处境不利—心理弹性—适应良好”的轨迹发展(赵淑娟等, 2009); 有的城市农民工子女可能会适应良好甚至是很出色, 生活的挑战没有难倒他们反而锻炼和塑造了他们积极的心理品质, 如独立、乐观、包容、感恩、抗力性等(辜美惜, 郑雪, 邱龙虎, 2010)。另外, Keyes在积极心理学的启示下, 提出现代心理健康模型应该是双因素模型, 即认为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是两个不同的因素, 而不是同一个因素的两极, 心理疾病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心理健康的存在; 心理健康还意味着正向力量或积极品质的产生与增加, 积极心理健康才是一个完全处于最好的健康状态(苗元江, 赵姗, 2009; 陈晓娟, 任俊, 马甜语, 2009)。这提示我们, 要准确描述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 仅仅关注其消极方面是不够的, 也要关注他们的一些积极的心理品质和心理状态, 如独立、韧性、乐观、美德、心理资本等。二是影响因素部分, 以往研究多是探讨某一类因素下某些具体变量(如性别、年龄、家庭等)单独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影响, 对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则较少涉及, 如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之间以及这两类因素中的具体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这些都是契合城市农民工子女生活实际的重要研究内容, 也是下一步研究必须重点关注的。
6.3研究方法有待完善
目前研究方法上的不足有三点。一是大部分研究采用的是调查法和访谈法, 少有实验研究, 特别是教育干预实验研究。这就直接导致国内学者虽然针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提出了诸多对策和措施, 但大部分只是限于理论探讨, 有的甚至只是一种口号或者大方向, 缺乏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因此, 后续研究应重点开展教育干预实验研究(特别是整合性教育干预研究), 从而探索出适合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可操作性强的心理健康干预措施。二是已有的研究多采用横断研究, 少有纵向追踪研究, 从而难以揭示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发展的动态规律。研究表明(刘正荣, 2006), 进入城市生活的时间、空间场所的变动等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说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 可能刚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要差一些, 随着其对城市生活的适应, 心理健康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 当然也可能是其他情况。因此, 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多次观测和追踪研究, 再辅以多层线性模型的统计技术, 就可以考察农民工子女(个体或群体)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发展趋势, 也可以考察性别、人格等个体因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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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养方式、班级氛围等环境因素对其心理健康发展趋势的影响。三是缺少完善统一的研究工具。不同研究者用于研究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水平的工具各不相同, 这就直接导致各研究结果之间的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 研究也失去了可比性。另外, 已有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大多是针对一般青少年的, 很少有专门针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契合其学习、生活情境的测评工具。因此, 后续研究应编制开发出一套信效度较高的适合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测评量表。
6.4系统研究和理论建构有待加强
虽然至今有关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研究颇多, 但研究主题众多, 探讨的影响因素繁杂, 缺乏整合和相应的理论建构(特别是影响因素模型的建构), 更未见系统的、可操作性强的整合性教育干预方案。很多研究只能揭示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现状、影响因素和教育干预的某一方面, 这必将影响研究结果的推广和应用。因此, 后续研究至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采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大样本广泛施测, 从而进一步理清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相关影响机制; 二是适当采用元分析技术, 对近年来在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做个梳理, 揭示出这些研究中的问题及一般结论; 三是尝试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发展和影响机制进行理论建构。如流动儿童心理弹性理论就对流动儿童社会适应发展的传统模型“处境不利(高危)—压力—适应不良”提出质疑, 认为流动儿童也可能遵循着“处境不利—心理弹性—适应良好”的轨迹发展(赵淑娟等, 2009)。这一模型建构逻辑对于我们构建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发展和影响机制模型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 流动人口大量增加。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中国现有流动人口26139万人, 同2000年相比增长81.03%(国家统计局, 2011)。而城市农民工及其子女作为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做好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目标的重要一环, 也是摆在教育与心理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因此, 加强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系统研究和教育干预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深远意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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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Health for the Children of Farmers Who Worked in City in China
