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
第1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March 2013No．1
民国广东四邑侨乡匪患与华侨护乡
*潮龙起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广州510632）
［关键词］民国；广东；四邑；侨乡研究；华侨研究；维持治安；匪患
［摘要］论文介绍了民国时期广东四邑侨乡地区的匪情及其产生的原因、海外华侨参与四邑侨
乡治匪的方式和举措；分析阐述了匪患期间华侨护乡的效用及其影响因素。从民国广东四邑地区治匪
的个案来看，侨乡与华侨社会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人员、资金、信息等要素的跨国流动，海外华侨的
积极参与在治匪护乡活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华侨这种外部力量对侨乡社会
的作用时，不能忽视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对侨乡社会的影响。尽管华侨在四邑侨乡具有一定地位，起
到一定作用，但其力量无法与中国乃至四邑的腐朽势力相抗衡，结果致使其维持治安的效用有限。
［中图分类号］D63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3）01－0040－10
［收稿日期］2012-11-22；［修回日期］2013-01-05
［作者简介］潮龙起（1963—），男，江西九江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华侨华人、中国社会史研究。
*暨南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华侨华人与中外关系项目资助。Enlisting Overseas Chinese Support to Fight Banditry in the Siyi
Area of Guang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Republic Period
CHAO Long-qi
（Research Institut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China ）
Key words ：Republic period ；Guangdong ；Siyi ；Qiaoxiang studies ；banditry ；public security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 period banditry was rampant in the Siyi area of Guangdong
province ，which was the hometown to many overseas Chinese．To fight the bandits ，the local
people of Siyi appealed to the overseas Chinese for support．In response ，overseas Chinese from
Siyi sent money back to help build watchtowers ，purchase weapons for militias ，and lobby the
authorities to take action．All of these measures were a relief to the pressing situation but not a
solution to the larger problem as the whole Chinese society was collapsing at that time．
清代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在内推外拉合力的作用下，闽粤沿海民众出洋蔚然成风，大小不一的若干侨乡在两省相继出现。侨乡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其独特性在于它有一定的国际移民，在于这些移民与家乡保持密切和多重的联系，更在于这些联系给侨乡带来了变化。晚清以来，华侨对闽粤侨乡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烙印，从粮食物种的引进到近代工业的创办，从外域物质文明的引入到思想观念的传播，其对侨乡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广泛而深刻。
自20世纪30年代末陈达先生发表开创性的侨乡研究成果以来，［1］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侨乡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国内外学者发表的有关论著数以百计。就其研究内容来看，既有综合性
论述，如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侨乡概念、侨乡发展战略等，也有专门性论述，涉及侨乡经济、社会、文化等。在经济方面，如华侨汇款、投资对侨乡经济的影响；在侨乡社会文化方面，包括侨乡的人口特征、婚姻观念、侨乡妇女、社会生活、社会观念和社会心理、教育、体育、文化和民俗等。［2］
治安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一个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是侨乡各项事业得以顺利推行的保证。然而，就目前的侨乡研究而言，大多论著主要是从海外华人的汇款、投资和捐赠等方面论述侨乡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的变迁，而对侨乡治安这样一个关乎民生的根本问题却鲜有提及。其次，大多论著较多地关注侨乡社会经济变迁的结果，而对侨乡跨国网络中人员、资金、信息、物资等要素的跨国流动重视不够，未能透视这一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过程。再者，以往的侨乡研究主要是单方面地从华侨的角度论述侨乡问题，而没有将其置放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分析，其结果往往夸大华侨对侨乡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忽视侨乡发展的内在动力。本文以跨国主义理论为视角，以民国广东四邑地区治匪活动为考察中心，以民国年间四邑侨乡出版的侨刊乡讯、地方志及华侨居住国出版的华文报刊为资料基础，在民国国家以及四邑侨乡特定的时空脉络中，考察华侨社会与四邑侨乡之间的人员、信息、资金、物资等要素的跨国流动及其对侨乡历史发展的影响。
一、民国广东四邑侨乡匪情
