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性权力视角看美国霸权衰落与多哈回合困境*
屠新泉苏骁姚远
［内容提要］多哈回合自2001年发起以来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这种僵局的产生与多边贸易体制下权力格局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而这种变化的主要表现就是美国霸权的衰落。本文从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视角出发，详细分析了多哈回合前后美国的结构性权力发生的变化，以及它对多哈回合产生的影响，进而指出美国霸权衰落后多边贸易体系权力安排的失衡是造成多哈回合困境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多哈回合美国霸权结构性权力多边贸易体制
［作者介绍］屠新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世界经济；苏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研究生，主要研究世界经济；姚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研究生，主要研究世界经济。
2015年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20周年。在这20年中，世界经济和贸易快速发展，WTO被认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体制性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体制依然保持总体开放，而不是重蹈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覆辙，充分展现了WTO作为世界贸易稳定器的作用。然而，在保持贸易自由化成果方面成就显著的WTO，在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却进展甚微。除了在建立之初达成了金融、电信、信息技术产品等部门协议之外，WTO于2001年发起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至今依然深陷僵局。特别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更先后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等巨型区域贸易安排，大有取代WTO成为新一代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者之势。
战后数十年一直顺利推进的多边贸易谈判为何在21世纪遭遇瓶颈？多哈回合停滞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对此，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将落脚点放在WTO体制以及多哈回合议题设置等问题上。如蔡宏波、蒙英华认为各成员国的主要分歧是农业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补贴与农产品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①阿迪特亚·马图（Aaditya Mattoo）和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认为中国的廉价出口产品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产生了强烈冲击，许多国家不愿意再继续降低非农产品准入门槛。②伍穗龙则认为WTO协商一致原则从本质上看是消极的，它有利于强势国家且缺乏透明度。③本文认为，多哈回合受阻是政治、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诸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共同导致了WTO谈判功能的弱化。然而，作为一种国际机制，自1948年关贸总协定（GATT）建立以来，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的是这种机制的成员构成以及所处的世界政治经
*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AGJ012）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CXTD4－08）支持。
①蔡宏波、蒙英华：“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穷途末路还是柳暗花明———基于目标、模式和进程的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10年，第12期，第13页。
②Aaditya Mattoo＆Arvind Subramania，“China and World Trading System”，The World Economy，Vol．35，Iss．12，December2012，p．1738．
③伍穗龙：“世界贸易组织协商一致决策机制的问题与改革”，《求索》，2012年，第6期，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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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环境。因此，从机制与成员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其中的霸权国家与国际机制的关系出发，来理解WTO 的变化和多哈回合的困难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视角。杰弗里·肖特（Jeffrey J．Schott）就认为，新兴国家的经济崛起使美国和欧盟不能再有效控制WTO，多哈回合的成功将依赖于美国和欧盟与新兴国家的合作。①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也注意到了这种多边贸易框架下权力失衡的现象，他将这种现象称为“领导力赤字”（leadership deficit）。②罗伯特·鲍德温（Ｒobert Baldwin）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指出，霸权的丧失会使美国减少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并转向区域主义。③
霸权与国际合作机制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霸权稳定论的提出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曾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分析了霸权在塑造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作用，他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的无政府性会使“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除非一些国家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并说服或强迫其他国家一起分担相应成本”。④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则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讨论了集体行动所面临的困难，他分析了公共物品为何会出现供给不足的情况，“理性人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因为“付出成本的个人只能获得其行动收益的一个极小份额”，大部分收益被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免费享有了。⑤奥尔森指出，“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动机会随着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相对减小而减弱”。⑥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在分析了霸权稳定论后指出，“多边主义的成功恰恰与某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关贸总协定运作越来越困难恰巧与美国经济相对衰落发生在同一时期”。他运用垄断竞争中的卡特尔模型解释了可能的原因，认为卡特尔组织的形成可以使一个能够充当执法者、占统治地位的公司遏制其他成员的背叛行为，没有卡特尔时相邻两个公司的双头卖主垄断可以成为监督和执法力量的最好来源，“这表明人们越来越偏爱双边主义是世界经济日益多极性的必然结果”。⑦
美国霸权衰落无疑是多哈回合僵局的重要原因，但是霸权是一个相对宏观、笼统的概念，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多个领域。美国的霸权衰落并非全方位的衰落，而且各个领域的权力变迁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因此，有必要更深入地解析美国霸权衰落的原因及表现，并解释美国在不同领域的权力变化对多哈回合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的路径。对此，笔者认为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可以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一个有效的框架。
一、现实主义权力观与斯特兰奇的
结构性权力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权力是塑造国际体制的根本力量，只有从权力视角出发，才能对国际体制产生清晰和深刻的认识。现实主义理论的鼻祖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认为“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是权力与国家利益的副产品”。⑧新现实制度主义的代表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则把国际制度视为依附于权力结构的“干预性变量”。⑨这种现实主义权力观深深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罗伯特·吉尔平（Ｒobert Gilpin）在分析了霸权稳定论之后认为，“治理经济事务的机制如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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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⑤⑥⑦⑧⑨Jeffery J．Schott，“America，Europe，and the New Trade Or-
der”，Business and Politics，Vol．11，Iss．3，Art．1，October2009，pp．12－13．
Jagdish Bhagwati，“World Trade and the DohaＲound：Final Ｒeport of the High－Level Trade Experts Group”，2011，p．48，https：// 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 32476/11－964－world－trade－and－the－doha－round．pdf．（上网时间：2014年12月10日）
Ｒobert Baldwin，“Change in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AＲe-sponse to Shifts in National Economic Power”，Protectionism and World Welfare，Cambridge，New York and Melbourn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80－98．
Charles Kindleberger，“U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1776－1976”，Foreign Affairs，January1977，p．415．
［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
Mancur Olson，in James De Melo and Arvind Panagariya，eds．，New Dimensions inＲegional Integration，Cambridge，New York and Mel-bourn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25．
Barry Eichengreen，in James De Melo and Arvind Panagariya，eds．，New Dimensions inＲegional Integration，p．121．
Edward Carr，Twenty Years’Crisis：1919－1939，Harper Peren-nial Press，1964，pp．170－171．
朱杰进：“国际制度缘何重要———三大流派比较研究”，《外交评论》，2007年，第95期，第93页。
