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体制的政治学定位
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经历了整整３０年的改革开放，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这种政治体制与改革以前的体制相比较，有什么新的特点？我们可以对中国现行体制作如下描述：
首先，相对于改革以前的政治上传统体制，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通过市场经济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日益扩展的自主社会空间，存在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领域的有限的多元化。中国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仅限于与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领域。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
其次，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体系，作为执政党组织整合与党内凝聚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去乌托邦化”，不再具有原来的平均主义的目标意识。执政中心力求以经济实效性，以对美好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追求，来获得社会成员对执政党与政权的支持。
再次，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继承了自建国以来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但与此同时，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监督机制的缺失所引起的弥散性腐败的危险仍然存在。
质言之，当代中国非政治领域的有限多元化、私域自由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以及执政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的存在，这几个特点构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中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３０年里，已经成功地通过“维新模式”而不是革命模式，完成了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政治集中”体制向更具多元性的社会政治模式的转变。这种历史转变，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与向未来民主化的“软着陆”，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随着市场经济导致的自主性的利益主体的明晰化，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在法制约束下的讨价还价的协商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游戏规则与互容性价值观念的增长、乃至网络的普及与政治文化上的宽松化，这些因素将进一步促成中国民主政治条件的成熟。［1］
如果说，以上是对中国模式的特点的描述，那么，用什么核心概念可以表征这种新型的政治模式的特点？当代中国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结构中？如何判断这一结构的类型特征？这是中国变革实践对国际政治学理论界提出的课题。
从政体类型学角度而言，国际政治学界有学者把这种体制归入宽泛的“威权政治”，因为执政精英在保持权威控制的同时，现代化体制内已经出现了有限多元化，从而具有了现代化导向的新型权威政治的一般特征；然而，单纯运用这一概念来表征中国的体制，仍然是不全面的，它没有揭示出中国改革中形成的体制与传统革命体制之间的历史承续关系。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政体
从转型政治学看三十年中国变革
□萧功秦
内容摘要现行的中国政治模式是一种介乎于完全没有社会多元化的全能主义旧体制，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来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相对于世界各国已有的转型模式而
言，这种可以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的体制，是转型分类学上的一个新的“物种”。这
一发展模式所具有的对变迁过程的可控制性，经济动员能力与整合资源的优势，以及它在转型
中面临的问题、困难与矛盾，均可以从这一模式的结构特点中得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
治发展路径的研究，理应成为国际范围内的“演化政治学”研究最有希望的领域。
关键词转型政治学中国——越南模式路径依赖
作者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２００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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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是社会主义全能体制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发展并演化出来的一种混合型态，与一般意义上的权威主义（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模式相比，无论在历史背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国家的组织资源方面，还是在对社会的动员机制与社会多元化程度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由于当今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是从原来的列宁主义全能主义体制（Ｌｅｎｉｎｉｓｔ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Ｒｅｇｉｍｅ）中逐渐演变过来的，因此，运用“后全能主义”（Ｐｏｓｔ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来概括当今中国政治的特点，确实能表达这一新的政治结构模式与传统全能主义之间的历史连续性。然而，后全能主义只是一种历史时段的描述，没有能揭示结构特点。因此，进而综合以上两方面特点，把这种体制定义为“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Ｐｏｓｔ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ｔｉｃＮｅｗ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Ｒｅｇｉｍｅ），即从全能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演化过来的现代化的权威体制，应该认为是比较确切的。由于中国３０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实效，执政中心的权威合法性已经获得了新的基础，政府也在社会利益分化过程中获得了包括新阶层在内的新的社会基础与支持者，因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一新体制实际上已经具有了政治结构上的稳态性与持续性。这种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演变过来的体制，将在未来经济发展到一个更新的阶段，才可能向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新型民主政治形态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行的中国政治模式或体制是一种介乎于完全没有社会多元化的全能主义旧体制，与未来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
转型分类学上的新物种
人们自然还会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从全能主义的政治结构中演变为现行体制的？这种变革采取什么样的历史路径？中国的这种转型政治体制对于经济发展有什么特殊优势，面临什么样的发展矛盾？所有这些问题，均可以纳入到转型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中来。“转型政治学”（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就是转型期政治学，它运用政治学、社会学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概念，来考察一个国家从传统体制向现代化体制转变过程中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以及相关的思想文化现象。它以研究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迁与发展路径作为考察的焦点。
转型政治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经是一门相当重要的新的政治学领域，并已经出现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研究拉美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学者菲立普·施米特，曾提出了“转型学”（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ｌｏｇｙ）这一概念。转型学最初是由拉丁美洲
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形成的跨学科理论学科。“转型学”这一概念把研究者的视线，引导到转型的历史过程上来。从转型政治学视角来看，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可资比较的政治转型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拉美模式、南欧模式、东亚模式、苏联东欧模式等几种类型。各种政治转型模式都有其独特的转型特点。
属于南欧模式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长期处于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密切互动的特殊环境中，并在这一背景下，形成为一种由比较成熟的权威主义，向多元竞争型民主体制成功转变的类型。由于该国内部的市民社会与法制约束力，在市场经济长期有序发展过程中逐渐自然发育成熟，这种民主政治模式具有强国家与强市民社会相结合的结构特征，社会经济整合过程较为顺利，因而被国际政治学界视为从权威政治向多元民主政治瓜熟蒂落地顺利过渡的典型。
而拉美模式的主要特点是，这些国家是在激进的民粹主义政治与保守的军事权威政治之间的拉锯互动中演进的，因而社会发展存在着类似于周期性的动荡与冲突。
