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怎么了
如何安全地吃，成了一个问题。南山/CFP
最单纯宁静的地方，现在却落入血腥暴力的漩涡
杀人不为越货，凶手将屠刀伸向孩子和自己的家人；无毒不成餐，毒奶粉、地沟油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了钱，曼妙女郎扬言非宝马男不嫁；为了被拆迁的房子，亲兄妹可以反目成仇争夺财产大闹公堂……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告别了“东亚病夫”的往事，体魄日渐强健的中国人心理却正在严重畸形化。杀人者被诊断为有精神病史，上访者可以被投入精神病院，社会失败者大都抑郁不堪，上班族为未来担惊受怕……
我们大家，看来都病了。
中国社会怎么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菲菲发自北京
杀：挥向孩子的利刃
这是已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的血腥画面：
2010年3月23日早晨7点20分，福建南坪实验小学门口。
还有十分钟才开门，二三十个孩子和家长站着在等。三三两两的学生和家长往这边走来。一切正常……突然，一个孩子倒下了，然后又一个，第三个……没有声音，但血从他们的胸口和脖子上喷出来。反应快的人开始跑，与此同时，更多的孩子倒在地上。
55秒钟，人们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一切就已经结束。
凶手郑民生，42岁，思维清晰，从医近20年，有外科主治医师资格，人称“郑一刀”。公安局经调查认定，“犯罪嫌疑人因感情挫折，悲观厌世，遂故意行凶杀人”。
郑民生去年被医院辞退。他没有钱，没有房，没有老婆，与母亲和六哥一家三口挤在破旧的小单元房里。他活够了，活腻了，尽管身体健康，有一门手艺，年纪也不大。就算真的无路可走，郑民生也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获得解脱。可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因为他心中不仅是绝望，还有恨。恨排挤他的领导，恨抛弃他的女友，恨周围的闲言碎语，恨这个忽视他存在的世界。他要把这恨传播出去，让恨产生更多的恨。他就是一颗石头，投到水里，多少也能咕咚响一声，荡出几圈水波。
求生避死是人的本能，也是兽的本能。所以，决意抛开生命的郑民生不是人，也不是兽，而是魔，是精准的杀人机器。他沉默，冷静，手起刀落。一瞬间，束缚他的条条框框、生活里的大小牵绊，压在身上的种种负担和胸中多年来的积郁一扫而光。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解放：在那55秒钟，他就是上帝。
不管有多大罪孽，郑民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孩子火化了（而且是快速地火化：在26万元之外，还有一笔浮动的补偿金额，视家属对亡童遗体的火化时间而定，越早火化补偿越高），犯人枪决了(当地政府确定“快捕、快审、快处”的从速从重原则，一个多月就完成一审、二审和处决)，事情划上句号。
但没有人料到，一切才刚刚开始。
4月28日下午3点（郑民生被处决的日子）。广东省湛江市下辖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一男子混入校园，持刀砍伤15名学生和教师。行凶者陈康炳，33岁，曾经是雷城一小教师，事发前被学校要求停课病休，有精神病史。
4月29日上午9点40分。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一男子持刀砍伤32人，包括29名学生，两名教师和一名保安。行凶者徐玉元，46岁，个体生意经营者。
4月30日上午7点40分。山东省潍坊市尚庄小学。一男子骑摩托车闯入学校，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抱住两名学生点燃。两名学生被老师抢出来，该男子当场烧死。行凶者王永来，37岁，村民。据称曾与当地官员发生争执，用终生积蓄给儿子盖的房因为占用耕地必须拆除。
5月12日上午8时。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一幼儿园。一男子持屠夫用的切肉刀砍死7名幼童、一名50岁的女教师以及女教师80岁的老母，砍伤11名幼童，然后回家自杀身亡。行凶者吴焕明，当地村民，据称与幼儿园有房产纠纷。
如果加上4月12日广西合浦的案子，不到50天，6起校园惨案，22条人命。16个孩子，每个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心肝宝贝，是全家人的眼泪、欢笑和希望。大千世界摆在他们面前，等待他们去发现，去体验，去创造。他们才刚刚开始……他们倒下的时候还背着书包。
这些案件似乎没有联系，但又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凶手单独作案，针对儿童，用刀或锤一类最原始、最近距离、也最野蛮的工具。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多起类似的校园袭击案，有人指责媒体报道“启发”了潜在的犯罪分子。其实媒体不过是一种技术，一个工具，像其他所有技术或工具一样，是一把双刃剑。不能因为刀也杀人，就连切菜都不让用了。不能因为害怕潜在的犯罪分子模仿，就剥夺公众的知情权。杀人的凶手和被杀的孩子都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按照王小波的定义，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他们曾经沉默地活着，现在也要沉默地死去吗？
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在《恐怖主义的精神》一文中指出，西方人天真地认为，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善”的发展相应导致“恶”的失败。然而，善与恶同时出现，同步进展。前者的胜利并不能导致后者的消灭。这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30多年改革开放，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发展了，崛起了，但也困惑了，迷失了。除了迅速致富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还该做什么？
校园砍杀事件夺去20条多生命、给这些家庭以致命打击，在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其真实的、有形的危害非常有限，但无形的、象征性的影响却难以估量。像自杀式恐怖袭击者一样，潜在的郑民生们淹没在人群中。可能是个失业者，也可能是个失恋者，不需要特别的基因，特别的刺激，一个普通人就会突然掏出刀子，大开杀戒。钢叉和警棍挡得住屠刀，却挡不住恐惧。校园和幼儿园保护好了，医院呢？剧场呢？排队的超市、满座的饭馆呢？
人们开始反思：心理保健体系的薄弱，法律制度的缺陷，民众上访渠道的不畅，社会转型带来的其他问题……这样的讨论让那些孩子的鲜血、那些家庭的伤痛有了一些意义。但是，社会的反思必须由个人的反思开始。因为社会由个人构成，你和我。
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独一无二的。无辜的孩子，有罪的凶手，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仇恨止于坟墓。如果让恨带来更多恨，我们就成了凶手的同谋。
毒：充满弹性的规则
有人戏言，现在的国产食品，除了河豚没毒之外，其他都有毒。这句话还可以进一步解释：河豚天然有毒，而且是剧毒，我们就不必画蛇添足了，可以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无限的发明创新工作中去。
于是，上千吨含有致癌物黄曲霉素、最多只能喂猪的陈化米被梳洗打扮，堂而皇之流向千家万户；致癌物溴酸盐超标数倍的矿泉水被默默摆上大小超市的货架；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装进奶瓶，喂给中国的3000万婴幼儿；澄清净化后的地沟油重新用来炸油条，涮火锅……海鲜浸过甲醛看起来更鲜，面粉掺上石灰后显得更白，工业染料苏丹红喂的鸭子可以产下“红心蛋”，无根剂、漂白粉泡出
的豆芽又白又胖……海南毒豇豆刚刚谢幕，山东又出了毒韭菜，湖北等地有多人输血染上艾滋病，山西100多个孩子打过疫苗后非死即残。
网上最近有一篇帖子广为流传，题目是《宝宝，妈妈不再带你打疫苗》。疫苗不打可以，牛奶总要喝吧？牛奶不喝可以，饭总要吃吧？饭不吃可以，水总要喝吧？水不喝可以，空气总要吸的吧？按照这位母亲的逻辑，中国大概是容不下他们了。所以，有网友建议她赶紧教孩子英文。
不过，绝大多数人还是舍不得（或没办法）离开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这部分人该何去何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教授给出的建议是：食物多样化，什么都吃。陈院士说，我们的食品基本是安全的，但有一部分有问题，如果什么都吃，风险就被化解掉了。他举例说，如果你今天买韭菜农药残留超标，明天你买萝卜还超标？运气不至于这么坏。农业部官方网站称，市面上约有5%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咱们给他加到10%可以了吧？你一星期吃一次韭菜，还有90%的机会买到合格菜。陈院士说，这种食物多样化既有利于食品安全，促进营养均衡，还可以改善你的心理状态。
陈院士这段言论充分表明：知识就是力量。特别是在精神方面。
中国有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中国还有句话：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二者的基本意思一样，都是说不要太讲究、太较真，要有豁达的心胸和包容的态度。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确也是举世闻名的。任何规则到了我们这儿，都变得充满弹性。我们是一个充满弹性的民族，多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都压不垮，打不倒。尽管出了毒大米、毒牛奶、毒面粉、毒蔬菜等等，我们的平均寿命还在稳步提高，而且涌现出姚明、刘翔等一个又一个体育巨星，我们在奥运会上夺得多少枚金牌，在冬奥会又实现多少突破……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也越来越好。三聚氰胺，苏丹红，溴酸盐，地沟油一茬接一茬，你刚唱罢，我又登场。一次又一次地震惊，愤怒，谴责，疑惑后，我们也渐渐摆正了心态，越来越泰然处之。就像陈院士说的：第一，大部分产品还是合格的；第二，运气不至于那么坏。当然，总会有人“赶上”，谁赶上谁倒霉，能有什么办法。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自己身边那点事儿。网民比较爱折腾，但基本局限在网上。嘻笑怒骂之后该干嘛干嘛。就算齐心协力，进行成功的人肉搜索，下文如何也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
所以，就算不相信生产者，不相信监管部门，我们还可以相信“心态”和“运气”。当然，我们也可以像捷克作家哈维尔那样，相信良知。在《政治、道德和教养》中，哈维尔说：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地记录下来，永远地给予评价。说到底，真正的良心和责任感只能被解释为一种沉默的假设，假设“上面”有人在看着我们，每一件事都不会遗漏，没有东西会被遗忘……
假：“山寨”横行的年代
鲁迅70多年前就说，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奇想”体现出我们的幽默感。我们的洗衣粉有白猫，也有日猫；酸奶有蒙牛，也有豪牛；牛肉面有康师傅，也有廉师傅、唐师傅、庚师傅、康师博和康师妹；酒有茅台，也有茅合；有五粮液，也有三粮液；洽洽瓜子，治治瓜子；脉动，脉劫，泳动，泳致；NOKLA手机，可日可乐，啃他鸡KFG……
但有些奇想不属于幽默类，而属于滑稽类。比如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
无论幽默、滑稽还是其他种种，这些奇想都说明中国人三头六臂，灵活聪明，而且有强大的语言能力。我们外表平淡无奇，但胸中沟壑万千。和外国人相比，我们显得羞涩拘谨，其实不然，我们私底下是最不拘泥的，而且越来越放得开了。
高中文化的章宁泉租用司法部原办公楼，成立所谓司法部下属机构“中国天平调查员管理局”，在全国7个省设立分支机构，招收调查员，其所有工作人员均着警服，所有行动均为警车出入，4年狂骗1600万元。但“章局长”也犯了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错误：因为高调下葬情妇的视频引起网友怀疑，被揪了出来。
最近网上还出现江苏赣榆县海头镇党委大院的几张照片：办公楼高大气派，门口挖一条小河，河上建拱桥，大门两侧各立一根华表，整个布局仿佛天安门。此外，党委办公楼两侧各有一只三米多高的石狮子，大院的几个角落摆放几只大石龟。据举报，整个工程花费2000万元，而海头镇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5000
