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历史文化的三大特色
申维辰
山西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山西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山西历史从史前文明的旧石器时代发端，历经尧舜禹和夏商周数千年的演进，到晋国和三晋时期已经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秦汉以来，山西历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加灿烂辉煌。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以及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的形成发生了重要作用，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山西成为地方文化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距今180万年以来的山西新旧石器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质量高，数量多。现已查明全省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近400处，其中旧石器早期遗址的数量位居全国之首。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对探索山西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着关系全局的重要意义。
旧石器早期遗址全国发现了200处，山西有157处，主要分布在中条山南麓的垣曲盆地、晋西南黄河沿岸及汾河流域，以芮城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为代表。1961——1962年，考古学家在西侯度遗址发现32件石器以及带切痕的鹿角、烧角，地磁测定的地层年代为距今180万年，早于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元谋猿人约十万年，由此证实距今170万——180万年前，在我国的北方和南方，已经有直立人的活动，同时也证明山西南部是我国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芮城匼河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及动物化石，专家们初步断定是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存，与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人的工具有对应特征，并且有迹象表明，后来的丁村文化是由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演变发展而来。
人类由猿人跨入早期智人的时间大约在十几万年前，以襄汾丁村人和阳高许家窑人命名的文化，是我国旧石器中期最有价值的典型遗存。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山西有60处，主要分布在北部的桑干河流域和南中部的汾河流域。在丁村遗址上发现的大量石器表明，13万年前的丁村人比北京人的石器制作有了明显进步，人类在体质上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丁村人成为北京猿人向现代人过渡的重要环节。在汾河下游的襄汾、曲沃、侯马，汾河中游的交城、古交，汾河上游的静乐等地，丁村文化分布广泛，因此有学者称丁村文化为“汾河文化”。许家窑文化距今大约十万年左右，文化遗物包含的3万余件石制品，类型繁多，制作精细，仅石球就有上千件之多，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石球最多的一处遗址。
山西旧石器晚期遗址分布更广，内容更加丰富。位
于大同盆地西南的朔州峙峪文化，距今约27500——30000年，在这里发现大量的石制品和各类动物的牙齿和用火遗迹，同时还发现了石镞。石镞的发现，意味着峙峪人已发明和使用了弓箭，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弓箭。正如恩格斯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是火器发明前人类的重要武器之一。吉县柿子滩文化代表了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广泛分布在黄河中游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考古学文化。文化层间的石制品非常丰富，并有少量的动物化石，更让人们惊喜的是，在柿子滩遗址上，发现了两处表现当时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崇拜的岩画。
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以来，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基本的特征。山西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区域，遗址有上千处之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窑，这些文化遗存标志着山西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和辉煌。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相当于古史的尧舜时代，可以推测，是尧舜禹的活动把山西推向了当时的文明中心。
山西地区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时代最灿烂的光芒
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可以说，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只有黄河中游晋南、豫西的文化传承没有被打断。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及加强防御，传说大禹之父鲧已开始建城。不断发现的夏城遗址，也在映证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