广东四邑是指今江门市辖属除鹤山以外的台山［3］、新会、开平和恩平四区市，地处珠江三角洲西侧外围，为我国著名侨乡，其民众出洋历史悠久，人数较众。民国年间，中国政局动荡不安，战乱不已。早在辛亥鼎革之际，广东各派军阀混战，秩序纷如。民国《开平县志》载，开平“及入民国后，土匪蜂起，劫杀焚掠，无所不至”。［4］著名侨刊《新宁杂志》也在1912年2月刊登接理外洋书信和银两的永昌隆银信店告白：“讵料反正以来，贼匪猖狂，四处打劫。于月之十一号由省返入公益之轮船，被匪徒行劫，所有搭客财物，尽为匪徒抢掠一空，而付该船之信包，亦被匪徒抢去。”［5］1916年袁世凯死后，广东地区混战不断，地方政权更迭频繁，经济形势日益恶化，民生疾苦日趋严重，结果造成四邑侨乡盗贼蜂起，伏莽遍地，劫案频仍，绑架勒索，司空见惯。据载：“其勒赎之价格，普通常在数百元以上，以至千元万元不等。其议价不谐而枪毙或病死，又因无力备赎而不知其下落者，比比也。”［6］1916年7月21日，新会阖岭匪魁梁社，“其喽啰不满百人，截劫宁阳火车于汾水江站，掳搭客百二三十人，军界、政界、工商学界、华侨、绿林，尽入网罗，掳至阖岭乡后山之益生园，设勒赎机关于澳门福隆新街，公开拍卖。”［7］劫匪又常以归侨和侨眷为劫掠对象。自1916年至1926年间，仅台山广海地区被贼匪焚烧的村庄就达24座、房屋1114间、碉楼25栋；受劫村数57条，受劫户数2501户，被掳人数646人，杀害人数38人。其中侨户、侨眷是主要的受害者。［8］开平从1912年至1940年，发生较大匪劫事件约71宗，杀人百余，掳去耕牛210多头，金银首饰无数，县城苍城3次被攻陷，县长朱建章也被掳去。［9］具体的劫案则数不胜数。
抗战胜利后，四邑侨乡仍未宁静。由于国共之间内战不已，地方官员腐败不堪，社会经济残破，民生凋敝，致使战后匪患更趋严重。在四邑各地，匪风“异常猖獗，动辄百数十人，啸聚成群，配备枪支极为犀利，全村洗劫，任意携取，不稍畏惧”，而在有些地方，“一夜被劫者，有数村之多。”［10］盗贼猖獗，除夜间打家劫舍之外，更于青天白日之下，洗劫市镇，予取予携，有恃无恐。特别是一些墟市，因附近乡村男子出洋较多，每年侨汇数字甚大，金银找换店发展较快，市场交易活跃，而成为土匪打劫的对象。如1946年冬，台山县三合墟发生一起白昼巨劫案，计股匪四十余人，配备轻机、驳壳等武器，入墟洗劫金铺等五间，劫掠资金四千余万元，并枪伤金铺老板一人。［11］匪徒在打劫行动中，手段极为残忍，焚杀劫掳，至为惨酷，不惜谋财害命。台
山潮境乡长庆里侨眷黄渠衍，“近收到大宗侨汇，其女并将于日间出阁，故购有大量衣服及金饰等在家，讵为匪徒所侦悉，乃于昨廿七日夜，有匪徒十余名，配有犀利武器，肆意搜劫，所有金饰衣服等物，尽被掠去，损失约值千余万元，并将该家少妇毒打，遍体鳞伤，勒迫交出藏匿之手枪，始呼啸而去。”［12］
四邑匪患严重与其人均拥有较多侨汇有关。四邑华侨，特别是台山、开平华侨，主要聚集在美洲，尤以美、加两国为最。相对于南洋华侨而言，北美华侨收入较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洲未受战事影响，“工商各业，如常经营，华侨收益，反因战时景气而较前增加。”［13］又因四邑华侨大多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适应能力有限，加上当时美、加等国施行排华法，致使他们采取一种暂居心态，对侨乡有较强的认同意识，故而多将积蓄寄回国内侨乡，用来娶亲生子、赡养家庭、购买田地、修建屋房、安度晚年等。这样，四邑每年接受的侨汇远超其他侨乡。以台山县为例，1929年以前，每年的侨汇在千万美元以上，占当年全国侨汇总数的八分之一，1930年猛增至3000万美元左右，几乎占全国侨汇的三分之一。［14］但在土匪如此猖獗的情势下，战后侨汇的激增和大批华侨的返乡，常为土匪所觊觎。台山端芬寄发给侨胞的一份劝捐函就指出该乡土匪肆虐的原因，即“为美侨家眷比例最多之乡，谓惨绝人寰之贼匪，曾不垂涎欲滴者，夫谁信之？”［15］四邑侨乡至今还广为流传“一个脚印三个贼”这句俗语，即指华侨返乡，常被土匪盯上。如1948年初，台山秩祜乡归侨余某，“年将六旬，近由美国归来，拥有巨金，讵被歹徒闻其多金，于廿四晚深夜，有贼匪卅余人闯入其屋，将其所有贵重物件及钱财搜劫一空。”［16］而侨眷常“日间向银行领款，夜间即遭土匪临门”。这一时期，侨刊乡讯关于华侨、归侨和侨眷被土匪伤害、掳掠及财产被劫的报道连篇累牍。
《四邑侨报》也曾多次刊文指出四邑匪患的严重性及其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危害，并于1947年5月再次指出：
四邑匪患不特丝毫未见减轻，抑且日趋严重。乡村之被频频打劫固不待言，即商业繁盛人口聚集之圩市亦接连报警，如台山之三合、大同，开平之月山、蚬冈，恩平之那吉等，皆被匪徒白昼洗劫，损失奇重。整个四邑社会都处在空前严重的匪患威胁之下，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尤以归侨所受之损失与威胁为最大，以是归乡者不敢在乡居留，将要归乡者则视家乡为畏途，治安情形如此严重，诚不能不引起我海外侨胞之关注，而思有以解救之者！［17］
二、民国四邑侨乡动员华侨参与地方治匪的方式
严重的匪患时刻威胁到四邑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如何解决关乎人民生计的匪患问题，四邑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呼吁政府赶紧行动起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护华侨和侨眷利益。实际上，四邑各界人士对治安问题非常重视。治安问题常常成为政府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治安第一”也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而当时侨乡战火连年，经济残破，政府财经拮据，百姓生计维艰，防匪治匪所需资金很难筹措。
事实上，华侨是四邑侨乡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小到置业兴家、盖房建楼，大到修桥筑路、立村建埠、投资办厂、兴办文教事业，都离不开华侨的支持。而每当四邑侨乡遭遇天灾人祸、社会陷于危难之时，侨乡官民往往通过各种方式求助于海外乡亲，希望他们能为家乡度过危机而慷慨解囊，这已成为侨乡的一种普遍做法。民国年间，当四邑侨乡社会生活受到匪患的严重影响时，地方官民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海外，通过各种方式求助于乡侨。
（一）向侨胞寄发侨刊乡讯或信函
四邑侨乡官民动员华侨参与家乡匪患治理，一种常见方式是利用侨乡众多的侨刊乡讯，报告家乡匪情，诉说治匪困难，以博得华侨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并对其善举给予精神鼓励。
