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2010?1CJS 第30卷
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
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孙秀林3作者:孙秀林 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上海大学社会学系(Author:Sun Xiulin,Chinese Social Transfor mati on and Social O rganizati on Research Centre of Shanghai University;Dep t .of Soci ol ogy,Shanghai University ) E 2mail:Xiulin .sun@g mail .com
本文所称的移民是指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因制度障碍而不能获得城市户籍的城市常住人口。
摘 要:在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来自乡村的移民进入城市,城市移民群体在城市社区中的社会融合与公共事务参与,对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与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使用上海地区“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本文采用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实证地验证了社会网络对于城市移民政治参与的效果。结果显示:“拜年网”的规模对于城市居民(包括上海户籍与非上海户籍)的政治参与具有负向的效果;“讨论网”的规模只对城市移民群体(非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社会参与网”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城市移民群体的“社会参与网”比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更强的正向效果。
关键词:城市移民 政治参与 社会网络
Politi ca l Parti c i pa ti on of Rura l 2to 2Urban M i gran ts :An A spect of Soc i a l Network Ana lysis
Sun Xiulin
Abstract:W ith quickened urbanizati on in China,many rural m igrants have settled down in cities .Their s ocial inclusi on in the urban communities and involve ment in public affairs are crucial t o the future urban devel opment and s ocial integrati on in China .U sing the data of 2009Shanghai Social Net w ork and Occupati on H ist ory Survey,this study e mp irically tested the relati onshi p s of s ocial net w orks with the rural 2t o 2urban m igrants ’political partici pati on fr om the s ocial net w ork pers pective .The f oll owing findings were obtained:The “Ne w Year Greeting Net w ork ”has a negative effect with the political partici pati on of urban residents (both those with regular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 on and those without 2i .
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
e.,the rural2t o2urban m igrants);the“D iscussi on Net w ork”ha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m igrants’political partici pati on only;and the“Social Partici pati on Net w ork”
shows the most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political partici pati on for both urban citizens and m igrants.And further more,Social Partici pati on Net w ork has a bigger effect for m igrants than f or l ocal citizens;And further more,“S ocial Partici pati on Net w ork”has a str onger effect f or the m igrant gr oup than f or the l ocal gr oup.
Key words:rural2t o2urban m igrants,political partici pati on,s ocial net w ork
一、导论
1978年之后,大量农村劳动力人口进入城市中的工作领域,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据统计,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约有2.25亿农民工,在这些农民工中,有超过一半的人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社区,进入城市社区生活甚至定居。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他们被长期排挤于城市的主流社区之外,而只能在城市的底层生活,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区隔十分明显(柯兰君、李汉林,2001)。近年来,第二代移民开始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与父辈相比,他们更疏远籍贯意义上的农村,而更渴望进入城市社会,因此,移民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合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研究议题,在诸多研究中,学者们特别关注社会网络对移民社会融合的促进作用(王春光,1999,赵延东、王奋宇,2002;张文宏、雷开春,2008)。
按照Gordon进行的划分,社会融合过程包括7个方面: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婚姻同化、认同性融合、态度接受、行为接受和民主性融合(Gordon,1964),民主性融合是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维度。但是,现有研究对于城市移民群体的关注,多侧重于心理、身份、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融合(张文宏、雷开春,2008),而对于城市移民群体的民主性融合与政治参与,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本文使用“2009年上海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对于城市移民群体的政治参与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本文采用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探讨社会网络是否能够有效地提高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对于城市移民群体而言,更广泛的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促进其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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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与民主政治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由布迪厄提出,并将之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相并立的第三种资本形态。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成员或群体拥有的实际和潜在资源的累积,是由一个特定群体成员共享的集体财产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共有资源的支持(Bourdieu,1986:2412258)。科尔曼随后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他在定义中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认为信任关系、权威关系、信息网络与规范、地位等,都是社会资本的形成要素(Cole man,1990)。R.S.博特最早把社会资本由个人层次延伸至企业层次,并提出了著名的“结构洞”理论,强调了企业家在开发关系稠密地带间的结构洞的重要性(Burt,1992)。
社会学研究中社会资本的定义更多地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把社会关系网络或特定的社会结构作为社会资本来看待,这种网络结构可以给网络结构中的个人提供信息和各种资源。如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他强调不能离开社会关系或者社会网络谈社会资本(L in,2001)。
从这一框架逻辑出发,国内社会学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重点关注置身于某种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如何通过这种网络来获取各种政治的、经济的信息和资源,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周红云,2004;马得勇,2008;杨仕元、朱缜,2009)。
张文宏对于国内现有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的研究,进行了详尽的归纳,并将之分为五种分析角度:一是对于不同阶层所拥有社会资本的研究;二是对于地位获得中的社会资本作用的研究;三是对于居民政治参与过程中社会资本作用的研究;四是对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五是对社会资本的负功能的实证研究(张文宏,2007)。
本文的研究思路在第三种分析研究取向上展开,即关注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对于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1993年帕特南(Robert Putna m)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分析了意大利南北地区政府治理绩效的差异问题,从此社会资本的概念开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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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民主政治与政府治理的研究领域。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通过分析意大利民主化以后南北部地方政府绩效产生差异的原因后得出结论:是社会资本导致了南北地方政府绩效的差异。相对于意大利的南部,在北部,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市民热衷参与社团和公益事务,社会充满了互信和合作的风气,使得地方政府在政府的稳定、财政预算的制定、法律改革、社会服务的推行、工农业改革等方面都较南方地区要好(Putna m,1993;帕特南,2001)。
根据帕特南的界定,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帕特南,2001:195)。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下面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系网络,二是规范,三是信任。在社会资本的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关系网络是最基础的,因为有了广泛的网络才可以形成普遍的互惠规范,才可以建立起广泛的社会信任。
帕特南将社会关系网络分为横向和垂直两种。横向网络是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诸如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都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垂直网络,则是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
帕特南认为,横向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中,横向网络越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与此不同,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
对于参与横向网络对于社会资本的作用,帕特南列举了下面四种机制:第一,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在这种网络结构中,行动者之间博弈的重复性增加,而重复博弈可以降低行动者的“搭便车”行为。第二,公民参与网络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在社会网络中进行互动的行动者,因为社会规范的存在,可以加强互相之间的关系网络。第三,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这种信息的交流,可以降低社会活动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集体行动的困境。第四,公民参与网络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