XIONG Meng; YE Yi-Duo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children of farmers who worked in city refer to the group of those whose parents have the identity of peasant, the farmland by contract, but are mainly engaged in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ake the salary as their main source of income. They are generally the children of 6 to 18 who are at the right age to school. Generally speak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m is worse than that of the urban children. In social cognition, they have a certain 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 a feeling of relatively depriving and some identity crisis. In emotion and feeling, the imbalance of emotion, tendency of lonely (depression) and feeling of inferiority (self-accusation) are often serious. In social adaption, the social maladjustment, interpersonal tension and sensation, poorer learning adaptability and more behavior problems are obvious. Furthermore, the individual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ge, personality, coping style and life satisfaction, together with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factors from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to their mental health. In addition, the education intervention for them are lack of systematization, which mainly are some qualitative researches. As a result, the broadening of study objects and contents, the improvement of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re the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children of farmers who worked in city; mental health; mechanism; education intervention
关于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_调研报告 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供大家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范文(一) 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农民工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外出务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形式，同时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闯出了一条新路。 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带回资金、技术和市场经济观念，直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工作，对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和顺利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响应国家号召，关心“三农问题”，同时为培养大学生吃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的精神，把大学生的热情奉献给社会，服务于人民，展示当代大学生大良好精神风貌。经过精心准备，在本暑期(7月15日-21日)在**市机加工地针对农民工工资问题通过走访、展板宣传和调研问卷的形式展开调研活动。 通过现场走访和调研结果显示农民工问题大部分方面得到较为理想的改善，但仍然存在着问题。具体表现如下文。
1、每个月的工资在何水平?(800元以下)10%在、(800-1500元)85%、(1500-3000元)5%， 2、每个月的消费多少?(300元以下)40%、(300-500元)40%、(500-800元)20%、(800元)以上0%， 3、工作时间，(8小时)22%、(10小时)23%、(12小时)10%、(13小时)45%， 4、有无劳动保险?(有)30%、(无)70%， 5、有没有被拖欠过工资?(有)60%、(无)40%， 6、年龄?(15-19岁)5%、(20-29岁)10%、(30-39岁)10%、(40-49岁)25%、(50岁以上)50%， 7、是否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有)50%、(无)50%， 8法定假日是否有休息?(有)45%、(无)55%， 9、是否有加班?(有)10%、(无)90%， 10、对现在生活状况的看法，(很好)0%、(一般)50%、(差)5%、(很差)45%。 结果显示大部分工资在800元到1500元之间，这相对过去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仍有部分工资在800元以下，在这个物价上涨，经济水平飞速发展的时代这800元是否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更何况大部分农民工担负着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这800元又能否满足一个家庭的需要?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必然性及必要性 中国发展至今，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其地位和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认识和重视。伴随着经济社会高度发展，中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空前活跃，同时城市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根据智慧城市运营商贝尔信多年来对智慧城市的实践总结探索以及对城市现状的深度分析，深刻认识到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必然性及必要性。 城市化进程使人口压力剧增 中国的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城镇人口和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自动党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之后，从此揭开了中国城镇建设发展的新篇章，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空前活跃。依据目前的城市化速度，预计2035年，全国城镇人口数量将占总人口的70%，人口压力过大带来的贫困、贫富差距等种种社会问题，直到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年总收入低于2万元的贫困人口近3500万人，低于2.5万元的低收入人口达6500多万人。 高资源消耗模式难以为继 由于城市人口季度膨胀，城市发展日益收到土地、空间、清洁水和能源等资源短缺的约束，高资源消费模式难以持续。城市快速扩张造成土地资源消耗过快，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建设模式已经难以持续；中国城市上班族平均通勤实践全球领先，城市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城市能源消耗急剧上升，据预测，2015年中国城市能耗将占全国的79%，2030年将提高到83%。 环境生态压力日渐加大 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外延发展模式使得城市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已经受到严重威胁。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城市水质为较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占57.2%，同时存在城市地下水过度开采，地面加速沉降等问题。城市自然植被覆盖较低，钢筋水泥丛林面积不断扩大，城市湿地面积锐减，城市绿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重仅有10%，生活多样性持续减少。 1/ 1
万方数据
