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DP与GNP差额来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存在GDP小于GNP
的客观事实。并且，与GNP核算体系相比，在GDP核算体系下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被高估，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如此继续下去，这将不利于中国双向开放战略的实施，更不利于中国经济全球化布局。为此，在新时期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亟需实现GDP驱动向GNP驱动转变。有三个方面理由：一是从理论上来看，根据邓宁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来看，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密切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GNP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经历资本净输入国准备阶段、资本净输入国阶段、从资本净输入向资本净输出国阶段转变阶段、资本净输出国阶段；二是从国际经验来看，在人均GNP处于5400―9000美元之间的阶段，实现从GDP驱动向GNP驱动转变，既是发达经济体对外开放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积累的真实水平与状况；三是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在物质积累、全球分工体系、开放战略上均具备实现从GDP
驱动向GNP驱动转变的有力条件。可以说，这一转变将有利于推进中国双向开放战略，打造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有利于中国经济全球化布局，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有利于实现中国与投资东道国的互利共赢，共同创造经济增长。为此，
本文提出四点思考与建议。一是从宏观战略上，适应、应对、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应以GNP驱动为引擎，加快构建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积极承担起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与身份。二是从政策导向上，中国应构建一个开放型现代财税和金融制度，适应日益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三是从政绩考核上，选取若干省份，推进GNP核算体系试点改革工作，积极探索实践经验并及时总结出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更好适应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与全球经济布局。四是从微观视角上，健全完善鼓励并支持企业“走出去”相关配套政策体系。
关键词：GDP GNP 对外开放战略
一、中国GDP与GNP存在较大差额及其原因分析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破解“储蓄短缺和外汇短缺”双缺口格局，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投资政策鼓励吸引外资，吸引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这形成了以GDP单一驱动的资本净输入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张茉楠，2015）。在这种增长模式下，它的确加速中国的资本积累，带来了就业增长，提高了国民收入。可以说，在经济起飞阶段，中国吸引外资的对外开放战略常常被当做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的
重要因素之一。在此战略下催生了中国成为资本净流入国，表现为GDP小于GNP。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NP 累计比GDP少28万亿元，平均每年少728?|元左右（参见表
1）。事实上，GNP 与GDP 的差额主要取决于来自国外的初次分配收入净额大小。经测算，在初次分配中，2016年来自国外的收入比中国向国外支付的收入少了约为440亿美元，是2000年的3倍左右。并且，来自国外的收入比中国向国外支付的收入平均每年少约为192亿美元左右（参见表2）。由此，在理清出GDP与GNP之间的差额的事实以及原因后，两者差额对对外开放战略到底带来何种影响呢？具体来看，在GDP与GNP不同核算体系下，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
二、以GDP核算体系相比，GDP核算体系下的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被高估，导致贸易摩擦时长发生
在GDP和GNP不同核算体系下，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存在较大的差距。从静态来看，在GDP核算体系下，2016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为5097亿美元，比在GNP核算体系下约高出1140亿美元。对外贸易顺差被高出的1140亿美元，按照当年的平均汇率来换算，大约为7572亿元，约占2016年GDP的1%，相当于2016年甘肃省GDP。从动态来看，在GDP核算体系下，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从2000年的241亿美元猛增至2016年的5097亿美元，年均增速为21%；在GNP 根据西方经济学定义，GDP和GNP具有如下关系：
GNP=GDP+国外净要素收入。据上所述，GNP核算体制下的贸易顺差应该等于GDP下的贸易顺差减去外资企业的顺差，
即：贸易顺差（GNP）=贸易顺差（GDP）-A×外资贸易顺差。根据裴长洪、盛狄（2007）研究，将独资企业占投资额占外商直接投资额比例和非独资企业占比。关于如果假定除独资企业外，外商直接投资其他类型的企业中外资股份占30%（考虑到外资企业偏爱股权控制（测算过程见表4）。核算下，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从2000年的227亿美元猛增至2016年的3958亿美元，年均增速为195%（参见表3）。由此可见，在GNP核算下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增速比对应的在GDP核算下的贸易顺差增速要少15个百分点。进一步，平均来看，在过去十五年间，在GNP核算下的贸易顺差是对应的在GDP 核算下的贸易顺差的60%，也就是约有40%的贸易顺差是由外资企业所产生的，这显然对中国威胁论、中国是贸易顺差大国的一个有利的还击。所以说，若仅采用GDP核算方法，而忽视GNP核算方法，这就容易高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在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的成本与风险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利影响，对我国推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带来挑战。