有坚强的领导或霸权就无法运转”。①苏珊·斯特兰奇也认同这种观点，她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权力划分为四个维度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斯特兰奇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经常讨论的权力，可以被称为联系性权力（Ｒelation Power），即甲行为体迫使乙行为体去做它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但是在国际关系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权力即结构性权力（Structure Power），它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②斯特兰奇进一步指出，权力不仅塑造结构也源于结构，具体而言，她将产生权力的四种结构定义为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安全结构是“由某些行为体为另一些行为体提供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力框架”；生产结构可以定义为“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为谁生产、用什么方法生产和按什么条件生产等各种安排的总和”；金融结构包括“信贷得以建立的政治经济结构”、“货币体系”与“汇率体系”；知识结构包括“信仰、知识和理解”及其“传送渠道”。③
斯特兰奇认为上述四种结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四种基本结构的作用下世界又形成了许多次级权力结构，而贸易体系就是其中之一。斯特兰奇认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三大流派（即现实主义派、多元主义派和结构主义派）在研究国际贸易问题时都存在不足，“它们非常孤立地解释和处理贸易问题，没有充分考虑政治经济的四种基本结构对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影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则可以对贸易问题作出更好地解释：在安全结构中“联盟和冲突会使贸易伙伴联系起来或疏远开来”；在生产结构中公司和国家在利润的驱动下进入世界市场寻找销售渠道，降低生产成本；在金融结构中信贷的数量和流动影响着一国的贸易表现；而在知识结构中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公司的技术知识会影响一国的贸易成绩。④
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为解剖美国霸权的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框架，多哈回合前后世界权力格局的主要变化就是美国霸权的衰落，而这种衰落又与世界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的改变密切相关。因此，在下文中笔者将从结构性权力视角出发详细分析美国霸权衰落的表现及其对多哈回合的影响。
二、美国霸权衰落
及其对多哈回合的影响
（一）在安全结构中美国的权力依赖于它强大的军事实力。当这种实力延伸到贸易体系之中时它就成了贸易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多哈回合前后世界安全格局的主要变化是冷战的结束和反恐战争的开始，这两次转变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安全权力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
冷战所营造的特殊安全困境与GATT的诞生和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事实上，西方国家推动前五轮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要目的是要尽快构建一个支撑北约安全框架的贸易体系，在这种政治诉求的驱动下，西欧国家默认了美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乌拉圭回合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成功结束可以被视为美国冷战胜利的战利品之一。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再次改写了整个世界的安全格局，恐怖主义成为世界安全的重大威胁，反恐战争则上升为美国首要国家安全议题。这种安全结构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多哈回合的发展，“9·11”袭击发生之后贸易自由化谈判的“心理效应受到同经济效应一样越来越多的重视”，因为“它可以释放一个全球各国团结一致抗击恐怖主义的强大政治信号”。时任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Ｒobert Zoellick）于2001年9月20号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美国可以运用自己的贸易领导力建立一个热爱自由的国家的联盟”，“发展中国家脆弱的民主体制依赖于开放的世界经济帮助它们克服贫困，创造机遇”。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一些原本反对发起新一轮贸易自由化谈判的国家开始改变自己的立场。可以说，恐怖主义威胁不仅赋予美国新的安全权力，也为多哈回合的发起注入了巨大的动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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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全球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第41、62、90、122页。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第189 191页。
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以及随后出现的一系列丑闻使反恐战争的道德号召力大打折扣，这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安全权力。多哈回合被赋予的反恐义务也随之不了了之。
（二）在知识结构中美国的影响力建立在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之上，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美国始终倡导各国注重贸易自由化改革本身所提供的制度红利，这对克服分歧和推动谈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它使一部分国家忽视了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过程中各国利益分配不均的事实。多哈回合前后多边贸易体系中知识结构的主要变化是“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先后崛起，这些转变影响着美国的知识权力和多边贸易谈判的发展。
“华盛顿共识”的提出是美国运用知识权力影响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典型案例。“华盛顿共识”提倡自由化和私有化，它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财政和税收政策也包括汇率和贸易政策。“华盛顿共识”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强势为乌拉圭回合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东亚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崛起促使一批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自愿抛弃了进口替代战略转而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然而，到20世纪末，“华盛顿共识”日渐式微，墨西哥、阿根廷和俄罗斯进行的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相继失败，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则让过度金融自由化的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则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一些西方学者把这种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奉行渐进和自主的改革方式，反对盲目复制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北京共识”的出现对“华盛顿共识”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它削弱了美国的知识权力，也影响了多哈回合的发展，因为它鼓励发展中国家保持独立性，推行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策。在“北京共识”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和定位自己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它们不再盲目追求市场开放的短期红利，而是开始着眼于培育国家核心竞争力所带来的长期红利。这样，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摆脱了美式贸易理念的影响，开始更多地依据本国的国情及发展战略进行出价。保罗·布鲁斯坦（Paul Blustein）认为这种“全球化思潮”（Globaliza-tion Zeitgeist）的转变使多哈回合的前进变得难上加难。①
（三）在金融结构中美国的权力建立在美元霸权之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使美国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最后贷款者，因而也使美国获得了斯特兰奇所说的支配信贷的权力，这种权力使美国可以通过对信贷援助设置条件来干涉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多哈回合前后欧元的出现和美国从债权人向债务人的转变，削弱了美国的这种金融权力。
作为最后贷款者，美国可以在其他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时通过提供信贷援助来影响它们的政策走向，这一介入过程主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来完成。虽然美国在IMF中持有的基金份额一直维持在17%左右，理论上的影响力有限，但通过各种幕后途径美国实际上牢牢主导了IMF的运行。在美国的要求下，IMF在提供贷款时附加了大量要求受援国进行贸易自由化改革的条件，如降低关税壁垒、取消各种进口配额限制、降低外国投资者的投资门槛、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IMF在成立之后广泛地参与到各国的经济危机之中，它对贸易自由化的作用不可小觑。东亚、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接受过IMF的贷款援助，因而也在IMF的压力下实施了大量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因此，IMF贷款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美国在多边贸易协定与区域贸易协定之外，推动其他国家开放市场的第三只手。由于这种开放是非互惠的，美国实际上无偿地坐享了受援国单方面自由化所带来的出口和投资红利。
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的金融霸权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2002年欧元诞生，2003年欧元区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总量约为8．5万亿美元，美国约为11．5万亿美元，②因此欧元一经问世，便在国际信贷和银行市场上展现出强劲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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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Paul Blustein，Misadventures of the Most Favored Nation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9，p．15．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 datamapper/index．php．（上网时间：2014年12月15日）