苏东模式则是通过激进的“大爆炸”方式，即经济与政治的“休克疗法”，来实现从一种全能主义体制向异质的西方多元体制的政治转变。这类国家又可细分为两种不同亚类型，其中原先有过市民社会与多元民主传统的国家，如捷克，波兰，东德与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能比较顺利地再次转型为多元政治体制；另一类缺乏此类历史背景与传统的国家，如哈萨克，吉尔吉斯，格鲁吉亚向多元民主体制的过渡，则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与困境。这种类型国家的“国家——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弱国家”与“弱社会”的共存。这种“双弱结构”可以解释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何以如此不稳定，何以充满陷阱与挫折，也可以解释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何以可能在此类国家内部轻易发生并此起彼伏。
东亚模式，即四小龙模式，是在冷战过程中，在两大阵营的对立冲突与压力中，通过经济发展中逐渐壮大的市民社会与中产阶级化，而完成了从权威政治走向多党竞争性民主的转变。
国际学术界在对以上四种不同的转型模式的研究中，都产生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学学者，例如林兹对南欧模式的研究，施米特与奥当诺对拉美模式的研究，普沃斯基对东欧转型的研究，等等。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视角来看，中国的转型模式与上述所有模式均不相同。中国的政治变迁有其独特性，如上文已经提到过的，一方面，中国的现行体制具有全能主义体制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了新型的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对现代化进程的有效政治整合，因而中国转型模式不能归入已有的类型或模式中的任何一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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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相对于己有的前面四种转型模式而言，中国在社会主义执政党的主导下，通过适应市场经济变革而逐渐形成的“后全能型权威主义”是转型分类学上的一个新的“物种”，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它的特点是，承继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资源的执政党，具有强大的对变迁过程的可控制性，以及整合资源的政治优势。它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成功，它在转型中面临的问题、困难与矛盾，也可以从这一模式的历史特点与结构特点中得到解释。从中国与越南的转型实践来看，这种体制具有更为鲜明的政府主导型的特点，它向民主政治的发展，一般而言，也更具有自上而下的推进的特色。迄今为止，国际政治学界还较少有学者对中国这样一个从社会主义全能体制演化过来的新型政治结构，做过宏观的系统的类型学考察。
要把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就必须把中国模式放在与上述这些转型模式相比较这一更广阔的架构上来考察。这种模式比较，可以提供更宏观的视野，启示研究者从国际转型政治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从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比较变项中，例如，从历史背景、政治精英形成的方式、转型战略、政治约束条件、意识形态在转型中的重要性，以及意识形态转型方式，权威合法性转换，政治参与方式变化，社会自组织系统的特点，政治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改革的政治约束条件，路径依赖程度等等各个方面，来考察我们国家的转型模式的特点。只有通过宏观比较，才能形成具有中国本身特点的政治发展理论。
元老派改革精英的形成与中国变革
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渐进的制度转型道路，而不是选择前苏联那种激进的大爆炸（ＢｉｇＢａｎｇ）式的“革命模式”？为什么中国选择摆脱平均社会主义旧体制的道路时，采取的是渐进地走向“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而不是急剧的西方式的多元民主化？要解释中国采取的变革路径的原因，不能简单地从哲学或某种抽象的理论推衍，而只能从中国改革以前的历史背景来解释。考察中国变革以前的历史背景，是研究中国的体制转型的出发点。
以中国而论，中国２０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对转型模式选择的影响在于，中国在改革以前有一个“文化大革命”。这是激进平均主义理想主义发展到极端的“异化状态”的产物，极左的平均主义与文化专制相结合的旧体制，以荒诞的方式，从反面深深地刺激并从而教育了广大中国民众、知识分子以及执政精英中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其物极必反的后果就是，加速了人们从这一体制的乌托邦幻觉中摆脱出来的思想解放过程。从人类历史上看，权高位重的上层政治元老精英一般总被认为是传统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与思想保守者，但中国的“文革”灾难，使元老革命家绝大多数均成为被极左体制打击的对象，这些革命元老派的苦难经历，使他们成为体制的受害者并进而大彻大悟，从而转变为坚定的改革者。由于全能主义体制具有的高度集权性，体制内部元老派政治精英的思想转变，对于中国此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
以邓小平为首的革命元老人士一旦成为改革精英，他们特有的政治资源，就会有利于形成走向渐进演化的转型路径选择。一方面，他们在长期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们对任何激进主义思潮都十分敏感，当那些可能对政权构成激进挑战与偏离的种种现象或因素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受到他们有效的抑制，他们也决不会放任任何挑战革命理想的激进“革命”发生。这是中国选择威权主义方式，而不是大爆炸的激进方式走出全能主义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相比，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元老派改革精英，他们在体制内长期积累的威望，使之能有效地整合政治资源；他们长期的体制内政治经验与阅历，使他们对体制内的游戏规则了如指掌，他们还具有把握火候的微妙的分寸感与平衡能力；他们所拥有的丰厚的组织人脉资源，使之能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改革同志，使他们能在推进改革时遇到失误与挫折时，仍然能进退自如。所有这一切，都是苏联出自偏远地区党委的、由于前辈年迈或病故的幸运的“减法原则”而乘“直升飞机”上升的戈尔巴乔夫所不具备的。在中国改革进行过程中，执政精英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由于经济发展的实效而进一步增加。这一权威资源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用来推进新的变革，从而最终实现体制的渐进转型。
“中国——越南模式”的演化路径
如果从转型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采取了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特殊历史路径。笔者注意到，我国一些经济学家运用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演化经济学的一些分析概念，用来对照中国经济改革时，发现中国的经济变革的政策经验，恰恰与演化经济学理论有着惊人的联系［2］。如果我们能从演化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中，进一步提升、抽象、并概括出更具普遍性的演化发展理论，那么，人们一定会发现，中国政治变迁过程，也恰恰同样符合演化理论概括出来的一些基本特点。用“演化政治学”来形容中国转型政治的特点，确实是再适合不过了。我们可以从演化经济学提供的理论启示中，对中国３０年的政治发展的特点，在理论上归纳为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是中国模式演化的试错性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执政精英，强调实践中的摸索，来寻求摆脱旧体制的发展路径，即不是从已有的先验原则或信条为基础，而是通过面临具体问题时，运用传统政治体制提供的执政党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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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资源，在人的理性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诸多制约中国发展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之前，在人的理性决策能力与解决困难的复杂性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的情况下，即存在着演化经济学家所称的巨大的“能力——困难缺口”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实践、摸索，通过学者们所说的“路径障碍，撞击反射，边缘尝试，逐步推进”的方式，逐渐形成行之有效的政治与经济政策。从农村承包制度为起点的农村体制改革到双轨制、分税制、证券市场的发展，均可以看到这一特点。人们常说，中国改革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与“投石问路”的方式前进的，“投石问路”是“撞击反射”原则的最形象表述：通过投出去的石头受到看不见的东西撞击后发出的声音，来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在信息不全、理性判断力不足的条件下保持最大的安全系数。
换言之，中国的政治变化决不是执政精英主观意图的简单的外在化，在许多情况下，执政者并没有预定的计划与方案，这种类型的转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在面对具体问题与矛盾时，在各种现实因素制约下，在政治互动与试错过程中，“不自觉”地逐渐发展出新的模式的。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功，暗合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解释，那么，中国政治转型采取的路径也暗合政治演化理论揭示的试错路径与逻辑。
