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0, 6(3), 33-41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0 in Hans. https://www.doczj.com/doc/5a19257653.html,/journal/ds
https://https://www.doczj.com/doc/5a19257653.html,/10.12677/ds.2020.63006
以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为例探究“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争端解决机制
高琦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收稿日期：2020年8月30日；录用日期：2020年9月14日；发布日期：2020年9月21日
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沿线国之间产生的纠纷越发凸显，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为了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争议应运而生。其“一站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借鉴了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的模式，也具有中国自己的独创性。本文通过对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机构设置，规制法条的优势和弊端的分析，探讨真正适合“一带一路”的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立和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目前的路径选择问题。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一站式”争端解决机制
Taking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Qi Gao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Received: Aug. 30th, 2020; accepted: Sep. 14th, 2020; published: Sep. 21st, 2020
高琦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isputes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have become more prominent, and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has emerged to resolve investment dispute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one-stop” dispute set-tlement draws on the model of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and it also has Chi-na’s own original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versifie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that is truly suitable for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current path selection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its regulation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One-Stop” Dispute Settlement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s://www.doczj.com/doc/5a19257653.html,/licenses/by/4.0/
1. 引言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以官方文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阐明其宗旨与目标是：“积极实现各国间贸易畅通，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磋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1
“一带一路”经济区开放后，承包工程项目突破3000个，其在吸引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发布了第二批涉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典型案例，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产生的案件类型越来越复杂化。2这也反映出，“一带一路”欠缺一个有效的化解争端机制。
2. “一带一路”下设立争端解决机制背景概述
(一) 现有争端解决机制难以满足“一带一路”争端需求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并选择将争议提交给第三方仲裁机构来解决。其中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下文简称ICSID)受理了最多“一带一路”投资争端案件。“‘一带一路’66个国家中，有63个国家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选择了在ICSID 解决投资争议，所占比例达到95.45%”[1]。3然而，这一普遍做法并没有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
首先，沿线国家中，有一些国家并非ICSID 缔约国，可见由ICSID 解决争端并非是可以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普及的做法。其次，ICSID 是以发达国家为首成立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其总在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投资的方向中，倾斜性的保护投资母国，也即发达国家中投资者的权利。而“一带一路”的Open Access
1参见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外交部经国务院授权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s://www.doczj.com/doc/5a19257653.html,/article/resume/n/201504/20150400929655.shtml . 最后浏览时间：2019.5.27。
2参见中国法院网https://https://www.doczj.com/doc/5a19257653.html,/article/detail/2017/05/id/2863082.shtml 最后浏览时间：2019。5.25
3参见莫雪《“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重构分析》，《哈尔滨学院学报》第39卷第3期，2018年3月
高琦
原则是“共商、共享、共建”，若在争端解决中倾斜性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可能会引发投资母国与投资东道国之间的矛盾，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最后，ICSID所设置的仲裁规则也存在固有的弊病，在ICSID的仲裁员名册中：“沿线国仲裁员所占比例很小，‘一带一路’国家被诉的案件量占总量的43%，而其国民被委任为仲裁员、调解员和临时委员会成员的比例仅占总数的17%。”4这显然不利于公平公正的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争议。
因此，ICSID作为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首选的争端解决方式，并不能满足沿线国家的需求，也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和原则的实现。所以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能够契合“一带一路”投资需要的争端解决机制。
(二)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实证分析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如火如荼的推进，因为投资而产生的争端日益增多。对争端解决机制的需要也越发迫切。
1) 北京城建集团诉也门案5
2006年2月28日，北京城建集团承包了也门机场航站楼建设项目并签订建设合同。然而，由于后来北京城建施工人员被当地政府组织进入施工现场，无法按时完成工程建设，被主张违约。北京城建认为，若非也门政府的阻挠，自己本可以按时完成合同。因此，2014年11月4日，北京城建集团向ICSID 提起仲裁。2017年5月31日，北京城建诉也门案仲裁庭认为北京城建可以向ICSID提起仲裁。
2) 伊佳兰公司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6
作为中国政府被外国投资者诉于ICSID的第一案，本案的裁决对管辖权之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SMCAC是伊桂兰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根据SMCAC与海南省政府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该公司对一块面积900公顷的土地享有使用权(期限从1993年到2063年) [2]。”7伊桂兰公司认为，海南政府于2004年收回SMCAC土地使用权构成征收，应予以征收补偿。根据ICSID官网信息，该案目前已经结案，没有进行实体审理程序。
3) 安城公司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仲裁案8
江苏省射阳县允许安城公司建造并运营一座高尔夫球场并承诺分两期提供3000亩土地用于其建设。然而其未能提供第二期的土地。最终安城公司无法实现盈利，并将球场低价转让。2014年11月4日，安城公司根据2007年的中韩BIT向ICSID提交仲裁申请。2017年3月9日该案仲裁庭做出裁决，驳回申请人的全部诉请，并依据ICSID仲裁规则第41条第5款终结所有程序。
由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周期长，对劳动力需求高，往往需要东道国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及投资环境。以我国为例，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和积极参与者，我国对外投资的企业却常常因为文化差异、劳动争议、环境保护等问题面临仲裁或者诉讼，因为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不仅使我国很多企业面临高额的赔偿，也打击了我国潜在对外投资企业的信心。例如“在墨西哥的坎昆龙城项目，由于中国企业触犯了当地的环境保护法，被迫停工。在非洲乍得的石油开采项目中，中石油违反当地环保法将大量原油倒入Koudalwa油田周围的矿坑中，最终中石油为此支付了4亿美元的赔偿金”[3]。9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对外投资法律制度不稳定，征收现象频频发生，甚至一些国家还处于战
4参见The ICSID Caseload Statistics (Issue2017-1) [EB/OL]. [2017-05-10]. https://https://www.doczj.com/doc/5a19257653.html,/en/最后浏览时间：2019.5.27。
5See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v. Republic of Yemen，ICSID Case No. ARB/14/30.
6See Ekran Berhad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CSID Case No. ARB/11/15.
7参见漆彤《论中国在ICSID被诉第一案中的仲裁管辖权问题》，《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4年01期。
8See Ansung Housing Co. Ltd. v.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CSID Case No. ARB/14/25.