侨刊乡讯是主要由华侨捐资、在侨乡编辑出版并寄往海外侨胞的一种“集体家书”。创刊于1909年的《新宁杂志》是四邑著名的侨刊乡讯，主要刊登台山的经济形势、家庭和族务、政治事件或安全问题等。该刊发行范围很广，大凡台山华侨集中的地方，都可阅到该刊。自《新宁杂志》创刊以来，四邑侨刊乡讯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成为四邑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民国时期四邑侨刊乡讯关于匪患的报道很多。很多侨刊乡讯还开设专栏，报道家乡匪情。如《新宁杂志》设有《贼案例志》，《台山华侨杂志》设有《半月匪案》栏目。有些侨刊乡讯还是因家乡匪患严重、海内外同胞为了便于沟通信息和协调行动而创办的。1922年，新会沙堆乡旅居加拿大、美国和古巴的侨胞分别在温哥华、纽约和古巴三地成立沙堆公安支会，在本乡则组织沙堆公安总会，皆因沙堆常遭匪劫，旅外侨胞十分关心家乡亲属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成立“公安会”。公安支会成立后，为了及时沟通乡中消息，又创办《沙堆侨安月刊》，经费由海内外乡亲支持。月刊出版后寄各地公安支会和港澳乡亲开办的钱庄，再分发给各位乡亲。［18］四邑侨刊乡讯除刊登匪情外，更呼吁侨胞立即采取行动，拯救家乡危局，可以说言之凿凿，情之切切。如《端芬杂志》在1922年的创刊号就为治安事刊文向美国乡侨募捐。一位名叫“润予”的作者发表《为保卫团局筹款致美洲汝南堂兄弟商榷书》一文，先是诉说家乡恶劣的社会生态和作者悲惨的生活状况，接着指出家乡官民治匪在经费、政制等方面存在的难处以及侨乡匪患的形势。在详述以上情况后，作者最后提出，“隔江烽火，情可坐观，而祸切肌肤，势难束手。素仰诸公爱乡情重，乐义心长，远关厪念之殷，用申请命之举，厥事为何，即诸公汇款回家每百元所得港纸水内扣取二元。”［19］其语气似乎让华侨不便拒之。
严重的匪患引起了侨乡社会的普遍担忧和关注，甚至连台山学校的老师都以《劝外洋兄弟捐款办团启》为题，要求学生作文，并择优刊登在侨刊乡讯的《学校成绩门》专栏上。［20］到抗战胜利后，四邑社会更是处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四邑侨报》刊登一篇《赶快救国救乡》的文章，呼吁侨胞立即采取行动。文章称：“近两月来，家乡之情形，可谓混乱至于极点，物价猛涨，治安不宁”，人民生活痛苦不堪。面对此情此景，“旅外侨胞，热爱祖国，怀念家乡，其能熟视无睹，隔岸观火者乎！”［21］
对于华侨支持家乡防匪治匪、慷慨解囊的行动，侨乡民众也通过各种方式给予鼓励。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将捐赠者的姓名刊登在侨刊乡讯上。随手翻开一本侨刊乡讯，都可看到各种各样的告白或鸣谢。如《新宁杂志》1913年第20期的告白就先说明捐款事由，再按照捐款数额多少将捐赠者姓名和数额刊登在上。这封《告白》这样写到：“自淡村民团反正后开办至今，支出勇费银三千余元。该款皆是乡人与各金山捐助。今日捐款已罄，似乎难于续办。因旧岁年底朗古湾击胜贼匪一案，民勇奋热异常，认真巡缉，是以留美昆仲乐意再捐，以祈得能续办，共图安宁。兹将捐金美商芳名列后。”［22］华侨居住国的华文报刊也采取这样的做法。加拿大华侨在温哥华所办的《大汉公报》及时刊登美加两国开平华侨捐助家乡治匪经费的消息，并按捐赠数额多少刊登捐款人姓名，也列出不捐者姓名。将华侨捐助者姓名刊登在侨刊乡讯显著的位置，不限于治安一事。其他诸如支持侨刊乡讯的办刊经费，资助家乡修桥筑路或建立学校、医院、图书馆等，无不采取这样的做法，这已在侨乡形成一种惯例，一方面在精神上可使捐款侨胞心理上感到荣耀，另一方面也激励其他侨胞效仿。
向海外侨胞寄发信函也是侨乡社会陈述家乡匪情、诉说家乡防匪治匪困难以取得华侨支持的一种方式。这些公函有的以个人名义撰写，他们通常是官员和社会名流；也有的是以团体或联名撰写。1949年2月，台山端芬廿四堡士绅，“鉴于现有枪械，多属陈旧，深虑与贼人猝然相遇，难操胜算”，遂召集会议，议决缮具公函，分发外洋各埠。该函首先指出维持治安之重要性，接着陈述该乡当前危险情形，详细说明廿四堡联防队经费难以维持的窘况，最后呼吁海外侨胞，捐输款项，以备购置新式枪械，为杀贼制胜、保护地方之用。［23］
（二）官绅奔赴外洋或香港劝捐
除了向海外寄发侨刊、信函外，四邑侨乡官绅还奔赴外洋或香港等地，召集乡侨，陈述家乡匪情，鼓动乡侨捐款以办团购械，根除匪患。此最典型事例莫过于1922年至1927年间开平士绅吴在民因筹建开侨中学及治匪事向美加等地开侨劝捐。1922年，吴在民被开平官绅公推为募捐专员，赴海外向开侨募捐筹建开平中学。1925年，鉴于开平匪势猖獗，又兼募治匪经费。《大汉公报》对吴在民在美加两国的劝捐活动和行踪给予了大量报道。吴氏多利用当地华侨社团力量，组织乡侨成立有关捐务机构，订定章程，并披星戴月，沐雨栉风，前后奔走五载，亲赴美、加大小华埠凡几百处，凭三寸之舌以筹集经费。［24］关于其长达五年的募捐成果，吴在民在《留别旅坎拿大亲友并序》中讲到：“民十一到美国，民十三来坎属，民十四、十五，往返美坎两地，兼募治匪经费，赖邑内外侨胞助力助财，先后五年，计美、坎每属集到学款十四万余金，治匪费各二万余金，统计卅四万金有奇。”［25］
香港在四邑侨乡与华侨社会的联系和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香港毗邻四邑，是四邑移民进出华南地区的重要通道和枢纽，也是四邑移民和归侨的云集之地。随着四邑华侨的不断增长、其需要的不断增加以及侨居地域的扩大，香港内外联系的网络也在不断扩展，到20世纪30年代，美洲、澳洲、南洋等地四邑华侨聚集的城市，以及中国内地的广州和四邑侨乡的村镇都在其中。［26］由于香港存在大量四邑侨民及其社团，四邑侨乡官员和士绅常赴香港，召集乡侨，通报匪情，诉说家乡经济困难，动员香港乡亲和会馆，并通过他们向海外华侨筹款，维持家乡治安。
早在民国元年，台山白沙高的堡因当地土匪猖獗，该堡人士都以举办乡团为要务，“公推马心春、马心彬、梁敬明三君为旅港劝捐员”，赴港募捐。［27］台新两县交界的古兜山，因地势险要，向为盗匪出没渊薮，为患四邑，创巨痛深。1930年春，为清除古兜匪患，台山县长李海云、士绅陈利川亲赴香港，会晤在港侨胞，与其磋商剿匪事宜，并参加香港台山商会主持的治安会议。美国华侨陈卓平等也前来参会。县长李海云在会上向乡亲报告家乡形势后特别提到：“台山在外贸易人众，港乃中外枢纽，所以此数项办法在乡大会通过后，特来港商议，若认为可行，则请旅外侨胞，群策群力办妥之。”［28］到抗战胜利后，随着四邑治安形势的恶化，赴港官绅更是络绎不绝，他们冀图向侨胞募捐以加强当地自卫力量。1948年底，开平县长马北拱等抵港，与旅港邑侨会商，加强家乡自卫工作，“希望该县侨领就人力财力上予政府以协助，希望港侨协助，发动海外邑侨劝募，俾组成强健之武力，保卫自己家乡。”［29］
三、海外华侨支持四邑侨乡治匪的举措
由于民国时期四邑华侨居住国的排斥政策，致使他们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而对家乡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侨乡政府和民众则通过侨刊乡讯、信函和人员往来，保持与侨胞的感情联络和信息互通，塑造他们的故乡意识和责任意识，给予他们社会荣誉，激励他们积极参与地方事务，为家乡公益事业慷慨解囊。出于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关心，更是对亲人生命财产之关切，华侨积极响应侨乡社会的募款活动，对家乡的治安维持，捐输踊跃，不遗余力，购置西式建筑材料和武器设备，担负自卫队伍的工饷，解决乡团械缺饷绌的问题。
（一）修建碉楼
对于民众而言，防范盗匪的一项主要措施是确保住宅坚固牢靠，土匪不易破门入室作案。民国以前，台山大多民房“以青砖为外皮，泥砖居内，以木桁、木角、瓦块为盖以御风雨”。到民国初年，由于境内“盗贼蜂起，不少侨属又改用青砖为墙，加以水泥为墙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楼房，此种房屋是前洋后古，中西结合。还有用黄泥、石灰混以桔水、糖浆，用模板夹住，一层一层用棒槌敲击压实，名曰椿墙。”［30］这种楼房因形状似碉堡而被称为碉楼。为防匪劫，碉楼上常备有探照灯、水枪、火药枪、石头、石灰、碱水等。在开平，据民国《开平方志》载：