中国模式的第二个特色，是它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之间的历史连续性与“非断裂性”。中国转型实践的特点是，强调并尊重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转轨的历史的连续性，而不是与历史上形成的秩序断裂。在这一原则基础上，通过“走小步，走慢步，不停步”的方式，稳健地走上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路，３０年来，中国改革政策的制定充分考虑到本国社会主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社会规范，文化遗产与社会主义体制的传统，通过这种渐进的“试错”方式，来保证不会引起社会的断裂与规范的缺失，不至于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失范危机。根据演化理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连续性是受一种无形的历史力量保障的，这种历史上形成的无形权威是由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信念与传统来维系的。执政精英充分调动了这些传统整合资源来维持转型的稳定性。这与当年严复提出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的思想极为相合。
第三，中国的政治转型，也与演化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经济转型一样，遵循着“最小打乱原则”。即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政治政策创新，对既存制度体系的“打破”与“冲击”，并不大于维持社会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共同体框架“完型性”与历史连续性［3］。这样，就能在制度创新与制度保持之间，维持着适当的平衡，制度变迁需要改变人们
惯常的行为模式，但人们适应创新的活动范围，则取决于人们感到制度与决策创新必须约束在恰当的范围内进行，“最小限度打乱原理”充分考虑到制度变迁的适应性，连续性与渐进性。在这一方面，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发展，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及“三个代表”论、“和谐社会”论的发展路径，均可以体现这一演化路径的特点。
这种渐进演化模式在转型政治学上有什么特殊意义？渐进演化模式的意义在于，从传统权威资源中，转化出推进改革开放的新的现代化权威杠杆，使整个转型过程始终保持着有效的可控状态，从而避免了变革时期最易出现的脱序危机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转型危机，同时有利于降低转型的政治成本，并避免两极震荡带来的后遗症。中国改革的成功，与这种模式发挥特殊的优势有关。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激进的大爆炸式的改革，对于传统集权体制的变革特别不利，因为这一体制内部从来不存在妥协讨价机制与政治文化，而集权体制往往积压的矛盾太多，一旦改革通过激进的方式来推进，长期没有解决的矛盾会使国民的不满情绪以“低频率、高强度”的方式得以发泄，形成巨大的人群在短期内急剧地涌入政治场所，实现被压抑多年的愿望。于是就很难避免发生“政治参与爆炸”。政府难以满足如此急剧增长的政治诉求，这又会进一步引起国民的不满情绪，并进而挑战主政者的权威合法性，形成政治动荡。事实上，清末新政进入筹备立宪阶段时，就陷入新政过程中的政治参与急剧膨胀的问题，正是这一矛盾使清王朝崩亡。而当代前苏联激进转型的失败，提供了激进主义模式高昂代价的实例。政治危机，经济灾难，产量下降，高通货膨胀，卢布贬值，财政收入匮乏，有组织犯罪，资本外流等等，使西方主张激进转型论的理论家威信扫地。
相反，渐进改革并没有触动原有的政治游戏规则，与原有的社会整合方式，经济改革获得的成效能缓冲、转移并最终消解旧集权体制长期积累的不满与矛盾。此外，与激进模式相比，渐进模式决策出了错误后，逆转成本较低，即试错过程中发生问题后，退回来再作第二次选择的努力比较容易实现。用著名转型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的话来说，渐进改革策略可以减轻事前政治约束，逐步集结进一步改革的支持者，从而加强政治上的可接受性，并且，又具有事后较低的不可逆转性。［4］在许多学者看来，低不可逆转性，更具体地说，就是走出这一步就难以退回，被认为是该体制的一种缺陷，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可逆性特点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优势，它使试错性的制度演化可以通过退回一步以后，再向不同路径的反复的尝试的方式，来获得最佳路径，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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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成功改革的真谛所在。
中国转型的“渐进与演化”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常识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模式，它十分接近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逻辑。这是一种人们排斥了普遍主义的先验原则，运用试错与经验寻求路径选择的模式。
我们可以把这种路径概括如下：人们总是针对具体矛盾与困境，尝试提出某种解决办法，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中，根据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根据行动主体本身所能调动的政治与社会资源，绕过各种思想与观念的障碍，尽可能地去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来。人们的行动一旦产生某种实际结果，这一结果又会促使主体根据既定条件、观念制约、资源约束而对选择作新的调整与修正，行动的结果，又制约了下一步选择，为了保持已经获得的成果，而不得不再走出新的一步，当新的一步在实际中发生了挫折、矛盾与问题，则可以退回来，找其他办法重新尝试。就这样，人们在不经意中，逐渐创造了一段故事，这一段故事并不取决于人们主观意图与理性的设计，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人们主观上想做成什么，重要的是由于人们的行动不自觉地做成了什么。这就是试错性的历史变迁。用几个简单的、并不全面的关键词来表达这种变迁方式，那就是，中国改革的行动主体的特定方向感（摆脱旧体制的逆向性），随机性（根据当下事态来决定下一步），试错性（走一步看一步）；约束行动选择的观念因素（遵守基本原则的约束条件），支持行动的各种政治资源（国家机器与执政党组织系统），等等。
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试错过程。邓小平并不知道他开步走出以后，最后的结果是怎样。这一路径在每次面对挑战时，都会强化一次，概括地说，中国正是通过这种可以被称之为“路径障碍，试错反弹”的方式，逐渐告别了旧体制，并逐渐演化、蜕变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完成了从计划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后全能主义的权威政治体制”的软着陆。
国外激进自由派经济学家为自己设计的休克疗法辩解时，用过的最多的比喻是“人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河流”，但渐进演化论者批评激进自由派的改革战略时，也可以使用另一个同样生动的比喻，那就是，休克疗法如同“飞机在半空中更换发动机”一样危险。渐进主义者对于如何过河的办法，也可以沿用“过河”的比喻作出如下回应：“过河固然不能分两步跳，但如果一步过跳入河中，就意味着淹死在深水区，那还不如在浅水区渐渐学会边摸石头，边学会游泳”。保持与旧体制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走出旧体制，就是浅水区边摸石头，边学游泳。这一过程就是试错过程，这两点正是渐进演化模式的关键，这对于
理解当今中国政治演化与经济演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种演化型的转型过程中，执政精英并没有用泛道德主义的标尺，把传统体制资源判断为无用的废物而予以遗弃，而是体现了严复所说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的原则，把传统政治资源作为转型过程的政治整合所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来予以发挥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改革，用１９０６年严复所说的另一句话，体现了“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的原则。我们可以把严复一百年前的这句话，作为中国转型模式的十六字真言。
中国模式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在权力体制并没有经过革命断裂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新的结构。由于２０世纪的中国人把以与旧传统、旧世界彻底决裂的革命思维作为核心价值，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世纪之交的中国人这种对渐进思维的回归，体现了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心态与深层思维方式的一种重大变化。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路径的研究，即对中国转型政治学的研究，对于发展出一种与“演化经济学”相呼应的“演化政治学”，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谨防转型陷阱：从路径锁定到“急诊室效应”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从全能主义结构蜕变出来的转型模式，虽然有其特殊的优势，但也有其特殊的弱势。众所周知，全能国家体制内部是没有自主的市民社会的，中国改革通过市场经济才逐渐滋育出新生的自主社会细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国家——社会结构，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从历史上看，全能主义国家体制内部，本身就先天地缺乏体制内部的监督机制，而改革以后形成的“弱社会”本身，又缺乏体制外的对国家官员的有效监督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腐败与权力不受约束而造成的种种腐败与社会不公现象，就会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变本加厉。一旦出现社会矛盾激化与社会不满，就会进一步引发国家对社会的加强权威控制的习惯冲动，“强国家”可以运用无所不在的行政机器，轻而易举地通过强控制的方式，把社会冲突压抑在一定范围内。这样，就有可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社会矛盾——加强控制”的路径依赖，即通过加强控制、约束社会自主空间的方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久而久之，这种自我强化的路径，就会引导人们不自觉地进入一种路径锁定状态。
在国家控制了强大政治资源的情况下，这种以强控制方式来应对矛盾的办法，一方面似乎成本甚低，收效较快，而且较少受到社会的反弹，然而，这样做最终会导致民主的制度创新难以在应对社会矛盾过程中健康发育。
