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7-08-29
作者简介:赵歌东(1962-),男,山东安丘人,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部编审。
2007年第6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No .62007第20卷JOURNAL OF HA I N AN NORMAL UN I V ERSI TY
General No .92
(总92期)
(Social Sciences )
Vo1.20
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鲁迅创作现代性问题的历史观照
赵歌东
(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部,山东曲阜273165)
摘 要: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叙事表现为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体现着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中启蒙与革命之间的亲和性与整合性。鲁迅创作现代性问题的历史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对近代启蒙与革命思潮的现代性整合;二,对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性追求的整体性思考;三,对后五四时代启蒙与革命、左翼与右翼的现代性整合。
关键词:鲁迅;启蒙;革命;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 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 (2007)-06-0010-05
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各种后现代文化理论的兴起,一些研究者打着“反思启蒙”、“告别革命”的旗号,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所谓“激进主义”和“全盘性反传统”思潮进行清算。这种清算对于解除当代意识形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遮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我们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启蒙与革命双向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既是别无选择的也是无可避讳的,某些论者从传统文化或后现代主义立场对“五四”启蒙与革命的曲解和误读在一定意义上正在构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一层遮蔽。当前,“五四”研究不仅要继续清理当代意识形态的历史遮蔽,同时也要对传统文化复兴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带来的对五四的新一层遮蔽进行必要的辨别和澄清。
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叙事是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建构。可以看到,文艺复兴运动一半是思想启蒙,一半是宗教革命;启蒙运动一边是英国工业革命,一边是法国政治革命。西方现代性的叙事原则是通过启蒙与革命的历史诉求而确立下来的。作为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现代性宏大叙事的结局,法国大革命以“创世纪”的革命姿态从时间上和空间上表达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野:“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
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
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1]
以法国大革命为背
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历史叙事在时间意义上表现为传统向现代的转向,在空间上则表现为全球化的现代化扩张。尽管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传统对现代化扩张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但以启蒙与革命为驱动的现代化追求是不可回避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现代化历史转型是在受迫状态下启动的,因此,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启蒙与革命的双向互动,启蒙与革命的互动不但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内在张力,也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追求的历史动力。从近代到现代,中国现代化追求经历了一个由被动转向主动的过程,晚清时代中国被动的适应现代化是因为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五四”时代中国主动追求现代性是受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现代性启示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胡适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他认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四重意义:第一是研究当前具体和实际的问题;第二是“输入学理”;第三是“整理国故”;第四是“再造文明”。四者合
一谓之“中国的文艺复兴”。[2]胡适在强调文艺复兴的开
创性的同时,在总体上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看作一个统一的过程:“胡适视文艺复兴为西方现代性的真正肇
端,而将所有的相继发展,诸如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化、民主革命,甚至社会主义运动,都看成跟随文艺复兴而来的直线性进展,并从而不断扩大了现代性的内容。”[3]作为一个广义的启蒙运动的历史开端,文艺复兴运动发生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在西方现代性的时间叙事模式中,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叙事秩序是不可改变的。但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诉求与西方现代性的叙事模式之间并不是对称性的关系。尽管人们习惯性地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参照首先是以启蒙运动为背景的法国大革命而不是以宗教改革为背景的文艺复兴运动。从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的两份杂志《新青年》和《新潮》可以看到:创刊于1915年9月的《新青年》杂志封面的外文名字是法文“LA JE UNESSE”(青年、青春),而1919年1月创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期的《新潮》杂志封面的外文名字是英文“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借鉴先于文艺复兴。历史地看来,法国大革命既是对启蒙运动的历史验证,也是对启蒙思想的历史推广。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念以及《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是通过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实践而确立的,因此,法国大革命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中国现代转型具有同样深刻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对法国大革命具有‘现代’意义的运用,当始自清末的维新派,他们用法国大革命的反面教材,对当政者施压力,要求立宪。中国人谈法国大革命之形成思想传统,则导源于清末维新与革命之争。”[4]25在清末维新派与革命派的论争中,革命派最终取得了主动,法国大革命的正面意义因此得以扩大。在辛亥革命之前,作为维新派而倾向革命的梁启超和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在思想上都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启发。1902年,梁启超在《罗兰夫人传》中将法国大革命称为“欧洲十九世纪之母”,他评价法国大革命说:“夫法国大革命,实近世欧洲第一大事也。岂惟近世,盖往古来今未尝有焉矣。岂惟欧洲,盖天下万国,未尝有焉矣。结数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其余波亘八十余年,其影响及数十国土,使千百年后之史家,永以为人类新世元之一纪念物。嘻何其伟也。”[5]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不仅是19世纪欧洲之母,而且也是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历史策源地。
“五四”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明显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关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主要是以法兰西文明为参照的,他在《青年杂志》1卷1号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指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6]在同一期《青年杂志》上,还刊载了陈独秀翻译的法国巴黎文科大学教授薛纽伯(Ch.Seignobos.)的《现代文明史》,陈独秀的翻译对该著的前二章略而不译,只译出第三章“十八世纪欧罗巴之革新运动”中的“十八世纪之新思想”一节。该期《青年杂志》所载译文最后说:“社会之组织不良,必待改革,改革之道,贵政府之自觉,此哲学者之结论也。此哲学乃造成十八世纪之政制,执政多采用之,改革运动遂盛行于全欧。法兰西人民,躬任实行,终之以革命焉。”[7]勿庸置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一个时期内,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影响具有主导性的历史参照意义:“在五四知识分子心目中,与中国现况相关的革命,该不是俄国革命,而是法国大革命。事实上,俄国革命发生后数年,因为列强对新生的苏俄之封锁,中国对其消息仍十分不灵通,透过西方传媒所知者尽是对俄国‘过激党’的歪曲报道。迟至1920年,北京《晨报》还必须派一名通讯员(瞿秋白)穿越战火漫天的西伯利亚,常驻莫斯科,以便对俄国革命作第一手报道。五四时代对法国大革命的熟悉的程度无疑远胜于俄国革命。发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至19、20世纪仍余波荡漾,也该比刚发生、前途未卜的俄国革命累积了更深广的历史透视。