实力，具备了与美元抗衡的总量优势。对美元地位的另一个挑战来自于美国和新兴国家支配信贷能力的变化。由于自身储蓄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美国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对外贸易逆差逐年增大，2006年贸易赤字已经高达7636亿美元，①贸易赤字的不断攀升导致财政状况愈加恶化，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债务水平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新兴经济体由于在对外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盈余，转而成为新的贷款者。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纷纷要求对IMF进行改革，重新分配基金份额以赋予它们更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开始探索建立新的货币秩序。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元地位的下降会进一步削弱美国运用金融权力干预其他国家贸易政策的能力。
（四）在生产结构中美国的权力建立在庞大的市场体量和强大的产业竞争力之上。因此，全球市场格局和产业格局的变迁深刻影响着美国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生产权力和它在贸易谈判中的出价和要价能力。
首先，美国巨大的市场体量曾在多边贸易谈判中赋予其巨大的谈判优势。根据理查德·库珀（Ｒichard Cooper）的经济相互依赖理论，两国间经济关系紧密程度主要受两国间贸易量的影响，相互贸易量越大经济联系越紧密。如果将这一理论适当改变，把两个贸易国看作世界（指所有与美国开展贸易的国家）和美国，那么美国的对外贸易总量就可以大体上衡量出世界对美国的总体依赖程度。这种依赖性体现了“为谁生产”的权力，一方面美国是其他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另一方面美国面对的出口市场是分散的，相互出口份额分配的不平衡导致权力分配的不平衡，这种贸易结构赋予了美国巨大的影响力，使它可以在多边谈判陷入僵局时向其他国家发出关闭市场的威胁。由于美国市场如此巨大，在很多情况下美国仅仅发出威胁就足以迫使其他国家让步。
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市场格局，2001年多哈回合发起时，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0．9%，中国占7．9%，印度占4．5%，巴西占3．1%，到2011年WTO第八届部长会议彻底失败时，美国的占比已降至16．7%，中国占比则升至14．5%，印度为6．4%，巴西为3%，中印巴三国的占比之和已升至23．9%，远超美国。②在贸易领域，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4．16万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③这意味着原来分散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结构权力开始向几个新兴国家聚拢，而庞大的市场体量和对外贸易量使中国成为多边贸易体系中新的贸易极，中国市场的崛起削弱了美国市场的影响力。另外，美国的关税水平在经过了八轮互惠削减之后已经很低，WTO发表的年度报告显示，2002年美国的平均约束关税税率只有3．9%，④这使得美国在多哈回合关税谈判中的出价能力大打折扣，因为降税可以带来的边际效应已经不大。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市场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大大下降，因此它再也无法像前几轮多边贸易谈判那样用关闭市场或退出谈判来威胁其他成员了。
其次，各国产业竞争力的消长也影响了美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地位。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美国在产品创新和生产方面占据着垄断地位，这种地位使它获得了斯特兰奇所说的“生产什么、由谁生产”的权力。美国非常积极地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就是为了充分攫取这种产业垄断地位所提供的经济租金。根据雷蒙德·弗农（Ｒ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一种新产品的国际贸易会经过出口、投资、技术转让三个阶段。在产品的成长期，厂商为了保护自己新产品生产的垄断优势，会选择在国内生产然后向国外出口，当产品进入成熟期后，随着厂商原来拥有的垄断技术逐渐被国外竞争者掌握，厂商便转而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从这一理论来看，一种产品的贸易模式会随着它所处的生命周期的改变而改变，而贸易模式的更新又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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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美元承压美指再受考验”，《证券时报》，2007年2月15日。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 datamapper/index．php．（上网时间：2014年12月20日）
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 index？m=hgnd．（上网时间：2014年12月20日）
WTO AnnualＲeport2002，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ublica-tions，2002，p．42．
贸易规则的更新。阿迪特亚·马图和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认为WTO相较于其他国际组织的优势是它的“有效性”，即WTO的谈判成员和内容可以不断改进以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①由于美国在世界产业发展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它就成了最先对新贸易规则产生需求的国家，因而也成为主导贸易规则制定和更新的国家。二战结束后，美国在战时积累的大量军事技术开始向民用生产领域转移，大量产品进入成长期，在这一时期美国的主要诉求是降低其他国家的关税水平。这样，在前五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美国一方面要求英国取消帝国特惠制，一方面又要求各成员国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大规模削减关税，此时西欧和日本因战后重建急需大量基本物资，这样一种互补关系使得前五轮的降税谈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的产品大量涌入国际市场。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许多产业的产品生产进入了成熟期，在这一时期，美国的主要诉求变为降低外国投资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了给美国的跨国企业提供一个更加安全便利的投资环境，美国在乌拉圭回合中无视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强行要求将国际投资和知识产权列为议题并亲自主导设计了有关的贸易规则。
但是，多哈回合开始之后全球产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产业创新速度不断加快，产业转移模式开始由“线性推进”向“跳跃式前进”转变，②传统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式出现了巨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在产品初创期就失去了技术垄断的优势，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日趋激烈。这种激烈的竞争也带来了对贸易规则制定权的争夺，美国无法再继续有效地垄断贸易规则供给了。另一方面，在全球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美国的产业结构出现巨大变化，一些传统优势产业开始衰落和外移，这引起了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反弹，并对多哈回合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首先，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大大削弱了出口利益集团在国会两院中的影响力，这使美国贸易代表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的谈判上失去了足够的回旋空间，因为如果美国不能在达成的协议中获得其他国家足够的让步，那么该协议在提交国会审议时就很可能会被贸易保护势力扼杀掉。在2006年的六国集团部长会议上，美国要求发展中国家根据系数为15的简单瑞士公式进行关税减让，③这一要求遭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十一国集团的反对，它们认为美国要求减让的幅度过大，由于双方均不妥协会议最终失败。其次，美国农业的衰退也影响了多哈回合中农业议题的谈判。在历次农业谈判中美国一直是鼓吹激进自由化的急先锋，因为长期以来美国在农业生产上都拥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乌拉圭回合结束后，“美国政府原计划于1997 2002年逐渐减少补贴”，④但是，随着世界农业生产水平的整体提高，全球粮食产量不断增长，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美国农民的收入开始不断下降，因此美国政府对农民的补贴不仅没有按原计划减少反而开始上升。2002年，美国在多哈回合谈判发起不久就在国会两院通过了一个旨在增加农业补贴的法案（《2002年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这项法案的出台对多哈回合艰巨的农业谈判而言无疑是火上浇油，它不仅让美国失去了向欧盟农业保护势力施压的筹码，也激怒了一直对美欧农业补贴政策十分反感的发展中国家。美欧和发展中国家在补贴问题上的尖锐对立使农业问题成为多哈回合的最大死结。农业谈判的失败也阻碍了非农产品准入等其他领域的谈判。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多哈回合前后不管是安全结构、知识结构、金融结构还是生产结构的变化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去单极化”的倾向，贸易体系格局已经从冷战时期的多极依赖单极的格局转变为中美欧三极相互依赖、同时多极依赖三极的格局。霸权的丧失使美国失去了主导多边贸易体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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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Aaditya Mattoo＆Arvind Subramania，“China and World
Trading System”，The World Economy，Vol．35，Iss．12，December2012，p．1733．
原小能：“国际产业转移规律和趋势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第32页。
［南非］法扎尔·伊斯梅尔著，贺平、凌云志、邓峥晖译：《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中的发展中成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翁鸣：“美国农业谈判的目标、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国际贸易》，2007年，第12期，第45页。
三、美国的反应及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
多边贸易体制是美国霸权的产物。曼瑟尔·奥尔森认为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动机在于其自身也能从中受益，“如果存在一个霸权国———这个国家觉得促使各种国际公共物品得到供应完全符合自己的利益———世界上的事情就会做得更好”。①从这一视角来看，前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成功与美国的推动有密切关系，而美国的动机则源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美国霸权一旦衰落，贸易谈判就陷入了停滞状态。但是，根据罗伯特·基欧汉的观点，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意味着国际机制的死亡，如果衰落大国与新兴大国能够协调合作，那么国际机制仍然可以健康运行，霸权国家的存在对国际合作“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②
根据这一理论，在多哈回合陷入僵局时，美国可以通过妥协让步以及向新兴大国让渡部分权力来寻求合作和突破，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仍有很大开放潜力，正在蓬勃发展的巨大市场，完全可以在多边平台上发挥更大的领导力。然而，美国对于霸权衰落的反应却依然是极力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话语权，在难以掌控多边贸易体制的情况下，美国的反应和选择不是让渡权力、开展合作，而是另辟战场、强化竞争。这突出表现在美国对巨型区域贸易安排的参与和主导上。
