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学 月 刊 2006年 第5期
解释革命的新路径
———评斯科克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
周立红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
[关键词]革命;斯科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
[摘 要]斯科克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是历史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该书从新的视角解释了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指出这三个革命同属改造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大众参与基础的社会革命,具有相似的因果关系模式。该书采用的非意志论结构分析和比较历史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K091(712)=5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20214(2006)0520101206
A N e w Perspective on R evolution
———A R evie w of St ates a nd Social Revol utions by Skocpol
ZHOU Li2hong
(Depart ment of History,Peking Universit y,Bei j ing100871,China)
K ey Words:revolution;Skocpol;S tates and S ocial Revol utions
Abstract:Skocpol’s S tates and S ocial Revol utions is a classical work about historical sociology.It interprets French Revo2 lution,Russian revolution and Chinese revolution f rom a new perspective.It points out that the three revolutions are so2 cial revolutions which reconstruct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political structure,reinforce the centralization,broaden the base of popular participation,and are of similar model of consequence.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on2voluntarism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istory used by this book have some limits.
《国家与社会革命》是美国女学者斯科克波于1979年出版的著作,刘北成先生翻译的中文版于1998年由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该书运用比较历史方法,从非意志论结构分析的视角,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进行了一番新的解读,指出三国革命具有相似的起因和后果,同属改造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大众参与基础的社会革命。该书无论从研究方法上还是理论创新上,都堪称美国历史社会学的路标之作,几十年来流传不衰。对于长期以来把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看做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把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看做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学界来说,这一观点无疑是有震撼意义的。近些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已注意到这本著作,在论著中引用或借鉴了斯科克波的观点,但对该书做系统评析的文章还很少见,笔者希望在这方面做一尝试。
一 该书的理论创新和主要观点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有一种革命罕见而重大,它是对一个社会的国家和阶级结构迅速、根本的
改造,还伴有一定程度自下而上的阶级暴动。这就是斯科克波定义的社会革命。在她看来,1787～1800年法国革命、1917～1921年俄国革命和1911～1949年中国革命都属于这种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这三国革命已是学术界的一个老话题,围绕它们已产生了汗牛充栋的著作,也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分析革命的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变革和阶级冲突的思想,以格尔为代表的聚众心理理论,以詹森为代表的系统/价值共识理论,以梯利为代表的政治—冲突理论。但斯科克波“透过人们普遍接受的各种革命理论中常见的假设和解释类型进行批判分析,概括地提出一些分析原则”[1](原序,xiii),采用非意志论的结构分析考察社会革命的原因和后果,从三个方面完成了革命理论的创新:
其一,斯科克波认为,任何一场成功的革命都不是由一种发动群众的、宣称革命的运动“制造”出来的。相反,只是在国家和阶级结构出现政治—军事危机时,革命形势才得以形成。一句话,“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发生的”(温德尔?菲利蒲语)[1](p19)。
其二,斯科克波强调社会革命发生的国际关系背景和世界历史背景。国际关系背景包括跨国经济关系和由相互竞争的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从历史上看,不平等的或竞争的跨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个国度的国家和阶级结构的形成,从而影响发生或不发生革命的现实(国内)背景。此外,在“世界时间”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和扩散,既影响革命得以发生的整个世界背景,也影响革命领袖向外国借鉴的特殊行动模式和选择。在这一点上,斯科克波深受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启发,但与沃勒斯坦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解释国际国家体系的结构和运动不同,她认为民族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对本国疆域内人民的控制、与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进行实际的或潜在的军事竞争。[1](p25)
其三,与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2]中选择国家本身作为一个反思的中心问题一脉相连,斯科克波进一步指出,相对于支配阶级,乃至整个阶级结构和生产方式,国家具有潜在的自主性,即国家为“位于阶级结构和国际局势交界的潜在自主的组织”[1](译序,XI)。只有观察阶级与国家结构的特定相互关系,观察国内和国际发展交往之间的长期复杂的相互作用,才能理解革命的原因。
斯科克波将这些理论创新运用到对三国革命的起因、内容和结果的解释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
(一) 革命的起因
斯科克波酝酿和写作该书的年代正值法国大革命史学界关于革命危机的起源争论最激烈之时。从米什莱经由饶勒斯、奥拉尔、马迪厄、勒费弗尔到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用社会原因解释法国大革命,认为革命危机是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冲突的产物。以科本、帕尔默和泰勒为代表的英美修正学派正是抓住这一点向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代表人物发难。他们指出,法国旧制度末期已出现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融合,革命危机的强化应该用旧制度下精英内部的社会紧张状态来解释。[3](p150)后起的英国修正派史学家威廉?多伊尔甚至认为旧制度末期并不存在任何社会危机,革命危机实际上是政治危机。“直到1789年春,将法国推向革命的各种力量几乎完全是政治性的。”[3](p150～151)