在后全能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下，最值得关注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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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症是地方一级出现的类苏丹化现象。这种苏丹化政治的特点是，权力范围私产化，权力运作的无规则化，统治方式的非意识形态化，以及以庇荫网络为基础的朋党组织结构。从发展社会学角度而言，中国改革开放的现行转型体制的低参与度，虽然有助于抑制转型初期出现过度政治参与膨胀，从而有利于改革启动期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然而，低政治参与同时也往往导致有效监督的缺位，此外，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官员接触经济事务的机会的增多，寻租现象的普遍存在，就势必增加这种在某些地区的类苏丹化相伴随的腐败发生的概率。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严重的腐败发生率，引起社会公众日益强烈的不满时，某些当权者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非法利益，他们会以“政治稳定”为理由，进一步抑制与排斥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官员的批评，并把对腐败现象的揭露视为反现行体制的非法行为，并利用自己的权势来阻遏对自己的监督与批评。另一方面，又同样恰恰是中国政治社会在历史上形成的特点，社会内部自组织力量，如市民社会、社会中介组织的先天缺乏，因此，中国现行的转型体制通过内生的市民社会与自主性社会机制来缓解矛盾的机制，比拉美与东亚权威主义体制更为缺乏。“后全能体制”的制度刚性，又起到有效扼制自主性民间声音的惯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转型期土皇帝综合症”就有了滋生的温床，在缺乏权力制约的条件下，地方官员的既得利益在没有面对挑战者的情况下，势必会不断凝固化，自我封闭化。
中国转型期出现权力结构的“类苏丹化”现象，还与以下三个相互依存的制度性因素有关。第一，是上下级之间的非法制的庇荫关系的形成，从而导致以个人为中心的当权者的私人关系网统治。第二，黑社会组织与地方官员之间形成互生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寄生性。这种关系使当权者可以在完全摆脱正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实现权力的极端个人化。第三，地方司法系统受地方政府官员支配控制的组织结构，这致使地方官员的违法行为受到司法系统的司法庇护，从而可以为所欲为。
正因为如此，以“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为特点的后全能体制所具有的低度政治参与特点，出现大爆炸式的“革命”式的动荡的前景的概率并不高，但出现地方上或部门里的“类苏丹化”这种弥散性顽症的可能性，则有极高的发生概率。中国一旦陷入这种苏丹化陷阱，未来中国即使推行民主政治，也很难改变这种结构性矛盾。地方利益的分利化与固化，会进一步使民主政治变形为各自为政的垄断性的私利板块体。
作者曾在研究２０世纪初期清王朝新政运动的论著中，发现自我固化的集权体制在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的一种困境，我把它称之为“急诊室效应”，其形成的机制是，集权体制习惯成自然的路径锁定状态，使决策精英往往有一种很强的思维定势，即在顺利时，会由于路径依赖心理的干扰，而拒绝进一步的深层次改革，相反，当原有的路径发生巨大障碍并影响到政权的生存与稳定时，才会产生不得不进行大幅度改革的强烈意愿，然而在此时，就会产生类似于急诊室医生面对危重病人的治疗方案的两难命题：主张激进疗法的医生认定，只有立即动大手术，才能挽救患者的生命，而主张保守疗法的医生则相反认为，由于病人体质急剧下降，动大手术只会加剧病情，因而只能用保守疗法，大手术即使必要，也只有在体力恢复以后进行，但后者的方案又会被前者批评为“远水不救近火”。随着危机的深化，在政治精英内部，面对社会的重症效应而产生的激进与保守的两种“治病方案”的分歧与矛盾，也只会进一步激化甚至两极化。清末新政时期，在筹备立宪问题上，军机处内部就形成这种两难命题之间的激烈争论［5］。
当然，中国当代改革与２０世纪初期晚清新政无论在历史背景与政治结构性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但集权与权威体制由于路径锁定而产生的结构性问题，仍然会有相似之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行的转型模式，也应从中国百年来的改革历史中，去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３０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现行权威体制有效的政治整合能力，法制的逐渐健全，法制观念在社会上的深入人心，执政党的政治绩效使政府权威合法性的增长，政治上的基本稳定，凡此种种有利条件，表明中国正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在这一现实条件下，进行积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并在条件成熟时，迈出较大的政治民主改革的步伐，通过体制创新来克服社会矛盾，防止中国由于路径依赖而在未来某一时候出现“急诊室效应”，是十分必要的。
事实上，与中国属同一种转型类型的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已经有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发展。在党内民主方面，越南的具体举措有：强化中央委员会对政治局与书记处的监督，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质询制，中央委员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公开提出质询；扩大党内差额选举比例；国会议员候选人必须与选民直接见面，并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国会议员可以根据国会通过的一项重要程序，就某些问题直接质询政府官员，其过程连线直播，让全国普通百姓直接看到；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积极推进司法独立，并取得显著成效。越南执政精英充分利用了后全能型的新权威体制的“强国家”政治优势，自上而下地进行制度创新，有许多值得国人吸取的经验。
当然，中国的国情与越南仍然有所不同。中国的幅员广阔，人口总量也要大得多，问题与矛盾要复杂得多，然而，当今中国同样也存在着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之间的赛跑。制度创新的速度如果快于后者，中国有可能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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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现代化，反之，就可能在路径依赖不断强化过程中，进入锁定状态，走向发展的死胡同。正因为如此，如何通过“走小步，不停步”制度创新，来克服转型期路径依赖，是中国改革的演化政治学的重大研究课题。
结语
要研究中国转型政治学，一方面，要广泛吸收国际政治学现有的理论资源。西方政治学中的极权主义、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政治发展理论中的发展型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命令贯彻与政治参与危机，政治参与爆炸理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与试错理论，杜尔凯姆的失范理论，林兹提出的“苏丹式政权”腐败理论，奥尔森提出的软政权与分利化理论，都对思考中国政治转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创建中国本土的转型政治学，首先必须以开放的心态，怀着对国际政治学发展成果的尊重之情，广泛吸收西方政治学现有的理论成果。
另一方面，理论创新对于研究中国转型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国际政治学界提出的许多有关政治发展的理论概念，是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运用这些理论方法，用来分析中国政治时，就可能出现理论与研究对象不兼容的问题。这就需要根据我们研究的中国对象的特殊性，对源于西方的政治学概念软件，作“汉化”处理。当现存在的概念方法的汉化处理，仍然不足以解释中国发生的政治现象时，就需要我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开发新的软件”，另辟蹊径，去建构一些新的概念。①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３０
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
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现代化转
型社会，它所具有的十三亿人口的
巨大的规模效应，它自洋务运动以
来经历了１４０年的充满曲折、艰辛
与创伤的历史经历；３０年来中国转
型实践所提供的如此丰富、复杂而
又独特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
验，又可以向西方政治科学提出许
多挑战性的问题。所有这些，都表
明中国改革的政治学研究，理应成
为国际政治学领域中最富有生机、
最具有开拓前景的学术领域，中国
大转型时代的现实矛盾与困境，又
每时每刻地刺激着我们这一代学
者，迫使我们去理解它们，并为克服它们而竭尽自己的心智。正因为如此，中国政治学理应成为对国际政治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最有希望的领域，我们应有志于运用我们自己在本国政治学领域的辛勤耕耘与理论创新，来丰富国际政治学的思想资源。生于这样一个国家，生于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学者的人生价值与社会责任感，都将在这一耕耘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注释：
①本文作者在20年来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研究中，先后提出了“新权威主义”、“政治浪漫主义”、“制度决定论”思维模式，“脱两极化”，“有限多元化”，“低度政治参与”、“类苏丹化”、“地方庇护网政治”、“后全能主义型新权威主义”，“派群”理论、“延时效应”、“反应型民族主义”等新概念，作为探索中国转型政治的工具，希望这些尝试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读者可以参阅《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一书中收入的各篇文章，该书已经由新星出版社于2008年3月出版。
参考文献：
［1］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207-208.［2］［3］贾根良、赵凯.演化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观.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2）.
［4］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8.
［5］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上海：三联书店，1999：322.