多万元。举报者称，这个大手笔出自海头镇原党委书记张宜春，摆放华表、石狮和石龟，是因为他笃信风水，认为这样可以给自己带来好运。
除了山寨局长和山寨天安门，还有山寨警校（北方司法学院）、山寨派出所（主犯自称中央某领导的亲戚，被抓后仍然牛气冲天）、山寨大夫（医学院学生在大大名鼎鼎的公立医院无照行医）和山寨新闻（纸馅肉包子）。罗伯特·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中写道，某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我们便非做不可，这就是文化。这样看来，山寨的确是一种文化，它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早晨起床，换上世界/国内“名牌”，喝杯“纯鲜牛奶”，出门。打“的士”去车站，经过数根电线杆，上面贴着“办证，电话***”。下车，给司机一张，司机翻过来倒过去地看，找你几张，你也仔细地检查过。到单位，手机响了，是短信：你好，本公司有票据，如运输餐饮广告设计工程等，电话***，李经理。删了。翻翻报纸，本地新闻：八达岭一日游欺客，假玉镯卖680000。打开邮件：您的邮箱已被系统随机抽取为虎年欢乐送活动二等奖，您将获得7.8万元人民币和联想公司赞助的**电脑一部。全国免费联系电话4006－888－****。默默地退出。下班回家，看盗版碟，关灯睡觉。
可以山寨的何止商品、票据、证件和人民币。董芳宵年龄门只是冰山一角，假球黑哨也不限于职业联赛。新华社记者对中国青少年足球的调查显示，假冒年龄早就是公开的秘密。“收买教练，收买裁判，收买测骨龄的……不管15岁以下还是17岁以下，不管分区赛还是全国决赛，想让你得第几名你就是第几名，想让谁得冠军谁就是冠军，”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陈宏说。
比山寨竞技体育更厉害的是山寨GDP。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程子林接受新华网访谈时指出，统计造假屡禁不止。有的领导干部为追求政绩，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或统计调查对象篡改统计资料；有的统计对象为骗取荣誉或利益编造数据，或迫于地方领导压力参与作假；有些统计人员缺乏职业道德，明知数据有水分也不核实。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11.9%，成绩喜人。但是，地方GDP数据之和再次高于全国数据——“再次高于”其实是“屡次高于”：去年上半年，地方GDP之和高出全国数据约1.4万亿元；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2009年全年，地方GDP之和比全国数据“高得多”。
更牛的是山寨历史。电视剧《三国》，刘备说：“袁绍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曹操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吕布说：“我家貂蝉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首！”
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说，面对人生或社会的问题，中国人先是“不敢”看，然后是“不能”看，最后就“视而不见”了。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五花八门的奇想、形形色色的山寨之所以大行其道，就托了中国人这种“怯懦”和“巧滑”的福。但我们的孩子还小，还没学会这些招术，他们怎么办？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的陈宏说：“全国青少年比赛，打架的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太黑了，球员受不了。”
救救孩子……
乱：娱乐至上的癫狂
乱有时候是好事儿。小到个人，大到社会，都是如此。英语里有control freak 的说法，这种人事事都得有条不紊，一根弦儿总绷着，有点强迫症。有的社会现在也还是整齐划一的（就像我们过去），舒服不舒服，当事人自己知道。感觉舒服的人可能有两种情况：表面整齐，私下里乱；表面整齐私下也整齐的大概是从来就没尝过“乱”的味儿。
据研究，乱是人的天性。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20世纪60年代做过一个测试。把一辆旧汽车摘掉牌照启动引擎丢在纽约校区对面的路边。在“23起破坏性接触事件”后，这辆车不到3天就变成一堆废铁。他又换了一个更高尚的大学城地区做试验。起初没动静，有人还在下雨时走过来把引擎熄了。为推动破坏进程，他带领两名学生跳上车抡起大锤猛砸。没多久，一帮大学生就参与进来。他们跳上车顶，卸下车门，打碎所有玻璃，最后把车翻了个底朝天。深夜，又有3个少年过来，用棍棒把已经不成样子的车体打得更加粉碎。这跟当时美国的社会风气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但津巴多教授得出结论：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汪达尔人（日耳曼民族，公元4-5世纪攻占罗马，后来成为肆意破坏的同义语）。
但凡事皆有度，太乱也不行，可能出危险。所以我们都教育小孩子要懂礼貌，有条理，守规矩。古往今来大概也没有几个父母教孩子：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但现在的问题是，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之后怎么办？知道不要干这些
事以后可能还是不知道该怎样活着，为什么活着。这里头的问题太多，拎出一个最形象的：你愿意坐在宝马里哭，还是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当然，坐在宝马里笑最好，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生不如意之十八九，萝卜白菜保平安，太完美是不吉祥的。（另外，宝马只是个比喻，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里改成劳斯莱斯或宾利可能更恰当。想当年，自行车就是今天的宝马。）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的著名相亲者之一马诺选择坐着宝马哭，并进一步补充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言外之意是，曾经提供过宝马的如果不能继续提供，那就Sorry白白。另一位女相亲者摆明了就是要找富二代，她自觉鼻子很敏感，但只针对一种味道：钱。很多人看节目都是冲着这样的女嘉宾去的。她们的发言都很犀利，有一种赤裸裸的感觉。好像在跳一场道德的脱衣舞。这完全符合节目的精神：娱乐大众。这是时代的一大进步，感谢所有为娱乐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士和机构，感谢《非诚勿扰》，感谢芙蓉姐姐，感谢兽兽女士，感谢凤姐，感谢犀利哥，感谢CCTV。
但是，最值得感谢的是我们自己。因为以上人士和机构都是我们捧红的。拿犀利哥来说，一个饱受欺凌，表情漠然的流浪汉，被我们点石成金，加入日韩元素，挖掘出混搭风，从纯美学的角度加以欣赏和把玩，一跃成为网络世界的红人，时尚舞台的新星。可惜，找到亲人、梳洗整理一番之后，犀利哥的传奇也划上了句号。不过，没有关系，娱乐市场上的商品极大地丰富着，有各种档次和品种供人选择。况且我们还在不断地造出新的，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制造这类商品的技术诀窍：多用下半身，少用上半身——更确切地说，就是尽量用腰以下的部位，可以用用眼睛什么的，但别管脑壳里的那堆东西，尤其别用胸膛里跳动的器官。于是，万事万物就皆可娱乐了。
娱乐原本是好的，也是必要的。玩耍是人的天性，生活和社会的种种压力也能通过娱乐释放。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历史上、世界上有些政权或文化对人民的娱乐生活横加干涉，这不许，那不许，制造出种种压抑和变态。所以，我们今天的娱乐来之不易，是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换来的，生活在这样一个自由娱乐的时代和国度是一种幸运。可是，对娱乐的无尽欲望却不是个好东西，因为听任这种欲望的泛滥会导致抽疯。王小波举过一个例子：几位缺德的科学家在海豚脑子里装了刺激快乐中枢的电极，又给海豚一个键，让它可以自己刺激自己。结果
它废寝忘食，狂敲不止。用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话来说，这就叫“娱乐至死”。
所以，还是那句话，凡事皆有度。再好的东西，一过了头就会变味儿。何况娱乐不等于幸福，也不等于尊严。造物主给人身上安的每个零件都是有用的，而且用进废退。
病根就在“潜规则”
潜规则维持的“正常”表面强大，实际异常脆弱，仿佛海啸来临前的度假胜地，地震发生前的宁静夜晚。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菲菲发自北京
精神病人的大脑功能紊乱而突出表现为精神失常的病。症状多为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感情、行为等发生异常状态。俗称神经病。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这个定义，核心是“失常”二字。也就是说，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间有一条界线，一边有病，另一边没病。孙悟空的金筛棒划出一个闪亮的圆圈儿：在里面是安全的，出了圈儿可是妖怪的天下。但怎么知道自己在圈儿里呢？办法很简单，你出去试试。
但那个圈儿不是长在地上的，而是划出来的，所以随时都能重新划。比如在我们中国，同性恋曾被列入精神病，但现在不是了。天气热，北京街头的女孩争奇斗艳，在德黑兰你就没这个眼福，谁要是敢露大腿，立刻就会被警察叔叔带走。有病没病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过去是病，现在可能不是病；今天有病，明天可能没病。在某个地方说你有病，换个地方你就不叫有病。在某个地方正常，换个地方也可能就不正常。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正派人心中的秘密最多。每个人身上都有天使和魔鬼，有杰基尔和海德，有美好的思想和黑暗的念头。后者被压抑得越深，危险性就越大。所以，没有绝对的正常和绝对的有病。每个人都正常，也都有病，关键在于从哪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正常人都有患病的潜质。事实上，鼓吹自己最正常、坚信自己最正常的人可能病得最重。因此应该以历史的、客观的、发展的眼光看
待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不过，在一定时间内、一定地域内，病与正常的界限还是存在的，否则就乱了套。太乱对谁都没好处。
有没有病，关键在于界限，也就是规矩。中国人现在的病不在于没有规矩，而在于不守规矩，不怕规矩。更确切地说，我们怕的是不该怕的，应该怕的我们反而不怕。比如我们当前最怕的事情之一：小孩上学。小孩子，学校，这本来是离社会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最远的，最单纯宁静的，现在却落入血腥暴力的漩涡。又比如，吃东西。除了个别重点保护对象以外，普通人是万万想不到会被下毒的。但我们现在也不那么踏实了。还比如，路上明明有红绿灯，可大家就是不怕死，绿灯走，红灯也走。再比如，公职人员由纳税人给发工资，本来应该尊敬纳税人；可现在纳税人反而给他们下跪。
人总要怕点什么，怕与不怕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正因为我们不怕某些东西，所以我们才怕另一些东西。说白了，就是我们不怕规则，所以怕“潜规则”。潜规则已经弥漫到社会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这些潜规则看起来纷繁复杂，但实际再简单不过：权势为王，金钱至上。
这样的“潜规则”甚至还不如“丛林法则”。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狮子吃豹子，豹子吃羚羊，循环反复，比较稳定，绝对不会出现羚羊吃豹子甚至吃狮子的情况。但“潜规则”却蕴含着某种颠覆性，羚羊逼急了也会咬狮子几口，甚至蜂拥而上，把狮子吃了，导致天下大乱。在狮子看来，这样的羚羊显然患了“精神病”，早就该通通关进精神病院。