9参见王淑慧《“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障碍分析》，《法制与社会》2018年1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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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和冲突之中。很多投资者法律意识薄弱，既不了解投资行为可能导致什么法律争端发生，也不了解自己选择的争端解决机构的运行规则。建立一个完善、详尽的争端解决方法，有利于形成良性、安全的投资环境。
3. 国际商事法庭
(一)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成立背景
建立国际商事法庭处理纠纷，是近年来国际上盛行的做法。以新加坡国际商事法院(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下文简称SICC)为例，成立于2015年的SICC，隶属于新加坡最高法院高等法庭，是融合了新加坡法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和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的三位一体式的专门处理国际商事纠纷的争端解决机构。10 SICC包含了来自全世界各国和各个法系的法律精英组成的法官团体，以新加坡为中心辐射亚洲各国，对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组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18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设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11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就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的受案范围、国际商事案件的界定、纠纷的解决方式等问题作出解释。毫无疑问，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为了解决由此产生的投资或贸易争端，特别是私人与国家之间的纠纷而建立的。截止到去年年底，设立于深圳的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和设立于西安的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分别已经开始受理案件，而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受理的原告泰国华彬国际集团公司(Ruoychai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与被告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及第三人英特生物制药控股有限公司(Inter-Biopharm Holding Limited)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于2019年5月29日在西安公开开庭审理，敲响了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第一槌”，其他受理的案件也开始进入到庭前准备程序中。12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是否是解决“一带一路”背景下投资争端解决的优选路径，本文接下来将从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管辖内容，机构设置等方面进行分析。
(二)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优势
1) “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
与SICC一样，中国的国际商事法庭也集合了调解，仲裁和诉讼程序。调解有助于争端在友好和谐的环境下得以解决，既不会破坏争议双方的投资关系，又可以制作调解书或判决书，使调解协议具备法律效力。由于程序的便捷、较高的保密性以及《纽约公约》为仲裁裁决的执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仲裁一直都是国际投资者热衷的争端解决措施。但随着仲裁的发展，其缺乏监管，缺少上诉机制，仲裁员公正性难以保证等问题也遭受了批评[4]。13诉讼繁琐的程序和过长的时限在国际投资中向来难以得到投资者青睐。而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糅合三大程序所生成的“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则能够将三大争端解决方法取长补短，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全方位的争端解决平台。
2018年12月5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机构的名单，当事人既可以选择在调解机构中达成调解协议，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或判决书，也可以在当事人选择仲裁后，“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证据、财产或者行为保全，同时，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可以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执行或撤销该仲裁裁决”[5]。14
10参见北京法院网：https://www.doczj.com/doc/5a19257653.html,/最后浏览时间：2019.10.4
11参见人民网：https://www.doczj.com/doc/5a19257653.html,/最后浏览时间：2019.10.4
1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官方网站：https://www.doczj.com/doc/5a19257653.html,/最后浏览时间：2019。10.4.
13参见石静霞、董暖:《“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年第2期，第15-16页。
14杜涛，叶珊珊《国际商事法庭:一个新型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构》，《人民法院报》2018-0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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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
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设立是中国建立国际商事法庭的一大特色，其聘任了来自全世界各地不同法系的31名专家，吸引了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争议，有效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根据《规定》，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职责主要体现在第8条和第12条、13条。第8条规定：“国际商事法庭审理案件应当适用域外法律时，可以通过下列途径查明：……(四)由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提供；”由此可知，专家委员会的功能之一是进行外国法查明，这将极大的减少了涉外当事人外国法查明不能的情况。而第12条和第13条赋予了专家委员会调解的职能，15经过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调解而达成调节协议的，国际商事法庭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发调解书，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制发判决书。除此之外，专家委员会还可以“向人民法院审理国际商事纠纷案件所设计专门性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也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政策提供意见和建议。”16虽然专家委员会出具的意见和建议的法律效力尚不得而知，但是专家委员会的设立弥补了我国商事法院法官构成单一这一弊端，是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3) 简化证据提交机制和诉讼程序信息化
不同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规定》对证据的提交和质证都规定了更经济便捷的方法。《规定》第9条免除域外证据的公证手续，并且经过双方同意，英文证据免除翻译；第10条规定可以采取视听传输或者其他信息网络方式调查搜集证据或组织质证。除此之外，国际商事法庭推行电子诉讼，支持通过网络方式立案、缴费、阅卷、证据交换、送达、开庭等，为身处不同国家的当事人参与庭审带来了切实的便利。
(三)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国际商事法庭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为了应对特定的投资争议而由政府主导设立的商事法庭。新兴的国际商事法庭审理过的案件十分有限，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什么问题尚不明确。
1) 管辖权
《规定》第2条中列明了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主要来源为《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协议管辖。17具体规定如下：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由此可以提取协议管辖的两个要素：1.书面协议；2.实际联系。
首先，当事人协议选择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需采取书面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9条，“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书面协议，包括书面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或者诉讼前以书面形式达成的选择管辖的协议”，也就是说，当事人协议管辖法院时必须要有书面形式的协议或条款。随着国际商事的迅速发展，商机转瞬即逝，为了快速便捷的订立合同，依托互联网或其他信息手段订立的电子商务合同成为当今的潮流。例如，《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规则》赋予了电子商务完全等同于纸质版合同的效力，18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也拓宽了当事人选择范围，引用了包
1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国际商事法庭在受理案件后七日内，经当事人同意，可以委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或者国际商事调解机构调解。
第十三条经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或者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主持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国际商事法庭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发调解书；当事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以依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送达当事人。
16参见中国新闻网：https://www.doczj.com/doc/5a19257653.html,/最后浏览时间：2019.10.4
17参见《规定》第2条：国际商事法庭受理下列案件：(一) 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协议选择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且标的额为人民币3亿元以上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二) 高级人民法院对其所管辖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认为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并获准许的；(三) 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四) 依照本规定第十四条申请仲裁保全、申请撤销或者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五)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国际商事法庭审理的其他国际商事案件。
18See Incoterms 2010 Rules 5.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 now give electronic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e same effect as paper commu-ni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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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电话录音等方法在内的能够符合社会发展和国际贸易习惯的方法。19这些规定既符合时代的发展，又能更充分的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中国关于书面协议的要求难以满足当代社会中商务发展的新需要。
其次，实际联系的原则和第34条列出的6个实际联系地点不能体现出商务合同的本质，还有可能造成管辖权冲突。“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众多，不可能所有的争议都与我国具有“实际联系”。将实际联系作为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要求，实则限制了与我国无关的争议当事人选择我国法院作为管辖法院的可能性，并不能满足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立足于国际，解决“一带一路”背景下投资争议的目标。倘若不符合我国协议管辖要求的当事人选择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作为管辖法院，那么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无法取得管辖权，而其他国家的法院可能基于当事人的管辖协议而不能行使管辖权，从而引发管辖权消极冲突的问题[6]。20
《规定》第3条是对第2条第5款兜底条款的解释说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事案件，可以认定为本规定所称的国际商事案件：(一)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