1975年，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址，城堡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遗址、人工沟、陶窑、水井、窖穴、墓葬等，并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时还有一些铜器。类似东下冯城堡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东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35处之多。这些发现，与《禹贡》记载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说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
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颖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近年来，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陶寺文化遗存百余处，包括了城址、居住遗址
、墓葬以及成套的礼器乐器、青铜器。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出土了一批壶、瓶、盆、盘、豆等彩绘陶器，其中的彩绘蟠龙陶盘，被认为是集合中原诸部落图腾而成的华夏中心区域的徽标；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绘木器，有案、几、俎、匣、盘、斗、豆、鼓等多种器物，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些社会状况；三是出土一批农具，几座水井，说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居住处所从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四是遗存物中铜器与文字的发现。墓中出土一件含铜量近98％的铜铃形器，证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壶，陶器的壁上有毛笔朱书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五是在陶寺千余处墓葬中，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或阶级的差别，五座级别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鼋鼓、特磬类的礼乐器，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同类乐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时中原大地的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国家形态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标志着山西晋南地区放射出华夏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光芒。
晋国与三晋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进程的关键环节
关于商族的起源，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在山西的南部地区，认为垣曲商城即文献记载“汤始居亳”的亳都。垣曲的商朝城址，不仅有比较完整坚固的城墙、城壕及城门，而且区分出宫殿区与一般居民生活区，陶器与青铜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通器物。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周初，成王分封诸侯，叔虞封唐后，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唐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即位，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上起西周早期叔虞封唐，下至公元前230年——前225年韩、赵、魏三国相继被秦兼并，期间的800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方，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内蒙古、陕西的一部分。晋献公时，晋的疆土从黄河北岸扩展到了南岸，并达到了黄河以西的地方。晋文公时，国力空前强盛，晋国联合秦、齐、宋几国，出兵车七百乘，在城濮之地大败楚军，晋国成为中原霸主。“侯马盟书”的出土，是晋国国力强盛的见证。1988年太原发现的晋国赵卿墓中，出土了一件直径和高度都在一米开外的大镬鼎，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的春秋鼎。镬鼎的问世表现了晋国当时是生产力最发达经济实力最强盛的诸侯大国。曲沃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发掘，对于西周文化和晋国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世纪60年代发现了晋侯墓地，1980——1990年进行了7次大规
模发掘，发掘出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墓主分别是晋侯燮父、晋武侯、晋成侯、晋厉侯、晋靖侯、晋喜侯、晋献侯、晋穆侯和晋文侯，时间为西周前期到春秋初年。晋侯墓葬群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分量最重，青铜礼器的组合不仅反映了西周时期宗室制度的一些共性，也表现出晋国青铜文化的鲜明个性。
山西是最早出现人工冶铁的地区之一，晋国是最早使用铁器的诸侯国家。20世纪50年代，专家学者们认为中国在西周时期出现了铁器，然而，近30年的考古发现证明，我国最迟在商朝晚期即公元前14世纪时已经有了铁器。灵石县旌介村附近的商墓中，出土了一件满身铁锈的青铜钺，专家们认定这是最早的人工冶铁的遗存物。春秋时期，晋国使用铁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泛，像常用的铲、刀、镢、斧、镰、锄、犁等工具农具，均为铁制品。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家都出自山西，并且迅速成为实力雄厚的三个方国，在那个诸侯连绵征战、百家争鸣不停的特殊历史时期，韩、赵、魏的活动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智氏，尽分其地。半个世纪后，周威烈王不得不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公元前376年，韩、赵、魏灭晋而三分其地，晋国历史终结。代表新兴政治势力的韩、赵、魏三国，在三晋大地上演了李悝变法、魏文侯改革、西门豹治邺、张仪纵横天下、胡服骑射、围魏救赵、长平之战等一幕幕精彩纷呈、声势浩大的历史正剧。