斯科克波对革命起因的看法显然要比这两派深刻和全面,当然,她也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对阶级冲突的强调,借鉴了法国大革命修正学派的众多研究成果。斯科克波深受她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的老师巴林顿?摩尔的影响,认为革命前的法国、俄国、中国是绝对君主制国家,社会秩序以农民为基础,最重要的支配阶级(即剩余占有者阶级)基本上是上层地主阶级。因此,在这三个旧体制中,基本的紧张关系不是存在于工商业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而是集中于生产阶级与支配阶级即农民和地主之间。[4](p90)[5]同时,她又坚持“国家中心论”,认为支配阶级和君主国家之间并不只是合作关系,在国家面临外力危险而需要扩充军队时,君主竭力从社会中获取更多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到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1](p67)
因此,在斯科克波看来,革命危机一方面存在于地主阶级与专制帝国国家关系上,在革命前,波旁法国、诺曼诺夫俄国和大清中国都置身于军事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而它们的竞争对手已实现经济突破,转向资本主义工业化或资本主义农业和商业,因此拥有更强大和更灵活的力量。[1](p68)面对军事崩溃和财政危机,君主政府想通过相应的改革增强自己的力量,诸如结束上层阶级的税收特权和加强对农业剩余的直接控制。这些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结构关系:其一是上层地主阶级在国家政府中承担的角色。如果上层地主阶级有强大的、集体的和自治的能力的话,它可以成功地阻碍改革;其二是农业阶级关系是否允许提高生产率。如果农业阶级关系允许现代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国家就有可能经受住危机。法国和中国的上层地主阶级在国家层面上很强大,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农业阶级关系阻碍生产率的提高,这三个国家无法从社会中动员出足够的资源来对付外部竞争或入侵,最终导致中央集权的行政和军事机器土崩瓦解,革命性政治危机随之出现。[1](p69,136)
但正如梯利指出的,“革命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状态,而不是社会各个孤立部分的状态”[1](p175)。仅有社会政治危机还不足以造成社会革命形势,自上而下的革命性政治危机还需要与自下而上的协调一致的农民暴动相配合。由于中央集权的行政和军事机器土崩瓦解,支配阶级得不到专制君主的威望和强制权力的支持,就很容易受到来自下面农民的攻击。[1](p68)正是农民造反“提供了炸毁旧建筑的炸药”(摩尔语)[1](p159);广泛的农民暴动反过来打击了地主支配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削
弱了旧体制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主要基础,破坏了自由主义或反革命的政治和军事基础,为边缘的政治精英巩固了革命在中央集权的、大众参与的国家组织上的地位,最终实现了社会革命改造。[1](p159)
(二) 革命的内容和过程
斯科克波指出革命的内容重在国家建设,“革命所造成的国家体制的变革绝不亚于社会秩序的变革”(博克瑙语)[1](p229)。她认为社会革命与社会秩序变革相比,同样、甚至更明显地造成国家结构和职能的变革,这些主要包括政府领导人员与各社会团体发生关系的政治和行政进程,以及国家在国内外能够成功地承担的任务。[1](p232)这就涉及到了对革命领导团体的解读。通常我们认为革命中的领导团体是特定阶级的代表,革命中的政权建设只不过是为了实现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斗争。斯科克波的看法截然相反,她认为革命领导团体是国家的建设者,是为争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法国、俄国和中国都是国家至上的社会,甚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历史时代到来之前,这些社会的官方职务既是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又是确定传统身份地位和补充土地财富的手段。这类农业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持续不断地造就出多余的谋取国家职务的竞争者。在国家面临着外部危机的时候,这些在旧体制下多少处于正统支配阶级和政府精英团体边缘的那些人总是可能在危机环境中卷入造反或革命政治活动,把国家看做是实现国内变革,提高本国在国际环境中地位的恰当工具。[1](p236)而且,在革命中,政治领导团体的兴衰取决于他们能否成功地在危机环境中创建和利用政治体制。[1](p233)在这三个革命形势中,法国的雅各宾派和拿破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的共产党都脱颖而出,力图重建全国秩序,巩固自上而下的阶级变动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改造,提高各自国家对抗和战胜国际竞争对手的实力和自主权。[1](p232)
在革命过程中,斯科克波强调对外战争和国际关系格局对国家建设的影响。以法国为例,她指出必须格外重视从1792年到1814年法国卷入欧洲重大战争的后果,“因为法国革命期间的国家建设更主要地取决于进行战争和对付国内政治反应的紧迫性,而不是取决于各相互冲突的社会团体的阶级利益。”[1](p254)斯科克波认为革命中的对外战争绝不是革命发展的外在因素,而是一个核心因素。[1](p262)以法国为例,战争引发了政府集权和民众政治动员的进程。在国内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为应付战争和军事干涉进行了广泛动员,军官阶层的组织和职能也由此得以改变,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得以形成,并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一份遗产。[1](p262,266,274)
(三) 革命的后果
斯科克波避开革命后政权的阶级性质,看到了三国革命带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相似的后果:革命后形成的新国家组织比旧体制国家组织有更为广泛的民众基础、更集中、更合理化,它们在社会中更强大、更独立,在国际国家体系中有更大的力量和自主性对抗和压倒竞争对手。[1](p230)
法国革命带来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职业官僚制的国家。革命期间法国行政机器规模扩大,[1](p276)更严格地控制着更多的职能,比如,政府控制了大学和中等教育,形成一种能够提供国家行政官员和专家的、严格筛选的、中央集权的精英教育体系;[1](p280)同时,政府建立了由国家管理的公共金融,[1](p278)“在政府财政领域,法国革命结束了私人资本主义时代,开创了公共行政管理时代”[1](p277)。国家比以往更直接地侵入到所有公民的生活中。革命前,布列塔尼的农民只要缴纳了捐税又没有发生重大起义,就可以不受政府干扰,自己处理纠纷和维护治安了。[1](p281)但“革命把村社的主动权转移到政府方面,与此同时,赋予政府以旧体制从未拥有的强制权力”[1](p282)。
俄国革命后建立的是一个全盘集体主义的、由官僚管理的社会,这个社会处于致力于迅速重工业化的一党专政国家的领导之下。党对国家工作人员和民众,尤其是农民实行比沙皇政权更高度集中的强制性权力。共产党则竭力使中央行政机构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把所有能工作的人和全体居民都直接纳入共产党国家体制。[1](p309)中国经过革命动乱时期的政治和阶级斗争,出现了一个更强大、更官僚化的新政治体制。[1](p365)与苏俄类似,所有政府组织都有党来领导,都被党控制着,都要齐心协力地实现党的领袖为全国规定的目标。公民被纳入政治上协调一致的传送带组织。[1](p368)
但三国革命的后果也有不同的地方,法国革命后,国家并没有推进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改造,而是竭力维护职业官僚制的国家,维护基于私有财产和市场关系的社会秩序。[1](p283)俄国和中国在革命后则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计划和控制。
二 若干值得探讨的问题
作为一本宏观的著作,斯科克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在理论的提出、分析方法的驾御和材料的运用上是成功的,观点上也是自圆其说的。但该书所采用的非意志论结构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较历史分析在运用于法、俄、中三国革命时,也并非无懈可击。如果我们对该书进行吹毛求疵似的细读的话,还可以发现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 非意志论结构分析:长处和不足