2008年美国宣布加入TPP的谈判，2013年美欧正式宣布启动TTIP谈判，而这些巨型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最突出特征是其成员囊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却将所有新兴大国都拒之门外。
对于美国的这一选择，同样可以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加以分析。其一，在安全结构方面，与中国的领土争端是促使日本和越南等国加入TPP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越南之所以积极寻求加入如此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战略关系。其二，在生产结构方面，虽然美国的整体产业竞争力出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它的服务业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由于服务业贸易是TPP谈判的重点领域，而在这方面美国又拥有强大的出价和要价能力，所以TPP成为美国打开其他国家服务业市场的有力工具。其三，在知识结构方面，TPP谈判所涉及的诸多规则如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跨境数据流动、竞争中立等将为全球贸易树立全新的标准，这种充满技术性的高难度谈判是对谈判方经验和智慧的严苛挑战，美国在这方面仍拥有强大的智力资源，它对案文条款的设计有很大影响力。美国希望能够借助TPP和TTIP抢占新一代贸易规则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先在一个其结构性权力仍然能够主导的集团内制定规则，并对集团外的新兴大国以及WTO形成倒逼机制，借助其剩余的结构性权力迫使新兴大国接受依然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机制。
由此可见，美国并不愿意与新兴国家分享主导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力，虽然美国的霸权在下降，但是它维持霸权的欲望并没有减少，这才是阻碍多哈回合前进的根本障碍。一方面，美国在权力收缩过程中留下了大量权力真空区域；另一方面，美国宁可置多哈回合于僵局也不愿意看到新兴国家在其中发挥应有的领导力。这种权力安排是无法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多哈回合的成败取决于美国如何认识自身结构性权力的下降以及是否接受自身霸权的相对衰落，并在国际机制的发展中容纳新兴大国的利益诉求。○
（责任编辑：沈碧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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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De Melo and Arvind Panagariya，eds．，New Dimensions inＲegional Integration，p．125．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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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v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legal tex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exercising the right of“collec-tive self－defense”，and gradually improve coordination with U．S．troops．In fact，it is seeking to break the con-straints of the pacifist constitution and build a powerful combat troop that can be delivered at any time．In2015，Abe has made his best to persuade the congress to approve those war related bills．The content of the new bills will undergo qualitative chang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ld ones．According to the new bills，Japan will not only more freely define the nature of the crisis situation，but also greatly expand the operation range of its self－defense forces．Once the new security bills are approved，they will surely produce serious impacts on Japan’s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ies．At the same time，they will also highlight Japan’s strategic dilemma in the security field．
Keywords：Japan，new security bills，collective self－defense，strategic dilemma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ognition of and Strategy towards the Japanese Historical Issue
Wang Qiubin
Abstract：Seventy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the dispute on the invasion history of Japanese militarism is not settled yet．It has become a cause for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Japan’s vagueness in admitting its history of invasion has severely hurt the feelings of the people in those victimized countries．This regional historical problem has gone beyond Asia and caught global attention．Bu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only concentrated on the“comfort women”issue and ignored Japan’s conception of its invasion history．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insufficient knowledge about Japan’s invasion history and its con-nivance at Japan’s irresponsible behavior have only encouraged Japan to deny and whitewash its invasion history．In order to promote historical justice，join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International community，Japan，historical perception，world order
American Hegemony Decline and the Doha Dilemma－－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tructural Power
Tu Xinquan Su Xiao＆Yao Yuan
Abstract：No any substantive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DohaＲound of WTO negotiations ever since it was launched in2001．The deadlock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negotiation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change of the world’s power structure，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by the decline of the U．S hegemony．the authors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structural power before and after the launch of the Doha round and their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power theory put forward by Susan Strange．The paper also analyzes how such changes have affec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tructural power and its impacts on the Doha round．Based on these analyses，the au-thors conclude that point out that the unbalanced arrangement of power in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after the US hegemony decline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deadlock in the Doha negotiations．
Keywords：Doha round，hegemony，structural power（Edited by Hong Jianjun）
权力的五个来源 1.强制性权力 这种权力是建立在惧怕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作为下属如果不服从领导，领导就可以惩罚、处分、批评下属。因为你是领导，你是长官，你有这个权力，那么这种权力就叫强制性权力。在企业中领导可以解雇一个员会非常在乎你，尤其是这份工作是他所希望的工作时。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司对于下属就有这种强制性的权力。 2.奖赏性权力 与强制性权力正好相反，领导可以奖赏员工，让员工来重视自己。奖赏性的权力是让人们愿意服从领导者的指挥，通过奖励的方式来吸引下属，这种奖励包括金钱、晋升、学习的机会等。安排员工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工作，或者给员工更好的工作环境等等，这些都属于奖赏性权力的范围。 强制性权力和奖赏性权力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如果你能够剥夺和侵害他人的实际利益，那么你就具有强制性的权力；如果你能够给别人带来积极的利益和免受消极因素的影响，那么你就具有奖赏性权力。跟强制性权力不一样，奖赏性权力不一定要成为领导者才具有，有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员工，也可以表扬另外一个员工，也可以在会上强调别人所做出的贡献，这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和影响力。所以权力并不一定在领导和下属之间才会出现，有时候平级之间，甚至下属对于上司都可能存在。 3.法定性权力 在组织结构中，你处于什么位置，高层、中层、还是低层，由此获得的这种权力就是法定性的权力，一旦有了正式的任命，你就具有了法定性的权力。法定性的权力比前两种权力覆盖面更广，它会影响到人们对于职位权力的接收和认可，没有这法定作为基础，前面的强制性权力和奖赏性权力往往都不能够证实。例如没有给你任命，虽然告诉你要负责这个部门，但是你的这种奖赏性的权力和强制性的权力就会大打折扣，为什么呢？所谓名不正、言不顺，没有正式任命，那么你就是临时的。 4.专家性权力 这种权力取决于你的知识、技能和专长。今天的企业发展越来越依赖技术因素，因此，专门的知识技能也成为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随着工作的细分，专业化越来越强，企业的目标越来越依靠不同部门和岗位的专家。 正如人们所知，医生在他的行业和领域中有权威性，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很强的专家性权力，医生所说的话不能不听。所以大多数的人都愿意遵从于医嘱。还有一些职业，例如计