(二)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三) 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外的；(四) 产生、变更或者消灭商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不难发现，该条其实是采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22条的前4款规定，而将第5款：“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的其他情形”删除。这一条是对国际商事法庭审理案件的“涉外性”的解释，但是其是否能涵盖所有涉外案件的情况，尚有待商榷。
总体而言，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案件需具备协议性，涉外性和商业性，这一规定与SICC的要求类似，但是其中书面协议，实际联系原则，涉外性的规定都阻碍了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进一步发展。
2) 缺乏上诉机制
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国的国际商事法庭是最高人民法院常设的审判机构”，21以及“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22也就是说，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并不设上诉机构，一审终审。当事人虽不能申请上诉，但可以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规定》对再审进行了特别的说明：“当事人对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本部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受理前款规定的申请再审案件以及再审案件，均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23
这条规定旨在简化国际商事法庭的诉讼程序，使其能迅速高效的处理争议。但也导致诉讼和仲裁的界限不明显，诉讼程序通过多层审判设计而保证判决结果公正性的优势无法得到展现。与此同时，用再审替代上诉的做法使得上诉和再审的界限模糊不清。《民事诉讼法》第16章关于审判监督程序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其中对于当事人提起再审的情形规定如下：“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4这条规定将原来生效的判决、裁定有错误作为提起再审的条件，而在国际商事法庭中，并未给再审规定特殊的条件，再审被视为等同于上诉的做法。这种规定使得再审和上诉界限不清，也使得国内其他法庭的再审和国际商事法庭的再审区别开来，容易产生混淆和不公平的现象。
19参见《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3条(c)：Article 3, c): an exclusiv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must be concluded or documented: i) in writing or (ii) by any other means of communication which renders information accessible so as to be usable for subsequent reference;
20参见刘晓红，周祺《协议管辖制度中的实际联系原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兼及我国协议管辖制度之检视》，《法学》2014年12期。
2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
2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
2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
2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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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诉讼程序中保有上诉机制既显示了诉讼的程序正义，又有利于实现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实现实质正义。“只有建立必要的上诉机制，才能有效地补救由于适用法律或是认定事实错误可能给东道国公共利益带来的损害，进而实现投资者个人利益与东道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7]。25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中一审终审的审级设置和靠再审实现上诉职能的安排并未体现出诉讼程序的优势，尚需调整。
3) 执行问题
2017年9月12日，中国驻荷兰大使吴恳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协议选择法院公约》(下文简称《公约》)，26《公约》旨在统一全球私法，从而解决法院判决“执行难”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公约》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批准，也就是说在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判决的案件无法依靠《公约》的约束力在其他地方得到承认与执行，而只能靠中国和其他地方签订的互惠条约得到承认与执行。这无疑会减损中国法院对案件的吸引力。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仅搜集到133个2014年协议选择我国法院的涉外案件案例，其中96件是涉港澳台案件，仅有28件属于实质意义上的涉外国案件(而且，其中有5件当事人国籍不明)……而2015年更是只有17件”[8]。27这侧面反映出中国法制发展水平较低，法院法官缺少经验和相关素养，中国法院在与国际社会上其他法院，特别是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法院相比，并不具备竞争力。“中国目前的涉外司法安排相对落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都缺乏国际性，无法与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相匹配，这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9]。28而如果中国不加入《公约》，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被协议选择作为管辖法院的可能性就更低，缺乏案源会进一步的限制了我国涉外案件审判水平的发展，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因此我国应该加紧研究批准《公约》的事宜，以期解决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执行难问题，提升其在世界中的竞争力，吸引更多当事人选择。除此之外，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可以借鉴SICC的做法，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备忘录的形式确保执行问题。“这些备忘录对双边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和程序进行了集中规定。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的条约和法律，但是这些备忘录为这些法院判决在相关国家的执行提供了参照，也是这些法院促进判决在境外执行的有效方式”[10]。29
4. 对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发展的构想
(一)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路径之选择
近年来，中国逐步设立自由贸易区，我国在建的18个自由贸易区和涉及的三十多个外国国家对涉外商事案件的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作为一个争端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显得十分重要。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定位如果是一个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为海外投资当事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那么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对中国的法制发展所做的改变十分有限。倘若不仅仅局限在解决争端这个层面，而是更多的关注中国对国际商事秩序和国际商事规则的创建所作出的贡献，那么对中国传统的涉外商事法律法规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国际商事法庭可以基于中国的立场对国际条约进行积极解释，尤其是针对那些含义模糊、缺乏共识的条款，更应当积极作出解释，使其更好地符合中国的立场和利益”[11]。30
25参见马亚伟、漆彤《论“一带一路”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的构建》，《国际商务研究》2018年05期。
26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https://www.doczj.com/doc/5a19257653.html,/web/zwbd_673032/wshd_673034/t1492319.shtml。
27杨育文：《中国加入〈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可行性分析——以2014、2015年中国司法实践为视角》，《武大国际法评论》2016年第2期，第65-67页。
28参见何其生《大国司法理念与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5期。
29参见何其生课题组《论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构建》，《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年03期。
30参见廖宇羿《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定位》，《经贸法律评论》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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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层面下，对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关注就不应该仅局限在现存体系的改变，而是提升其独立性和公正性，转化成一个不被指责具有“亲中偏见”的独立性争端解决机制[12]。31为此，中国可以借鉴ICSID 的做法，依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文简称亚投行)，建立一个独立的争端解决机制。
“世界银行认为，外国私人投资，是发展中国家获得所需技术和资金的重要的来源，为此，寻求一种公平合理的解决东道国同外国投资者之间争端的办法，是建立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与私人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保障”[13]。32与之类似，成立于2015年的亚投行，不仅为“一带一路”中的投资项目提供融资，也能为成立争端解决机制提供平台。如前文所讲，虽然“一带一路”66个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制化程度各不相同，但是其中有57个国家都是亚投行的成员国，若在亚投行中建立一个会员制的争端解决机构，则能快速、公正地解决“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争端。
(二) 结语
纵观《规定》，既可以看到在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构建中，借鉴了较为成熟的SICC规则，同时，为了解决“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争议，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也创设了商事专家委员会等规则。但不可忽略的是，中国国际商事法庭须得不断地提高竞争力，完善配套规制，才能不断吸引“一带一路”沿线的争端当事人将案件提交到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解决。
在全球经济触底反弹，缓慢复兴的今日，WTO推行的一揽子协定谈判耗时长，难度大，多哈回合几经搁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转向区域贸易组织来寻求贸易发展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顺利开展联络了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为日后的经贸发展铺设了平台。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发展面临着路径选择的问题，不仅作为一个以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利益为目标的争端解决机制，确保“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还应当作为先导从而推动国内立法的改革，提高中国法律规则的竞争力，基于中国立场解释国际规则，使中国从一个“规则的执行者”向“规则的制定者”转变。
参考文献
[1]莫雪.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重构分析[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8, 39(3): 90-96.
[2]漆彤. 论中国在ICSID被诉第一案中的仲裁管辖权问题[J].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2014(1): 25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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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廖宇羿. 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定位[J]. 经贸法律评论, 2019(2): 81-97.
31See Zachary Mollengarden, “O ne-Stop Dispute Resolution on the Belt and Road: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Pacific Basin Law Journal” Vol. 36:65.
32参见王若愚《“一带一路”背景下亚投行争端解决机制的探索--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参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35卷第2期，2019年2月。
高琦[12]Mollengarden, Z. (2019) One-Stop Dispute Resolution on the Belt and Road: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Pacific Basin Law Journal, 36, 438-474.
[13]王若愚. “一带一路”背景下亚投行争端解决机制的探索——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参考[J]. 商丘师范学院学
报, 2019, 35(2): 83-87.