任何社会都需要规则。潜规则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从表面看是规则，实际却是一种颠覆。这种内在的不合理性决定它不可能长久，无论眼下多么盛行。实施潜规则的和“被潜规则”的都是这种不合理性的牺牲品。就像鲁迅说的，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既然承认可以做主人，当然也承认可以做奴隶。所以一旦没了威力，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前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的外貌、性格、职业、地位千差万别，但本质上是一样的。砍孩子的自己也曾经是天真的孩子，造假药的自己也免不了生病，山寨局长也有儿女情长，不能一条线就把他们统统划在对面。监狱和精神病院是必要的，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对付一种强大的病毒，消灭感染者的肉体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找到疫苗才是正道。
我们病态的根子就在潜规则上。潜规则维持的“正常”表面强大，实际异常脆弱，仿佛海啸来临前的度假胜地，地震发生前的宁静夜晚。
微博说：给残酷社会的12条短信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在某些地方，很实际很简单的愿望，在别的地方，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你看一群人怎么描述梦想的内容，就知道他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一度不喜欢过度地标榜梦想在人生中有多重要，后来经历了，也明白了，很多简单的愿望，就是这么遥远，远得像梦。——蔡康永
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才是主因，应该反思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掩盖不了各种相应的矛盾，所有人都应该想想，我们跑得太快，已遗失了灵魂。——鲁健
大家一起呼吁吧，乱世需用重典，对于一切杀孩子的人，立即千刀万剐。——赵丽华
发展的代价，中国和中国人，已经，渐渐付不起了……——新周刊
保卫孩子，就是保卫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未来。——董崇飞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强奸，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的确正在面对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它揭示的真相是：原来我们连站都还站不稳，居然就想飞了。——梁文道
悲怆无语。——杨锦麟
孩子的命比金融危机、房价和通胀重要一万倍。不，根本就不能比。——潘石屹
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茅于轼
孟建柱说，“要坚持严打严防,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我很感动。但我觉得关键还是防，因为那些杀童的王八蛋根本也不想活了，所以他们没啥敢不敢的问题。——程鹤麟
在我们这个信仰匮乏的国度里，家庭一直扮演着宗教的角色，而爱情几乎是个体生命唯一的心灵慰藉，家庭伦理的失范和爱情信仰的消解，必然导致这一代人的肆无忌惮和无所敬畏。无所敬畏的同时，伴生着无所皈依，无所依恋，已经无所依恋的人，往往容易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戕害他人，抑或自憎、自残。——情天大圣
中国人现在的确应该是互相都给对方留些余地的时候了，要不然，真的很麻烦了。——邱华栋（摘自作者微博、博客和文章，特此致谢）
我们最缺的是信仰
【主持人】邓媛，本报记者
【嘉宾】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杜平，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我们修了很多高楼大厦、高速铁路，但我们没有建好一个心灵的通道
当“坏消息”活跃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叹社会信息传播的透明，却又不免因此而惶惑：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
没有敬畏的后果，就是老百姓做事会没有最后的底线
《国际先驱导报》：一个多月内，中国发生了多起杀童案。很多人在问，是不是说明中国病了？
于建嵘：不能完全说现在是“病态”社会，我形容当下中国的情形为“溃散”。主要指人心，人们没有敬畏之心，只有恐惧。没有敬畏的后果是，老百姓做事会没有最后的底线。那么为什么没有敬畏之心呢？因为一个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他在打拼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是不会得到回报的。他在许多条件都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只剩下了恐惧，做事更加不计后果。
杜平：我们必须搞清楚为什么中国以前没有这么多恶性凶杀案，但现在凶杀案频发？这说明中国社会目前处于某种混乱的状态。过去30年，中国发展的主要是经济，是物质上的建设。以前我们讲理想，但现在讲的最多的是金钱、房子、股票。从政府到个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某一些特定的物质、金钱方面，对其他东西反而都忽略了。
从国家到社会、个人，我们搭建了一个空架子，但却缺乏灵魂。没有灵魂，就没有定力。可能单从物质上衡量，国家建设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是畸形的成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XQ：也就是说人们没有目标了，没有信仰了，继而迷失了。
于建嵘：“没有目标”发展到极端，底层民众会产生绝望的心态，这种绝望到最后就体现为报复社会。它就像病毒一样，而我们对待这个病毒缺乏一个抗体。从郑民生开始，这种行为出现后，我们没能根治它，让它具有传染性。
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历朝历代有那么多杀人案件，但真正以儿童为目标的、集中爆发的案件非常少。所以绝望的心态容易导致穷凶极恶。在社会进程中，有这么一批人对生活的意义、对将来有没有出头之日产生了绝望。从杀童案看，这批人以30多岁的中年男子居多。
杜平：过去30年，我们强调精神文明的建设太少了，或者多于口头强调，但不知道怎么做。现在我们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不知从哪里做起。从政府教育部门到个体家庭，都面临这个问题。也许家长想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但抵不过社会的力量。你讲道德，但在大家都不讲道德的环境中，你就会吃亏或者没有竞争力。
XQ：现在好像确实是一个道德观正发生急剧转变的时代。在相亲电视中，人们把“拜金”挂在口上；为了出名、走红，似乎拍艳照是一个能迅速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当事人也不以为耻。
于建嵘：但我觉得，拜金、功利并不一定是坏事。发达国家的民众也会拜金，也会功利。问题在于，有没有最后的社会规则的底线。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出
现的“反社会人格”，与拜金主义有关，也和贫富差距有关，但拜金、穷困不一定导致反社会。
“反社会人格”背后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崩溃。我们修了很多高楼大厦、高速铁路，但我们没有建好一个心灵的通道。
治理一个社会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它的经济如何发达
XQ：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国家的发展阶段也出现过吗？还是中国所独有的发展阶段？
杜平：美国刚开始工业化，经济开始高速发展时，也有很多社会不公的现象发生，比如大股东欺负股民、大公司欺压百姓等。但当时有正义感的人在社会掀起了一个进步运动，他们表示“什么都需要进步”，用这样的口号来疏导矛盾，使大家对不公正有了抵御的向心力。此外，媒体当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披露信息，让社会知道丑恶的事件。
联系到中国，我想，就拿杀害儿童的案例来说，如果当地媒体能及时为受害的弱势群体提供发出诉求、寻求援助的渠道，那么，用类似极端手段来对另一个无辜的弱势群体进行报复的事情，就会得以避免。
XQ：我们现在还可以去做什么才能重建公平与正义？
于建嵘：这关系到如何让每个人的努力都得到回报。我们说不确定性带来社会问题，但绝望的人有一点是确定的，这就是再如何奋斗也没有办法得到回报，所以治愈“溃散”一定要实现社会公平。
但中国社会现已产生了一个“排斥性结构”，越来越封闭，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很差。比如，上世纪80年代，卖茶叶蛋可能成为万元户，但现在不行，因为现在会有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迅速获得大量财富，或者功名。社会底层的民众便越来越感到受到排斥。
杜平：想报复社会的人会找到各种方法报复社会的。我们必须让处在萌芽状态的这些人看到希望、看到生路，那么他们就不会去模仿极端的杀人行为。我在
新加坡生活了很长时间，我发现他们的基层组织在化解基层矛盾方面做得非常好，能够时时协调受害人和施害人的利益诉求，起到融化矛盾的作用。
治理一个社会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它的经济如何发达，而在于能让社会比较平稳、比较温和地发展，让社会心态正常地发展。我们过去一直都是上对下的施压状态，缺乏调解的手段。所以要激发正义，政府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过去不公正的制度的修复上。事实上，我们一直有社会文明建设机制，但遗憾的是这种机制长期不知道如何发挥作用。我觉得政府必须对此投入资源，让弱势群体有投诉的机制，有能帮助和值得他们依赖的渠道，从而解决矛盾。
XQ：建设精神文明就是从这些小事做起？
杜平：“精神文明”四个字太空了。我们要去灌输那些空洞的词汇是不会有成效的。我们只有使每个民众，特别是那些受欺压的民众得到尊重的时候，文明才能够被体现出来。如果大家都觉得，文明提出诉求的方式、文明得到解决的方式能够实现，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文明。
如果做坏事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人们还会去做坏事吗
XQ：那我们还需要信仰的复兴吗？有人提出用儒家思想来重建人们的道德观。
杜平：我们需要信仰，但信仰不只是宗教。比如，信仰正义，至少信仰“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种信仰，也是宗教里包含的道德观。但另一方面，我们社会目前还缺乏对做好事的鼓励机制，对做好事的人缺乏尊重的培养。如果做坏事就会受到惩罚，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还会去做坏事吗？
我想，只要是对中国社会进步，只要对人们心理能起到健康引导的任何一个学说，我们都应该利用它。不仅是儒家思想，还有佛教里的一些进步思想，也是值得提倡的。不过我觉得学说的影响不一定对所有人都适用，还是更需要从浅显易懂的、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入手，会更有成效。
于建嵘：我也赞成从实实在在的事务入手。我们先不要讲道德的制高点，先把法律、规则学好。首先要执政者学规矩，不要使老百姓对今后的某些制度产生恐惧和绝望。
在我看来，法律就是我们最高的信仰，法律也是解决公平正义的最关键一环。我们现在有好的宪法，但没有很好地执行。相对于儒家思想而言，其实在中国，法家的思想应该更值得提倡。学法，现在应该是中国从上到下首要的一步。
向前奔跑不能迷失方向
互联网时代的“坏处”之一是人们无法再闭上眼睛假装身边的世界无限美好：有人会丧心病狂到对懵懂幼童举起利刃，有人会半夜明火执仗把别人房子拆成一片白地，有人会一本正经地用“拆错了”为前一伙人辩护，有人正在偷偷摸摸地向卖给别人的食品中添加他们自己绝对不会吃的东西，还有人言之凿凿供认杀死了的受害者会在11年后“转回”故乡……难怪有人说如今是一个“大家都有病”的时代。
我们犯了什么病？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精神空虚？拜金主义？都对，但为什么我们会犯这些病？我们不是礼仪之邦吗？我们曾经有过坚定的信仰、崇高的道德、不屈的精神，我们崇拜的是不爱财的文官不怕死的武将为民请命的读书人舍身取义的大英雄。怎么现在从我们嘴里冒出来的却全是“为谁说话论”“水黑论”“拆错论”还有“抓错论”？
即使乱云飞渡一如现在，我们的孩子也是这么念书的：大成至圣先师云“君子不成人之恶”——就是不要帮黑心的地产商辩护；亚圣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说别用刀砍人家的小孩。可是我们这些大人又是怎么做呢？圣人有云：“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媚都谄到西门庆身上了，我们主宰的这片土地距离礼仪之邦的确远了些。