城市的３０年，我们的２０年——写在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建院２０周年 ２ 角度综合平衡各社会经济要素，形成了市域范围的生产、生活及环境地域分工协调体系，同时，规划对城市建设用地以及农业保护用地、生态保护用地等非建设用地在空间上进行了明确的划定，从而较好地保证了城市建设与周围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实现了国土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深圳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规划依据。 ８６版和９６版是两部对深圳发展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总体规划．规则编制的前瞻性和创新性为深圳高速的城市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在这一阶段。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规列管理、法制建设和市民公众意识发展很快，为适应上述情况，１９９８年，由我院参与起草、深圳市政府发布的《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以市场经济为 圈２深卸ｌ市城市总体规划（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城市布局结构规划圈 Ｆ培２ｕｒｂ锄ｈｙｏｕｔＰｌｍｏｆ ｓｈｅｎｚｈ饥Ｃ时（１９９６—２叭０） 万方数据
２０Ｉｏ年第７期总第１９２期●式希删学÷列 图３１９９９年福田中心区法定图则土地利用规划图 Ｆｉｇ．３Ｓｔ越ｍｔｏｒｙＬａｎｄ—ｕ鸵ＰｌａｌｌｏｆＦｕ止ｍＣＢＤ，１９９９ 背景、以规划立法为管理取向的深圳城市规划改革，由技术性转向制度性，由研究探索阶段走向全面启动。 随后，我院承担了《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规划体系中最为关键环节——法定图则的技术标准确定，编制 《深圳市法定图则编制技术规定》。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由我院编制完成的深圳市历史上第一个图则——《深期Ｉ市中 心区法定图则》正式公布实施。法定图则不仅顺应了深圳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顺应了建设投资体制的 变化，而且与决策体制、行政体制和法规体系的一系列改革进程相辅相成。深圳在法定图则方面的研究与实 践代表着我国城市规划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走向法制化的第一步，引起各级领导的热切关注。特另ｑ是在 ２００２年全国城乡工作会议上，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在谈到把城乡规划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时专门提到：“深 圳市实行‘法定图则’制度，在实现规划标准化、规范化、法制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有条件的城市， 特别是大城市可以参考他们的做法。” ２０００年底，当《９６总规》第一个近期建设规划的５年时限完成后。深圳城市发展面对的环境与形势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历经２０年快速发展之后，遭遇了“土地与空间、资源能源、人口、环境”等４个难 以为继的困境。配合市政府的部署，我院对《９６总规》进行了一次全面检讨，于２００２年完成了《深圳市城 市总体规划检讨与对策》咨询报告。 ３万方数据
浅议中国农民工问题及出路 [摘要] 解决农民工问题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当前，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令人担忧，包括经济和社会地位及精神等多方面。引起农民工问题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国家和社会亟待采取措施以解决日益突出的农民工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医疗心理 我来自农村，亲历农民生活的艰难，对农民工的问题也一直比较关注，现尝试探索农民工问题的种种，包括：一，问题的重要性；二，农民工问题的诸多表现；三，农民工问题的产生原因；四，提出几个解决对策。 重要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联系具有客观性和条件性。我们应当从联系的角度看待农民工问题。新一届政府明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并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解决农民工问题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其一，如果农民工长期遭受社会排斥，这说明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使农民工及其家庭受益，社会依然是不平等的；其二，农民工的不利境况也难以保证城市社会的稳定，近年来农民工的高犯罪比例就是证明；其三，如果农民工得不到有效保护，那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城市实现了发展，而
受损害的农民工被当成负担又摔回输出地和农村；其四，如果解决不好农民工问题，那么在加快城市化过程中又会出现一个庞大的贫民阶层，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其五，如果不能解决好农民工问题，那么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会出现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而不是先发展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体包含部分，统帅着部分。农民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范畴之内，要解决三农问题，不可忽视农民工问题。知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却提出，中国其实存在着“四农”问题，除人们常常提到的“三农”问题外，还有一个农民工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正越来越突出，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肯定这一点，就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而且党中央也提出了要“以人为本”。农民工正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必须高度重视他们的生存状况。 表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到，认识感性和理性之分，认识对象有表象和本质之分，认识事物表象，获得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开始。我们要探索农民工问题，首先得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 经济地位 马克思主义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变化发展。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很大程度上由他的经济地位决定。然而，事实不容乐观。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多为报酬低廉的简单劳动者。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 有专家预测：21世纪心理疾病将严重危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世界卫生组织近年来对许多国家的调查研究证明，在全世界的人口中，每时每刻都有1/3左右的人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在我国，最新一次全国4～16岁少年儿童心理健康调查发现，我国儿童的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发生率高达13.9％。有关部门还对中、小学生做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发现，中学生中有2/5左右的孩子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这些数据表明，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疾病较成人更为严重。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变革必然冲击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而种种社会矛盾、人际关系的矛盾、成人社会的诸多心理冲突等，必然突出地从青少年的心理状态中反映出来。稚嫩的心灵承受着几代人给予的压力，社会变革中的断层和种种羁绊，束缚着孩子们的心灵和手脚，这一切不能不让人为之担忧。然而，只要我们及早加以重视和预防，现在开始努力也不迟，重要的是为父母、为师长者要切实了解我们的孩子，帮助他们走出心灵的"迷津"。 心理健康的标准（中学生） 一个人的健康不仅包括身体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那么心理健康的标准是什么呢？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和密特尔曼（MITTELMAN）曾提出人的心理是否健康的10条标准： 1、是否有充分的安全感。 2、是否对自己有较充分的了解，并能恰当地评价自己的行为。 3、自己的生活理想和目标能否切合实际。 4、能否与周围环境事物保持良好的的接触。 5、能否保持自我人格的完整与和谐。