“（近年）自时局纷更，匪风大炽，富家用铁枝、石子、士敏土建三四层楼以自卫，其艰于赀者，亦集合多家而成一楼。”［31］在恩平，民国《恩平县志》也载：“本邑地瘠民贫，向少楼台建筑。迩因匪风猖獗，劫掠频仍，惟建楼居住，匪不易逞，且附近楼台之家，匪亦有所顾忌，故薄有赀产及从外洋归国，无不百计张罗，勉筹建筑，师古人坚壁清野之意。当夕阳西下，挈眷登楼，甚至贫苦小户，家无长物，仅有妻儿，亦通力合作，粗筑泥楼，用资守望。”［32］到1933年，开平碉楼约千余座。［33］到1949年，更达3000多幢。这些碉楼分布于城乡各地，每一村庄和墟镇都有碉楼，少者1 2幢，多者10 20多幢。［34］台山碉楼更多，达五千多座。［35］
侨乡民众有了坚实牢固的碉楼后，一旦发现匪徒，就有安全去处，并把贵重物品藏进碉楼，且可凭楼抵抗贼匪。如台山均和里，“近因各地匪讯频传，该村住户，为防范未然起见，均将贵重之财物，存储楼中，以保安全。查该数座更楼，建筑坚固，墙身均以钢骨水泥筑成，厚达尺许，门窗均配有铁闸，若关门在内，普通之械弹，实难损伤其皮毛，故乡人均以此为保险库，所有贵重物均存放该楼。”［36］
正因碉楼在防范盗匪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四邑地方官员和海外侨胞都较重视碉楼修筑。广东保安司令黄镇球曾在一次报告中就讲到，“筑碉是组织民众自卫武力中的急要工作之一，只要把碉筑好，凭碉守望，一遇有匪警便一面固守，一面传警各联防救援，一致起来围歼，可绝匪患”，并要求各县县长动员民众筑碉，加以落实。［37］
华侨对四邑地区碉楼的修建贡献很大，从建筑设计到西式建筑材料的购置，他们无不参与其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加等地华侨联合侨乡民众，以数家或以村为单位，集资建造公用碉楼。1922年，碉楼在截获打劫开平中学的土匪时发挥了巨大作用，更促使华侨形成一个兴建碉楼的高潮。一些华侨为了家眷生命财产安全，在回乡建新屋时，也建成各式各样碉楼式的楼宇。侨刊对此也有较多报道。如新会长乐乡黄姓，“俱是经商美洲，为慎重起见，各人派款在乡建筑碉楼，所有金银首饰等贵重物件，皆贮藏于该楼内，以防不虞。”［38］
（二）办团购械
修筑碉楼只是防范匪患的一种消极方式。实际上，土匪之所以在四邑横行无忌，四出抢劫，一方面主要在于贼匪“联群结队，乘机窃发，打家劫舍，多属配有新式机枪，往往得手”；［39］另一方面，也因地方没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不足以予土匪以强大的威慑力。因此，组建各级自卫队，并以先进的武器对之进行装备，从而加强地方自卫力量，更是积极的御匪方式。
由于四邑侨乡匪患严重，侨胞和侨眷备尝各种痛苦，故对于治匪一事，格外赞成。他们纷纷响应来自家乡的各种劝捐活动，慷慨解囊，同心戮力，捐资保障家乡自卫队的给养，购置各种枪支弹药等。开平司徒氏为应付频发的匪患，在其族人聚居的村落积极组织民团自卫。其先后组建的团防有滘隄洲团防、和安堡乡团等。这些团防经费的来源有尝捐、亩捐和华侨捐款等，但以华侨捐款为主。［40］以滘堤洲腾蛟团防队为例，自1912年成立以后，其一切械弹给养均没有固定来源，“除在战时曾征收田亩实物及紧急筹措外，藉以维持者，端赖海外侨昆及地方人士捐输。”［41］抗战胜利后，混乱的社会秩序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赤坎宗族以司徒氏图书馆为会址，成立司徒氏四乡联防委员会，联防经费主要向广州、香港及海外族人募捐筹集。［42］台山端芬乡也多次通过各种方式动员侨胞资助家乡的治匪活动，华侨也积极响应。1947年，端芬等四乡联防处因经费支绌，遂合集四乡乡长、绅耆讨论，议决请发缘部向外侨劝捐。旅美乡侨“购械捐款，额定每人至少美金五元，各乡侨关怀桑梓，捐输极为踊跃”。联防处先后收到捐款四批，其中最后一批2700余元港币由阮族旅美波士顿华侨阮宏志等经手寄回。［43］海外侨胞还利用其在海外的便利，购置国内少见的诸多新式武器，如汤姆生机枪、加宾机枪、航空曲、照明枪弹等，［44］极大地充实了地方自卫武力。
前述1925年至1926年吴在民在北美的募捐活动，就得到华侨的大力支持。吴在民在加拿大
结束捐务准备回国时就发表《谢启》说：“在民为开平中学及治匪遍历全坎劝捐，叨蒙各地办捐职员热诚提携，各报馆鼎力鼓吹，各团体商号及邑内外侨胞厚助学款，招待殷勤，濒行复饷，以盛筵赠。”［45］可以说，此次募捐活动在组织、人力、物力等诸多方面都得到整个华侨社会的鼎力资助。一些华侨捐资数额远超过募捐章程规定之数，［46］有些华侨还几次加捐，并代其父、兄等捐金。［47］这些捐款人既有华侨殷商，也有华工、女界、幼童等。
除捐资修建碉楼、办团购械外，一些侨胞还筹资兴办其他防盗设施。如1929年至1930年间，加拿大、美国、古巴等侨胞共集资20000元双毫银，在家乡新会沙堆设立电话总局，购置电话机，架设电线联系乡内各村六处碉楼，以通全乡消息，确保全乡治安。［48］
（三）参政议政
在四邑，华侨对侨乡的各种捐赠和投资较多，固对侨乡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甚大。《开平县志》就载：仅美加两国邑侨年入“共达省币三千数百万元，其影响生计固大。对于邑内维持治安、推广教育，裨益弥多”。［49］由于华侨在侨乡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也为自己在当地赢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鉴于四邑匪患严重，一些四邑华侨利用他们的经济地位或政治身份，以个人或社团名义，通过会议、书函等方式，呼吁当局采取切实有效的治匪措施。1946年，国大美洲区代表黄伯耀、张培梓等侨领应侨胞所请，联名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希望其令饬行营及粤省府，准予侨胞自愿筹款向政府“备价领枪，以期自卫”。［50］黄伯耀等还在国民大会上面晤广东省主席罗卓英，要求实行各村备价领枪自卫。罗卓英决定每村价领三至五杆，由乡公所呈县转呈省府照发，随后省府照办。［51］1947年3月，美洲台山侨胞李天瑞等，回国目击家乡劫匪横行，烟赌林立，特联合在穗归侨去电美洲各埠台山会馆，请电蒋介石转令地方政府，从速肃清匪患，以安侨眷，并要求查办治理不力之县长伍士焜予以撤换。［52］同年5月，各地四邑同乡代表分别向广东省行辕及保安部请愿，要求政府加强保安力量。广东当局遂在开平设立六邑剿匪司令部，决定剿匪计划为维持水陆治安，组织地方武力，加强各乡联防等。［53］1948年4月，在旅穗四邑同乡会召集的欢迎该邑旅省名流等六十余人的会上，美侨国大代表伍天生呼吁邑人尽力促请政府加强警卫。［54］华侨也以在国外组织活动、发表言论的自由，通过媒体抨击四邑官员的贪污腐败及其对地方治安所造成的影响。如《大汉公报》就多次刊文，抨击地方官员腐败，苛政猛虎，置百姓生计而不顾，导致盗匪蜂起，治安混乱。该报在1924年12月曾报道台山县知事刘载甫向该县人民征收“人头税”一事，严厉批评刘载甫贪污受贿，假公济私，卖警缺，开烟赌，“善政未加于民，杂捐悉取于民”，结果导致“台民生计垂绝，畏盗贼之横行，遭军队之蹂躏，又经官吏党人之敲诈，谁能全其身价而保其旦暮者。且台民之富者早已远徙而之他方，而贫者徒为引颈延踵以待毙。”［55］该报于1925年7月又载文抨击台山县长卓仁机“不念物力之维艰，不察民间之疾苦”，对居民房屋和商铺征收“上盖税”，致使百姓“处此重重抽剥之捐项，谋生匪易”，被迫铤而走险，落草为寇。［56］该报于1943年12月又刊文抨击台山县长陈子和自接任以来，“措施谬妄，操纵粮食，贪赃枉法，走私资敌，以致县政黑暗，粮荒严重，饿殍载道，盗匪蜂起”。［57］1949年3月，该报刊文揭露台山县长李英半年来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的行经。特别是“华侨曾捐集大量资金，由各乡绅转请县政府向绥署备价购买军火”，而“绥署原以低廉公价购入，但以高过公价之黑市价交结各乡”，从中谋利。［58］