无可否认，三十年前当我们迈步开始奔跑的时候，我们身上背负了太多太重的负担。为了跑向一个美丽的目标，我们在整整三十年当中几乎一刻都不曾停歇过。为了能跑得快些再快些，我们不断地卸下包袱，然而有些重量对于一个民族能够脚踏实地是必需而至关重要的，扔掉了最基本的良知和最厚重的传统，我们不再是有目的地快跑，而是无方向地飘飞。
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连续奔跑三十年后心理和生理都还能一如平时。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意识判断力也随之下降，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眼下的病症，常年的快速奔跑使得我们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有人凭借着跑在别人前
面而沾沾自喜保持表面上的理性，而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恐惧着后来者的追赶以及先前被他们超越时无情踩在脚下的失败者的报复；有人为了跑得更快些而大把大把地服用兴奋剂，并且把因为不良反应而产生的呕吐物连同药品包装一道扔进我们的河流湖泊；更多的人则眼看着别人一路绝尘而去心中愤愤不平，其中有些人如同患上了“旅途性精神病”转身拿起了菜刀匕首……
“想用适得其反，用爆发，用一个恶劣的最坏的结果，用杀人，用血流成河，来证明错不在自己，把责任都推到对方和世界身上”。这段话像不像某个幼儿园凶手的心理素描？像，但不是，这句话出自几年前的刘震云小说《我叫刘跃进》第28页。小说家言，其精准的预见性却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曾经有一种说法是，一个社会只有其大部分成员都生活在紧张状态下，经济发展才有效率，因为各种层次的生活压力会使人不得不为了保住或提高社会地位而努力工作，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竞争力。理论上很对，但由于全社会范围不分男女老幼的集体紧张会导致怎样高昂的社会支持成本？计算的时候可别忘了把学校门口头戴钢盔配备催泪瓦斯的警卫算上。
三十年的高速奔跑后，中国人的“民族集体紧张”是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还是造成阻力已经成了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有人曾经用压力转移来试图解决紧张焦虑的问题，也就是为全民族因为高速奔跑而导致的紧张情绪找到外部指向目标进行宣泄，就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后来的事情，世界史记载得很清楚了。我们显然不可能重复那条必然导致灾难的老路。而且由于我们的“崛起”是建立在外部环境友好这一假设前提上的，我们不可能通过引发外部冲突否定这一前提而保持目前的“崛起”战略。
那么我们便只能尝试进行自我诊疗。而要实现自我诊疗，首先就要承认我们自己出了严重问题，承认“大家都有病”，而不能再继续粉饰太平，躲在社会形势总体良好之类的漂亮话儿后面自欺欺人；更不能讳疾忌医，用环境成本巨大的所谓经济增长成就来沾沾自喜。面对多达三分之二的社会底层（也就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的那一横），喋喋不休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那不但是一种虚伪，更是一种残忍，而这种残忍几乎注定是要引发反弹的。
只有我们坦率地承认我们的发展已经失去了方向感，我们正在毫无目的地快速飘飞，我们才能镇定下来，为自己重新定位为发展重新确立目标。我们得知道一个民族的每一天和每一个人都同样重要，一个人更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垫脚石，今天更不是用来给明天当祭品的！
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更得扛着石头过河，因为那石头上有我们的孩子、有我们的祖先、还有我们的尊严。
他山之石：美国社会曾经的阵痛和转型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如果翻开美国社会的发展史，“1890年”便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用美国历史学家亨利·S·康马杰的话说，“分水岭这一边，是一个农业的美国”，“分水岭那一边，则是一个城市化的现代美国”。
这一巨大的转型背后是工业革命的迅速推进，美国经济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向前跃进。不过，社会制度的变革显然未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政治的腐败、资本的贪婪、无序的竞争，以及一般公众责任心的泯灭，美国社会一度在混乱和无序中难以自拔。
经济的繁荣首先造就了一批大公司和大企业家的崛起。1904年，300多家托拉斯控制了全国制造业资本的2/5，并和银行、证券、保险业结成一张利益相关的网，任意操纵垄断价格，坑害消费者，剥削工人，腐蚀拉拢政客。
而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受资本压迫的民众生活惨淡。1900年，美国产业工人有70%每天劳动超过10小时，且每周劳动7天。从1880年到1910年,非熟练工人每周所得一般都不到10美元，熟练工人也很少有超过20美元的，而女工每周的最高收入只有非熟练工人的一半。到19世纪末，美国9%的家庭却占有了全国71%的财富，贫富差距之大、社会财富分配之不均令各种罢工浪潮和抗议运动风起云涌。
面对强烈反差，曾支撑美国民众的加尔文教义和启蒙思想提出的社会道德价值观信仰越来越无法解释社会的不和谐和不平等，特别是年轻一代人依然脆弱不稳的道德价值体系在物欲横流的大潮中怦然坍塌。“对许多人来说，正派似乎离开了公共生活。”历史学家莫里森曾哀叹着说。
第34卷第2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 ol.34 No.2 2013年2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eb.2013 论法律社会学视野中的法的本质观 李小文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0013) 摘 要：文章在法社会学的视野中，以社会利益关系为出发点，论证了法的本质——法是由社会对比力量状况决定的，对社会利益关系的权威性调节。 关键词：法本质；法律社会学；社会力量；社会利益关系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3）02-0160-02 一法的本质的法社会学探讨的逻辑起点 （一）社会的本质：社会利益关系 何谓利益？通俗的讲法利益就是好处，它能使人的某种需要或愿望得到满足。霍尔巴赫说：“所谓利益，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性情和思想自身的幸福观与之联系的东西；换 句话说，利益其实就是我们所谓幸福的必需品。”[2]现实社会的利益包括以下基本要素：第一，利益的主体是人。第二，利益的客体就是所需要的满足和由这种满足所驱动的良好的心态。第三，利益的内容即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的对象，它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存在形式。而个体利益总是要依靠外界才能满足，在个体利益不断满足的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逐步与他人形成了在利益分配和占有上形成的关系，这就是利益关系。[3]人类社会的活动都是围绕利益分配和占有而展开的，因此，人类社会本质社会可以说是一种利益关系。 （二）学者们对法与社会利益关系的揭示 （1）爱尔维修的观点。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认为可以用利益来解释包括法律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他比较全面的阐述了利益规律的问题，他认为正如运动规律统治了物质世界一样，利益规律掌控了人的精神世界。爱尔维修在利益规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依法治国理论，要用法律来约束掌握权力的人，使他手中的权力能够为公众服务、为多数人谋福祉；对民众的自由也要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私人利益不能漫无边界，不能侵犯社会公共利益。他断言：利益是人快乐或痛苦的根源，利益主宰着人类对所有问题上的一切判断，利益能赋予人们快乐同样也能消除人的痛苦。他提出了要对个人利益进行正确分析，在法律完善的情况下，利己心不完全会导致罪恶的发生。 收稿日期：2012―10―29 作者简介：李小文（1985－），男，湖南新化人，湘潭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法律社会学等。 （2）边沁的观点。边沁运用功利理论说明英国的社会生活，他把英国的商人、市侩作为标准的人，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赤裸裸的互相利用、互相剥削的关系。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边沁不仅主张善是一种幸福，而且主张每个人总是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所以，立法者的职责是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进行调节。他认为公共利益是诸多个人利益的综合体，所以个人利益在利益体系中是居于首要地位，虽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于社会公共利益，但人们首先感受和追求的都是个人利益。一定程度上，个人利益的增加能促使整个社会利益的增加。 （3）耶林的观点。德国法学家耶林从“法是国家权力通过外部强制手段所保证实现的最广义的社会生活条件的总和”和“权利的基础是利益”这种认识出发，深入探讨了法律的目的以及法律是如何处理相互冲突的利益的。耶林指出，人是有目的的动物，人的活动是有动机的，作为人类活动一部分的法律也有其自身的合目的性和规律性。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无目的法律，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平衡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实现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糅合，从而构建起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与社会的协作关系。耶林还指出，法是不可能天衣无缝的，因此类推总是存在的，而类推不能仅靠概念和逻辑，必须根据有关的利益进行。 （4）庞德的观点。庞德认为法律能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法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平衡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法律尽最大的努力防止社会冲突的发生并保护各种社会利益，进而满足人们的欲望和需求。而这一切，都是通过社会控制的方式实现的。[4]庞德将法律秩序所保护的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三类。他指出了某种法律制度欲达到其目的，就必须通过如下步骤：其一，对包括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内的各种社会利益予以承认；其二，规定各种利益的边界，在这些边界之内，上述各种利益将会得到法律的承认，并通过法律规范赋予其法律效力；其三，法律为实现各种利益设置了一些保障措施，任何侵犯法 160
