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門閥政治與士族社會
第一節 東晉南朝的政治與社會
第一段課文引導
三國時代大事年表
官渡之戰與赤壁之戰
曹操（西元155－220年）
1.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瞞，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
2.東漢末年，在與黃巾軍作戰中起家，獻帝初平二年（192年）據有兗州，並收編青州黃巾，
用其精銳建成「青州兵」。
3.建安元年，將漢獻帝迎到許（今河南許昌），自任丞相，把持朝政。在諸侯爭戰中佔據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勢。
4.他在官渡之戰中戰勝了袁紹，統一了北方。
5.建安十三年，在赤壁被孫劉聯軍打敗，退回北方。
6.他在北方大興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專營，使轄區的社會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7.(1)在政治上，他任人唯賢，唯才是舉。
(2)在軍事上，他戎馬一生，身經百戰，精通兵法，在戰略戰術及軍事理論上都
有建樹。
(3)文學上，他擅長詩歌，一些作品如〈短歌行〉等更是千古名篇。曹操可說是
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
劉備（西元161－223年）
1.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今屬河北）人。
2.東漢皇族的遠支，自幼家貧，以販鞋織蓆為業。
3.在東漢末諸侯割據中，起初無自己的地盤，先後投靠過公孫瓚、陶謙、曹操袁紹、劉表，後在荊州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輔助。
4.(1)赤壁之戰中，聯合孫權打敗曹操，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礎。
(2)以後又進兵益州，奪取漢中，建立了橫跨荊益兩州的政權。後來荊州又被
孫權佔領。
5.(1)西元221年在成都稱帝，國號漢（史稱蜀或蜀漢）。
(2)次年為報吳奪荊州及殺關羽之仇，發動了對孫吳的進攻，在夷陵之戰
中為吳將陸遜所敗，狼狽逃回白帝城，不久病歿。臨死前將蜀漢及後主劉
禪託孤於諸葛亮。
孫權（西元182－252年）
1.孫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孫堅次子，孫策之弟。
2.建安五年孫策死後繼任統領江東諸郡。他與劉備聯合，在赤壁之戰中擊敗曹操。曹操退回北方後，他又與劉備爭奪荊州。
3.建安二十四年，乘荊州關羽北上伐曹魏之機，襲擊荊州，並殺死回援荊州的關羽。此舉令劉備興兵伐吳。
4.由於北方曹魏的壓力和蜀漢放棄奪回荊州，孫權和蜀漢又重歸於好，共同對付曹魏。
5.西元229年在武昌（今湖北鄂城）稱帝，國號吳，不久又遷都建業。
6.孫權統治江東五十餘年期間，江南地區的經濟、文化都有長足的發展。
三國的比較
司馬氏政權的建立
西晉的建立，在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父子三人手中已經完備。司馬氏政權的開創者為司馬懿，他曾任曹魏的尚書、御史中丞等要職，屢次率兵阻止蜀漢的北伐，平定割據遼東的公孫淵，因而威望日盛，控制了曹魏的政權。在他死後，其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繼掌權，專擅廢立，曹魏朝政完全落入司馬氏之手。司馬昭死後，其子司馬炎篡位，曹魏滅亡。
占田制與蔭任親屬制
占田制：
規定官吏以官品高卑貴賤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頃，每品之間遞減五頃，至第九品 占十頃。
蔭任親屬制：
1.規定官吏可以按照品級的高低蔭庇親屬，多者可以至九族，少者可以蔭三世。
2.除親屬外，還可以蔭衣食客及蔭佃客。蔭客制使官僚蔭客受到法律保護。蔭是庇蔭，受庇蔭的王公貴人子弟或佃客、衣食客得以免稅免役，只要對庇蔭者承擔義務，因此平民爭相賣身投靠。於是世族擁有大量的私附勞動人口，再加上占田制得以占山封澤兼併土地，因此世
族的經濟力量雄厚，得以擁有政治及經濟上的特
權。 八王之亂 背景： 1.實行封建：晉武帝鑒於晉的篡位輕易
成功，是由於曹魏未行封建之故，所以即位後大封宗室及子弟為王。諸王在自己的封國，得自選文武官吏，並擁有自己的軍隊，於是諸王成為一方諸侯，朝廷難以節制。
2.撤除州郡武備：晉武帝鑒於漢末州郡兵權太重，演變成群雄割據，所以在太康元年（西元280年）平吳後，認為天下已定，便撤除州郡武
備。
3.由於以上措施，使封建諸王各擁強兵，王國的
軍隊成為國家的主要武力
，於是造成外重內輕的
局勢，遂釀成八王之亂。
過程：
1.晉惠帝時，皇后賈氏為能干政，聯合東海王殺輔政大臣楊駿，並推汝南王輔政，汝南王專斷，賈后又聯合楚王誅汝南王，最後再以「專殺」的罪名誅楚王。
2.惠帝永康元年，趙王舉兵誅賈后，廢帝自立，引起諸王的不滿，聯合攻打趙王，迎惠帝復位。之後惠帝被殺，懷帝即位，歷經十六年的八王之亂乃告結束。
影響：
1.造成中央及地方的混亂，導致西晉覆亡。
2.諸王利用胡族加入混戰，致使胡人進入中原，引發永嘉之亂。
3.激烈的戰爭使西晉對入侵的外族無力抵抗。
永嘉之亂
胡人內徒，劉淵稱帝：東漢以後，匈奴、羯、鮮卑、氐、羌等西、北邊境的胡族逐漸內徒，與漢族雜居，其中匈奴人是最為強大、首先稱王的。東漢時，北匈奴在漢軍的打擊下逐漸西遷，而南匈奴則相率內徒並歸順於朝廷。後來因全國割據混亂，并州的匈奴族首領遂擁眾據
土。他們自稱是兩漢皇室之後，打著恢復漢朝的旗號起而反晉。西晉永安元年（西元三○四年），正當晉室諸王還在自相殘殺之際，匈奴人劉淵稱大單于，旋遷稱漢王，建元元熙。至永嘉三年（西元三○八年），劉淵更進一步稱帝，定都於平陽。
洛陽陷落，懷帝被擄：劉淵在建國之後，即屢屢派兵攻晉，佔領了上黨、太原、河東、平陽等郡，後又派其兒子劉聰、族子劉曜等進攻西晉首都洛陽，使京師大為震動。永嘉四年劉淵死，子劉和嗣之，不久和弟劉聰殺和而自立為帝。永嘉五年，劉聰派劉曜、石勒等將兵進攻西晉，打進了洛陽，晉懷帝也被擄北上。劉耀等焚燒宮廟，逼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因此事發生於懷帝永嘉年間，故史稱「永嘉之亂」。
第二段課文引導
王與馬，共天下
司馬睿從東渡到登基，主要依賴了北方大族王導、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王氏兄弟權傾內外，司馬睿不過是徒有虛名而已。但司馬睿對王導始終十分尊敬，稱王導為「仲父」。歷元、明、成三朝，王導的地位一直十分崇高。成帝給王導的手詔總是用「惶恐言」、「頓首言」、「敬白」之類的語言，他還親自駕臨王導的府邸，禮敬王導的妻子。王導每次上朝，晉元帝都要起立相迎。所以「王與馬，共天下」的典故有著實際的歷史含意，反映了東晉門閥政治的特殊背景。
瑯琊王氏
琅琊王氏是北方的望族，晉元帝起初對其十分親重，但當王導與王敦權力日盛時，元帝便對王氏起了疑慮，尤其是王敦。他為人桀傲，元帝對他深感畏忌，便以其他的軍事將領牽制王敦，導致王敦叛變，從此王敦便專擅朝政，元帝死後他更萌生篡位的意圖，但卻因身染重病而失敗。值得注意的是，王敦雖然叛變，但卻無損琅琊王氏一家的地位，王導因未附逆，仍受晉室重用而未受影響，琅琊王氏依然是高門望族。
僑姓與吳姓，郡姓與國姓
僑姓：西晉末年大亂，中原的世家大族相繼南遷者，自視甚高，他們仍以中原望族自相標榜，號為「僑姓」，以王、謝、袁、蕭為大。
吳姓：東南地區，自孫吳以來的當地大族則號為「吳姓」。以朱、張、顧、陸為大，但吳姓的地位不及僑姓。
大體來說，東晉及南朝政府對南士採取排斥的態度，南士也不肯與之合作，因此南方土著士族與北方僑民之間隔閡甚深，但是在東晉建立之初，因為基礎未固，為了對抗北方胡族的威脅，仍然盡力拉攏南方世族。
郡姓：居留在中原的士族，北朝君主沿用他們為輔佐，所以世族的特殊地位並沒有因戰亂而衰落。但他們不願與胡人相混，為了區別胡漢，便在姓氏之上冠上郡名，號為郡姓，例如范陽盧氏、太原王氏等。
國姓：國姓是指北魏孝文帝漢化時鮮卑人所改的漢姓，如：元、長孫、宇文等。
南方世族等次的劃分是根據其族的傳統地位及聲望，為社會所公認，政府無法左右。而北方大姓的等次除了由社會公認外，朝廷也為之劃定標準，作為選任的參考，在南北朝時代，世族已發展成一種具體而完整的社會階級，與其他階級有著極明顯的區別。
祖逖與桓溫的北伐
祖逖：
1.范陽人，永嘉之亂後，率親族至淮泗避難，素懷恢復宏志。
2.北伐：
(1)上書北伐：元帝即位，上書北伐，自行招募士兵，擊楫渡江，以廓清中原自
誓。
(2)收復失土：祖逖渡江後，次第收復黃河以南許多土地，與石勒隔河對峙八年。
(3)前功盡棄：因得不到後方援助，憂憤而死，收復的土地又為後趙所奪。
桓溫：
1.為荊州刺史，鎮守江陵。
2.北伐之前：
(1)首滅成漢，盡有長江流域。
(2)受朝廷忌憚，反支持揚州刺史殷浩與之抗衡。
(3)殷浩屢次北伐皆失敗，因而被廢，桓溫於是獨攬大權，展開三次北伐。
3.三次北伐：
(1)期間曾收復洛陽，上表請求還都，但朝廷習於苟安而未採行，洛陽再陷。
(2)自後趙亡後二十年間，北方並無強大力量，東晉正是廓清中原的好時機，可
不能上下一心，內部互相猜忌，終致一無所成。
東晉北伐無成的原因
1.朝廷多方牽制：東晉王室害怕北伐將帥功高難制，故對他們多方限制、監督，不肯充分信任與支援。
(1)祖逖之北伐曾受晉元帝之掣肘。