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在很多时候是将社会资本与社
会网络混淆使用的,这一点也是他后来招致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1。梳理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从下图可以见其叙述逻辑(图1)。在这一框架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社会参与网络,可以显著提高投票率,由此,可以得到本文的核心假设:
社会网络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政治参与。
图1:帕特南的社会资本逻辑
1社会资本理论提出后,也立刻受到了严厉的评判,如批评在讨论社会资本下降时,过多归咎于大众,而无视国家权力和精英的所作所为(Skocpol,1996),同时,这一理论没有将社会资本本身和社会资本的原因区分开来,比如,参加社团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表现,但同时,参加社团也被当作社会资本形成的原因来看待,是一种同语反复(Portes,1998),这导致实证研究结果相互矛盾(Ponthieux,2004)。
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提出之后,在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被给予了高度的期望,在这种研究范式中,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实现政府机器和社会之间的良好共生关系,社会资本被认为可以减少冲突,增加妥协,增进公民对政治的、社会的参与,使民主制度运转良好,并全面提高一国的综合治理绩效,实现善治(Putna m ,1995;马得勇、王正绪,2009)。
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得到了实证分析的验证。如以美国各州为单位,对美国各州的社会资本与政府质量之间关系的分析表明,美国各州的社会资本对政府质量水平具有正面的影响(Putna m ,2001;Knack,2002)。
在国家层次上,使用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和国际协会联盟(Uni on of I nternati onal A ss ociati ons )的46个国家的数据,Paxt on (2002)考察了社会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她发现社会资本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社会?2010?1
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
的民主,同时,民主程度会影响该国的社会资本水平。
马得勇和王正绪(2009)通过对全球69个国家的实证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社会资本能否对政府治理产生影响,依赖于一定的制度环境。在民主制度建设不完善、民主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对政府治理并不能产生显著的影响;只有在民主发展水平比较高、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才能显著地促进政府治理绩效的提高。而且,民主制度建设得越完善、越充分,社会资本对治理的正面促进作用就越大。
三、基层民主与政治参与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地区开始探讨基层民主的政治实践,而且,在1990年代后期之后,这种民主的实践开始在城市的基层社区推行。
农村地区的民主实践,发源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的出现,是伴随着1970年代末农村基层政治组织的变迁而出现的。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经营组织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农户与生产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像一种契约关系。建国后长期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迅速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村庄一级的基层管理体制应采取何种形式,成为当时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在1982年12月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1条中,村民委员会获得了国家认可的法律地位,并作为一种新型的农村基层民主组织与管理制度,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1987年11月24日,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试行的《村委会组织法(试行)》。
进入1990年代,村民自治突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全国各地的“试点”、“示范”、“经验”等层出不穷,同时国外的媒体与学者对于这一发源于中国草根的“民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这喧哗背后,既有学者们对于这种民主政治萌芽的理想主义期望,也有官员们的功利主义态度(沈延生,2003)。学者们希望这种发源于中国基层社会的草根民主可以获得继续成长的机会,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突破口,最终导向一种更大范围与更高层次的民主实践;官员们则发现,对于“村民自治”的大力宣传,可以冲淡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抨击,可以作为中国民主化政治改革承诺的一个“样板”(Kelliher,1997);对于“村民自治”的最有力的推动部门,民政部不仅可以提高其在政治版图中的位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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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获得国外各种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出国机会等等(O’B rein&L i, 2000)。在各方面的共同推动下,1990年代,“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终于去掉了“试行”二字而修成正身。在正式版本的《组织法》当中,不仅再次重申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地位,而且将过去十年中农村地区的各种民主自治实践也纳入其中。自1998年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以后,全国各地方政府纷纷制定出了相应的实施办法,在1998年至2000年的三年间,几乎大陆所有的省都经历了一个“选举年”。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农民也利用这一时机,提出了自己朴实的政治诉求,并创作出了若干新颖的民主实践方式,其中最主要的,是“村务公开”与“村干部选举”。对于村务公开的要求,是村民对于原先由村干部所把持的集体财产使用与管理的经济利益诉求;而对于村干部由选举产生,则更进一步地表达了村民对于自己政治事务自己有权当家作主的政治利益诉求。这两者,剥开那些华丽的装饰性辞藻,其实质一是“钱”,二是“权”,正好表达了村民对于村庄社区内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完整诉求。
在农村基层民主的推动下,1990年代后期,城市地区的基层民主也开始启动。相对于农村地区的村民自治而言,以社区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启动工作起步较晚。城市基层民主的启动,除了农村基层民主的示范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与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量国有企业破产,下岗工人剧增,原有的单位体制面临解体,很多城市居民从“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同时,随着非公有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不再依靠国家生活,而是进入非公有经济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基层社会政治结构必然要求发生相应的变革。1999年,社区自治的试点开始进行,民政部制定的《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提出,要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培育和建立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在26个城市的部分辖区开展了社区建设的试点和实验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在于上海进行了较大规模、较规范的选举试点。自2000年起,广西开始在全自治区范围内推行城市社区的直接选举。从2003年开始,社区直选逐渐在全国展开(李凡,2003)。
随着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实践的发展,对于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参与
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
的研究,迅速成为一个热点课题,吸引了不少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的关注。
戴慕珍等人从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的角度,研究了对于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其结果显示,一个农村的工业结构、它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会影响本村选举、村民会议及村民代表会议的参与水平。在村集体收入多的农村,因为村领导对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有意压制,并可能采取一些行动来限制或挫伤村民参与竞选的劲头,所以政治参与程度并不高;在人均拥有土地多的农村,因为农民所依赖的土地等资源深受村领导影响,村民显示出更高的政治热情,村民会议的开会次数就会提高。同时,他们的研究也发现,政治参与水平随着村庄同外部经济联系的加强而降低。当村民的个人利益维系于村外的时候,竞选的参与程度会降低;而在那些外出务工水平低的农村,由于村民都比较关心社区之内的公共事务,村民会议的参与率反而更高(O i&Rozelle,2000)。
同时,另外的一些学者则表示,中国农民对于政治事务的参与与关心,更多的是表示了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O’B rien,2001)。郭正林(2003)对于广东省26村的分析,支持了这种观点,即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开始呈现出非经济性的特征。他对于农民参与选举的权利动机和价值取向的统计分析表明,在所有因素中,个人经济收入水平对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最微弱,甚至在统计上不相关,而政治面貌及社会经历的影响最强。
在对于基层民主政治参与的研究中,帕特南的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理论也逐渐得到使用。如胡荣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考察了影响村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各个因素。他尤其考察了村民选举制度对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正轨的选举制度设计,会有效地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在激励的选举竞争中,候选人也会采取一些竞争手段,来吸引村民的参与,从而使自己在选举中胜出(胡荣,2001)。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胡荣运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测量了中国农村基层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情况,并据此分析探讨社会资本与村民政治参与及村级选举的关系。发现只有社会资本中的社区认同因子和社团参与因子对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有积极影响,而社会资本中的其他因素,诸如信任、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不具统计显著性(胡荣,2006)。基于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孙昕等人研究中国村民选举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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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分析村民对农村基层乡党委、政府的主观政治信任对村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同时还考察了村民之间的“社会信任”以及村民社会网络所代表的社会资本对村民选举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村民对基层政府“政治信任”越高,或者说其对乡镇政府在村庄社会、经济发展和村庄治理中所起作用(如对政府有多大能力、以何种方式介入乡村选举、选举出来的村领导有多大权力和自由度等)的评价越正面,那么其参与选举的倾向就可能会更高(孙昕、徐志刚、陶然、苏福兵,2007)。