法社会学 摘要：产生于19世纪末的法社会学，在其近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发展迅速，与新自然法学派和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并列成为二战后西方三大主要法学流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法社会学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及必要性，在其兴起的过程中，商业的发展，社会学的风靡，特别是实证主义哲学的诞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法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末期，它主张把法律看作一种社会现象，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以期实现用法律来平衡社会各群体利益的功能与目标。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法社会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它的目的是认识社会问题，摒弃对一个社会作出是好或坏、善或恶、进步或退步这种独断的论述，旨在论述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应该如何改善。法社会学的出现不仅为法律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视角，而且也带来了一种对法律认识的新的法律哲学。在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它经历了先驱、经典、学派三个阶段，最终跃为与新自然法学派、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并列的二战后西方三大主要法学流派。 引言 18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认识到应在法与社会的关系中或在法的社会背景中研究法和法律组织,英国经验论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中写到,法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制度,它起源于社会常例,而不是人性。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强调并致力于探讨地理和气候条件通过社会环境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德国萨维尼和英国梅因等历史法学家强调法与社会环境和社会历史的关系,试图从塑造着“民族精神”或法的“观念”的社会历史、社会变迁和社会环境中找到法的“真谛”。19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孔德(1798- 1857年)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更是启发了一批学者在社会中研究法和通过法研究社会。耶林、斯宾塞、沃德、龚普洛维奇等社会学家和法学家运用孔德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及方法论,解释法的社会根源、社会特征和社会目的,确立了法社会学的某些重要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为法社会学研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严格说来,这些研究只能算是法社会学的孕育过程。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法社会学的诞生期(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 主题 安齐洛迪(DionisioAnzilott)《法律哲学与社会学》。1892年,意大利学者安齐洛迪(DionisioAnzilotti,1869- 1950年)在其所著的《法律哲学与社会学》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法社会学”这一概念。若以此为标志,学科意义上的法社会学至今只有110余年的历史。
法律与社会规范- 一位怀孕的已婚妇女为确定其孩子的亲子关系而请求法院指令那位被指称为孩子父亲的人（不是她的丈夫）验血。法院依据普通法关于已婚妇女孩子的合法性（legitimacy）[1]的法定推论而拒绝了该妇女的申请。法院认为这一法定推论减少了使孩子受辱成为私生子（illegitimate）的机会。这里的意蕴是：和容许孩子获知自己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相比，使他免受私生子的耻辱是一件更好的事情。[2] 警察警示本地商人说某人因扒窃商店而被拘留，尽管并没有受到起诉。一个学校告知一位求职者说本校一位老师曾经对一名学生性骚扰，不过这位老师并没有被惩罚、开除或者解雇。对于商人和可能会受雇成为教师的人来说，精确信息的传达无疑是有益的，但这也可能使他们蒙受羞辱。这种可能性能否触发启动正当程序的要求呢？[3] 一位拖船主没有为自己的拖船装备作业所用的无线电讯设备，拖船因此就没能收到天气预报，否则的话，它们或许就能躲过一场风暴，而这场风暴给客户的货物造成了损失。拖船主辩称，拖船业中并没有使用无线电讯设备的惯例，所以自己的上述行为并不构成过失。法院认为惯例并不能成为辩解理由。[4] 然而为什么不能呢？商业惯例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低于法院司法意见的吗？ 一对夫妇在民事法庭获得离婚判决。只有在丈夫同意的情
况下，他们所属的宗教群体才承认离婚的效力，而且，如果女方在其离婚未经宗教承认的情况下再婚的话，就会遭到其宗教群体的放逐（ostracize）。丈夫以收回其宗教上的离婚允诺为要挟，使妻子屈从了一个偏袒一方的财产分配方案。此后，女方基于被胁迫签约的理由请求民事法庭宣告该合同无效。[5] 如果法庭同意了她的请求，那么她的胜诉会对其宗教群体的凝聚力造成怎样的影响？ 1对于“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6]给出的常见正当化理由是：即使各州为黑人提供了适当的隔离设施，隔离黑人与白人的政策也是违反宪法的，因为这一政策使黑人蒙受了耻辱。 法院禁止某个地方政府在公共土地上建造圣诞树或者托儿所。这一规定冒犯了很多人，但是并没有伤害他们，另一方面，这却使更多的人感到高兴。从性教育到枪支管制，有无数的事情都冒犯了人们，但是这种冒犯很少成为评价这些方案的决定性因素。宗教里的符号象征（symbolism）又有什么不同呢？ 法院每天都必须对行动的耻辱效应（stigmatizing effect）、行为与社会规范的一致性、符号的意义以及放逐的后果做出评估。艾滋病患者或者私生子或者接受福利救济者的耻辱是一种像戳伤眼睛一样的简单伤害吗？或者，这种耻辱促进了构成公共秩序的社会规范？当商业活动遵从而非背离惯例时，我们应当认定惯例反映的是进步的历程呢，还是逃散羊群的艰苦长征？当政府从事符号行为（symbolic behavior）（如偶像建构）或者限制符号
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由“高效课堂”引发的一点思考 10月16、17日，我非常荣幸的在吉安一中聆听了来自成都市教育专家——被誉为“中国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的李镇西老师、全国十大人气校长刁普荣校长及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夏秋荣院长的精彩讲座。 很巧的是，在他们的讲座中都提及了江苏卫视《最强大脑》里的中国的李云龙与意大利的安德烈。 李云龙学过围棋、珠心算、魔方、记忆。可以说，李云龙凭着他的勤奋、聪慧及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艰辛，一路上都是鲜花与掌声，是我们眼中的“天之骄子”。来自意大利的12岁男孩安德烈虽然年纪轻，但已经是意大利版《最强大脑》的冠军。强强对抗，谁与争锋！ 赛前，主持人只与他们的简单交谈，就引来现场观众一片嘘唏。同样是12岁多，安德烈有正常的周末，而且下午经常进行一些自已喜爱的运动。他来到这个舞台就是为了享受比赛的过程，赢得比赛。相反，李云龙说自己基本不放假，也基本没什么运动（这其实是我们国内众多所谓“天才”、“神童”的真实情况），可见，他身上背负的压力有多重。他在赛场上突然失声痛哭，甚至一度崩溃，嘴里直念叨着：“我记对了，我摆错了！我记对了，摆错了……”而当李云龙“逆袭”获胜的时候，安德烈非常友好的送上自己的祝福，并表示：“我刚才很担心李云龙，他看起来很难过，我想要去拥抱他。”李云龙确实赢得了比赛，却输了太多太多！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也不禁思索：享受过程和看重结果，到底哪个更重要？ 现实生活中“李云龙”式的孩子比比皆是，聪明好学，个性要强，但心理却并不健康，这样的教育结果是我们想要的吗？在孩子成长道路上我们追求精英和高分，到底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我们身为底层的一名教育者，到底要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 关于我们现今的教育，有太多太多的说法，也有太多太多的质疑，看看下面几个事例吧：事例一：2014年3月13日一个16岁的年轻生命陨落。事发地点位于北环大道附近的深圳红岭中学高中部，死者为学校一名高二男生，他午休时间从教学楼6楼纵身跃下。据悉，事发当日该校正在进行月考，死者朋友透露，事情的导火索系该男生考试中作弊被老师责备，因而跳楼身亡 事例二：2014年9月14日，江西抚州临川二中发生一起命案，该校高三学生雷某因不满班主任孙某的严格管理，产生积怨，将其杀害致死。 事例三：近几个月来，前有湖南两名学生因不堪学习压力相约跳楼自杀，后有河南一对男
齐海滨：当代中国法社会学发展的学术史中法评 · 独家首发 圆桌讨论· 主持人按 程金华 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如何关联，实际上是法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尽管我们讲的是首届年会，但实际上中国的同仁们，已经在这个领域耕耘了好多年，已经有很多的成果，我们认为至少当代中国的法社会学也已经形成了很多的层面和维度。今天参会的诸多嘉宾中，无论是前辈嘉宾还是后起之秀，都是在相应维度之中做了非常出色研究的。 第一个维度我们称之为时间的维度，非常荣幸请到华东师范大学齐海滨老师，他也是当代中国法社会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我们请他从历史的角度讲当代中国法社会学发展。 第二个维度我们称之为是一个方法的维度，葛洪义老师和侯猛老师他们刚好在这个领域非常有代表性，一个是年纪更大一些，一个是年纪更晚一些，其实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时间维度的对话。 第三个我们请的是王亚新老师和左卫民老师，尽管他们标签上不属于法社会学，但是在各自领域，无论是民事法还是刑事法，确切的说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领域，是最早的用法社会学方法去从事研究的学者。法社会学方法在各自领域
展现出了非常大的发展潜力。 最后我们可能把焦点变成空间的维度，请了我们郑永流老师和刘思达教授。其实是一个本土化以及一个全球化的视角观察中国法社会学。当代中国法社会学发展的学术史 齐海滨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非常感谢会议邀请，有幸参加这样一个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的学术事件。很抱歉未能准备论文，我提交给会议的是这样一堆文献资料（指面前）。这些资料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以这样的形式发生的：2009 年9月我应邀参加刚才季卫东教授提到的那次会议，带来了1980年代我们北大法律系法律社会学课题组编印的《法律 社会学研究交流计划通讯》的合订本。与会者看到我保存的这些文献资料，都觉得非常珍贵，在场的北大法学院的强世功教授和上海交大法社会研究中心的朱芒教授，都要求我把这个合订本留下，强说应该交给北大，朱说希望留给会议东道主。我说因为只保存了这样一本，所以容我先带回去复制一下。 在当年年底，我把当时我们编印的十余册、数百万字的各种资料，请打字社输入电子文档，用最小号的字体印了这样三卷本的《法社会学在中国（1986—1989）》。另外还从每一卷中挑选出一些原始内容做了复印件，这次一并带过来。 我的发言题目是季卫东教授建议的，实际上不是谈学术，而是谈学术史。