(2)桓溫反對「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的苟安態度，請求還都洛陽、「一
切北徙」，但上表至十數次均不得批准。
2.東晉的世族多苟且偷安：當時皇室和南來之北方世族均把江南當作人間樂土，醉生夢死，貪圖苟安，胸無大志。
(1)有的大臣認為「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還都洛陽係「捨安樂之國，
適習亂之鄉」。
(2)江南本地的望族受朝廷重用，也不希望皇室北還。
(3)南北世族對寒族出身的將領更是多方排斥、處處牽制。
3.內亂頻連不斷：東晉偏安江南，大權多握重臣悍將之手，致內亂頻生，如王敦之亂、蘇峻之亂以及桓玄篡立等等，影響了北伐的根本大計。
4.北伐的將帥多心懷叵測：北伐將領之中固不乏忠義之士，如祖逖等，但也有具有政治野心的人物，如劉裕，每每權衡個人之利害得失，未能將北伐堅持到底。
5.當時北方胡人武功頗盛：五胡之政權雖呈割據紛爭之態，但整個北方均為其所佔，勢力十分龐大。加以胡人多勇敢驃悍，一時很難制服之。
6.東晉自身的「不爭氣」：晉室南遷後，並無認真汲取西晉滅亡的教訓，反而承襲了西晉之腐敗政風，且從南渡以後不斷發生重臣悍將之叛亂，自身十分虛弱。
前秦苻堅勵精圖治，統一北方
1.任用賢良：苻堅即位時，前秦社會一派混亂。他廣招賢才，提拔重用了一批精明廉潔的漢族士人參與朝政，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寒門出身的王猛。
2.推行教化：
(1)積極恢復太學和地方各級學校，廣修學宮，招聘滿腹經綸的學者執教，並強
制公卿以下的子孫入學讀書。
(2)苻堅還親自挑選品學兼優的學生，讓他們到各級權力機構任職。同時規定俸
祿百石以上的官吏，必須「學通一經，才成一藝」，否則一律罷官為民。
3.勸農桑，修水利：
(1)下令開發礦產林木，解除限制河流湖泊漁業的禁令，使國家和老百姓共同分
享。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使人民獲得休養生息。
(2)爲解決關中地區易旱的問題，下令逕水上游，鑿山起堤，疏通溝渠，灌溉梯
田和鹽鹼地，使荒蕪了多年的田地又重新長出了五穀。
(3)多次派使臣到各地巡視，推廣先盡的生產技術，獎勵努力耕種的農民。
王猛的臨終諫言
前秦建元十一年（西元375年），王猛病危，苻堅親臨探視，並詢問後事。王猛臨終前，語重心長地對苻堅說：「晉朝雖然僻處江南，卻是華夏正統，目前上下安和。臣死之後，希望陛下千萬不可圖謀伐晉。鮮卑、西羌等歸降貴族終懷貳心，是我們的仇敵，遲早要成為禍害，應該逐漸剷除他們，以利於國家。」
淝水之戰
1.原因：前秦苻堅自奪得帝位後，以王猛為相，統一
北方，便欲南下侵晉，王猛曾加以勸阻。
2.過程：
(1)王猛死後，苻堅即於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西元
383年）以步騎八十餘萬大軍南下。
(2)此時東晉宰相謝安命謝玄、謝石等督軍八萬抵
禦，兩軍隔淝水而陣。
(3)晉軍利於速戰，便用計請秦軍稍退以便晉軍度過
淝水一決勝負，苻堅本想
將計就計，趁晉軍渡河時截擊，不料秦軍一退，晉
軍便大呼秦軍已敗而退兵，秦軍信以為真，一退不
可遏抑，晉軍渡河急擊，苻堅敗退北方。
3.結果：淝水一戰，前秦從此一蹶不振，北方再度
陷入分裂割據的局面，決定了南北繼續對立的大
勢。
淝水之戰前秦失敗及東晉勝利的原因
前秦失敗原因：
1.苻堅恃眾而驕，自恃武力強大。
2.連年爭戰，兵疲民困。
3.部隊組成分子龐雜，人各異志。
東晉勝利原因：
1.宰相謝安大敵當前，臨危不亂，安定了民心士氣。
2.晉人有同仇敵愾的心理。
3.北府兵驍勇善戰。
北府兵與府兵
兩個山頭－中央與地方的爭鬥
東晉時，荊州刺使的轄區達全國半數領土，掌握重兵，可以遙制朝廷，甚至稱兵作亂；揚州則作為「王畿」，地位在諸州之上，號稱神州，屯駐重兵，成為外抗胡人、內防叛亂的軍事重鎮，兩地因此成為東晉的心腹大患。但東晉中央不知自強而專事猜防，徒增中央與地方的交惡，內部自我耗損，因而不能挽回外重內輕的局面，也不能一心對外。東晉不能有所作為與中央和地方勾心鬥角的牽制局面有很大的關係。
第三段課文引導
南朝政權的遞嬗
梁武帝的教育制度與取才辦法－擴充國子學
梁武帝天監四年（西元505年）恢復設置國子學。
1.凡五經博士各一人，每人主持學館一座。
2.每館學生數百人，由國家供給所需衣食。
3.經過考試，能夠通經者，由政府授與官職。
梁武帝對國子學的擴充不但能振興學術，也為寒人打開入仕的門路。梁武帝所設的國子監中，通過明經考試，任為官吏者，似乎沒有名額的規定，也沒有門第的限制。《隋書?百官志》曰：「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梁武）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俊才，不限人數。」這是為寒門有意入仕者開了一條路。
對士族的禮遇優於東晉
1.占山格的頒布：東晉王導當政時曾嚴禁占
山護澤，但實際上卻是禁止不了，而且在
士族所占的山澤中，民眾若要採薪漁釣，
還必須向士族繳錢，甚至不准採釣，這對
山澤的開發造成了不利的影響。南朝宋武
帝時便頒布占山格，規定士族所占的山澤
若是已有經濟生產開發，便不加追奪，若
是沒有開發的山澤則要收回。占山格的頒
布一方面給予士
六．学员书评 本书名为《东晋门阀政治》，自然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这“门阀”二字，何为门阀。“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时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广义上的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狭义地讲，门阀制度特指魏晋时期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世家大族控制朝政所依附的制度。而本书作者田余庆所论证的门阀政治更偏向于狭义的门阀这一概念，但并不完全相同，作者认为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是皇权政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这与之前的学者所认为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有所不同。作者在书中论证了其观点的合理性。在我阅读此书时同时查阅了其他冶史者的不同观点作为对比。 在论述门阀政治时从其认为的开端“王与马共天下”讲起，从两晋之间的社会大背景出发，阐述了门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王马结合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晋八王之乱后期司马越与王衍的关系。惠帝末年和怀帝时期的西晋朝廷，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操持政局，有士族名士装点其间，实际上是“王与马共天下”最早的一种组合。这种结合既有政治因素，又有一定的地域相系。不过此时的“共天下”并未达到东晋时期的局面，应该注意的是由司马越、王衍在洛阳的关系派生出司马睿和王导在徐州下邳的关系，这才是门阀政治的真正开端。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根本原因是东晋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的永嘉之乱毁灭了几乎全部的西晋王室，由于皇族劫余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靠具有号召力的士族琅琊王导。这即作者在书中所提起的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之一皇权不振。 在对门阀政治的维持方面作者认为颍川庾氏起了很大的作用。庾亮在王导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巩固了门阀政治。其体现在，在王导受王敦之乱急于保护家族利益之时庾亮抵抗住了皇权对门阀政治的一次重大反抗。作为门阀政治