因此,民初中国人谈中国革命常用的讽喻该是法国大革命。”[4]24通过法国大革命的启发,“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全面接受了欧洲启蒙与革命的现代化理论。周策纵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们几乎像笛卡尔一样怀疑一切,像伏尔泰一样蔑视偶像。他们倡导明晰的思想和以功利主义的标准评价一切。他们的精神是一种批判和摧毁的精神。他们诉诸理性而不是习惯,诉诸自然而不是人定的规律,诉诸于人道主义和美的意识而不是伦理规则和宗教。他们怀疑一切在他们看来未被证实的东西。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解除旧习惯、旧风俗的束缚,改变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摧毁旧的传统,使人们对改革持更开放的思想。一句话,他们为一场伟大的改革鸣锣开道。在所有这些方面,五四运动确实更接近于启蒙运动而不是文艺复兴。”[8]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来,文艺复兴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事实上同时接受了来自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正如李新宇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两次伟大运动的任务在中国的一次性进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到思想启蒙运动的全过程是:从人的自由和解放入手,把在封建神学和专制政治束缚下丧失了生命力的人还原为富有生命力和自由意志的人,然后努力以理性建立一种社会秩序以保障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不被侵害。”[9]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对话与潜对话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现代性诉求。
从整体上看来,中国现代化转型和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为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鸣锣开道,但中国现代化却并没有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道路走下去。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分水岭,中国现代化转型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近一个世纪之内经历了三个不同历史阶段:一,以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为背景,中国现代化转型表现为对西方现代化扩张的表层的、被动的模仿和适应。这一阶段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启动阶段,它不仅为中国现代化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且这个阶段关于“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的论争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语境。二,以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中国现代化由被动地接收西方现代化转向主动追求西方现代化。这一阶段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高潮期,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追求的叙事主体。三,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为背景,中国现代化由主动追求西方现代化转向了追求“超越”西方现代化。这一阶段是中国现代性追求的价值重心逐渐从西方现代化转向俄国十月革命的过程,其实质不是“超越”现代性而是反抗现代性。
上述中国现代化转型三个阶段的历史叙事模式是不同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确立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现代化策略,虽然打开了学习西方的现代性思路,但其历史叙事模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现代性叙事的重心在“中学”而不在西学”;辛亥革命的现代化目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个运动的领导者对现代性的追求停留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对人的主体意识和个体自由的现代性价值尚缺乏认识。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目标,追求民主、科学和人的解放。这个阶段的现代性叙事一方面表现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彻底反传统,一方面表现为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全面接受和学习西方文化,其现代性叙事模式的重心在“西学”而不在“中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改变了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方向。1919年1月,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受挫,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导致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从而使“五四”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追求出现了启蒙与救亡的分化。这一阶段中国现代化参照从欧洲现代化转向了俄国十月革命,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从追求西方现代化走向反抗西方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转型三个历史阶段之间的历史转换表现为激烈的思想冲突,其思想冲突的焦点在理论上表现为启蒙与革命的冲突,在价值观念上表现为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矛盾。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中国现代化叙事中的启蒙与革命之间存在着不和谐性和不平衡性。因此,中国现代化在启蒙与革命两难之间的思想整合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自身内部的巨大张力。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鲁迅创作现代性问题的历史价值不在于其表面上的冲突性和矛盾性,而在于其内在的整体性和连续性。鲁迅创作不仅在启蒙与革命的两难之间自始至终坚持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方向,而且在整体上整合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李泽厚认为:“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迁的迅速,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几百年来发展的全程。从温和的自由主义到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从启蒙思想到社会主义,都是一个十分急促短暂的行程。”[10]429-430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鲁迅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10]439作为中国现代进程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思想枢纽,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体现着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同时也体现着中国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启蒙与革命之间的亲和性与整合性。
综合以上关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现代化转型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鲁迅创作现代性问题的历史价值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对近代启蒙与革命思潮的现代性整合
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问题的发生是西方现代化扩张冲击的一个结果。在严格意义上说,没有西方文化的冲击就没有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发生。可以看到,晚清思想虽然以“西学中源”、“中体西用”打开了学习西方的文化思路,但其思想变革的基点始终在“中学”方面,“西学”不是晚清思想变革的主导性因素,因此,晚清思想变革的现代性契机不在其“外向性”而在其“内窥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学术上,晚清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学的解构与颠覆导致了儒家经典秩序的松动与重构,从而为维新派的变法思想和改制主张的出台作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内部的历史性突破;在文学上,晚清“桐城派”古文运动破除了宋代以来重“道”轻“文”的文学理念,这实际上“歪打正着”弥合了晚清思想尖锐对立的“体”、“用”之争,从而缓解了“中学”与“西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林纾、严复等“桐城派”文人翻译西方文学和学术著作成为可能。
在上述两个方面,鲁迅早期的创作完成了对晚清思想的现代性整合。从“中学”方面看,鲁迅的故乡绍兴在学术上有着悠深的“浙东文化”背景。[11]鲁迅的学术思维与“浙东文化”之间存在深厚的渊源关系。鲁迅早期思想直接或间地接受了晚清时代浙东学术的影响,并继承了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同时,鲁迅创作对浙东地区的民间文化有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体会。通过对“浙东文化”背景下的学术思想和民间文化的独特整合,
鲁迅早期思想形成了“从字缝里看出字来”的现代性学术思维,最终在传统文化中发现了礼教“吃人”的本质。从“西学”方面看,鲁迅最初接触“西学”是从阅读严复和林纾的翻译著作开始的。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通过阅读严复译的《天演论》而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这成为鲁迅创作现代性追求的文化基点。从“中学”和“西学”两个方面对晚清思潮的现代性整合构成了鲁迅创作现代性追求的理论基础和文化语境。
