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对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梳理。文章论述了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仍在于提高效率。行政民主是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取向，不能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目标相混同；改革要兼顾机构改革与政治职能两个方面，使二者协同发展；目前改革的难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并未形成良性互动，行政体制本身的改革并不配套和适度，改革在操作层面上有很多阻力。对此，文章提出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对策，并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应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进行。
【关键词】政府/权力/行政体制/行政改革/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理论是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自本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也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当然，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应当说在政治学和行政学恢复重建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并不局限在政治学或行政学界，虽然那时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尚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关研究也不可能明确上升到“体制改革”的高度。改革开放以后，在广大政治学、行政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实践的呼唤下，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内容也相当丰富，为构建我国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底子薄，基础理论较为肤浅，有关研究又深受现实政治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理论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系统观点，学术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比较多，富有理论创新的成果还不多见。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迫切要求学术界在体制改革理论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在此情况下，总结和分析建国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对于切实推进21世纪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繁荣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等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的地位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战略中的地位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主流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两个结构。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于经济主导模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副产品，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注：参见胡伟等：《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第329-35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先导，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发展序列，这就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这两大落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拉大，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矛盾日渐积累，引发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未能彻底解?觥?/P>
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中国政府传统行政思维和行为的惯性影响，以及政府及其成员本身的权力利益关系，政府缺乏自我改革的内在动力。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有的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各种政治组织（政党、政治团体）与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制度；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三是政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即行政体制。（注：参见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第194-2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对此，学术界予以相当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予以论证。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2月21日。）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行政体制改革先导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取同的对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优先模式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功能的定位、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行政权力的运行、行政法制的建设以及行政人员的管理等，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故具有较高的实际可操作性。（注：参见汪玉凯：《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工人日报》，1998年10月14日。）从根本上说，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剥离出来并取得重要地位，是由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看，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再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行政体制改革能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避免积极政治体制改革所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注：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中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产物，而是转型的特有问题，包括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等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注：参见安德森；《公共决策》，第47-4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这决定了行政活动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基本达成了一致性认识，包括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完全认同这一定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部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企业改革时，必然要研究下放权力、政企分开、转变
职能等问题，在研究行政机构改革时，也必然要研究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的原因”。（注：鲍静：《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顾家麟同志》，《中国行政管理》，1996年第4期。）在政府制定和贯彻的国家改革政策中，也基本体制了这种厘定行政体制改革自有范畴与三大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的关系，把行政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总之，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行政体制改革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
不过，学术界在基本肯定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结合部”地位的同时，对于上述“三大体制改革”的先后序列、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驱动与制约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确立了中国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式的基本序列，即先经济体制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再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6月23日。）于是，在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载体——行政机构提出了改革要求，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只能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基本方向就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有碍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弊端。
有的学者进一步从学理上对此进行了阐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行政生态论，即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及其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注：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学者指出，由于行政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着不断的“输入——转换——输出”的交互作用，行政体制的发展始终处于与外部社会环境“适应——不适应——变革——又适应”的螺旋式前进的状态之中，行政体制与整个社会体制也因此显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关系格局。（注：池如龙：《改革：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第11期。）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行政主体自觉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由于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行政系统必须周期性地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注：张安庆、汪洋：《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体系阶段性地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需求，以避免更大的社会不满和推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在实践中，上?龉鄣阋彩前樗嫘姓 逯聘母锝 痰闹髁骼砺邸５车氖 拇筇岢鼋 ⑸缁嶂饕迨谐【 锰逯频哪勘辏 姓 逯聘母锶妨⒘艘桓鼋细叩钠鸬悖 锤母锸嵌陨缁嶂饕迨谐【 锰逯频氖视Α?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理顺政企关系，调整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政府功能。
但也有学者比较偏重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内生变量。由于上述“适应论”主要把行政改革作为一种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看待，正像有学者评论说：“正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才把行政改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领域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中国的行政改革，不是主动根据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从行政管理的特点出发加以设计和推进的，而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注：郭宝平：《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与误区》，《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期。）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虽然需要政府自身去完成，但不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体制改革并
非由政府自身发动”（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3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改革的最大缺陷就是政府缺乏自动力机制，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逐步发展过程，改革的模式必然是渐进主义。与此相应，还有观点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应摆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刺激——回应”的逻辑局限性，推行行政体系的自我革新和主导型的行政体制改革。例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系统一直在进行着适应性的变革，集中表现在1982年、1988年和1992?耆 未蠊婺５男姓 垢母铮 姓 低车慕巧 扌沃斜欢ㄎ晃 缁峋 玫摹跋 涝薄焙汀拔榷ㄆ鳌保 姓 逯聘母锍晌 嗖揭嗲鞯挠 笆降牡髡 佣 谑率瞪虾鍪恿诵姓 逯聘母锒杂谏缁峋 梅⒄沟姆醋饔谩＃ㄗⅲ和粲莱桑骸缎乱宦中姓 母镉ρ≡裥碌恼铰苑较颉罚 独砺垩 霸驴 罚?998年第2期。）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注：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第3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是政治行政变革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政治行政上的显著变化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显著变化；二是由于现代化起步落后于外部的发达国家，因此遵循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模式，政府主导特点非常鲜明，这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作为中国“追赶型”现代化任务一部分的行政体制改革，它本质上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正像有的学者看到的，现代社会调控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趋复杂，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阶段，行政系统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王沪宁：《论九十年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战略方向》，《文汇报》，1992年6月26日。）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行政体制改革建构能够驱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体系，再构和优化社会调控系统。有的学者以“发展行政”的概念定义这一取向，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从行政发展转变为发展行政。发展行政区别于行政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行政是以积极主动的行政行为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特点是政府保持有强大的权威和行政目标取向上的超前意识。（注：参书云等：《行政管理与改革》，第2-6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李泽中：《论发展行政及其限度》，《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4期。）上述思路尚未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指导思想，但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效率与民主之辨