学校：贵州大学学院：人文学院 专业：历史年级：081 姓名：孔祥涛学号：080501110109 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演变与国家命运 摘要：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长期处于分裂对峙状态，未能形成全国性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政权更迭频繁，但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其中门阀士族制度就是这一时期特有的，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这一制度的特点。门阀士族制度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这一制度在这些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并对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门阀制度在这一时期盛行，不仅垄断了经济、政治、军事，同时还垄断了文化，所以这一时期的门阀士族在国家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国家的政权的稳定以及盛衰兴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种制度又需要依赖国家而存在，国家的政策以及皇权的发展都会影响这一制度的发展，所以国家的盛衰兴亡、国家政策以及皇权也反过来影响了门阀士族的壮大和缩小。 关键词： 门阀士族制度特点发展过程关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特权 国家命运影响门阀士族制度 正文： 特点：门阀士族在政治上享有世代为官的特权，经济上可以按官品占田和本人及家属、衣食客、佃客等免除赋役的特权。除此之外，他们还有逍遥法外权。西晋王朝对士族犯罪每从宽惠，不论定罪和量刑都另立标准。士族犯罪，按照“八议”⑴，即按照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可以减刑和免刑，或者用金钱来赎罪。所以后来东晋熊远说：“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⑵谈到门阀
士族制度自然不能忘掉这一时期特有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九品”即士人分为九等，“中正”是评定士人的官，多由世家大族担任。因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为士族地主巩固其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当时，家世是定“品”的唯一标准，所谓“计资定品”，就是以门资、官资作为决定品弟的依据。世家大族利用这一制度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门阀士族制度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制度不是在魏晋南北朝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武帝以后，两件事深深影响了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一是大土地所有制发展，二是儒家被定于一尊；一些大地主与儒学相结合，就可以世世代代做官。他们被称为“士族”或“世族”。 孙吴政权仰赖东汉以来江东地区业已成长起来的世家大族作为它的政治基础。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东汉以后，“选士而论姓族阀阅” ⑶，一批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开始形成。东汉中后期已经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地方大族基本上垄断了地方政权机构，其中不乏世代为朝廷公卿的显贵家族，他们族大宗强，世代宦官不觉，被称为世家大族。东汉末年政治纷争及社会动荡时期，世家大族极为活跃，三国魏、蜀、吴政权的创立，或多或少都与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有关，之所以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与世家大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吴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之上，江东世家大族的盛衰也与孙吴政权的强弱息息相关。孙吴时期是江东世家大族政治势力急剧扩张的时期。孙权继兄统事之后，迫于内外严峻形势的压力，开始积极争取江东世家大族的全力支持，孙氏政权开始了与江东世家大族之间的政治合作。江东世家大族进入孙氏政权之后，凭借其雄厚的地方势力基础，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迅速扩张力量，并对孙吴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孙吴政权的前期，由于与世家大族保持和睦的关系，孙吴的国势也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到了中期，由于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过度扩张，他们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开始恶化。到了孙吴后期，孙吴国势更加衰落。虽然江东世家大族竭力支撑危局，但是政局
[一]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以现代历史学家独有的眼光，重新审视了门阀政治的产生、兴盛与衰败的全过程，并提出了严格的门阀政治仅存于东晋一朝的新观点。全书以东晋几大门阀士族的兴衰为叙述基本，从中窥探门阀政治的内在模式与变化规律。这几大士族包括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与太原王氏。除了门阀士族，本书也大篇幅论述了京口重镇的经营与流民帅问题。笔者于前几日浅读此书，自觉个中观点新颖前瞻，学术价值极高，故而著文以概述本书观点，并欲略谈笔者浅识。 本书从门阀政治的开端，即“王与马共天下”讲起，从两晋之间社会大背景出发，阐述了门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王与马共天下”的雏形形成于西晋八王之乱末期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结合。东海王司马越与琅琊王衍的结合，既有地域相系的原因，又是政治结合的结果。不过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此时的琅琊王氏只是司马越幕僚中重要士族之一，并未达到东晋“共天下”的局面。而从司马越阵营中分化出的司马睿与王导的结合，才真正成为门阀政治的开端。 继之而起的是颍川庾氏。以庾亮为代表的颍川庾氏是门阀政治的巩固者。书中着重描写了颍川庾氏与琅琊王氏在地方与中央权力上争夺的激烈状况，焦点在于江州的争夺。随后是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这两者把东晋门阀政治推向高潮，着重表现为淝水之战的胜利。孝武帝时期，门阀政治逐渐衰落，表现为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等皇族谋求皇权振兴并使皇权政治逐步走向正轨。随着太原王氏的衰落，门阀政治走向了终点，北府兵将领刘裕和道教徒孙恩、卢循成为其掘墓人。 田余庆先生在书中始终强调，门阀政治存在的一大条件是皇权不振。自琅琊王司马睿移镇江左，他急需依靠琅琊王氏在侨姓士族中建立声望，并且在吴地立住脚跟。司马睿本身的声望较卑微，对门阀士族的依赖性就更深。这就为东晋一朝皇权不振的局面买下了伏笔。而门阀士族通过与皇族的合作，提高了社会声望，增强了社会影响，更助长了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从这一点中可以窥见到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间微妙的关系。田先生把门阀政治称为皇权政治的变态，总体上仍然把它归结于皇权政治。这也是终东晋一朝皇权虽微，国鼎犹存的原因，门阀士族依然需要依靠微弱的皇权来维持家族地位。 门阀政治存在的另一个条件，即为士族专兵。书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京口重镇的经营问题，并且始终可以窥见荆扬交锋对东晋政局的巨大影响。郗鉴经营的京口重镇成为士族之间全力争夺的焦点。而流民帅出身的郗鉴也很好的起到了士族之间、尤其是荆扬士族之间的缓冲作用，成为拱卫建康京师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而此后谢玄组织的、依靠京口兴起的北府兵，成为淝水之战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刘裕的带领下成为晋朝的掘墓人。此外，荆州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襄阳一带的流民武装，成为荆州与扬州中央相抗衡的重要砝码。从士族专兵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民帅与士族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东晋最重要的武装力量来自流民，最重要的政治角色属于门阀士族。士族为保持其在东晋朝廷的独特地位，必须手握重要兵权，因此有士族与流民帅的合作，如郗鉴与琅琊王氏的合作。同时，掌握兵权的流民帅与士族并非完全一个阵线，双方也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在共同利益上毕竟有所出入，因此两者又有相互猜忌甚至敌视的情形，比如苏俊祖约的叛乱。 本书中也着重强调的一点是，门阀士族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平衡。构建这种平衡格局的关系主要包括皇族与门阀士族的关系，门阀士族与流民和流民帅的关系以及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皇族衰微，却依然维持，门阀士族依然顾及晋朝名位的存在，这从门阀士族反对桓温篡晋可见一斑。流民帅与门阀士族的平衡上文已简述。至于门阀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一种对内的激烈竞争和对外的共同对敌。内部的竞争体现为家族利益在国家政治格局层面中的矛盾。外部的团结对敌表现在对待北方少数民族与国内其余有碍门阀政治的政治