编辑秦维宪
图为辽宁渤海湾。中国的改革巨浪，正融入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唯先摄10
2018年政治学原理形考任务1 姓名：吴玲 学号：1743001458222 学院：怀化广播电视大学 行政班级：17秋直属行政管理专科 形考任务一 （一）交流主题（学员可从以下三个主题中任选一个进行交流） 题目1、理论联系实际讨论为什么说政治是不可避免的？政治会“终结”吗？ 题目2、理论联系实际讨论“理想主义政治设计方案”与“现实主义政治设计方案”的差异及现实意义。 题目3、理论联系实际讨论为什么说政治权力要受到制约？如何制约政治权力？ （二）讨论交流形式 以下二种形式均可： 1.学员可以在本讨论区教师开的主题帖下，直接跟帖交流； 2.辅导教师将学员分组（每组7人左右），进行线下讨论或运用qq群等进行线上讨论，每个学员将讨论交流情况上传至本讨论区。上传内容包括：本人的发言内容（提纲）；小组讨论总结（不少于300字）。 （三）交流时间 完成第三章学习任务后进行。 （四）成绩评定 辅导教师对每位学生的交流帖评分。 分隔小组: 怀化分校直属教学点_2018年春季一键分班 答题： 选择题目3：理论联系实际讨论为什么说政治权力要受到制约？ 如何制约政治权力？
答： 一、本人发言提纲： （1）政治权力要受到制约，是因为政治权力是一种社会公共力量，又是一种以暴力为核心的物质力量，它具有普遍性、排它性、单向性和至上性的特点，对全社会成员普遍适用，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但是，当它凌驾于社会之上而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时，就会异化而产生腐败。因此，只有对它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才能保证它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从而达到维护统治秩序、整合社会运行机制的目的。 （2）制约政治权力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①健全制度体系。因此，要结合实际，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夯实以制度制约权力的基础，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坚持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及时完善、修订、废止有关制度，建立健全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党和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特别注重以制度规范党内民主权利、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各自的领域和作用范围，防止权力过分集中。要完善党务、政务、司法等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 ②提高制度的执行力。以制度制约权力，必须切实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做到执行制度不走样、维护制度不变通、违反制度必惩处。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制度运行监控机制，形成各方面监督制度运行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年 一、单选 ( 共 10 小题，总分: 40 分) 1. 下列哪一篇文章不是代表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局部试验阶段的文章？ A.《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B.《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 C.《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D.《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 从指导思想来看，哪个不是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局部试验阶段完成的转变？ A.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 B.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C.从封闭到开放 D.从固守陈规到大胆改革 3. 中国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的标志是什么？ A.经济改革 B.教育改革 C.政治改革 D.体制改革 4. 下列哪一个不是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局部试验阶段这一时期的文件理论上最重要的成果？ A.废除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B.提出了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 C.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没有一套固定模式。 D.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部署。
5. 下列哪一事件不是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局部试验阶段的大事件？ A.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建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B.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C.在城市主要搞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D.开辟经济特区，搞对外开放。 6. 从1988年的9月到1992年2月邓小平南巡这个阶段处于改革的哪个阶段？ A.改革的全面探索阶段。 B.总结经验整顿调整阶段。 C.以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综合改革阶段。 D.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局部试验阶段。 7. （）是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局部试验阶段。 A.1978.12——1984.10 B.1984.10——1988.9 C.1988.9——1992.2 D.1992.2——2003.10 8. 下列哪一项不是十四大的内容？ A.把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思想变成我们全党的一个纲领。 B.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C.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D.提出邓小平理论。 9.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A.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深度解读 ——支部书记陈世强 时间：2011年3月18日下午（大约1.5小时） 地点：五楼会议室记录人：朱剑军 参加人员：支部全体党员辅导人：陈世强 本课目的：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广大党员、干部对中国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深度解读，充分认识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有重大的作用：能够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地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国际风险的能力，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越来越高，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 主要内容：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问题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指一国，或者是一个地区，宏观经济的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和经济质量提高的方法和模式，就是要由粗放型的增长，到节约型的增长；从低级的经济结构，到高级的优化的经济结构；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有重大的作用：能够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同时不断地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国际风险的能力，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越来越高，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发展的道路越走越
宽。世界金融危机后，我国的进出口经济遭受冲击，迫切需要扩大内需，提升经济发展速度。要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供给适应国内的需求，实现经济真正的可持续的增长。因此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迫切任务，如发展民族企业、调节收入分配等，这需要我们找准突破口，认清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重大意义。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 1.深刻内涵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国，或者是一个地区，宏观经济的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和经济质量提高的方式和模式。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凡是要由粗放型的增长，到节约型的增长；从低级的经济结构，到高级的优化的经济结构；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转变。 2.主要内容 区域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的比例关系，从宏观看，包括社会总需求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从微观看，包括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等。 经济结构调整，就是通过经济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使经济结构适应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发展的质量，所以经济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作必要条件。 3.重大作用 一是能够不断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二是不断地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国际风险的能力，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的质量越来越高、空间越来越大、道路越走越宽。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将近30年的历程了。30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在这 一时期内国家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党领导人民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 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历史的颠簸前行中，一些东西已经沉淀下来并初 步定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轮廓也开始越来越清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尝试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方面做一个概括。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简洁的概念，但它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 从总体上反映着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中国人 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反映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探索的成功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若干个方面，可以从不同的 角度去观察和把握，比如它既是一种思想理论，又是一个理想目标，还是通向 这个目标的发展道路和实践进程，当然也是一种制度的设计，等等。所有这些 方面的统一，就构成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可以说，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不是一种单一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它是理论与实践、目标 与过程、应有与现有以及活动与制度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理论，其创立者是邓小平。邓小平在以毛泽 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反两 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断，开 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这个理论后来被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 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表现形态。在这些理论中贯彻 始终的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理想目标，即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它的基 本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具体地说，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本世纪头20年，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 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 之所以能成为共同理想，就是因为它代表和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理想目标，而且是通向这一目标的现实道路 和路线。