虽然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和政治参与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却是在近年才开始得到学者的关注。胡荣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分析表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由抗争因子、利益表达因子和选举参与因子构成。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对居民的政治参与起积极的作用,在预测政治参与的模型中,无论是抗争因子,还是利益表达因子,或是选举参与因子,在加入社会资本的诸因素后,模型的解释力有了很大提高,这表明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而在社会资本的各个因素中,社团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回归模型的分析中,不同类型的社团参与都对三种政治参与方式或多或少产生积极的影响(胡荣,2008)。
四、实证分析策略
(一)实证假设
在我国,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选民登记的主要依据是户籍。但是,由于大量外出务工人员的存在,使得这种做法在实际操作中遭遇越来越多的困境,因此,很多地方在实际操作中,流动人口参选一般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式:在户籍所在地参选、在现居住地参选和委托他人投票。如《上海市区县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实施细则》第五章有关“选民登记”第15条第10款规定,“户籍在外省市原居住地、现居住在本市的人员,一般应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选举;取得户籍所在地的选民资格证明后,也可以在现居住地进行选民登记”。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回户籍地参选是一件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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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本的事情,由于耗时长、费用高,很多外出务工人员不愿回户籍地参加选举;而如果要在现居住地参加选举,需要由户籍所在地选举委员会出具证明,很多人因为手续繁琐而放弃。所以在实际选举过程中,流动人口的参选率是非常低的。一项有关农民工参选人大代表的调查显示,多数人还是在户籍所在地投票,只有29.7%的人在务工所在地投票(程遥、徐良君、姚亚楠、孟凯锋,2008)。
可见,户籍制度,对于城市移民群体,已经构成了政治参与的一个严重障碍。由此,得到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户籍成为政治参与的严重阻碍,也就是说,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讲,在城市居住的移民群体(非户籍居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显著要低。
回顾前文的叙述,根据帕特南的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理论,以及现有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假设:
假设2:社会网络可以提高居民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具有更多社会网络的居民,其政治参与程度要高。
假设3:虽然户籍制度阻碍了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但是,社会网络也可以提高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户籍与社会网络的交互项,对于政治参与,也具有正向的符号。
(二)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2009年上海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数据包括上海12个区、47个居委会的952份问卷,因为问卷分甲、乙两种,只有一半的人回答有关于社会网络方面的题目,所以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为478份。其中上海户籍(包括“本市非农户籍”与“本市农业户籍”)占89%,非上海户籍(包括“外地非农户籍”与“外地农业户籍”)占11%。本文所定义的“城市移民群体”,即指“非上海户籍”的常住人口。在下文中,“城市移民”与“非上海户籍”不加区分。
(三)政治参与
随着上海市居委会选举“海选”的全面展开,以及民政部门的大力推动,在上海地区2009年的村/居委会换届选举中,全市居委会直选比例达80%,其中黄浦、卢湾两区直选比例达100%;同时,居民参选率的比例也非常之高,如崇明、青浦的参选率都达到99%左右(新民网, 2009207219),宝山区260个居委会的参选率也在90%以上(人民城市网,20092821)。针对我国各地的高参选率,有学者指出,选民参选率虽
然是衡量选举民主化程度的标志,但不是唯一标志。从世界各国的比较情况来看,西方民主化国家的参选率也并不是很高。在我国很多地方,高参选率并非出于公民的政治热情,而是通过动员体制或者各种变通方式等手段实现的(蔡定剑,2002)。
随着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虽然,目前中国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不是十分完善,基层的人大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但随着人大制度的完善,参与这一选举的选民越来越多(胡荣,2008)。而且,有学者认为,未来城市基层民主的进一步实践,其可能的方向中,城市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城市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改革,将会是进一步扩大城市基层民主的一个发展趋势,并会有助于城市基层治理的改善(李凡,2004)
。
图2:上海市居民参加投票选举区人大代表情况
因此,本文选择“参加投票选举区人大代表”这一指标作为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测量指标。前文讲到,户籍制度的存在,降低了移民群体在城市当中的政治参与。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在参加投票选举区人大代表方面,户籍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在本文涉及的样本中,有66.2%的上海人或多或少参加过投票,而对于非上海户籍的居民来说,这一比例只有不到20%(见图2)。
(四)社会网络
对于社会网络的测量,本文采用现在社会学界常用的几种网络测量指标,包括社会活动参与网络、讨论网、拜年网三种不同的测量方式(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项社会?2010?1
目,2009)。
1.社会参与网
在问卷中,被访者要求回答参加下列五项活动的频率:“同乡、校友、战友聚会”、“居委/物业组织的会议/活动”、“宗教聚会”、“兴趣群体的聚会”、“志愿者活动”,按照其活动频率,给予025的分值,将这5项回答相加,生成一个测量“社会参与网”的指标。
2.讨论网
讨论网定义为被访者在“个人生活中遇到某些问题(例如工作、家庭、感情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找人商量”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人数。
3.拜年网
拜年网的指标使用被访者“在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不含手机短信)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朋友和相知”的人数。
从样本的回答情况来看,上海户籍居民的“社会参与网”的指标(6.9)要显著高于非上海户籍的居民(5.0);而其他两种社会网络如“讨论网”和“拜年网”的规模,非上海户籍居民的都要高于上海户籍居民,非上海户籍居民的讨论网规模(3.0)要稍微高于上海户籍居民(2.8),同时非上海户籍居民的拜年网规模(17.8)要远远高于上海户籍居民(11.6)(图3)
。
图3:社会网络
(五)控制变量
除去最主要的户籍变量与社会网络变量之外,实证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为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是否干部、是否党员、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年收入的平方、以及居委会的虚拟变量。表1是一个所有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简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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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模型
根据“参加投票选举区人大代表”这一变量的分布,即变量的取值为0、1、2、3、4、5这几个离散的整数,本文采用泊松回归(Poiss on Regressi on)模型来进行估计。Poiss on回归模型的因变量为计数变量(count variable),而且取值通常都不会很大(Long&Freese,2006)。
表1: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
Obs Mean S.D.M in Max
户籍[非上海=1]4780.110.3101
社会参与网478 6.67 4.93021
讨论网478 2.78 1.5305
拜年网47812.2515.710150
年龄47847.6312.881769
性别[男=1]4780.440.5001
婚姻状况[在婚=1]4780.790.4101
干部[干部=1]4780.180.3901
党员[党员=1]4780.180.3801
教育水平47712.09 2.90119
收入[万元]4357.50 6.990.460
因为本文重点关注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情况,所以,在估计方程中,除去户籍、社会网络变量、控制变量外,还加入一个户籍与社会网络的交互项,以此来考察社会网络因素对于移民群体(即非上海户籍人员)的作用。最后估计方程为:
l og(y)=a+b1×户籍+b2×社会网络+b3×户籍×社会网络+ b4×控制变量
五、实证结果
(一)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的估计结果展现在表2中。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模型1只放入户籍一个变量;模型2、3、4依次放入“社会参与网”、“讨论网”、“拜年网”三个测量社会网络的指标,以及其与户籍的交互项;模型5加入除去居委会之外所有的控制变量;模型6为完全模型,加入了所有的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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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1预期户籍会降低居民的政治参与。从泊松回归结果来看(参见表2),“户籍”这一变量在所有模型中都是高度显著的,并且符号为负,这表明,户籍成为居民政治参与的严重障碍,非上海户籍的居民,其政治参与程度要远远低于上海户籍的居民,这与我们的假设1是一致的。具体而言,在上海居住的外来移民,其参加投票选举区人大代表的期望数字,仅为上海市民的28%[exp(23.574)=0.2804]。
假设2和假设3预期社会网络会增加居民的政治参与。从社会网络的三个测量指标来看,模型结果与假设并不完全一致(参见表2)。
首先,“社会参与网”的结果与预期一致,在所有的模型中显著,且符号为正,这意味着,具有更多社会参与网络的人,其政治参与程度也越高,这与假设2是一致的;同时,“社会参与网”与“户籍”的交互项是显著的,这意味着,相对于上海户籍的居民而言,非上海户籍的居民,“社会参与网”的影响效果要更大,这与假设3是一致的。
以模型2为例,回归方程为:
Log(y)=0.32621.789×户籍+0.046×社会参与网+0.098×社会参与网×户籍
对于上海户籍而言,户籍=0
Log(y0)=0.32621.789×0+0.046×社会参与网+0.098×社会参与网×0=0.326+0.046×社会参与网(1)对于非上海户籍而言,户籍=1
Log(y1)=0.32621.789×1+0.046×社会参与网+0.098×社会参与网×1=(0.32621.789)+(0.046+0.098)×社会参与网(2)将上面的公式(2)2(1),我们得到:
Log(y1)2Log(y0)=l og(y1/y0)=21.789+0.098×社会参与网(3)上述结果表示,对于上海户籍的居民而言(公式1),社会参与网每增加一个单位,参加投票选举区人大代表的期望数字要增加4.7%[ex p (0.046)21=0.0471];而对于非上海户籍的居民而言(公式2),社会参与网每增加一个单位,参加投票选举区人大代表的期望数字要增加15.5% [exp(0.046+0.098)21=0.1549];将非上海户籍居民与上海户籍居民相比较(公式3),社会网络对于非上海户籍居民的作用要更大一些,具体而言,社会参与网每增加一个单位,非上海户籍居民参加投票选举区人大代表的期望数字要比上海户籍居民高10.3%[exp(0.098)21=0.103]。
表2:参加投票选举区人大代表[Poiss on Regressi on]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户籍21.28833321.78933322.65833322.69033323.63733323.574333 [非上海=1][0.192][0.412][0.672][0.736][0.996][1.022]社会参与网0.0463330.0463330.0473330.0483330.048333
[0.007][0.007][0.007][0.007][0.008]
社会参与网3户籍
0.09830.109330.1533330.2463330.224333 [0.053][0.054][0.056][0.068][0.074]
讨论网0.0000.0080.00520.006
[0.024][0.024][0.027][0.031]讨论网3户籍0.24530.368330.428330.45533
[0.138][0.155][0.193][0.199]拜年网20.0063320.00420.0063
[0.003][0.003][0.003]拜年网3户籍20.0423320.025320.0273
[0.018][0.015][0.015]年龄0.0773330.070333
[0.024][0.025]年龄220.00133320.00133
[0.000][0.000]性别20.05720.012 [男=1][0.080][0.085]婚姻状况20.0430.026 [在婚=1][0.104][0.112]干部0.02120.003 [=1][0.098][0.107]党员0.06120.054 [=1][0.099][0.106]教育水平20.00720.005