确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以后，就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少学者认为，正确界定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行政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在回顾建国以来的行政改革时，认为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目标内涵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受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改革目标实质上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外部条件。（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51-11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提出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不同阶段，改革已越来越触及到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改革的目标也日趋明确合理。与改革的实际进程相适应，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也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一个问题。但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及其相应的改革内容，在理论界至今尚无完全共通性的界说。其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在不同的时间、背景和层次上谈论行政体制改革的话题和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为导向，包容着一个多元内涵的价值体系，它可以涵盖“精简”、“高效”、
“统一”、“民主”、“廉洁”、“法治”等一系列目标单元。例如，有学者提出行政发展的目标是建立高效、公平、廉洁、开放的行政系统；另有学者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即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等等。（注：王沪宁：《论90年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动力与方向》，《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胡象明：《试论行政管理现代化及其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8期。）这些目标的提出，从不同角度设计了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但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
从近年来理论界诸家观点来看，可以说以效率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基本是一个共识，虽然一些学者在效率这个目标之外还会设定其他一些目标。对此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提高效率或实现政府高效化是行政体制普遍追求的目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政府及其行政活动能够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一般社会组织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正像“帕金森定律”所表明的，政府具有权力和规模上的自我扩张倾向，庞大的政府体系不仅会越出自身的行政职权边界，侵犯社会私人领域，而且会导致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等行政危害，这些都造成了行政低效。因此，如何克服上述不良现象，提高政府效率就成为行政改革的首要问题，效率导向也就必然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此提供有力的支持，指出“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或梅奥的行为科学时代，还是当今系统理论时代，一切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模型设计、决策导向、公务员行为规范）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注：孙柏瑛：《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政府行政效率体现为行政体系在一定资源条件下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服务或一定服务水平条? 履芄患跎俑 嗟男姓 杀尽Ｕ饩
鸵 笳 欢辖 行姓 逯聘母铮 刂苹 古蛘停 羲豕 戎叭ǎ 档蜕缁岢杀荆 岣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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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bert Kaufman:"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Public Administratio n Review,V.29 January-February,1969.）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机构臃肿、职权庞杂、效率低下，并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在管理职能、管理领域、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对传统低效的“大政府”进行改造，建设一个适度规模的高效政府，从而有效地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节矛盾、整合利益差异，顺应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第二，有的学者也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出发，认为提高效率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优先目标。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的政府职能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较为次要的，仅仅扮演了“守夜人国家”和“警察国家”的角色，即仅仅局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对付外敌侵犯的功能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变化与数量的增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强化，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因此，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为了有效解决现代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早发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政府功能成长并主导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追赶型”现代化所需化解的各种矛盾，包括消除贫困、扩大参与、转换体制、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等问题，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性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正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功地发挥主导作用，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能
的行政系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制定和推?姓 撸 涠 谟谡 霾叩目蒲Щ 陀呕 保ㄗⅲ喝蜗 骸吨泄 姓 母铮耗勘暧肭魇啤罚 渡缁峥蒲А罚?994年第4期。）。可见，从中国作为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言，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是强化政府能力的首要选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先行目标。
虽然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效率目标一般比较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上，如何平衡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确立“效率优先、兼顾民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平衡模式。（注：参见王颖：《平衡模式的选择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学者提出民主（或公平）应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主张行政民主。（注：参见张成福：《行政民主论》，《中国行政管理》，1993年第6期。）主张行政民主的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本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传统官僚制行政管理危机引发了旨在重塑行政思维与运行模式的新公共行政学，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注：参见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新公共行政学突破了威尔逊、古德诺创立的传统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框架，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行政对决策的积极参与和对社会危机的积极治理以及社会最少受惠者对公平的切实需求，行政改革应建立起“民主行政”的目标范式（注：奥斯特罗姆：《美国行政管理危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民?饔Τ晌 姓 母锏淖詈诵募壑底非蟆?2)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特点是行政体系事实上处于国家机关的中心，行政管理的对象广泛，管理内容丰富，即所谓“大行政”。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行政）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市场、企业和公民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的理顺必须以民主化为根本目标。
实际上，上述对西方行政体制演变的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它把“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探讨当作了西方行政改革的实际进程。从历史上看，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权力的集权化。（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03-10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一些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指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议会权威逐步衰微、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形成“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注：参见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第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上述现代化成果在当今并没有实质的改革，行政集权的状况仍在延续，在行政官僚系统内部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至少“民主”不是其行政官僚系统实际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汲取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的一些理念，譬如把“企业型政府”、“顾客导向型管理”等思想用于研究中国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但不能把即使在西方国家还只是纸上谈兵的东西当作中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何况就中国而言，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建构起类似于西方那样的现代行政体制或者说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只是初显雏形，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老化的危机。所以有的学者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应当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商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注：宁骚：《行政改革与行政范式》，《新视野》，1998年第3期。）
当然，由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们也确实需要对政府的具体功能作出区分，从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更为准确的界说。（注：中国行政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行政的双轨制结构—功能系统，即中国党各级组织与各级人民政府都具有行政功能（参见胡伟：《政府过程》，第2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从广义上说，中国的行政体制涉及到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际针对的行政体制，一般只涉及人民政府自身。而涉及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面，通常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现代行政学把行政活动视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处理好系统内