6、能否具备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 7、能否保持适当和良好的人际关系。 8、能否适度地表达和控制自己的情绪。 9、能否在集体允许的前提下，有限地发挥自己的个性。 10、能否在社会规范的范围内，适当地满足个人的基本要求。 中国大陆的学者王登峰等根据各方面的研究结果，归纳起来，提出了有关心理健康的几条指标： 1、了解自我、悦纳自我。 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能体验到自己的存在价值，既能了解自己，又能接受自己，具有自知之明，即对自己的能力、性格、情绪和优缺点能做出恰当、客观的评价，对自己不会提出苛刻的非份期望与要求；对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理想也能定得切合实际，因而对自己总是满意的，同时，努力发展自身的潜能、即使对自己无法补救的缺陷，也能安然处之。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则缺乏自识之明，并且总是对自己不满意，由于所定的目标和理想不切实际，主观和客观的距离相差太远而总是自责、自卑；总是要求自己十全十美，而自己却又总是无法做得完美无缺，于是就总是和自己过不去，结果是使自己的心理状态永远无法平衡，也无法摆脱自己感到将会面临的心理危机。 2、接受他人，善与人处。 心理健康的人乐于与人交往，不仅能接受自我、也能接受他人，悦纳他人，能认可别人存在的重要性作用。他能为他人所理解。为他人和集体所接受，能与他人相互沟通和交往，人际关系协调和谐，在生活小集体中能融为一体，乐群性强，既能在与挚友间相聚之时共欢乐，也能在独处沉思之时而无孤独之感。在与人相处时，积极的态度（如同情、友善、信任、尊敬等）总是多于消极的态度（如猜疑、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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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概述 (6) 二、智慧城市概念 (8) 2.1.什么是智慧城市 (8) 2.2.建设智慧城市的意义和作用 (8) 2.2.1．意义 (9) 2.2.2．作用 (11) 三、xxxx市基本情况与现状 (16) 3.1.基本概况 (16) 3.2.发展现状 (18) 3.3.存在问题 (18) 四、xxx市智慧城市发展目标 (19) 4.1.智慧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 (19) 4.2.智慧城市建设目标 (19) 4.2.1.高标准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19) 4.2.2.高水平的城市数字化管理 (20) 4.2.3.高增长的城市信息化经济 (21) 4.2.4.高水准的城市数字化生活 (21) 4.2.5.高质量的城市数字化环境 (22) 4.3.智慧城市的建设原则 (22) 4.3.1.统筹规划、政府主导 (22) 4.3.2.需求导向、注重实用 (23)
4.3.3.以民为本、服务经济 (23) 4.3.4.统一标准、联合建设 (24) 4.3.5.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24) 五、xxxx市智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25) 5.1.智慧城市总体设计 (25) 5.2.建设主要任务 (26) 5.2.1.资源共享 (26) 5.2.2.服务民生 (27) 5.2.3.健康发展 (27) 5.3.重点项目规划 (28) 5.3.1.智慧基础设施 (28) 5.3.2.智慧政务应用 (30) 5.3.3.智慧民生应用 (33) 5.3.4.智慧产业应用 (36) 六、xxxx市智慧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39) 6.1.云服务中心 (39) 6.1.2.政务云 (43) 6.1.2.1.建设目的 (43) 6.1.2.2.电子政务基础云平台建设关键 (44) 6.1.2.3.电子政务云平台整体框架 (47) 6.1.2.4.电子政务云平台云服务 (49) 6.1.3.电商云 (65)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院系：城南学院 姓名：吴鑫 班级：市营1403班 学号：201493250328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农民工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联系具有客观性和条件性。我们应当从联系的角度看待农民工问题。政府明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并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解决农民工问题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体包含部分，统筹着部分。农民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范畴之内，要解决三农问题，不可忽视农民工问题。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肯定这一点，就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而且党中央也提出了要“以人为本”。农民工是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必须高度重视他们的生存状况。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到，认识感性和理性之分，认识对象有表象和本质之分，认识事物表象，获得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开始。我们要探索农民工问题，首先得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 “农民工”是中国现有户籍制度之下的特殊群体，也是城市被雇佣劳动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大的群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现了少量的第一批入城打工的农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出现了第二代民工群体。这个群体与第一代相比，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在现实生存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一）、农民工的经济地位问题。农民工是城市的“廉价劳动力”，干的是最苦最脏最累的活，但工资水平却很低，还经常不能按时领到工资，拖欠时有发生，甚至有的农民工辛勤劳作了大半年，最后老板一走了之，工资再无着落，付出的血汗白白流失。在用工企业的概念中，农民工与廉价劳动力划等号，同工不同酬，有些企业在用工的时候不缴各类保险基金，也不给农民工节假日，使农民工成为超时劳动力。欠薪严重凸显，工人为了多拿加班费而“自愿”选择严重超时工作，并且拿到的加班费远远不是法定加班费。 （二）、矿难频发凸显劳动者工作环境之恶劣。据国家安监总局统计，2005 年，全国工矿商贸企业共发生安全事故12826 起，死亡15396 人，其中煤矿企业发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内容摘要】青少年正处在人生旅途中特殊的时期，不仅生理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且心理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将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各个国家的教育工作者，都必须要思考在新的形势下的教育应如何办近几年，我们也在对以往教育观念思想改革的基础上提出了素质教育的观点，素质教育在我国正在迅速发展，青少年在教育者的心中历来被重视，社会的发展依靠他们成人后才智的发挥，他们是未来的生力军，是时代的主宰，培养合格的青少年是每个教育工作者的天职，故而，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教育者倾其心血，人民对青少年投入的最多，希望也最大，学校如此，家庭如此，全社会亦如此。然而，长期以来，关心青少年成长的热点，大多集中在孩子饮食，身体，学业，成绩以及升学就业等问题上，忽略了与每个青少年发展息息相关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而对时下青少年问题日益增多，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是应引起我们认真重视的一个课题。