四、民国四邑华侨护乡的效用及其影响因素
纵观整个民国时期，为防治侨乡匪患，四邑华侨慷慨解囊，资助家乡修筑碉楼、办团购械等，不遗余力，并通过参政议政和舆论干预等式，督促地方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以根除匪患。实际上，这些防匪措施起到了一定作用。如1922年12月，胡南、候晚、谭洪等匪帮伙劫赤坎开平
一中，掳校长及学生23人，后在归途被膺村雕楼电灯照射，诸匪步行不稳，加上四处乡团截击，才截回校长及学生17人。［59］但与民国相始终，四邑匪患远未根绝，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随着国民党统治危机的加深，社会经济的日渐崩溃，四邑匪患反而愈演愈烈，结果致使华侨捐输治匪效用有限。要究其原因，我们须将其置放于民国国家和四邑地方的历史场景中分析。
就政治方面而言，整个民国时期，各派政治势力相互倾轧，权力纷争不断，国家纲纪废弛，武力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这样致使战争频繁，吏治腐败，大小官员只知利用职权苛虐人民，搜刮民膏，谋取私利。据统计，从1945年9月至1946年8月止，广东省各县、市、局长及各乡镇长因案被控者，计被控县长29名，贪污者占26名，纵庇烟赌者2名，任用匪徒者1名。被控乡镇长166名中，贪污者99名，聚赌抢劫者20名，包庇烟赌者18名，诬害良善者16名，曾参加伪组织者17名，强占民妻者5名。［60］在四邑，吏治更是腐烂不堪。台山县在1943年至1944年的一年内换了三个贪污县长。他们虽经国内外邑人社团呼吁严办，却皆逍遥法外。县长陈子和不独未被撤职查办，实乃因“办事努力谨慎，调省府任重要职务”。［61］吏治腐败，致使华侨汇款遭到挪用或侵吞的现象也时而发生。如1949年间，台山县斗山乡乡政所收到海外侨胞捐资后，派两人购械回乡自卫，但此二人同谋，拿购械港币去炒金元券，结果亏空四千余元。［62］就警政而言，四邑各地警察腐化严重。有人将当时台山的警政腐败概括为五点，即“藐视功令”、“锁禁任意”、“冶游嗜赌”、“包庇红丸”、“酷嗜毒物”。［63］而各乡警队形同虚设，吃空缺现象严重。一些警员还利用职权受贿，中饱私囊。更糟糕的是自卫队员有时不能御匪，反而扰民。如台山县前保警第一大队警兵在对新安乡游击队发动进攻时，“竟藉名搜索，闯入新安乡侨眷余维锦家抢劫财物。”［64］台山县海宴警察所在横山增设的水上警察也是有名无实，只不过借机勒索来往客商而已。1947年5月，该水警见趁墟乡民甚众，仍擅自规定，每客勒索收保费四百元。华侨陈正智之子陈旺，搭船回乡，拒缴保护费，被一赌牌输钱之水警开枪击毙。［65］民国四邑政治的严重腐化极大地限制了华侨维护地方治安的效用，也严重影响了华侨捐款的积极性。如新宁广海保安局长黄昭棠，“自反正以来，毫无建设……近因输算表布不出，众情不服，外洋捐款不归，本方火灶捐不交，广海各事，无款支持，大局岌岌。”［66］前述“购械案”发生后，该乡旅外昆仲“曾因此而打消了许多关于乡间公益事件的捐助”。开平县长吴尚志曾前往香港向侨商募捐联防费，部分侨商则“鉴于过去各项捐款因无可靠保证，每为经办者所中饱，致予一般人以不良印象，以是此等侨商对于此次募捐联防费，皆持观望与审慎态度”。［67］就社会经济方面来讲，民国大部分时期政局动荡不安，战争接连不断，军费支出浩繁，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征兵征粮无法停止或减轻，政治始终未能走上正轨，这些因素导致社会经济残破，民众不能安居乐业，铤而走险者处处多有。时人也指出，开平边境匪徒来去无踪，主要在于“社会之凋坏，民生之不安”。［68］而当时乡村贫富差距大，土地过于集中，正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特别是在台开两邑，出现了“一面是洋楼高峙，一面是茅寮欲倒”的怪现象，侨眷用侨汇大买田地，高筑别墅，而非侨眷却无田可耕，穷困潦倒。［69］这样的贫富差距致使一些人心态失衡，以至铤而走险，以打劫为生。
可见，民国时期四邑土匪势力之滋长是民国时期国家和地方政治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产物。尽管华侨捐资治匪，不遗余力，效用可见，尽管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参政议政，针砭时弊，抨击官员腐败的行经，但在专制政权的统治下，他们的声音还很微弱，不能改变民国历史发展的大局，无法改良土匪产生的社会土壤。实际上，针对“匪势似乎愈绥靖而愈多”的现实，华侨只能发表这样无可奈何的感叹：“我们身居海外，哀思焦灼之余，除掉痛惜地呐喊几声而外，又有何可作为？”［70］
从根本上讲，根治匪患，需要标本兼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总体战。在政治方面，整肃贪污，加强吏治，废除苛细，实行民主；在经济方面，合理
诱导侨资辟荒芜，开工厂，兴水利，修交通；在社会方面，改良风俗，去奢崇俭，取缔浮华。从这些方面来讲，华侨捐资治匪，只是有助于解决匪患的表层问题，没有触动、也无力铲除社会运行中引起匪患的政治、经济等深层次问题。
侨乡社会发展道路是由内外各种力量综合作用决定的。不同于非侨乡地区，侨乡与海外华侨社会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人员、资金、信息等要素的跨国流动，这对侨乡的历史发展影响较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侨乡毕竟是中国区域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在强调华侨这种外部力量对侨乡社会的作用时，不能忽视中国大的历史发展对侨乡社会的影响。从华侨参与四邑侨乡治匪这一个案来讲，尽管华侨在四邑侨乡具有一定的地位，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其力量无法与四邑乃至中国的腐朽势力相抗衡，结果致使其维持治安的效用有限，主要是因为产生匪患的根本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毕竟四邑侨乡历史发展的脉搏更多地是与中国历史一起跳动。
［注释］
［1］参见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
［2］关于中国侨乡的研究综述，可参见戴一峰、宋平：《福建侨乡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李明欢：《福建侨乡调查：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 21页；潮龙起、邓玉柱：《广东侨乡研究三十年：1978—2008》，《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3］广东台山县在1914年前称新宁县，1914年改为现名。