三、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发展战略亟需从GDP驱动向GNP驱动转变
（一）理论依据：邓宁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
根据邓宁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来看，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密切关系，随着经济的
发展和人均GNP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将经历四个发展阶段：资本净输入国准备阶段、资本净输入国阶段、从资本净输入向资本净输出国阶段转变阶段、资本净输出国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净输入国准备阶段，表现为对外资总的流入量不大，净对外投资额为零或者接近于零；第二阶段是资本净输入国阶段，表现为外资大量开始流入，净对外投资额为负数并且不断增加；第三阶段是从资本净输入向资本净输出国阶段转变阶段，表现为净对外投资额逐渐由负转向正数，这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专业化国际直接投资过程的开始；第四个阶段是资本净输出国阶段，表现为净对外投资额为正数，对外直接投资增幅明显快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幅，表明国家的企业开始具备较强的所有权优势，并具备发现和利用外国区位优势的能力。（二）国际经验：从GDP驱动到GNP驱动是发达经济体对外开放战略的必然选择
根据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从GDP驱动向GNP驱动转变，既是对外开放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积累的真实水平与状况。从经验数据来看，大体上，在人均GNP处于5400―9000美元之间的阶段这个区间测算依据是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提供美国和日本、德国分别在1962-2015年和1972-2015年GNP和GDP数据观察后发现，美国在1970年人均GNP为5380美元、日本在1980年人均
GNP为9280美元、德国在1974年人均GNP为5680美元的期间，GNP规模趋势性高于GDP。这个测算区间，比邓宁（1981）年所算的2000-4750美元的区间要高一点，主要是样本年份选择和价格指数不同。，美国、德国、日本分别在1970年、1974年、1980年之后，国家经济增长不再是GDP 单一驱动，而是实现由GDP驱动向GNP驱动转变，并且GNP规模时常超过GDP规模（参见图1）。
以美国为例，在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重点不再仅仅依靠于国内市场，而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联合发力。在海外市场，美国以私人投资为主，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重点面向拉美国家和中东地区进行制造业、石油业等投资，获得巨额的利润，总能保持15%的投资收益率，创造大量海外资产（仇华飞，2014）。海外投资也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就业机会，成功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型与升级，形成一大批如微软、IBM、苹果、通用电气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加快美国以GNP驱动促进经济增长。
以日本为例，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确立从“贸易立国”向“投资立国”的战略转型目标，经济重心就开始逐渐向海外转移（李真贤，2004），转移出去的产业主要是中低端产业。一是面向欧美国家，日本进行机械、电机、运输机等资本密集型行业海外投资，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出口基
地，扩大在当地国的市场份额，以及避免日美贸易摩擦。二是面向亚洲国家，日本进行化学、钢铁、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海外投资，其目的是淘汰落后产能和转移重化产业，加快促进本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罗成、车维汉，2015）。三是对于本土来说，日本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投入新材料，人工智能，医疗，生物，新能源，物联网，机器人，高科技硬件，环境保护，资源再利用等新兴领域投资。因此，日本投资立国战略成功实施，既实现了国内重点投资未来前沿高科技产业，提升国家竞争力，又实现在国外转移中低端产业获得海外资产收益，加速国民财富的增长。
（三）中国具备从GDP驱动到GNP驱动转变的有利条件
从物质累积来看，参照发达经济体国家的经验标准值来看，目前中国经济体量高达11万亿美元，居于全球第二，人均GNP接近8000美元，恰好处于发达经济体实现由GDP 驱动向GNP驱动推进财富积累的经验区间（参见图2）。在这一区间，中国将实现从资本净输入国逐步转变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不再是GDP大国，而是GNP大国（青衫老祖，2015）。据统计，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指出，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356亿美元。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超过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007亿美元。对外投资首超吸引外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根据国际经验，每个经济强国的崛起，无一不与大量资本输出有密切的关系。英国是19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也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资本输出国。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首后，一直以来就是头号资本输出强国。日本、德国也是依靠大量的资本输出，带动国家财富增长。由此可见，在资本净输出国的发展阶段，单一GDP 驱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已不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终将被改变。