它不仅向我们描绘了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想蓝图，更 重要的是向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具体地说，这就是我们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我们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纲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以及以此为基础 形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中国教育发展历程及改革 摘要：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中形成了一部深厚的教育史。我国古代以四书五经为教育内容；近代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中国的教育步入近代化轨道；当今教育愈加完善，但仍存在着许多弊端；展望中国教育前景，在社会的呼吁和教育学专家的努力下进行教育革新。高考制度亟待革新，学生学习需要民主自由，高校教育需要进一步改革。 关键字：中国教育制度发展现状弊端改革方向教育民主 一、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在《新教育大纲》一书中曾指出：“教育的发生就根植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经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自有人生，便有教育。因为自有人生，便有实际生活的需要。”原始人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在学习制作工具的经验和技术，传递经验中产生了原始教育。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条件成熟；社会事务日渐复杂，需要专门的管理人员，政治条件具备；文字不断产生，文化积累增加，文化条件形成。在这个背景下，学校作为一种专门的教育场所产生。 西周官学制度产生，国学和乡学作为两种主要的学校形式。当时以六艺为教育内容，《礼记·王制》记载：“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当时教育管理的特点是学在官府政治上实行分封制，等级制度森严；思想上强调以礼治国。这些决定了西周统治者对教育的高度
重视和垄断，形成了“学在官府”的局面。 封建官学教育在汉代正式确立。汉代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太学确立，以四书五经为教学内容。与此同时以儒家“人学”为理论基础形成中国教育思想，此后经过一代代儒学家的改造和发挥，融合其他学派的教育思想，发展成中国独特的教育学思想体系。提出以“修身为本”的主题思想，追求人格境界，即个人与家庭、国家、社会的和谐，注重教导人自觉修养人格，强调理性自觉原则。采用以学习和修养为基础的教育方法，主要包括：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由“教事”至“穷理”安排合理的顺序，及师生共同研讨。 封建教育制度和思想在大一统制度的影响下，形成教育的国家化、政治化和伦理化的传统特色造成了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权威主义的教育传统，存在着弊端，禁锢了学生的思想自由和创造性。 近代以来我国的教育发生重大转变，先是从欧美输入，后又学习苏联。洋务教育开始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中国教育开始近代化进程。“五四运动”后，在中共的领导下，教育开启新的历程，为革命培养了先进人才。在输入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后，我国教育界人士创编了自己的教育学，先后出现了蔡元培、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蔡元培提出教育独立的思想，他在《教育独立议》中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于人类文化上能进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
《政治学原理》形成性考核作业4答案 一、填空(每空1分，共8分) 1．公民的意志 2．分权制衡 3．暴力 4．权力 5．政治文化6．权力 7．工会 8．宪政建设bbs.joyren.c n#^$s/B9O 二、选择题(每题1分，共20分)N7`%J1o/Z bY 1．C 2．D 3．ABCD 4．AB 5．ABD 6．AD 7．D 8．AC 9．CD 10．B 11．D 12．B 13．ABCD 14．ABCD 15．C 16．ACD 17．B 18．B 19．ABD 20．D bbs.joyr https://www.doczj.com/doc/5416346424.html,7D H^v 三、名词解释(每小题5分，共20分) 1．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行动取向的信念体系，一种指导和激发政治行为的综合性的思想观念。 2．公民权利指的是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公民享有参与公共社会生活的权利。bbs.joyr en.c n"Z?@-C C-d5N%}0I 3．共和制是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都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国家政体形式。 4．市民社会是指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的——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它由相对独立而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团体所构成。 四、简答题(每小题8分，共32分)bbs.joyren.c_/A:~O+e E+_&d8y 1．(1)尊重不同的思想和信仰，不过宽容是有限度的，它的限度在于要求对方必须尊重既有政治秩序，在政治上取得政治共识；(3分)卓越人社区~X2c S'P G ] (2)妥协精神；(2分) (3)每个人在行动与言论时应当考虑其后果，井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3分)0\,A1P(j N9_O ?1F% 2．(1)从政治参与的主体来看，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2分)bbs.joyren.c n$S u2T,\+[9` (2)从政治参与的本质上看，政治参与是公民对于国家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2分) (3)从政治参与的外延来看，政治参与只局限于以合法手段影响政府的活动，而不包括非法的行为；(2分)卓越人社区0w9I^&v^ (4)从政治参与的目标与对象来看，它不只是囿于政府决策，而是包括所有直接或间接同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2分)d0e!?Z({1I 3．(1)经济发展创造了、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是民主的基础之一；(3分) (2)经济发展促进教育的发展；(3分) (3)经济发展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自身利益并希望表达出来。(2分) 4．(1)儒家政治学说以“礼治”和“德治”为主要内容，其核心是“仁政”，主张为政以德，修己治人，即，以道德教化、修身养性来实行统治，反对以苛政、刑律治天下；(2分) (2)法家则强调“法”、“术”、“势”为核心的政治观，主张以明令显法和统治术来驾驭人民； (2分) (3)道家的政治学说以“法自然”为思想核心，在统治手法上强调“无为而治”；(2分) (4)墨子的政治学说则以“兼爱”、“非攻”为中心，主张以缓和社会矛盾来维持统治。(2分)#p y+J!q G.s 五、论述题(20分) @z/E7s D{!d%y#r 要点提示：（要求学员要对每一个要点进行展开） (1)善治模式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bbs.joyr https://www.doczj.com/doc/5416346424.html, v-c (2)善治模式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确界限，并且更加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依赖关系； (3)善治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s,s v0{ (4)善治还意味着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多元化。.h h"c a0S;v8f
中国经济转型的原因及作用研究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动力及作用 渠道——基于国际贸易和资源 配置效率的分析 学位申请人璐丹 专业名称国际贸易学 学院（系、所）经济学院 指导教师登峰 分类号F740 学校代码10590 U D C 339 密级公开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原创性声 明 本人重声明 ： 所呈交的学位论文 《 中国 经济转型发展的动力及作用渠道 一 一
基于国际贸易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 》 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 ， 独立进行研究 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 除文中己经注明 引 用的 容外 ， 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 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作品或成果 。 对本文的研宄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 均己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 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 论文作者签名 ： 曰 期
： 年 ｆ 月 丨 又 曰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大学关于收集 、 保存 、 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 ， 艮 Ｐ ： 研宄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大学 。 学校有权保 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他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 允许论文 被查阅和借阅 。
本人授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 ， 可以采用影印 、 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 、 汇编学位论文 。 （ 涉密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 论文作者签名 ： 导师签名 ： ｔ ／ 心 日 期 ： 年 ｒ 月
（ Ｖ 日 日期 ： 年 ７ 月 丨 ｙ 日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动力及作用渠道——基于国际贸易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摘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技术扩散更加快速， 科技交流更加频繁，国与国之间合作竞争关系更加明显，而一国在国际上的地 位与话语权，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中国步入经济转型的关 键阶段，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临着从“要素投入驱动型”经济 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而根据新经济增长的理论， 全要素生产率是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源因素，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 要依据，也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动力之源。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备受 国家政策制定者与研究者的关注。 笔者在阅读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我国1999-2014 年间除港澳台 和外30 个省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促进我国经
歌颂改革开放三十年演讲稿 杜甫有诗曰：“汉江春风起，冰霜昨夜除。”中国正走向一个无比光明的未来，不管 是自然灾害如今年的冰雪灾难，四川汶川地震，都无法动摇这个凝聚了13亿人的可爱中国。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祖国母亲彻底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中国这头东方睡狮开始觉醒，但却步履维艰，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从此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再次焕发了活力，中华民族终于踏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30年的征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 30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的30年！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1978年到间，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至21，0871亿元，增长近60倍！中国的经济成就不仅写在了中国历史之上，也在世界历史上刻 下了辉煌的一页，过去25年全球脱贫所得成就中，近70%的成就归功于中国！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30年！中华民族犹如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97年香港回归，99年澳门回归；1998年面对南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面对让人闻 风丧胆的非典疫情，面对十几个省份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手挽手将 一个个磨难阻击在脚下！ 改革开放的30年，是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30年！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对世界，面对未来！高考制度恢复之初，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却仅 录取27万名；而到，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达到1010万，录取新生达567万名！伴 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更有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在世界高精尖人才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位置！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新的30年！从1979年远程火箭发射试验成功，到“神五”升天，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再到神舟六号载人航天卫星顺利返回，中 国航天人在摸索中让祖国一跃成为航天科技强国！，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发射 升空,炎黄子孙的千年奔月梦成为了现实！ 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30年！1984年许海峰摘得中国奥运首枚金牌，自此之后，中华体育健儿奋勇争先：而今年，奥运大幕在中华大地上拉开，我 们不仅为奥运的主人,而且是金牌最多者.！ 我们坚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将出现一个又一个辉煌的30年！中华 民族的崛起，必将让世界为我们自豪！
