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2
期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对党制定大政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有重大影响。在不同时期，我国面临不同影响甚至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通过对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采取相应对策最终克服该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经济社会发生重大改变的当今，我国实际情况相较之前有所不同，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对我国未来的发展也有非凡意义。【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变化
一、“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来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由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出发，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生变革和进步的根本力量。在基本矛盾基础上，还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肯定矛盾普遍性，还强调矛盾的主次之分，主要矛盾起着决定性作用，解决事物矛盾先找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好了次要矛盾便会迎刃而解，事物才能发展。同时，矛盾会随着
时间、
条件等因素变化而变化，原本的主要矛盾可能变化为次要矛盾，原本的次要矛盾可能跨越为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明确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主要矛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现实国情做出正确判断，找到在该国情下影响社会进步的主要矛盾，制定出能解决主要矛盾有效方法，为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
二、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意义
从“社会主要矛盾”概念提出到新时代主要矛盾变化，我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由于
历史条件、人民需求等方面不同，各因素所占地位不一样，面临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同时，党制定不同的方针政策，积极组织全党全社会来攻克社会主要矛盾，促进我国社会主义进步发展。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主要矛盾做分析得出，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被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主宰，陷入内忧外患中。我国主要面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必须先解决这两个主要矛盾，才能恢复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对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主权问题，因此当时的中国必须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放在重中之重，团结一致竭力捍卫国家主权，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作斗争，取得国家独立与领土完整，才能为发展经济与社会各方面奠定坚定的基础。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及党和人民不懈坚持中，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取得独立自主。标志着这一场反对压迫，争取自由与发展革命的基本胜利，我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基本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内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间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后，中国的内部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两者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所以，根据该现象，我国积极创造条件防止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最终毛泽东学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提过的在一定条件下对资本家进行赎买的思想，提出和平赎买的政策。减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阻力，团结工商业资产阶级力量投入到三大改造中，维护工商业的发展，为三大改造的完成奠定基础。通过落实和平赎买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我国顺利的解决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三大改造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当时的中国，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但生产力依旧落后，想要从根本上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必须将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视为主要矛盾。1981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主要矛盾的认识调整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为解决该矛盾，我国始终坚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带领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奋斗，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我国生产力提高与经济发展，物质方面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要求从公平、安全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人民从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不断扩大到对精神追求、社会和谐等方面的需求。正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上指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人民多方面的需求，说明了我国在这些方面并没有让人民满意。因此，只有重视人民群众在多方面的需求，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等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才有助于社会其他矛盾的解决，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持续、健康发展。
三、明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意义
理论意义：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对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是党和国家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基石，是确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依据，是全社会制定目标与行动的方向指南，是把握社会各种矛盾根本保障。如果对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产生偏差，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必定遭遇挫折，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将遭到破坏。因此，在我国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必须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这一基本问题有正确且准确的认识，才能保障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大厦时不会出现问题，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内外部影响因素的变化，明确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方法分析社会现状，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为我国发展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实践意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反映我国现阶段的时代特征，通过对主要矛盾的正确把握，保障社会实践活动的正确性，有效性，推动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明确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对未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并针对现实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与方针。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已然是严重阻碍我国当前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我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就应该抓住该影响因素，高度重视发展中出现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确保实践的正确性。【参考文献】[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8.
[2]陈湧.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规律和特点[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7(06):36.
[3]陈灿芬.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依据、意义及要求[J].学习与实践,2018(02):19.[4]颜晓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意义[J].理论导报,2018(01):18.