秦汉以来的山西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光辉篇章
山西的称谓几经变化。秦时为郡县制，置太原、河东、上党、雁门、代郡。汉时基本沿袭秦朝郡县制度，属并州刺史部。唐朝为河东道，宋朝为河东路及西京道，元设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宣慰使司，明置山西布政使司，清朝则为山西省。在这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山西的地域文化内容不断扩展，影响不断提高。
从某种角度看，山西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地带。上古时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而称华夏，与其毗邻或是错杂居住的其他民族被视为戎狄蛮夷。随着华夏各国的日益强大，西戎为秦所灭，赤狄、白狄为晋所灭，齐灭莱夷，大部分的淮夷小国被楚、鲁所灭。军事上的征服，强制性地使戎狄蛮夷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逐渐地融合于华夏族。春秋后期，华夷之间的差别、界限渐渐地消失了。汉初以来，匈奴的统治向南延伸到河套地区以至于今
天的晋北、陕北一带，由匈奴冒顿单于亲自统领的中部，不时入侵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等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出山西籍大将卫青、霍去病等率领大军抗击匈奴，以后汉朝实行和亲、通商的安抚政策，鼓励匈奴人到山西北部和其他地区定居，民族矛盾渐趋缓和。两晋时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征战讨伐互有进退。事实上，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往往占有主导地位。历史上的山西曾有多个民族建立过政权，如两晋时的汉和赵国是匈奴人的政权，北魏的拓跋氏政权为鲜卑人所建，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就是沙陀等少数民族在山西地区壮大后，才拓展势力取得政权的。此后的千余年间，山西始终发挥了民族大融炉的作用，谱写出民族大融合的辉煌篇章。
山西是人文荟萃英雄辈出的文明地域。并州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唐时以太原为“北京”，建成了仅次于京师长安的大都会。女皇武则天，“汾阳王”郭子仪，名相能臣狄仁杰、裴度，“门神”尉迟恭，战将薛仁贵，“文中子”王通，一代文宗柳宗元，初唐四杰王勃，斗酒学士王绩，田园诗派领袖王维，七绝圣手王昌龄，边塞诗人王翰，晋阳诗才王之涣，江州司马白居易，大历才子卢纶，花间派鼻祖温庭筠，一个个黄河之东、太行之西的儿女，光耀九州，彪炳青史。
元杂剧是正规中国戏曲的开始，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故地。山西戏曲在宋金时期日臻繁荣，杂剧演出遍及城乡。稷山、侯马、新绛等地发现的一批宋金砖墓中，出土了大量戏剧舞台和模型，用实物证明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源泉活水。山西现存的古戏台2888座，居全国之冠，其中的8座元代戏台和广胜寺元代戏剧壁画为全国仅存的元代戏台和元代戏剧壁画，反映出戏曲在山西的繁荣兴旺。元杂剧前期的中心就在晋南一带，晋南元杂剧不仅表演活跃，而且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剧作家和代表剧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戏曲的程式化和官方化。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郑光祖，除了马氏，余者都是山西籍人士，他们在元杂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山西戏曲向全国发展的同时，山西本地的戏曲也走向了成熟和完善。
明清时期，经济活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五个多世纪里，山西商人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都能雄踞一方；晋商依托故里，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关隘重镇和商埠都会，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邻近的国家
。晋商的贸易活动，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把中国的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明清晋商把山西人经商的历史、经商的智慧、经商的艺术推向了极致，晋商的魄力之大、足迹之远、财富之巨让世人认同了“无西不成商”的历史事实。
中国封建帝王中有特殊影响力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文治武功。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皇帝秦王嬴政，生前曾两至晋地，在太原和上党留下了足迹。统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武帝刘彻，曾率领群臣到河东郡祭祀后土，写下为人传颂的《秋风辞》。少时被誉为“太原公子”的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时曾到河东盐池巡视，这位千古明君留下河东盐池是国家和军队经济保障的思想。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东征高丽，班师回朝时，驻留太原三月之久，题写了颇得王羲之书法神韵的《晋祠之铭并序》碑。公元960年北宋政权建立，而军事上的统一并未完成。宋太祖赵匡胤生前两伐北汉，亲临太原，征发民夫，筑城修桥，火攻水灌，未能如愿。直到公元979年，宋太宗率军出击北汉，才把十国时期的最后一国征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后，多少帝王将相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活动大大丰富了山西的文化历史。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山西是这个古文明国度中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已经成为国保的119处，位居全国第一。因此，山西最有资格成为今天世人了解和欣赏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山西是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