部的关系，又要涉及系统外部的关系。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内和政府间权力、结构、功能及其过程的关系，行政系统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几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有学者认为建国以来，中国行政改革已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机构改革只是结构层面上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公共行政改革越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本?恚 颜 胪獠康墓叵凳游 姓 逯聘母锏囊桓鲋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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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效率导向的内在目标和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两类，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两者的主次秩序。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和“体制外功能”的区分。而就政府体制内功能而论，政府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的科层制系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的功能，这是政府履行体制外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政府履行体制内功能与履行体制外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政府系统作为一个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其内部管理必须是上下主从的行政命令式的，在这方面没有民主和平衡可言，也不需要讨价还价，权力必须是集中统一的。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体系，只要它是健全的，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就必然是如此。（注：胡伟；《政治功能的二元范畴：建构一种体制改革的规范》，《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6年第4期。）但是，政府的“体制外功能”或“行政系统外部关系”所产生的“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而恰恰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民主和效率当然都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但这两大目标必须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一些学者主张把民主列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新的核心目标，把行政系统与外部社会、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本原内容，这主要是没有从理论上厘定行政体制改革的主体范畴。实际上，政治发展要兼顾民主和效率，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而不是把行政体制改革自身扩大化为政治体制改革。效率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民主化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保障，其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美国社会学家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和民主的统一。既然当前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按照“三大改革”的设计展开，就必须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加以区分，而不能让行政改革去承担它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任务。如果混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混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这不利于从总体上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因此，中国的改革在总体上应达成政治民主化、行政集权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的“三位一体”目标。（注：胡伟：《中国体制改革的政府整合取向》，《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应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核心目标，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在处理内部关系时，也要积极理顺外部关系，努力取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结构——功能协同发展取向
行政效能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权力在结构——功能上的合理化，构造出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效能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下，不少学者进而对行政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进行了探讨，这构成了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具体方案进行理论设计的主题。同时，沿着这一主题，学术界也形成了关于行政体制内外部改革的深层思考。
由于行政体制说到底是政府系统内进行职能划分、机构设置的权力机制，行政权力机制的重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目标，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调整和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权力机制的理顺。而中国行政体制的创建，是
适应产品经济和高度集权需要的产物，其结构、功能和运行关系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深受马克思主义政府体制理论、苏联行政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对这样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如果单纯在机构规模和责权的大小上做文章，而不去改变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功能范围；或者反过来，只单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但不对政府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和精简，都是不可能取得长期效果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问题和主要任务看，有效地改善行政权力机制的关键性工作在于行政体系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化、增减和重组，主要是行政体制形式上的变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空间、领域和形式的合理变化，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ㄗⅲ翰渭 斡薄⒗钇迹骸段夜
垢母镏械男姓 χ毓埂罚 吨泄 姓 芾怼罚?998年第8期；沈荣华、朱德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改革》，《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1期。）
上述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当中可略见一斑。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政体制改革一般以机构改革为外现形式展开，建国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改革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在政府规模上做文章，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权力及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这就是说以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围绕政府的权力结构展开的，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精简机构，都没有跳出这一范畴，因为精简机构明显是政府内部结构的一种规模变化；而下放权力意味着政府权力自上而下地流动，也只是政府内部上下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往历次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减，都没有取得持续性的理想效果，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变动，行政改革难以触及管理体制本身，外延式的机构改革跳不出“精简——膨胀”循环往复的“怪圈”。同样，对于下放权力，学术界的批评之声也未间断过，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就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下放，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争论。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积极发展。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中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倒挂”现象。
正是在经历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种种磨难之后，学术界开始对以往单纯精简机构的改革方案进行了否定。与此相呼应，有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单纯的下放权力也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良方，甚至也非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种认识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形成。有经济学家曾总结了两种改革的基本思路，不仅涉及到经济改革，而且也关联到了行政改革。第一种思路认为：(1)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弊端是决策权力过分集中，抑制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改革的要旨，在于改变这种状况，充分调动地方和生产者的积极性；(3)调动积极性主要靠下放权力来实现。第二种思路则认为：(1)旧体制各种弊端的根源，是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2)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经济而言，唯一可能有效代替行政命配置资源方式的，是通过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制度来配置资源；(3)因此改革要以建立生产性市场制度为目标同步配套地进行。就政府功能而言，前一种思路即旨在调节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下放权力”，后一种则是旨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职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第二种思路显然优于第一种思路。所以，80年代以来的“权力下放”的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调动地方积极性和搞活经济的作用，但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政治发展看，其负面效应都是十分巨大的，是一种短期行为。（注：参见胡伟：《经济转型中的政府整合：政治体制改革的维度》，《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
于是，学术界开始认识到了转变政府职能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以往大规模机械改革和权力下放效果不佳的原因，正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以及由此形成的对行政职能调整的忽视与回避。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机构的增减和人员的精简或权力下放，以求
一时的行政机构的“消肿”效果，而没有同时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因而从根本上是无效的。1982年开始的大规模机构改革，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未全面展开，无法促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以机构的再度膨胀告终。同时由于权限改革过程中央权力下放过多，造成地方分散，机构改革因此受阻。在这种情况下，转变政府职能便成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主题，也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并被赋予了非常的重要性。例如，有的学者认为职能转变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主题，机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外在主题，两者是目标与手段的逻辑关系，职能转变是机构改革的前提。（注：参见于景文：《略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转变》，《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这种对行政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内外关系的分析，较之单纯的机构改革无疑是一个认识上的进步。但把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则又忽视了在当前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机构改革应有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在结构——功能的关系上，结构是基础，特定的结构必然具有特定的功能，而特定的功能也必然需要特定的结构。”（注：胡伟：《政府过程》，第29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从实践上看，单纯的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思路也收效甚微。1988年我国在进行行政改革时就提出了转变职能的新要求，但至今政府职能也没有在总体上转变过来，很多企业仍未真正掌握经营的自主权，一些政府部门仍然在对经济活动进行不正当的干预。这在我国还没有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前还有情可原，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显得很不正常了。虽然在1988年提出政府职能转变以后，机构改革获得了深层次的动力，但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并不明确，机构改革也受到了各种阻力，因而无法形成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有效互动发展。这实际上是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的根本问题。
可见，历次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没有跳出恶性循环或者是孤掌难鸣的“怪圈”，就在于缺乏行政权力结构和功能两方面改革的有效互动，以及行政结构和功能改革的自身目标不够明确。目前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从机构改革发展到职能转变，并提出了结构合理化和职能合理化的理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似乎对行政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者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之间的互动关系，缺乏明确的论述。实际上，转变职能和改革机构应该是行政体制改革同一向度上同等重要、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机构改革需要职能转变的内在推动，职能不转变，就必然需要原来规模的机构和人员作载体，机构改革就不可能彻底展开；同样，职能转变也需要机构改革的外在推动，机构人员不调整，就必然会固守原来的各种政府职能，职能转变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是互为动力、互为前提和互为保障的互动关系，这也是行政体制改革从体制的全方位进行改革的内涵所在。
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促进政府权力结构——功能的协同发展，在我国当前就是要形成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良性互动机制。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十五大后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围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把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相提并论，积极推进两个层面的行政权力机制的调整。（注：这里所讲的“机构改革”仅指国家行政机构的改革，不包括立法、司法等其它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党的十四大同时提出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原因在于机构改革包括了非行政机构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即有行政机构改革的内容。）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是实现转变职能的重要条件，也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客观要求。正像有的学者所看到的，由于1993年开始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选择同时进行的，因此，在职能定位、机构设置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在有效地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面，很快暴露出一些不足。特别是从1994年至1997年几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所经历的从高速度、高通货膨胀到高速低胀的转变，以及在此期间政府在实践中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有效控制所积累的一些成功经验，迫使中央再一次作出行政体制改革的选择。（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3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目前，按照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机构改革方案，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改革正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这次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力度的机构精简方案，可能为转变政府职能提供结构上的支撑；同样，这一机构改革也只有与转变职能协同进行，才能取得稳固的效果。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现结构与功能的良性互动的一个可能的历史契机和开端。同时，由于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特征以及受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结构、功能两个层面上的改革，都必然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影响，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作用。