[0.017][0.019]收入0.0210.03333
[0.013][0.015]收入220.00120.00133
[0.000][0.000]居委会变量+ Constant0.6693330.3263330.3253330.35833321.63933321.2343
[0.035’[0.064][0.082][0.083][0.634][0.719] N478478478478435435 Pseudo R20.03650.06560.06740.07560.09860.181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333p<0.01,33p<0.05,3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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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讨论网”在所有的模型中都不显著,意味着,讨论网规模的大小,并不会显著影响上海户籍居民对于政治参与的程度,这与假设2并不一致。但是,“讨论网”与“户籍”的交互项是显著的,而且符号为正,这说明,非上海户籍的居民,其“讨论网”的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参加区人大代表选举的期望数字要比上海户籍的居民高27.8%[exp (0.245)21=0.2776](模型3),这与假设3是一致的。
最后,“拜年网”的符号为负,这与我们的预期完全相反,在春节时候互相拜年交往的人数越多,参与投票选举区人大代表的程度越低,这个发现与假设2是相反的;而且,“拜年网”与“户籍”的交互项也为负数,表明,非上海户籍的居民,其“拜年网”的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参加区人大代表选举的期望数字要比上海户籍的居民低4.1%[exp (20.042)21=20.0411](模型4),这个发现与假设3也是相反的。这一情况的出现,可能与我们模型中使用的“拜年网”这一社会网络的特质有关,这一网络,更多的是在乡土社会中发挥作用,而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这一网络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将会下降,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城市。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结论的稳健性(r obustness),本文进一步将样本拆分为两个子样本,一个为“上海户籍”的样本,一个为“非上海户籍”的样本,在每个子样本中,分别检验三种社会网络的作用,看是否与前面的结论一致。模型的结果显示(参见表3),结论与我们上面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具体而言:
“社会参与网”对于上海户籍居民和非上海户籍居民,都是显著的,而且符号为正,说明“社会参与网”指标越高,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而且,“社会参与网”这一变量在“非上海户籍”子样本中的系数(参见表3模型528)要显著高于在“上海户籍”子样本中的系数(参见表3模型124),这与前面的发现是非常一致的。
“讨论网”的效果也与前面发现一致,这个变量在“上海户籍”子样本中并不显著,而只在“非上海户籍”子样本中显著,说明对于上海户籍的居民而言,讨论网的规模并不会对其政治参与产生影响,而只有非上海户籍的居民,其讨论网的规模越大,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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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
“拜年网”在两个子样本中都是显著且符号为负,也与前面发现一致,说明不管对于上海户籍居民还是非上海户籍居民,“拜年网”的规模越大,其政治参与的程度越低。
六、结论
“今天,该是我们变得更清醒的时候了,该是我们打掉一切幻想,认清我们这一代在民族历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的时候了。……因为事实上,在我们出生之时历史老人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乃是以往任何一代都未受过的最可怕诅咒,这就是:注定成为‘政治侏儒’”(韦伯,1997:10223)。
这是1895年M.韦伯就任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著名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对于德国当时政治状况发出的一个振聋发聩的警告。
M.韦伯之所以对当时德国的政治前途如此悲观,乃是基于他对于德国当时各个阶级的分析,他认为,德国的几个主要社会阶级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政治不成熟”。(1)对于当时占德国政治统治地位的容克阶级,已经处于“经济上垂死挣扎的状况”,而“由一个经济上的没落阶级实行政治统治是危险的,而且从长远的目标来看是有悖于民族利益的”。(2)对于德国的市民阶级,虽然他们已经开始掌握经济权力,并开始试图接管政治统治权,但是,由于德国市民阶级历来的“非政治”本性,德国的统一并不是在市民阶级的领导之下进行,而且,在统一之后,德国市民阶级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厌倦症”,M.韦伯断言市民阶级并没有成熟到可以成为德国民族的政治领导阶级。(3)那么,德国的无产阶级情况如何?M.韦伯认为更糟糕,这个阶级更多的是“一群没有政治意识的市侩”。德国的危险在于,市民阶级无力担纲民族的权力利益,而工人阶级也没有开始成熟并能够取代市民阶级(韦伯,1997:992105)。
在这篇演讲中,M.韦伯不无羡慕地谈到英国。他认为,在这个国家中,整个国家的政治成熟性要远远高于德国:“像英国这样的发达民族中,……在重大时刻,例如爆发战争,这些大众同样立即从内心深处意识到民族权力的至关重要性,而且在这种时候可以立即看出,民族国家绝非只是单纯的‘上层建筑’,绝非只是统治经济阶级的组织,相反,民族国家立足于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存在于最广大的国民中,包括经济上受压迫的阶层”(韦伯,1997:99)。在这里,M.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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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给出的一个解释是,英国各个阶层包括“经济上受压迫的阶层”的政治成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英国发达的政治生活,使得其国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政治教育”,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演练,导致了英国国民政治上的成熟性,“国家不断面临‘权力政治’的重大决策,从而使其国民几乎每时每刻都经受着政治教育”(韦伯,1997:105)。
M.韦伯当时所处的德国,与当今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颇有相似之处,最大的一点就是由一个落后的经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经济强国,而与此同时,却存在明显的“政治不成熟”,因此,在这一点上,M.韦伯当年提出的问题对于中国今日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M.韦伯认为,经济上迅速崛起的民族,其经济快速发展与内在的政治不成熟之间的反差,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那么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社会的经济现代化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巨大分化,同时,如果该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没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个有效的政治机制,使得社会各个阶级,包括经济上受压制的阶级,能够同时参与到一个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那么,其结果会是很危险的。德国在1900年之后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幸验证了M.韦伯的预言(甘阳,2003)。
这样一个议题,在当下中国,具有十分显然的意义,在经过了30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迅速分化,其利益诉求也日益分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何种政治过程来促进社会整合?尤其是,随着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他们与乡土家乡的联系日益疏松,而与城市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当代的政治生活实践中,他们的政治参与情况如何?他们的政治利益诉求如何表达?我们现有的体制安排,是否可能将之容纳到一个统一的政治过程中?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实现社会的整合?
对于上述问题,本文使用“2009年上海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探讨。城市移民政治参与的研究,本文采用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最后的实证结果显示:拜年网的规模对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是一个负向的效果;讨论网的规模只对移民群体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另外一个社会网络的测量变量“社会参与网”,在所有的模型中都表现出了非常一致的正向的显著作用,城市居民参与社会活动如“同乡、校友、战友聚会”、“居委/物业组织的会议/活动”、“宗教聚会”、“兴趣群体的聚会”、“志愿者活动”的频率越高,其“参加投票选举区人大代表”的概率就越高,而且,城市移民群体(非上海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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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参加上述社会活动的效果要显著高于上海户籍居民。
上海作为我国人口规模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在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已成为国内外人才和劳动力流动的首选目标之一。在上海的城市居民中,外来人口已经占到1/3强,这些城市移民对上海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随着未来上海老龄化的加剧,城市移民的意义会更加凸显。对于城市移民群体政治参与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于这一群体社会融合的多维度探讨,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未来城市的社会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宏观意义。
参考文献(References)
Bourdieu,Pierre.1986.“The For ms of Cap ital.”in John Richards on(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 or the S oci ol ogy of Educati on.Ne w Y ork:Green wood Press. Burt,Ronald S.1992.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 on.
Ca 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蔡定剑.2002.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M].北京:法律出版社.[Cai D ingjian.2002.
Electi on Report in China.Beijing:La w Press.]
程遥、徐良君、姚亚楠,等.2008.农民工参选人大代表:问题、成因、对策调查及结论[J].
人大研究(3).[Cheng Yao,Xu L iangjun,Yao Yanan,et al.2008.“Peasant Workers’Partici pati on in Local Peoples’Rep resentatives Electi on:Questi on,Reas on, S oluti on and Conclusi on.”People’s Congress Studying(3).(in Chinese)]
甘阳.2003.走向“政治民族”[J].读书(4).[Gan Yang.2003.“Towards Political Nati on”.Dushu(4).(in Chinese)]
Cole man,Ja mes.1990.Equality and Achievement in Educati on.Boulder,CO: W estvie w Press.
Gordon,M ilt on.1964.A ssi m ilati on in American L ife:The Role of Race,Religi on,and Nati onal O rigin.Ne w York:Oxf ord University Press.
郭正林.2003.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J].社会学研究
(3).[Guo Zhenglin.2003.“The Degree,Motivati on and Social Consequence of
Peasants’Political Partici pati on in Contemporary China.”Soci ol ogical Studies
(3).(in Chinese)]
胡荣.2001.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M].上海:远东出版社.[Hu Rong.2001.Rati onal Choice and I nstituti on
I m p le mentati on:Case Study on V illage Council Electi on in Rural China.
Shanghai:Shanghai Far East Press.]