［4］［31］［33］［49］余棨谋修、张启煌纂：《民国开平县志》，《广东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影印，第281，309，321，290页。
［5］《告白》，《新宁杂志》1912年第4期。
［6］［7］吴荫民：《开平吴荫缘百日忧患记》，美国德堪萨斯州，1986年刊印，第5，9页。
［8］［30］［35］台山侨务办公室编：《台山县华侨志》，广东省台山侨务办公室，1992年印行，第164，113，113页。
［9］开平县华侨博物馆编：《开平县文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2页。
［10］《各地匪警频传》，《台山华侨杂志》1946年第4期，第20 22页。
［11］《三合墟发生白昼巨劫案》，《四邑侨报》1947年第1卷第2期，第18页。
［12］《罄笔难书之匪劫》，《云山月刊》1946年第7期，第10页。
［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财政经济》（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
［14］［34］梅伟强、张国雄：《五邑华侨华人史》，第365，349页。
［15］《矬洞廿四堡士绅联请旅美区侨劝募联防处经费及购械公函》，《端芬杂志》，1949年复刊第11期，第6页。［16］《各地匪劫仍有发生，四归侨家被匪洗劫》，《开平华侨月刊》1948年第2 3期，第6页。
［17］《治安问题关键何在》，《四邑侨报》1947年第1卷第5期，第2 3页。
［18］梅伟强、梅雪编著：《“集体家书”连五洲———五邑侨刊乡讯研究（1978－2005）》，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第47页。
［19］《为保卫团局筹款致美洲汝南堂兄弟商榷书》，《端芬杂志》1922年第1期，第1 2页。
［20］《风采月刊》1925年第1期，第5 6页。
［21］《赶快救国救乡》，《四邑侨报》1947年第1卷第2期，第2 3页。
［22］《告白》，《新宁杂志》1913年第20期，第66页。
［23］《矬洞廿四堡士绅联请旅美区侨劝募联防处经费及购械公函》，《端芬杂志》，1949年复刊第11期。
［24］余棨谋修、张启煌纂：《民国开平县志》，第289 290页；《开平邑侨集议治匪》，《大汉公报》1925年8月24日；《开平旅港绅商欢迎吴在民君之盛况》，《大汉公报》1927年12月3日。
［25］《风雅遗韵》，《大汉公报》1927年1月20日。
［26］Madline Hsu，“Trade with Gold Mountain：Jinshangzhuang and Networks of Kinship and Native Place”，in Sucheng
Chan（eds．），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ism：the Flow of People，Resources，and Idea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Philadelphia，P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6．
［27］《高的堡乡团成立纪闻》，《新宁杂志》1912年第108期，第34页。
［28］《香港台山商会召开古兜善后会议详情》，《风采月刊》1930年第3期，第57页。
［29］《开平县长马北拱等抵港》，《大汉公报》1948年12月20日。
［32］余丕承修、桂坫纂：《民国恩平县志》，《广东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影印，第504页。［36］《二区均和里发生械劫案》，《四邑侨报》1947年第1卷第6期，第33页。
［37］黄镇球：《广东省半年来治安概括》：《广东保安》1948年第1期。
［38］《碉楼亦被劫》，《新会沙堆侨安月刊》1933年总第78期，第39 40页。
［39］《募捐购械，毋倖贼不来，乃恃我有备》，《端芬杂志》1948年复刊第1期，第9页。
［40］《腾蛟团防有停办消息》，《教伦月报》1935年总第141期。
［41］《腾蛟团防经费支绌拟发动海内外募捐》，《教伦月报》1948年第7、8期合刊。
［42］《巩固治安四乡联防委员会成立》，《教伦月报》1948年第9、10期合刊。
［43］《阮族捐款办团》，《台山华侨杂志》1947年第8期，第12页。
［44］《募捐购械，毋倖贼不来，乃恃我有备》，《端芬杂志》1948年复刊第1期；《端芬乡有照明枪弹》，《台山至孝笃亲月刊》1949年第17期；《乡侨汇回购械捐款》，《端芬杂志》1949年复刊第16期。
［45］《吴在民启事》，《大汉公报》1927年2月8日。
［46］《美属山且寸开侨之治匪热》，《大汉公报》1925年5月3日。
［47］《市必汗资助开中及治匪总成绩》，《大汉公报》1925年10月22日。
［48］《沙堆公安会员踊跃捐助维持费》，《大汉公报》1926年11月30日；廖龙业：《沙堆侨安会筹建经过》，新会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组编：《新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84年刊印。
［50］《款朝至匪徒夕临四邑侨眷频频遭劫》，《云山月刊》1946年第6期，第20 21页。
［51］《四邑领枪自卫获准》，《台山华侨杂志》1947年第10期，第26 27页。
［52］《侨讯简辑》，《四邑侨报》1947年第1卷第4期，第14页。
［53］《六邑剿匪指挥部成立》，《四邑侨报》1947年第1卷第5期，第17页。
［54］《旅穗同乡欢迎邑要》，《开平华侨月刊》1948年第4期，第33页。
［55］《刘载甫征收人头税感言》，《大汉公报》1924年12月15日。
［56］《台山征收上盖税感言》，《大汉公报》1925年7月30日。
［57］《台山旅渝同乡会宣布台山县长陈子和六大罪状》，《大汉公报》1943年12月1日。
［58］《台山县长李英治台粃政》（一），《大汉公报》1949年3月26日；《台山县长李英治台粃政》（二），《大汉公报》1949年3月28日。
［59］阚延鑫：《开平碉楼述略》，开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开平文史》第22辑，1989年刊印。［60］《一年来贪官统计》，《四邑侨报》1947年第1卷第2期，第8页。
［61］《骇人听闻的台山政治近况》（一），《大汉公报》1944年6月5日。
［62］《本社留穗理监事座谈会讨论“购械案”全部纪录》，《浮山月报》1949年第64期，第1 3页。
［63］《台山警政五大腐败》，《风采月刊》1930年第12期，第62 64页。
［64］《抢劫侨眷兵犯三名正法》，《云山月刊》1949年第41期，第14页。
［65］《四邑侨报》1947年第1卷第6期，第29页。
［66］《照录指攻广海保安局长黄昭棠》，《新宁杂志》1912年第26期，第22页。
［67］《开平县长赴港募联防费，侨商部分认捐部分观望》，《四邑侨报》1947年第1卷第6期，第23页。［68］《家乡消息》，《开平华侨月刊》1948年第4期，第5页。
［69］司徒丙鹤：《四邑的匪患》，《开平华侨月刊》1947年第1期，第55 56页。
［70］映辉：《美洲来鸿》，《云山月报》1947年复刊第11期，第13页。