浅谈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法律和社会之间有着密切而且复杂的关系。归纳来说，法律来源于社会，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同时反过来法律又维护着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对于不同的时期或是对比不同的社会环境，法律有着各不相同的内容形态，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先说法律的起源，法律不是原来就有的，在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前，生产资料是公有的，产品实行平均分配，个人与集体浑然一体，利益基本一致，这使他们只需依靠传统习惯就可以把经济关系调整好了。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原始社会的氏族联盟和氏族习惯就逐渐被国家和法律所代替。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需要新的社会规范来解决社会资源有限与人的欲求无限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秩序，为了适应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需要，国家和法律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就出现了。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为了调整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维护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应运而生的，法律不能脱离社会。 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化产物，从人类社会早期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习惯法的产生，到国家的诞生，诉讼与审判的出现，再到权利和义务的区别开来，法律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所以对于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环境下，法律的内容、特点和表现形式也往往不尽相同。封建社会法律由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国王或者大臣制定，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制定，而社会主义社会法律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人民议会制定。比如说中国的法律就是由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这就是法律的基本精神，即它所代表的利益阶层，由此可见法律是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分不开的。就拿我们国家来说，千百年来，法律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夏商周奴隶时代的“刑”，这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暴力的工具，并且通过这些制度、规范来控制自己的国民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发展至今日的社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法官造法 2008-01-20 内容提要：立足于立法中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分析立法中根深蒂固的缺陷，比较和区分两大法系中法官适用法律的不同方法与结局，系统阐释司法实践中法官解释和适用法律的几种状况，探析法官造法的必然性与限定性。 关键词：立法，造法，自由裁量权，法官 在法治进程中，把法律发展得重心压在立法上，完全指靠立法机关开动立法机器，出台、制定或批发大量的法律、法规，希冀法官被动、机械地依赖和服从法律，这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当法官面对法律的漏洞和缺陷时，他将如何适用法律？是成为机械运用法律的法匠，还是通过法律解释，自我创设可适用的法律和规则？[1]法官能否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将“法外”因素-带进或“插入”司法中时，其造法的依据和局限是什么？这是本文思考的主要问题，本文的写作方法多少运用了法律社会学[2]和现实主义法学[3]的方法，文中有很多不足或偏激之处，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一、有为与无为：立法中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 自近代以来，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以笛卡尔和卢梭等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智识和道德的禀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4]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17、18世纪盛行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对成文法规则采取绝对的信奉，他们相信：法律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法律是人在其理性和智识的作用下精心设计的结果，是人类可以驾驭的人为创造的产物，是人类能够积极、主动扩展的策略。只要人类制定出完善、周密、清楚的法律，把一切社会关系都置于法律的调整之下，构建出健全的法律体系，就能规范和奠定社会秩序。于是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常重视立法工作，开动立法机器，指望通过大规模的立法活动，作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带动或推动社会的发展。这种观点被19世纪欧洲大陆的德、法等国非常推崇，概念法学或法典万能主义就是这种思想影响的结果，后来发展到极端，欧洲大陆国家无不希望制定一部完美的法典，巴不得写下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法条，比如法国民法典的制订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预见一切，简化一切”，再如1794年的《普鲁士地方普通法典》就有17000多条，1832年俄国法律汇编也竟达42000多条，从那时开始，国家制定法或法典化极为普遍，法规的数量之多，内容之庞杂真是令人叹为观之。 概念法学秉持理性主义信念，对人类的理性能力和语言力量深信不疑，他们强调法律的逻辑理性，坚持“成文法至上”和“法典之外无法源”。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构建一个上下之间层次分明，层属关系结构严谨的.“法律体系”是完全可能的，这一法律体系可以把世间万物需要法律规范的东西涵盖进去。成文法体系或法典是“被写下来之理性”，它不存在任何漏洞，人类制定
我们到底为谁工作 一、工作是什么？ 简单一点说工作就是做事情,干活。工作就是付出努力达到某种目的。工作是一种谋生手段.工作是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我们寒窗苦读来的知识，我们的应变能力，我们的决断能力，我们的适应能力以及我们的协调能力都将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得以展示。除了工作，没有哪项活动能提供如此高度的充实自我、表达自我的机会，以及如此强的个人使命感和一种活着的理由。 二、人为什么要工作? 你为什么要上班？美国幽默大师罗伯特〃奥本说：“每天早上起床后，我都看一遍福布斯美国富翁排行榜，如果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就去上班。”人每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工作，一生将有40年的工作时间,工作是我们生活开支的重要来源,工作质量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有人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有人是纯粹为了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还有人是为了打发时间过的不那么无聊,有一部分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展现自我的人身价值…..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出发点,不同的工作动机就产生了不同的人生结果,工作就意味着责任,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只能庸庸碌碌的暗淡度日,他的人生将是毫无意义的.假如没了工作,有的人可能要饿肚子了,有的人会为买一套衣服,一部车子,一栋房子……而发愁,有的人会每天茫然不只所措…..工作也是为了能满足我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工作也是为了自己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痕迹,工作也是为了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我们需要工作。
三、我为谁而工作 案例: 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杰克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工作了一年，由于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他愤愤的对朋友说：“我在公司里的工资是最低的，老板也不把我放在眼里。如果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要跟他拍桌子，然后辞职不干。” 他的朋友问道：“你把那家贸易公司的业务都弄清楚了吗？做国际贸易的窍门完全弄懂了吗？”“还没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建议你先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工作，把他们的一切贸易技巧、商业文书和公司组织完全搞通，甚至包括如何写合同等具体细节都弄懂了之后，再一走了之。这样做岂不是既出了气，又有许多收获吗？” 杰克听从了朋友的建议，一该往日的散漫习惯，开始认认真真地工作起来，甚至下班之后，还常常留在办公室里研究商业文书的写法。一年之后，那位朋友偶然遇到他，“现在你大概都学会了，可以准备拍桌子不干了吧？”“可是，我最近发现半年来，老板对我刮目相看，最近更是委以重任，又升职、又加薪。说实话，不仅是老板，公司里的其他人都开始敬重我了！” 我们不知道故事中的杰克现在何方，但在现实中的确有很多人，工作只是为了挣钱，只是为了生活，把自己变成工作的奴隶，拈轻怕重，斤斤计较，惟恐多牺牲一点。也有很多人，事情还没有做成，就想得到别人的预先承认。一旦工作不顺心，就牢骚满腹，甚至扶袖而去。 说实在的，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这样想过：“我只拿这点钱，凭什么去做那么多工作。”“我只要对得起这份工资就行了，多一点我都不干。”这样的想法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许多人看来，工作只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关系，做多做少，做好做