浅析“王与马共天下”门阀政治——读《东晋建国》有感 学院：外国语学院 班级：英语2班 姓名：郭子恩 学号：2010202140
浅析“王与马共天下”门阀政治 ——读《东晋建国》有感 前言: 在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以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制度潜移默化地在变化，而其中在东晋时期出现的“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尤为特殊。一方面，皇统司马氏丧失权威，有名无实，但仍保留了号召力；另一方面，以琅琊王氏为首的士族虽不能取代司马氏皇权，但却对皇权的行使起到既牵制又维护的作用。所以说，门阀政治是皇权与士族势力达致平衡的结果。东晋士族与皇权共治的门阀政治对后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所以我就以此为话题探讨一下“王与马共天下”背后的意义。 关键词: 王导司马睿士族皇权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以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下，门阀政治格局的产生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在“王与马共天下”一说之中，“王”所代表的是以有翼戴之功的琅琊王氏为首的士族，而“马”所指的当然就是皇统司马氏。而两者的矛盾与斗争又是怎样产生的，以至于两者最终决定选择互相妥协达致平衡呢？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而门阀政治的历史背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东晋政权的建立 西晋末期，政局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司马氏政权风雨飘摇。而此时的江南地区士族势力强盛，中央实际上无力控制这股士族力量的蓬勃发展，因此出现了政治空白，从而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士族石冰和陈敏之乱。当是时，陈敏已据江东，然“陈敏刑政无章，不为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为患；顾荣、周玘等忧之”1。由此可见，在那个时候，士族石冰、陈敏等作乱之徒都有他们的政治势力所在，所以他们的企图曾一度到手，但是由于顾荣、周玘等人都认为陈敏此人地位卑微才略不足，难成大器，遂连通甘卓等讨讨伐陈敏，为后来司马睿渡江南下平定叛乱，进入建康扫清了障碍，这是东晋建国的先决条件。所以，可以说，东晋建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士族推动的，士族在一定程度上是司马氏建立东晋政权方的开路先锋。 但是南方士族为什么拥护司马政权呢？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在西晋灭亡之际，武、惠、怀、愍诸帝已无合法继承人，司马睿虽是疏属，毕竟仍是宗室，这是他比其他任何士族优越有资格建立政权的地方。另外，当时在北方胡族的入侵压力下，门阀士族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岌岌可危，威胁重重。只有尊奉司马睿为帝，才有可能在江左建立新王朝，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为了有力地牵制皇权，单单一个士族群体是不足够的，唯有与北方士族建立成一
魏晋南北朝史名家 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學術界所稱譽的“四大名旦”為：唐長孺、周一良、王仲犖、何茲全。被譽為“四小名旦” 為：田余慶、韓國磬、高敏、萬繩楠。 1、唐长孺（1911——1994 ）教授。江苏吴江人。1932年上海大同大学文科毕业。毕业后在兰田国立师范、武汉大学等单位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并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早年从事中国辽、金、元史的研究。1944年后，专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并从事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 自1955年以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等先后出版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至九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等学术专著。多次发表研究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论文。唐长孺广泛参加史学社会实践。1961年，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分册）》。从1963年起，主持并参加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的点校工作。1975年，经他倡议，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组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由他任组长主持整理工作，并主编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等书。1955年以来，唐长孺招收并培养了多批研究生。他领导成立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是一支学风严谨、成果显著的较完整的学术梯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
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并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隋唐五代部分）、《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等。 2、周一良：（1913——2001）中国历史学家。早年曾用字太初。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青岛。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8岁入塾，习经、史、子书，后加日文、英文。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1944～1946年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1946～1947年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1952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曾兼系主任。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 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论集》包括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民族、典制、史学等方面问题的论述，《札记》则重在诠释史料。两书皆立论严谨，富于创见，往往从对具体问题的精当考辨中揭示出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推重，如《乞活考》等文每为有关论著所援引。 3、王仲荦（1913——1986），教授。浙江余姚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曾任上海太炎文学院、中央大学、山东大学教授。