在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目标的提出，改革的内容逐步从行政体系内部延伸到行政体系外部，又从行政体系外部反射到行政体系内部。从理论和实践上看，行政体系内部的改革任务主要是政府职能定位（主要是建立政府调控体系）、机构调整（包括一些事业单位的机构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限调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行政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培育行政新文化等；行政体系外部的改革任务主要是党政关系优化（党政分开）、政府与企业权责关系的改革（政企分开）、政府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关系的理顺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的界分等等。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目标和内涵而言，内部改革是主体任务，外部改革是对内部改革的配套和服务，同时也限定了内部改革的范围和有效性。（注：不同学者对行政体制改革内容框架的具体归纳有所不同。一般把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界定在行政体系内部，只在提出解决行政体制改革现有困境或涉及行政体制改革未来趋向时，才把行政体系外部的改革任务纳入行政体制改革的内涵之中。（参见顾杰：《中国当代的行政体制改革》，《党政干部论坛》，1996年第8期；刘怡昌：《迎接新世纪的重大变革——20世纪?┮吨泄 男姓 逯聘母铩罚 墩 窝а芯俊罚?996年第1期。）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完全是由行政体制改革“上下改革结合部”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它表明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确保实现内容变革与形式变革的有机配合和整体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是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统一体，这呼唤着行政结构——功能的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因此，学术界应当重视对政府权力的结构——功能双向合理化及协同发展的研究。
行政体制改革难题及对策：综合配套改革势在必行
在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体制变迁的驱动下，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走向改革深水区的行政体制改革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这导致了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渐进性、艰巨性和过渡性的总体特征。从学术界近年来的讨论来看，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难题可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这三大体制改革之间未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一些学者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有其客观的“动力系统”，新时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政治权威的推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注：参见汪永成：《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行政发展的动力系统分析》，《行政论坛》，1997年第7期；齐明山：《试论行政体制的结构与政府机构改革的动力》，《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几乎缺乏自动力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同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更多的政治权威支持，这造成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特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状况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客观上的决定性。然而，由于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较低，而且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发展很不平衡，行政体制改革的外部关系也远远没有理顺，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充分性和行政体制改革外部关系的不清晰性对行政体制改革构成了严重的制约。另一方面，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我国的行政改革是在现有政治和法律体制内进行的，后者改革的滞后无疑影响到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例如，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事实上存在着政策和法律两种社会行为规范形式，即“二元法制”，“二元法制”的功能
在于弥补政策法基础上的“一元法制”的不足，并逐步向法制基础上的“一元法制”过渡”。但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两法之间的权威冲突加剧，规范效力扭曲，行政体制改革的法制环境阻力加大。（注：朱光华：《政府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第385-38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因此，学术界已经认识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必须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国家－社会二元化、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依法治国等改革协调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应取得上下两个体制环境优化的配套。而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模糊性、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性（或过渡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形成了障碍。正像有学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确立，无疑为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创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毕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探索，无论我们再解放思想，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市场经济模式，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是必然的。这不能不对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制约作用。”同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体制，必须正确处理执政党与政府、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合理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属于政府的职能交给政府，把属于企业的自主权还给企业。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交给市场。而实现这样的目标，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自主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注：汪永成：《中国行政改革的阻力：来源分析与消解策略》，《理论与改革》，1999年第1期。）其次，在中观层面上，由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着“不配套”和“不适度”的问题。所谓“不配套”，主要指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之间的不配套以及由此形成的机构改革与工资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等环节之间的不配套。行政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其他领域的改革相配合，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改革不能上下左右协同进行，其结果只是原有矛盾在行政体系内部不同层次和环节之间的转移和滞留，而不能得以彻底消解。局部性的改革只有一时之效，但难有长久之功，这本身就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所谓“不适度”，主要指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职能调整、政府机构调整以及行政权力纵向调整上的失度，从而导致政府职能运行处于“膨胀失调——紧缩调整——再膨胀失调——再紧缩调整”的反复之中，导致政府机构改革无法越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导致中央与地方的两难处境，多次出现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下放——上收——再下放——再上收”的非制度化情况。（注：柳群：《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失度”与“适度”问题思考》，《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尤其是不规范的中央与?胤焦叵担 吹贾碌胤椒稚⒅饕澹 纬伞爸詈罡罹荨保 现叵魅踔醒胝 τ械恼 夏芰Γ 佣 焕 谥泄 罢 鞯夹汀毙姓 逯聘母锏耐平 灰 吹贾轮醒爰 ü 龋 跋斓胤交 缘姆⒒樱 佣 膊焕 谛姓 逯聘母锏某沟坠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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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微观层面上，行政体制改革的难题主要在于机构改革中的操作性困难与行政人员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观念性和行为性滞阻，这实际上构成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行政体制改革的既定目标往往在行政人员的微观层面上遭到大幅度的扭曲或置换，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也往往在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事项上受到尽可能的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微观操作层面上的严重受阻，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内生的“政府悖论”：政府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又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对象。对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而言，行政体制改革是一种外源式的自我手术，是基于外部压力下的自我改革，它要求政府对其自身的结构、功能和权力进行限定，对其自身的活动以及方式进行约束，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触及、震动或破坏有利于政府及其人员的既有权力——利益格局，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因此而产生。
学术界已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予以具体分析。有的学者指出，从现阶段的机构改革看，虽然相应的外部环境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遭到的难点很多，主要包括人员分流问题、“翻牌公司”问题、精简对象的具体标准问题以及精简后的管理整合问题等。（注：潭湛明：《关于我国机构改革的经济学思考——难点与对策》，《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5期。）还有的学者进一步把行政人员对行政体制改革形成的阻力具体概括为五个方面：(1)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而产生的阻力；(2)基于习惯和官本位意识而产生的阻力；
(3)基于对行政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阻力；(4)基于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5)基于曲解而产生的阻力等。（注：汪永成：《中国行政改革的阻力及其消解》，《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加大政治权威的外在推动力，以督促行政体制改革在政府机构和人员调整方面的进展；要在坚持行政体制改革渐进主义的主体发展模式的同时，对于一些遭遇阻力特别大的改革领域和改革环节，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局部的激进主义突变；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也可以包括行政系统的功能再设计、结构再设计和行为再设计三大方面。缓解行政人员对于?姓 逯聘母锏淖枇Γ Ω迷谕平 垢母锖椭澳茏 涞耐 保 蛐姓 嗽贝 涓母镆馐叮 嘤 姓 嗽敝С指母锏男奶 ⒐勰詈托卸 ＃ㄗⅲ翰渭 蜗 骸吨泄 姓 母铩罚 ?6-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关键是要进行主动的综合配套改革，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宏观层面的配套改革，为行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正如有的学者说的，“行政生态环境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也是一切行政活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行政生态环境与行政体制改革之间不仅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又制约着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作为环境因素，对行政体制改革形成了较严重的阻力。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发展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如果在经济基础层面上未发生明显的改革转型，行政体制改革就无法有实质性的进展。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会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严重羁绊，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优化外部条件。因此，作为“上下改革结合部”的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既是其自身上下联动的发展过程，更应是三大体制改革相互配套的协同发展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更加关心的是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对此，目前学者们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先行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模式。有人从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关系、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例如东亚）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出发，主张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应是行政体制改革优先，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实施行政体制改革，第二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成为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重点和首要任务。（注：田穗生、李广平：《政治发展模式选择与行政改革》，《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臧乃康：《论政治发展中的行政改革——兼论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等。）这样可以避免形成政治权威危机，具有较高的政治稳定效应，又可以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并认为最终可以完成政治体制的整体转型。这一政治发展的战略序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条件下具有某种合理性，它一方面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向上层建筑提出相应变迁的需求，另一方面为当时无所着手的政治体制改革寻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突破口。