作者简介：杨娟（1994—），女，重庆合川人，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变化历程
■
杨娟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贵阳550000）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对领导干部提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要求。拥有法治思维，是对领导干部执政能力提出的新标准、新要求。作为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组织者、参与者,党员领导干部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其法律素质的高低,法治理念的强弱,直接决定其是否能法执政与依法行政。所以，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必要的法律学习，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同时在全社会营造法治文化宣传和学习的氛围。只有这样，才能由上到下，完成制度创新，坚定法治信仰，为深化改革、推动转型发展、解决新问题提供法治思维智库。【关键词】党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依法办事
一、法治思维内涵养成与挑战
法治思维，实际上是要求人们知法、守法、懂法、用法，要树立法律的权威，让法律成为评价人与事的标准，让法律成为每个人心中不可玷污的契约，成为领导干部首要考虑准绳。“法治思维不只是法律知识的积累，也不只是价值取向的问题，它更是要在执政实践中体现为一种操作的可能性、技艺性和现实性。”法治思维要求领导干部不能以自我为中心，盲目自大、胡编乱造执行标准和曲解专业术语，养成一种对抗散漫的边界意识。[1]让领导干部的一切的言行与决策有严格的参照物和标准。
大家对“法治”一词并不陌生。依法治国方略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于1999年写入宪法。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己达成共识，但法治思维，仅仅存在于专业从事法律的工作圈层中，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讲极富挑战。由于法治思维源自于人们主观能动性地理论学习以及长期接触与法治有关的实践经验。党员领导干部长期在基层从事某一方面的政务工作，很少有系统学习法律与实践的法治思维机会，这就为他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另外从法理层面来讲，法律资源有限，且滞后，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讲，要学法、懂法、了解法治与社会现状之间的关系。法律不断补充和修正；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存在不吻合之处，常常介于道德和人情之中；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与社会快速发展之间存在速度差，导致法律相对滞后，加上法律语言的模糊
性给法治思维养成带来巨大挑战。
[2]
二、党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必要性
法治思维是取信于民的必然要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言而不信，没有原则就会
失信于民。重视制度建设，提高守法意识，对领导干部来说是一种新的治国理政的重要思路与行为准绳。在实际问题上，运用法治思维解决矛盾和推进工作，用法律的知识架构和逻辑思考工作中的具体问题，通过思维转化，运用法律手段和法治方式进行解决问题。法治渐渐成为一种领导艺术。
法治思维是防贪腐的有力抓手。坚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社会治理与维护需要集思广益、广纳民意，不是一人独断专权，这种公平、民主的行政思维也纳入在法治思维架构下。
法治思维是依法办事的核心武器。现如今，法治思维已然渗透到所以企事业单位中。在顶层设计、重大决策、改革发展、法律纠纷、民主管理和法治教育等职能中法治思维的重要性愈加凸显。这就迫切需要各领域的党员领导干部不断提升自身的法律素养,才能够熟练运用法治思维、采用法治方式依法办事。
三、法治思维养成与实践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的生命力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运用才能体现。“文本中
的法”只是学习的“标的”，“行动中的法”才是结果与价值。[3]法治思维的形成，需要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最终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为人处世的条件反射和习惯。
（一）始终保持一种敬畏。古人说“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有所敬、有所循、有所畏，高山仰止般敬畏法律。养成对法的敬畏，必须破除毒瘤般的“人治”思维。法，是由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者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依法治军、依法治校、依法理政都需要这种敬畏。法律赋予领导干部不仅是权力，还有沉甸甸的责任，只有敬畏职权，才能依法用权。
（二）“权”与“责”统一。习主席强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权”与“责”必须相协调统一才能平衡。我党我军始终坚持“用制度为权力编笼子”。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抓好治权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认清大势，自觉增强法治意识，知晓权力家底，不逾越权力边界。
责任重于泰山，明确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首要就是要开好“责任清单”，界定好我们每个岗位的责任边界，该做的必须做，不能畏手畏脚，中庸和无为而治不符合党和国家与人民交付给的职权。工作中，只有把权力与责任同样关注、同等敬畏，把好这一思维的平衡点，才能将要做的做好，不该做的守住底线，才能在法治思维中牢固树立“有权力就有责任、有权力就有义务”的观念。