《东晋门阀政治》读书笔记之王羲之和布偶 猫 您的位置:>读书笔记>关于《东晋门阀政治》读书笔记之王羲之和布偶猫的范文 《东晋门阀政治》读书笔记之王羲之和布偶猫 ：|发布：2016-07-0309:54 王羲之和布偶猫：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学到一个关于王书圣的成语，叫做“东床快婿”。这一段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世说新语笺疏雅量第六》：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妈的百度百科的断句也是醉了差点跟沟里）。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中小学的教科书一般都会说，郗太傅是听闻琅琊王氏子弟英俊才找人去挑女婿的，这就非常让人羡慕了。我字一向写的不好，对《兰亭集序》的十七个“之”字的写法没什么感觉，当时只觉得有性格就是屌啊，长得帅就是好啊，躺在床上就有老婆了，简直人生赢家。可惜自己就没这个长相…到大了多读些书，才知道这个事情其实没那么潇洒俊逸。 王丞相是王导，郗太傅是郗鉴，这是强势崛起的新门阀和南渡以来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琅琊王氏之间的妥协。郗鉴在京口任武职，刺江州，不但掌握了建康的上游门户，还在荆、扬对峙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京口在南北朝是什么地位自然不必再说，江州则供给建康食米和兵源，后来的历史一再证明，失去了京口重镇和江州，则南朝中枢令不出三吴，实力比方伯还不如。一旦江州倒向当时已不在王氏掌握中的荆州，对中枢的王导构成
致命的威胁；而郗鉴本人也需要保存实力以自重，他畏惧王氏的军事实力和声望，不可能彻底倒向荆州的陶侃、庾亮和流民帅。所以对于郗、王两大豪族来说，妥协是最好的决定。妥协的方式就是姻娅。 田余庆说得好，郗鉴嫁女，“先求族，再求人”。先选定了琅琊王氏，再从中择一子弟，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余地。实际上整个郗家，都是从琅琊王氏择取婚姻伙伴的。依我看郗鉴挑人的水平也就是个中平，王羲之书法自然没话说，可是政治水平就菜了一些。《郗愔传》“愔在临海，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恂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我要是郗鉴，血都要吐出来了，娶了自己女儿的货，带着儿子一起玩儿旷达，修黄老之术。妈蛋玄学这东西拿来装点一下门面就可以了呀，郗愔将来至少要做个刺史，不干点正事怎么行呢？ 说起来郗太傅是东晋人物里我比较佩服的一个，郗家南渡之前默默无闻，甚至修家谱的时候都只上溯三代，是司马越王府的长史。如此寒微的身世，又没有兄弟帮衬，他一个人在南朝闯出了偌大名头，非但掌控江州、京口，还一度过江入主中枢。这样的人在后来还有一个，他叫桓温。这两个人真是太不容易了，要知道即便是谢安也有同代的兄弟相互帮衬，并不是孤身建功立业的。所以说，郗鉴这货表面上弃儒从玄，实际是着力于事功，他会愿意嫡子郗愔跟着王羲之修黄老之术？见了鬼了。 有时候想想也觉得有趣，王羲之这个状态，其实很像是高级猫舍培养的布偶猫。本地就只有琅琊王氏这一家CFA认证的猫舍出品上等的布偶，郗家必须从这里选，于是郗坚选了看起来最好看的那一只，可惜王羲之虽然文采风流，却醉心黄老，他的几次政治判断我只能说……他也就是王导的侄儿，琅琊王氏的子弟，要不然这种只会和稀泥的老好人早就被人打死了。 布偶猫王羲之，参赛成绩不佳。 王献之和布偶猫： 琅琊王氏作为江左第一高门有多高，《世说新语·仇隙》说，“元帝用谯王司马承刺湘州，以遏王敦，为王敦弟廙所杀，多年以后，
《东晋门阀制度》以时间为线，氏族为章，讲了影响东晋政局的六个门阀士族，在最后又谈及了门阀制度的终结。整本书的脉络可以说是根据时间顺序，也可以说是根据东晋门阀士族“上位”的家族顺序来写。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读过以后让我觉得东晋真是一个最好的年代，这么多士族都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上位，体会一下掌权的感觉，东晋又是个最坏的年代，哪个士族也没能顺利的一直掌权下去。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是这个时代门阀政治的最佳诠释了。 以下为对应门阀士族表： 在整本书中我重点阅读是的是：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它分为： 一、桓温先世的推测 二、桓彝事迹杂考 三、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 四、桓温北伐与东晋政争 五、简文帝遗诏问题 五个部分，首先作者在开篇依旧是先考证桓温其人的身世。作者由桓温篡位之后执意只置一庙，庙祭及于父而不及于祖这一点和孙吴的庙制相类比，说明桓温的家族很可能是“孤微发迹”。并且根据比较可靠的《世说人名谱》中桓氏第六世中名讳缺失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推测出第六世可能就是受刑被诛的桓范。并且从桓范的身份，才学，嘉平之狱事件以及桓范的名讳序次多方面考证，更加确定了其推断的合理性。同时又单写一节关于桓范郡望的问题，充分说明了桓范既出谯沛，又被曹爽所敬，所以被嘉平之变牵连也是必然的。 然后作者并没有直接写桓温的问题，而是从其宗族开始写起，一是考证了桓温的身世，二是也有助理解后来桓氏在门阀政治中的表现。先写桓彝身世，通过其在《名士录》、《群辅录》中没有记载说明了桓彝在西晋并没有令誉。同时作者又通过桓彝的身世和年龄等证据指出了文献中有可能误记的地方（当然作者在整本书中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纠正
一、日本世袭政治 日本“世袭政治”是指世袭议员在当代政界占有很大势力，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日本内政和外交的政治现象。这种“世袭”，不仅仅是家产,名望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包括选举地盘即后援会，政治资金管理团体等的继承。本文探讨的“世袭政治”，主要指“世袭政治”对外交的影响。日本世袭政治是战后60年代以后开始凸显的一种政治现象，冷战之后越演越烈。在世袭政治的影响下，日本的对外政策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有利于日本与各国友好邦交的发展。然而于此同时在风平浪静的外表下面也存在着一系列的危机，如阻碍人才的选拔，诱发政治腐败等等，都在无形中侵蚀着日本民主的根基。世袭政治是长期发展演变的产物，是在短期内还没有办法根除的一种利弊相连的政治制度，在怎样走好今天的世袭政治之路上，还有很长的距离。 二、世袭政治产生的原因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选举制度的“规定”或“漏洞”，显然是造成“世袭政治”的一个主因。一方面由于日本选举制度和选区划分相对固定，无论是战后长期以来实行的中选区制度，还是改革后的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制，相对稳定的选区，为议员长期经营“地盘”，建立稳定的后援会，实行家族式垄断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日本选举制度对世袭子弟继承“三件神器”没有任何限制性规定。如果说“招牌”或“名望”继承属于精神遗产，无需进行实质性限制的话，那么地盘继承、政治资金继承就是实实在在的物质遗产。其中政治资金虽是“遗产”，可是根本不用缴纳高额的遗产继承税，便“凭空”得到一笔令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巨额财富。 而且，现行选举制度下候选方式的规定，亦有利于世袭子弟参选。日本国会选举的候选人分为个人名义和政党提名两种方式。如若以个人名义参选，获胜几率往往很小；而政党提名，一般需要得到拥有5名国会议员以上或在最近的众议院或参议院选举中得票在2％以上的政党推荐。世袭子弟可以凭借长辈或亲属的关系，轻而易举地得到政党的提名。有了政党支持比普通候选人获胜机会大大增加。 此外，政党政治和派阀政治也是“世袭议员”产生的重要的制度诱因。“金钱选举”、利益交换是“世袭政治”久盛不衰的经济动因但究其根本原因却只有两点，其一为日本自古形成的“家族性”；其二为二战后不彻底的农地改革。 一般认为，日本现代的世袭政治是在二战后形成的，但其渊源则可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二战后日本按照《波茨坦宣言》的要求建立民治政府，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在外力的影响下突然发生了政制的转变；不过，占领军当局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并不干涉日本政府的具体组成和运作。美国在日本没有实行在德国那样的军政，“而是君临于日本天皇和政府之上，”间接统治。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虽有权随时改变日本政府机构和更换不满意的人事，但美国占领日本的最终日标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和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11所以，除新宪法规定从向天皇责任转为“全体之服务者”（第十五条），即置天皇于无权之虚位，并改组参众两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给予普通民众选举权以外，并未影响日本官僚体制的传统。因未爆发过民主革命，人民的民主观念十分淡薄，世家门阀趁机利用自己在当地深远的影响力拉拢选票，使得二战后日本原来的上层阶级依然掌控着国家政权。