山西历史文化具有不断变革和进步的鲜明特色，始终走在各个时代的前列。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既以先进思想为依据，又是新思想的摇篮。
山西历史上社会变革活动波澜壮阔
山西地区有确切史籍记载的历史开始于晋国，晋国的前身是古唐国，而古唐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尧时代，并在夏朝立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了接续当地的文化传统，保持社会稳定，当叔虞受封唐地后，推行的治国方略就是周朝廷要求的“启以夏政”，其核心就是在政治制度上可以不实行西周时期实行的严格的宗法制度。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晋国前期就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大转变，即有名的“曲沃代翼”，由晋公室的旁系小宗取代了当政的大宗，使晋君的地位由“侯”转变为“公”。这个转变并不仅仅是个人或宗族之间的政权转移，而是晋国在政治变革道路上的一次飞跃，为后来全方位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
“曲沃代翼”顺应了时代的变革要求
，也为晋国的全面发展掀开了崭新篇章。此后，晋献公对外伐疆拓土，对内剪灭旧公室的残余势力，为晋国的对外称霸和对内改革廓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到晋文公时代，晋国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郭偃之法”。郭偃是晋国大夫，主张从经济领域入手实施改革，进而扩展到用人制度。“郭偃之法”虽然没有否定传统的“亲亲”的用人政策，但更强调“尚贤”。“郭偃之法”还改革了分配体制，采用“君食贡”制度，要求国君不保留土地，而是从土地拥有者那里收取税赋。这些思想，不仅指导和促进了晋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为三晋法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源泉。
春秋末期，晋国三个异姓卿大夫家族瓜分了晋国公室，形成韩、赵、魏三个新的诸侯国，史称“三家分晋”。三家分晋扼制了晋国国势的下降趋势，使晋国获得了新生。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国率先改革，尤其以魏国的社会变革最有成效。魏国的变革主持者是魏文侯，主要实施者是李悝，参与者包括了各方面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如思想家卜子夏、军事家吴起、政治家西门豹。进入战国中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变法，使韩国保持了长期的安定，影响了战国中后期的天下形势。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一度使赵国大有统一天下的气象。
秦汉以后天下一统的局面结束，政治形势纷繁复杂，社会变革的呼声再起。在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下，影响全国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冯太后主政时推行的“均田制”，对此后的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而孝文帝全面“汉化”的政策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天下政治的格局和发展方向。隋唐时期与周边民族的友好交往，也深受北魏的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影响。
隋唐以后，国家政治形势远不及先秦和南北朝时期动荡，所以，影响全国的社会变革通常都是朝廷主持下进行，山西作为一个地区，与其他地方一样，不可能单独发生大的社会变革。但出自晋地的著名的改革人物，如柳宗元、司马光、杨深秀等，也不断参与全国性的社会改革，其中值得一提的当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震惊中外的“百日维新”运动中，杨深秀立场坚定、视死如归，充分体现了晋地民风强悍的文化精神；杨深秀积极倡导的废科举、兴学堂，中西并重，采集万国之良法的进取精神，正是山西文化思想中革新精神的延续。
山西地区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思想相辅相成
纵观山西的社会变革史，社会变革的步伐与进步思想的涌现一直相伴而生，相辅相成。进步思想为社会变革提供思想基础，指导社会变革
的进程；变革活动的步步深入，又丰富和深化了进步思想，为今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在先秦时期，“曲沃代翼”式的社会变革就是以“启以夏政”的进步思想为思想基础。既然是以夏人的政治理念治国，周人的宗法观念就不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从而为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曲沃旁系取代日渐失去民心的晋侯正宗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晋武公夺权到晋文公称霸，其间还不到5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以进步思想为指导方针的新政权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晋文公称霸既以晋国的国力为基础，又有“郭偃之法”作指导。以“郭偃之法”为核心的进步思想推动了晋文公时期的社会变革，促进了晋国社会的发展，反过来，社会的大发展又对新的变革思想和变法活动提出了要求。在晋文公之后，晋国社会变革的力度有增无减，新的革新思想也不断提出，特别是赵盾之法和范宣子所铸“刑书”，更是丰富和发展了晋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