许崇智（1886—1965），字汝为，广州人。中国国民党早期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李福林（1874～1952），广州市海珠区大塘乡（原番禺县） 徐景唐（1895—1967），原名协和，字庚陶、赓陶，广东东莞附城鳌峙塘村人。 张发奎（1896—1980），字向华，广东韶关，客家人，始兴 薛岳（1896年12月27日－1998年5月3日），男，原名薛仰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九峰镇小坪 邓演达（1895年3月1日－1931年11月29日），字择生，1895年生于广东惠阳永湖乡（今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原籍广东梅县丙村镇（今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 李扬敬（1894-1988）字钦甫，广东东莞城区县后坊人，李章达族弟，陆军中将。广州市市长 余汉谋（1896—1981），字幄奇，汉族，广东高要人。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陆军一级上将 黄镇球，（1898年5月28日～1979年7月5日）号剑灵，陆军一级上将，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朱晖日，字步云，1893年出生。广东台山人。早年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汉族，广东罗定广府人 罗卓英（1896—1961），字尤青，国民党陆军上将。1896年3月19日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蒋光鼐（1888—1967），字憬然，广东东莞虎门人。祖籍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南栅村 黄珍吾(1901-1969)中将，军长。字静山，原名宝循，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 缪培南，字经成，号育群，广东梅州市五华县周江镇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吴奇伟（1891-1953），字晴云，号梧生。广东大埔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黄琪翔（1898年9月2日－1970年12月10日），字御行，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 姚雨平：广东平远人。1912年1月15日临时大总统令任陆军左将军加大将军 衔。 何瀚澜（1892－1944），广东南海人。1910年冬广东黄埔水师学堂第十二届驾驶班毕业，后入海军南京军官学校深造 邓仲元（1886—1922），原名邓士元，别名邓铿。广东惠阳淡水人，原籍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金盘堡， 张民达,1885年11月9日(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出生于梅县 黄慕松陆军上将：广东梅州人 邹洪陆军上将：广东五华人 黄百韬陆军上将：广东梅州人。 陈章陆军上将：广东罗定人 何世礼陆军二级上将：广东深圳人
民国末期各省发行的银圆券 1949年夏，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所发行的金元券完全丧失信誉，形同废纸，各地百姓纷纷恢复使用传统的银元交易。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国民党中央政府以中央银行名义发行银元券一组，并允许尚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下的各省，以省银行名义发行地方性小额银元券。当时浙江、江西、甘肃、湖南、广东（包括海南岛）、广西、贵州、云南、西康、绥远、陕西、青海、宁夏、福建、新疆等省和地区银行，均在各地军政长官的授意下发行过银元券（或银元本票）。本文在此分省作一介绍： 浙江省：浙江省银行于1949年在舟山发行银元券一套，计有1角、2角、5角、1元等4种，1950年增发5元券一种，均由中央印制厂台北厂承印，发
行总额400万元。该套银元券流通时间极短，仅有10个月，目前除1元券较易收集外，其他券别均较难收集。 江西省：江西省银行于1949年7月印制银元券一套，计有1角、2角、5角3种，未及发行即解放。目前此套银元券流入市面很少。 湖南省：湖南省银行1949年2月拟发行银元券200万元，先发行了50万元。所发行的银元券分横式和竖式两种版别，面值分别为1角、2角、5角等3种。该套银元券只流通了几个月。解放后，我人民政府以2000元旧币兑1元的比价将之回收。由于回收比较彻底，目前这套银元券皆不易收集。 广东省：广东省银行在1949年发行了最后一种纸币，即广东省银行大洋银元券一套，计有1分、5分、1角、5角、1元、5元、10元、100元等8种。
其中面额100元的银元券是国民党政府以省银行名义发行的最高面额的银元券。广东省银行共发行银元券28.7万余元，解放后大部分被我人民政府回收，但民间的留存量还是很大，目前除百元券外，其他券别较易收集。 海南岛：1949年下半年，海南岛一时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大后方，广州、重庆、成都等地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云集于此。为了支付庞大的军政开支，海南岛地区的国民党政府下令成立海南银行并发行银元券一套，只在海南岛内流通，并以黄金和原广东省造币厂铸造的银元为发行准备金。1950年4月23日，国民党军队仓皇逃离海南岛，海南银行券随即作废。海南银行券面额分别为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5元、10元等9种，其中分币券为单面印刷。海南银行银元券大多较易收集。
万丰国际客服180 883 66 661他曾炮轰总统府，却裁兵办免费学校、支持女权运动 84年前的今天，1933年的9月22日，民国风云人物陈炯明与世长辞。我们所熟悉的陈炯明，似乎只是那个在课本叙述里炮轰广州总统府，使宋庆龄女士受惊流产，让孙中山先生狼狈而逃的“反革命”军阀。然而，真正的历史又距离我们那样的遥远，在不同史料中我们看到的陈炯明，又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凶神恶煞令人可怖的刽子手，他秀才出身，却观念先进、敢于实践、不怕牺牲，不蓄私财，早年参加黄花岗起义，亲自担任敢死队第四队队长，组织“共和军”武装反对袁世凯称帝，主持粤政期间，他兴办学校、力挺女权、实践联省自治、支持司法独立、大力禁毒禁烟、扶持民间企业等等，这种种举措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有鉴于此，我们在陈炯明逝世纪念日之际，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却为人们所忽略的部分为大家做简单的介绍。