第二种看法则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并行模式，以真正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有学者指出，中国缺乏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性分离，行政体制改革缺少经济自由民主前提，“单纯以行政改革优先为重，忽视政治改革，在现今阶段，……从科学判断而言，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的发展及现代化战略的实现，从而也不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固。”“政治改革是治本，行政改革是治标。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来强化、优化对政府的监督制
约，才能较好地保证行政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既定目标之实现。”（注：李峻登：《中国政治发展：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地位之权重》，《行政论坛》，1995年第2期。）行政体制改革优先对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具有直接意义，但从官员寻租屡禁不止等一系列现象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实现经济自主、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而且，考虑到行政体制改革的其它方面，如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力的划分与配置、决策体系和过程的改进等都与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成果的支持，行政体制改革将不可能持续深入。
总的来看，主张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同前进的观点更加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虽然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并行可能触及的领域和关系较多，引发的矛盾也可能比较复杂，但改革无法绕开一些症结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展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在直接牵制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也从根本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因此，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要借以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相应协调、配套和保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分化、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等新因素，会与政治体制之间形成冲突，为避免矛盾的激化，必须相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推进的同时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实质性问题，其关键在于揭示新的改革向度和设定新的改革路径，这在现阶段的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有日益强烈的呼应。
关于这个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不能把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简单理解为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的机械性时间顺序，因为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政治与行政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由于中国行政体系与经济体制之间高度统合的性质，经济与行政之间存在着未完全分化的关系；再加上经济、政治与行政三者之间的客观互动联系，因此，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中，有一个改革的边界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如何谋取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合理时序与幅度上的互相配合。（注：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边界问题，已有学者提出，例如张成福：《行政改革战略规划及实施中的十个问题》，《中国机构与编制》，1994年第11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截然分开或分阶段推行，也不宜重此轻彼，以确保改革的最终成效。这实质上是对行政体制改革地位的动态把握和战略运用。有学者把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的动态边界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驱动（决定）作用；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制约作用；三是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或障碍作用；四是行政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带动作用。（注：参见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任晓：《中国行政改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文寿：《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与思考》，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等。）这些因素复合同构的特点，要求行政体制改革和外部环境合理协调，形成彼此间体制性驱动和制约的积极功效。
有鉴于此，行政体制改革如何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随经济体制改革的变迁作出内容和方式等方面的调适，如何取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撑和配合，是明确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地位边界的关键性题域，也是现阶段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的理论前提，需要学术界作出新的积极探索。就此而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可谓任重而道远。
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一) 摘要：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一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二要必须理顺所有制关系，坚持多种所有制并存，采用多种经营方式；三要加强经济理论研究，防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片面化、教条化；四要注意清除小生产思想的影响，代之以崭新的现代化思想、观念和习惯。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回顾；反思 新中国成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规划、实施了体制改革的第一冲击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开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局面。纵观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一、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主要特点是出现集权和分权的反复。因此，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要准确把握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原则，必须适度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责权限。经验表明：集权有利于国家自觉的组织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有效地实行计划经济。只有适当集权，才能统一，才能保证重点建设，才能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别，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分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但是，集权过多或分散过头，都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在集权和分权、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虽经多次反复，但不是集中过多，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就是分散过头，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现在，我们应当吸取以往改革的教训，避免走两个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既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地方利益。也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部门利益。在新形势下，必须更好地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总的原则应当是：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调控权的集中，又要有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中央在制订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地方合理的利益和要求，地方要自觉服从和顾全大局，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必要权力，调节好本地区的经济活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处理集权和分权关系问题上，往往只注意到中央和地方行政权力的划分，而没有处理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国家把应该由企业管的事情包了起来，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反而把自己陷于繁锁的事务之中。企业本身在产供销、人财物方面无权做出决策，只是各级行政机关的附属，这就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处理中央和地方、集权和分权关系上，首要的问题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经济实体。 二、必须坚持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采用多种经营方式 新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证明：追求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单一化和高级化，并不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果，只能是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只要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采用多种经营方式，市场就会活跃起来，经济就会得到迅速发展。 “一·五”计划时期，经过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公私合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有益的必要的补充。调整时期，通过改革农村生产关系，改革农村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又开始多样化。结果，经济发展，市场活跃，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大跃进”时期，急于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级”、“过渡”，企图尽快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国家经济和国家经营。农村掀起“人民公社运动，”把小社并
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制度 一、知识梳理 1、先秦：周朝分封制。西周把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诸侯国，并将封地和对周王的义务密切联系，从而维系和巩固了西周的统治。 2、秦朝：郡县制。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统一，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分天下为36郡，后增加到46个郡，每郡设若干县。行政区划制度正式确立。 3、两汉：汉承秦制，略有所改，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东汉时期，作为监察区域的州逐渐成为郡以上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州刺史的权力大大加重。 4、辽朝：蕃汉分治制度。 5、金朝：猛安谋克制。
6、元朝：行省制度。元朝为有效地管辖辽阔的国土，加强封建统治，实行行省制度。行省成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可以 __统一政令的基础上独立处理省内事务，对后世影响深远。元朝时，我国开始对西藏、云南、台湾等地实施行政管辖，应特别予以注意。 7、明朝：僧官制度。 8、后金和清：八旗制度。 9、明清：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 10、清朝：清朝沿用和发展了元代的行省制度，将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分为18个省。在边疆地区设立理藩院管理蒙、藏、、青海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事务，另派将军、大臣驻该地监管。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将军，设伊犁将军，青海设西宁办事大臣，西藏派驻藏大臣同 __、班禅共同管辖。东北地区则由满族将军治理，盛京、吉林、黑龙江各设将军一人，分驻各地，统管军民之政。 二、升华认识 1、我国古代政治制度是由古代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核心是国家政权的结构关系及其运作方式，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 __的产物。其确