三家分晋表面上灭亡了晋国，实际上却是晋国政治力量与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三个大家族的形成和发展，与晋献公和晋文公时代的社会变革密不可分。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晋献公剪灭公族，开始起用异姓大夫。晋文公历尽苦难取得王权，依靠的就是异姓大夫。所以，在逐渐形成的引导晋国社会变革方向的进步思想中，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是其核心。在切实推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异姓大家族中的贤能之士不断涌现，相继执政，不仅推进了晋文公的霸业，也证明了逐渐走向衰败的晋国公室难以独自支撑晋国政治局面的事实。三家分晋是晋国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
“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类似三家分晋这样的新兴的政治力量组合，在其他诸侯国没有发生，事实上也不可能发生。因为这三个新兴的诸侯邦国都诞生在深刻的社会变革进程中，在战国初期的变法浪潮中，他们都站在了浪端尖峰。
魏国社会变革的主政者魏文侯和主要实施者李悝，都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学生，他们的变革思想深受子夏儒学的影响。子夏认为，对人材应该看重其“大德”，不必拘泥于“小德”，致使魏文侯广泛任用各方人材；子夏儒学主张“学以致其道”、“学而优则仕”，要求思想学说要落实在社会实践中，致使像李悝这样的弟子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魏国的改革，既有战国初期天下形势的要求，也有诸如子夏儒学之类的先进思想的促进，是晋国不断进行的社会变革的继续。这场变革使魏国在战国前期成为战国七雄之首，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变革中形成的
系统的社会变革和进步思想，不仅影响了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和思想的发展，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源泉。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措施曾遇到反对派的强烈抵制。反对派既反对以今易古，又反对以夷变华。赵武灵王则认为，“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风俗习惯也好，政治制度也罢，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革新。正是在这种进步思想的指导下，“胡服骑射”的改革才取得了彻底成功。“胡服骑射”不仅使赵国成为战国时代的军事强国，更重要的是把我国古代战争史带入一个骑马作战的新时代。
与赵武灵王的改革相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也是在进步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北魏立国之后，虽然号称统一了北方，但实际上一直处在北方柔然可汗和南朝政权的夹击之下，危机时刻存在。为彻底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孝文帝从内外两方面着手改革。外在手段是南下迁都，内在手段就是从服饰、语言等方面的全盘汉化。在当时，对于建设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权而言，汉族的政治经验更为丰富、政治思想更为先进。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既有对具体事物的改革，也有本质性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这种内外并举的措施，使这场社会变革收到了预期的成效，显示了不同文化碰撞融合产生的活力。
山西地区进步思想的发展丰富多彩、源远流长
表里山河的山西地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夏商文化，而且在春秋战国的特殊时期，还成为战国法家、纵横家、名辩家和兵家的发源地，也是先秦早期儒家的重要支脉，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三晋儒学。这些进步思潮同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有相互砥砺和激荡，也有相互补充和促进，共同创造了具有进步特色的三晋文化。
先秦时期的法家文化有春秋法家与战国法家、齐法家与三晋法家的区别，但是，真正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积极作用，并对后世发挥重要影响的法家却是战国时期的三晋法家。战国法家之所以在三晋形成，主要根源之一是晋国的法制建设。法家直接产生于三晋国家早期的变法活动，特别是李悝、吴起等法家早期人物在魏国的变法。到战国中期，赵国人慎到的思想，以及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进一步发展了早期法家思想，而“商鞅变法”则是三晋法家思想的硕果。李悝和吴起都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弟子，而子夏思想既是早期儒家在三晋的发展，又是由儒入法的关键。子夏本人不是法家人物，但以子夏思想为核心的三晋儒家却非常注重实际。子夏儒学不仅直接影响了战国早期法家，也间接影响了荀子的思想和韩非子的思想，而荀、韩都是三晋人士，韩非子还曾