收稿时间：2015-12-10；修回时间：2016-02-22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005、41001069）作者简介：孙铁山（1978—），男，内蒙古包头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学。E-mail:tieshansun@hot?https://www.doczj.com/doc/667261133.html, 。 中国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 孙铁山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北京 100871） 摘要：使用1995—2014年中国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数据，分析其经济集聚水平和空间结构特征演化，并探讨经济 集聚及其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三大城市群经济增长过程中集聚水平的变化趋势验证了威廉姆森的倒U 假说。同时，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也显示，集聚空间结构的变化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集聚程度之间同样存在倒U 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集聚水平提高，经济布局往往呈现出中心城市极化特征，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经济活动趋于分散化的同时，经济集聚的空间结构也会向更加趋于多中心结构的方向演化。对经济集聚、空间结构演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经济集聚的确推动了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对于京津冀和珠三角主要是围绕中心城市的经济极化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而对于长三角则主要是多中心集聚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关键词：经济空间集聚；集聚空间结构；地区经济增长；三大城市群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6）05-0063-08DOI ：10.15957/https://www.doczj.com/doc/667261133.html,ki.jjdl.2016.05.009 Evolution of Agglomeration and Its Spatial Structure with Economic Growth in Three Major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China SUN Tie -shan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 Abstract: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re three most well-developed and competitive metropolitan regions in China.The study on the long-term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of these three regions will help reveal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rend of large metropolitan regions in China.This paper uses the prefecture level city data from 1995to 2014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its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se three regions,and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gglomeration,changing spati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gglome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se three major metropolitan regions changed over time with economic growth,and the trends provide the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inverse U curve hypothesis of Williamson.Meanwhile,the evolvement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these three regions also indicate there exists an inversed U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ity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gglomeration levels,which means monocentricity will be enhanced with the increasing agglome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development,while with the incre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economic activities tend to be more dispersed as well as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tend to be more polycentric.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on economic agglomeration,its spati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shows that economic agglomeration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ree regions,however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the monocentric agglomeration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economic growth,whil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the polycentric agglomeration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economic agglomeration;spatial structure;regional economic growth;three major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China 第36卷第5期经济地理Vol.36，No.52016年5月ECONOMIC GEOGRAPHY May ，2016
城市新移民与当地群众文化的融合 [摘要]城市新移民与当地群众文化的融合，突显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大文化方向，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结合“新客家人”与当地文化的融合情况，分析了城市新移民与当地群众文化的融合对于当地文化的交流传承、群体间的认同融合以及社会的团结稳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市新移民文化融合“新客家人”意义 在广州这座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人口的流动和迁移现象十分显著。这些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广州，融入到广州这座城市之中的人，是城市的新移民。这些城市新移民，不仅为广州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当地群众文化的繁荣增添了不少色彩。城市新移民与当地群众文化的融合，突显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大文化方向，对于群文工作者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在调研、指导萝岗区群众文艺创作的过程中，笔者对此更是深有体会。本文以“新客家人”为例，通过这些城市新移民组建的文艺团体对当地主流文化的依附，“新客家人”与当地客家文化的融合等几个方面探讨城市新移民与当地群众文化的融合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城市新移民组建的群文团体对当地主流文化的依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加速，群众文化这个既具有普遍意义，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在新时期的群众文化不仅仅是指从当地文化土壤中萌发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当地主流文化，也包括城市新移民带来的外来文化。在经济较为发达、人口迁移频繁的地区，当地的群众文艺团体往往具有多样性。这些团体基本可以分为三大类，一、当地本土人员组建的群众文艺团体；二、由迁入当地的城市新移民所组建的群众文艺团体；三、本土人员与外来新移民相互融合组建的群众文艺团体；这几类团体在很大程度上对当地群众文化的繁荣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贡献。 （一）城市新移民组建的群文团体 广州作为一个经济发展迅速、文化包容度极高的城市，每年都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城市新移民。这些新移民中，既有为了梦想和事业来广州拼搏的年轻人，也有跟随子女来穗安居晚年的退休人员。笔者在对广州市各区文化馆关于群众文艺团体发展概况进行调研中发现，这些城市新移民为广州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对广州群众文化的繁荣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些城市新移民来到广州，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兴趣相投的朋友后，也会组建自己的文艺团体，并在区文化馆、街道文化站等文化事业机构的扶持下实现稳步发展。例如天
【篇一】韩国移民的五大热门城市 一、釜山 釜山地区继济州岛、平昌、丽水、仁川之后，韩国第五个实行房地产投资移民制度的区域。具体位置是釜山海云台观光度假村及东釜山观光园区，投资额度分别是7亿韩元、5亿韩元以上。 特点： 在港口城市釜山海云台地区，地标式建筑，属于国际富人区，有活力现代感很强的城市，101层的高度甚至可以看到对面日本的对马岛，这个项目完全是由中国建筑商建筑，彰显中国的建筑力量，预计此项目日后会强烈带动中日韩三国旅游业及当地经济的发展，投资潜力巨大。 二、济州岛 济州岛是火山岛屿，pm10<0.041，气温在平均16摄氏度左右，适合养老，休闲度假及长期居住。济州岛有国际教育城，可以让孩子近距离接受欧美的高等教育，有健康医疗城。 特点： 济州岛全境，目前为止没有一例拒签，房产均为精装修，永久产权，土地及房产归个人所有，无移民监，无需资金证明及资金来源证明，购房可刷银联卡。 以上是5个地区的投资移民现况和特点，济州岛地区之所以吸引大量移民的原因是因为只有济州岛有免签30天的政策，无需签证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游客及投资者考察，更重要的是因为其它4个地区对购房移民有房屋所有权上的限制，这也大大降低了中国投资者对其它投资移民地区的热情度，所以截止目前，韩国的房地产投资移民99%都集中在了济州岛地区。 韩国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对于所有权的分配方案也正在积极协商，重新制定当中，要想解决投资移民地区性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必须要不断的放宽条件才能吸引更多的客户前来韩国投资，居住，学习，经商。 三、平昌(Alpensia) 位于江原道平昌郡大关岭面的Alpensia度假村，是继济州岛之后开始房地产投资移民制度的第二个地区。 特点：
合法移民新加坡 在过去十多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各种各样的移民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以下简称PR）或国籍。多项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五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在他们看来，优质的高等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个人与财产安全，都将在移民的彼岸得到。 如何合法到达移民的彼岸？这里以新加坡为例，将所有合法移民新加坡的方式方法一一例出： 1、亲属团聚移民 第一类：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的配偶（不论男女），这里要特别提醒申请者不要造假，新加坡移民局打假的力度很大，一旦查出，申请者从此将很难进入新加坡。而利用假婚姻移民新加坡即使成功，只要有人检举，或通过移民局继续调查而被查实，永久居民身份将被取消。 第二类：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未满21周岁的子女。年满21周岁需另行申请，其申请将被作为个别个案对待。 第三类：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的父母、岳父母可以申请新加坡长期居留签证，一般为5年或者10年，可多次往返。 2、技术移民 全称专业、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永久居民计划。申请人将在分数制度下被评估：就业准证的种类、在新加坡时间、学历、基本月薪、年龄、在新是否有亲属。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a、新加坡三所公立大学及政府理工学校毕业的学生，都可以申请绿卡，其他私立大学毕业的学生，要在新加坡工作一段时间才能申请。 b、劳工准证(WP)：最低级准证，无文凭要求。与雇主挂钩，不可延期，若要延期，必须重新申请。不可随意出入新加坡，一旦离职，准证自动失效。申请时申请人不得在新加坡境内。无申请PR资格。 c、专业准证(SP)：中级准证，大专及以上文凭有权申请。与雇主部分挂钩，可延期，可随意出入新加坡，一旦离职，在准证有效期内，准证仍然有效，但是必须尽快找到新的雇主，否则一旦到期，立刻遣送回国。申请时申请人可以在新加坡境内。有申请PR资格。 d、人才准证(EP)：高级准证，特别优秀的大专及以上文凭，外加各种新加坡认可的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持有者有权申请。与SP待遇基本相同，不同点在于EP持有者有权为自己的一位直系亲属申请家属准证(DP)，DP持有者可长期在新加坡生活，不可工作，若想工作，必须申请各种工作准证(WP除外)。
中国三大组团式城市群 作者：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节选） 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 城市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其空间形态的演进，具有明显的特征： 城市的点状表征：0维模式（传统城市中心，强调集聚性，产生城市病） 城市的线状表征：1维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带，强调通达性，腹地相对狭小） 城市的面状表征：2维模式（城市群，强调结构性，功能相对不对称） 城市的体状表征：3维模式（组团式城市群，强调等级、有序、互补和立体网络性，最大限度获取“发展红利”） 而大力培育组团式城市群，既是中国城市化战略进程的跃升，也是中国新一轮财富涌流的本质载体。 今后中国必须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国家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以寻求资源利用的空间最大“整合交集”为根本出发点，让发展红利得到充分涌流。 组团式城市群发展模式的战略突破 1、避免了城市摊大饼式的单极化扩张；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协调为特征的区域镶嵌体系； 3、建立了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城际战略联盟； 4、构筑了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市等级系列集合； 5、实现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结构在区域中的逻辑充填； 6、充分协调了自然-社会-经济的城乡时空耦合；
美国这几个城市最欢迎移民 巴黎恐怖袭击后，美国有半数以上的州政府表示拒收叙利亚难民，2016年总统选举竞选活动几已成为移民政策口水战，然而根据南加州大学与美国社会上周二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有许多城市展开双臂热烈欢迎移民。 美国有线电视CNN财经网12月21日报导，南加州大学研究人员在报告中说，美国多位市长并未恐惧或拒收移民，反而是积极研拟移民政策，欢迎及融合新移民及难民。 根据该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数个城市积极接纳移民的目的各有不同，例如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以及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是为了振兴经济；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以及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目的是化解移民与原居民的紧张关系；至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市以及洛杉矶以及东岸的纽约市，则是为了帮助移民通过英语学习、就业及购房加快融入社区的进程。巴尔的摩市：享有移民“避难市”美誉 每年约安置1,100名难民的非盈利性机构国际救援委员会执行长钱德拉塞卡表示，巴尔的摩市原本有90万居民，后因制造业出走、犯罪增加、以及经济衰退，人口数降到只有60万人。 文章说，巴尔的摩市在2014年成为知名的移民“避难市”，因为该市的警察或任何机构都不会要求任何人出示移民文件，并且帮助移民解决财务问题，尽速适应生活。
巴尔的摩市市长办公室与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合作，提供移民翻译、口译及制备文件的服务。此外，协助移民员工购房的雇主可获得市政府提供的职业训练及财政奖励等优惠措施。 钱德拉塞卡表示，市长办公室还与当地机构合作，提供创业移民5,000美元到5万美元的创业贷款。 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到2014年间巴尔的摩市移民增加近1万人。移民的涌入对活化社区有极大的帮助。例如，该市的东方大道原本死气沉沉，但现在因拉丁裔移民的移入，现在大道上点缀着小型商店、餐馆、杂货店、面包店以及新装修的排屋等，为东方大道带来拉丁文化。 圣路易斯市：誓言2020年成为美国移民增长最快的城市 肯珀基金会2012年经济影响报告显示，圣路易斯市人口数及经济的同步衰退，迫切需要吸引新移入居民。圣路易斯市市长斯莱随后设定目标，期望在2020年圣路易斯市成为美国移民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 斯莱市长采取的方法与巴尔的摩市类似，市长办公室以及市政府机构与当地商会及其它组织合作推动吸引移民的方案，其中之一是圣路易斯市的国际学院。 国际学院提供英语、护理、心理健康等培训课程，并且帮助移民找工作以及提供移民企业家高达3万5,000美元的企业贷款。 马赛克计划是另一个在圣路易斯市协助移民的团体，引荐有相当英语能力及专业能力的移民给当地专业人士、学校及企业。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移民为欧洲带来“移民红 利” 中新网3月21日电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撰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下称《报告》)19日在北京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向欧洲发达国家移民的人数基本保持稳定,移民为当地带去经济和科技方面的突出贡献.《报告》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选择欧洲的中国移民将在未来为当地带来更多“移民红利”． 中国持续第二年成为英国第一大移民来源国 《报告》援引联合国国际移民相关统计数据称,2013年全球有2.32亿人口移民海外,其中欧洲和亚洲的海外移民占世界移民的2/3.在2013年,欧洲成为全球移民首选的移民地区,有7200万海外移民生活在欧洲.对此,《报告》认为,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经济状况较好,是其吸引较多外来移民的主要原因. 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自2012年,中国首次超过印度等国家,成为英国的最大移民来源国,2013年中国再次成为英国外来移民的最大来源国,共有4.6万人,占外来移民总数的9%.《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在英国的中国移民总数为41至43万人,2010至2013年,新入籍英国的中国移民维持在7000人左右. 王辉耀指出,多种原因促使中国移民英国数量增大.他指出,在英留学的中国学生较多,投资移民继续成为重要移民群体,中国出境游人数增长,中国经济形势向好,都促使中国移民英国的数量增加. “除英国之外,欧洲经济形势较好的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吸 引中国移民都保持稳定水平.”王辉耀还指出,中国有些地区有前往欧洲移民的传统,以法国、西班牙为例,来自温州的中国移民数量就比较多.