由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起步较晚，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都还很不够，其中潜在着许多容易让人忽视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抓好思想上重视、认识上对头、专业人员训练有素等方面的工作，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社会的飞速发展对人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做保证，也就不可能会健康全面的成长，因此，培养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研究对策 目前，学校和家长只重视对学生、孩子认知能力的培养，评价一个学生往往以成绩的好坏为标准，繁重的课业任务、激烈的社会竞争、家庭对孩子过高的期望值，使得青少年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同时由于部分青少年的性格内向，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缺乏开放性，社会又处于转型期，一些浮躁偏激的社会情绪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很大，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直接关系着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作为学校社会家长，不能仅仅重视文化专业知识的教育，还要让孩子们具备健康的心态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从改进教育方法上来关心、爱护和尊重他们。 一、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坚忍不拔的意志，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强青少年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之后，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对中小学心理教育的重要性、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实施途径、师资队伍建设、条件保障组织领导等方面都做了具体的要求，同年还成立了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咨询委员会，委托有关省市和高校进行研究与实验。2001年6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再次强烈“加强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同年9月，教育部又在贵阳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制定国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上述种种迹象表明，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已
农民工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探究 “农民工”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自相矛盾的称谓，但深刻反映了他们的“边缘人”状态。他们在农村有地，但离开了；他们在城市工作，但没有城市户口，不享受社会保障；他们为城市贡献巨大，向往城市，但不被城市接纳，游离于 主流社会之外。 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 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 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 我们的城市政府不愿意接纳农民工，使之成为与城市原住民一样的权利平等的居民，主要是担心他们成为城市的负担。有的城市领导人还说，若对农民 工开放了城市，城市财政就会破产。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是短视的、错误的。 最近几个月，国内几座大城市在这方面有重大举措，会给改革的后进者形成压力。但话说回来，解决农民工问题如果仅仅靠地方政府，的确有很大局限性。 必须有国家层面上的综合改革，才能最终解决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问题。 首先，城市政府自己要降低和规范农民进城落户的门槛。只要合理设置城市门槛，辅以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到城市落户完全不会成为城市的负担。所谓合理的城市门槛其实很简单：只要一个人或包括其家庭成员在一个城市拥有或租用合法、合规住房，并在这个城市工作或长期居住，就可以登记为
这个城市的居民，并拥有这个城市的所谓“户口”。 其次要创造条件降低房价。要以更大的力度在全国范围征收房产税，并尽快推出赠与税、遗产税，以加强房产税的威力。房价降下来后，保障房建设的 成本就会降低。这样一来，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再次，要建立既有灵活性又有统一性的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基本养老 制度。成都市和其他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实现了基本医保和基本养老的全辖区一 体化。为了不显着增加财政支出，可将目前的新农保和农村养老标准作为全民 基本医保标准和基本养老标准。一些城市居民甚至没有任何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可以让他们适用农民的医保和养老保险，形成全国不分城乡的统一的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险体制。允许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险在各地有一定差异， 但中央政府应支持一些落后城市逐步提升保障水平，最后形成全国体制机制统一、数量标准一致的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在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险以外，可允许形成和收入挂钩的、保障程度高的医保和养老保险层次。任何 一个农民都有这样的基本社会保障险，他走到哪里都不占便宜，因此他们也未必要挤到“北上广”这类城市落户；只要有社保账户转移接续制度，各地政府 也不会怎么吃亏，不会产生财政压力。这个变革没有什么太难的地方，一些城 市政府在目前的条件下都能做，其他城市有国家层面的改革推动，会更容易做。国家只要对落户地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即可。 最后一个影响户籍制度改革的因素是大学考试录取制度。应下决心革除这种极不公正的大学考试与录取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命题、考试和录取制度； 自主招生的院校更不能按省区设置不同的录取标准。目前，大学招考适龄人口
智慧城市背景介绍 一、智慧城市概念 1、智慧城市的定义 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其实质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 智慧城市是以互联网、物联网、电信网、广电网、无线宽带网等网络组合为基础，以智慧技术高度集成、智慧产业高端发展、智慧服务高效便民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智慧化是继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之后，世界科技革命又一次新的突破。利用智慧技术，建设智慧城市，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和特征。 “智慧城市”的理念就是把城市本身看成一个生态系统，城市中的市民、交通、能源、商业、通信、水资源构成了一个个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形成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整体。在过去的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科技力量的不足，这些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无法为城市发展提供整合的信息支持。而在未来，借助新一代的物联网、云计算、决策分析优化等信息技术，通过感知化、物联化、智能化的方式，可以将城市中的物理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和商业基础设施连接起来，成为新一代的智慧化基础设施，使城市中各领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显现出来，就好像给城市装上网络神经系统，使之成为可以指挥决策、实时反应、协调运作的“系统之系统”。