大国情结与国际法研究的学术心态 ――从中国对国际司法的消极心态切入 姜世波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摘要]近年来国际司法机构出现了“扩散”的趋势，但中国至今仍然臵身于这些司法机构之外，其根本原因是大国情结使然。大国情结还使我国三十年来的国际法学研究表现为只注重短期的实用主义而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导致缺乏主体性意识，丧失平和的心态和科学态度，不能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等弊端，这些都是需要反思和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驱除的。 [关键词]大国情结国际法院国际法 一、国际司法的繁荣与中国的冷漠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随着众多弱小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多极格局的形成，使国际间的对抗日趋缓和，诸多国际共同问题解决的日益迫切，使全球和地区间合作不断加强，国际法的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飞跃，国际法的调整范围日益扩大，不仅国际法在数量上的发展令人瞩目，①而且，国际法治的质量也有质的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国际司法机构的数量迅速增长，从只有一个国际司法机构—国际法院，发展到10余个国际司法机构。这些机构既有全球性的，如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等，又有诸多地区性的，如欧洲人权法院、欧洲初审法院、欧洲法院、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比荷卢经济联盟法院；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法庭、马格里布联盟法院；美洲法院、美洲人权法院、安第斯法院；非洲人权法院东非和南非共同市场法院、非洲公司法统一组织司法与仲裁共同法院等；还有为解决特定问题而成立的临时法院，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等。西方学者用“proliferation”（扩散、激增）一词来加以形容。[1]（p143,p160）这里且不说地区性法院（庭）因各成员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依赖性和地缘性趋近而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有效性，就全球性公约而言，国际参与性也越来越普遍。以下仅就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作一简单考察。 国际法院的管辖权虽然以自愿为基础，但接受其强制管辖的国家到2004年7月已经达到65个，加上另外13个曾一度接受强制管辖后又撤回的国家的中，有8个在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中是一直接受作为被告的，这样事实上接受强制管辖的国家接近联合国成员国总数（191个）的37%，[2]（p43.）比例虽然并不算高，但加上其他形式的管辖权，已经相当可观。②法院从1947年5月到2008年2月，已受理案件137起，其中近半数是在冷战结束后提起的。在国际法院2006－2007年度报告中，法院感叹“2006-2007 司法年度是繁忙的一年，有5个案件在同时接受审理，2007-2008司法年度也将是非常充实的。”③而且法院“采取若干重大步骤，以提高效率，使自己能够应对稳定增加的工作量。”④有学者将中国对国际法院的态度分为五个阶段，其中把1978年至今分为两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开 ①据联合国的统计，截止到2005年1月，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保存的国际条约的数量达到158,000个，2,200卷；多边法律文件截止到2006年1月1日超过517件，内容涵盖人权、裁军、商品贸易、难民、环境和海洋法等诸多领域。而且，这些条约的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参见联合国国际法网站： https://www.doczj.com/doc/5a19257653.html,/English/overview.asp，2008-2-28） ②如赋予国际法院对争端以管辖权的国际条约和公约就近400多个，仅双方条约就涉及约60个国家，多边公约涉及的国家就更多了。（参见前注p.42.） ③《国际法院报告（2006－2007）》（中文本），第21段。 ④同上，第22段。
英国司法制度概述及启示 2011年10月底，司法部地市司法局长英国培训团在司法部研究室副主任郑先红的带领下，赴英国曼彻斯特和伦敦进行培训考察。通过培训考察，我们对英国的法律体制、制度，司法体系和运作方式，刑事民事案件办理和矛盾纠纷处理的渠道、方式等有了基本了解，特别是对英国的法律教育、律师管理、律师事务所运行、法院的司法地位、对公民的法律援助和服务、社区矫正的执行、监狱管理、民事商事矛盾调解等与我国司法行政工作密切相关的领域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并结合国内工作实际进行了比较，加深了对英国法律制度的认识。这对于借鉴英国法制制度，更好地开展司法行政工作意义深远。 一、英国法律制度简介 (―)英国法律构成和法院体系 1、英国法律构成。英国作为普通法系的鼻祖，崇尚经验，注重实用，只相信经过实践验证过的理论，认为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与大陆法各国不同的是，遇到新问题时，大陆法国家的法律回答“这次我们应该怎么办”而英国的法律则会找出“上次我们是怎么办的”。受信奉经验的法律思想影响，自13世纪开始，普通法亦即判例法便在英国生根发芽，并逐渐影响了大半个世界。
在英国具有约束力的法院判例分为四级。一是欧洲一审法院、欧洲司法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解释和判例。英国作为欧盟和欧洲地方议会的成员国，必须接受欧洲司法法院对欧盟法律的解释和判例、欧洲一审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这些判例对英国的各级法院具有约束力。二是英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最高法院未成立前为上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判例)，它们有最高约束力，除被议会制定的成文法典取代外，英国的各级法院必须遵循。三是英国上诉法院的判例。上诉法院作出的判例对郡法院、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自身都具有约束力，但该判例可以被最高法院作出的判例推翻。四是英国高等法院的判例。对郡法院和高等法院自身具有约束力，但可以被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判例推翻。 英国历史上没有成文法。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沉淀，英国法院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判例门类繁多，数量更是浩如烟海。不仅普通人无力查询了解，即使法官、律师使用起来也极为方便。为此，英国半个世纪以来加快了成文法的制定。现在，议会制定的成文法已经成为英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据了解每年议会制定法律30~40部。议会立法的程序是：先由政府提出法律草案，经过下议院和上议院多次审议表决通过后，再经女王正式批准生效。而对成文法条款的理解，则由法院判例作出解释。两者互为交叉、相互补充，共同维系着英国社会正常的经济和法律秩序。另外，英国是欧盟和欧洲委员会的成员
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于2002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国际刑事法院成立的基础是2002年6月1号开始生效的《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因此该法院仅对规约生效后 目录 简介创立背景要项管辖权内的罪行重要影响 简介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联合国1998年7月17日外交全权代表会议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的规定，于2002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 根据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必须在《罗马规约》获得６０个国家的签署和批准后才可成立。截至2006年11月1日止，全球已经有134个国家签署了《规约》，并有104个国家批准了《规约》，其中非洲国家29个，美洲国家23个，欧洲国家37个，但在亚洲48个国家中，仅有阿富汗、柬埔寨、约旦、东帝汶、韩国、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蒙古、塞浦路斯9个国家批准了《规约》，却有30个与美国签署了旨在排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98条协定”。此外，在公约所有缔约国中，有40个国家已经具备实施《规约》的国内法律，有31个国家已经完成了立法草案。但在亚洲国家中却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实施《规约》的国内法，只有极少数国家完成了实施公约的相关法律草案。 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筹备活动。但中国、美国、以色列、日本等重要国家出于政治原因至今反对或拒不签署/批准《罗马规约》。 根据《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将对批准国及联合国安理会移交的案件进行审理，但只审理2002年7月1日以后发生的案件。国际刑事法院与现有的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的不同，其他法庭均有一定存在期限，而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司法机构。国际刑事法院设有18位法官，1个检察官办事处，1个预审庭，1个审判庭和1个上诉庭。18位法官经选举产生，任期9年，不能有两位法官来自同一个国家。国际刑事法院首批18名法官2003年3月在荷兰海牙宣誓就职。 国际刑事法院将审理国家、检举人和联合国安理会委托它审理的案件。此法院有权对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进行审判，但是只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而且是在各个国家所属的法院不能自主审理的情况下才可介入。检察官将根据国际刑事法院预审法庭的同意，应某个国家或联合国安理会的请求对罪犯进行起诉。根据规定，国际刑事法院无权审理2002年7月1日以前发生的犯罪案件。 自2002年成立以来，已经有三个缔约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中非共和国）主动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案件，一个非缔约国（科特迪瓦）自愿就其境内有关情势接受法院的管辖，联合国安理会也于2005年3月就苏丹达尔富尔情势通过第1593号决议首次向法院提交案件。此外，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除正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苏丹达尔富尔情势进行调查外，还密切跟踪包括中非共和国和科特迪瓦在内的8个情势。 国际刑事法院设在荷兰的海牙，其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法语。 创立背景 二次大战国际社会已经设置了很多国际和地区性保护人权的机制，但仍有百千万的人沦为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受害人。非常可耻的是仅有少数的加害者最后受到国家法庭的审判，绝大多数的加害者至今逃脱受惩罚的后果。有些人在犯下罪行时，甚至于非常清楚的了解，只有很小的机率会被绳之以法。「国际刑事法院」将有几项目的：吓止预备要触犯或进行国际法所认定的严重罪行；促使负有基本责任起诉犯案者的各国检查官履行其职责；使受害者及其家人得到真相与公义，由此作为抚平创伤的第一步；协助受害者及其家人得到补偿；当掌控国家机器的群体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促使侵犯人权的加害者受到应有的惩罚时，代表国际公义的机制必须介入。 要项 国际刑事法院乃常设机构，在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大会批准后，设于荷兰海牙，并在适当情况下于其他地方开庭。本法院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及必需的法律行为能力，并根据本规约之规定，在缔约国及特别协定的其他国家境内，行使其职能和权力。法院的组成由四个部门组成：院长会议；上诉庭、审判庭和预审庭；检查官办公室；书记官处。 法官 法官由缔约国提名，不必是本国人，但必须是缔约国之公民。提名后在缔约国大会会议上，以无记名方式选举法官，以得到出席缔约国三分之二多数票的十八名票数最高者当选为法官。法官一共有十八名，不得有二名法官为同一国的国民。第一次选出的法官由抽签决定，三分之一任期三年，三分之一任期六年，其余的任期九年。任期三年的法官，可连选连任一次，任期九年。院长和第一及第二副院长由法官互选并以绝对多数选出。法官分配在审判分庭至少六名和预审分庭至少六名，上诉分庭四名及院长。上诉分庭由全体法官组成，审判分庭由该庭的三名法官组成，预审分庭由该庭的三名法官组成或由一名法官单独履行。上诉分庭的法官仅可在上诉庭任职，审判分庭的法官可被临时指派至预审分庭，预审分庭的法官可被临时指派至审判分庭，但不得参与预审分庭所审理之案件。预审分庭和审判分庭