中国教育改革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教育改革的改革与发展 11 化本 1 班 李石磊 2011364142 一、中国教育改革背景 自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 30 多年，中国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仍存在一些不 足。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教育还不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现在，接受良好教育成为人民群众强烈期盼，深化教育改革 成为全社会共同心声。b5E2RGbCAP NO1. 中国教育发展中取得的成就 1、中国已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教 育事业发展十分迅速。高等教育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精英式教育”发展成“大众式教 育”；p1EanqFDPw 2、义务教育进入全面普及巩固的新阶段，基础教育水平全面提升。 3、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在改革和创新中加快速发展。 4、高等教育跃上新的台阶，人才培养和创新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5、教师队伍建设迈开新的步伐，教师整体素质水平不断提高。 6、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7、教育法制建设开辟了新的局面，教育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 8、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稳步展开，成效显著。 NO2. 中国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公平问题仍然突出。 中西部的教育明显落后于东部的教育。同一地域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教育差距较大。从 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比较看，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正规学校教育和非正规的学历教育之间， 也不够协调。DXDiTa9E3d 2、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长期严重不足。 3、教育行政化色彩较浓厚，学校办学自主权短缺。 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教育的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这使得教育权利过于集 中于政府，而各类学校则往往缺乏必要的办学自主权。RTCrpUDGiT 4、国民总体教育程度不高，职业教育水平较差。 目前我国的整体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的素质仍然是较低的。目前大概全世界十分之一的文 盲还在我们国家，受劳动力素质的制约，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科技创新的能力也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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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的主要内容 1、学前教育 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明确政府职责；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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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原理形考任务作业参考答案 客观题共8题(满分24分) 一、多项选择题(共8题,每题3分) 第1题、善治就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A、B、C、D)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A、确立认同与共同的目标 B、合作 C、伙伴关系 D、协商 第2题、在现代法治社会,(D)监督已经成为公众参与监督的最重要的形式,也就是遏制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有力武器。 A、政党 B、社会 C、公民 D、新闻舆论 第3题、在现代法治社会,(D )监督已经成为公众参与监督的最重要的形式,也就是遏制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有力武器。 A、政党 B、社会 C、公民 D、新闻舆论 第4题、各国宪法与法律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主要体现在公民的(D)上。 A、财产权 B、平等权 C、自由权 D、参政权 第5题、(B)的存在形成了对“公权”与“私权”进行划分的根本理由。 A、法律 B、利益 C、阶级 D、国家 第6题、(A)就是使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相联系的基本途径。 A、选举 B、监督 C、集会
D、游行 第7题、善治就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A、B、C、D)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A、确立认同与共同的目标 B、合作 C、伙伴关系 D、协商 第8题、参政权就是指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主要包括(A、B、C、D)。 A、复决权 B、罢免权 C、创制权 D、选举权 主观题共5题(满分76分) 二、论述题(共2题,每题20分) 第9题、试述政治选举的意义与作用就是什么？ 参考答案:(1)政治选举为公民选择自己信赖的代表组成国家机构,从而为实现国家权力的转移提供了制度保障。选举就是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联系的基本途径。由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只能就是少数人,这样就导致了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相互分离,并因而形成少数领导者与绝大多数被领导者的相互矛盾。选举制度则为解决这种相互分离与相互矛盾状况提供了根本的途径; (2)政治选举为公民监督权力行使者,并在一定条件下更换权力行使者提供了重要途径。公民与国家权力行使者的这种委托关系,决定了权力行使者必须向全体公民负责。如果公民撤回对权力行使者的委托,那么权力行使者的存在、延续以及权力行使也就失去了合法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可通过民主程序重新选举产生新的符合自己意愿的权力行使者。这就要求权力行使者必须坚持为社会公众服务,时刻牢记对权力所有者负责的思想; (3)政治选举就是促进民意的形成、表达,并使公民民主意识得以提高的重要手段。国家的统治、社会的管理都必须以民意为依归。选举就就是形成、表达民意的理想方式。同时,公民通过选举活动的参与,还可以增强民主意识。公民通过参与选举,不仅会对自己的地位与作用产生明确的认识,而且还能增强其分析与判断政治现象、政治问题的能力,从而积极地参政、议政; (4)政治选举还就是缓与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经济萧条、通货膨胀、政局不稳、集团利益冲突激烈等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就是影响国家政治秩序与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虽然解决矛盾或危机的方法很多,但在民主政治制度中,选举则就是最根本的民主途径。通过选举,不仅可以使社会公众之间、社会公众与其代表之间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可以集思广益,对各种政策选择方案进行论证,从而为各种社会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能为人们所接受的解决方法。 第10题、试述现代政治文明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哪些？ 参考答案:(1)秩序原则。政治文明意味着人类合作的稳定性与有序性,它的根本原则就就是秩序。这体现在政治上就就是法治。作为一种法律价值的秩序,即法律秩序,它就是人们行为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反思Post By：2008-8-29 16:20:00 一、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分析了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和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国家的综合实力有了显著增强，2007年GDP超过24万亿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用袁绪程在《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评价》中的数据来说，就是“1978年GDP总量仅3624亿元，2007年已达到246619亿元，年均增长9.7%，增长速度极为罕见，中国经济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居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均GDP过2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和工业化中期阶段。”（来源：中正网） 在当今国家已经变得富裕强大的情况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吗？为什么国家强大了、富有了，而工人、农民却由领导阶级，同盟军变成了“弱势群体”，长期处在贫困的状态？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新的“三座大山”？改革以后流行的顺口溜“房改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把你提前送终”所描述的严酷现实，说明了什么？ 中国政府拥有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什么？ 请看张宏良教授的回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 0世纪处，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张宏良《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张教授又说：“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ition of China 内容摘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3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其中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三个完整周期,而每一次周期性繁荣都源于一次较大的制度改进，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这种制度的改进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而每一次制度的改进又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本文就是研究分析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并得出结论：结构转型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的负面产物又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 关键词 中国经济经济增长结构转型世界经济 文献综述 在对本课题的研究中，陈平和李广众的《中国的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一文是当前学术界比较权威和全面的，它集中分析了结构转型以及伴随着结构转型的资源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伴随着结构转型的资源转移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分析。并且由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结构转型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增长造成了我国的结构转型。对于总体产出增长而言,伴随着结构转型的资本转移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达到7.1%,因此可以将之视为解释我国产出增长的一个独立的、重要的解释变量。