权利、权力的区别和联系 一、概念 权力是一个政治概念，一般是指有权支配他人的强制之力，它总是和服从联结在一起。任何社会都是一定的权力和一定的服从的统一。 权力是一定社会中的公共机关或居于管理和统治地位的人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合法地行使的强制性控制和支配力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维系力量。 权力包括非国家形态的公共权力和国家权力两种形态。通常所谓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即以阶级压迫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力量。 权力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如国家权力，就是国家的强制力量，像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二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它同一定的职务相联系，即有了一定职务就有了相应的某种权力，如行使大会主席的权力。 权利，指法律上的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享有的某种权益。这种权益，可以表现为权利享有者有权自己作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财产所有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占有、使用和处分自己的财产；也可以表现为权利享有者有权要求他人作出一定的行为或抑止一定的行为。前者如买卖合同中，买方有权要求卖方音乐会商品，卖方有权要求买方支付价款，后者财产所有人有权要求他人不得作出妨碍其先例所有权的行为。权利是在社会中产生并以社会的一定承认为前提的，由其享有者自主享有的权能或利益。 权利的行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即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正当的权利。权利和义务相对应而存在。 二、两者的区别 1.包含内容不同：权利的内容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生活的，而权力的内容则主要 是政治的； 2.行使主体不同：权力的主体限于国家机关和组织，公民不可以成为权力主体。而权利的 主体除了国家机关和组织外，还可以是自然人。实施权力的行为属于国家行为，享受权利的行为不属于国家行为。权利一般与机构和职位无关，而权力则与机构和职位相联系； 3.意志关系不同：权利强调权利人自身的意志相对自由，而权力则强调意志的服从性； 4.实现方式不同：权力的实现取决于主体自身的权力行为，不以相对人的态度和行为为转
如何理解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 教材内容分析： 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这一节内容属于高中生物必修一第一章第一节内容，放在这个位置，不仅说明了此节内容的概括性同时也表明了高中课程的设计技巧，新课标高中生物紧密与初中生物相联系，我们在初中时对于生命系统的结构有所了解，本节在这个位置不仅仅起到了承接的作用，还起到了启下的作用。 关于“生命活动离不开细胞”这一观点，是为深入学习细胞的知识作铺垫，属了解水平。教材通过事例从几个方面提供资料让学生进行分析，因此，该内容的教学目标定为“举例说出”。构成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是增加的内容，本节教材涉及较多的初中知识，同时，由于时间相隔较长而容易遗忘，因此，本节教学除完成知识上的教学目标之外，还具有熟悉学生，了解学生，激发学习兴趣的目的。在这节内容中只有种群和群落是学生没有学习过的，这些结构层次都属于基本概念，因此需要理解学习。不仅理解生命系统的这些结构层次的含义，还应理解这些结构层次是层层相依，紧密相联的，同时，还应初步理解生命系统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教学目标定为“举例说明”。在分析组成生命系统的多层次关系的基础上，认同细胞是基本的生命系统。 “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教学设计 地球上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可谓是恒河沙数，但是这些生物，小到组成它们身体的细胞，大到一个生物个体，一个物种、甚至一个生态系统、整个生物圈，都可以一个一个的生命系统（什么是系统呢），而且这些生命系统之间还有层次的关系。（以一只龟为例分析） 单一个心肌细胞就是一个生命系统，（为什么呢？）因为细胞各个部分都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而使细胞能表现生命特征；心肌也是一个系统（分析略）。引导学生分析心脏、循环系统、个体、种群、群落等也是一个系统。 先指导学生看课本图1-1“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并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1.生命系统分为哪几个层次？它们从小到大的排列顺序是什么？
谈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权力”概念解析(一) 论文关键词]结构化规则资源权力 论文摘要]在吉登斯的思想发展的历程中，早期他对结构化理论的探索为其后来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特别是他对“权力”概念的阐发直接成了现代性理论中“监控”的来源，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才能对其现代性有更深地理解。所以对吉登斯“权力”概念进行深度的解读就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中，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阐述在现代性的研究中引人注目，其观点被众多的研究者引用和宣扬。而从吉登斯的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他在早期对结构化理论的探索为他进行现代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特别是结构化理论中的“权力”概念，直接就是现代性理论中“监控”的来源。因此，只有把握了他对“权力”的独特阐释，才能对作为制度性维度的“监控”理论有更深地理解。 一、结构化理论与资源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理论中的“结构”概念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使用的结构概念完全不同，在吉登斯看来，结构指的是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rules)和“资源”(resources)。他指出：“可以用某种更一般的技术性方式使用结构这个概念。把它理解成规则与资源，反复体现在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中，成为结构化理论的基础。”依照吉登斯的看来，规则是行动者行为互动过程中所必然涉及到的方法性程序，不能脱离行动者来谈论规则；在行动过程中。规则一方面与行动的意义交织在一起，即构成行动者行为互动过程中意义交流的基础，同时，规则又对行动者的行动构成制约。在吉登斯心目中。结构并非只指涉规则，也包括资源，行动必然涉及行动者的资源。吉登斯将资源分为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两大类；这两种资源的组合形成特定的社会系统，从而约束行动者的行动所能影响的范围。在吉登斯看来。“权威性资源指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在社会变迁发展过程中，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同样重要的作用。“配置性资源指对物质工具的支配，这包括物质产品以及在其生产过程中可予以利用的自然力”。也就是说。吉登斯所说的配置性资源主要表现为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控制、征服能力。在吉登斯看来。配置性资源对于人类行动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有各种物质资源，人类才可以改造自然和社会。在结构化理论中。资源的重要性主要通过权力表现出来。吉登斯认为权力是行动者所具有的“转换能力”，这种能力的大小以行动者所能动员的资源为前提。资源赋予行动者行动能力的同时。对行动同时构成制约。即资源不仅是行动者权力互动的基础，而且对行动者产生结构性制约或支配。 规则与资源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呢?按照吉登斯的思路和看法。规则属于行动者的知识与理解部分。它们是行动的内在因素；资源则属于行动的外在条件。这两个内在与外在因素加起来。便构成了行动的结构因素。规则与资源是互相交织、互相依持和不可互相独立存在的。一方面。行动者所把持与没能把持的资源都会不断影响他如何塑造、测试和再确认规则。另一方面，资源并非纯然独立存在于行动者以外的东西，它们存在于社会环境里。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情境里赋予它们各式各样的意义，这正涉及到建构规则的工作。 二、资源与权力概念 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资源与权力有着重要联系，要充分理解吉登斯的权力观念必须对权力与资源，权力集装器以及可以创造出权威性资源的相关要素等做出阐述。 在结构化理论中。资源的重要性主要通过权力表现出来。吉登斯认为在高度抽象的意义上，“权力”指“改造能力”，是行动者所具有的“转换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对一系列既定的事件进行干预以至于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它们。资源是能动者为完成其所做的一切事务而在其活动过程中予以运用的所有要素，它们内嵌于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之中。按照吉登斯的观点。资源主要被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大类。配置性资源指对物质工具的支配。而权威
记叙文知识点 一、结构层次，文章思路，内容要点 1、怎样给文章分段？ （1）.按情节发展划分：抓过渡句、过渡段，有四分法，多指小说（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和三分法多指记叙文（起因----经过----结果）。如《皇帝的新装》分为“爱新装—做新装—看新装—展新装”。 （2）.按时间顺序分：抓时间词。 （3）.按地点的变化划分：抓方位词的变化。如：〈〈藤野先生〉〉“东京—仙台—北京”。 （4）.按段落的内部关系划分：A.总分关系：大部分记叙文有“总—分—总”结构 B.转折关系； C.并列关系 D.因果关系 E.递进关系。 （5）.按写了几件事或一个事物的几个方面来划分：例如《春》“盼春”——“绘春”（春草图、春雨图、春花图、迎春图、春风图）——“颂春” （6）.按表达方式的不同来划分。 （7）.按描写角度（正面或侧面）来划分。 （8）.按作者的情感变化来分。如何归纳段意、层意： （1）.抓段首或段尾的中心句或中心词：如果中心句以转折、递进、因果句式出现，要取其正（重心）的部分，转折、递进句式以后为正。 （2）.抓过渡句。 （3）.逐句或逐段归纳内容要点，看几个要点之间是什么关系，并列关系相加相综合；偏正关系以正为主，抓主带次，谁为主，谁为次，要联系全文中心来定。递进和转折关系都是以后为主。 （4）.复杂段落，勾画重点词，连词成句，改造即成。 2、划分段落的步骤： （1）.先看一段有几句话，每句讲的什么意思，逐段归纳要点，排列出文章写了那些材料，解决“写了什么的问题”。 （2）.理解作者是按什么顺序来安排材料的，解决“怎么写的”的问题，再根据分段的依据分段。 3、划分段落的意义： 文章的结构是作者思路的体现，作者的思路是通过安排文章结构的次序体现出来的。叶圣陶说：“思想是有一条路的，好文章的作者是决不乱走的。”结构就是这种思路的具体体现，我们阅读时只有把握住文章的结构，弄清文章的层次，包括段与段之间及一段内部的层次，才可能真正理解文章。分段训练有助于我们写作，要写好文章，就要先会拆文章，会分析文章。
浅谈物业管理的强制权利 浅谈物业管理的强制权利提要：物业管理行业越来越成为一种专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重要性、复杂性。虽然是以管理物业为工作内容 精品请示 浅谈物业管理的强制权利 物业管理是一种很特别的服务，所遇所见尽是琐碎小事，然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却又直接牵涉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容易出现冲突，物业管理者就必须要管，这是其职能，是合同义务，是责无旁贷的工作。但有时的确让人很为难：业主是“上帝”，这一点都不错。但假如某日张“上帝”带着好几条狗在花园里玩，把李“上帝”吓的连晨练都无法继续，李“上帝”要求物业管理者坚决把狗从花园里轰走，张“上帝”却不听劝告，物业管理者该怎么办？或者，王“上帝”要装修，准备把一面墙拆掉。而刘“上帝”认为这墙是承重墙不能拆，并要求物业管理者制止。结果王“上帝”既不听劝，也不怕罚款，物业管理者又该怎么办？ 这类问题同时也是最令物业管理者挠头的事情。之所以挠头，一是没有强有力的解决办法；二是怕即便强力解决了，反而使别的业主认为物业管理者对业主无礼。但是如果缩手缩脚，同样会招来不满。其实一个小区就是一个小规模的社