中国政府应对《罗马规约》持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 1993年和1994年，联合国安理会分别通过决议，决定设立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以审判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武装冲突和在卢旺达境内发生的种族冲突中犯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罪行的人。1998年，联合国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各国外交大会上又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2002年，据此规约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 一、中国政府对《罗马规约》的立场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建立一个独立、公正、有效和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刑事法院，以惩治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希望藉此有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本着这一立场和愿望，中国政府积极参加了1998《罗马规约》的谈判进程。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罗马外交大会所达成的规约文本的若干条款未能满足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合理意愿，与会的中国代表团不得不在规约表决时投反对票，这也是中国未能签署罗马规约的原因。这些合理意愿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中国代表团不能接受《罗马规约》所规定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权。《罗马规约》规定的这种管辖权不是以国家自愿接受法院管辖为基础，而是在不经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对非缔约国的义务做出规定。违背了国家主权原则，不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 2.中国代表团对将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纳入法院的普遍管辖具有严重保留。首先，中国代表团认为，法制健全的国家有能力惩处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在惩治这类犯罪方面比国际刑事法院占有明显的优势；其次，目前规约有关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的定义，超出了习惯国际法，甚至超出了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规定。鉴于此，中国一直主张，国家应有权选择接受法院对这一罪行的管辖。目前《罗马规约》的有关规定虽对选择接受管辖做出了临时安排，但却从原则上否定这一接受管辖的方式，将会使许多国家对法院望而却步。 3.中国代表团对《罗马规约》中有关安理会作用的规定持保留意见。侵略罪是一种国家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研究 ■刘晓农徐易 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对惩治和威慑严重的国际犯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积极的法律意义。国际 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必然涉及主权国家国内法院的刑事管辖权，归根到底与国家的主权问题密切相关，因而，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问题，一直是国际刑法学界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应结合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 性质特点，完善相应的国内立法。 [关键词]刑事管辖权；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153－04 刘晓农（1971—），男，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江西南昌330031）徐易（1991—），女，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北京102206） 本文系江西省社科“十一五”规划项目“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8FX12）的研究成果。 2011年6月27日，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CC)宣布以涉嫌“反人类罪”对当时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三人发出国际通缉令，这是继2009年3月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指控其犯下种族大屠杀罪）以来，国际刑事法院第二次针对国家元首签发逮捕令。正如苏丹政府一样，利比亚政府也以该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规约》）的缔约国为由，对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予以拒绝。针对上述两案，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理解不一。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是国际刑事法院受理和审判特定国际犯罪案件的权能和效力依据，是对性质最为严重(the Most Serious)、严重违反人道主义准则和严重侵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核心罪行”(Core Crimes)具有的管辖权。其直接法律依据是2002年生效的《规约》。无论是较之各个国家国内法院的刑事管辖权，还是较之国际法院或者国际特设刑事法庭的刑事管辖权而言，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一、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性质与特征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是《规约》法律体系之下的独特产物，其性质也是国际刑事法院创建过程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规约》中许多条款都从不同角度涉及该法院管辖权，如第5、11、12、13、14、15、25、26条等。从总体来看，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既反映出国际法上有关管辖的法律原则、规则或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出新的法律规则。可以说，《规约》赋予法院的管辖权具有自动性、补充性、普遍性的特点。 （一）自动性 根据国际条约法，主权国家或地区只要成为《规约》的缔约国，就意味着接受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而无需另行声明或再行签署协议。对此，《规约》第12条明确规定：“一国成为本规约缔约国，即接受本法院对第五条所述犯罪的管辖权。”可见，其管辖权具有自动性 。 153
全球化治理视野下的中国海关变革与发展 ——以实施《WCO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 ◆王军 全球化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特征，而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是导致人类政治生活从统治走向治理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随着国际货运与人员交流的巨大增长、有组织国际犯罪的剧增以及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不断增长，国际贸易的安全与便利问题，已成为全球化治理关注的焦点。面对新形势，世界海关组织(WC0)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其中一个重大举措是制定了《WC0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以下简称《框架》)，并在2005年世界海关组织理事会年会上获得通过。本文以全球化治理的理论与方法为基本工具，对《框架》的目标原则、基本内容及其实施要求等治理要素做一简要介绍，在分析中国海关实施《框架》的有利治理条件及现实治理差距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海关实施《框架》的治理对策建议，希望能够为中国海关在全球化治理的背景下在实现自身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一份可供思考与借鉴的材料。 一、全球化治理与《框架》治理要素的介绍 关于全球治理的要素，有学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全球治理的主体或基本单元、全球治理的对象或客体，以及全球治理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是一个包含着价值基础、规制保证和治理操作三类主要指标的复杂治理体系，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全球治理的价值、规制以及结果是全球治理的三个最基本的要素。从这一分析工具出发，《框架》的内容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框架》的目标与原则——全球治理的价值 全球治理的价值，就是全球治理的倡导者们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而且从这些倡导者的眼光看来，这些价值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从《框架》的名称就可以直观地看出，《框架》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就在于世界海关组织成员对于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所达成的价值共识。具体而言，《框架》制定的目标价值共识体现在六个方面，即：制定全球供应链安全与便利的标准，促进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形成适用所有运输方式的一体化供应链管理；增强海关应对2l世纪挑战和机遇的作用、职能和能力；加强成员海关之间的合作，提高甄别高风险货物的能力；加强海关与商界的合作；促进货物在安全的国际贸易供应链无缝流动。与此相联系，《框架》的技术价值体现为以下四个核心要素：第一，《框架》统一了对进口、出口和转运货物提前递交货物电子信息的要求。这是《框架》力图超越各国海关的现行做法与措施并建立一套统一的国际海关标准的制度规范价值基础；第二，加入《框架》的成员承诺采用统一的风险管理方法来对付货物安全方面的威胁。这是《框架》为形成标准统一性的管理范式价值基础；第三，《框架》要求根据进口国的合理请求，出口国海关应基于可比的风险识别方法，对出口的高风险集装箱和货物进行查验，最好使用非侵入式查验设备。这是《框架》要达到的加强成员海关之间合作的最低价值标准；第四，《框架》规定了成员海关要向达到最基本的供应链安全标准并采纳最佳做法的企业提供相应的便利。这是《框架》要达到的加强成员海关与