智慧的城市意味着在城市不同部门和系统之间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作业，更合理的利用资源、做出最好的城市发展和管理决策、及时预测和应对突发事件和灾害。 2、智慧城市总体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发挥城市智慧型产业优势，集成先进技术，推进信息网络综合化、宽带化、物联化、智能化，加快智慧型商务、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城市建设管理、城市交通、环境监控、公共服务、居家生活等领域建设，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城市管理水平和市民生活质量，努力改变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将城市建成为一个基础设施先进、信息网络通畅、科技应用普及、生产生活便捷、城市管理高效、公共服务完备、生态环境优美、惠及全体市民的智慧城市。 3、智慧城市特征 （1）全面感测：遍布各处的传感器和智能设备组成“物联网”，对城市运行的核心系统进行测量、监控和分析； （2）充分整合：“物联网”与互联网系统完全连接和融合，将数据整合为城市核心系统的运行全图，提供智慧的基础设施； （3）激励创新：鼓励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智慧基础设施之上进行科技和业务的创新应用，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中国农民工现状、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 摘要：三农问题和城镇化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农民工问题正处于这两大问题的核心地带。正是因此，近年来农民工问题成为社会的热点和焦点，受到我国政府重点关注。本文讨论了中国农民工的现状以及存在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法。主要包括农民工工资水平和工资拖欠问题、农村劳动力减少的问题以及农民工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群的归属感的问题。农民工为城市贡献了很大比例的GDP，而工资水平远远达不到相应的比例。并且农民工的工资经常被拖欠。大量的农民工离开农村工作，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发生大量转移，从而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并且农民工对城市有很强的归属感，而对城市居民群的归属感却很弱。本文对于这些问题都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现状问题解决方案工资归属感 一. 农民工的社会现状 （一）农民工的概念 农民工泛称所有在外打工的农村人。通常简称民工，是中国大陆对进城务工农民的称谓，从1978改革开放至今农民工人数已达2、4亿，拥有农业户口身份，由于中国大陆至今仍未废止户籍制度，农民无法自由迁移，没有非农业户口，为城市创造了GDP，不能享受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农民工”成为这一制度之下特殊群体。农民工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大部分的农民工教育水平在小学以下文化程度。 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去认识和界定农民工(王春光，2005)。首先是职业：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职业或以非农为主要职业，即农民工的绝大部分或全部劳动时间花在非农活动上，主要收入来自非农活动。其次是制度身份：尽管农民工是非农从业者，但是他们在户籍上还是农业户口，属于农民身份，与非农户者有着明显的身份差别。即农民工虽然为城市工作，可是他们并不能享受非农业户口的福利待遇。第三个方面是劳动关系。严格地说，农民工不是雇佣者，而是被雇佣者，他们是被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外企老板、乡镇企业、国有和集体单位甚至各种NGO（非政府组织）雇去从事非农活动的，而那些自己不但不是被雇佣者、反而去雇用其他人的农村人口，不应属于农民工。第四个方面是地域，农民工来自农村，是农村人口。 （二）农民工从事的职业 他们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外资在华工厂、国有企业，在企业生产、加工、销售的一线区域从事体力劳动，行业包括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职业包括工厂工人、建筑工人、清洁工人、服务员、售货员、保姆、保安、小贩、个体工商户、市场菜贩、流浪乞讨人员、收破烂人员等等，居住在工厂宿舍或在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城中村，租住在十平方米左右的“单房”，中国大陆的企业普遍不同程度违反劳动法，工会制度名存实亡，农民工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没有政治地位，无法表达自己的声音，往往是城市被雇佣者中工作条件最差、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他们是贫富巨大差距的压力承受者，和城里人一样承受通货澎胀、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的压力，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大的群体，
中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分析 主讲：邓皓 关于青少年心理，有一个问题常常困扰着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年轻的病人？他们怎么了？”那些企图自杀的高中学生；害怕笔尖的中学生；不敢看人的初三学生；害怕死亡的高中生；被拘留的高一男学生；自杀未遂的中专生；能力不足的大学高材生；不会与人交往，无法工作的大学毕业生…… 中学生，一般为十一、二岁至十七、八岁，这一阶段总的可成为青春发育期，或青少年期。我们都知道，青少年期的中学生身心都正处在急剧的发展、变化和成熟时期。如果这是其发展（尤其是心理方面）出现问题，这种不良影响极可能伴随他一生。 目前，我国中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如何呢？有关专家学者们进行了调查研究。有关调查表明，有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初中生约为15%，高中生约为19%，大学生约为25%，这些枯燥的数字反映出我国教育工作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学生心理健康欠佳。 近几年，国内有关中学生心理卫生方面的许多调查都表明，在中学生中具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者，其比例在10~20%左右。应该说大多数中学生的心理是健康的，有些只是偶尔存在心理问题，但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消失了，真正有心理疾病的中学生是为数不多的。当然，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有不同的集中反应。根据已有知识和实践经验，我认为中学生中常见的心理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心理健康现状分析 （一）适应问题 适应的本意是指人们对来自外界和内部的刺激在持续不断的影响个体时，所产生的感受能力。适应不良即对刺激的持续作用感受能力差，它将会降低人们对刺激的承受心理，是人与周围环境不能相对平衡。适应不良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初一和高一年级，尤其是初一。因为，进入中学后，他们会发现中学的学习生活与小学是完全不同的：其一，由一个学校到另一个新学校，环境发生了变化，许多地方都相对陌生。其二，生活上，进入中学后大多数学生才开始住校生活，脱离