立和变更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经济利益服务的，是与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相适应的。 2、在郡县制的发展过程中，中央一直强化对地方的领导、监督和制约，而地方则要求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权，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一直存在。历代 __总是采取调整地方结构和限制地方权力的措施以加强中央的统治，这种情况到封建社会后期更加明显。地方行政受到多方面限制，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这种情况在宋、明两朝尤为突出。 3、我国的地方行政制度，自秦朝实施郡县制以来，逐渐发展和完善。这一制度组织系统庞大，结构严密，在征发徭役、兵役，征收田赋与租税，以及管理地方治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封建统治，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1.我国古代主要赋税制度的类型： ①以人丁为主要征收标准的赋税制度（编户制度、租调制、租庸调制等） ②以土地和财产为主要征收标准的赋税制度（初税亩、两税法、方田均税法、一条鞭法、地丁银等）
新经济体制改革若干措施的研究 过去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已由原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随着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不断加强，政府也在放权让利中逐步退出市场。资源配置是经济体理论制改革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 标签：新经济体制改革资源配置 对我国来说，新经济对于促进企业改革，推进制度建设，冲破教条和本本的束缚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网络的发达使得普通百姓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难以想象的宽阔和通畅，而信息将会使人们的观念发生转变。网络经济使得企业间的竞争不仅仅由目前的局部地区扩大到全国，而且会扩大到整个世界。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普通百姓都一定会感觉到，对于以企业政府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不是想不想改的问题，而是必须改革的问题。 一、资源配置与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 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 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1、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要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和完善各种法律、规章和制度，严格规范行政权和行政行为，使政府能够依法履行各项职能，包括依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依法保护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权益，依法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等，确保行政管理体制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 2、创造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只有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环境，才能使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持良好的心理预期，促进投资和消费健康发展。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创新管理方式，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促进社会不断进步。 3、保护好环境和生态。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持久、和谐的环境与条件。这是各级政府必须切实负起的责任。从各国发展经验看，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往往忽视环境和生态保护，造成长期的严重后果。我们决不能走先污染破坏再治理恢复的老路。我们已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4、努力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把提供人民群众必需的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切入点。通过制度和政策安排，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保护不同群体的合法权益和创造力，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及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五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982年改革，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在大幅精简机构的同时，重点解决了领导体制和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问题。 1988年改革，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进行，在精简行政机构和人员的同时，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问题。 1993年改革，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进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在党政机关普遍进行“三定”工作，建立推行公务员制度，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1998年改革，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进行，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明确把政府职能界定为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企分开有了新的突破，党政机关与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中央各部门的部分审批权和具体事务性工作下放
目录 1、引言 2、制度分析方法 2.1、制度分析方法概念 2.2、制度分析方法特点 3、行动改革的动力问题 4、行动改革的阻力问题 4. 1、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而产生的阻力 4. 2、基于习惯和官本位意识产生的阻力 4. 3、基于对不确定性的忧虑而产生的阻力 4. 4、基于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 5、如何消除阻力 6、参考文献
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制度分析 【摘要】：改革是权力和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它不可能使所有人在同样时间获得相同的收益。因此，改革必然会遇到阻力。行政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动力和阻力两种力量的对比和相互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行政改革的动力、阻力多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不可否认，这种研究有它特定的价值，但在科学快速发展的今天，局限于这种方法有失全面。本文试图利用制度分析这个崭新的分析方法，重新考察我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和阻力，旨在通过这种带有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为我国行政改革的制度创新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制度分析方法的介绍，考察论证了制度分析方法对中国行政改革的适用性。第二部分是对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问题的分析，引出阻力问题。第三部分是具体分析了改革中的阻力问题并分析造成阻力的缘由。第四部分紧接着提出了消除阻力的办法。纵观全文，笔者严格遵守行政思维模式，从背景阐述、分析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四个方面着手，力求通过对我国行政改革创新的思考发现一些新的视角。 关键词：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动力；阻力
一、引言 行政改革是政府行政部门为了追求行政效率的提高而对行政体制、行政方法及重大原则进行的变革。主要体现在行政职能的转变、行政体制的改革以及行政组织体制的改革。当代世界各国的行政改革既有改革的一般必然性，又有当代社会的特殊必然性。一般必然性主要包括：调整社会矛盾的需要、适应环境的需要以及克服行政阻力的需要；而特殊必然性则主要包括时代发展的需要、行政地位的凸显、政府自身的困境以及实现行政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需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导思想中提出要按照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建设人民满意政府[1]。由此可见，服务、法治、责任、廉洁是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向，也是引导改革实践和政府转型的灯塔。这就要求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使其在符合本土的前提下不断顺应时代潮流，逐步建立起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对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特色问题进行比较。比较公共行政比较什么呢？美国学者海迪认为，比较行政尽管有不同的视角，但最基本的是“作为焦点的官僚制”[ 2］（p．78)。 中国行政制度改革一方面在上层建筑和整个政治系统中占有重 要角色，另一方面又和企业体制一样是经济体制的核心构件。因此，
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2017年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小组围绕贯彻中、省、市、县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认真落实县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7年工作要点，扎实推进本小组负责协调的年度改革工作事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新成效，改革红利加快释放。 一、主要工作举措 （一）抓好年度改革任务的分解落实。对照县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7年工作要点，制定本小组年度重点工作推进方案。按照改革事项具体、责任分工明确、时间进度可控的原则，将专项小组负责协调的年度改革事项列入台账细化分解为55项，并逐项明确责任单位、成果检验形式和时间进度要求。各成员单位认真梳理各自改革任务，适时对接市级各部门。牵头单位县发改局和县法制办多次深入各成员单位调查了解改革工作推进情况，严格督促各责任单位落实各项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绝大多数改革任务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总体情况良好。 （二）推动出台一批重大专项改革方案。聚焦落实市委深改组会议精神，精准对接并制定出台一系列专项改革方
案，推动重大改革部署尽快落地实施。截至目前本小组共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专项实施方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专项实施方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专项实施方案》、《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等4个专项改革方案经县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正式印发实施。《关于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射洪县开展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复议权工作实施方案》等5个方案正在修订过程中，拟定于上报县委深改组会议审议。 （三）试点示范工作顺利推进。一是各项试点牵头单位普遍都比较重视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如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设点、扩权强镇改革试点、统计改革创新试点等改革任务都确定了牵头领导，成立了工作机构，制定了相关制度，为全面推进工作奠定了基础。二是改革措施比较得力。在工作中既注重顶层设计，又联系本领域本部门实际改革创新，许多改革措施值得总结推广。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试点和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两项试点任务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革试点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三是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县城西学校和金华中心卫生院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已基本完成，为我县其他同类事业单位改革提供了借鉴经验。 （四）全面落实市委深改组督导问题整改工作。按照两
《中国政府体制》复习指南（参考要点） 第一章现代政府与中国政府体制 1．现代国家和政府的基本政治理念是什么？主权在民。 2．中国国家机构由哪些机关组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二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１．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审查与批准权由哪个机关拥有？同级人民代表大会。 ２．请简要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职权。 举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最高立法权、最高任免权、最高决定权、最高监督权举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职权：国家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监督权、参与全国人大的组织工作。 ３．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度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 ４．我国的制宪和修宪机关是哪个机关？人民代表大会 ５．分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是哪个机关?人大常委会 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地位 一方面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的关系来看（略）。另一方面，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其它国家机关的关系上来看（略）。 ７．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属于常委会职权范围议案的有哪些机关或个人？委员长会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组成人员10人以上联名。 ８．根据法律，向全国人大提交的法案和议案，由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的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的一个代表团、30名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９．某街道办事处向其所在的市辖区人大代表颁发“街道办事处工作作风监督员”聘书有无必要？为什么？ 无必要，提示：因为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均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市辖区人大代表对行政机关工作自然具有监督权。 街道办事处向市辖区人大代表发“街道办事处工作作风监督员”聘书暗含着不发聘书就不能监督的意思，好像区人大代表的监督权是由街道办事处确认的。街道办事处属于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市辖区人大代表既可以向街道办事处直接提出批评建议，也可以对其上级区政府提出批评建议，其监督权受法律保护。 １０．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在什么机关担任职务？行政部门、司法部门。 第三章选举制度 １．主持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是哪个机构？村民选举委员会 ２．中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衡量一个政府是否有效最直观的标准是看其（答案:C）如何。 A.职能 B.效益 C.政绩 D.效率 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不正确的是（答案:A ）。 A.年轻化 B.科学化 C.民主化 D.制度化 政府职能是一种答案:D（）职能。 A.事务性 B.行政性 C.服务性 D.公共性 政府放权和退却的程度以（答案:B）的高低为限度 A.市场质量 B.社会质量 C.体制质量 D.组织质量 政府职能是一种（答案:D）职能。 A.事务性 B.行政性 C.服务性 D.公共性 衡量一个政府是否有效最直观的标准是看其（答案:C）如何。 A.职能 B.效益 C.政绩 D.效率 法治政府的核心是（答案:A）。 A.依法行政 B.执法必严 C.违法必究 D.依法办事 下列不是干部交流回避“四避”原则的是：（答案:C）。 A.避籍 B.避亲 C.避岗 D.避熟 E.避嫌 衡量一个政府是否有效最直观的标准是看其（答案:C）如何。 A.职能 B.效益 C.政绩 D.效率 政府职能重构的内涵包括纠补（）失灵和弥补（答案:D）失灵。 A.市场、政府 B.组织、经济 C.系统、体制 D.政府、市场 知识经济时代以（答案:C）为基础。 A.权力配置 B.组织机制 C.信息技术 D.产品更新 下列不是干部交流回避“四避”原则的是：（答案:C）。 A.避籍 B.避亲 C.避岗 D.避熟 E.避嫌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制定（答案:B）是规范审批程序、审批方式最有效的手段。 A.行政审批法 B.行政程序法 C.行政法 D.行政裁决制度 网络时代：网络时代政府结构更加扁平，由一个中心向多个中心转移，政府的权力配置呈现（答案:D）趋势。 A.集群化 B.统一 C.集中化 D.分散化 衡量一个政府是否有效最直观的标准是看其（答案:C）如何。 A.职能 B.效益 C.政绩 D.效率 下列说法关于地方政府在政治透明方面不正确的是(答案:D )。 A.政务公开 B.警务公开 C.司法公开 D.干部竞争上岗 E.任前公示 行政审批制度处理和协调的重点是：（答案:A）。 A.行政机关外部并且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 B.行政机关内部 C.上级行政机关 D.下级行政机关 下列不是有效政府的基本价值的是（答案:C）。 A.制度效率 B.技术效率 C.组织效率 D.配置效率 行政审批制度处理和协调的重点是：（答案:A）。 A.行政机关外部并且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 B.行政机关内部 C.上级行政机关 D.下级行政机关 法治政府的核心是（答案:A）。