刑法研究专题法学杂志?2009年第4期 作者简介:黄立(1962-),男,汉族,湖南长沙人,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① 依照1998年6月罗马世界外交官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于2002年7月1日正式成立。我国目前没有签署《罗马规约》。② 主要包括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成立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等。 我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的衔接 ———以海盗罪为研究样本 On Connecti on About Chi n a Penal Law And I nternati onal Penal Law 黄 立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内容提要:国内法与国际法如何有效衔接,一直是我国法律中没有得以很好解决的问题。国际法对海盗罪有明确的认定标准,而我国刑法中没有对海盗罪的直接规定。我国应当在全面了解国际法对海盗罪的认识过程、国际刑法对海盗罪构成要件的规定的基础上,对刑法现有的相关罪名加以梳理、整合,增设海盗罪。 关键词:国际刑法 海盗罪 构成要件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宪法对国际条约的法律地位及 适用方式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在立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条约实施模式并存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对国际条约的适用也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因此,一直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呼吁重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接轨,探讨如何在国内法律中遵循、反映、体现、甚至直接加入中国已经批准的国际公约的相关内容。当2008年年底中国政府派出海军编队远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时,上述问题再一次成为法学界热议的话题。本文试图对有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积极响应在我国刑法中增设海盗罪的呼吁。 一、我国刑法与国际刑法衔接的一般情况一般认为,国际刑法是国家间以条约、惯例等形式制定或认可的,关于国际犯罪和刑事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 国际刑事合作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除了国际刑事法院 ① 和联合国特设的国际刑事法庭② 通过审理具体案件适用国际刑法外,在一般情况下,国际刑法的适用需要通过各国国内刑事司法对国际犯罪的刑事制裁来实现。由于国际公约中关于国际犯罪的规定往往只有罪名认定而无具体刑罚措施,如果不能将国际刑法的刑事规范在国内法律中加以刑事化,国内刑法就难以实现对国际犯罪的刑事制裁。也就是说,只有与国内刑事立法相衔接,国际刑法的条文才可能成为现实。从另一方面说,按照“条约应当被遵守”的原则,各国的刑事立法也必须主动与国际公 约中的刑事法规范相衔接,才能既承担本国签署(批准) 国际公约时所承诺的义务,也便于对各种国际犯罪的及时惩治。 总的来说,我国的国际条约实施方式主要包括三种情况: 其一,将条约转化为国内法律,即在加入条约或签定协议后制定专项法律,将条约、协议的原则和内容在国内法中加以直接规定;或者不直接提及条约、协定的规定,而在国内相关立法中体现条约的原则精神以实施国际条约。如我国在加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领事关系公约》以后,制定了《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将两个公约的内容纳入了我国国内法律体系。 其二,在国内法律中直接适用国际条约,即不具体规定国际条约的内容,而在立法中确立处理条约与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在这种模式中,一般明确规定国内条约与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的,优先适用国际条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种模式在我国的立法中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已经有相当多的立法采用了这种国际条约适用模式,如民航法、行政诉讼法、海关法、著作权
英国法院的组织体系及职责 2008/11/04 下列资料谨供参考，中国驻英大使馆不为其准确性、全面性和权威性承担任何责任。 一、英国法院的组织体系 英国的法院按审理案件的性质可分为民事和刑事两大系统（详见以下“英国法院系统组织体系结构图”）。 民事法院系统由四级法院组成：郡法院（County Courts）、高等法院（High Court，分为王座庭
英国法院组织体系结构图 二、英国刑事法院系统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职责 英法院机关是刑事司法制度的审判机关，负有对犯罪嫌疑人审判、定罪或宣告无罪、判处刑罚等职责。 根据英国法律，刑事犯罪根据轻重被分为三种类型： ●简易罪（Summary offences），指一些轻微的刑事犯罪 ●必诉罪（Indictable-only offences），指必须起诉到刑事法院的性质较重的刑事犯罪，如谋杀、强奸等 ●可诉罪（Either-way offences），指既可以按简易罪在地方法院审判也可按必诉罪在刑事法院审判的犯罪，包括欺诈、盗窃、重婚、与１６岁以下女性发生性关系等，被告人有选择以何种方式审判的权利； 这三种类型的犯罪分别在不同的法院按不同的方式审理： 地方法院：地方法院是基层刑事管辖法院，是最低级的刑事审级。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地方法院700个，每年审理的刑事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总数的95%。 地方法院主要受理简易罪和可诉罪，可判处的最高罚款额为5000英镑，最长监禁期为6个月（如连续判刑，最长为12个月）；如犯罪为可诉罪，地方法官认为被告应受更严重处罚，会将案件呈交刑事法院判决。 地方法院通常由三名当地人士充当地方法院法官，称太平绅士（Justices of the Peace，不拿薪金，享受旅行和生活津贴，通常不具备律师资格，但需经司法研究学会 《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下的侵略罪 摘要：始建于2002年海牙国际刑事法院（ICC）对于侵略罪并没有实质的管辖权，而在2010年达成的“坎帕拉修正案”于2017年12月获得多数国家的赞成予以通过，侵略罪正式的纳入到《罗马规约》的文本中，从此给予《罗马规约》文本去 研究侵略罪的相关问题便是尤为重要，本文主要是从《罗马规约》文本入手探讨 规约中有关侵略罪的相关规定，包括侵略罪正式纳入《罗马规约》的历程；规约 的第八条之二关于侵略罪的定义和侵略行为的表现形式；第十五条之二、之三关 于侵略罪的管辖权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之二关于侵略罪的犯罪主体进行 界定，具体解析《罗马规约》对侵略罪的相关规定以及侵略罪所涉及到的相关问题，以此新事件为契机进而重新对ICC管辖四类严重罪行进行回顾和探讨。 关键词：国际刑事法院；侵略罪；《罗马规约》 海牙国际刑事法庭（ICC）是基于有效的《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成立，犯有种族灭 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等，犯有严重罪行的个人进行起诉、审判的法庭。必须说 明的是，在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之时，《罗马规约》虽然规定了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四类严重 罪行，但是实际上对侵略罪并没有管辖权，而是留待缔约国以修正案的方式对此问题作出新 的约定。而在2010年达成的“坎帕拉修正案”于2017年12月获得多数国家的赞成予以通过， 侵略罪正式的纳入到《罗马规约》的文本中，那么基于《罗马规约》文本去研究侵略罪的概念、国际刑事法院对其管辖权等一系列问题，而不在仅仅从理想的层面来建构侵略罪的相关 问题，下面就从《罗马规约》文本入手来探讨侵略罪相关的规约规定及所涉及的相关问题。 一、侵略罪纳入《罗马规约》历程 以上所述，成立于2002年的ICC仅对三项国家罪行享有管辖权，对于侵略罪方面，其 实在《罗马规约》在拟定之时就把侵略罪纳入其中，但是鉴于当时各个国家的分歧意见很大，考虑到通过规约的难度很大，因此最终通过的《罗马规约》并没有正式写入该规约中。2010 年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规约的缔约国再次把侵略罪是否纳入到规约当中以及对侵略罪的定 义和构成要件进行了讨论，并最终达成了一个“坎帕拉修正案”，并且该修正案规定，获得30 个国家批准之后便可以启动侵略罪纳入《罗马规约》的程序，该修正案截止到2017年10月 已有34个国家批准，最终为侵略罪纳入《罗马规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2017年12月在美 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坎帕拉修正案”得到多数国家的同意从 而获得通过，侵略罪被正式的写入了《罗马规约》，具体体现在规约的第八条、第十五条， 第十五条之二、之三。 二、《罗马规约》第八条之二 《罗马规约》第八条之二共有两项。其一是定义侵略罪的概念，按照规约的界定，侵略罪是有效控制或命令的一个国家的政治或军事行动计划，准备、或进行的侵略行径，侵略： 根据其特点、严重程度和规模必须构成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根据上述的侵略罪定义， 侵略罪具有如下特点，首先，侵略罪的实施主体是个人，毋庸置疑的是，国际刑事法院进行 起诉和审判的罪犯均是个人，而不包括国家，与其他三类严重罪行不同的是，侵略罪犯罪主 体中的个人是特殊的“人”，侵略罪是“领导人犯罪”，侵略罪的犯罪行为人只能是“能够有效控 制或指挥一个国家的政治或军事行动的人[1]”；其次，通过概念的分析，侵略罪的构成包括 该罪的预备犯，把犯罪的构成提前，从而更好的维护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在实践当中，如何认定一国领导人正在预备实施侵略存在着难度，按照规约的规定，启动国际刑事法院调 查的机制有三种：缔约国启动、检察官启动以及安理会提交情势，其中任何一种机制的启动 都可能存在着对情势误判的可能性，那么当价值存在着冲突，如何进行取舍，又是一个值得 关注的问题；最后，该侵略行为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这是管辖四类严重罪行的同一要件， 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行使的实质条件，这也是国际刑事法院对缔约国国家主权尊重的必然 要求，同样也是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管辖犯罪谦抑性的要求，但是实践中如何认 定达到对《联合国宪章》明显违反的程度，即什么是“明显违反”？