斯科克波在其著作中采用的非意志论结构分析的方法,“既关注社会内部由制度决定的各种局势和团体关系,同时又关注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中各社会的相互关系”[1](p21),这使我们能够客观地看待革命的起因、过程和结果:革命危机不是历史的总断裂,不会突然使得有抱负的革命者所能预想的一切都有可能实现。相反,不同形式的革命危机和旧制度的遗产决定和限制着从事国家建设的革命领导团体的努力和成就,决定着革命动乱时期政治冲突的最初模式,而革命者在竭力巩固新体制时只能在这种范围内运作。既定的世界历史和国际背景也有同样的作用,整个革命改造只能在这种背景下进行。[1](p241)社会革命的结果也总是受到国际政治和新体制所面临的世界经济压力和机会的影响。[1](p26)但是,非意志论结构分析在具体运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局限性,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法国大革命的心智起源》的作者莫尔内曾经说过:“大革命的起源是一部历史,而大革命则是另一部历史。”[3](p151)造成旧政体崩溃的原因并不一定足以引发一场大革命。比如,俄国的旧政权崩溃后,至少有三种可供选择的可能:被外国侵略者征服、成为殖民地附属国,或者爆发一场俄国革命。[4](p99)但为什么革命最终爆发了?这一方面和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有关。对此,亨廷顿有精彩的分析。许多旧政权崩溃后,出现了权威的真空。能否出现革命,取决于进入这座空屋子的集团的数量和性质。如果旧政权消失后,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悬殊,那么最强大的社会势力或几种社会势力的组合就可以在几乎没有扩大政治参与的条件下,填补真空,并重新树立权威。如果旧政权崩溃之后,没有哪个团体愿意和能够建立有效的统治,那么各种派系和社会势力就会为掌握政权而彼此争斗,这种斗争会促使各集团竞相动员新兴集团参与政治,并使变革具有革命性。[6]另一方面也与革命者的活动和策划有关。比如,俄国的十月革命离不开列宁的宣传、策划,中国的辛亥革命也经历了一个由革命派宣传鼓动的阶段。
其二,在谈到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时,斯科克波萦绕于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怀着自由主义希望的革命者,所推行的革命最终会带来一个集权主义的结果?对此,斯科克波的解释是这样的:对于法国来说,社会革命危机从一开始表现为支配阶级所依靠的君主行政机构限于瘫痪,以及农民造反不可遏制。[1](p256)农民造反不仅导致领主制的废除,而且导致许多其他旧体制的废除,也加剧了支配阶级内部的分化,因此,自由主义立宪君主制的制度化为海市蜃楼;[1](p259)对于俄国来说,我们需要考虑的一是新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二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环境和内战期间遗留下来的政治特征。[1](p311)因此,根据作者的分析,正是这些客观条件把革命引向了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出人意料的结果中。但是,我们能完全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吗?法国学者奥古斯丁?古参指出,雅各宾主义起源于18世纪下半叶的文学圈子、文社、共济会会所、学院、爱国俱乐部或文化俱乐部等思想社会。[7](p248～249)孚雷也主张意识形态是革命的动力,1793年雅各宾派实行的恐怖政策已经包含在1789年的革命意识形态中了。[7](p94)按照这种解释,可能法俄革命爆发之初的意识形态中就包含了不自由的、集权主义的种子。
其三,斯科克波的论述侧重于革命的起因和后果,对革命的过程论述很少,该书只包括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和后果两部分就是一个体现。但革命的局势和革命的后果之间一个重要的中介就是人的思想和行动。虽然结构局势可能会限定人们行动的可能性以及在革命形势下巩固国家权力的可能性,但它并不指导人们具体应该怎么做。相反,人是有可能在局势结构下做出一定的创新的。[8]比如在中国,农民没有可与地主相抗衡的村社组织,彼此之间缺少能够使他们形成村社-阶级团结、共同反抗绅士的纽带,因此,清政权崩溃后并没有立即出现风起云涌的农民反抗地主的革命,但当农民被共产党组织起来后,革命取得了胜利。[1](p188,201)这不正说明了人冲破结构局势进行创新的能力吗?其实,即便在斯科克波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她下意识地是承认
意识形态的作用的。比如,她指出,18世纪末的法国经济和194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农业———商业经济,以小农生产为主,但中国革命后的新体制更类似于法国而不是俄国。[1](p368)对此,她给出的一个解释是先行革命的苏维埃俄国对中国的政治影响。中国共产党始终在组织上保持着列宁主义政党结构的基本要素,在思想上保持着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诚。这种党组织使得他们有可能在20世纪40年代积极地发动农民,在农村确立巩固的政治基础,而这是法国革命者从来没有做到的。[1](p369)笔者认为这些正说明了意识形态对革命的结果的影响。
其四,非意志论结构分析非常重视国际国家体系对革命的起因、过程和后果的影响。当谈到旧体制国家的革命危机时,斯科克波指出,革命政治危机之所以发生,并导致行政和军事机器的崩溃,是由于帝国国家受到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来自外国愈益邪恶的军事竞争和侵略,另一方面是君主政体在做出反应时所受到的现存农业阶级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限制。[1](p402)国家在国际国家体系中陷入困境时,处于边缘的精英揭竿而起,而国家建设的加强又是因为对外战争的发展。这样看来,外因成了革命的起因和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其实,革命的起因和发展必定由它内在的脉络和逻辑,比如旧制度的政治危机,不同革命团体之间的斗争等。
可见,非意志论的结构分析和意志论分析、内因和外因并不一定处处是相悖的,在某种情况下,它们很可能是分析社会革命的两个互补的部分。
(二) 比较历史分析:长处和不足
斯科克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创造性地运用了求同法和求异法相结合的比较历史分析:她把具有相似的因果关系模式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作为成功的社会革命的正面实例,援引英国、日本和德国历史上的片段———与法、俄、中三国处于相似的时代和环境中,但却经历了非社会革命的政治危机和改造———作为反面实例来证明这个因果关系论点的各个部分。[1](p41～42)同时,斯科克波还发挥了比较历史分析灵活性的特点,即使在寻找和解释法、俄、中的共同模式时,也并不忽视各国革命的特殊性,比如法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性质,俄国革命的结果是导致极端的集权,中国革命进程中具有民族解放斗争因素。这些特点使其他学者把这三个革命分别列入不同的范畴,现在却在这种以共同模式为背景的研究中获得新的解释。[1](p47～48)但比较历史分析在运用于这三个事例时也有它的不足之处。
其一,斯科克波认为在旧体制的崩溃、革命内容和结果上,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都显示了重要的相似性,这是她将三个革命放在一起论述的前提。但正如作者所说,中国革命的跨度长达40年,显然与她对社会革命的定义,即一场“迅速而根本的变革”是不相符的。[4](p98)如果对中国革命的过程进行细致分析的话,可以发现它是由不成功的西方型革命和成功的东方型革命连接而成的。①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土崩瓦解,政治参与和创新的机会变得前所未有的普遍。这一局面和1789年法国和1917年俄国的局面是相似的。但由于地方军事组织的存在,中国并没有像法国、俄国那样出现一个中央革命政府,而是出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种旨在巩固国家权力的势力。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斗争,建立了新型政治制度,最终以暴力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其二,作者将这三个国家放在一起,是基于一个判断,即这三国革命都发生在从来没有陷入殖民地的农业国,它们的旧体制都是原始官僚制的专制。但三国的君主制类型并不完全相同。法国是绝对君主制;俄国的性质比较复杂,兼有东方专制主义和欧洲绝对主义的特征;中国则是东方专制主义。[9](p92)
其三,作者强调三国处在国际国家体系中。的确,当时欧洲形成了现代世界第一个“国际国家体系”,即同时有若干实力大体相当的“新君主国”彼此竞争。[9](p95)但中国、俄国并没有处在与法国相似的国际国家体系中。19世纪末期的中国还是处在以朝贡体系为纽带、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体系中,面临着东亚世界体系之外的欧洲国家的竞争,怎能和法国面临着同一个国际国家体系中的英国的竞争相提并论呢?