二 对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性追求的整体性思考
在鲁迅创作中,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事件,对辛亥革命的沉思构成了五四时期鲁迅创作的历史背景。《呐喊》中的《药》、《头发的故事》、《风波》、《阿Q正传》,《彷徨》中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素材。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是鲁迅创作中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历史地看来,辛亥革命以排满反清为目标,重新确认以汉民族意识为基础的民族、国家观念,从而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唯我独尊的天朝帝国心态,为中国现代化追求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所确立的“民族—国家”观念从正面印证了鲁迅早期的“立国”思想,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则促使鲁迅早期思想从“立国”的表层构思转向以“立人”为本的现代性追求,从而确立了“改革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文化思路。在总体上看,从辛亥革命的政治变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变革是中国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鲁迅创作和思想是联结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一座桥梁。以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 20世纪中国文学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从旧文学到新文学的现代化转型。正如刘纳先生所概括的那样:鲁迅“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历史特意为下一个时期———‘五四’准备的人物”;“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成为民族精神生活主潮的群体意识,鲁迅呼唤个性解放。当时,鲁迅不是‘站在正面指导潮流’的人物,他比‘站在正面’的人物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时代的欠缺,以更为深远的洞察力寻求着民族的内在力量”;“当‘五四’文坛响彻个性解放的呼声,鲁迅却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五四’新文学的倡导是从对辛亥革命的沉重反思开始,但是,大多数‘五四’作者并没有以自己的创作加入先驱者的这种反思。我们阅读‘五四’作品,会惊奇:作者们简直把相隔仅十年的那一幕伟大事件遗忘了。只有鲁迅,以强烈的批判意识表现着辛亥革命前后那段十分重要的民族历史。在大多数‘五四’作者收束社会视野,以精神矛盾排挤社会矛盾的时候,鲁迅的社会使命感和作品的社会性显得格外突出。”[12]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鲁迅创作和思想的现代性价值是不可替代的。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鲁迅度过的文坛生活的十八年(1918-1936),在时间上并不长。不过,对于中国文学来说,那是现代文学的全部历史。作为现代文学的中国文学,至今经过了三大时期,即‘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和民族主义运动。每个时期,在混乱的内部斗争之末,都要淘汰掉大量的先觉者。仅是‘文学革命’的先驱严复、林纾、梁启超、王国维、章炳麟等人,在文学上,结局也都是很悲惨的。从‘文学革命’一直到结束,幸存者只有鲁迅一个。”[13]可以说,鲁迅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对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历史性整合,从而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确立了以“立人”为核心的现代性基调。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代表了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转型的现代化方向。
三 对后五四时代启蒙与革命、左翼与右翼的现代性整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启蒙与革命的冲突成为时代矛盾的焦点。在后“五四”时代,“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有的人为了革命而放弃了启蒙,有的人因为回避问题而放弃了主义,只有鲁迅既坚持启蒙主义,又不回避革命问题。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创作一方面联结着左翼与右翼,另一方面,在左翼阵营内部,鲁迅既是在启蒙与革命之间保持平衡姿态的最重要的五四作家,又是同时影响和联结着不同派别的作家。王富仁先生指出:“在这里,鲁迅及其所体现的思想倾向有着特殊的作用,他是连接不同文学派别的一个重要支点……鲁迅是一个屏障,隔开了左翼和右翼。但通过这个屏障,又连接了中国文学界。这个屏障是透明的,是通过他的个性主义编织。从他的一方,既可通向左翼,把左翼作家的作品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之中来;也可以通向右翼,把胡适及他所代表的英美派作家的作品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之中来。但是,从胡适、梁实秋、苏雪林等赴台作家的一方,却无法把大批左翼作家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当中来……他们这个屏障是不透明或半透明的。胡适不否定鲁迅,但却不会承认整个左翼文学;梁实秋承认鲁迅的小说,但否认鲁迅的杂文,对左翼文学阵线也取根本否定的态度;苏雪林原本是承认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的,但因为对鲁迅道德人格的否定,后来连他的小说也变得不可容忍了。”[14]由此看来,鲁迅的存在使“五四”后中国文坛的左翼和右翼保持着对立的统一。同时,鲁迅在主观上对左翼和右翼都有所批判并保持着距离,因此,鲁迅创作在后五四时代的现代性追求包容着启蒙与革命、左翼与右翼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后五四时代的鲁迅创作和思想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现代性事件,这一现代性事件的存在无论对启蒙与革命的转型,还是对左翼与右翼的整合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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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毕光明)
The D ua l Var i a ti on of En li ghtenm en t and Revoluti on
———H ist orical Considerati ons on the Modernity of Lu Xun’s L iterary Creati on
Z HAO Ge2dong
(Editorial D epart m ent of Q ilu Journal,Q ufu N or m al U niversity,Q ufu273165,China)
Abstract:The hist orical narrati on in the modernizati on transiti on of China is rep resented as the dual variati on of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 on.The modernity in Lu Xun’s literary creati on e mbodies the affinity and the conf or m ity bet w een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 on in the modernizati on chan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20century.The hist orical value of the modernity in Lu Xun’s literary creati on consists in three as pects: first,the modernity conf or m ity of modern enlighten ment and revoluti onary trends of thought;second,the ho2 listic considerati ons on the modernity pursuit of the Revoluti on of1911and the May4th Ne w Culture Move2 ment;third,the modernity confor m ity of the Left2wing and the right2wing as well as enlightenment and revo2 luti on in the era posteri or t o the May4th Move ment.
Key words:Lu Xun;enlightenment;revoluti on;modernity