（三）法治思维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底线一方面，领导干部敬畏法律、用法律规范自身言行，做到“令行禁止”。法律可以成为每个人保护自身的“保险”，检验自己行为的“标尺”，唯此，才不会触碰高压线，不会跨越边界。另一方面，党员干部不能碌碌无为，要主动为民解困，“在其位，谋其政”不能辜负老百姓的期望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在守底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奋发有为。法治思维同时是一种授权与监督思维。通过强化与凸显的现代法治思维可以区别于人治思维、权力思维。[4]树立授权与监督思维，要求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以民为本，增强服务意识，树立法治政府、服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理念，必须牢记人民授权和职权法定，以社会为本位，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这也是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必然要求。
（四）法治思维的养成与巩固
通过法治思维概念明晰和意义的了解，开始法治思维训练与养成。具备基础条件后的党员干部要及时进行能力升级。政府与单位可以建立完善的养成体系，给予制度保障，这样更好地发挥法治思维的作用。此外，发挥典型模范引领作用，宣传模范实例，加以表扬鼓励。同时，对于那些负面案例我们也不能忽视，领导干部也要了解其背后由于缺乏法治思维带来的工作失误，加以警戒。[5]将党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纳入政绩考核标准中，特别在选拔任用干部上，增加法治思维的权重。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面对着层出不穷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也伴随着变幻无穷的社会风险，复杂的社会环境，要求每个人都要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其中党员领导干部首当其冲要主动用法治思维武装头脑。增强领导干部守法用法意识，打牢
领导干部法治根基,扎实推进法治教育。[6]
“打铁还需自身硬”，法治思维的养成既需要干部自身由内而外地主动机制,也需要党组织由外而内有力推动。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养成是深化改革，更好地服务社会有力臂膀。【参考文献】
[1]肖业忠.论高等学校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7,32(03):6-14.
[2]肖业忠,陈红.论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6,33(11):106-111.
[3]宋国涛.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研究[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5,17(03):40-45.
[4]韩云鹏.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强化法治思维[J].军队党的生活,2014(12):9.
[5]本刊评论员.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J].今日浙江,2014(22):1.[6]陈明忠.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N].四川法制报,2014-04-23(A06).
作者简介：李娟（1982—），女，汉族，河南渑池人，本科，中共漯河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法学。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研究
■
李娟（中共漯河市委党校，河南漯河462000）
法治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治理模式一直处于不断改进过程中，而法治化道
路则是提升我国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本文从政府治理的定义入手，对政府治理和法治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对法治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并对法治对政府治理效果的改善机制进行了研究。【关键词】政府治理；政府管理；法治政府；治理现代化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政府法治理念不断增强，各级政府按照《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要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制度基本落实，行政决策机制不断完善，政府立法质量显著提高，行政执法环境进一步优化，规范性文件管理逐步规范。我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推进法治中国进程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国内学界的主要研究内容。
一、政府治理的定义
“治理”一词最早由全球治理委员会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经西方学者研究后发展为治理理论，后经国内学者引入中国并逐渐完善。
我国的政府治理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政府的自治。政府自治指的是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实现自我革新，目的是改善政府系统内部的治理能力。政府自治的主要内容是实现政府内部主体结构、权力运行模式、组织结构的优化，完善权力运行机制，提升政府行政能力。曾经一段时间，我国政府存在机构臃肿、编制冗余、层次繁杂、效率低下等问题。改革开放后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此类问题。
二是政府的共治。政府共治是指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一道共同对公共事务实施治理，在此过程中政府需要对手中的治理权限进行拆分和让渡，形成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格局。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对各类社会组织进行引导和监管，社会组织对政府有一定的依赖性，但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二、政府治理和法治的关系
政府治理需要有一定的规范，而这种规范就是法治，新时期的政府治理与法治绝
不是能够割裂的个体，而是具有统一性的整体。
1、加强党的领导是加强政府治理法治化的根本保证。我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我国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同样，政府治理法治化建设同样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核心地位，有利于统筹协调各方资源，有利于完善之上而下的法治体系，是提高政府执政水平的根本保证。