其四,作者指出自1957年后中国改变了斯大林模式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力图实行国民经济发展的均衡战略,重视平等、照顾农民利益。[1](p371～372)但当前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表明,
①西方型革命是指旧的政治制度崩溃后,接踵而来的是动
员新兴集团参与政治,然后是建立新型的政治制度。东
方型革命以动员新型集团参与政治,建立新型政治制度
为开始,最终以暴力推翻传统的政治制度为结局。参见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页。
中国在50年代后期并没有放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现代化道路,反而进一步向工业倾斜,例如,国家向重工业投资的比重,除了“一五”时期和1963～1965年调整时期外,都占50%以上,比苏联还要高(苏联重工业投资比重最高时期不超过40%)。为了确保资本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国家实行了强行压低农产品价格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日益叠加的城市福利保障制度、严格的统购统销制度、超强行政控制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堵在城市之外。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治理模式从多方面支撑了高积累、高投资、高速度推进工业化的计划,但却成为今日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源。[10][11]
(三) 工业化的决定作用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斯科克波的论述中其实有一个先验的前提,即资本主义工业化代表着这些国家更强大和更灵活的力量。[1](p68)但笔者认为,至少对于身处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来说,这个前提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斯科克波指出,只有那种在国际舞台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才发生近代社会革命。就法、俄、中三国来说,它们都是落后的农业国,都突然面临经济上更发达的军事竞争对手,面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或资本主义农业和商业。但生产方式和国家的先进和落后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于18世纪来说,农业国法国与工商业国英国相比并非代表着落后。孚雷等人的研究表明,18世纪的法国是个相对幸福的世纪,人口进入到一个绝对的增长期,国家有更多的钱财和精力来打理城市规划、公共卫生、教育方面的重大事务。[7](p165)其二,斯科克波认为,法国的雅各宾派丧失权力是因为当时法国经济几乎完全是由小型农业和商业单位组成的,不可能受命于一个政党自上而下的指挥。相反,1921年布尔什维克在取得内战胜利之后虽然遇到的困难与雅各宾派相似,但由于有大规模的现代工业,布尔什维克能够退守到国家控制的工业上,使得敢于发动群众和遵循思想方针的党在完成重建新的国家组织和抵御反革命危险的任务后,能够在发展工业中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1](p268～269)但正如作者所说,在20世纪中期,国家独立和强盛都取决于工业化,这与18世纪和19世纪小农经济盛行的时代不同。[1](p369)雅各宾派垮台之后的短短几年内,法国并没有发展出大规模的现代工业来,但拿破仑却巩固了统治,他所采用的重大的行政改组和建制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见,小农经济并不一定是导致雅各宾派垮台的主要原因。
其三,斯科克波还指出,在世界历史的那一刻,拿破仑面向内陆的“大陆体系”不可能打败基于制海权的英国商业———工业帝国。[1](p273)但是在当时,英国取胜是否只是因为它是商业、工业帝国呢?英国在地理位置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英吉利海峡是拿破仑不可逾越的障碍。而且,法国虽然推行“大陆封锁政策”,但未能完全控制住欧洲大陆的国家,俄国的背叛对法国的失败具有关键意义。[12]
三 结 论
从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13]到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再到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直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4],学者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人类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的探索。斯科克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是其中有力的探索之一。
该书的最为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把国家权力问题看做是社会革命改造的基本问题,把国家看做是相对于国内阶级和政治力量的独立而自主的组织,从而摆脱了诸如革命期间的内部冲突和革命的后果是反资本主义的还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此类传统思维的羁绊,把重点放在法国、俄国、中国的社会革命的相似的后果上:中央集权加强,大众参与扩大,国家相对于革命前在国内外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这充分说明了社会革命中一些持久的因素的影响,如国际国家体系的竞争机制等。这些对于我们思考现代社会的转型有重大的启示意义,直到二十几年后的今天,读来还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正如该书的中译者刘北成先生所言,世界在迅速地变化,相对于该书的写作年代来说,中国大陆已结束毛泽东时代,苏联的庞大帝国几乎在瞬间就土崩瓦解,这三国革命的意义和后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1](译序,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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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5207210
作者周立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3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池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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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5211221
作者丁见民,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3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池 豫】
1、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内容：包含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性质和国体政体等问题。（1）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革命的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2）在革命的性质问题上，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3）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只能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4）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国家构成和政权组织，毛泽东认为它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走出的这条正确的道路，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增强了中国人民的信心，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基础。（一）历史过程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开始了对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1、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由此，提出了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要求。 2、在武装斗争总方针的指导下，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开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上百次武装起义。为革命道路的探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党的指导思想是首先夺取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这是俄国革命成功的道路。但实践证明，这条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各地武装起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 3、在挫折和教训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率先开始了从国情出发寻找革命新道路的探索。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原定占领长沙计划受挫后，毛泽东及时正确地分析了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毅然决定放弃攻打城市计划，把革命力量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于是，他率部向井冈山进军，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探索。经过近半年的艰苦斗争，中国革命史上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宣告诞生。从此，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正确道路。 （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提出 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从实践上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适合国情的正确道路。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1928－1930年，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 （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内容 1、“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概念 这条道路的总概念，可以表述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依托，三者紧密结合，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先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 2、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行性 通过对当时中国的现实国情的透彻分析，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在于：第一，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内部长期不统一。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反革命统治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这是红色割据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客观条件。 第二，在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影响的地区，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具备了很好的群众基础。第三，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断激化，使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断发展。这是红色政权必然要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第四，有一支相当实力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实现红色割据的武装保证。