2012年第03期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No.03，2012 第28卷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 Vol .28（总279期） Total No .279 收稿日期：2011—10—28 作者简介：白海君（1980—），男，辽宁阜新人。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沈阳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 论进化论在鲁迅启蒙思想体系中的作用 白海君 （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辽宁鞍山114005） 摘要：鲁迅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原创性思想的智者型的文学家，也是引介西方思想的最有力者之一。鲁迅改造过的人性进化论思想是其启蒙思想体系的核心，进化论既是其启蒙思想体系的基石之一，又造成启蒙事业及启蒙本身的悖论。 关键词：鲁迅；进化论；人性进化论；启蒙思想体系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2）03—0115—03 鲁迅作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文学性色彩浓厚的 思想家、文学家，将西方的思想理论进行主体化改造，并充分加以中国化与民族化实践，服务于其构建的启蒙事业，而进化论思想作为鲁迅对中国时空的主体性思考的重要武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鲁迅而言，进化论一方面作为其认识自然和社会进化的重要武器而具有改造未来中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国时空及其中国人的真正立身立心必得在其内核的主体人的精神文明方面得到改进，即人性进化为核心的启蒙事业是解决问题之本。 一、作为方法论的进化论思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是人类第一次认真地思考作为生物的“人”的起源和进化问题，是开向西方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和神创论的科学一炮。其核心思想是遗传与变异，生存斗争，自然选择。严复译自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 的《天演论》所引进的进化论思想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和“天人合一论”，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会历史观 。“中国迩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鲁迅兴奋异常地读着严复的天演论，但没有简单地理解进化论。1902 1909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又接触到日本加藤弘之的《物竞论》，丘浅治郎的《进化论讲话》等才真正学到 达尔文的进化论。［1］ 再加上日本明治以来的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民族歧视事件使他认识到进化不只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实践问题。 鲁迅从“被淘汰危险的弱者”立场思考人性和 人类社会进化的问题。因为自由世界作为“宇宙过程” （天演）与人类社会作为“伦理化过程”（治化）是不能够完全同一的。而后者则因为人内在的向上的力经过互助等方法可以战胜前者而实现合理的社会进化和人性的进化。在这里，鲁迅以人类社会中所独有的情感来强化社会，特别是中华民族和中国，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个体人则须有个性的自由的发 展，由“诚”和“爱”的个别的个性的发扬而达到全体人的觉醒，一个空前强大的人国建立才成为可能。鲁迅“ （和当时严复所代表的进化论只是停留在‘自然的必然’这一宿命论的理解相反）在承认其‘自然的必然’的前提下，又进一步向其中投入了尼采的‘以意志超越自己’的因素，并以此把人类的历史， 看成并非由‘自然的必然’所被动规定的产物，而是 ‘意志’不断地抗拒‘必然’，实现自我的过程” 。［2］ 留日期间的“幻灯片事件”和“漏题事件”作为 “屈辱的原体验”，使鲁迅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 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 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这样，鲁迅将生物进化论改造成为 人类社会之本的“个体人”及文明的进化问题，就是思想启蒙与精神启蒙问题。 二、乐观主义人性进化论的历史性 根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早在日本鲁迅 5 11
第一讲鲁迅的小说和思想启蒙 授课教师：黄乐琴 鲁迅的小说，我们想重点讲两篇——《狂人日记》（1917年）和《阿Q正传》（1921年），这中间相差了四年。要了解这两部小说的意义，我们先要了解鲁迅在创作这两部小说前的心态。他当时居住在北京，心态是非常的寂寞和无聊的，这来源于他几个方面的人生的失败。首先，是他看到了革命的失败。他在南京矿务学堂读书时感受到了革命的思潮，特别是赫胥里的进化论影响，产生了进行社会革命的强烈愿望，推翻当时黑暗的社会。但是革命他当时心存激烈振奋的思想，自号“ga剑生”“戎马书生”，这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但是革命总是失败，是一个循环复辟的过程，所以他此时对革命有一种失望。其次，是思想启蒙的失败。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感受到一个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改变社会的面貌，更重要的是要使国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其中以“幻灯片事件”对他的影响最大。他认为改造国民的精神，首先要文艺救国，试验了《新生》杂志和翻译《域外小说集》，但都遭到了失败。再次，是婚姻失败和兄弟失和给他造成的人生的创伤。他与发妻朱安十几年行同陌路的生活，以及与弟弟周作人的不和给他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使他更深地感受到人生的寂寞和无聊。 他在《呐喊·自序》中自述无人呼应的寂寞“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他在北京度过了整整十多年抄古碑，校古籍的寂寞生活后，终于开始了文学创作。《新青年》的发起人之一钱玄同劝说鲁迅和他们一道用文艺唤起民众，引发了著名的“铁屋子之争”，他被钱“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所感染”。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叫出了“吃人”的声音，震撼了文坛。而创作于1921年的《阿Q正传》使人们从阿Q身上看到了自己，再次震撼了文坛。 第一节鲁迅小说创作的政治、文化背景 一创作背景 （一）首先来自于西方科学，主要是人的两次发现。 1 牛顿力学的发现，带来了人的第一次发现。 牛顿力学产生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他发现了人类能够认识自然、把握自然，改造自然的巨大能力，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世界的哲学观也从“上帝中心论”转移到“人类中心论”，这是人的第一次发现。 2 人的第二次发现与量子物理学、非理性哲学产生有关。 16世纪末，随着量子物理学的出现和非理性哲学的发现，人们对人类的理性万能、人类中心论产生了怀疑，导致了非理性哲学的盛行以及人的第二次发现。具体说来，首先是量子物理学的产生导致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宏观进入到微观世界，人类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希望破灭了，人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和万物的中心。第二点是非理性哲学的重要人物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的出现，强调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人的生活意志难以满足，人生充满了痛苦，所以人不再是完美无缺天使，而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第三跟这个联系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打开了人内心的神秘之门。本我是本能；自我节介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已经具有理性但不否定本能的要求；超我是最高级的，代表了理想、良知、秩序，是社会理性的象征。 （二）西方的民主、科学产生的同时，中国的专制还在继续。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5918631019.html, 浅析鲁迅作品的悲喜混合形态与现代性 作者：杨佰才 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2年第11期 摘要：鲁迅作品所表现出的悲喜剧混合形态和西方现代派艺术有着众多的相通之处，这 就决定了我们不能以传统的标准，去界定鲁迅的作品属于悲剧、喜剧或者悲喜剧。但是鲁迅的悲喜剧也有着自身的现实主义倾向，并非完全等同于西方现代派艺术。 关键词：鲁迅作品；悲喜剧；现代性；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007-01 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为现代悲剧和喜剧下了经典的定义：“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以此为纲，鲁迅在其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中，生动地塑造了一批悲剧和喜剧人物形象，以其辛辣老练的笔触和嬉笑怒骂的腔调勾勒出了一幅幅世间众生相，进而深刻地揭露了人物表象背后蕴含的社会病态性以及更为深刻的民族劣根性。 对鲁迅笔下人物形象的剖析和解读，是研究鲁迅作品的关键所在。作为著名的戏剧理论大师，鲁迅塑造的人物形象从未以单纯的悲剧或喜剧面目示人，而是以一种悲喜交加、喜忧参半的姿态被展现出来，他用悲剧和喜剧混合交融的艺术手法将笔下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从而实现“含泪的微笑”的审美效应。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鲁迅作品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悲喜剧类型，而是在西方现代派意识影响之下的新型悲喜剧混合形态，是超越于传统美学范畴之上的艺术再创造。 好恶染乎世情，美丑因时而变。审美意识和审美活动的衍化、凝炼和质变，因时代、环境和民族特性而殊异。鲁迅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极端动荡不安的时期，整个民族的诸多民众都处于思想蒙昧状态，而这种状态在社会底层小人物身上体现得尤为深刻，这就为鲁迅文学创作提供了原始素材，正是他精心杂糅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群的性格特点，才使得其笔下的人物形象入木三分，栩栩如生。因此，要把握鲁迅作品的悲喜剧混合形态，必须紧密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那么，应当如何在现代派艺术的视野之下把握鲁迅悲喜剧与时代背景的融合呢？笔者试从其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刻画、社会背景的再现、故事氛围的营造、价值取舍的倾向等角度展开探究。 首先，鲁迅塑造的诸多人物形象，并没有明确的悲剧或者喜剧的界限，他们性格的多元化和散乱性决定了其悲喜混合形态的归属。无论是“自我精神胜利”的阿Q，还是“之乎者也”的孔乙己以及逆来顺受的祥林嫂，在他们悲剧形象的背后，却是彻头彻尾的哭笑不得，他们的性格软弱无能，举止滑稽可笑，思想意识蒙昧，随着生存环境和眼前利益的变化，他们又会举棋不定四处摇摆。阿Q能够忍受各种屈辱和奚落，有着极端的奴性，但却也并存着极端的自尊