会，而物业管理者的职能与政府机关管理社会非常相似。我记得孙中山先生谈到，政治者，管理众人的事也。物业管理的职责，并非维护一家一户之私利，而是保障社区及全体业主之公益。作为政府，没有国家机器与行政强制手段为辅，根本无法管理社会。相应地，如果物业管理者没有一定的强制性权利，同样也干不好物业管理工作。如果某些业主不遵守物业管理公约，破坏社区环境、秩序，严重损害公共或其他业主的利益的，但又不至于严重到妨害社会治安，物业管理者进行管理干涉时，行为人不仅根本不听规劝，甚至采取一些不当行为拒绝管理，物业管理者能否对其采取强制性措施，迫其停止该不当行为？这个问题不解决，物业管理者就没有相应的权利，结果只能是不管或者管不了。这就无法尽到保障与维护社区及全体业主公益的职责，全体业主支付物业管理费所要得到的本质服务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这实际上是对全体业主利益的损害。因此，我认为物业管理者若要切实搞好物业管理工作，就应该要有一定的强制性权利。但是这里存在两个障碍，一是这种权利从何而来，二是这会不会被认为是侵害业主人身权利。我使用的是“权利”二字而非“权力”，是想说明这种权利不是天生的、不是国家规定的，而是广大的业主通过物业管理合同、契约等赋予物业管理者的。在西方的法制思想史中，“社会契约论”非常重要，其内容是说，国民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社会契约，国民的契
1、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依次为：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 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地球上最基本的生命系统是细胞 2、光学显微镜的操作步骤：对光→低倍物镜观察→移动视野中央（偏哪移哪）→ 高倍物镜观察：①只能调节细准焦螺旋；②调节大光圈、凹面镜 ★3、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根本区别为：有无核膜为界限的细胞核 ①原核细胞：无核膜，无染色体，如大肠杆菌等细菌、蓝藻 ②真核细胞：有核膜，有染色体，如酵母菌，各种动物 注：病毒无细胞结构，但有DNA或RNA 4、蓝藻是原核生物，自养生物 5、真核细胞与原核细胞统一性体现在二者均有细胞膜和细胞质 6、细胞学说建立者是施莱登和施旺，细胞学说建立揭示了细胞的统一性和生物体结构 的统一性。细胞学说建立过程，是一个在科学探究中开拓、继承、修正和发展的过程，充满耐人寻味的曲折 7、组成细胞（生物界）和无机自然界的化学元素种类大体相同，含量不同 ★8、组成细胞的元素 ①大量无素：C、H、O、N、P、S、K、Ca、Mg ②微量无素：Fe、Mn、B、Zn、Mo、Cu ③主要元素：C、H、O、N、P、S ④基本元素：C ⑤细胞干重中，含量最多元素为C，鲜重中含最最多元素为O ★9、生物（如沙漠中仙人掌）鲜重中，含量最多化合物为水，干重中含量最多的化合物为蛋白质。 ★10、（1）还原糖（葡萄糖、果糖、麦芽糖）可与斐林试剂反应生成砖红色沉淀；脂肪可苏丹III染成橘黄色（或被苏丹IV染成红色）；淀粉（多糖）遇碘变蓝色；蛋白质与双缩脲试剂产生紫色反应。 （2）还原糖鉴定材料不能选用甘蔗 （3）斐林试剂必须现配现用（与双缩脲试剂不同，双缩脲试剂先加A液，再加B液）★11、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是氨基酸，氨基酸结构通式为NH2—C—COOH，各种氨基酸的区别在于R基的不同。 ★12、两个氨基酸脱水缩合形成二肽，连接两个氨基酸分子的化学键（—NH—CO—）叫肽键。 ★13、脱水缩合中，脱去水分子数=形成的肽键数=氨基酸数—肽链条数 ★14、蛋白质多样性原因：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种类、数目、排列顺序千变万化，多肽链盘曲折叠方式千差万别。 ★15、每种氨基酸分子至少都含有一个氨基（—NH2）和一个羧基（—COOH），并且都有一个氨基和一个羧基连接在同一个碳原子上，这个碳原子还连接一个氢原子和一个侧链基因。 ★16、遗传信息的携带者是核酸，它在生物体的遗传变异和蛋白质合成中具有极其重要作用，核酸包括两大类：一类是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一类是核糖核酸，简称RNA，核酸基本组成单位核苷酸。 17、蛋白质功能①结构蛋白，如肌肉、羽毛、头发、蛛丝②催化作用，如绝大多数酶③ 运输载体，如血红蛋白④传递信息，如胰岛素⑤免疫功能，如抗体 18、氨基酸结合方式是脱水缩合：一个氨基酸分子的羧基（—COOH）与另一个氨基酸 分子的氨基（—NH2）相连接，同时脱去一分子水：
结构性权力分析欧债危机： 生产一直是几乎所有政治经济的基础,一切有组织的社会都建立在生产结构的基础上,建立在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上。可见，一个国家的经济因素中最为至关紧要的是要有生产性。欧洲债务危机固然有其历史和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但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失去了生产性。随着全球制造业中心逐渐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欧元区的制造业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渐失去了竞争力,他们生产的非高科技产品处于价格劣势,因此市场份额逐渐减少,产品生产空间不断被挤压。由于科学技术水平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本质上的提升,科技水平较低的欧元区国家就无法通过制造业来获取利润,只能寄希望于其他非生产性的行业来发展本国经济。现今危机比较严重的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都是欧元区制造业科技水平较低的国家,且经济发展极为依赖外部环境。分别来看,希腊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主要支柱产业,爱尔兰和西班牙以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为主要支柱产业,葡萄牙以服务业为主要支柱产业,意大利以出口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为主要支柱产业。这里除了意大利外,其他国家的经济基本不具备生产性。意大利虽然具备一定生产性,但其出口加工制造业极为依赖国际市场,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不景气,且意大利制造的产品本身科技含量低,可替代性强,因此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长此以往,其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房地产业和旅游业,逐步失去了生产性。 综上,这些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因为制造业水平低下,不具备国际竞争力,长期以来只能依靠诸如房地产业、服务业等拉动经济发展。在加入欧元区后,由于更容易获得廉价贷款,这些国家进一步依靠大量投资和信贷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曰积月累,财政赤字不断累加。再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出口,这些欧元区国家又无法采用灵活的货币政策,单独调整欧元的汇率,出口形势只会进一步恶化。如此,赤字增加与出口下滑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使这些国家的主权信用风险在本次债务危机中完全显露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这场影响甚广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崛起中的中国同样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首先,就知识结构而言,选取或创建中国自己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理论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理论,要批判地吸收,并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国内来说,在中国市场经济欣欣向荣且日益完善的大背景下,如何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理论来指导日常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成为今后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就国际上来说,在中国迅速崛起并越来越多的参与国际机制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对外政治经济活动,应该成为今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其次,就生产结构而言,大国要继续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强化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坚决遏制房地产业和信贷业的畸形发展。对于垄断性国有企业,要加快管理体制改革,在垄断
“权利”与“权力”其意思区别在哪里？ 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法律上的概念，后者则属政治上的概念。 权力是一个政治概念，一般是指有权支配他人的强制之力，它总是和服从联结在一起。任何社会都是一定的权力和一定的服从的统一。权力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如国家权力，就是国家的强制力量，像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二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它同一定的职务相联系，即有了一定职务就有了相应的某种权力，如行使大会主席的权力。 权利是一个法律概念，一般指法律赋予人们的权力和利益，即自身拥有的维护利益之权。它表现为享有权利的公民有权作出一定的行为和要求他人作出相应的行为。例如，我国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权利的行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即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正当的权利。权利和义务相对应而存在。 权力，一般是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或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它总是和服从联系在一起，在任何社会，都有一定权力，同时也必须有一定的服从。 权利是一个法律概念，一般指赋予人们的权力和利益。权利是义务相对而存在的。 两者存在密切的联系： 一方面，权力以法律上的权利为基础,以实现法律权利为目的，权利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资格又制约着权力的形式、程序、内容及过程各个方面； 另一方面，某些法律上权利的实现依赖一定的权力的行使。两者也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如都以追求一定的利益为目的；都有相应的法律上的规定和限制要求等等。 但两者却有显著的区别： 一、内容不同：权利是指社会主体享有的以追求某种利益为内容的行为自由。日常生活中的权利多指的是法律上的权利即法律权利，是法律化了的社会权利，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没有国家对某种社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就没有相应的权利，因此可以说，权利内容着重的是利益的保障，它与义务共同构成国家的权利体系；而权力则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各种社会形态之中的特定主体（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因某种优势而拥有的对社会或他人的强制力量和支配力量，权力内容着重于强制力的实施，与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国家的权力体系。 二、主体不同：法律权利的主体具有普遍性,如公民、组织以及社会团体；而权力的主体必须是由特定的权力主体来实施，如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 三、范围不同：法律权利一般据法律的规定来确定，范围非常广泛，如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民事权利等等；而权力则主要由法律来配置或由一定政治组织赋予的具体的、特定的职责范围来约束和确定，范围具有特定性，主要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国家机构职能配置为前提权利实施体系。 四、体现的关系性质和利益重点不同：权利体现的是一种完全平等的与义务相一致的关系，以追求平等的社会利益需求为目的，故其追求的利益很广泛，可能是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而权力体现的则是服从和被服从、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的关系，它是应政治利益的需求而产生的，总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主要使命，故其追求的利益主要是政治利益。 五、实现方式和要求不同：权利的实现方式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性为后盾，无严格的限制要求,既可依法行使,也可以转让(但有些人身权如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婚姻权等不能转让)和放弃，转让和放弃权利具有合法性；而权力的实现往往直接伴随着国家强制力的强制性，只能依法由特定的主体行使，既不能转让也不能随意放弃，否则属于违法。 权利属于市民社会，权力则属于政治国家。 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人民以宪法的形式将人民主权具体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以制衡的方式，进行政治统治和运行公共事务，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大化实现。