潘桥中学八年级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课题名称：《中华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之《早期国家与社会》 课时情况：第 1 课时，共 3 课时 作者姓名：伍鼎煜 备注 一、教学目标： 1、认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渊源，通过对比课文材料与现实生活，理解和感受礼乐文明 的基本内涵，增强对礼乐文明的感性认识。 2、能够利用实物或文献资料分析礼乐文明在当时的作用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增强对礼乐文 明的理性认识。 3、在活动与探索中体验求知和学习的快乐，体会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从而增强民族自豪 感，激发继续探索求知的欲望，增强学习的自觉性。 二、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中国古代礼乐文明在周朝得到发展和完善。 2、教学难点：分封制、礼乐制度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统治的工具。 三、教学方法： 讲授法、合作探究法 四、教学准备： 制作多媒体课件 五、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注意与本单元第一课“亚非大河文明”的联系 亚非大河文明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早期文明特征，教学本课时应注意从制度创设、文字起源、宫 殿建筑、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方面与古代埃及、古代西亚国家、古代印度进行联系与比较。 （二）教学新课 夏、商、周时期，史称“上古三代”，是中华早期国家产生和发展时期。 1.走进夏朝 （1）出示商朝形势图，让学生了解商朝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主要统治地区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一带。 （2）说一说 史籍中有“夏传子，家天下”的说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这之前采用何种制度? 什么是王位世袭制? 历史上将国王权位视为一家一族的私产，实行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制度叫王位世袭制。 （3）出示图1-13，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朝宫殿遗址复原图 发掘确认宫城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9 座。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 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 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 （4）公元前1600年前后，商部落首领汤，灭夏建商朝。 （公元前1046年被周灭亡） （5)概括——夏朝 1)夏朝建立：约公元前2070年，禹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一、单项选择题 1．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是（） A南昌起义B八七会议C秋收起义D广州起义 2．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其主要精力是放在（） A发展党的组织B发动工人运动C解决农民问题D开展军事斗争 3．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是（） A晋察冀根据地B井冈山根据地C湘鄂西根据地D鄂豫皖根据地 4．最早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在（） A南昌起义B秋收起义C八七会议D三湾改编 5．与中共一大相比较，中共二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确立了 A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任务B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 C民主集中制的原则D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 6．与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相比，北伐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A依靠"新军"反对北洋军阀B依靠革命武装反对北洋军阀 C依靠会党反对北洋军阀D依靠地方军阀反对北洋军阀 7．1928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其性质是 A地主阶级政权B官僚资产阶级政权C资产阶级政权D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 8．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 A党的问题B农民问题C工人问题D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9．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其政权性质是（）A资产阶级专政B各革命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 C抗日民主专政D工农民主专政 10．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 A议会斗争B群众斗争C地下斗争D武装斗争 11．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特征是（） A经验主义B教条主义C主观主义D宗派主义 12．结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重要会议是（）A八七会议B遵义会议C瓦窑堡会议D中共七大 13．"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幕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1927年一首词），这首词赞颂的是 A上海工人起义B南昌起义C秋收起义D广州起义 14．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地点是（） A吴起镇B会宁C懋功D甘孜 15．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任务的领导人是（） A毛泽东B刘少奇C周恩来D张闻天
?社会革命与社会改革、社会改良的联系是：三者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它们都是为了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从而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运动形式。? 社会改革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为了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的某些部分和环节，使该社会制度得到自我完善或持续存在与发展，而对社会体制进行的改善与革新。社会改革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存在于有史以来的各种社会制度中。社会改革可以巩固新生的社会制度或使原有的社会制度持续存在并得到移动程度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社会改革为新社会制度的诞生做量变和部分质变的准备。 当前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质: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揭示的性质和特点来看，我国当前进行的社会改革并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不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相反是要实现兴利除弊，要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具体来讲，当前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质应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它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体制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容都是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如何，往往决定这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所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首要任务就在于紧紧围绕生产力发展这一核心，彻底变革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旧体制。 2．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习惯把计划和市场视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只属于资本主义。? 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 首先，改革要有利于解放、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衡量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是整个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前提。第三，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条件。第四，改革与开放相统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改革的重要方针。第五，改革要采取逐步推进的战略格局。它表现为：社会改革从经济领域开始逐步向政治、文化领域推进；经济领域的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转向城市，从交换关系的改革开始推进到占有关系的改革，从沿海地带开始推进到内地。 ‘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也。 观点3 改革的途径 ?（商鞅认为）一方面要禁止那些不切实用而好高骛远的理想主义，使一切都纳入实际的法治规范，一方面提倡按照法律规则制裁和监督官吏和民众，把所有人的心灵与行动都严格约束起来。达成一个严格、有效的官僚管理系统，形成整齐、规范的社会秩序，以取代早期的基于血缘亲情伦理规范，取代基于心理自律的道德自觉?。
潘桥中学八年级历史与社会（学科）教案设计 课题名称：《中华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之《早期国家与社会》 课时情况：第1课时，共3课时 作者姓名：伍鼎煜 备注 一、教案目标： 1、认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渊源，通过对比课文材料与现实生活，理解和感受礼乐文明 的基本内涵，增强对礼乐文明的感性认识。 2、能够利用实物或文献资料分析礼乐文明在当时的作用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增强对礼乐文 明的理性认识。 3、在活动与探索中体验求知和学习的快乐，体会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从而增强民族自豪 感，激发继续探索求知的欲望，增强学习的自觉性。 二、教案重难点： 1、教案重点：中国古代礼乐文明在周朝得到发展和完善。 2、教案难点：分封制、礼乐制度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统治的工具。 三、教案方法： 讲授法、合作探究法 四、教案准备： 制作多媒体课件 五、教案过程： （一）复习导入 注意与本单元第一课“亚非大河文明”的联系 亚非大河文明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早期文明特征，教案本课时应注意从制度创设、文字起源、宫 殿建筑、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方面与古代埃及、古代西亚国家、古代印度进行联系与比较。 （二）教案新课 夏、商、周时期，史称“上古三代”，是中华早期国家产生和发展时期。 1.走进夏朝 （1）出示商朝形势图，让学生了解商朝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主要统治地区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一带。 （2）说一说 史籍中有“夏传子，家天下”的说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这之前采用何种制度? 什么是王位世袭制? 历史上将国王权位视为一家一族的私产，实行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制度叫王位世袭制。 （3）出示图1-13，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朝宫殿遗址复原图 发掘确认宫城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M。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9座。 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 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 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 （4）公元前1600年前后，商部落首领汤，灭夏建商朝。 （公元前1046年被周灭亡） （5)概括——夏朝 1)夏朝建立：约公元前2070年，禹 2)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启