陈炯明 一、裁减军队以支持教育 回顾陈炯明一生，他最重要的政治舞台非广东莫属，主持粤政期间造福一方，其中文教领域建树颇多，但常常为人所忽略，值得今天的我们了解一番。 陈炯明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对于新文化运动钦慕有加，护法运动为他提供了第一个在此方面实现抱负的契机。1917年，护法运动轰轰烈烈展开。1918年，
北京政府总统冯国璋下达对包括广东在内的护法各省的讨伐令，陈炯明率粤军入驻福建漳州，在闽南二十六县建立闽南护法区。1919年9月，他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陈炯明一直希望在华南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当时粤军驻屯闽南，受到窃据广州的桂系军阀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军阀的压迫，经济困难，但他仍表示粤军愿节衣缩食，筹集5万元，作为在广州筹办西南护法大学的经费。1919年冬，中国留法勤工俭学风头正劲，社会名流纷纷支持声援，一向重视教育的陈炯明从自己的军费中拨款10万两予以资助，据统计占了当时总募捐额的1/4。邓小平、周恩来、聂荣臻、李立三、李富春、王若飞等一大批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和缔造者都曾赴法勤工俭学，其中所需经费，自然少不了陈炯明大力奉献的。
广东概况之宗教信仰 概述 广东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除中国本土的道教由北往南传入广东外，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皆由海路经广东传入中国。三国吴五凤二年（225），西域人支彊梁接在广州译出《法华三昧经》，是目前所知佛经传入广东的最早记载。西晋光熙元年（306），道教理论家葛洪南来广州从事道学研究和修练，道教得在岭南绵延流传。唐宋时期的伊斯兰教主要在旅居广州的外国侨民中流传，元代之后北方各省的穆斯林大批南下广东，由此演变成为岭南回族的传统信仰宗教。天主教与基督教于晚明和清代相继传入广东时，因其倡导的宗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颇多矛盾而屡遭查禁，至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由两广总督奏请清朝庭允准，两教在广东率先“弥禁”从事传教活动。其后，两教的传教活动以广东为依托向内地推进。 广州自古是中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随着中外经济活动的频繁往来，包括宗教在内的外国文化得以最早进入岭南并向全国各地传播。因此，岭南地区对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广东现有信教群众96万多人。其中佛教32万人，道教12万人，天主教20万人，基督教30万人、伊斯兰教2万人。县以上宗教团体230个，宗教教职人员6200多人，宗教活动场所2400处。其中，18处宗教活动场所开放为外事参观点。佛教有广州光孝寺、六榕寺，韶关南华寺、云门寺，潮州开元寺，肇庆庆云寺，深圳弘法寺；道教有广州三元宫、博罗冲虚观、花都广东圆玄道观；伊斯兰教有广州怀圣清真寺及光塔、先贤古墓；天主教有广州石室圣心堂、汕头教区主教座堂、深圳天主堂；基督教有广州东山堂、广东协和神学院、深圳基督教堂。 广东省省级宗教团体有：广东省佛教协会，成立于1982年。广东省道教协会，成立于1994年。广东省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于1998年。广东省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于1958年。广东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成立于1981年。广东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其前身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于1958年，1984年改为三自爱国会。广东省基督教协会，成立于1981年。 1988年，广东省政府颁布了《广东省宗教活动场所行政管理规定》，2000年，省人大审议颁布了《广东省宗教事务管理条例》。 基督教 基督教在中国特指16世纪从天主教分化出来的新教。清嘉庆十二年（1807）由英国伦敦传道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经澳门来到广州传教，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开教鼻祖。清道光十年（1830），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进入广州传教，道光十五年（1835），美国驻华公使伯驾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又同裨治文等组织医药传道会。道光二十四年（1844），清政府再开教禁，允准“华民习其教者，免治其罪”。基督教才得以在香港、广东地区公开
自民国元年始，广东造币厂所铸毫币，逐渐流布全国，而长江以南各省 商场，贸易恃为唯一辅币，在金融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结合历史背景将广毫发行史划为四个时期，且分述如下。 第一时期：从民国元年至4 年（1912～1915） 辛亥革命后，广东造币厂将旧币（龙洋）收回改铸“中华民国贰毫银币”， 设计简洁，除文字外无它物，重一钱四分四，成色符合《国币条例》之规定为：银七铜三。发行之后，商民称便，声誉颇佳。据广东造币厂历年统计，铸量当在2．5 亿枚以上。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6 年，同盟国与协约国双方已打 得精疲力尽，交战各国经济已趋崩溃，受战争影响，来华银条供应大减，“币厂以铸本缺乏于1916 年4 月停铸银币”。所以民国5 年、6 年未铸。其实从民国4 年开始铸额已大减了，故现今所见广东双毫4 年者极少。
第二时期：从民国7 年至10 年（1918～1921） 1918 年欧战结束，广东币厂旋即恢复铸造，时币厂为西南军阀唐继尧、 陆荣廷控制。“7 年龚政接任造币厂长，息借商款，重铸二角银币，成色较
旧毫减低，每月获利甚厚，两广军费，多资挹注”。可见，从7 年至10 年毫币成色不如以前。 第三时期：从民国11 年至13 年（1922～1924） 从11 年始，广东双毫信誉尽失，滥铸，劣币充斥市场，扰乱金融，一般 小商小贩、百姓深受其害。主要原因：民国11 年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陈是孙中山一手提拔，陈的叛变给孙中山极大刺激。陈炯明利用控制的广东造币厂拼命收刮：“定配纯银四成二，日夜加班赶铸，每日余利约达四五万元，铸造之多可想而知，复加以军队制弹广之私铸，加上皖省造币厂之冒铸，而粤毫之数，遂致满坑满谷”。故当时上海江海关，上海商会饬令：广东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