（引用） 通过陈平和李广众的《中国的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一文中给出的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利用中国1952-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我以为在中国没有加入世界经济板块，至少没有加入WTO以及成为“世界工厂”之前是可以认为一些外资和国外的某些大国的经济、政治对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影响可以降为0 或某个常数。但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成为组成世界经济的重要一部分的时候，世界经济的走向已然成为可以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甚至可以简接来改变中国现有经济结构。在陈平和李广众的一文中，并没有把这个重要的因素加进去，同时他们拿的是中国1952-1998年的数据，虽然可以说明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变化，但是中国加入WTO，经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之后，他们并没有加以分析讨论。 主体内容 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的比例关系，从宏观看，包括社会总需求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从微观看，包括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等。 经济结构调整，就是通过经济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使经济结构适应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发展的质量，所以经济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作必要条件。 表1：经济普查后GDP总量修订情况 单位：亿元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突破点之一，它突破了发展道路上的瓶颈，从而打开了新的界面，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为这块有着5000年文明的神奇土地注入了更新更强的生命元素，使其活力倍增，从而使中国在各方面得到了质的飞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生活现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品质显著提高，尤其表现在物质方面。此次调查，我们以北京三间房地区的部分居民为调查样本，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调查得出三间房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的生活变化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改革开放，服装业，小康，居住条件，交通工具
本次调查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式，小组的六个成员利用小学期的在校时间讨论设计出问卷的内容，并走访了北京三间房地区，一共发放问卷100份，收回的有效问卷为94份。利用所学的统计学知识以及spss 统计软件将94份问卷的答案作以描述统计，得出了相关统计结果。这些统计结果着实为我们的调查报告提供了科学可靠的数据和有力保证。通过落实调查的各项环节，我们从中收获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与此同时，对于改革开放这一创举的理解更加深入，受益匪浅。 一、中国激荡30年：从“衣”看生活变化 80年代初期及目前老百姓买衣服场所对比 020 40 60 80年代初期目前目前老百姓购买衣服场所自己做 集市 小服装店 大商场80年代初期老百姓购买衣服场所 自己做集市小服装店大商场
显然，改革开放以后，渐渐没有了布票，做衣服已经不是很普遍，更多人是去小服装店或者大商场买衣服穿，集市的数量也有所下降。 在服装的样式与质地方面，上世纪70年代，全国大量进口化纤设备，引发了国人在“穿衣”上的革命，挺阔不皱、结实耐用的“的确良”代替了统一的“灰色装”、老样式，人们的穿着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当时买布料要凭布票，一张小小的布票，悄然影响着人们实用主义的审美观，“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人们的穿衣习惯。跟棉布相比，“的确良”布挺阔不皱、结实耐用，因此即使价格不菲，也挡不住人们对它的追捧。追求“时髦”的日子上世纪80年代，勇于尝试的青年人穿上了有踩脚带的弹力健美裤。歌舞片《霹雳舞》的火爆，又带来了流行装束蝙蝠衫。蝙蝠衫式毛衣的宽松，也打破了毛衣外再罩外衣的旧习惯，开创了内衣外穿的风气。从“的确良”到“涤卡”，从绿军装、喇叭裤到蝙蝠衫、健美裤，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的思想中已注入了“时髦”的情绪。服装市场和品牌专卖一步裙、露脐装、吊带衫、半截裤、破洞牛仔裤、松糕鞋，哈韩族的肥裤子、掉裆裤，上世纪90年代的女性几乎没有什么不敢穿的，也几乎没有什么衣服能让人轻易满足。而男性服饰其实也在悄悄改变，休闲西服已是常见不过的衣服，与此同时，外国品牌陆续进驻中国市场，从皮尔?卡丹、鳄鱼到耐克、阿迪达斯，即使这些牌子并不是人们记忆中了不起的“国际顶级品牌”，但它们进入中国早，留给国人的印象也是最深刻的。90年代，人们在与世界名牌的初级对话中，学会了追逐“品牌”，慢慢拉近了中国高端服装与世界的距离。这时的人们买衣服已经有了明确的地点：要么去服装市场，要么进品牌专卖店。21世纪初：时尚搭上了中国风随着千禧年的钟声在24个时区接连响起，此时的中国人，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青涩、手足无措，变得张扬而自信。青年人习惯用“混搭”创造独一无二的个人服饰。随英伦、波西米亚、OL等服饰风尚先后刮起，旗袍、唐装、汉服也卷土重来。表象背后则是“时尚循环”之手在幕后指引。 二，中国激荡30年：从“食”看生活变化 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可以说人们将“食”作为生活的最低标准，同时人们也将“食”作为生活的最高追求和享受。粮票是当时解决温饱的重要物品。 我们在三间房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时，不仅仅做了派发了问卷，还也结合了附近老人们口述的生活经历。 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质供应紧张，需要用票证限制人们的购买力。一直到八十年代，粮票还在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如今这些时代象征已经成为收藏家手里的珍品。 当然，从“食”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可以体味社会历史的变迁。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蔬菜紧缺，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以胡萝卜充饥。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营养，人们都有些浮肿。窝头和咸菜，对人们来说都不陌生。三十年前，那是主食。当时有许多中国人正为填饱肚子而发愁。当时，三间房乡的人们和许多农村居民一样，为了填饱肚子，甚至吃过树皮和谷糠。因为饥饿，许多居民腿一度出现浮肿。玉米面、高粱、红薯，能吃饱就不错了。如果家里的孩子多，就只能喝稀的。即便在城市里，“粮荒”也会经常在月底不期而至。 直到一九八三年，百姓家里的面粉、大米才开始多了起来。那一年，稍晚于城里人的中国农民，整体生活水平达到了温饱。但这一年，在中国儿童的世界里，加了一点糖的冰块，还是会让他们流口水。纠缠父母好久才能得到的饮料，在小心翼翼地喝完之前，会在小伙伴面前“炫耀”很长时间。而他们手中简易塑料瓶里装着的，往往只是在开水中加了一点糖和色素。
文章编号：1000-8462（2009）01-0019-07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与城镇发展 方创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北京100101）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城市化发展与城市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30年，30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年均提升0.93个百分点，现已稳步迈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城市化发展速度比世界平均水平快2.14%，但城市化水平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8.40%， 花了近半个世纪进入城市化加速成长的中期阶段，约25年后进入城市化发展的成熟期。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数度调整有力地推动着我国城镇化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初步形成了产业分工合理、 空间竞争有序、市场运行高效的城镇体系，城镇体系的合理化使城市群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先行阵地，主宰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城市化研究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相关研究机构与人才不断涌现。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也不可避免的暴露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在新一轮发展中得以解决，直接影响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未来和美好前景。未来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将立足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不断提高城市化发展质量为核心内容，形成由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及城乡协调发展的健康城市化格局，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市化健康发展新格局，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健康城市化道路。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城镇发展；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 1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城市化发展与城市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30年 在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重大进展的30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长足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的30年，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建设取得非常显著成就的30年。在这辉煌的30年里，我国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3亿人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5.94亿人，历年平均增长速度4.4%，城市化水平由17.92%提高到44.99%[1]，年平均增长0.93个百分点；城市个数由190个增加到661个，平均每年增加16个，建制镇的规模不断扩大，由2000多个增加到1.89万个，平均每年增加640多个[2]。城镇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1981年的711.1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239亿元，历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0.9%。伴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1981年的7438km 2扩展到2005年的 32520.7km 2，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1978年的6.7m 2增加到2007年的27.1m 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历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2%，恩格尔系数由57.5下降到36.3，城市用水普及率由53.7%提高到91.5%，城市燃气普及率由11.6%提高到82.1%，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1.5m 2增加到7.9m 2。城市化发展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拉动了国家经济增长，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为国民积累了巨额社会财富，促进城市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推动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30年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成功实践表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性战略任务，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证[3]，要继续坚持把城市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不动摇。城市化的发展正在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Stiglitse ，2000年)所说：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两件最深刻的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4]。在未来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几十年中，将有超过发达国家劳 收稿时间：2008-08-10；修回时间：2008-12-06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编号：KZCX2-YW-321-05）、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课题（编号：2006BAJ05A06，2006BAJ14B03）资助。 第29卷第1期经济地理Vol.29，No.12009年1月ECONOM IC GEOGRAPHY Jan.，2009 DOI:10.15957/https://www.doczj.com/doc/5416346424.html,ki.jjdl.2009.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