师从荀子，最终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三晋法家的思想，不仅代表了时代潮流，而且左右着秦汉以后中国政治的主流。同时，三晋号称“多辩士”，著名的纵横家人物苏秦和张仪在三晋叱咤风云，一度左右着战国末期天下形势，同样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思想。战国名辩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一生主要活动在魏国，而公孙龙则是三晋人氏。至于兵家，战国早期有军事家庞涓，晚期则是尉缭子等人。秦国的统一天下，在思想上得益于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有赖于商鞅变法，具体实施方面先后有张仪、范睢、吕不韦等三晋人氏的努力，在军事上则有尉缭子的策划。显而易见，战国时期的三晋人物及其思想，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也对历史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汉以降，山西地区继续着先秦时期的进步思想的传统，在思想文化界屡屡有重要代表人物出现。隋唐之际的王通，是理学思潮的先驱者之一。唐朝后期的柳宗元和白居易，既是进步的文学家，也是继隋朝哲学家王通之后的重要的思想家，对于代表进步思潮的理学思想的形成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及至宋代，孙复是理学史上有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对宋明理学的形成产生过直接的作用。北宋中期，史学家司马光位居“道学六先生”之列，是宋明理学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宋明理学在明朝开始失去其进步性的时候，思想家薛瑄以“实学”思想对占据理学统治地位的朱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对理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之际，宋明理学开始走向衰落，思想家傅山结合现实，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判，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影响了清朝以来的思想取向。清朝末年，杨深秀受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义无反顾地参与“戊戌变法”活动，勇敢地站在了时代进步的最前列。在世俗思想不断进步的同时，山西地区的佛教和道教文化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并存发展。中国佛教的发展归于净土宗，而山西地区则是净土宗的发源地，并一直保持着核心地位。山西地区的五台山佛教圣地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发展重镇，对于佛教的历史兴盛和当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元时期，道教的全真教在山西地区有过长足的发展。总之，多种思想学说的共生共存，使山西地区的进步思想源源不断地发生发展，并且总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引领时代潮流。
山西是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在距今两三万年前的朔州峙峪文化遗存中，发现了数百件骨片的表面有人工刻画的道痕，学者们认为峙峪人可能已经掌握原始的雕刻艺术。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吉县柿子
滩遗址上，又有两处岩画引起了学术界重视，被视为人类最早的艺术珍品。距今四五千年的陶寺遗址中，出土了属于夏文化早期的木鼓和石磬，太原义井出土的一音孔和二音孔陶埙乐器属于新石器时代。晋国大音乐家师旷以琴技和音律闻名，赵国人荀子创立了艺术理论，离石的汉画像石出土，蒲津渡的唐朝黄河铁牛面世，元代晋南杂剧的繁荣，种种现象表明，山西在人类文明演进中，是位于世界东方的艺术之苑。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山西的古建筑及其依托古建而保留至今的壁画、雕塑，更有规模，更具体系，成就更为突出，特色更加鲜明。
品质超群的建筑艺术
山西古建筑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很高的文化欣赏价值。中国古代的建筑门类和建筑艺术，在山西几乎都能找到实物。山西现存的古建筑18118处，除了皇室宫殿建筑不复存在外，其余种类的建筑应有尽有，如依照建筑功能划分的寺庙宫观、长城关隘、城池市楼、墓冢陵寝、戏台祠堂、桥梁驿站、民居会馆、钟楼鼓楼等等，依照建筑形式划分的庑殿式、歇山式、悬山式、卷棚式、单檐、重檐、殿台、亭阁、长廊、牌坊等等，其中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孤例，品质更高，价值更高。
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是唐朝建筑，今存的几座完整唐朝木结构殿堂都在山西。已知宋、辽、金及其之前的木构建筑全国146座，山西境内就有106处，占全国现存同期同类建筑的72％，其中的7处是唐、五代的遗存，更显其弥足珍贵的文物和艺术价值。就目前所知，存留至今的唐朝木构建筑除敦煌196号窟檐仅存的柱斗、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的下半部分外，较完整的四座唐朝木构建筑是五台山南禅寺正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芮城广仁王庙正殿和平顺天台庵正殿。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现存结构完整的唐朝木构建筑的大殿全部在山西，山西因此保存着中国最古老的建筑艺术。
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建筑实物的保存难度很大。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山西保存了这个时期的三座木构建筑：平顺龙门寺西配殿、大云院正殿和平遥镇国寺万佛殿。龙门寺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齐文宣帝时候，西配殿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五代时期悬山造木结构的佛殿。寺内现存五代、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的土木建筑，并有大量碑碣石刻遗存。大云院正殿的22平方米佛教壁画，是中国寺庙现存仅有的五代壁画，殿内的壁画与柱枋、斗拱、替木上残存的五代彩绘，均为同期同类艺术品孤例。平遥镇国寺万佛殿中的11尊塑像，是国内仅存的五代寺观彩塑，大体继承了唐朝风格，显示出
高超的雕造技法。她们无疑是古代东方艺苑的奇葩。
宋、辽、金、元时期，山西的建筑艺术最为辉煌。辽、金作为统治中国北部和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大量吸收汉族文化，用汉族工匠修建宫殿、佛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留下了一些规模宏大、风格独特的建筑精品。这一时期的代表建筑如大同善化寺及华严寺、洪洞广胜寺、芮城永乐宫、临汾牛王庙、翼城乔泽庙戏剧舞台、霍州署大堂，等等。建于辽代的应县木塔规模宏大，健硕华美，是我国古代建筑功能、技术、造型艺术有机统一的完美范例，是有建造木塔历史以来保存下来的一座最古老的木塔，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高大的木结构建筑，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艺术的重大成就。