鲁迅悲剧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探析 刘玉兴 （福建电大龙岩分校福建龙岩３６４０００） 摘要：环境是人物活动的场所，是人物性格特征形成和发展的客观依据。鲁迅悲剧小说的环境描写是出色的，阴冷的自然景象、麻木愚昧的周围人群和凶残酷烈的封建势力所形成的典型环境为悲剧人物活动设置了特定的历史舞台。 关键词：鲁迅悲剧小说；环境描写；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中图分类号：Ｉ２１０．９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６２９（２００６）Ｓ１－００４３－０３ “环境是人物活动的场所，周围的人事关系以及时代风貌、地方习俗等，是形成人物性格，促使人物行动的客观条件总和。”［１］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自然环境通常指山川风物，孙梨在《荷花淀》开篇用娟秀轻盈的语言为人物设置了一个清新柔美的生活舞台，朦胧凄迷的月色伴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为人物的性格形成、发展和人物行动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不少小说中，自然环境又被充分社会化了，这使得它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成为现实社会的某种象征。例如《李自成》第二卷中有一段描绘崇祯皇帝所生活的乾清宫的自然环境，“窗外，雨声淅沥，雷声不断，雨点打在白玉阶上，梧桐树上，分外地响。风声缓一阵，紧一阵，时常把雨点吹过画廊，敲在窗上……一阵雷声在乾清宫的上边响过。他从梦中一乍醒来，在风声、雨声、闷雷声和铁马丁冬声中，听到一个凄惨的战栗声……”，这种自然环境，其实就是崇祯心理、情绪的对象化。这种渗透着人物主观色彩的物象描写，在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中随处可见。“优秀的作品在描写环境时，都不仅仅是提供人物活动的简单场所，更不是给人物的活动贴上苍白的布景，而是把它和人物揉在一块，使之紧密环绕在人物性格，并创造一个最有利的时机、条件，驱使人物行动，为人物性格的特征及其发展提供客观的依据。”［１］这正如吴功正先生在《小说美学》中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相向、相逆、相克、相生结成了多走向、多色块、多内涵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也就构成了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环境。”［２］鲁迅是一位“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笔触伸向旧中国的黑暗，伸向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因此他的小说，尤其是悲剧小说，对描写的环境赋予深刻的含义和明确的指向，为典型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命运的发展设置了合理的舞台。本文试就其悲剧小说中的环境描写特色作初浅的探索。 一、自然景物：阴冷萧索 鲁迅悲剧小说中的景物萧索灰暗，透出寒气。《故乡》中的“我”回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地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处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经不住悲凉起来了”。是悲凉中看到了肃杀，还是萧索引起了心态悲凉呢？应该说二者是统一的。《药》中首尾各有一处沉寂阴晦的景物描写，“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天气比屋子里冷多了。”这是华老栓带着为儿子治病的希望出门时的景物，从这些毫无生气的景物描写中，读者不难预测华老栓此行的无谓和华小栓悲哀的命运。“微风早已停息，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是死一般的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这“两人”的特写镜头和凄寒的深秋景色，让人心生寒栗。同病相怜，华夏同悲，这浓黑的景物不仅折射了鲁迅对主人公的深切同情，还承载着对民族命运和国民素质的深深忧虑。鲁迅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而侠肝义胆的革命者，渴望救治的年轻生命合理地被遗葬在荒郊秃岭，营造了极好的悲剧效果。此外，《祝福》里鲁镇满天飞舞的梅花那么大的雪花，《孔乙己》中“秋风是一天比一天凉”，固然都是秋冬的自然景象，但是这些自然景物成为作者的审美对象后，经过情感的过虑、选筛重现在作品中，己经很自然地和悲剧人物命运结合在一起了。在鲁迅的悲剧作品中，景物描写最多的是秋冬景物，而且大都笼罩在黄昏夜光下。故事背景大都这样安排，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当时鲁迅呼吸着浓重的黑暗和“惯于长夜过春时”的心理重负。因为鲁迅先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出于对国家、民族最真诚无私的爱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感，他努力将自己对黑暗的感受投射在景物中，藉以唤起国人的心理共鸣，达到改造灵魂的目的。当然，在有些短篇里，也偶尔写到明朗的景物，《风波》里的农村晚景，《社戏》里的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２—２０２００６年７月Ｊｕｌｙ２００６ 第２４卷增刊１Ｖｏｌ．２４Ｓｕｐｐ．１ 龙岩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ｏｎｇｙ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３
1840-1919旧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 1.1851-1864太平天国运动:农民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2.1900 义和团运动：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 3.1898戊戌变法：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变法运动，想通过变法将中国引向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道路。 4.1911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目的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 5.1915新文化运动：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的弘扬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的思想大解放运动。-------- 1919-1949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1.1919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 2.1921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革命形势焕然一新。 3.1926-1927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国民革命军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而进行的革命战争。 4.1927武昌起义及秋收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当权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保存下来的部队成为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 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 5.1927年10月井冈山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开辟了新的道路。 6.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7.1934-1936红军长征：粉碎了反动势力消灭红军的企图，保存了共产党的基干力量，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8.1936“一二·九”运动及西安事变：“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爆发的一次伟大的爱国学生运动。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又称双十二事变。 9.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建立的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0.1945-1949解放战争：解放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期间共歼灭国民党军625万余人，摧毁了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详细如下： 01旧民主主义革命 该时期主要事件：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
题目鲁迅小说中自然环境描写作用 ㈠前言 小说中的自然环境描写 小说是时间的艺术，又是空间的艺术。所谓空间主要是指环境。环境是形成人物性格，驱使其活动的特定场所。一篇小说，除了要展示五光十色的社会环境，还要描写千姿百态的自然环境。弄清小说中自然环境描写的作用，对准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渲染故事气氛 作家往往用生动的自然环境描写，来创造故事的特定氛围，从而增强故事的真实性。 二、烘托人物形象 环境本是为人物活动提供一个场所和背景的，故而自然环境的描写，往往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也就是说，作家为了表现人物丰富的心境、复杂的性格，往往要为人物设置多种不同的自然环境，用以“刺激”人物，以记录其种种行为，从而显露其性格。 三、推动情节发展 情节发展与环境描写往往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环境描写要以情节为依据，情节发展离不开环境描写。 四、暗示社会环境
优秀的作家，总是通过对特定的自然环境的描写，来展示独特的世态风情，为读者提供一副社会历史图画。所以，小说中的自然环境，一般都带有作家的感情色彩，被当作是社会环境的暗示。 五、深化作品主题 分析小说的主题，离不开对人物和情节的细致分析，也离不开对环境的认真考察。㈡正文 ⒈鲁迅小说简介 鲁迅一生中写了33篇中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本小说集。鲁迅的小说创作以其具有时代精神的思想主题和新形式的创造，实现了中国小说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赋予了小说以现代的内容和形式，使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完成了有旧小说向现代新小说的转变。为改良人生，为人民的解放和社会的改造而创作，是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的核心。他的小说都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浑然一体的表现人生真实的画卷。在小说创作中，他从不故作惊人之笔，而追求在至平至实中显示至奇的艺术效果。法国艺术家罗丹说：“艺术上最大困难和最高境地，都是要自然地朴素地描绘和写作。”所以，鲁迅不去堆砌词藻、大段描写风月，而是以简明富有特色的语言行动表现人物的性格，我们看到的都是简洁的景物描写和白描的细节描写。真实、深刻、严峻、朴素、简洁就是鲁迅的艺术风格。⒉具体