从结构性权力视角看美国霸权衰落与多哈回合困境* 屠新泉苏骁姚远 ［内容提要］多哈回合自2001年发起以来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这种僵局的产生与多边贸易体制下权力格局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而这种变化的主要表现就是美国霸权的衰落。本文从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视角出发，详细分析了多哈回合前后美国的结构性权力发生的变化，以及它对多哈回合产生的影响，进而指出美国霸权衰落后多边贸易体系权力安排的失衡是造成多哈回合困境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多哈回合美国霸权结构性权力多边贸易体制 ［作者介绍］屠新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世界经济；苏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研究生，主要研究世界经济；姚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研究生，主要研究世界经济。 2015年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20周年。在这20年中，世界经济和贸易快速发展，WTO被认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体制性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体制依然保持总体开放，而不是重蹈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覆辙，充分展现了WTO作为世界贸易稳定器的作用。然而，在保持贸易自由化成果方面成就显著的WTO，在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却进展甚微。除了在建立之初达成了金融、电信、信息技术产品等部门协议之外，WTO于2001年发起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至今依然深陷僵局。特别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更先后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等巨型区域贸易安排，大有取代WTO成为新一代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者之势。 战后数十年一直顺利推进的多边贸易谈判为何在21世纪遭遇瓶颈？多哈回合停滞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对此，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将落脚点放在WTO体制以及多哈回合议题设置等问题上。如蔡宏波、蒙英华认为各成员国的主要分歧是农业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补贴与农产品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①阿迪特亚·马图（Aaditya Mattoo）和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认为中国的廉价出口产品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产生了强烈冲击，许多国家不愿意再继续降低非农产品准入门槛。②伍穗龙则认为WTO协商一致原则从本质上看是消极的，它有利于强势国家且缺乏透明度。③本文认为，多哈回合受阻是政治、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诸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共同导致了WTO谈判功能的弱化。然而，作为一种国际机制，自1948年关贸总协定（GATT）建立以来，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的是这种机制的成员构成以及所处的世界政治经 *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AGJ012）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CXTD4－08）支持。 ①蔡宏波、蒙英华：“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穷途末路还是柳暗花明———基于目标、模式和进程的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10年，第12期，第13页。 ②Aaditya Mattoo＆Arvind Subramania，“China and World Trading System”，The World Economy，Vol．35，Iss．12，December2012，p．1738． ③伍穗龙：“世界贸易组织协商一致决策机制的问题与改革”，《求索》，2012年，第6期，第246页。 《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8期
意思自治原则与保险法上的强行性规则 高宇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治理技术与功能分析 （一）意思自治原则及其哲学理论基础 意思自治是私法的最高理念，是私法的最高目标与宗旨。其法律表征是私法自治，实质是社会自治的另一种表达。保险法①属于典型的私法，因此，意思自治也是保险法的最高理念和最高指导原则。 意思自治的核心内涵是由当事人基于自己的自由意思创设、变更、消灭私法上的法律关系。其隐含的前提是将人类生活关系分为公法上的生活关系与私法上的生活关系。一般言之，公法上的生活关系以权力服从关系为基点，并以公权力组织至少成为当事人的一方为特征；而私法上的生活关系以自由平等关系为其基础。公法关系，不以个人自由意思而决断，在私法关系上，则以尊重个人自由意思为基本原则。由于在私法关系领域尊重个人的自由意思，成就个人的自由意思，意思自治成为私法领域的最高原则。在此原则之下，法律就私法上的生活关系，一般并不以强行性规范的方式来预设当事人的行为模式。反之，法律的基本立场是承认当事人因自由意思所为的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对基于该意思表示所形成的生活关系给予法律上的相应保护。这样的思想理念，在法律规则上主要表现为任意性规则对人们行为的调整。 意思自治原则的哲学基础在于自由主义哲学理论。意思自治作为一种法哲学理论认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为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来源，而且是其发生根据。意思自治首先是建立在人“生而自由”的信念之上的。由此信念出发，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当事人不应当受其不愿意接受的义务的约束；另一方面，当事人应当受其愿意承担的义务的约束。在法国，当资产阶级通过革命从封建君主手中夺得政权时，社会契约论已广为传播，并且成为欧洲最流行的政治哲学。有学者认为，社会契约论不过是私法自治理论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在英国，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与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边沁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法官所信奉。自由放任主义哲学认为，当事人的意图是应该受到特别尊重的，法律对人们的干涉越少越好。在德国，表现为康德的自由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康德主张“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当然，每个人都享有天赋的平等，这是他不受别人约束的权利，但同时，这种权利并大于人们可以彼此约束的权利”。②“人最适合于服从他给自己规定的法律——或者是给他单独规定的，或者是给他与别人共同规定的法律。”③康德认为，只有人才有自由意志，同时，由于人是理性的动物，具有选择自己行为准则的能力，所以，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选择负责。同时，人总是生活在一定关系之中，在自己与他人之间，人，为了自己的自由，必 ①在此指商业保险法，不包括社会保险法；且仅指实质意义上的商业保险法，即保险私法，而不是形式意义上的商业保险法，如我国的保险法典。 ② 康德著、沈叔平译.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0 ③康德著、沈叔平译.《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6
论政治权力结构 政治学研究 !刘津洁 杨 龙 内容提要：政治权力是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一种支配能力。本文认为对权力结构的研究应从现实的权力现象运动入手，研究政治权力的运行，运行中各种权力间以及主体与客体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 关键词：政治权力结构 特 点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政治权力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是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一种支配能力，其发生作用时体现为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特定的时刻或场合一旦形成，这种权力关系就变成了一种权力结构。对权力结构的研究应从现实的权力现象运动入手，研究政治权力的运行、运行中各种权力间以及主体与客体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运行的规律。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界对权力现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对于权力的结构还没有深入的研究。有关政治如何以权力的方式作用于经济、不同的政治权力结构以及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的变动对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等，政治学界基本上还没有涉及到。 一、政治权力结构的涵义 政治权力结构是指特定社会中各种政治权力之间以及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总体构成。在政治权力结构中，权力主体间关 作者：刘津洁，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杨龙，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邮编：%""")’收稿日期：!""’年’!月.日