好消息: 中国绿卡新政策正式出炉，外籍华人最受益！附:申请解答 本文由拥有十六年美国律所背景的兆龙移民推荐 无论是老移民还是新移民，离开中国后，思念家乡的亲人和美味的中国菜，不免每年都会中、美两地跑，更有甚者每年回到国内还有住上几个月的。但是，因为签证的原因，回国因没有身份证办事的不便，美国华人盼望能早日拿到中国绿卡。而今天，这个中国版绿卡正式发布了！ 中国绿卡令海外华人受益匪浅 今年6月，罗氏制药中国总经理周虹经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推荐，获得永久居留身份证。几个月来，中国绿卡的便利已令她受益颇多。
图片：中国版绿卡——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样本。
近年来，中国引才、出入境政策持续创新，中国绿卡改革步步紧随。除2016年初扩大家庭团聚人员申请类型、降低居留年限要求，对长期在华居住、曾具有中国国籍的外籍华人提供永居申请渠道外，现在更升级为“身份证”，参照中国居民身份证技术标准、内嵌芯片，实现身份证阅读机机读识别等功能。 与此同时，中国多地出台出入境新规，并为外籍华人设立“专属”条款，方便其探亲、商务、科教文卫交流及其他私人事务。 周虹告诉记者，从国外回来发展，至今已有数年，现在拿到绿卡，使她更坚定了长期留在祖籍国发展的决心。 周虹对新政策满怀期待。“希望让更多新的‘家人’与中国同前进、同发展。” 美籍华人博士吴一飞今年4月成为上海自贸区“华人博士”申请类别首位绿卡持有人。“非常高兴，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终于找到了归属感。” 申请中国绿卡政策解读 Q：孩子在国外出生至今二十年有余，作为外国人在国内一直没有身份。想请问孩子作为长期在国内的华裔能否申请绿卡？ A：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2004年发布）的规定，任何满足条件的外国人都可以申请中国永久居留资格。其中对“未满18周岁未婚子女投靠父母的”有明确规定，但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孩子应该已经成年，错过了申请时机。 您可以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所列的其他条件进行查询，并可以咨询所在地的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 另外，对“绿卡”制度的新规定预计不久会出台，您可以继续关注“中国侨网”，一有新的规定出台，我们将及时发布。 Q：请Q1签证回国并已定居有三年了，想申请绿卡可以吗？怎样申请？是否要再等两年？ A：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2004年发布）的规定，任何满足条件的外国人都可以申请中国永久居留资格。其中“中国公民或者在中国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配偶，婚姻关系存续满五年、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五年、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九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比较符合您的申请条件。 申请永久居留资格，可以向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直辖市公安分、县局提出，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审核后，由公安部审批。根据您的情况，还需要继续居留两年才符合申请永久居留资格的条件。
拉文斯坦移民法则与我国人口的梯级迁移 【摘要】本文重新解读了拉文斯坦移民法则，在对我国移民历史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人口迁移的非经济理性因素占据我国移民历史的主要部分，从人口流动及迁移现象与移民法则的差异出发，解释了农民工收入回流和房地产涨升的相关原因，总结出我国人口梯级迁移的特点，并提出了人口迁移宏观操作的建议。 【关键词】拉文斯坦移民法则梯级迁移劳动力 一、前言 我国当前城市化推进的主要目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因此，劳动力要素配置对城市化进程的意义正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由此导致的其他要素的配置。迁移者不仅是迁移者，还是劳动力要素主体，所以狭义上的城市化过程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并定居，或者表达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配置。在这样的判断下，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是城市化主要生产要素配置中的目标要素，即要素的配置以劳动力配置为目标。 事实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形成对农村经济和农村城市化的巨大支持，流动的农民工已达1.4亿人，城市化仍显滞后的原因就是流动难以带来定居的结果，劳动力的流动对城市化的贡献，表现在劳动力收入的回流。 尽管我国近几年的城市化成果，大部分来自城镇扩张和区域政府行政升级，但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数量来讲，城市化人口的迁移将是长期存在的。对迁移现象的正确认识，不仅可以提高劳动力转移的效率，还可以对其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作出正确判断。 二、人口迁移研究中的经济理性高估 在移民问题上，中国的主要传统是安土重迁，尤其是农民，受传统影响最甚。但当代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却现实存在。赫伯拉（Herberla）、米切尔（Mitchell）和博格（D.J.Bogue）等人的推拉理论，刘易斯（W.A.Lewis）、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费景汉（JohnC.H.Fei）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托达罗（Michael P.Todro）的劳动力迁移和产生发展模型，舒尔茨（J.W.Schultz）的农民学习模型对我国人口迁移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经济理性被
2016中国十大移民服务机构排名新鲜出炉无论是为了投资置业还是子女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出国门，踏上世界舞台。历经十几年的积淀和浮沉，中国移民行业已经涌现出一批市场口碑佳、专业能力强的优秀机构。中国移民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了“2016中国十大移民服务机构排名”，通过权威评测系统综合全国各大合法中介公司平台，详细可对比信息的网站，包括移民资质、联系方式、网址、所办项目、持牌律师、员工人数、注册时间、公司介绍等等，同时参考移民客户的评论、口碑，横向对比。最终产生中国十大移民服务计划机构最新排名，可以说上榜的这些机构都是中国目前最具人气和影响力的移民机构，可谓实至名归。 NO.1侨外移民 外集团是经国家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批准的具有《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许可证》资格一家专事“出国移民定居”业务的机构，公司成立于1999年，总部设在首都北京。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侨外集团已经帮助成千上万个家庭及个人完成移民海外、出国留学的梦想，成为享誉国内出国移民行业的知名品牌。侨外集团的业务范围包括：为公民出国定居、投资移民、继承财产和其他非公务活动提供信息介绍、法律咨询、沟通联系、境外安排、签证申办及相关服务;其中移民、定居、留学服务涵盖了加拿大、美国、新加坡、英国、马耳他、香港、澳门等当前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国家和地区。 NO.2善浦移民 善浦始创立于2007年，以“让移民创造更大价值”为使命，致力于为中国
公民提供以瓦努阿图、美国、新西兰移民留学、安家置业、海外投资及高端商旅等服务为核心业务，是全球诚信移民服务领军品牌和中国投资理财诚信示范十强企业。善浦拥有成都、北京、新西兰、瓦努阿图4家全资子公司。在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善浦已成功帮助上万名中国高净值人士移民瓦努阿图、美国、新西兰，成功率高达99%。善浦以专业诚信，客户为本的发展理念为立足之道，迅速成为全球移民服务行业中的翘楚！经过十年的专业沉淀和积累，善浦深深扎根于瓦努阿图、新西兰、美国等国，成为当地移民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企业，善浦良好的发展基础和雄厚实力为每一位移民客户打造最完美的移民方案和海外投资计划，并提供丰富的后续服务和保障，确保让每一个移民客户都能实现出国无忧的梦想。 NO.3环球移民 环球移民专业品牌创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2002年获得了公安部较早颁发的因私出入境资格认证，是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理事单位。环球移民经过20多年的专业积淀，在广大客户中建立了诚信、公正、高效的良好信誉，是稳居中国移民行业前列的尊贵品牌。 环球移民是全球护照项目、海外购房移民、投资移民、创业移民的行业开拓者和领跑者，成功帮助超过358231个客户拿到各国签证、绿卡及全球护照，成功率在99%!各项目平均市场占有率均超过50%。