庞德的法律社会学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意义庞德是美国的著名法学家、现代社会法学派的创始人，他从强调实现法的目的、法的效果这一前提出发,认为法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法的目的任务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调和相互冲突的利益。这种思想很早传入中国, 并颇为流行。特别是从1946年起, 他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和教育部的顾问以后, 对中国的法律教育等, 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 在中国法学界的影响也就更大了。现作简要分析探讨如下： （一） 关于法律教育的问题, 是庞德社会法学派思想的重要方面。在他看来, 对于不够重视法律、法律知识远远没有普及的中国, 法律教育更为显得重要。庞德指出, 今日中国司法行政的需要, 莫过于对中国本身的法律, 要有充实的统一的法律教育。关于这一问题, 他分为以下四个方面来说： 第一, 法律教育在现代立宪政体中的地位 庞德认为, 现代立宪政体下的法律, 是一种有系统的社会控制, 可以用来“调整关系、整顿行为。”所以, 法律不是社会控制的描写,而是社会控制的指南。 而立宪政体的最大特征, 是一切依法而行, 这是与专制政体不同之点。因此, 法律教育与立宪政体的关系, 应该是立宪政体需要法律, 法律同样需要有系统的法律教育。因为, “有宪政而无法律, 不能有效的运用, 有法律而无有系统训练的法官、行政官及法律家,也不能发生宏伟的效力。（庞德著《法律教育第一次报告》,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此书。） 法律教育是法律的基本问题, 而法律是宪政的基本问题, 所以法律教育也是中国建立永久的立宪政体的关键。同时, 法律教育,可使司法行政更为稳妥而有效, 并且是人民与官吏间公正与和谐的关系的保证。 第二, 统一法律教育及发展充实学理上论著的必要 他说, 中国现在是需要用统一的法律教育, 来讲述中国本位法律的时候了。故应当放弃研究他国法律中理想的规定, 不再就每一细小节目, 力图模仿外国, 以求取最时髦的法律。因为, 若将他人制度原则及规律移植于本土, 而不了解其过去的历史及经验的过程, 实在是一种错误尤其法律中的“新理念” , 在未置于经验中试验以前, 即予采用, 更属不智。所以“此时, 哑需对于中国已有的法典, 予以理解及实验, 使成为彻底中国所有的法律。” 与统一的法律教育密切相关的学理上的写作和阐发, 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 “非官方的学理上写作, 实胜于琐细的立法。学理上的论著, 确可成为法院判案时有力的指南。”这是因为, 它们既是统一法律教育的产品, 又可使法律得到统一的发展和适用。 第三, 中国法律教育的特种问题 中国法律教育的特种问题, 是指法律教育的范围与目标。庞德指出, 普通的法律训练, 对于法官、法律教师以及从事实务的人,都是必须的。如普通文官、行政官员, 必须了解什么是个人
法律与社会生活 结合所学到的法律知识，谈谈你身边的事，可以是亲身经历的，听到的，看到的。 发生在身边的事 就在前几天，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在太原市迎泽大街迎泽桥东发生一起爆炸案件,据目击者刘国良、郑权介绍，6日早上开车走在迎泽桥上由西向东，听到一声巨响，大约20秒后在下桥处看到大量烟雾和火星爆出，再20秒后车开到省委门口等红绿灯时，再次听到看到一辆微型面包车爆炸起大量烟雾和汽车爆炸碎片。据山西省委对面居民楼中的住户介绍，先后听到七声巨响，行人们纷纷跑开，现场已戒严;经过此处的车辆及行人均绕行滨河西路及桃南西一巷。 案件发生后，中央领导同志作出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要求迅速侦破案件，严惩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犯罪。公安部派出一名副部长带队的专家组赶赴现场，指导破案。山西省、太原市两级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案组，在兄弟省市公安机关的支持下，全力开展侦破。 8日凌晨2时，该案成功告破，犯罪嫌疑人丰志均在太原被抓捕归案。警方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丰志均，男，41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曾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警方从其住处缴获了私自制造的爆炸装置，发现了大量犯罪证据，并查获了其作案时驾驶的车辆。警方表示，对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暴力犯罪，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严厉打击，严惩犯罪分子，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制造爆炸事件，行为人不管是出于怎样的目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动机，这种破坏公共秩序安全、牺牲无辜生命的极端暴力行为，都应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严惩。 公共秩序安全是人们正常生活工作的基本前提，不止关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更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极端暴力行为的出现，伤害的不只这个社会，更直接或间接伤害到每一个人。为达到个人某种目的，不惜制造极端暴力事件，这种行径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会被容忍。 也有些大学生因为贫富差距，阶级观念，有色眼镜等等原因，受周遭的压力开始对现实逃避，产生心理扭曲和心理障碍，往往走上了不归路。正如马家爵在周遭的冷眼，看不起等的压力下，产生人格障碍变得具有攻击性，再加上缺乏法律观念，这种压力得不到正确的方式排解，久而久之，便通过犯罪的方式而释放出来。 近年来,我们通过媒体报道,不断看到了一系列与在校大学生相关的法律事件。如大学生假期打工时被骗保证金,选择就业时误入非法传销组织等;大学生自身的违法犯罪案件也频频出现:像大学生因 恋爱出现情感挫折而杀人或自残事件,更有出现如09年张超杀人碎 尸案的高校大学生恶性刑事犯罪案件等。“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开展,各种法律法规应运而生,法律已渗透到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要求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要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因而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必须予以关注。而在民办高校中注重增
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 纯粹法学理论、纯粹社会学 纯粹法社会学 法社会学，专注于研究法律的效能，将法律现实与某种标准进行比较。总会发现在标准与现实、理论上的法律与实施的法律之间存在着差距，因此法律程序总是不断地表现出低效能而需要改革。 法律随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但无论何处都遵从于同一个主题，即社会空间的结构。 一、案件社会学 1、观点：法律原则本身不足以预测或解释案件是如何处理的。 论证：无数研究表明法律上相同的案件—关于同样的问题，拥有不同的证据支持，常常的得到不同的处理。换句话说，法律是可变的。它因案件的不同而不同。它是因情况而定的。总之它是相对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都存在类似的情况）。 那么究竟什么可以很好地预测或解释案件呢？ 1、观点：每一个案件的社会结构可以预测和解释案件的处理方法。 论证：研究发现每一个案件有其社会特征，谁控告谁？谁处理这一个案件？还有谁与这个案件有关系？这些人的社会性质则决定了案件的社会结构。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件的走向趋势。很多案件情况类似，适用法律相同，但是判决却很不一样，仔细观察这些案件，会发现他们仅仅区别于当事人的关系不同。因此认为案件的社会结构对于案件处理方法的预测和解释起到着关键作用。
二、法律量的变化 案件的社会结构与每一项法律行为都有关系，而这些法律行为对于案件的影响，我们可称之为“法律量的变化”。 所谓的法律量，是指施加于个人或群体的政府权威的数量。针对被告的每一项法律行动是案件所引起的法律总量的一个增量。（可以理解为正式的起诉、控方或原告的胜诉、对被告的惩处） 1、对手效应（谁告谁） 列举两个因素：两造的社会地位、两造的亲密程度。 两造的社会地位： 模式一：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侵犯（a低犯低、b高犯高） 模式二：不同地位的人之间的侵犯（a低犯高、b高犯低） 两造的亲密程度：“引起法律量的不同” 2、律师效应 律师虽然降低了许多案件打官司的可能性，但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他们的作用下恰好相反。“引起法律量的不同” 3、第三方效应 法官等人、权威性、其自身的社会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权威性不是完全来自于社会地位，而是从第三方与对立双方的关系中产生的。 第三方与对立双方的距离越远，案件的解决越容易越具有权威性。 4、讲话的方式 证人的叙述方式、以一种社会地位高的人的方式作证，可以提高他们在法庭上的
《我们到底知道多少》感悟 当你认为真的有另外一个世界的你时候，你是否在想他是否过得也和你一样呢？ 当你听到水能看到文字，听到人的想法时候，你可以接受吗？原子和电子确实是真的在一个时间内不一定存在。因此这个世界就变得有无限可能的，是我们的选择与意愿而使世界存在，这就是唯心主义。结果是组成世间的所有东西可能都会因为你的意志而改变，这当然也要看你的意志力有没有这么大的可能。 我们看问题要辩证地看，不要光盯着优点或缺点，《我们到底知道多少》这部影片，是一部非常另类的影片，充满了量子论、物质、真理这一类的概念，没让人放松，反而引入更多找不出答案的思考。 影片一开始便由量子物理学、生物化学、医学……各位教授娓娓道来的掀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疑问，提出量子物理学一词。 按照量子物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世界的一切都是能量，我们人类和现实中的每一个物体都是能量，我们所认知为现实的物体是由我们的大脑和在我们周围被认为是物质世界的物体相互作用而成的，如果我们的大脑不认识某事物，那么这个东西即使是我们看见，也不会在大脑呈现任何反应，也就是说我们会看不见在眼前所摆放着的根本就不认识也没听说过的物品，也因此每个人认识到的物质世界，所谓的现实都是有限而且是有选择的，每个人所看到和接触到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这个世界是主观的，我们的思想、情绪、情感影响了我们的所见所识，甚至所得所失，所以这个世界时充满可能性和选择性的，这个人生并非只有一种或者几种模式，这个人生也没有固定的答案。 这部科教片告诉我们，我们平时习以为常的东西，也许都是错的，这个世界不一定是我们看到、听到、认为的样子。那么现实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的，是脑子看到的，而不是眼睛看到的事物，而我们的大脑，根本不能区分记忆和现实，两者的神经反映是相同的。既然无法判断，谁又知道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事实呢？ 我们受了那么多年的唯物主义教育，被反复告知，世界的本源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决定意识。那物质真的是客观存在的吗？物质的基本单位是原子，而原子被描述成电子云包围着的原子核，都不是那样客观的存在着的。电子云只
述评：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摘要：社会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具有自己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及方法。迪尔凯姆把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提出了一系列研究社会事实的方法、准则及检验标准。他认为社会学像自然科学一样，其研究对象是可以实证的，从而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考。本文通过描述迪尔凯姆实证研究方法的准则，并对其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已达到深入学习的目的。 关键词：社会学方法社会事实方法的准则 一、迪尔凯姆提出社会学方法的背景 社会学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由孔德在实证哲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试图使用一种物理学的方法来统一所有的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心理和经济学，从而建立经得起科学规则考验的学科。他的社会学既无明确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又无专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继孔德之后，著名的社会学家斯宾塞试图明确社会学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开展社会学研究的问题，但也没有涉及方法问题。 而对于一门科学能否独立存在，关键取决于它是否涉及到某种独特的“客观现实”，是否拥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本论述社会学方法的著作中，迪尔凯姆意在说明把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的独特对象，以区别于其它的学科，以及它所使用的特别方法，从而使社会学变成一门科学成为可能。 二、《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的主要内容 （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 迪尔凯姆提出，应把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社会事实是什么呢？在此，应对社会事实下一个定义：“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1]也