系设定了政治行为藉以活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政治行为相互作用的政治关系体现了该政治权力结构的内容。在一定的政治关系中，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的即是权力主体。一般来说，国家是最经常意义上的权力主体，除此之外，阶级、集团、组织、机构等都可以成为权力主体，甚至一个政治个体在他作为阶级、集团、组织、机构的代表时，也可以成为政治权力主体。具体而言，立法、行政、司法等机构，军队、政党、团体等组织，都可以是权力的主体，这些机构和组织的不同搭配就形成了不同的权力结构。一种政治权力结构在纵横两个方向展开。纵向表现为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科层制，及其他非正式的政治垂直关系；横向表现为各种权力主体之间以及权力主体与其他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政治权力结构在垂直方向上的基本关系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比如：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基层，纵向权力等级体系构成一个政治体系；政治权力结构在水平方向上体现为按不同级别和层次、同一个级别层次上的各种权力机构或权力组织、或者在同一权力机关中各权力分支或权力要素的组合及政治行为的相互作用。 一般而言，政治权力结构是有中心的。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是一个权力中心，它处于垂直权力结构的顶部，水平权力结构的中心。权力结构中其它成份按纵向隶属关系和横向分布关系围绕着权力中心展开。权力中心不但在政治权力结构等级排列中处于最高地位，而且在整个政治权力结构中处于支配地位。权力中心统治全社会是通过政治权力结构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权力结构对全社会有支配性作用。进而，作为政治权力结构的中心，通过支配整个政治权力结构，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 从静态上讲，政治权力结构反映的是特定社会中的政治关系：即各种权力主体在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从动态上讲，政治权力结构是一种决策机制，政治权力结构反映的是强制和服从所构成的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政治行为相互作用的特定运行方式。在这种决策机制中，反映了政治权力结构内部的权力配置关系和政治行为运行的特点。由于各类权力主体对政策影响不全都以正式的、制度化的方式进行，它们往往以某种非制度化的方式，如惯例等等影响政策或介入政治权力结构。因此，政治权力结构并不仅限于正式的组织形式。 政治权力结构又是一种利益体现与分配机制。掌握着权力，就意味着权力主体能够调动和配置社会的物质资源和非物质性资源，就必然有利益相伴而生。政治权力主体通过政治权力所要实现的目的，主要是为获取利益，它构成政治权力运行的内在动力。社会中的各个利益群体、各个阶层通过其在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得到相应的利益份额或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不同权力结构体现的是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政治权力结构改变会导致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最终将会导致一种利益关系模式发展到另一种利益关系模式，达到新的利益的平衡。因此，政治权力结构变动的动因是一种利益驱动，变动的结果是利益的某种平衡。权力结构的核心是一种利益结构，即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均衡。 政治权力结构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多种类型。按照权力在政治权力结构内中央和地方间的配置，可以将权力结构分为最极端的两种类型，即集权型和分权型。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又有许多过渡类型，他们便是集权与分权混合的各种形式。按照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整体间的关系来划分，又可以分成全面覆盖型和有限规模型等。 二、政治权力结构的特点 政治权力结构既具有结构的一般特点，又具有政治权力结构独有的特点，大体上包括网络性、方向性、边缘变动性和内部动态性等几种。 （一）政治权力结构的网络性 政治权力结构中纵向不同级别的权力主体之间的垂直关系和横向上不同类别的权力主体之间的平行关系，构成了政治权力结构纵横交错的网络构造。这种网络性结构呈现出从一点向外向下的发散性状。也就是从权力中心出发，按纵横两个方向展开。在纵向上呈现出显明的层次性，体现出政治权力结构纵向等级制基础上科层制及政治垂直关系的特点。一个具体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在纵向上至少分为三个层次：处在最底层的是基层政治权力，它们是政治权力结构的末稍，把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触及社会中的各个角落。其次是中间层次的公共权力，它是地方性的或部门性的。处于最高层的是公共政治权力，也就是国家政治权力，又称国家政权。国家政权掌握在社会的统治集团或领导集团手中，是对整个社会加以集中的统治、管理和协调的最高层的、最强大的公共权力。
论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一) 内容摘要：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是行政紧急强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创设行政紧急强制法律规范的活动，是在原属法律空白的领域中，以制定法律规范或法律文件的形式，使行政紧急强制从无到有的一种活动。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与行政紧急强制的启动，行政紧急强制的实施，行政紧急强制的规定等概念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并不相同。规范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对于行政紧急强制法治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紧急状态，行政紧急强制，设定 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制度是行政紧急强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制度应该进行认真地研究。但是，目前对行政紧急强制设定问题的研究处于关注较少，甚至不予关注的状态。这种状况不仅妨碍了行政紧急强制问题研究的深入，而且也不能为行政紧急强制的法律控制提供必要的、全面的理论支持。因此，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问题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拟从行政紧急强制设定的涵义、规范行政紧急强制设定的意义、紧急状态期间行政紧急强制设定的特征等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行政紧急强制设定的涵义 （一）行政紧急强制设定的概念与特征 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创设行政紧急强制法律规范的活动，是在原属法律空白的领域中，以制定法律规范或法律文件的形式，使行政紧急强制从无到有的一种活动。进而言之，就是以法律规范或法律文件的形式，赋予相关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紧急强制的权力，同时，也对相关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紧急强制的条件、程序、及其监督问题作出规定。i] 行政紧急强制设定的特征主要有： 1、行政紧急强制设定权一种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 国家权力是指统治阶级用国家机器实行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社会权力，主要特征是强制性和主权性。国家权力的强制性通过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有系统的暴力组织保证实现；主权性是按统治阶级意志自由处理国家内外一切事务，对内拥有统治全权，对外拥有独立地位。行政紧急强制权是为应对突发性危机，保护公共利益而即时向相对人的人身、财产等客体实施的一种强制力量，只有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才能够实施，因而行政紧急强制权当然是一种国家权力。作为行政紧急强制权重要组成部分的设定权属于国家权力，应该说是毫无疑义的。 在任何国家，国家权力都必然要在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进行分工，而不可能由一两个国家机关承担。国家权力的分工，不仅在纵向进行，还在横向层面上实施。在近现代，根据立宪主义原理，国家权力的分工都是通过宪法和法律的中介来完成的，不同的国家机关权力的大小、权力的范围应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来确定。确定国家机关权力的规则是：宪法和法律向某个国家机关授予的权力越多，则该机关的权力就越大；宪法和法律授予的权力越少，则该国家机关的权力就越少；如果宪法和法律没有授予该国家机关某项权力，则该机关就没有此项权力。这就是公法领域中权力界定的基本规则：只要法律未授权的，都不是国家机关的权力范围；国家机关的权力，必须拥有法律的授权。行政紧急强制设定作为国家权力行使的一种方式，当然也适用此项基本原则：即凡是法律没有授予行政紧急强制设定权的，该国家机关就没有此项权力；国家机关若要设定行政紧急强制，必须拥有法律的授权。ii] 2、行政紧急强制设定属于创制包含行政紧急强制法律规范的立法行为 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属于立法行为，是指国家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创设行政紧急强制规范的行为。其结果是为有关主体启动、实施行政紧急强制提供依据、准绳、支持和制约的法律规范。具体来说，行政紧急强制的设定应对下列内容进行规范：行政紧急强制权力的归属、行政紧急强制权力的界限、行政紧急强制的方法、行政紧急强制的对象等要素。iii] 所谓行政紧急强制权力的归属，是指行政紧急强制权力归属于哪些组织和人员的问题，又称
正式与非正式的权力结构 实际上，心理学在商学领域的应用很早且很广泛。商学院里教授社会心理学，也是让公司领导者除了学习管理事务、应对危机的知识之外，还要学会管理人，毕竟任何事都是由人来推动的。 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当一群人聚在一起时，通过信息交换，一个非正式的权力地位等级结构会很快在他们当中自然形成。每个组织除了有正式的组织结构，实际上还存在着这种非正式的影响力结构，或者叫做“人际权力与地位结构”。 权力与等级地位的出现，不仅不可避免，而且非常必要。因为它规范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和对彼此的期待。根据社会学家的研究，在很多文化里，人们在与陌生人第一次交往时，必须首先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然后才能决定自己的行为。以日本为例，在日本社会中与人交往时如果不知道对方和自己的相对地位，日本人甚至无法用适当敬语的对白和对方沟通，因为日文本身就有清楚的地位等级规则。 更有趣的是，就全人类范围来看，在不同的团体中，如果某个人进入一个陌生的团体里听团体成员讨
论一件事，往往不到一个小时，此人便可以从中判断出团体中每个人的地位，绝少误判。而且，若让这个团体的人去依序坐位，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在没有特别提示的情形下，人们会自动按照影响力的大小来坐。更绝的是，因为大多数人们需要清晰地了解自己与别人交往时的相对地位，当一个人在团体里表现得“好像”他有较高的地位时，他周边的人竟会不自觉地去完成他的主观愿望。 由于非正式等级地位的存在，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知道正式与非正式这两种结构的相互作用，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决策执行。由于性格、兴趣、性别、年龄、直接与间接利益等因素，一个组织里不可避免地会在正式架构中区分为好几个非正式的派系，一个领导人最好能洞悉这些人际圈的地位和影响力。 不论是领导还是一个新进公司的人，首先应该尽快明白公司的上下组织结构和横向的协同结构。在公司的组织结构树状图上，每个单位的大小通常都由一个框框来表示，光从框框上看，似乎每个部门的大小和重要性都差不多，但事实上它们的权力大小很可能是不一样的。了解组织里各个部门的互动，可以帮助人们形成合理有效的行为预期，从而方便推动项目、达成目标。
第九章 权力与政治 第一部分：本章概要 1.1 重点概念 1. 权力（power）就是某些拥有特殊资源的个人、团队或者组织影响其他人、团队或组织的能力；权力具有依赖性、动态性、潜在性。 2. 影响力（influence）指影响他人态度、信念、行为的能力，涉及所有企图改变他人态度、行为的行为。 3. 正式权力（formal power）指由个人在组织中的职位决定的，来源于行政力量，表明了领导者行使权力的合法性以及在职权范围内的支配地位； 4.非正式权力(unformal power)：与职位无关，来源于一个人的人格、技巧和能力等； 5.法定性权力（legitimate power）：核心是指挥和命令、决定和否定，通常由组织按照一定程序和形式赋予领导者进行命令和指挥的权力。 6. 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一种对下属在肉体、精神或物质上进行威胁，强迫其服从的权力，建立在惧怕惩罚的基础上。 7. 奖励性权力（reward power）：决定给予还是取消奖励、报酬的权力，是一种通过提供益处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权力。 8. 专家性权力（expert power）：由于具有某种专门知识、技能而获得的权力，以敬佩和理性崇拜为基础。 9. 感召性权力（referent power）：因领导者的特殊品格、个性或个人魅力而形成的权力，建立在下属对领导者的尊重、信赖和感性认同的基础上。 10.权术(power tactics)：是人们运用权力并将其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方法和技巧。11.组织政治（organizational politics）是指个体或群体为实现一定的结果而采取的获得、开发和使用权力以及其他资源的行为。 12.组织政治知觉（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POPS）就是组织成员对组织中政治行为的主观评估。 13.组织公平（organization justice）是组织中的人对公平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