浅析鲁迅笔下思想启蒙者的悲剧性命运 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先生塑造了一系列思想启蒙者形象:《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药》中的“夏瑜”、《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等,他们既是“荒原”中的先驱者,又是铁屋子中的先觉者,那么他们最终的命运如何?鲁迅先生对他们寄寓了哪些沉思呢?本文试就鲁迅小说中几位典型的思想启蒙者形象作粗浅的分析。 1918年5月,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他以十三则没有日期的日记形式,记述了一个患“迫害狂”的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这个狂人以其看似荒诞不经其实一针见血的“疯话”震撼了当时的文坛,茅盾说“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耀眼的阳光,使人一见就感到不可言喻的悲哀的快感”。 且看这个“狂人”,他对外界事物格外敏感、多疑,并且不由自主地产生错觉和幻觉,感觉自己时时处于被迫害的境况。 早上不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看见我。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笑。 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 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也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 这一切都不是正常人的心理,而是普通狂人的特征,可以说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典型代表。文章这样写给人一种真实感,好像狂人就是我们平时所见的普通病人。但是这只是表象,狂人的狂言除去表面上的荒诞言语外,大多数时候口吐真言,细细体会带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两个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毫无疑问,这句话概括了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吃人本质,仁义道德全是用血写出来的事实,戳穿了用以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假面具。对封建统治阶级诡诈的一面,狂人也尖锐地进行揭露,体现了狂人认识上的成熟。 狂人在郁闷、孤独、痛苦中绝望而发了狂,最后,他喊出“救救孩子”的呼声,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上,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 继“狂人”之后,鲁迅《药》中的主人公夏瑜又是一位先觉者,通过刽子手康大叔和茶客们的一些闲谈间接地表现出他的性格。如:“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
浅析艰难的启蒙——浅谈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一) 论文关键词：鲁迅劣根性启蒙批判 论文摘要：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犀利批判，同时表现了对他们的深沉的爱，代表了迄今为止文化启蒙的最高成就。但启蒙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后继者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读鲁迅的作品，是在回忆一段历史，又显然是在面对现实，给人以深刻的启迪。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尤其作为今天与过去的联系而发生作用。就其“为人生并且改良这人生”的写作动力和启蒙主义的价值取向而言，它并非是个人趣味的选择，而是作为建构现代性的重要内容深深植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运动，是中国现代作家“感时忧国”精神的文学表现。其关心国事、心系民生的大热心肠掩藏于其严肃的外表、冷峻的文字之内，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尚未觉醒的民众，他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担负起这艰难的启蒙任务，毫不留情的剖析国民的劣根性，以期引起疗效的注意，从精神上唤醒麻木的群众。 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重视，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对改造国民性途径的探求，是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的。早在留学日本的初期，他对国民性的深入思考就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思想集中在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上：第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国的国民性格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病根何在?刚刚二十出头的鲁迅，已经显示出思想家具有的关注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博大胸怀，探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广阔视野与务实精神。 鲁迅所揭示的国民劣根性，涉及面较广。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缺乏正视勇气，不敢、不能正视现实，妥协、消沉。鲁迅作品中的一系列知识分子，像《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子君等等可说是这一类人的代表，这些人有知识，能看清现实，但遗憾的是不敢面对现实。吕纬甫当初曾以战士的英姿出现，但在屡遭挫折后却变得一蹶不振了。由于封建势力异常顽固，异常强大，吕纬甫由于心死“而背弃了高尚的人生境界变得苟且偷安、浑浑噩噩，甚至为了糊口而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去教给孩子们充满了封建毒素的《女儿经》之类的东西。他浑噩，但在思想上是清醒的，并且怀着难耐的隐痛。小说在对吕纬甫的悲剧人生的严峻批判中，晓示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可重蹈他的覆辙。魏连殳是由一个清醒的个性主人者转向与封建现实达成妥协，恭行原来所憎恶的一切，他终于投靠了在了城具有生杀予夺权力的杜师长，当了他的顾问。从此失去了原来的自我，由原来的自负、自持、自强一变而为自嘲、自虐，甚至自我，他真正地变成了一个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他肆元忌惮地报复社会、作践大良及其祖母。他放纵自己，糟蹋自己，最后他身上那些极其珍贵的精神，美好的品格终于随着他的吐血而亡被毁灭了。这是魏连殳的悲剧，更是与现实妥协的悲剧。 奴性、卑怯性。缺乏抗争的勇气是奴性的标志，阿Q就是一个奉行奴才哲学的代表。所以鲁迅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又“怒其不争”，在《恋爱的悲剧》一章里，我们不仅更明晰地看到了阿Q不仪处处逆来顺受，毫不抗争，丽且还显出-N服服贴贴、心甘情愿的模样。阿Q 向吴妈求爱的方式不只粗俗而且有点荒唐，但赵太爷的处置显然无理。他强迫阿Q接受五项苛刻的条件：包括送红烛、请道士，甚至还不准阿Q“再去索取工钱和布衫”。直逼得阿Q 倾家荡产无处安身。然而阿Q却自然都答应了，不争辩一句．额外的被迫送地保加倍酒钱四百文。阿Q没有现钱，便用一顶毡帽做抵押。这些他都不折不扣地一履行了。因为在他看来，天经地义就该如此，可叹的是阿Q面对这些不合理的胁迫敲诈，不只是没有和赵太爷、地保之流抗争过，连想抗争的念头都不曾产生过。 无特标，随风倒。鲁迅指出：中国人民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不是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手段，如此一来，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为“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
《中国革命史》内容为:中国革命史是研究和阐述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发生、发展和胜利的历史规律的一门科学。具体地说，就是研究和阐述中国革命是怎样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经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门科学。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国家的繁荣与富强，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所以中国革命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史，是进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教材，因此被定为高等院校各专业必修的一门马列主义理论课，也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各专业必修的一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课。 第一章近代中国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 第一节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二、近代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程 第二节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不屈斗争
一、鸦片战争时期的反侵略斗争和爱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救国主张 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第二章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 第一节辛亥革命的准备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产生和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二、同盟会的建立和三民主义的提出 第二节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 一、武装起义的发动和革命形势的高涨 二、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三、袁世凯篡夺政权和辛亥革命的失败 第三节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继续奋斗和中国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新发展 一、袁世凯的独裁与反袁斗争 二、北洋军阀的分裂割据和革命党人发动护法运动