《什么是中国革命新道路，如何理解》内容如下：10服设2班谭德林 一）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 八七会议以后，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二）走农村包围xx的革命道路 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三）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的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社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指出： 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基础上形成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第五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一、单项选择题 1.A 2. C 3.A 4.A 5.C 6.D 7.C 8.C 9.A 10.A 11.C 12.D 13.A 14.B 15.B 16. A 17.D 18.B 19.D 20.A 21.D 22.D 23.C 24.B 25.B 26.A 27.A 28.D 29.A 30.C 31.D 32 .B 33.B 34.C 二、多项选择题 1．ABD 2.AD 3.ABC 4.ACD 5.ABC 6.ABCD 7.BCD 8.ABD 9.ABCD 10.AD 11.BCD 12.ABCD 13.ABCD 14.ABCD 15.AB 16. ABC 17.ACD 18.BC 19.ABCD 三、简答题 1．简析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经济政策 南京政府建立初期，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第一，大力整顿金融、税收、财政：建立了“四行二局”的国家金融体系，统一货币，改革币制，实行了法币政策。统一税制，裁撒厘金，实行统税，整理田赋、盐税。 第二，推行新的产业政策，重点发展国家资本工业，对采矿、冶金、机械、化工、电器等行业大力投资，初步奠定了国营重工业基础。同时，鼓励民族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产业的发展。 第三，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进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推行农村信用合作,实行租佃改良等，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国民政府尽管在整顿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重大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洋政府后期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但是，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其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膨胀，影响和遏制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其二，没有改变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的局面；其三，国民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和措施虽然很多，但很多措施并没有落到实处。 2．为什么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因此，中国革命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开始就面临着组织武装斗争的任务。 第二，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也是异常凶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第三，敌我力量对比、帝国主义和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国内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状态，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将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3．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是什么？ 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有： 第一，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给自足的地方性农业经济广泛存在，这为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第二，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而农民又是革命的主力军，这又使红色政权获得了浓厚的阶级基础。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的间接统治和相互间的斗争，造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和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这使红色政权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缝隙。 第四，中国是一个大国，革命力量有广泛回旋余地。 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有： 第一，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 第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七、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 1.现代科技革命是促进现代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现代科技革命，实质上是把科学进步与社会生产在技术基础上的变革结合起来，以科技进步作为社会生产发展的主导因素，对社会生产力进行彻底的质的改造。充分认识和推动现代科技革命，是把握现代社会发展的钥匙。但是，我们不能赞同现代科技革命已经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归于消失的错误观点。 2.在人类历史上，反映生产技术不断完善的技术进步，与反映对世界规律性认识的科学进步，二者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有时相互交错、相互影响，但并未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当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加强，科学和技术趋向一体化，因而产生了科学技术进步〈简称科技进步〉这一新范畴。它意味着，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就在工艺上的应用为生产力的新的大飞跃创造了前提。本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中的革命变革与技术中的革命变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决定并形成表征科技进步在现阶段和未来阶段综合过程特点的“科学技术革命”〈简称“科技革命”〉的范畴。现代科技革命是我们时代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革命变革。我们应当花力气自觉地认识现代科技革命本身的特点，同时，必须抵制用科技革命本身涵盖社会革命，或者将它与社会革命分离开来的错误倾向。事实上，科技革命必定有社会革命与其相适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十八至十九世纪的产业革命时，指出了它同社会革命的联系，即一系列社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于形成。现代社会辩证法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先于科技革命，以创造保证实现科技革命的必要的社会条件，并用科技革命来发展和扩大社会革命的成果。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革命先于社会革命，为社会革命准备物质前提，并加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科技革命与社会革命先后次序的不同，表现出现时代历史过程的多样性。其统一性至于，无论在哪种社会发展模式下，科技革命都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物质前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科技革命是生产力革命的最重要内容。 3.现代科技革命改变了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与生产的关系。不能再简单地把科学归诸意识形式。科学——技术——生产之间的一体化和双向作用关系，使得在现代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科学超前于技术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课程考试试卷封面 教师姓名： 日期：2011年01月04日
浅议国家与社会关系 内容摘要：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纪经济学学者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关注的是权力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如何分配,即政府控制的权力与社会的自主权力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合理界限，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保持适度平衡和确立一种建设性互动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化和协调化，是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过程而演进的，是推动经济民主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性资源。本文以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并着重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入手，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并结合我国社会转型期和全球化的实际，探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可行之路。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互动；全球化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纪经济学学者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关注的是权力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如何分配,即政府控制的权力与社会的自主权力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合理界限，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保持适度平衡和确立一种建设性互动关系。当今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是由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事实引起的。从社会角度而言，它体现了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形成和社会自主能力的提高，人们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渴望；从国家角度而言，它体现了在体制转变阶段，如何界定政府权限、规范政府行为的要求。因此，科学地解答这一问题不仅是学术理论界的事情，而且是迫切的现实问题。 一、以政治社会学视角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 国家只不过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位匆匆过客，只有社会才能与人类共始终。 1. 社会产生国家 国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独立解决不了自身的矛盾，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组织来管理社会，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发展。国家产生的最初阶段，缓和了社会矛盾，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向前发展创造了条件。 2. 社会支持国家 国家是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而生。国家刚一诞生，社会就赋予其两种职能：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社会在国家的帮助下取得了巨大成功，种种迹象表明，社会必须支持国家的发展才能使社会按正常的脚步向前迈进。）