论坛导航 -> 财经社区-> 狐说经济 -> 财经大杂烩 阅读:4310 回复: 1最适合中国人买房移民国家看这个排名表就明白了 我要得瑟 等级:狐侠客送礼物发消息 楼主华人最适合国家排名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使得国民个人财富获得极大的增长，同时催生了第三次移民潮，而这次的主体则是新兴的中产阶级。根据2013年《福布斯》中文版联合宜信财富发布的《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万美元至100万美元之间的中产阶级群体中，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考虑或已经移民，同时四分之三的人表示希望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 第一名：瑞典 了使自身财产得到更好的保障和经营环境，投资移民已成为现在的主要移民方式。考虑到移民主体多为70后的现实，国外的医疗、社会保障水平已成为目的地考虑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为了使子女能获得高质量的受教育机会以及更健康的生活环境，是另一个推动目前移民潮的原因。 第二名：澳大利亚 同时国外护照的高免签率，无论对商务出行、居家旅游还是出国探亲来说都有着不小的诱惑力。正是因为存在着以上一系列强烈的需求，所以虽然近年来许多国家提高了移民的门槛，但各国接收的来自中国的移民数量并没有出现持续巨幅波动的趋势。 第三名：德国 东南亚的华人华侨曾经占到全球华人华侨总数的85% -90%，但因为包括投资移民在内的新移民大量前往发达国家，截止到2008年为止，这一比率已降低到73%。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中，分布也发生着变化。不再单单只局限于美加澳，一些中欧、北欧的非传统移民国家也开始成为人们的目的地。 第四名：新西兰 源于如此巨大的移民需求，现在国内拥有出入境资质的移民中介机构已经千余家。可以想象，随着改革的深化和个人财富的积累，移民潮还会继续，同时会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比如物产丰富的南美和非洲，成为大量华人移民的目的地。 第五名：加拿大 顺应这一社会趋势，继2011年之后，《福布斯》中文版再次推出“全球十
论国际移民的趋势与对策 据总部设在美国的移民政策研究协会根据联合国、美国等多个机构的数据对全球移民状况进行综合研究和评估，公布世界最大的10个移民国家移民人口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全球移民总人口逾2.1亿，美国、德国、俄罗斯联邦是三大移民国，全球最大的10个移民国的移民人口占全球移民的52％，其中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移民人口总数近4300万，远远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俄罗斯联邦和德国移民人口均超过1000万。国际移民问题已成为21 世纪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本文从国际移民的历史，当前特点及趋势，来分析目前移民新形势所应采取的对策。 一、国际移民的历史回顾 人类自产生以来就因自然环境变化、人口增长、生产发展、战乱和国家建立等原因而不断地流动和迁移。现代国际移民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四个时期: (一) 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国际移民(1500 - 1800) 15 世纪末16 世纪初, 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下, 西班牙殖民者首先在“地理大发现”后,征服了美洲大陆大片土地, 建立了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殖民大帝国。随后葡萄牙占领巴西全境。荷兰、法国也都先后在北美洲建立了新尼德兰、新法兰西殖民地。 (二) 欧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1800 - 1914) 这一时期是世界历史的大变革时期, 工业化的进程从欧洲迅速扩展到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 资本主义完成了从手工业阶段向大工业的过渡后, 紧接着在19 世纪末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际移民呈现出历史上空前的盛况。(三) 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移民(1914 - 1960) 这一时期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 发生了1914 -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20 世纪30 年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和1937 - 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一战中断了欧洲向外移民的高潮。战后移民虽一度有所回升, 但其规模只及战前的三分之一。1937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使得国际间的移民几乎无法进行了。当然, 这里主要指的是正常的经济移民停止了, 而政治性移民则空前增加。 (四) 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1960 - 200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尤其是20 世纪60 年代以来, 国际移民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移民再也不像工业化时期那样由少数欧洲国家流向少数欧洲人建立的定居地, 而是真正具有全球的规模。移民输出国和移民输入国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多了, 全球移民的供应地也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二、21 世纪国际移民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国际人口的流动是特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产物，它的流动也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 形成若干相对独立的“国际移民体系”。 (一) 五大国际移民体系的形成 美国社会学家Massey 认为, 到21 世纪初, 国际人口迁移已明显形成五大体系, 即北美体系、欧洲体系、波斯湾体系、亚太体系和美洲南角体系。 1. 北美移民体系这是最古老的也是至今仍大量吸收移民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美国吸收的外来人口数量为加拿大的5 - 6 倍。 2. 欧洲移民体系欧洲移民体系的形成是国际移民史上的新现象, 即首次大规模移民从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向人口稠密地区迁移, 而这种迁移还出自欧洲主动招募“客工”。欧洲人原本希望“客工”完成任务后, 依约返回原籍, 但事与愿违, 移民反客为主, 遂使人口稠密
移民美国——首选这美国五个城市定居 继英国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公布了一年一度的世界十大宜居城市名单之后，美国《财经杂志》（Money）也于本周公布了美国最宜居的城市名单。 在本次宜居城市名单中，虽然美国小城市备受青睐，但对很多移民来说，大城市就业工作机会多，教育可选择性多，生活更便利，所以他们更愿意在大城市定居。 《财经杂志》在本次排名中，调查了美国拥有3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生活及就业情况。在排名中，该杂志考虑了就业市场、可负担住房、医疗保健、文化氛围和开放空间等因素，以及犯罪率、公共教育系统等其它方面因素，分别选出美国东北部、东南部、中西部、西南部和西部等五个区域中最宜居的五个大城市。 东北部：匹玆堡（Pittsburgh） 匹兹堡（Pittsburgh）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是美国最适宜居住的都市之一。该市人口30.5万，住房价格中位数11.5万美元，物业税2,000美元，失业率5.6%。 匹兹堡曾是著名的钢铁工业城市，有“世界钢都”之称，但现在已转型为以医疗、金融及高科技工业为主的都市。匹玆堡失业率虽比全国均值稍高，但比其它类似工业城市，如克利夫兰（Cleveland）的8%、水牛城（Buffalo）的6.9%、费城的7.5%要低。 和其它科技重镇不同的是，匹玆堡的房价较低，房价中位数是收入中位数的2.7倍，比其它科技城市，如德州奥斯汀（Austin）的3.9倍、俄勒冈州波特兰的4.9倍低很多。在该市，35万美元就可以买到宽敞的公寓单元和三卧的独立房。 匹兹堡也是全美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多次被评为全美最适宜居住城市，兼具悠久的历史记忆与现代化的都市景象，向东可至大纽约区，向北可通达五大湖区，可以说是美国东岸连接中西部的重要地点。 东南部：坦帕（Tampa） 坦帕是座落于佛罗里达半岛西岸的海港城市，位临坦帕湾，外连墨西哥湾。人口35.2万，住房价格中位数12.1万美元，物业税1,800美元，失业率5.6%。 由于良好的气候和较低的物价、税收，坦帕湾在过去的20年中是全美和外国移民的首选目的地，以及全美首选度假、退休疗养胜地。 由于拥有阳光明媚的海滩风光，坦帕在今年年初打败芝加哥，承办斯坦利杯冰球赛。坦帕印裔移民较多，去年，国际印度电影大奖颁奖礼（International Indian Film Academy Awards）也在这里举办。 和佛州其它地区一样，坦帕前几年也遭遇了房地产市场危机。根据房地产评估网站Zillow 的数据，坦帕住房中位数从2006年的21万美元，下降到2011年的9.1万美元。最近几年，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加，坦帕房价有所回升，但仍未完全恢复。