浅谈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现代性(1) 论文关键词：鲁迅小说知识分子题材现代性论文摘要：知识分子题材在鲁迅小说创作中占到了很大的比重，鲁迅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体现着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现代性，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内容与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鲁迅在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塑造了一系列的知识分子形象，按一般的说法，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结局十分悲惨。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和嘲讽。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Et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等。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现代性的描写，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表现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在思想内容上：其一，知识分子题材的选择体现出了现代性。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像《儒林外史》那样以古代知识分子被科举制度扭曲的人生和人性为题材的小说可谓凤毛麟角。 “‘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呐喊》和《彷徨》两部小说集共有25篇小说，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占到了15篇，可见鲁迅身为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程度。鲁迅对于知识分子的关注，不再停留在《儒林外史》中对知识分子被古代科举制度扭曲的人生和人性的表层描写，而是力图去探讨知识分子在现代生活中生存的状态和深究其原因。从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成为其牺牲品的孔乙己、陈士成，到曾有满腔大志最终却成为失败者的吕纬甫、魏连殳，再到为革命和理想献身却不被世人所了解的夏瑜，鲁迅在选择他们作为自己小说的主角，描写他们的命运、刻画他们的性格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关注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人生的走向，以及挖掘造成他们命运的根本原因。这恰好印证了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对现代文学的定义：“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其二，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启蒙思想的贯穿、反封建主题的高扬体现了现代性。鲁迅小说的创作是抱着启蒙的目的的。他曾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 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在世界特别是在西方面前，古老的中国和她的子民显现出了贫穷、落后和愚昧。有着满腔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都在寻求着让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康梁的变法，洋务的实业，孙文的“三民主义”，却都只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民众的觉醒和参与，中国人依然不会改变他愚弱子民的地位。留日学医的鲁迅在“幻灯片事件”后深深地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
一、积累·运用（30分） 1.在下列各小题的横线上，写出相应的诗文名句。（10分） （1）大道之行也，________________。（《礼记》） （2）不义而富且贵，________________。（《论语》） （3）________________，山山唯落晖。（王绩《野望》） （4）苔痕上阶绿，________________。（刘禹锡《陋室铭》） （5）天接云涛连晓雾，________________。（李清照《渔家傲》） （6）________________，人至察则无徒。（班固《汉书》） （7）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________________。（苏轼《定风波》） （8）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________________。（范仲淹《岳阳楼记》） （9）李白诗歌中的送别常与云彩作伴。如《渡荆门送别》是“月下飞天镜， ________________”的奇幻多姿，而《送友人》则是“________________，落日故人情”的惆怅不舍。 【分析】本题考查名篇名句的背诵默写。在默写诗词时不仅要注意读音，更要注意生僻难写字、同音异义词、同义异形词。 【解答】答案： （1）天下为公 （2）于我如浮云 （3）树树皆秋色（重点字：皆） （4）草色入帘青 （5）星河欲转千帆舞（重点字：舞） （6）水至清则无鱼 （7）也无风雨也无晴 （8）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重点字：忧） （9）云生结海楼浮云游子意（重点字：生） 【点评】古诗文积累需要学生在平时读课文时，重点要加强背诵和记忆，并注意重点字词在具体语境中的读音与书写。 2.下列各句中加点的成语，使用有误的一项是（2分）（） A.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市医护人员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逆行出征，英勇无畏地投入疫情防控第一线，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B.连云港籍作家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阔大开展，气韵沉雄，讲述了京杭大运河上几个家族间风云变幻的百年秘史，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C.着眼薄弱环节，注重查遗补漏，我市完善物资储备，加强应急演练，未雨绸缪打响城市防汛战，确保港城安全度过汛期。 D.麦收时节，我市农业部门组织了近百名农机具修理能手奔赴田间地头，在这些修理能手的妙手回春之下，一批受损收割设备重新恢复了麦收作业。 【分析】本题考查学生正确使用成语的能力。解答此题，我们平时要积累大量的成语，还要结合句意表述，从词性、词义轻重、感情色彩、习惯用法等多方面考虑。成语运用的常见错误有以下几种：望文生义、褒贬不当、搭配不当、用错对象、语境不符等。
感受鲁迅儿童观 作者：陈萍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574 更新时间：2009-11-30 “五四”前后，西方新思潮涌进中国，这其中也包括自l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发展着的儿童观。在卢梭《爱弥儿》的译介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家树立的新的儿童观的冲击下，对儿童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与当时“人的解放”相呼应，1918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征求关于“儿童问题”文章的启事。同年9月，鲁迅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在新文化运动的强大推动下，儿童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尤其是1917至1921年，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我国讲学，他提出了以“儿童本位论”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儿童观，主张儿童是起点，是中心，是目的。“五四”时期的先觉者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杜威思想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鲁迅。 鲁迅强调儿童的成长与国家、民族未来的联系，认为儿童“十余年后，皆为成人，一国励衰，有系于此”。鲁迅用他启蒙者的视角发现儿童，关注儿童。儿童，成为他为之“呐喊”的又一群体。 一、救救孩子 鲁迅最为痛心的是那些在封建染缸里身心遭受熏陶并学会了参与“吃人”的少幼者。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该作以它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深刻揭示与批判震撼人心，同时又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喊，显示了鲁迅关心下一代，寻求变革社会新途径的热切愿望。为什么要救救孩子，孩子的危险与错误是谁造成的？如果从这些问题出发，就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孩子的危险来自于他们成长的环境。一句话，那就是一个充满杀机的生存空间，一个“吃人”的社会。 《狂人日记》描写：“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街上竞看见一个不很能走路的小孩，也知道拿了一片芦叶指着他道：“杀！”咸亨酒店专管温酒的小伙计，孔乙己教他写字，小伙计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小伙计很不耐烦，努着嘴走远。不谙世事的小伙计对孔乙己没有同情心，另一方面，小伙计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这周围的庸众视角，代表着孔乙己悲剧命运的冷漠的环境背景。孔乙己被封建制度吃掉了，小伙计和咸亨酒店的人同样被吃而不自知，却讪笑着观看孔乙己的被吃，这就更具悲剧色彩。小伙计是鲁迅笔下“麻木”的小“看客”。 孩子如果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当然要“吃人”或“被人吃”。所以，要救救孩子。孩子的生活、情趣应是什么样的，健康的成长环境应该什么样的，鲁迅在他的作品里也有充分的表现和描述。 二、快乐的孩子、有趣的童年 在鲁迅笔下，描写得最充分的是闰土、阿发等农家少年形象。鲁迅用注满深情的笔调抒写他们的纯朴、善良、活泼、机敏以及那充满童趣的乡野生活。毫无虚饰地表达了他对这些少年朋友的热爱。