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王沪宁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第76-82页） 当代世界历史—社会—文化的迅速进展。向各个社会的政治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发展政治体系以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兴盛，已构成各类政治体系的首要任务之一。然而，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与政治体系之间的动态关系看，在不同结构的社会中，政治发展面临的要求和条件各异。因此，判明一定社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构造，并阐释政治体系与日益变化的环境之间的相互运作，是分析政治发展的首要前提。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试图用“工业后社会”作为基本概念，分析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会（1）。这个观点有失偏颇。因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可通约之处固然不少，但若作超越时空的抽象比较，恐有诸多不便。较为合适的方法是根据不同社会的基本类属对其进行剖析。沿波溯源。本文试图在“革命后社会”的框架下，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发展。 “革命后社会”，指经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它包括十月革命以及第二次大战后经历过这一历史过程的诸多社会。至于经过革命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可把它们归之于“独立后社会”的范畴，这里不做分析。在明确了革命后社会的界说之后，首先需要确定革命后社会发展的历程。 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尚不能立即进入革命后社会的发展时期，须经历一个相对的初步阶段，其时间长短因各国国情而异。这一段时期的存在，有其主客观两方面原因。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告诉人们，不同社会之间的更替或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有一个转变时期。因此，马克思主义历来十分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后必须有一个革命化的时期。列宁曾指出这个时期的必要：“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站稳脚跟。诚然，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观念的透视和理解并不一样，有的弱化，有的强化；而由于片面理解所引出的波折甚至灾难亦存在。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化时期的理论本身仍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相吻合的，关键之点在于如何推动这个必不可少的历史阶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二，实际生活表明，革命本身就是—个过程，不可能想象一夜之间就建成一个宏伟壮丽的新的政治体系大厦。爆发革命往往是短期的突发行为，革命阶级通过这个行为推翻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后，社会需要有一个过程来建设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在另一种状况下，革命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取胜，但旧政治体系依然是在短时期内被摧毁的，新政治体系的形成亦需要一个过程。一般说来，改变政治体系的革命力量，在取得政权之前，活动的首要目标是推翻旧政治体系，而非具体设计和着手建立新政治体系。就新政治体系而言，革命力量一般仅有概略性的蓝图，或为之奋斗的理想。在没有取得政治权力之前，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无从谈起；只有取得政权之后，这项任务才具有现实性和可能性。这本身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必须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旧的政治生活从宏观上就其形式而言，可在革命爆发时摧毁之，从微观上就其内容而言，要改变它却需要有相对持久的时间。从原则上讲，爆发革命的任务在于从宏观上和形式上改变旧的政治生活，而内容和微观层次上的改造则不能依靠一、二次突发行为。革命后社会一般需要通过一个过程解决这个问题，完成此项任务。
第五章中国革命新道路 一、专题理论线索 本章主要了解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质、内外政策及其统治下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掌握土地革命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在长征途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弘扬长征精神，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学习本章，学生应掌握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领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熟悉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 专题一：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本专题以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寻找到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为切入点，让学生理解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中国人民要争得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就必须同这个政权作坚决的斗争。 2、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大批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2)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为了复兴中国革命，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3、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向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但到底应该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提供给我们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三大起义也都以攻取城市为中心。但都失败了。到底何去何从，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在会攻长沙失败后，他总结经验教训，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论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可能性。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
《国家与社会革命》读后感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一书是一本对革命问题系统研究的经典之作。西达·斯考切波在这本书中所分析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革命？”更具体地说，是为了探寻国家政权陷入危机和冲突发生的根源，但这本书是一种“老问题，新视角”，引导读者从新的角度来看待革命起源问题，斯考切波也由此开启了社会革命研究的第三代浪潮。斯考切波的这本著作不仅对于社会革命的研究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这本书中以扎实而丰富的研究方法为根基，对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研究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本书中，斯考切波选取了法国、中国和1917年的俄罗斯三个发生了社会革命的正面案例，同时还选取了英国、1905年的俄罗斯、日本、普鲁士和德国五个没有发生社会革命的负面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进行比较历史分析，用三个结构性关系展示了她的解释模式：一是国家君主制政府与国内支配阶级的关系，二是国家统治者与国际竞争者的关系，三是农村的阶级关系。在这个框架中，国家是位于阶级结构和国际局势交界的潜在的自主组织。换言之，国家处于国际和国内支配阶层的双重挤压中，而正是在这种双重挤压中的国家所表现出了的自主性能力状况决定是否发生社会革命。从根本上说，革命危机的出现源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它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滞后，与此同时，国家总是处于竞争国际体系中，在外来强国的挑战中常常落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考虑的是国内体制和结构的适当改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重振国家，但国内改革的努力常常招致失败：在革命前，波旁法国、诺曼诺夫俄国和大清中国都置身于军事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而它们的竞争对手已经实现经济突破，因此拥有更强大更灵活的力量。面对军事崩溃和财政危机，君主政府想通过相应的改革增强自己的力量，但这些改革往往会被上层地主阶级所阻碍，同时还受到农业阶级关系的影响。正如斯考切波在书中所说：“由于专制国家组织与上层地主阶级和农业经济的制度化联系，君主政府在作出反应时受到各种限制，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家非常事件的双重压力下，独裁统治和中央集权组织和军队就会崩溃，从而揭竿而起的暴动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改造开辟道路。”可见，对于国家社会革命的发生，外来威胁和挑战是常态，关键在于国家在国内关系结构中的调整适应能力。如果在外来威胁面前，国家能够保持自主性，仍然具有足够的自主行动能力，左右支配阶级，能够控制农民起义的发生，那么社会革命就可以避免。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自主性对于社会革命的发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斯考切波在书