山西古代砖石建筑的艺术成就也非常显著。山西是现存古代长城时间跨度最大的地区，山西保存了战国以来两千余年的长城2500多公里，其中东魏、北齐、隋、宋四朝长城为山西独有。山西古代墓葬石雕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太原晋源区的隋朝虞弘墓，出土一件雕刻华丽精美的汉白玉石椁。墓主虞弘为西亚人，曾在北齐、北周和隋朝为官，石椁的雕绘内容包括宴饮、乐舞、射猎、家居、出行的场景充满异国风情，对研究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绘画史无疑有重要意义。再如十字飞梁形制的古代桥梁藏于古画，载于古史，现存实物世界上也仅有太原晋祠的鱼沼飞梁一例。平面呈十字形状的飞梁，位于圣母殿的正前方，方形池沼上架设板桥，四面通岸。东西平坦，连接主建筑圣母殿与献殿；南北下斜如翼，犹如振翅的大鸟，故取“飞梁”之名。飞梁造型独特，精雕细刻的勾栏、柱础和望柱的多数构件仍为宋朝原物。而使用减柱法为晋国始祖叔虞之母而建的晋祠圣母殿，空间阔大，肃穆庄严，完整地保留了宋朝建筑的形制和结构，成为宋式建筑的经典之作。
光彩夺目的彩塑和壁画艺术
山西拥有丰富的古代建筑资源，在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山西从唐朝至清朝一千多年的寺、院、庙、庵、宫、观及其中的殿、塔、冢等建筑物近80处，因而保存了多姿多彩的寺观雕塑和壁画。这些雕塑与壁画同建筑本身一样，具有珍贵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山西现存唐朝以来的彩塑作品12712尊，是国内寺观彩塑最多的省份之一。唐朝彩塑主要保存在五台山佛光寺的东大殿、南禅寺大殿以及晋城的青莲寺等地。这些彩塑造像庄重丰满，神形俱佳，极富时代特征。南禅寺大殿的塑像塑造手法纯熟精巧，形体、衣饰与敦煌彩塑如出一辙。山西宋朝彩塑的代表作品是：晋祠圣母殿的侍女像，晋城
市二仙庙，长子法兴寺、崇庆寺等寺观塑像。圣母殿的43尊宋朝彩塑，是宋朝造型艺术的极品，其中的30多尊宋朝侍女彩塑，摆脱了多年来陈式化的刻板雕塑手法，开创了现实主义作品的彩塑风气，从侍女的体态、神韵、造型、衣饰上看，造像生动，形神俱佳，堪称中国古代女性雕塑的集大成者。辽金时期山西处于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在彩塑造型艺术方面也表现出了特色，像大同华严寺的菩萨塑像，面形丰满，体态秀美，造型生动，技法娴熟，可称是辽代彩塑艺术的珍品。元代彩塑风格与辽金近似，代表作有五台县广济寺的大佛殿、晋城市玉皇庙西配殿及中殿、洪洞县广胜寺下寺大殿及水神庙等处的佛、道二教的塑像。山西明清两朝的彩塑有11630尊，人物众多，品质俱佳，市井文化的特征非常明显，迎合市民精神需求的民间化、世俗化的艺术倾向加重，如平遥双林寺各殿的彩塑，隰县小西天大雄殿的塑像，长治观音堂的悬塑，灵石资寿寺大殿罗汉塑像，蒲县东岳庙大殿的地狱群像等。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双林寺具有千余年的历史，寺内2000余尊宋、元、明、清四朝的彩塑，囊括了佛国与俗界的众多角色，佛祖菩萨、天王罗汉、帝王将相、宫娥僧人，一应俱全，反映了中国古代人神共治的现实，无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称号。
壁画在体现宗教思想、反映社会生活、烘托建筑艺术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山西现存高品质的汉唐至明清的寺观墓葬壁画24000多平方米，这些壁画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壁画艺术，为我们了解山西古代壁画绘制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
山西古代壁画以寺观壁画为主，寺观壁画大多是土坯泥墙上彩绘的壁画。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壁画，是国内仅存的唐朝寺观壁画，虽然年代久远，画面残损，但画艺精湛，保存良好，堪称中国古代寺观壁画的上品。山西现存宋辽金时期的壁画6处，面积近千平方米。应县木塔的塔内明层都有塑像和壁画，画面上的飞天活泼丰满，精神流注。繁峙金代建筑岩山寺文殊殿的壁画，面积近百平方米，为宫廷画师王逵所作，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山西的元代壁画9处，1700多平方米，以芮城永乐宫、洪洞广胜寺、稷山青龙寺和兴化寺壁画为代表。广胜寺的水神庙里，有一幅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元杂剧演出图，把祭赛神灵的演剧活动搬上壁画，反映出元杂剧的盛况。广胜寺下寺后殿里残存的元代壁画仅有16平方米，画艺高超，色泽明丽，大殿四周原有的彩绘壁画，收藏在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馆。
永乐宫壁画为元代作品，面积总计千余平方米，绘于龙虎殿
、三清殿、纯阳宫、重阳殿四壁及拱眼壁内，壁画内容丰富，画技高超，在青、绿冷色基调中，用色多达十余种，并大量使用沥粉贴金法，在庄重深沉的画面中渲染华美富丽的艺术效果，为中国壁画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959——1965年永乐宫迁址过程中，这些壁画随同主体建筑一道成功迁移，开创了中国古代壁画大规模迁移保护的范例，是古代壁画绘制技术与现代壁画揭取保护技术完美结合的典范。
众多的墓葬壁画是山西古代壁画的又一个类型，山西北齐墓葬壁画近年来成为古代东方艺术世界最吸引人的艺术品种。寿阳县北齐厍狄迥洛墓壁画，以绚丽斑斓的艺术长卷反映墓主人生活的显赫场面或死后的空幻境界。太原王郭村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的壁画，太原城郊王家峰北齐名将徐显秀的墓葬壁画，画面宏大，构图准确，形象生动，色泽艳丽，线条流畅，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从这几处壁画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齐时画技日臻成熟的趋势，为隋唐壁画技术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博大精深的石窟艺术