国内智慧城市建设情况 建设智慧城市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所需要时间对有的城市来说可能需要两三年，而有的城市则需要10年甚至更久。但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既可以全面推进，也可以重点突破。目前国内已经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城市中，有的是创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智慧深圳”、“智慧南京”、“智慧佛山”等；更多的是围绕各自城市发展的战略需要，选择相应的突破重点，提出了“数字南昌”、“健康重庆”、“生态沈阳”等，从而实现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既定发展战略目标的统一。 目前国内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分以下几类： 1、创新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这类城市将建设智慧城市作为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途径。 深圳将建设“智慧深圳”作为推进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突破口，以建设智慧城市为契机，着力完善智慧基础设施、发展电子商务支撑体系、推进智能交通、培育智慧产业基地，已被有关部委批准为国家三网融合试点城市，并提出2012年实现宽带无线网覆盖率达到100％，组建华南地区的物联网感知认证中心等。 南京将提出要以智慧基础设施建设、智慧产业建设、智慧政府建设、智慧人文建设为突破口建设“智慧南京”。将“智慧南京”建设作为转型发展的载体、创新发展的支柱、跨越发展的动力，以智慧
城市建设驱动南京的科技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从根本上提高南京整体城市的综合竞争实力。 沈阳是全国著名的重工业基地，近年来致力于创新从老工业城市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转型。为此，沈阳市政府与IBM合作，借助“智慧城市”建设，创新运用绿色科技和智慧技术，以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融合为基础，为沈阳市生态化建设提供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努力实现打造“生态沈阳”的战略目标。 2、以发展智慧产业为核心 武汉城市圈完善软件与信息服务发展环境，加快信息服务业、服务外包、物联网、云计算等智慧产业的发展，推进信息化建设,促进城市圈的综合协调和一体化建设，从而实现加快构建武汉两型社会的战略目标。 昆山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生产了全球1/2的笔记本电脑和1/8的数码相机，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物联网、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等智慧产业，支撑智慧城市建设。 宁波将以建设6大智慧产业基地为重点，加快推进智慧产业发展。6大基地分别为：网络数据基地、软件研发推广产业基地、智慧装备和产品研发与制造基地、智慧服务业示范推广基地、智慧农业示范推广基地、智慧企业总部基地等。 3、以发展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务为重点 昆山智慧城市建设重点包括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服务型电子政务等方面，从而为城市运营和管理提供更好的指导能力和管控能力。
中国农民问题研究 ——农民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六大主要特征 一．农民是集体经济的体现者，同时占有部分生产资料。 中国的农民从总体上说是集体经济的体现者，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同时，又是部分生产资料的个体占有者。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看，中国的农民是同集体所有制相联系的。农民集体占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同时，农民个人又占有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料，而且在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过程中，农民个人占有的部分，无论在数量上、在范围上都有所增加。据1980年的资料，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当年农民家庭经济产值达308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8.9％，社员自留地生产的粮食每年达350亿斤，占全国总产量的5.5％。1984年末统计，全国农民个人和联户购买的拖拉机312万台，比1983年增加47.3％，占全国农村（国营农场除外）拖拉机拥有量的77.9％。农户自有的农用汽车达18万辆，比1983年增加9万辆，占全国农村汽车总数的57.1％。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状况。在集体占有中有个人占有；有较大规模和范围上的集体占有，如乡镇、村所拥有的固定资产，也有在较小规模和范围上的集体占有，如新经济联合体所拥有的固定资产和生产资料；也有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占有。这种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状况，是适合中国农村现阶段生产力状况的。实践也证明，它对正确处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调动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两个积极性，都有巨大作用。同时，这
种状况也表明了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是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形式，它还只是同比较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 二．开始向商品生产者转化，但尚未结束自给或半自给的状态。中国农民开始向商品生产者转化，但尚未结束自给或半自给的状态。中国农副产品商品率有所提高，但是增长速度并不快。据统计，1978至1980年期间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平均为33.9％，只比1978年以前提高了2.4％。至1983年，农村商品零售额也才占全社会商品零售额的58.6％。农村的产业结构近几年开始得到调整。但是，农业总产值和种植业产值所占比重仍然很大。据统计，1984年农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比1980年下降5.6％，但仍占63.2％。种植业产值的比重，比1980年下降3.1％，但仍占68％。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反映了农村突破自给、半自给经济，提高商品率的好现象。但是，专业户所占的比例并不高。1985年国家统计局规定了专业户的统计标准是：第一，以户为单位计算，它的主要劳动力或多数劳动力从事某项专业生产，或进行专业经营活动时间在60％以上。第二，专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60％以上。第三，专业产品的商品率达到80％以上（粮食专业户商品率达到60％以上）。第四，出售产品收入（包括服务性收入）高出当地（县）农村住户家庭经营每户平均出售产品收入水平的一倍以上。这个标准，在目前情况下，商品率是比较高的。上述资料表明，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的基本概貌包括着两方面的情况：一是由“自然经济型”的合作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型”的合作经济转变，而且转变的势头不小。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
青少年心理健康案例分析 一、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 健康的概念已深化为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四个方面。心理健康, 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心理健康的科学定义是什么呢？对于心理健康的定义, 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马斯洛和米特尔曼, 曾提出十条标准：①有充分的自我安全感；②能充分了解自己，并能恰当估计自己的能力；③生活理想切合实际；④不脱离周围现实环境；⑤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⑥善于从经验中学习；⑦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⑧能适度地宣泄情绪和控制情绪；⑨在符合团体要求的前提下, 能有限度地发挥个性；⑩在不违背社会规的前提下, 能适当地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甚至有学者把心理健康的标准定得十分复杂, 多达十类七十五条标准。亦有许多作者发表过关于心理健康的见解, 均为小异。 我认为, 所谓心理健康, 最概括最一般地说, 是指人的心理，即知、情、意、活动的在关系协调, 心理的容与客观世界保持统一，据此能促使人体、外环境平衡和促使个体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状态, 并由此不断地发展健全的人格, 提高生活质量, 保持旺盛的精力和愉快的情绪。 关于心理健康标准, 年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具体地指出，心理健康为：①身体、智力、情绪十分调和；②适应环境，人际关系中彼此能谦让；③有幸福感；④在工作和职业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过有效的生活。翟宏川等提出心理健康的十条标准：①智力正常；② 情绪稳