浅议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键词：经济体制；改革；回顾；反 新中成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划为两个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划、实施了体制改革的第一冲波。十一届三中全后，以邓小平为核的第二代领导人开创了中国经济体改革的新局面。纵观这一波澜壮阔历史进程，既积累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教训。 一、要正确处理权和分权的关系 十届三中全会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容就是处理集权和分的关系，主要特点出现集权和分权的反。因此，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验，集中到一点，是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系。 准确把握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原则必须适度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责限。经验表明：集权有利于家自觉的组织国民经济的综平衡，有效地实行计经济。只有适当集权，才能统一才能保证重点建设，才能缩小地之间的差别，实现各族的共同繁荣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富；分权在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极性，提高生产效率。是，集权过多或分过头，都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十一三中全会前的经济体制革，在集权和分权、中和地方关系问题上，虽经多反复，但不是集中多，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就是分散过头，削弱了社会主义济必要的集中统一。现在我们应当吸取以往改革的教训避免走两个极端。在这问题上，既不允许存在损害家全局利益的地方益。也不允许存在损国家全局利益的部门利益。新形势下，必须更好地坚持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极性的方针。总的原则应当是：既有体现全
局利益的统一性，又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性；既要有维护国家调控权的中，又要有在集中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必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护中央权威。宏观调控权必须集在中央，中央在制订政策要充分考虑地方合理的利益和求，地方要自觉服从和顾全局，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必要权力调节好本地区的经济活。 十一届三中全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处理集和分权关系问题上，往往注意到中央和地方行政权的划分，而没有处理好国家和业的关系。国家把该由企业管的事情包了起来，既不了，也管不好，反而把自己陷于锁的事务之中。企业本身在供销、人财物方面无权出决策，只是各级行政机关的附，这就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展。因此，进行经济体改革，在处理中央和地方、权和分权关系上，首要的问题是扩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济实体。 二、必须坚持多种有制形式并存，采用多种经营方 新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变的历史证明：追求所有制经营形式的单一化和高级化，并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果只能是阻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相反，只要允许多所有制并存，采用种经营方式，市场就会活跃起来经济就会得到迅速发展。 “一·五”计划时期，过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建立了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义经济，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公合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作公有制经济有益的必要的充。调整时期，通过改革农村产关系，改革农村管体制和管理制度，
中国行政制度试题 名词解释 1、分封制度——奴隶社会中天子向诸侯、诸侯向卿大夫“授民授疆土”以建立邦国的制度，以协调统治阶级的利益。 2、九品中正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选官制度，由在中央任职的官员担任原籍地的中正，考察本州士人并按上上到下下九品给出品级以作选官依据。 3、三省六部制——隋唐时期中央行政体制的基本框架。三省指尚书、中书、门下，六部指吏、户、礼、兵、刑、工。三省既制约又合作。 4、批红——明朝时皇帝处理奏章的方式。内阁票拟后交皇帝作出最高裁决，皇帝用红笔在奏章上批答。 5、军事管制委员会——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在新收复的大城市中设立的过渡性政权组织形式，在人民解放区总部、军区及前线司令部领导下开展工作。 6、内外服制——是一种二元统治体制，即商王朝将统治区分为内服和外服两大部分，分别采取不同的统治方法和组织形式。“内服”指商王直接统治的区域，即王畿所在地。“外服”指诸侯统治的区域，其范围由王畿向四面八方延伸。 7、宗主督护制——是北魏在入据中原的过程中，面对各地豪强聚众结坞自保，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任命坞主为宗主督护，让他们行使基层行政职能的基层行政管理制度。 8、乡老人制——是明代对乡村管理所采取的一种统治方法，“老人”由州、县地方官吏在每一乡挑选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协助地方官吏统治广大乡村，负责教化乡民和处理乡民的诉讼事务，只有重大案件才诉诸官府。 9、百日维新——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双重威胁下，加之日本改革成功的影响，光绪皇帝决定采纳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改革建议，推行变法运动。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10、临时执政府——是张作霖、冯玉祥在直系军阀政府垮台后，于1924年推出已无军事实力的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组成的临时政府。中央行政机构由临时总执政、国务员和国务会议组成。 简答题 1、简述秦汉时期宰相制度的变迁。 答：秦及西汉初年实行丞相制；汉武帝改为中外朝制；汉成帝以三公宰相制取代了丞相制；东汉初年建立尚书台，后又创立领或录尚书事制度。 2、简析明代内阁制度与历朝宰相制度的根本不同。 答：从职务设置看，历朝宰相皆定员定制，明代大学士却无定员定制；从地位看，宰相是法定最高行政长官，内阁首辅不是；从职权看，历朝宰相拥有决策参与和行政执行指挥权，明代大学士含首辅不具备行政执行中指挥权。 3、简析南京临时政府行政执行不畅的原因。 答：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破坏；临时政府内部成份复杂，意见极不统一；“次长内阁”难以有效运作；没有控制地方政权，决策难以贯彻。 4、简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行政监督的新形式。 答：国防最高委员会的监督；国民党对行政活动的控制；国民参政会的监督；巡回督导团的监督；法律监督和新闻监督。 5、秦汉管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哪些灵活方式 答：（1）在杂居区，采取郡下设道的方法。 （2）在南方归附地区，采取虽置郡县和汉人长官，但对归附少数民族首领仍赐侯、王印，保持内部原有统治方式的双轨制管理模式。 （3）对内属迁人边郡的北方少数民族，一方面保留原有的国号和建制，称属国，另一方面，朝廷直接派出官吏加以监督。 （4）汉政府对北部叛服无常的少数民族派出“持节领护官”。 6、简述隋文帝对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调整的主要内容。 答：（1）确定了三公官不再兼任政府职务的原则。隋文帝正式规定三公不参加政府机构的活动，并只作为奖赏有功之臣的最高荣誉职衔，且尽量不以公官授人。 （2）确定了三省之间的分权方式。隋文帝将魏晋以来尚书省掌行政、中书省掌诏令、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讲义 李由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课程描述 一、教学目的 通过学习，掌握经济学有关制度、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了解中国经济体制（制度）改革的方式、过程、内容和绩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能够在经济活动、政府或企业管理、市场分析和咨询、学术研究等方面灵活有效应用。 在学习上，要初步掌握积极、高效的学习方法，掌握收集、整理和分析信息的方法，养成合作和分享精神，基本的逻辑分析和思辩能力，基本的科学研究能力，初步掌握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要养成怀疑、创新与实践能力，要学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课程简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研究经济转轨（转型、过渡、改革、变革）的一门学科。它主要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制度和制度变迁以及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学科，主要研究制度、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中国经济体制（制度）改革的方式、过程、内容和绩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具体内容：公平、平等与效率；制度、制度变迁；中国的渐进改革；国有经济制度的改革；农村和农业的制度改革；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财政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发展战略等。 三、学前准备（先修课程）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管理学，法学概论等方面的学科知识，并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 四、教学和学习方式 在教学上，一半课时用于课堂讲授，其他时间组织关键知识和案例的专题讨论、社会调查和课下阅读、小论文。在学习上，将研究、自主、探究性学习与灌输性学习结合起来。 五、考核方法 平时成绩占40分，包括出勤、课堂发言、读书笔记、调查访谈、体制改革案例分析等。其中，案例分析主要是对国内外体制创新和变迁的案例分析，包括事件的背景、变革过程和效果等方面的综合分析，每篇字数3000—5000字或者更多，遵照学术规范，独立完成。 期终综合考试占60分。 六、学习材料 1、相关参考书目（按出版年代为序）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人民出版社；
世界上惟一长期实行委员会制的国家是（答案:C ）。 A.法国 B.美国 C.瑞士 D.英国 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不正确的是（答案:A）。 A.年轻化 B.科学化 C.民主化 D.制度化 政府职能重构的内涵包括纠补（答案:D）失灵和弥补（）失灵。 A.市场、政府 B.组织、经济 C.系统、体制 D.政府、市场 行政审批制度处理和协调的重点是：（答案:A）。 A.行政机关外部并且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 B.行政机关内部 C.上级行政机关 D.下级行政机关 衡量一个政府是否有效最直观的标准是看其（答案:C）如何。 A.职能 B.效益 C.政绩 D.效率 有效政府以（答案:D）为政府行为的目标和评价标准。 A.行政效率 B.公共效益 C.政府绩效 D.公众满意度 干部人事制度创新以改革（答案:D）为重点，探索干部管理新机制。 A.公务员制度 B.政绩考核 C.干部人事制度 D.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 下列不是有效政府的基本价值的是（答案:C）。 A.制度效率 B.技术效率 C.组织效率 D.配置效率 （答案:C）是社会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A.组织质量 B.机制质量 C.市场质量 D.体制质量 知识经济时代以（答案:C）为基础。 A.权力配置 B.组织机制 C.信息技术 D.产品更新 责任政府建构的关键在于正确的归责原则基础上的（答案:B）制。 A.首长负责 B.政府问责 C.行政监督 D.引咎辞职 重塑政府的改革趋向体现在“控制行政理念”向（答案:C）转变。 A.即使行政理念 B.信息行政理念 C.服务行政理念 D.人本理念 有效政府以（答案:D）为政府行为的目标和评价标准。 A.行政效率 B.公共效益 C.政府绩效 D.公众满意度 下列不是有效政府的基本价值的是（答案:C）。 A.制度效率 B.技术效率 C.组织效 D.配置效率 （答案:B）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立议会监察专员公署的国家。 A.德国 B.瑞典 C.美国 D.英国 下列不是有效政府的基本价值的是（答案:C）。 A.制度效率 B.技术效率 C.组织效率 D.配置效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它是（答案:B ）。 A.最高权力机关 B.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最高行政机构 C.最高司法机关 D.最高军事统辖机关 政府职能是一种（答案:D）职能。 A.事务性 B.行政性 C.服务性 D.公共性 下列关于地方的专有权力不正确说法的是(答案:B)。 A.地方教育事业 B.维护社会治安 C.地方财产管理 D.本地区财政、税收、工商、贸易管理 邓小平关于对权力实施监督的观点主要是（答案:A,C,D,E ）。 A.党内监督 B.舆论监督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按照胡绳提出并得到党史界多数人赞同的中共党史历史时期划分，这个时期无疑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分量既重而研究又比较薄弱的部分。由于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论著很多，涉及面非常广（多数不是史学论著，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研究论著，但对历史又有所涉及），加上这24年毕竟离我们太近，有些事情还看不清楚。因此，本文仅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作一点介绍，遗漏和错误恐怕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一、研究概况 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多从实证的角度，描述改革的过程，并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二是外国，多从比较角度，探索中国的改革。 （一）国内研究方面，又可分为两种研究，一是搞研究的学者型论著；二是参与决策的官员型回顾和描述。 第一类的代表作有：学者方面的有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张宇燕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吴敬琏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汤应武的《抉择——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程》；苏东斌主编的《中国经济特区史略》等。第二类的代表作有：《薛暮桥回忆录》、朱佳木的《我所知道的三中全会》以及许多国家领导人的文集等。 “九五”期间，受纪念改革开放20年和建国50年的推动，国内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热潮，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 张卓元等主编的《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樊纲的《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张军的《“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张宇的《过渡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王辉的《渐进革命－－震荡世界的中国改革之路》(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的《透过历史的表象－－中国改革2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宋承先的《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张军的《中国过渡经济导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邹东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基本经验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在丛书方面，则有：中宣部理论局组织著名学者或部门领导编写的2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丛书(作者有桂世镛、龙永图、王梦奎等，学习出版社，1998)；国家体改委研究所和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共同组织编写的“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丛书”(16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其中属于经济类的有：《中国农村改革20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20年》、《中国所有制改革20年》、《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20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20年》、《中国就业体制改革20年》、《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20年》、《中国财政改革20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20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20年》、《中国对外开放20年》；伍柏麟主编的“中国经济改革20年系列研究丛书”(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10种：伍柏麟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理论20年》、张军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李慧中的《中国价格改革的逻辑》、石磊的《中国农业组织的结构性变迁》、张晖明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袁志刚、方颍的《中国就业制度的变迁》、张杰的《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华民的《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尹翔硕的《中国对外贸易改革的进程和效果》、陆德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因分析》。 此外，还有：杜润生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高尚全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20年基本经验总结》(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韩志国等主编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制度效应》(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周振华的《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王全火等主编的《跨越贫困－－改革开放20年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胡耀苏、陆学艺主编的《中国经济开放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江瑞平等著的《国有企业的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摘要：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一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二要必须理顺所有制关系，坚持多种所有制并存，采用多种经营方式；三要加强经济理论研究，防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片面化、教条化；四要注意清除小生产思想的影响，代之以崭新的现代化思想、观念和习惯。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回顾；反思 新中国成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规划、实施了体制改革的第一冲击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开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局面。纵观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一、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主要特点是出现集权和分权的反复。因此，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要准确把握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原则，必须适度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责权限。经验表明：集权有利于国家自觉的组织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有效地实行计划经济。只有适当集权，才能统一，才能保证重
点建设，才能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别，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分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但是，集权过多或分散过头，都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在集权和分权、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虽经多次反复，但不是集中过多，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就是分散过头，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现在，我们应当吸取以往改革的教训，避免走两个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既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地方利益。也不允许存在损害国家全局利益的部门利益。在新形势下，必须更好地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总的原则应当是：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调控权的集中，又要有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中央在制订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地方合理的利益和要求，地方要自觉服从和顾全大局，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必要权力，调节好本地区的经济活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处理集权和分权关系问题上，往往只注意到中央和地方行政权力的划分，而没有处理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国家把应该由企业管的事情包了起来，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反而把自己陷于繁锁的事务之中。企业本身在产供销、人财物方面无权做出决策，只是各级行政机关的附属，这就严重束缚了生产
中国古代中央行政体制的研究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出现，公共管理事务逐渐变得繁杂，管理机构不断的根据国家的发展，建立了行政组织的管理机构和体系与行政组织的运行机制。根据行政组织体制的不同，中国古代中央行政体制有不同的形式和阶段，是中国古代行政体制逐渐成熟和完备的历程 关键词：中央集权皇权相权 通过对从秦汉时期到明清时期的中央行政管理体制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央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化与调整大致呈现：围绕皇权与相权的制约和行使而形成的机制；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之间具有明显的世袭、继承性；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是促使行政管理体制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一、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 随着标志中国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国建立，秦王朝根据历代王朝中央行政体制，继承和发展了“三公九卿制”，三公九卿就是君主之下有若干最核心官员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作为中央领导出纳王命、主持国家政治、军事、和监察事务，组成权利中枢机构，统领分掌全国各部政务的众卿。在秦朝的三公分别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职务就是辅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但无统兵权，太尉的职责是协助皇帝总领全国军事但无调兵权、御史大夫的职责是监察并帮助丞相处理政务。九卿分别是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到了汉代中央机构设置基本上都是沿袭了秦制，由于社会的发展，西汉时期中央行政事务部门不但机构名称有所改变，三公变革中，丞相府机构的到较大发展，丞相府属官众多作为中央最高决策机构，御史大夫地位得到较大提高不但可以劾奏不法大臣，而且奉命审理有罪官吏，虽位居副丞相的位置辅助丞相统领大局，但是御史大夫职责主要还是执法纠察，太尉则变成汉朝的最高武职和皇帝的最高军事顾问，九卿制度变革在汉代则是机构组织更加健全、分工进一步调整和细致。职能进一步完善，到了东汉时期虽然中央机构名称再一次改变，内部结构的调整，九卿归属三公管辖，尚书台成为主要中枢决策机构，分管六曹分支行政机构，虚化三公九卿的机构设置，使得分支机构大量裁减，官吏编制压缩，职能作用转变，政治地位和权势下降 三公九卿制机构各府是秦代国家中央中枢决策机构，设置分掌政治、军事、监察大权，三个机构互不统属，有明显的监督作用，但是最终决策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上，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皇帝专权集权统治的特色。九卿机构中只有廷尉、治粟内史、典客跟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有密切关系，其余都是皇帝私人或皇室服务机构，负责皇帝私人事务的内廷机构与掌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外廷机构还没分出来，也是封建皇朝早期机构设置的特色。 但是三公九卿制作为在基于秦代10多年的发展，在经过汉代发展健全，为以后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机构不断完善成熟、发展打下基础。并为后世历代所沿袭。是中国古代社会官僚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对中国古代中央政府的行政体制组织形式的概括。三公九卿制两级机构组成以君权为核心的金字塔式中央行政体制，但是权利在君权与相权中的动态平衡，并一直在为强化皇权的核心运作。
试述政府职能重构的目标。 答：随着开革开放的深入，现代化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政府职能在很多时间里已经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现在的中国迫切需要对政府职能作适当的调整，以适应快速发展的这个时代。而构建政府职能最主要一点是要有明确的目标。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个人看法：首先，要完善各种法律法规。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执政的核心。法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管理各种政务的主要依据。不完善的法制，成旧的法制都会制约政府职能的实现。就拿金融市场来说，我国进入世界八百强的银行有84个，资本占9%，但利润却占25%，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银行业务是一个暴利行业。许多银行现在还在实行信用卡“全额罚息”。不仅影起了消费者的不满，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我们的银行监管部门对此无能为力，原因是他们银行有法可依。不过法律还是70年代制定的，已不再适合当今快速发展的银行业务。其次，大力引进高学识，高能力的人进入政府管理机构中任职，大胆提拔人才。一直以来我们政府存在一种按资格，按年龄决定升迁的潜规则。这就使我们的政府部份存在许多结构老化的现象，也打击了有为青年做大事，做好事，做成事的积极性，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实现。最后：要重新培养政府的公信力，让政府真正进入到人们心中！政府职能的实行很大程度取决这个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由于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的问题，我们政府的公信力变的很差。比如一些假借集体利益强行征地的现象时有发生，再比如乱摊派的事情屡见不鲜，还有仗势欺人的事情，一些公务人员服务态度恶劣的现象处处可见。老百姓都不信任政府了，政府能做成什么大事是不可能的。 试述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 。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学习，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严治政，依法行政，努力建设廉洁、勤政、规范、务实、高效的政府。首先，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建设学习型政府。通过学习，进一步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信念，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做到不迷失方向、不偏离中心；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不断增强统揽全局、科学决策的能力，做到指导工作不违背规律、不脱离实际；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矛盾的战术本领，不断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次，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建设创新型政府。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都要有新举措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通过开展“解放思想、加快发展”大讨论，彻底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式，克服小富即安、温饱即满的落后意识，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再次，转换职能、转变作风，建设服务型政府。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做到政企、政事、政社分开，实现经济管理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管理方式由行政控制型向行政控制和规范服务结合型管理转变；行政职能由全能政府向主要提供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转变。再其次，依法行政、讲求诚信，建设法治型政府。继续实施依法治市方略，深入开展“四五”普法教育，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最后，廉洁自律、率先垂范，建设廉政型政府。全面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实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切实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把为人之本与为官之道统一在党性原则之下，从点滴小事做起，当好表率，防微杜渐。 第3题(10) 分简述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应该具备的构成要素。 答:（一）要有明确的服务理念（二）要完善约束机制，建立完整正确的评议监督机制政府工作绩效评价体系（三）建立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和现代化服务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