从全球分工体系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扎实推进，中国不仅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而且也正在成为世界主要的投资母国之一。未来，中国高铁、装备制造业等行业“走出去”的步伐将越来越快，需要进一步通过异地投资、兼并重组、国际产业技术联盟、参与全球创新网络的等手段，实现由产品输出到产品、技术、资本、服务输出的转变，全面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的位势，实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由此可见，以国土原则统计的经济增长已不适应新阶段双向开放战略的实际需求。
从开放发展战略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M成部分，指明了新时代中国
对外开放战略的前进方向。一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是推进双向开放的重要载体，这就要求发挥外商投资在推进供给侧结构型改革、实现经济向更高形态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增强中国的国际引资竞争力，吸引更多优质的外国投资者参与我国建设，同时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创新更多企业对外投资合作方式，主动对接国际高端要素，积极构建有利于整合全球资源的价值链、供应链、物流链，增强统筹国际国内两大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做强做大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市场主体。由此可见，以国民原则统计的经济增长更符合新时代双向开放战略的要求。
（四）中国实现从GDP到GNP驱动转变的战略意义
一是有利于推进中国双向开放战略。GNP驱动不再是通过“被动性开放”创造经济增长，而是通过“主动性开放”统筹国外资源和市场同时开发，打造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将加快推动中国由“对外开放战略”向“双向开放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完善中国与投资东道国的双向投资布局、贸易布局、生产布局，推动国际合作园区和国内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促进对内创造增长和对外创造增长相互促进，实现包容共享的发展理念，构建开放型的经济强国，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二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全球化布局。GNP驱动不是仅仅依靠
于国内市场创造经济增长，而是依赖于全球市场创造经济增长。这将加快推进中国由“贸易立国”向“投资立国”转变（杨宜勇，2017），加速推进以中国公司为主导，服务于中国公司的一种跨国整合模式的“走出去”战略，加快中国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铁等行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提高全球资源和市场配置能力，切实有效布局中国自身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利益汇合点和优势互补点，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走出一条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自主创新之路。
三是有利于实现我国与投资东道国互利共赢。GNP驱动不再局限于把全球优质资源“请进来”，而是构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互利共赢、共建共享的世界开放格局，实现全球经济经济增长（巴曙松，2015），这将有利于中国与投资东道国共同创造经济增长，既加快中国海外资产的GNP
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积累，又增加当地的就业、税收和资本，以及投资东道国GDP增长，最终实现经济共同增长。
四、思考与建议
正如前文分析，未来中国开放发展战略要实现GDP驱动向GNP驱动转变，这就要求在宏观战略、政策措施、合作方式等各个方面要适度改革与调整。
一是从宏观战略上，适应、应对、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应以GNP驱动为引擎，加快构建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
积极承担起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与身份。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新时代，需要适应全球化新格局，主动进行全球化布局，扩大对外投资，开辟在海外获得收益的新渠道、新途径。未来在GNP驱动背景下，宏观战略的核心问题不再是聚焦在以经济增长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上，而是要站在全球化大格局下，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方面统筹规划与部署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战略。参照美日经验，在本国跨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之时，外交、军事战略部署是先行，而经济、政治、文化输出是后行。因此，中国应尽快制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五位一体的国家对外开放发展的战略框架体系，以GNP引擎引领未来对外开放发展战略，更多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扩大中国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二是从政策导向上，中国应构建一个开放型现代财税和金融制度，适应日益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在资本净流入国的发展阶段，财税制度和金融制度更多以服务本国经济，创造本地经济增长。未来，在GNP驱动背景下，制定和实施财税、金融政策措施不再是以中国境内经济增长的视角，而是要统筹考虑中国境内外创造经济增长的视角。这就要求以全球化视角深化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在财税政策方面，要加快以消费型增值税代替生产型增值税，构建激发各经济行为主体积极性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