门阀制度的演变及其特点史料总结 201411204姚大伟（中国近现代史） 对魏晋门阀制度的理解与梳理 前秦的统一376年——淝水之战（383年） 淝水之战后，姚苌回关陇，羌族反秦。“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师，丁零杂虏，跋扈关、洛，州郡奸豪，所在风扇，王纲弛绝，人怀利己”。——《晋书》卷一一五《符丕载记》 北魏的统一439年——瓜步之战（450年）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423——452），先后灭掉匈奴族夏赫连氏、北燕冯氏、北凉的沮渠氏等，统一了黄河流域，与刘宋对峙，形成南北朝对立的局面。 450年瓜步之战后，刘宋的防线撤退到淮南，北攻南守的局面形成。 北周的统一577年——平陈之战（589年） 北周武帝宇文邕（560——578年在位），572年杀权臣宇文护后亲政，于建德六年（577年）征讨北齐，破其都城邺城，俘北齐后主，统一北方。 仕宦、大户之家门前记述功状的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阀阅“自先秦以来，阅仅指个人仕途中的功劳。东汉以后因世家大族兴起，一个家族中往往有多人出仕为官，于是出仕者的阀阅成为家族荣誉、声望的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阀阅相当于门第。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指出：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 东晋一代的政治史，大部分时间是表现为几个执政家族兴衰交替的历史。如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 关于这些大族的史料记载比比皆是。王导任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领中书监等职，王敦任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荆二州牧等职。可谓权倾天下。（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王）敦与从弟（王）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1 元帝（司马睿）正会，引王丞相（王导）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元帝）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2 （王敦）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元）帝畏而恶之。 既入石头（南京），拥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内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元）帝脱戎衣，著朝服，顾而言曰：“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琊，何至困百姓如此！“3 1《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2《世说新语.宠礼第二十二》 3《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变态与回归：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历程 阎步克 研究角度：制度史观 阎步克老师首先表明，随后所要讲的，等于是他的《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书的一个概述。此书观察魏晋南北朝史的基本角度，可以说是“制度史观”，意即，偏重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的特点及变迁。 具体说来有三点：第一是政治制度变化，如官制、法制和人事制度；第二是政治势力，即各种政治势力、集团、阶级或群体的相互关系、何种势力占据支配。第三是政治文化，它构成了一个体制的运作基础。同一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中的运作，可能截然不同。从制度、势力和文化这三个方面，比较魏晋南北朝与其他时代，可以让某些历史轨迹更为凸显。 变态的发生：士族门阀的兴起 周代实行分封制，诸侯各自建国，卿大夫则拥有大片采邑。周天子虽然号称天下共主，其实他根本管不到天下每一个农民，因为他不可能到各诸侯国去征稅, 只能以王畿为生。列国国君也不会到卿大夫的私人领地上去征稅。这跟与中世纪西欧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在那里，“The king sha I I I i ve of his own"。 周代又实行贵族政治，采用世卿、世禄和世官之制。大贵族世代为卿执政, 贵族子弟都有爵有禄，某些官职还可能由某家族世代把持，形成世官。世官往往需要专门技能，占卜之官、史官往往是世官。因世代做某官，那官名往往变成其家族氏姓了。如某家族世代占卜，后来便以卜为氏；某家族世代为史，后来便以史为氏；世代负责屠宰，后来就以屠为氏；世代制作毛皮衣服，后来便以裘为氏，等等。这叫“以官为氏”。 自秦以降，情况大变。秦始皇凭借郡县、乡里、什伍和户籍制，能让天下四千万农民都向其交稅、为其服役。清人赵翼称秦汉间是“天地一大变局”。一个布衣领着一群亡命无赖，几年后便成为天下之主，这都是此前历史从未有过的。一个流动化、功绩制的社会降临。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语，项羽“彼可取而代之”之鋅、刘邦“大丈夫当如是也”之言，都显示了此时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激发了底层的政治期望。进入汉代，先秦那些古老贵族彻底沦落，不可能靠旧贵族身份在政治舞台上展示自己了。 然而，“世家”在经历了巨大断裂后，两汉四百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积累。相关的世家可分三类，分别滋生于官场、乡里和士林。
东晋门阀政治读书笔记 【篇一：东晋门阀政治的感悟】 东晋门阀政治总结心得： 所谓门阀政治，与传统的皇权政治不同，是皇权与门阀的共治，即 皇帝大权旁落，士族把持政局的一种体制，即“祭则司马，政在士族 的政权模式”。我们要追溯门阀政治兴起的原因，当让要思考东晋时期，皇权不振，士族专权的原因。 东晋的门阀政治最开始是王与马共天下，王氏家族势力很大，王导 凭借在东晋建立前已经确立的很高的政治名望，在东晋建立时身居 高位，这更使得王氏家族在民间的声望有了很大的提高。王导的堂 弟王敦都督江、扬州军事，佣兵自重，后来叛乱，威胁晋室，这是 王氏。王羲之、王献之之流在民间的声望不是一般士族可以比拟的。这都是王氏家族势力巨大的表现。所以说，王氏家族把持朝政，就 像囊中取物。后来即使王氏家族衰落，可是士族不仅一家，淝水之 战后，陈留谢氏凭借在淝水之战中的优异表现，及不俗的军事力量，取代琅琊王氏，开启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此后，又有庾与马、郗 与马、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门阀政治的形成与维持，也有其制度保证。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为士 族控制政治权力，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 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地方上士族把持各级中正官，因而控制了官吏 选拔渠道，并通过源源不断地向国家输送预备官吏进而把持了政治 权力;二是中正官在选拔士人时任意高下，妄定资品，而中央主选尚 书对于资品获得的资格却难以复核、检查，因而对选官的控制能力 减弱;三是资品获得的标准主要是“门资”、“势位”，这就使得士族长 期把持政权，为成为世家大族奠定基础。九品中正制运行近半个世 纪的结果就是皇权统治在选拔、任用官吏方面受到士族控制，因而 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政治局面。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是偶然还是必然?当然我觉得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门阀政治也不例外。司马睿与王导的南渡，可 以说是门阀政治形成的偶然因素，没有南渡可能也就没有东晋一朝 了吧，没有东晋又哪来的门阀政治呢? 中学生课外阅读问卷调查