定、心境乐观；③意志健全、行为协调；④注意集中度；⑤完整统一的人格；⑥积极向上、面对现实，有较好的社会适应能力⑦适度的反应能力； ⑧心理特点与实际年龄相符；⑨自我认知；⑩创造性、成就感。具体到青少年来说, 英国国家健康服务中心, 健康咨询服务站年提出，青少年心理健康是：①能够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② 心理持续健康发展；③与年龄和智力水平相适应的游戏、学习能力；④发展的道德观和是非观；⑤行为协调、反应适度。可见，除正常的智力外, 心理健康应包括良好的人际关系、稳定的情绪、健全的意志、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协调的行为等方面。 下面以我在教学实践中的案列为依据，分析青少年心理健康在青少年人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案例描述 某某，女，17 岁。父亲常年外出务工，家里只有妈妈和弟弟。一次，我通过访谈了解到：她在日记里写到在家里要干很多家务，妈妈对她很苛刻，什么事情都偏向弟弟。她感觉只有到学校才快乐，很不愿意回家。在日记的结尾，她写到：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妈妈？难道这也是爱吗？我讨厌我的妈妈。我看了日记后，心被震撼了，一时手足无措，孩子竟然如此多愁善感，如此敏感，有如此怪异的想法和心理。 三、问题分析 1、存在问题： A、该生胆小畏怯，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家长存在封闭思想。 B、心理积怨了许多仇恨，心灵得不到释放，想法无处交流，快乐痛苦
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课程论文 长株潭农民工薪酬体系制度的建立和题目 完善 学生姓名 学号 系部工商管理 专业班级人管1021 指导教师李友德 职称副教授 2013年6月14日
目录 摘要 (2) 一、中国农民工现状 (2) （一）中国农民工受教育状况 (2) （二）廉价农民工的经济效益 (3) （三）现阶段中国农民工的新特点 (3) 二、建立和完善合理的长株潭农民工薪酬体系制度 (7) （一）建立和完善以“农民工”为本的薪酬体系制度 (8) （1）人本管理理的含义 (8) （2）以“农民工”为本对薪酬体系制度的要求 (10) （3）建立以“农民工”本的薪酬体系制度的原则 (11) 四、参考文献：........................................ 错误！未定义书签。
长株潭农民工薪酬体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摘要：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队伍的产生和不断壮大，对改变农村面貌作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伴随着农民工的发展壮大，随之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有关农民工薪酬体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以湖南长株潭为例，对长株潭农民工薪酬体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进行了研究分析。 关键字：长株潭农民工薪酬制度以人为本 一、中国农民工现状 （一）中国农民工受教育状况 中国官方日前首次公开发表《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透露目前中国农村还有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中国农村剩余劳力太多、质素太低，是难以找到出路的两大要因。在我们看来，目前农民工的现状主要表现在数量大、素质低、就业难等方面。 经收集资料及走访湖南省浏阳市政府进行了解相关情况，对目前浏阳市农村劳力的质素有以下描述： 1.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占54.9%；文盲及半文盲劳力占8.5%。在外出就业劳力中，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农村劳力的整体水平，说明学历高与外出就业率成正比。
［“智慧星火”获奖课题论文选登］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摘要） ——基于九省（市、自治区）的调查研究 论文撰写：肖静琴任燕琴雪方洁敏雅 调查：肖静琴任燕琴雪方洁虞涛房启志黄宇敏雅宋启迪 指导教师：家华王丽娟 容提要：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而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社会发展日益迅速、社会竞争日渐增大的情况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正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全国的9个省（市、自治区）做了这次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城市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不良的占总数的12.63%，而农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样不容乐观，占11.90%。希望我们的研究结果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使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该调查报告包括六个主要容，分别是：调查背景、调查过程、调查结果、原因分析、对策研究、调查感言。 关键词：青少年心理健康 一、调查背景 在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良好
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中小学生心理素质的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容。中小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生理、心理的发育和发展、社会阅历的扩展及思维方式的变化，特别是面对社会竞争的压力，他们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升学就业和自我意识等方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或问题。因此，在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 《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努力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 人才。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人才素质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容。当代中小学生是跨世纪的一代，他们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大多是独生子女，随着生理、心理的发育和发展，竞争压力的增长，社会阅历的扩展及思维方式的变化，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和自我意识等方面可能会遇到或产生各种心理问题。有些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将会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不良的影响，严重的会使学生出现行为障碍或人格缺陷。他们的健康成长，不仅需要有一个和谐宽松的良好环境，而且需要帮助他们掌握调控自我、发展自我的方法与能力。” 这两项政策中的描述基本概括了当今中学生心理状况的特点。从当今的社会现实来看，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责任主要由学校和父母承担。但是受传统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以及以分数为重点，以升学为目标的教育观念根深蒂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