也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论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一) 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在国际法学界存在着三种理论学说，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在一定场合下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上述二种学说，混淆了国家责任与国际刑事责任的区别，也无法阐明对国家的刑事制裁方式。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家不能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也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这种观点否定国家作为国际犯罪的主体资格，与现有的国际法习惯规则相悖。 笔者认为，根据现有的国际法规则和国际法实践，国际法学界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学说，均不能完整地阐明国家的国际刑事责任问题以及国家在国际犯罪中的主体地位。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根据国际法习惯规则，当然也能够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并承担国家责任，从而成为国家责任的主体。但是，国家作为无意识的抽象实体，其本身不能承受刑罚处罚，因此，国家无法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实施了国际犯罪的个人。 一、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渊源及其评价 关于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奥本海国际法》和巴西奥尼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这是西方学者主张国家刑事责任的代表作。 （一）劳特派特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英国国际法学家劳特派特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主张国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认为，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如果国家及其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作了违法国际法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由于其严重性、残忍性及其对人类生命的蔑视而被列入文明国家的法律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国家以及代表国家作行为的人就担负刑事责任。例如，如果一国政府命令将居住于其领土内的外国人全部杀尽，这个国家以及负责命令和执行这种暴行的个人所担负的责任，就将是刑事性质的责任。该学说还认为，对于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负责的个人所犯的战争罪应受惩罚的规则，已经普遍地被承认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而这就是承认国家刑事责任的另一个例子。因为，战争罪犯的犯罪行为通常并不是为了实现私人的利益和欲望，而是代表国家并作为国家机关而作的。 根据劳特派特的理论，国家以及代表国家实施国际犯罪的个人都是国际犯罪的主体，并能够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然而，这一理论试图阐述的国家刑事责任，实际上仍然还是一般的国际责任，即国家责任。因为：其一，“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并不是国际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而是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国际刑事责任的形式应当表现为刑罚处罚。当然，劳特派特不可能完整地阐述国家责任及其形式，因为，早在1979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之前，他所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已经出版。其二，劳特派特在阐述中，虽然认为国家的责任是“不限于”恢复原状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的，并设定了二种特定的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情况：一是国家以及代表国家实施国际犯罪的个人实施了被列入文明国家的法律公认的犯罪行为；二是实施了违反战争法的行为。但是，他并没有接着阐明国家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制裁方式。既然是“不限于”，那么，“超出”国家责任形式的国际刑事责任形式又是什么呢？劳特派特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此，其所谓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并没有突破一般国际责任的范围。 （二）巴西奥尼的国家刑事责任理论 美国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出版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国家的刑事责任。他在其自己拟定的《国际刑法典草案》中论述了国家的犯罪行为及其国家的刑事责任。 其一，国家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表现为：（1）代表、支持或以国家名义的权威人士实施任何犯罪，不管这类行为按其国内法是否合法，国家应为此负刑事责任。（2）由个人或团体以 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案 卢班加案是国际刑事法院成立近十年来做出的首例关于被告是否有罪的判决，因此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案。 刚果（金）是处于非洲腹地的一个非洲大国，战争最初由这一地区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冲突开始（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也是在这两个族群之间展开），后来逐渐地将所有的邻国都卷入。 卢班加一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案件发生在刚果（金）东部与乌干达交界的伊图里（Ituri）地区，检察官指控卢班加犯下两项招募儿童兵的罪行。 庭审过程中揭露出很多令人发指的事实，比如卢班加的部队被指控招募女性儿童兵并对其进行性侵害，以及鼓励男孩儿童兵侵害这些女性儿童兵。 卢班加是成立于2000年9月的“刚果爱国者联盟” （Union des patriotes congolais （Union of Congolese Patriots）, UPC）的创始人和首领，也曾在2002年9月担任这一组织的军事分支“刚果爱国解放组织”（Forces patriotiques pour la libération du Congo, FPLC）的总指挥官，任职至少到2003年底。 在2002年，UPC/FPLC控制了布尼亚（Bunia，伊图里地区的首府）和伊图里的部分城镇。而卢班加就成为了这个地区的“神”。 在刚果（金）当局以及国际社会的协力之下，卢班加之后在刚果（金）被捕并且于2006年3月被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当月，预审分庭便根据《罗马规约》第60条，组织了“初步 到庭”（initial appearance）程序，确认了卢班加的身份并且查明其已经知晓自己被起诉的罪名和自己在法庭的权利。围绕卢班加所产生的诉讼程序在国际刑事法院正式展开。 预审分庭最后确认有实质的理由相信，从2002年至2003年12月，UPC/FPLC 的指挥官在伊图里的几个地方强行招募儿童入伍，这些儿童中有一些当时还不满15岁。其他一些15岁以下的孩子“自愿”加入或由他们的父母交给UPC/FPLC。在被招募以后，这些儿童参加了FPLC的训练营并在那里接受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当他们的军事训练结束后，儿童们一般会得到军队制服，枪支和弹药。FPLC指挥官然后让他们在前线进行战斗，他们中的一些在战斗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未满15岁的儿童也被用来作为保镖，由FPLC指挥官使用。预审分庭还认为，有实质的理由相信，通过他作为UPC首领和FPLC总指挥官的地位，卢班加对UPC/FPLC的政策和做法有事实上的控制，这其中就包括登记和征召年龄15岁以下的儿童，并且利用他们积极参与敌对行动。 基于此，预审分庭最后确定，有实质的理由相信卢班加犯下了检察官所指控的国际罪行，从而在2007年将案件移交给了审判分庭进行审判。 审判分庭从2007年接手案件到开庭前，一共组织了54次“情况会商”（status conference），以商讨包括证据开示等各种事宜。 2009年1月，审判分庭第一次开庭，检察官和被告双方的律师以及被害人代表均作了开庭陈述。到庭审结束之时，控方传唤了36名证人，包括3名专家证人，提交了368项证据；辨方传唤了24名证人，提交了992项证据。同时审判分庭传唤了4名专家证人。一共有129名被害人参加了诉讼程序，3名被害人出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被害人还提交了13项证据。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作者：福斯托·波卡尔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 在席卷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中，发生了普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侵犯基本人权的情况。1992年10月6日，针对有关这一情况的大量报道，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780（1992）号决议，要求秘书长设立一个公正的专家委员会，就这些报道提出结论。 1992年期间通过的许多安全理事会决议都已确认了个人必须对其违反国际法的罪行负责这一原则。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有1992年7月13日的第764（1992）号决议和1992年8月13日的第771（1992）号决议。 专家委员会1993年2月9日的第一份中期报告得出结论：设立一个特设国际法庭来审判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暴行行为人“将符合其工作方向”。秘书长的一份报告也传达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联合主席对设立这样一个国际法庭，来处理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的支持。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指定的报告员及法国和意大利的法学家委员会，随后转交了有关即将设立的特设法庭的几份规约草案建议。秘书长在这些草案的基础上，于1993年2月22日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三十九条确定前南斯拉夫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后，安全理事会决定设立一个国际法庭，作为一种有效的措施，以遏止犯罪活动，将责任人绳之以法，促进恢复和维护和平。安全理事会1993年5月25日第827（1993）号决议根据第七章一致通过了秘书长的报告和所附的《国际法庭规约》（《规约》）。 《规约》起草者明确表示，要避免使之成为自成一体的刑事法典。相反，他们将一系列定义非常广泛的罪行的管辖权赋予了法庭，而这些罪行的具体内容则要到国际习惯法中去找。