在金融政策方面，要加快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构造一个与经济贸易强国相匹配的大国金融政策。
三是从政绩考核上，选取若干省份，推进GNP核算体系试点改革工作，积极探索实践经验并及时总结出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更好适应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与全球经济布局。正如前文所分析，尽管GDP核算体系有其便利性，并与相关宏观经济指标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但是它只能反映国土范围内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每年在GDP账目上表面来看是逐年增加的，但是大量的生产利润和创造收入却是大量流出的不在统计范畴内。并且，过度依靠于GDP考核，也不利于中国自主创新研发和民族品牌创立。为此建议，在未来政府政绩考核上，应赋予对外投资与招商引资同等重要的权重，实现GDP核算体系考核向GNP核算体系的转变。在经济发展较好的沿海地区，选择1-2个省或1-2个城市推进GNP试点改革工作，积极探索实践经验并及时总结出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有利于打破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发展模式的固有思路，有利于更多地培养本地优秀企业和优秀人才，实现地区经济从增量发展型过渡到高质发展型，更好适应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与全球经济布局。
四是从微观视角上，健全完善鼓励并支持企业“走出去”相关配套政策体系。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开放战略实
施中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但却不可避免地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审批繁琐。往往是企业在境外都选择好了投资项目，等办完一系列需要履行的审批手续时，却发现该项目已经被其他国家的企业拿走。繁琐的行政审批，就这样阻碍了企业“走出去”步伐，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又如，融资艰难。当前“走出去”的企业在融资方面却受到很多制约，企业贷款信用担保渠道比较单一。为此建议，在GNP
驱动背景下，中国对外合作方式上不再是单向“引进来”，也不是单向“走出去”，而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拓展国民经济发展新空间。这就是说，招商引资和对外投资相结合，遵循“平等互利、?v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健全完善鼓励并支持企业“走出去”相关配套政策体系，主要包括政府引导搭建“走出去”各种类型的经济合作平台、“走出去”各项业务的管理体制、推进“走出去”政务电子化和信息化促进机制、健全配套的社会服务支撑体系、完善财税、金融政策的支持、防范投资各类风险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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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霄伟，国家信息中心综合管理部。）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心得体会范文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致富之路，也是强国之路，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创举，下面是精心整理的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学习和参阅。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心得体会范文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系列论坛第三场活动已于11月13日开播，论坛采用主题宣讲和在线交流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此次论坛活动主要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xx大以来相关领域发展成就座谈宣讲，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xx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主办，期间通过组织干部群众以真人、真事和真实感情，讲述平凡岗位的工作者在改革开放中的生活变迁和奋斗故事。这部大型政论专题片是迄今为止，首次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权威、全景报道。该片展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体制机制和实践成果，展示了改革背后的故事和攻坚克难的历程，展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 论坛开播形式还是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的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是党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有利于党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民主行政。这些国家首要官员与网友在线进行交流，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我心中，我只在电视上见过他们，像是永远活在电视上的人。这种设置是网络民主的一种积极实践，不仅拉近了群众与国家领导的距离，还有利于我国民主政治的推进，有利于公民更好地实现政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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