浅析鲁迅小说的反封建思想与艺术特色 文章摘要：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多篇小说、杂文、散文及散文诗。《呐喊》《彷徨》是他的两本著名的小说集，收录多篇脍炙人口的小说，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故乡》《祝福》等，以彻底的反封建思想和卓越的小说艺术，奠定了现代中国小说的基础。 关键词： 鲁迅小说反封建思想艺术特色 鲁迅，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作为五四文化文学的先驱，他向封建主义发动猛烈的攻击，先后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多篇小说，后收录进《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以彻底的反封建思想和卓越的小说艺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奠定了现代中国小说的基础。 鲁迅小说的反封建思想 《狂人日记》是鲁迅第一篇，也是现代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是现代中国小说伟大奠基工程的第一块基石。同时，《狂人日记》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以文艺形式出现的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战斗檄文。 《狂人日记》描写的是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心理过程，狂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造成了对社会的恐惧心理，他认定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而他自己正处于即将被吃掉的危险之中，半夜起来查看历史，却看见满纸都写着吃人。小说通过对狂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揭露了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掩盖下的“吃人”本质，抨击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对人的迫害。 《狂人日记》深切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它对封建主义“吃人”的实质性内容的彻底揭露。小说将“吃人”与“仁义道德”并提，有其深刻的含义：“吃人”是指对人肉体的蚕食和精神的虐杀，体现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凶残；“仁义道德”则是对封建专制及其礼教道德的美化，体现着封建蒙昧主义的虚伪。而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交相使用，就构成了封建主义“吃人”的实质性内容。因此，《狂人日记》对封建主义的揭露，并非局部或枝节性的，而是具有总体的或根本的性质。 从对封建主义的彻底揭露与否定中，升华其对新的理想社会的向往，是《狂人日记》的又一重要思想内涵。当狂人洞察一切后，就开始规劝、警告吃人者们不得继续“吃人”，预言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孔乙己》是鲁迅又一篇具有反封建思想的小说。它写的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被吃的悲剧。 《孔乙己》讲述了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的悲惨道路，主人公孔乙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但他在科举制度毒害下除了满口之乎者也之外，一无所能。穷困潦倒却自命不凡的孔乙己，成了人们的笑料，为生活所迫，他偶尔做些小偷小窃的行为，终于被打断了腿，在生活的折磨下默默死去。 孔乙己是一个被吃者，是被一套制度，被一套游戏规则给吃掉了，具体地说是被走到穷途末路的科举制度给吃掉了。孔乙己的悲惨命运造就了他的愚蠢、可怜、可悲，所以说孔乙己的生与死是科举制度决定的，那么这个制度的本质已经深入孔乙己的灵魂深处，孔乙己在潜移默化中成了旧时代的殉葬品。 小说通过对孔乙己悲惨命运的描写，揭露了没落的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毒害。孔乙己一次次的参加科举考试，却连秀才都未曾考上，浪费了自己一生的宝贝光阴；而愚昧的人民大众因孔乙己是读书人却碍于贫困只能和
鲁迅故里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为我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0日上午10时许，我们慕名来到鲁迅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鲁迅故里。 鲁迅故里包括鲁迅纪念馆、鲁迅祖居、鲁迅故居(含百草园、绍兴民俗展览、朱家台门)、三味书屋等全部建筑，是鲁迅先生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故土。鲁迅故里景区是市区保存最完好、最具文化内涵和水乡古城经典风貌的历史街区。1881年9月25日，鲁迅先生就诞生在这里。 临近故里，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大门口的巨大壁画，壁画上书画着“鲁迅故里”四个大字和鲁迅的半身画像，壁画前还有几个小孩正围成一个圈的铜像，他们的神态各不相同，活灵活现。远远望去，好像在谈论对鲁迅先生的无限赞扬。此刻，在我们的左手边有一块巨大的石碑，上方印着“民族脊梁”四个烫金大字。这块石碑是人们为了纪念鲁迅先生的丰功伟绩专门建造的。 我们踏着石板路，看着青瓦粉墙、砖木结构和雕花的古木窗，会给人一种时空交替的错觉。这老房子呀，是周家的台门，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清代建筑之一。沿着石板路，看到以前的书房、天井、古井、灶间，都显得十分古朴，大家会感到自我也在鲁迅那时候。 鲁迅祖居周家老台门，建于清朝乾隆年间，是鲁迅祖辈世居之地。它坐北朝南，青瓦粉墙，砖木结构，由门厅、大厅、香火堂、座楼等组成，是目前绍兴保存最为完好的清代台门建筑之一。“德寿堂”系周家接待来访宾客及举行婚丧、祭祀等大型活动的场所。 从右侧门进去，穿过长廊，就到了“桂花明堂”。明堂在绍兴俗称天井，那里原先种着两株茂盛的金桂，桂花明堂由此得名。夏天，小鲁迅经常躺在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他的祖母蒋氏则摇着芭蕉扇一边打扇，一边给小鲁迅猜谜，讲“猫是老虎的师父”、“水漫金山”等故事。看那铜像人物表情十分丰富，我情不自禁地在旁边坐下，感觉到祖母讲得活灵活现，鲁迅听得如痴如醉。这些民间文学故事，为鲁迅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鲁迅在《狗·猫·鼠》、《论雷峰塔的倒掉》等文章中均有生动的回忆。 10时37分，我们沿着长廊，向后走去，豁然开朗，看到一个很大的院子，那就是鲁迅小时候玩耍的地方——百草园。虽然那里没有奇花异草，但是它是鲁迅小时候童年的乐园。 百草园的名称虽雅，但其实是一个普通的菜园，是当时周家新台门族人所共有的一个荒芜的菜园，平时种一些瓜菜，秋后用来晒稻谷。童年鲁迅经常和小伙伴们在百草园内捉蟋蟀、找蜈蚣、摘覆盆子、拔何首乌藤等，几乎每一天都玩得开开心心，不亦乐乎。对于百草园，鲁迅曾在著名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的趣味”。此刻我们所看到的百草园就是鲁迅当年笔下的景致，百草园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似乎还能找寻到鲁迅的童年身影。鲁迅12岁时被家人送到三味书屋读书，不得不与他的蟋蟀们、覆盆子和木莲们告别，去全城最严厉的私塾读书。 三味书屋是清末绍兴城里著名的私塾。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书屋正中
环境描写在小说艺术中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为人物活动提供了驰骋的舞台,并为情节的发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它自然成为最凝聚作者心血的地方之一。在小说阅读教学中,它所具有的特点及作用,也应成为教师关注的重要内容。 一般来说,环境描写常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为人物活动创设典型环境,推动情节发展演变。《智取生辰纲》部分,杨志等人一上路,作者就开始写太阳,写树林,并从多个角度反复渲染气温之高之热。而这些对环境的描绘，不仅为杨志等人押解生辰纲同时也为晁吴等人智取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突出了杨志的精明、老练、谨慎及晁吴等人的足智多谋，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就是说，天气的酷热难当，成为矛盾冲突发生、发展、激化以至解决的重要客观原因。因为天热，军健才“雨汗通流”“叹气”“走不得”，才要求杨志趁凉早行，而杨志却“正热里”行路，因而引起众人的抱怨；因为“红日当天”“热不可当”，所以众军健黄泥冈上见树林就要歇凉并死活不走，杨志与众人矛盾才不断激化；因为天热，众军健才见酒就迫不及待要买来解渴，终使中计，失掉生辰纲。从另一角度看，也正是因为天热，吴用“智”取的妙计才使一万个小心的杨志着了道儿，作品对炎热天气的刻意描写完全是为“智取”。 二、暗示故事发生的时代特征。如鲁迅小说《祝福》序幕部分对鲁镇祝福景象所做的描绘就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落后封闭的农村小镇，为小说情节的展开创造了一个典型环境，同时也向我们展示辛亥革命后中国广大农村依然如故的社会现实，封建思想、封建秩序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尤其是广大劳动妇女依然处于社会的最下层，这就预示了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三、渲染气氛。任何一件事情总是发生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之中，这种特定的情形即通常所谓的气氛或氛围。小说作为一种静态语言艺术，不可能像舞台艺术或影视艺术那样，直观创设氛围感染读者，它是通过情景创设，即通过对某一场景的描绘，将有关声响、色彩、情形诉诸文字，然后借助读者的想象力，从而为人物活动情节的展开渲染某种氛围。如：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竹篁在月光下一片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啭着它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像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闹，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 ―――选自沈从文《边城》 这段文字通过对皎洁月光下山林竹篁间繁密如雨的虫鸣及偶尔传来的“落嘘”婉转莺歌的描述，为翠翠倾听爷爷讲述有关母亲的故事渲染了静谧爽朗的氛围，也为翠翠梦见虎茸草、追寻朦胧的爱情创设了诗情画意般的意境．再如《祝福》一文在祥林嫂死后，一再写到雪花的簌簌下落，其意也在为祥林嫂之死渲染浓郁的悲凉气氛，从而进一步表现祥林嫂死得寂然无声。 四、烘托人物形象或特定情形下的特定心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如同现实中的人物，总活动在特定的环境中，他与其所处的环境势必构成相依相存的关系，因此，从不同角度衬托人物，便成了环境描写的基本功能。环境对人物的衬托作用有正衬和反衬两种。正衬的突出特点是环境同人物和谐一致，社会背景、自然风光、气氛与色调等与人物的性格、命运、言行组成和谐的艺术画面。反衬是根据相反相成的道理，偏偏创造一种与人物形成反差色调的环境，以便更突出地渲染人的命运、性格、心理和感情。因此在鉴赏小说景物描写的相关文字时，不能仅将其视作纯粹的景致，同时还应关注其与相关人物之间的关系。如在鉴赏孙犁小说《荷花淀》时，就不能将“皎洁的月光”“净爽的小院”“白天剖好”的“湿润润”的苇眉子仅看作环境的组成要素，其实这些描写更重要的作用在于烘托人物形象，突出水生嫂勤劳、利落。再则，一切环境特色，都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感触来完成的，如《陈奂生进城》一文对陈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