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 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与史料的细致考证和巧妙运用。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烦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一 作者在自序中说：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这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也是它的主要理论意义所在。 自秦统一六国，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就开始出现皇权政治，从此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在理论上，皇权至高无上。体现在制度上，便是全国任何重大政务，未经皇帝首肯、批准，便不能决定、执行。所以作者指出：“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它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
不可能超越皇权”（第340页）。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皇帝能基本掌握大权，推行皇权政治；但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出现其他政治、社会力量平行于皇权，以至超越皇权的现象。以上两种情况互有联系。由于皇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实际社会中，绝大多数皇帝，包括很大数量的驽钝之才，也可以推行或维持皇权政治。一些政治、社会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尽管控制皇权、觊觎皇权，仍然不敢不打着皇帝旗号，“假皇帝之名行事”。他们的权力，来自皇权政治，“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第340页）。 然而，以上两种情况又有区别。一个是理论上、制度上的皇权或皇权政治，一个是实际中的皇权或皇权政治。不能因为理论上、制度上皇权至高无上，就认为实际社会中也全都如此；也不能因为在特定条件下，皇权受人操纵，就认为皇权政治已被否定。只要社会经济基础不变，皇权政治始终起着支配作用。断定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它体现了理论上、制度上皇权、皇权政治，与实际社会中皇权、皇权政治的辩证关系。 长期以来，史学界探讨魏晋南北朝史，也往往使用“士族（或贵族）政治”
门阀制度（System of Dominant Family），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中古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至于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等特征，都是由前者逐渐派生的。所以门阀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社会制度的成分是次要的。只有到了隋唐以后，方才逐渐完全转化为社会制度，并最后退出历史舞台。门阀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而衰落于南北朝后期。 政治因素 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 经济因素 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原因 士族制度的盛行，依赖于统治阶级颁行的各项法令。法令的出台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主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3] 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东晋的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 表现 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
浅析权力平衡视角下的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以王敦之乱为 例 摘要 士族是两晋南北朝政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统治力量，在东晋时期基本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统治格局，整个国家的统治权力在皇帝与士族之间转换，流动，最终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平衡状态：士族势力难以叛乱，皇帝也难以剿灭士族势力，双 方“共治天下”。本文主要借助东晋“王敦之乱”为例，在权力政治观的视角下，运 用团体理论，分析在其中蕴含的权力流动与平衡，最终探讨在“共天下”模式下， 东晋的国家制度如何运行。 【关键词】：东晋士族皇帝王敦之乱权力运行 东晋立国江南，国祚百余年，在这期间士族依然如前朝般实力强大，成为掌 握了极大的国家权力一个个政治团体，从而造就了中国政治史上极具特色的“贵族政治” 时期。士族门阀是身分性地主，对东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东晋立国一直到国本稳固继续发展的一百余年间，士族与 皇帝之间形成了“共治天下”的格局，国家权力在皇帝与士族集团之间不断流动， 最终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种权力的平衡，也就是“共天下”的权力分配的 基本形式，也就是东晋的基本政治格局。对于这种权力的流动与平衡的专门研究 较少，以权力流动与平衡的视角看待东晋政治制度的运转也较少，本文在此基础上，对这方面进行浅析。 一、“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政治格局 晋元帝司马睿与琅琊王氏等北方士族入主建康以后，司马睿与王导坐镇建康，王导堂兄王敦在前线督军，督导军队沿江而上争夺上游诸镇。经过数年的讨伐战争，逐渐取得了对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控制，打通了建康地区与长江沿线其他地区，包括整个江东地区的联系，东晋格局江东的局势基本形成，王氏兄弟劳苦功高，又与晋元帝有一种“道义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在王导的居中策应之下，王敦最终“分陕”而治。而后，逐渐形成了《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中所著：“帝 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可以看出，琅琊王氏和西晋琅琊王司马睿的结合是在特定历史条 件下的产物， “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种政治格局主要体现 在东晋诸帝与王氏族人的关系上，其中，中枢政局以王导为代表，主要处理整个 国家的政策制定等内政。外围以“分陕”而治的王敦为代表，主要掌管军事外交。 到了后来，王敦的权力欲逐渐膨胀，以至于形成了史书所记：“专任闽外,手控强兵”，“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 同时，司马睿在地位稳固以后，又不满足于 与王氏家族“共天下”的统治局面，疏远王导，引刁协、刘魄以为心膂与王敦对抗，这场斗争终以王敦兵进建康宣告结束，王敦攻陷建康独揽朝政，后来在多方权力 运作之下被迫撤离建康，但是依然在武昌遥控朝政。最终，晋明帝在郗鉴、王导 等人的帮助下，趁王敦病重，消灭了王敦这个在众多权力主体中异军突起的权力 中心，最终在众多的政治团体中实现了一种权力的平衡。 二、王敦之乱的权力与矛盾 首先，从根本上来说，东晋时期，由于少数民族入侵，汉族第一次失去了中 原地区，民族矛盾上升为南北方的主要矛盾。东晋的建立是在少数民族入侵的情 况下，南北士族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需要一个双方共同认可的借口，这就是晋