法庭虽然承认具有约束力的条约法也可为其管辖权提供依据，但在实践中却总是认为所涉条约规定也具有习惯法性质。采用这一办法后，《规约》第2、3、4和5条以非常笼统的方式列出了法庭管辖权范围内的罪名。 第2条授权法庭审判在国际武装冲突中“严重违反”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的人。第3条赋予了对在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中严重违反战争法规和习惯的其他行为的管辖权，其中包括违反关于国际冲突的海牙法律的行为，除公约列为“严重违反”行为之外的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以及违反适用于国内冲突的某些规则的行为。 《规约》第4条源自1948年《灭绝种族罪公约》，规定了独特的主观要件，即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 第5条赋予了法庭对危害人类罪的管辖权，规定危害人类罪的行为人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构成对平民大规模或有系统攻击的一部分，却犯下该条规定的一起或多起罪行。《规约》赋予的管辖权仅限于那些在国际和国内武装冲突中犯下的危害人类罪，这与习惯国际法有所不同。（武装冲突的存在是法庭行使管辖权的一个先决条件。）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已通过其判例，细致地阐述了其《规约》规定的犯罪要素，如“严重违反”的概念，危害人类罪的客观和主观因素，灭绝种族罪定义范围内的受保护群体，特定罪行的定义，其中包括对酷刑、消灭、奴役和递解出境的定义。 浅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 摘要：国际刑事法院是世界上第一个常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其管辖权补充性原则关乎国际义务与国家主权的均衡协调；《规约》对于管辖权补充性原则进行了多层次的规定；针对检察官重复启动调查、起诉程序以及修改、追加指控或代之以较严重的指控的权力，应当实施限制次数和间隔时间的制约措施。 关键词：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 1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的背景与意义 国际刑事法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追究个人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常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该法院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规约》)及其相关文件为国际法渊源，被誉为“国际法领域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最具有创新意义和最令人振奋的发展”。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管辖权所不同的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确立了管辖权补充性原则，即将国际刑事法院司法管辖权作为特定情形下对国家司法管辖权的补充，避免形成凌驾于国家主权的国际司法特权。该原则涉及规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是国际刑事法院与国家主权之间发展合乎国际法基本规范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该原则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将直接关系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声誉和效能，决定着法院在追究和惩治“受到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犯罪”个人刑事责任的正义性和正当性，成为规约序言中所宣示的“决心保证永远尊重并执行国际正义”精神之试金石。 国际刑事法院诞生至今不足5年，不仅内部机构(包括院长会议；上诉庭、审判庭和预审庭；检察官办公室；书记官处)的工作机制有待调适，而且其与世界各国(包括缔约国和非缔约国)、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规范和调整，因此必然需要经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磨合期。管辖权是体现国家主权的必要范畴，而司法管辖(特别是刑事司法)是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管辖权与国家主权在范围上是不同的，但是两者之问的关系是密切的；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是以它的主权为依据的。”但是，“在实践上管辖权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既关系到国内法，同时也关系到国际法。”因此，研究、探讨乃至实践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时，应当始终秉承国际义务与国家主权均衡理念，努力达到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主权国家司法管辖权彼此互补、善意共存、精诚协作、正义至上的境界。 试析文化全球化视野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聚焦中国传统 家庭养老模式 论文摘要: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中国最古老的道德规范，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软实力”构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正是传统孝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对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其产生的文化渊源、自身优势，对于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伴随科技的发展，人类已经步人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令世人瞩目，人们聚焦经济数字这类“硬实力”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中国文化这一“软实力”。费孝通先生指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要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一“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如何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使发展不脱离民族之根具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一度受西方话语掌控而被归人“封建”一词的中国传统文化曾遭受沉重的打击。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宝库。而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孝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传统家庭养老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是维系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瑰宝。 论文关键词:文化全球化软实力孝文化家庭养老模式 一、文化全球化与中国“软实力” 对于文化全球化，迄今为止都没有一个一致的、明确的定义，但人们更倾向于这种观点，即文化全球化是指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经过长时间的交流、交锋与融合，最终形成一种共同的或者单一的文化。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播手段上，都居于绝对强势地位，必然会对其它不发达国家的文化产生不可抗拒的向心力，从而使世界文化演进的方向趋同。作为一种历史潮流，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回避。文化全球化会对不同民族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和威胁，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主性，成为了备受各国关注的问题。 “软实力”是约瑟夫?奈提出的，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等。当某种文化被广泛认同和接受后，文化主体的实际力量就会被放大，或者说无需动用物质性力量，只需凭其无形的影响力即可实现某些政策目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化主权意识开始觉醒，面对咄咄逼人的西语霸权，开始追寻自身的文化防卫，注重维护和发展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将其作为维护本民族权益的有力武器。激烈的国际竞争，不只是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的较量，也是以文化为主导“软实力”的抗衡。因此，人们在分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关注并将其归因于中国的“软实力”，正如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外交学院教授吴建民所言，“中国的…软实力?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中国“软实力”的构建，目前谈得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挖掘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是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有三方面的贡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同，那就是稳定、发展与和谐，这无不得益于我国厚实的传统文化底蕴。在中国，国与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自古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和才能万事兴，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尤为如此。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它凸显家庭地位，重视个人的伦理关系与义务，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围绕着这一出发点而展开的。 二、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文化渊源 家庭历来是中国社会的生活重心，家庭伦理精神指引下的家庭角色的扮演、家庭成员的《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下的侵略罪
论国家不能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一)
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案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作者：福斯托
浅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
试析文化全球化视野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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