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提出及其当代启示 1．乡村解围都会反动开展路途实际，提醒了中国反动开展的纪律，指点中国反动获得了最初的成功。毛泽东指出：不管做什么事变，不明白那件事的情况，它的性子，它和它以外的事变的联系关系，就不晓得那件事的纪律，就不晓得怎样去做，就不克不及做好那件事。中国反动有其本身特别的开展纪律，这种特别的开展纪律本源于中国共同的国情，乡村解围都会反动开展路途实际正是树立在对中国国情精确的掌握和看法的根底上。 2．乡村解围都会反动开展路途实际，丰厚和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反动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度的人民反动妥协提供了紧张经历。暴力反动是社会反动的根本方式，马克思主义以为，无产阶层反动的中央义务和最高方式是武装攫取政权。但是，列国的详细状况差别，分开本人国度的实践谈马克思主义，没故意义，列国用什么方法到达目标，该当由各个国度的工人阶层本人选择决议。马克思已经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需攫取政权，以便树立一个新的休息构造；……但是，我们历来没有断言，为了到达这一目标，四处都应该接纳异样的手腕。我们晓得，必需思索到列国的制度、习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定，有些国度，像美国、英国，……工人能够用战争手腕到达本人的目标[6]。”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准绳与中国的详细实践相联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眼前的一项艰难而紧急的义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地承受了这一应战，而且作出了准确的判别。 3．乡村解围都会反动路途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广泛原理与中国反动详细实践相联合的光芒模范，是毛泽东头脑构成的紧张标记。毛泽东说：“不研讨中国的特点，而去搬本国的工具，就不克不及处理中国的成绩。”“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办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发明出一些新的工具。只要普通的实际，不必于中国的实践，打不得朋友。但假如把实际用到实践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办法来处理中国成绩，发明些新的工具，如许就用得了[3]。”毛泽东头脑的构成和开展进程，便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联合的进程，便是中国反动不时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的进程。乡村解围都会反动开展路途的开拓，完成了中国反动由都会向墟落的汗青性变化，保管和开展了反动力气。 4．乡村解围都会反动开展路途实际，对建立具有中国特征的社会主义实际起到了启示作用。毛泽东指出：“任何本国的经历，只能作参考，不克不及看成教条。肯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真理和本国的详细状况这两个方面联合起来[7]。”1982年9月邓小平说：“我们的古代化建立，必需从中国的实践动身。无论反动照旧建立，都要留意学习和自创本国经历。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历、别国形式，历来不克不及失掉乐成。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广泛真理同我国的详细实践联合起来，走本人的路，建立有中国特征的社会主义，这便是我们总结临时汗青经历得出的根本结论[8]。”1984年10月，邓小平又一次夸大指出：“中国反动的乐成，是毛泽东同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联合，走本人的路。六年来，中国乡村便是依据如许的准绳，获得乐成的。近来经过的以都会为重点的变革的决议，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联合，走本人的路。这是我们吃了甜头总结出来的经历[8]。” 巨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层反动家、战略家和实际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束缚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次要创造者和向导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夫家庭。辛亥反动迸发后在叛逆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修业。结业前夜和蔡和森等构造反动集团新民学会。五四活动前后打仗和承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立共产主义构造。 1921年7月，列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天下代表大会，前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布告，向
国民党在全国统治建立以后，急剧地膨胀起来并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的是 得分/总分 A. 外国资本 B. 私营资本 C. 官僚资本 2.00/2.00 D. 民族资本 2单选(2分) 1930年8月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是 得分/总分 A. 黄炎培 B. 左舜生 C. 邓演达 2.00/2.00 D. 梁漱溟 3单选(2分) 明确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得分/总分 A. 1928年中共六大 B. 1929年六届二中全会 C. 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的署名信件 D. 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2.00/2.00 4单选(2分) 毛泽东在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提出的著名论断是 得分/总分 A. 兵民是胜利之本 B.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00/2.00 C.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D.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5单选(2分) 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是
得分/总分 A. 古田会议 B. 南昌起义 C. 八七会议 D. 三湾改编 2.00/2.00 6单选(2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得分/总分 A. 共产党组织的坚强有力正确的政策 B. 国民革命的影响 C. 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 2.00/2.00 D. 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 7单选(2分)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的政权组织制度是得分/总分
国民参议院制度 B. 国民参政会制度 C. 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 2.00/2.00 D.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8单选(2分)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是得分/总分 A. 遵义会议 2.00/2.00 B. 瓦窑堡会议 C. 古田会议 D. 毛儿盖会议 9单选(2分) 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集中全力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得分/总分 A. 军事和组织问题
《国家与社会革命》与革命研究 曾丰又2013013012 一、本书理论重点 《国家与社会革命》（后文简称《国家》），一部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著作。斯考切波在本书中运用比较历史的分析方法，用非意志论结构分析视角，对1789~1800年法国革命、1917~1921年俄国革命和1911~1949年中国革命进行了严谨细致的分析。在谈及20世纪的革命研究时，本书必然能够占据相当的位置。我将把对《国家与社会革命》的分析作为一个革命研究的引入。 我将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即斯考切波对其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和研究个案选取的论述。第二部分是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原因的结构性剖析。第三部分是对三国社会革命后果的分析。 本书具有深刻的研究特点。历史上来看，流行于美国社会科学之中的革命研究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种途径：聚合—心理学理论、系统—价值共识理论和政治—冲突理论。斯考切波开创了结构性革命分析新途径，其重点在于对少量的重大革命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并非是单个国家的革命进程，也非对大量革命事件进行统计分析。在这里，比较—历史分析成为第三代革命研究流派的主要分析范式。我对结构性革命分析的理解是，革命研究应当削弱对革命性情绪传播、相对剥夺感和价值失范的传统重视程度。对革命的分析应当回到结构性上来，这也是社会学研究一直强调的重点。 其次，斯考切波强调对革命研究中多个变量的深入把握。她既反对现代化取向，也反对单一的太过简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她在本书中无数次提到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在社会中的相关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果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一种非个人性的、非意志论的因素。 除此以外，斯考切波提到了贯穿本书的概念：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她的观点很清晰，即国家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自主性。从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出发，作者进而指出了，追求更强大自主性的国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同支配阶级相竞争。所以，在此基础上，斯考切波在考察各国的革命性危机时，主要分析了国家与外国军事竞争者、与国内的支配阶级和现存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 斯考切波认为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具有比较分析的价值。同时，他还运用了与反例对比来印证自己研究的结果。她一方面通过球童法来寻找导致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性危机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同英国、普鲁士时期的德国和日本进行对比，确认其研究结果。 二、本书研究重点 我将进入到本书中，细致地考察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分析，这一分析主要位于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我们可以发现，本书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对旧制度下的波旁王朝、沙皇俄国和抵制中国的国家政权、阶级结构和国际环境进行严谨的学理分析，回顾其革命的根源问题。序言中提到，在第一部分中，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如何陷入了危机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农民起义是值得关注的对象。
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及其意义 摘要：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 关键词；中国革命新道路；毛泽东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难探索。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以五卅运动为核心的反帝爱国运动日益高涨；经过两次东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而这一时期，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各派军阀之间混战不休，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为了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帝国主义，1926年7月，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北伐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直指黄河流域。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行为吓倒，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 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建立了许多工农红军部队，创建了多个农村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1933年秋，蒋介石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