第二讲士族门阀政治 一、东汉魏晋的士族发展 1、士族的概念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士族门阀阶级，他们几百年既垄断政治权利又垄断文化，构成了此期历史的突出现象。本讲把士族门阀阶级的兴起、特征及没落作为主题，同时也要了解皇权、贵族、官僚之间的关系。 周代的政治形态是贵族政治，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化的社会，社会制度比传统社会自由传统得多，因此我们对贵族政治比较陌生。传统社会，身份和财富政治地位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确实存在这样一种高贵的身份。周代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别，等级之间的凝滞性相当之强。周代各个阶级之间礼制和婚姻上的不平等。如婚姻上，勾践向吴求降：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比如饮食上，“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为国君者华之，巾以綌；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龁之。”这种情况到了秦汉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秦汉社会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尽管地位高低、权力大小和贫富的差距依然非常悬殊，但是身份的流动性非常大。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士族门阀政治，官僚开始出现贵族化，我们固可以认为这是历史的倒转，或者说贵族政治的回潮，这是历史早期或者中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唐宋明清，官僚政治在此复兴。贵族政治世卿世禄，官僚政治是选贤任能的，科举制采用考试的办法使得社会重新获得了流动性，给普通知识分子提供上升的渠道。科举制繁荣起来的时候，门阀政治衰落了。 清代郭某赠官僚蒋心余一副对联以阿谀拍马：一代翰林风月手，六朝兰锜谢王家。兰锜是兵器架，是高官才配享受的一种摆设。六朝有若干大士族，最著名的就是王谢，这两家不光世代冠冕而且文采风流几百年不衰，号称七代人人有集，直到六朝后，王谢这样的大家族仍然为后人所向往。学者毛汉光收集了中古士族称谓，他发现在这个时期，这些词大量出现在典籍之中：高门、门户、门地、门第、门望、膏腴、高粱、甲族、华侪、贵游、势族、势家、贵势、世家、世胄、门胄、世族、门阀、阀阅、名族、士流、冠冕、高门大族等。这样的词语被大量使用，恰好反映这是一个士族门阀的时代，士族门阀就是贵族化了的官僚。 2、东汉士族的发展 士族门阀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他们来自东汉士族的继续发展。中国士阶层经历了如下的发展，先秦表现为士人，两汉的主体为儒生，到了东汉末年出现名士，社会上出现了实力雄厚，人数众多，影响深远的名士阶层，魏晋以下这个阶层开始家族化，发展成为中古士族。其次，社会文教的破坏造成了学在家族。战乱使汉代遍及各方的私学毁于战火，只有少数家族才保存了文化。这样，王朝从这些少数保存文化的家族中来选官也是可以想象的。第三，政治动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 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个萌芽、形成、充分发展（又称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把士族制度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运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士族制度的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和科举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概念： 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特点（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经济上： 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 (3)社会生活： 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 演变 (1)萌芽（东汉） 政治：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经济：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2）形成（曹魏、西晋）
《东晋门阀政治》读书报告《东晋门阀政治》作者田余庆 此书论述了公元4世纪初年至5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此书偏重于政治史方面的研究，但不是全面的东晋政治史；它以江左几家侨姓士族的兴衰为线索进行考察，但也不同于各个士族门户的个案研究。 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是指本应是封建时代最高权力拥有者的皇帝，因为某些原因和士族分享权力共同治理国家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仍然是属于封建皇权的，但是却又与中国古代典型的封建王朝有着一些迥然不同的地方。晋南迁到江左后，因为实力和影响力不够强大，不得不借助很多大士族的帮助来巩固统治，东晋时期的政治就是最典型的门阀政治。甚至本书作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1 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统治，大都是皇权至上，由皇帝个人来决断国家大事，决定国家的走向。东晋时士族与皇帝分享了一半的皇权肯定是不正常的，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政治形式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必然发生的。 晋武帝司马炎驾崩，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因为司马衷生性愚钝无力控制朝政，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八王为了权力互相征伐，相继控制朝政，进行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长时间的国家宗族内战，极大地损耗了西晋的国力。甚至在战争后期司马颖和司马越为了胜利，司马颖引匈奴，司马越引鲜卑、乌桓进入中原以支持自己。八王之乱的最后，司马越杀司马颖成为了最终的胜利1作者观点引用自本书作者自序部分
者，拥有了整个西晋王朝，但却是一个残破的西晋。 之后匈奴刘氏和羯人石勒一起南侵，西晋由于之前的内乱国力衰微无力抵抗，最终王室贵族被屠杀殆尽，西晋也就此灭亡。司马氏仅存的司马睿不得不躲避胡人而南渡进入江左地区，在这里司马氏无力再像之前一样独自统领整个国家，不得不与一些世家大族分享国家的权力，这也就造成了后世百余年间的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 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马睿渡江至建邺，开始了东晋王朝。司马睿并不是是凭借一己之力渡江的，首先他是在王导和他的琅琊王氏的协助下南渡的，其次也离不开江左当地世家大族的支持。 渡江之后司马睿虽然成为了东晋的皇帝晋元帝，但东晋的实权实际掌握在王导手中的，司马睿对于王导是先任宰相，后称仲父。就在司马睿渡江后两个月，太妃去世，司马睿不顾一些朝臣的反对坚持回到了琅琊国奔丧，一个月后才又回到建康。皇帝随便就离开国都一个多月之久，更何况还是在刚立国后不久这一时间，这其中的原因大概不是司马睿本人太过任性。这只能是说明了东晋立国，国家的朝政大权根本就不在司马睿手中，国家完全都是由王导来掌控的，只要王导在建康在东晋，江左政治就有了重心。这也就说明了从司马睿南渡建立东晋的伊始，门阀政治就已经开始了，琅琊王氏也是第一个掌握朝政的士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王与马共天下”。 之后东晋朝中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要职都是有王氏家族的人所担任的，一开始司马睿并不甘心自己的国家被王氏所控制，也做出了一些应对。他任用刘隗、刁协、戴渊等人为官试图收回一些权力。王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王敦，当时的琅琊王立刻起兵叛乱攻入建康城，王导在这之中当然是暗中帮助王敦的。王敦攻入建康后马上将司马睿的一些亲信杀掉，将东晋更加牢牢的控制住。司马睿这时已经绝望了，放弃了抵抗，穿上了臣子的朝服来件王敦，让他取代自己来做东晋的皇帝。但是王敦并不想自己做皇帝，只是想继续巩固王氏的门阀政治。这次事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