《法社会学》单选题 1．“第一类规则”和“第二类规则”是（ C ）的观点。 A、鲍斯皮西尔 B、哈特 C、霍贝尔 D、鲍哈纳 2．“法律对社会的作用”当中自变量是（ C ）。 A、因变量 B、社会因素 C、法律现象 D、社会与法律 3．“盖洛普民意测验”失败的原因是（A ）。 A、调查的代表性不好 B、调查的数量不够 C、没有做一个全面的调查 D、统计错误 4．“国家的法与非国家的法”的框架着眼点是（ A ）。 A、未开化的社会 B、开化的社会 C、国家 D、社会 5．“行动中的法”指的是（ D ）。 A、国家的法 B、法的实际运行 C、国家的规定 D、国家的法以外的其他因素 6．“社会对法律的作用”当中因变量是（ D ）。 A、自变量 B、社会与法律 C、社会因素 D、法律现象 7．“私人政府的法”是（ B ）的观点。 A、韦伯 B、马考利 C、图博纳 D、哈特 8．“正义与非正义”和“善和恶”是从哪种观点来思考问题？（ C ） A、法学观点 B、经济学观点 C、伦理观点 D、哲学观点 9．“政府的法与非政府的法”的框架的着眼点是（ D ）。 A、政府 B、非政府 C、社会 D、现代社会 10．《野蛮社会的犯罪和习惯》这本书是（ A ）写的。 A、马林诺夫斯基 B、霍贝尔 C、鲍斯皮西尔 D、鲍哈纳 11．埃尔文认为哪项不是法学家研究法律制度的特点？（ B ） A、把法律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 B、从历史的、哲学的等角度出发 C、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 D、具有职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12．埃尔文认为社会学家研究法律制度不关心的是（ C ）。 A、法的创制者的行为 B、创制法法的解释、适用、执行及其原因的原因 C、书本上的法 D、法的解释、适用、执行及其原因 13．不属于“法律多元”表述的是（ D ）。 A、国家的法与非国家的法 B、政府的规则与非政府的团体规则
《烈日灼心》所反映的一些道德与法律问题 电影《烈日灼心》是一部犯罪题材的作品，讲述了三个逃犯长达七年之久的自我救赎。而本文正是以他们三个人忏悔和赎罪的生活方式为出发点，在伦理范畴之内，进行了深刻的思辨，并在此基础上对人性做了一些个人的解读。电影《烈日灼心》中的三个主人公是一起强奸灭门案的作案者，这三个人疯狂地夺走了一个家庭，五条人命，案情令人沉重、悲恸。这三个一起长大的同伴，在血淋淋的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下，一天天被良心审判。在潜逃的七年中，三人在这条忏悔和赎罪的艰难之路上，受尽了源自内心深处的痛苦折磨。直到对尾巴的愧疚和内心的煎熬日益加深及最终案情一步步被揭开，他们才终于放弃再次逃跑，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法律的制裁。七年，对他们三个人来说，是比一辈子还要漫长的痛苦岁月。虽然他们的现实身份和生活处境各不相同，一个开出租，一个当协警，另一个在海上打工养鱼，但是他们的内心，却遭受着同样的折磨和煎熬。剧中的他们在社会的边缘闪躲着，却比常人更善良更富有正义感。剧中主角的情感就好似一根皮筋，时刻紧绷着，时时刻刻保持着隐忍。恰如影片里警察伊谷春说了一句话：“谁的心里没有一点脏事呢？”，隐含了整个电影自始至终阐述的主题都将是善与恶的争辩。 的哥杨自道，车技娴熟、心地善良。与他有过交往的人，相信无论如何都不会将他与逃犯联系在一起。在电影中沉默寡言的杨自道，凭着踏实能干、古道热肠的男子汉气质，吸引了女孩伊谷夏的注意力，但是他却只能选择将这份美好的情感深深埋在心底。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肩负重罪的人，他更知道对于一个连明天都没有的男人来说，爱情这东西是一份不可企及的奢侈品。但是因为内心的忏悔与煎熬，杨自道不敢去爱也不能去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还有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全都寄托在养女“尾巴”身上，“尾巴”就是他痛苦人生里的救赎与阳光。协警辛小丰，日常工作是协助警察破案。在《烈日灼心》中作为身犯重罪的辛小丰，他每天做的却是缉拿不法分子，作为协警与警察一起破案。辛小丰破案的时候，机智勇敢，时常奋不顾身，冷峻的外表下十分自然地掩藏着他身上的忧郁和迷茫。在三个罪犯中，陈比觉算是最“远离红尘”的一个。这个在海边养鱼的男子，像无数的草根渔民那样，付出最辛苦的劳动，却得到最低微的报酬。这个默默无闻的渔民，将自己伪装成为最善良和最正义的人，静静的守护着爱女“尾巴”。就是这样三个亲兄弟一样的男人，他们的人生，被一桩命案绑在了一起。这辈子，他们选择了同样的赎罪方式，那就是照顾弃婴。当他们一心一意地照顾着这无助的孩子时，他们似乎忘记了血案，忘记了惩罚。这份来自心底的善意，给了他们重新活过来的勇气，直到这种勇气搀扶着他们一点点走向道德的审判台。这部电影并没有将这三个罪犯角色囚禁于法律的牢笼里，而是从正常人的视角，将人的多面性透明而又公正的放在了一架天平上。 当我们以冷静、客观的目光，去审视这部作品中的人物，我们的内心总会不由的去拷问：重罪在身而又良心发现的三人将用怎样的情感去面对法律与道德？三人虔诚的自我惩罚式的精神救赎又能否告慰被害者的亡灵呢？三个逃犯有着正常人的善恶
《我们小点声》教学设计 教材分析 本课是人教版《道德与法治》二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我们在公共场所》中的第12课。教材针对学生实际，从“教室里面有点吵”入手，通过图片及文字介绍，让学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小点儿声；通过图文故事“做个‘小小调音师’”，启发学生自觉减少噪声；“这里也要小点儿声”这一活动主题通过减少噪声的标志以及出示应该小点儿声的场景，引导学生懂得在公共场所我们要保持安静，不影响他人。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目标：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小点儿声，通过游戏学会适时调节自己的音量。 过程与方法目标：在通过情景创设、游戏体验等、模拟活动等，引导学生从说话、行为、动作等方面学会小点声，养成文明的好习惯。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自觉在公共场合说话小声、行为小声，不影响其他人、学会尊重别人。 教学重点 知道在公共场所小声说话是讲文明懂礼貌的行为。 教学难点 通过各种活动形式体验如何做到说话、行为小点声。 课前准备 收集相关图片、录音故事等，制作多媒体课件。 一、手势激趣，引入新课。
同学们今天真精神啊！我相信你们不仅精神一定还是最聪明的，是吗？好，那我想考考你们，你们敢接受我的挑战吗？我做几个手势，看你们能猜出来手势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吗？真不错，那对于你们刚才的表现，老师给你们这样一个手势。你们真棒，为你们点赞！最后我还有一个手势，看你们能猜出来吗？（手放到嘴的旁边做出——嘘！的动作）是的，这些都是生活中常用的手势，别看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手势，它里面可藏着大学问呢！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个动作（—嘘！）小点声说起。下面请伸出你们的小手和我一起书空课题——12.我们小点儿声 二、活动体验，深化主题 1.“找家”游戏：把各个不同的地点归类到社会、学校、家庭、公共场所等相对应的环境里。 师：同学们，你们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小声说话吗？看来我们二年班都是讲文明的好孩子，知道很多地方都需要小声说话。—出示，那老师想看看你们能不能把屏幕上这么多不同的地方分别送到属于它们的大家庭里呢？谁愿意来试试？我希望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大家要安静、认真地倾听，等他说完之后在举手补充。现在请你用大家听得见的声音来说出答案。知道哪个就说哪个 师：你们可真厉害，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都找对了。回想一下，刚才在学校和社会这两个大家庭里是不是有许多我们曾经熟悉的地方？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公共场所”—板书—公共场所一齐说一遍。—出示图片现在你们仔细观察，这些公共场所都有
摘要：在当今网络和媒体发达的时代，对有法律意义的典型事件作社会学分析，对中国法治建设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轰动一时的肖志军、李丽云事件，苏力教授曾作过详细分析，但从法律社会学层面上看，并不成功，在其论证的经验起点、论证过程和论证结论上都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法学人去批评、思考和检讨。 一、起点：事件的回顾与再梳理—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自身逻辑、社会情怀和社会共识 韦伯指出：“社会科学产生于对实际问题的关注，而且还受到人们所要实现的社会变革愿望的刺激。” [3]同理，肖志军、李丽云事件作为一个“实际问题”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对法律问题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认识、分析和探讨的一个生活标本，我们于其中观察社会各群体的生活状态、抽出社会关注焦点、寻找法律在适应层面上的漏洞、整合社会大众对法律规范的各种主张，这是社会学分析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同时，法律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必须克服那种拟定片面事实、局限于单一范畴和方法、预定价值倾向、偏重单方利益的做法。这又如韦伯所说：“某个具体的‘结果’的原因必须从总体条件中去寻找，因为它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共同起的作用’(act jointy）才形成某种结果的。” [4]因此，对肖、李事件来说，它撩起人们内心激情的起始点，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法律关注、批评和修法建议的各种社会声音、社会背景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这是我们立论的基础和“总体条件”。 （一）成为公共事件的起因：一尸两命—又一个秋菊式的困惑 肖、李事件中的“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是什么呢？，那就是本事件中由于医方缺少“临门一脚”，坚守“非签字不手术”的规则，导致李丽云及其婴儿非自然的、非 不可抗力的死亡，这无疑是整个事件的起因[5]，是生命的逝去让人伧然落泪而奋笔疾书。 [6]法律人不能有半点轻视这种普通人情感的倾向。这种情感的基础聚合力是强大的。首先，这里的权利关注是具体的，李丽云母婴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存在，而非杜撰的“理想的生命体”，所以不存在苏文指出的什么抽象的自由主义和权利口号；其次，现代社会的人本主义水平使我们在面对任何个体生命时，能回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样一种彻底的人文境界，李丽云母婴的生命是“值钱的”，所以有理由认为规矩应让位于 生命而不是相反[7]。可以说，即便李之死是“一件事”意义上的（下文将说明肖、李事件在中国不是孤立的），它也未必没有让人反思的价值。 更有社会性意义的是，李丽云母婴之死这个事件不但有足够的论题聚合力而且还有足够的论题散发力。首先，尽管有个人的特殊因素，但肖、李二人相对贫困的状况与民工身份，难免不让人联想到如“同命不同价”案中农村户口方的吃亏、孙志刚案中孙本人的卑微地位造成的惨剧等。在这些事件中，社会不断暴露自身的法律公正问题，这也造就了当事人的弱势地位与媒体关注程度成正比关系的奇特社会现象，中国的人本主义精神也许正是通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