2、宪法秩序保证了政府治理和法治的高度契合。建国之后，我国共颁布了四部宪法，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宪和修宪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协调政府和公民，行政权力和权力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使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转变，使法制政府转变为法治政府。
3、对权利的尊重和保障是现代政府治理与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在价值。现代政府治理高度重视以人为本，即以法治的手段规范政府治理行为，合理设置边界，充分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有效回应社会及公众诉求。在此模式下，公权力得到合理控制，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共同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助力。
4、法治有利于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政府管理模式下，政府一家独大，具有无限的职责的同时也拥有无限的权力。而在政府治理模式下，法治能够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合理限定政府权力，建立起包含公民、市场、社会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体，实现政府权力合理，公民权利自由的状态。
5、法治有利于国家治理领域的行政合作。除政府外，还有很多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和个人希望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而政府治理法治化则为公共问题的合作解决提供了有效途径。不同于政府管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和个人与政府处于平等的地位，具有同样的话语权，并在法治的引领下形成完善的国家治理网络。
三、法治对政府治理的必要性研究
1、二元主体结构不能适应政府治理的客观需求。政府治理有多个主体，需要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需要壮大社会组织承担公共责任；需要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商议和解决；需要公民个体具备一定的参政议政素质和水平，并要求有避私趋公的积极心态。而这些内容显然与政府管理模式下的二元主体结构有明显的不同。
2、国家制定法的主体单一不适应政府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客观实际。国家管理模式下，国家对法的制定、解释、实施具有唯一的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也就导致权力的唯一和无限。但认真分析得知，国家法中有很大一部分为具有鼓励性质和倡导性质的“软法”，如各类社会自治规范。在国家治理模式下，除政府之外的主体有通过各类“软法”参与公共事务的诉求，因此会对传统的法律体系提出变革的要求。
3、政府治理的内在属性会改变单向的行政管理模式。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下，政府管理是封闭和单向的，政府负责行政命令的下达和执行，而相对人只能被动的接受，这种模式的优势是具有较高的效率，而劣势则是公平和正义很难得到保证。而政府治理则是一种合作管理的模式，治理过程中会有多次的协商、沟通、统一意见的过程，行政相对人也可以对行政命令进行反馈、提出质疑，甚至可以要求推翻命令。
4、政府治理将会变革纠纷解决机制。政府管理模式下，主体单一，权力、责任明确；而在政府治理模式中，管理主体众多，公私界限将日渐模糊，单一责任主体改变为多方责任主体，因管理而产生的纠纷责任主体划分将成为一个难题。因此，在政府治理模式下需要一个新的责任认定体系，明确各主体责任范围，划分责任标准，明晰追责机制。
四、法治对政府治理效果的改善机制
1、实现政府职能和权力配置的法治化。政府职能的确定是开展一切政府治理行为的根本，主要内容是在宪法的框架内明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管理权限，应该由市场实施的权力交由市场，应该由政府实施的权力返还给政府。重点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政府做好相应的监管工作，保证市场运营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务的处理，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先天不足，引导社会组织在合理界限内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
2、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在政府治理模式下，市场、社会组织、个人与政府一起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该模式改变了传统政府单一的管理模式。使管理者和相对方之间单纯的关系演变为多层次、多角度的合作治理关系。行政主体的多元化会对传统的行政组织理论带来冲击，建议修改相关法律规定，以法律确认社会组织的主要职权，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3、行政行为的规范化。首先是行政行为的多样化。在国家治理模式下，行政行为因治理主体的多样性而变得多样化，协商合作将成为主流。首先是共识增多。国家治理模式下，治理主体间协商和交流显著增多，政府只需要做好监管和引导。其次是柔性行政行为增多。社会治理民主化思维将会成为重要的治理思想，引导、鼓励、倡导、说服等柔性行政行为将成为政府治理方式的主流。最后行政行为法治化。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会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行政行为也会及时得到纠正和规范，这最终会促使行政行为逐渐法治化。
【参考文献】
[1]石佑启,张水海.公众新期待下的权力配置改革[J].人民论坛.2012(19)[2]刘明.尊重“差异”与“包容”的交往民主———艾利斯·扬对协商民主的批评与超越[J].社会科学文摘.2018(07)
[3]孙彩红.从社会组织审批权分析权力配置和简政放权[J].湖北社会科学.2018(03)
作者简介：曹春妍（1985—），女，辽宁沈阳人，2017级沈阳
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改革。中国政府治理的法治路径研究
■
曹春妍（沈阳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