山西的石窟艺术，成就非常突出。北魏至明清的石窟寺多达300余处，其中云冈石窟、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这几处国家级的文物保护石窟，艺术价值极高，而且，云冈石窟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云冈石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次由国家主持凿刻的大规模石窟工程。北魏崇佛，平城大同作为当时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凿窟建寺之风盛行。公元5世纪后期至6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北魏统治者集中了全国各地的高僧和能工巧匠，吸收融合了中外艺术风格，开凿出了阵容强大、气势恢宏的石窟，供僧侣信徒们进行宗教活动。在开凿手法和雕刻技巧上，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平城艺术模式”。这是在山崖陡壁上开凿出的洞窟形佛寺建筑，现存主要洞窟45座，洞窟内外造像5万余尊。壁面处理技法上，运用了线刻、浮雕、高浮雕、圆雕等雕刻手段，创作了一大批不同于寺观雕塑的造像以及众多佛教故事和装饰图案的浮雕作品，与甘肃的敦煌石窟被誉为中国佛教艺术的“双璧”。云冈石窟佛、菩萨的造像在石窟艺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造像以高大雄伟、雕刻精美而著称。初期造像面相丰圆，身体壮硕，后来吸收南朝的风格，众多的佛、菩萨雕像更显面相清瘦、眉目开朗、神采飘逸的特点，这种称作“太和造像”的艺术风格直接影响了孝文帝迁都后开凿的洛阳龙门石窟的造像，而且远及敦煌北魏石窟。云冈石窟艺术有机地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雕塑艺术风格，为隋唐以后中国雕刻艺术的发展增加了活力。云冈石窟艺术
始终吸引着大批中外游人或专家学者。
天龙山石窟集建筑、雕塑为一体，其中的雕刻艺术占据主导地位。天龙山石窟的雕塑题材和对象是佛教尊奉的佛、菩萨，石窟的开凿成形经历了东魏、北齐、隋、唐四个时期，从佛像到花纹都反映了南北朝到唐朝的几百年间中国石窟艺术写实性、装饰性的特点，反映出石窟艺术的发展变迁脉络。
中国最大的道教石窟是太原的龙山石窟。道教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本土宗教，道教石窟也是体现中国本土艺术特色的一种艺术门类。龙山石窟是元代全真教道人宋德芳主持营建的。现存8窟，其中的7窟为元代或元以前的作品。龙山石窟龛内40余尊造像，雕工朴实，刀法流畅，线条简练，给人以庄重浑厚和风格粗犷的艺术美感，具有浓郁的元代风格，与佛教石窟寺艺术追求场面宏大、造像华丽、宁静空灵的风格截然不同。龙山石窟是道教石窟寺艺术的经典作品，其造像内容、雕刻技法在我国石窟寺艺术中占重要地位。
色彩斑斓的古代城市与民居建筑艺术
山西明清时期的建筑，保存有千余处之多，除了传统的寺庙宫观戏台建筑外，在城市建筑和民居建筑两方面的艺术成就最为显著。
山西有着众多的古城，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就有大同、平遥、祁县、代县、新绛等五处。平遥还以“一城、两寺”的人文建筑优势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仅有的两个以城市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性，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平遥这个尧舜时代就有记载的古地，历经几千年后，成为中国古代县城的标本，保存完整的平遥古城，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明朝的县城建置、官衙方位、街道规划、民居建筑、商街店肆的真实状况。明初扩建的城墙，是平遥古城的主要建筑物和平遥古城的象征，城墙高12米，墙厚5米，周长12华里，城墙上3000垛口、72敌楼，体现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传统文化内涵。城内有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城中的建筑东城隍，西县衙，南观音，北关公，左文庙，右武庙，东道观，西佛寺，集中体现了明清县级政权的礼法制度，反映了人神共治和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文化特征。其他几座历史名城，也都有充满独特人文精神和艺术美感的建筑。比如代县，唐初始建的文庙，是一组典型的儒学建筑群，边靖楼和杨家祠堂，则是民族融合的最好见证物。新绛城里保存有唐朝遗风的绛州大堂，有
隋朝花园，有建于宋元明几朝的绛州钟楼、乐楼、鼓楼，引人注目。这些古老的建筑及其艺术形式，大大提升了历史名城的文化品位。
山西民居今天成为中国北方民居的典型代表，是因为明清时期晋人富饶而兴建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深宅大院。山西现存比较完好的明清民居建筑群多达数十处，如晋中的乔家、王家、曹家、渠家、常家等院落建筑群，晋东南的皇城相府、郭峪村老巷老宅、柳氏民居堡寨，晋南的丁村老宅，晋西北的碛口古镇及其民居建筑等等，展示着几百年来山西民居的辉煌成果。这些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民居建筑，大都古朴厚重，高大结实，构成了一座座封闭的城堡，一座座幽深的庭院。一个院子有成百上千间的房屋，院套院，门套门，琉璃飞甍、砖石照壁、高台大屋、牌坊小桥、亭殿楼阁，与周边环境巧妙地融为一体。许多建筑依山建势，因地制宜，高低叠置，参差错落，门窗间木雕、石雕、砖雕、楹联、匾额沟通传达了众多的人文信息，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山西老宅院是中华民居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是几个世纪前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
山西历史文化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品质高雅，特色鲜明。她的历史脉络绵延了千万年而不断，她的先进思想流传了几千年而不枯，她的艺术精神撒播了千万里而不散，山西历史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山西历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优秀的成果结晶，是先祖赐给我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借重和依托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