逐梦彼岸中国新移民之中国富二代在美国的真实生活 在纪录片《逐梦彼岸·中国新移民》中的第二集中讲到了中国富二代留学生，其中两位的事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起来看看逐梦彼岸中国新移民之中国富二代在美国的真实生活吧。 Rudy——虚拟现实游戏公司创始人 在洛杉矶的纽波特海滩，Rudy独自一人住在500多平米的豪宅里。 在互联创创业浪潮中，他的父母不失时机地投身于网络棋牌游戏的创业之中，财富迅速积累起来。所以从高中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把他送到了美国读书。 那时的他，画风是这样的： Rudy后来是怎么产生了转变的呢？ 首先要从他创办以南加州大学为中心的中国留学生俱乐部——生而不凡——开始说起。 Rudy说他创办“生而不凡”，只要每年交两万美元的会费，你就可以享受到属于美国人的特权。加入“生而不凡”，你将不需要被等待，因为你可以买下这一切。 例如：租私人飞机到拉斯维加斯狂欢。 还有：买会员车牌号，永远不会被开罚单；去餐厅不用预定；看表演看比赛永远坐第一排；到哪儿都有人认识…… 但是，这样的生活是浮躁的，很多人在狂欢后感受更多的是空虚和疲惫，渐渐地，他发现，其实他的许多富二代、官二代同学都不快乐。 回想起曾经的这段挥霍无度的日子，Rudy这样反思道： 就在俱乐部一次酒后斗殴事件被举报后，许多媒体争相报道，事情发展到了不可控的地步，Rudy不得不宣布退出“生而不凡”俱乐部。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Rudy决定重新出发。 他从父母的账户中取出10万美元后，开始创业了。他果断休了学，再加上学校给的一些创业扶助金，就这么没日没夜地开干了！ 游戏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说：“我们早上八点上班，然后下班就没有点了。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刚开始的那五六个人是没有工资的，就是为了同一个梦想。” 但是也就是这几个人的共同努力，公司终于赢得了一笔投资，但是这笔投资也给他们带来了一次巨大的震荡——因为意见分歧，公司的技术团队的Leader带着一队人马离开了，Rudy彻底变成了光杆司令，但是，他最终挺了过来，而且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如今，Rudy的野心是以一款研发中的结合虚拟现实、视频直播、网游和社交的手游产品，进军中国市场，因为他已经有了更大的资本。
【篇一】适合移民养老的美国城市 1.休斯顿 休斯顿是北美最理想的养老城市，气候宜人，尤其冬季十分温暖。休斯顿生活成本低，税负低，医疗条件优越，生活水平高，是美国人眼中理想的养老城市。休斯顿还是美国典型的多元化移民城市，平均每5个休斯顿人中有一个来自国外。休斯顿总生活成本低于美国平均值17. 7%,整体纳税后要比全美308个城市低5. 6%o 2.洛杉矶 洛杉矶地处地中海型气候带，气候温和，全年阳光明媚，基本上很少有时间会在冰点以下。大量的海外移民使洛杉矶成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文化色彩的国际性大城市，少数民族占全市人口的一半左右，并拥有众多移民社区，各色人种聚居的地区形成了各自的”城鳥洛杉矶也是美国华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约有40 万左右华人居住于此。洛杉矶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仅次于纽约的金融中心，着名的好莱坞就坐落于该城市。 3.尔湾/新港滩 新港滩位于加州南部橙郡的城市，市内30%的居民为亚裔，环境佳、治安好。曾被美国媒体评为"王老五们的居住地〃。这里阳光灿烂、气候宜人，是靠近洛杉矶的天堂地区，海滨宝贝儿乎一年到头都沐浴在阳光下和海浪嬉戏。这里有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等优质教育资源，特别适合因孩子教育考虑移民美国的家庭。新港滩没有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在华人圈子中的名气大，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完善的政府管理、服务与活跃的创造氛圉为创业及新兴产业的培养创造了优质条件。 4.旧金山 旧金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沿岸港口城市，是加州仅次于洛杉矶的笫二大城市。旧金山是海外华人居住密度的都市之一，20%的华人人口比例稳居美国城市中华人比例首位。旧金山的唐人街规模大，华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逐年增大。向往秀美生活环境的美国移民可以选择旧金山这座美国最漂亮的城市。 5.圣地亚哥 位于美国本土的极端西南角，以温暖的气候和多处的沙滩着名。是加州经济第三强的城市，经济实力仅次于洛杉矶和旧金山。早年圣地亚哥华人数量不多，但近年呈成倍翻涨趋势。成为众多华裔美国移民亲睐的移民居住地。圣迭戈圣地亚哥邻近墨西哥边界，靠近海滩、沙漠，冲浪、游泳、航海或拜访附近的高山和沙漠，众多休闲项H吸引游人来此度假。圣迭戈市被誉为"美国运动之城7有许多着名的运动员和球队。 6?西雅图
【篇一】适合加拿大移民的城市 据悉，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曾经根据就业市场、住房负担能力和税收负担，对加拿大20个城市及爱德华王子岛进行了排名，并将这些城市进行了比较。 结果显示，与五年前相比，最适宜来加拿大定居的城市排名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温哥华和多伦多排名下跌幅度大，甚至跌落到10名以外。 据《赫芬顿邮报》报道，蒙特利尔银行这次进行的排名与五年前有所不同。由于受到高油价的影响，排名前五的城市大多位于加拿大西部。但是5年过后，加拿大各大城市的经济形势产生了很大变化。 渥太华被评为加拿大最适合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因为它的中产阶级家庭在全国收入，房价也比较合理。 这座城市经历了数年的经济低迷之后，随着联邦政府就业扶持计划的到来而复苏。但报告也指出，渥太华也可能出现多伦多等大城市的移民潮。 加拿大定居最适宜的城市，排名第二的是魁北克市。今年上半年该城市的失业率最低，只有3.6%。调查发现这里的房价压力最低，吸引了很多新移民来此生活。 汉密尔顿上升两名，排名第三。它与多伦多有着密切相关，由于物价飞涨，很多在多伦多工作的人，都选择在汉密尔顿生活，毕竟这里的房租和生活成本都相对合理。 根据这份报告，温哥华和多伦多不仅没有进入榜单上排名靠前的城市，而且已经有开始跌出榜单的趋势。温哥华虽然在就业市场方面仍有很大的吸引力，但飞涨的房价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居住意愿。 而且多伦多仅略高于爱德华王子岛和圣约翰市。它的排名不仅受到住房成本高涨的影响，还受到中产家庭收入低、失业率高的影响。 以上的加拿大城市排名可以看出，大城市不一定就代表适宜居住，除了就业优势、环境优势之外，生活成本、房价负担也是需要考虑的重中之重。如果你也打算去加拿大定居，就一定要综合所有的因素之后，再做出合理的选择。 【篇二】扩展阅读：加拿大移民的体检须知 （1）移民加拿大需要进行身体检查。如果申请者存在不被加拿大政府接受的健康疾病，您的申请将被拒绝，这些疾病主要是： a、对公共卫生或安全造成威胁;
合法移民澳大利亚 目录 合法移民澳大利亚 (1) 亲人团聚类移民 (2) 配偶类团聚移民 (2) 子女团聚移民 (2) 父母团聚移民 (3) 其他家庭成员团聚移民 (3) 技术移民 (4) 独立技术移民（189签证） (4) 雇主担保移民（186签证、187签证） (4) 州或亲属担保移民（190签证、489临时签证转887永居签证、） (5) 留学转技术移民 (5) 投资移民 (5) 澳洲500万重要投资签证 (5) 132类签证 (6) 188商业创新类签证： (6) 人道主义及难民保护移民 (7)
在过去十多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各种各样的移民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以下简称PR）或国籍。多项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五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在他们看来，优质的高等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个人与财产安全，都将在移民的彼岸得到。 相对于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大批移民，澳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每年向世界提供着大量的移民配额。如何合法到达移民的彼岸？这里以澳大利亚为例，将所有合法移民澳大利亚的方式方法一一例出： 亲人团聚类移民 澳大利亚亲属团聚移民分为四类：配偶类团聚移民（结婚移民）、子女团聚类移民、父母团聚类移民及其他家庭成员团聚移民。 配偶类团聚移民 核心条件是申请人必须是澳洲公民或永久居民的配偶。 第一步，获得两年澳大利亚配偶移民临居签证，其基本条件（满足一种即可）： 已婚夫妻类别。这种关系的存在是批准移民的关键条件。 同居夫妻类别。若是同居关系，该段关系在申请前已经持续了12个月 未婚夫妻类别。双方年满18岁；有资格在澳大利亚依法结婚；真诚的希望于担保人登记结婚，并维持真实和长久的婚姻关系。 同性配偶。 第二步，获得永久澳大利亚配偶移民配偶签证，其基本条件： 已申请并持有临居签证已超过2年（持未婚签证者必须已登记结婚至少2年）； 担保人的担保维持有效（即配偶没有撤去担保）； 与担保人保持真实而长久的关系，共同生活。 有关配偶的签证类型有：309澳洲境外夫妻团聚临时签证； 820澳洲境内夫妻团聚临时签证； 100澳洲境外夫妻团聚永久签证； 801澳洲境内夫妻团聚永久签证； 300澳洲境外未婚夫妻临时签证； 子女团聚移民 101澳洲境外子女永久签证、802澳洲境内子女永久签证：在澳洲定居的父母可以为不满25周岁的子女担保，申请永久居住权。父母必须是澳大利亚公民、永久居民或合格的新西兰公民，并且申请人登陆后的前2年，需要提供住处和财政支持。 申请人可以是担保人的亲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年龄小于25岁（不含），若已经超过18岁，必须是学生或者经济不独立；单身（未婚、没有同居伴侣也没有订婚）；如果申请人是养子女：收养时，孩子必须未满18周岁(18岁以上无法申请此类签证），单身（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