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习风格调查题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发展所起的作用日趋重要。许多的研究都证实了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影响子女成就的重要家庭因素之一。一般在探讨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时，大致分为父母对子女的态度及管教方式两方面。这二者应是相辅相成，彼此相关。父母的接纳、关爱及和谐的家庭气氛可以使儿童有较大的安全感，增进其学习的信心和动力，相反，如果父母的关系不正常、家庭不和谐，则子女将会丧失安全感，与父母发生冲突或产生仇视，甚至出现不良的社会行为。
【关键词】家庭教育，学习风格，教育风格，教养方式
1、我国小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研究概况
我国心理学者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的学习（如智力、成绩、学校适应）、社会化发展（如社会期望、同伴关系、性别化）、创造性（如艺术、科学、社会活动和社交领域）、个性（如人格特征、自我概念、自尊）等方面，涉及的范围比较广。
一些学者对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学习的关系作了深入地探讨。曾琦等人认为，[1]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儿童在学校的社会适应性及学习成绩有密切的关系。严厉性父母的儿童在学校的社会适应和学习方面更容易出现问题。相反，民主性父母的儿童倾向于能较好地适应学校的社交和学习活动。大量的调查数据也表明，父母的严厉惩罚、拒绝否认以及父亲的过分干涉都与学习成绩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而母亲的情感温暖和理解与学习成绩呈显著的正相关。在一次调查中，有31.4%的家长承认，如果孩子考试达不到要求，自己首先会采取的行动就是“痛打一顿”或“严厉批评”。44.9%的学生则认为在考试成绩达不到父母要求时，自己会遭到父母的打骂。[2]
1.1、父母教养方式的定义
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儿童的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这种组合方式是相对稳定的，不随情境的改变而变化，它反映了亲子交往的实质[3]。早在19世纪末，弗洛伊德就注意到了不同养育方式对孩子的影响，他对父母的角色做了简单的划分：父亲负责提供规则和纪律，母亲负责提供爱与温暖。50年代，Parsons[4]发展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并把这个问题与家庭角色及性别特征联系起来，认为女性善于表达，情绪比较敏感，
所以适于处理与孩子间的各种关系；而男性指导性强，负责制定规则更好。Sears[5]把这些思想与学习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教养方式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温暖和控制。Baumrind[6]以此为基础提出常见的三种教养方式：专制型、权威型、放纵型。
由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包括文化传统、国内有的学者使用“抚养方式[7]”、“养育方式[8]”，有的学者用“教育方式[9] [10]” 我国学者缪小春早在其英文译著《儿童发展与个性》中采用了“父母教养”的说法。从字面看，教养方式既有抚养之意，又兼具教育职能，恰当地反映了家长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充当的角色。
1.2、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发展
（一）家庭教养方式的早期研究
在儿童社会化的早期研究中，父母对儿童的单向影响观渗透在学者们的研究思路中，他们努力寻求父母决定儿童的教养维度或模式。西方心理学家研究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时，采取了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种取向是，从父母教养行为的维度入手，探讨某一行为维度或行为维度下具体的教养方法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如西蒙兹从接受——拒绝和支配——服从两个维度区分父母的教养行为，进而指出，如果父母随心所欲地支配孩子，孩子倾向于顺从、腼腆、被动、缺乏自信心；如果父母接受孩子，则孩子情绪稳定，兴趣广泛，行为更符合社会的要求[11]。由于接受——拒绝实际上反映了父母与儿童的情感关系，支配——服从反映了父母对儿童的控制，因此，众多心理学家开始研究父母对儿童的情感、父母对儿童具体的控制形式与儿童社会行为的关系。如霍夫曼和亚龙，劳顿，韦克斯勒等研究发现，温暖对儿童社会化进程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积极的，它会促进儿童道德感、成就感、良好社会适应和利他行为的发展。再如，霍夫曼研究了惩罚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他指出，父母使用强制方式，包括对儿童体罚、冷漠地拒绝、剥夺儿童的某些权利以及威胁等，会阻碍儿童对道德规范的内化，也会降低儿童良知的发展；父母使用心理惩罚形式“爱的收回”，对儿童表示失望，孤立、不理睬儿童等，会使儿童产生过重的内疚感，刻板而非灵活的遵守社会行为规则[12]。
另一种取向是将家庭教养方式类型化、模式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鲍姆林特的研究，她从控制、成熟的要求、父母与儿童交往的清晰度以及父母的教养四个方面来评定父母的教养行为，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宽容型和专制型三种[13]p.457。与专制型、宽容型家庭相比，权威型家庭的孩子是成熟的、独立的，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倾向[11]。鲍姆林特的研究揭示，儿童的个性形成并非由父母的某个行为维度决定，而要受到父母整个行为模式的影响，可以根据不同父母的教养类型而对限制作不同区分。权
威型父母和专制型父母都对儿童加以限制，但前者的限制是“严格而合理的”，后者的限制却是“无目的、不合理甚至惩罚性的”，因而限制对儿童社会化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不少心理学家的研究都支持鲍姆林特的结论，如韦克斯勒指出，在权威型家庭中使用“爱的收回”会对儿童的社会化起积极作用，而在专制型家庭中使用则起到相反作用，这与使用这种方法时是否适度有关[12]。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前一种研究取向注重具体的教养行为，却忽视了同一教养行为与不同家庭环境结合的不同作用；后一种研究取向试图对父母的教养行为作特征概括，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两者的结合研究清楚地表明，具体行为维度并不孤立地对儿童社会化起作用，只有将它们与父母整体的教养行为模式或类型结合，才能真正揭示出它们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时期，日本心理学家诧摩武俊也研究了母亲的教养态度与孩子性格的关系，其结论与西方学者的结论比较一致。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进展，学者们开始探求教养方式背后的影响因素，将教养方式的研究从表层推进了一个更深的层面。这首先是基于实践和应用的需要。对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者而言，揭示了什么样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指导父母学会运用恰当的方式促进儿童的发展。而探讨制约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为心理学家的指导和帮助提供了依据和策略。其次，推动研究进展的更直接的动力来自社会化进程双向模式的兴起和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的提出。它们促使学者们走出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单向研究的圈子，尝试将父母特征和儿童特征都纳入教养方式体系，并将教养方式放入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查。
这期间，国外学者既从社会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社会经济地位及父母体验到的压力和社会支持等家庭系统以外更广阔的层面出发，又从家庭系统内部的一些因素，从儿童特征入手，较全面地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和教养行为的影响因素。如，巴斯顿的研究发现，美国、法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的母亲对儿童注视他人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在集体价值取向的日本，母亲鼓励并引导孩子注视他人的行为；而在个人价值取向的美国和法国，母亲对儿童注视他人的行为没有明显反应[14](p.114)。又如，Chamberlin(1974)、Lytton(1980)及Minton 和Levine(1971)等的研究证实，白人中产阶层的父母更多地对儿童使用建议和解释，更多地对儿童的需求作出应答，且更经常地提供积极而非否定的反馈；而较低阶层的父母更倾向于使用强制和权力介入，对儿童自由更多加以限制[15] (p.205)。再如，Cox(1987)发现，与非抑郁的母亲相比，抑郁的母亲与孩子的交往质量差，更多忽视孩子的要求，更多使用控制
的手段[16]。Mcloyd(1994)发现，处于压力中的父母自我效能感差，对儿童的温情较少，缺乏耐心和参与，提供的帮助也较少，对儿童的消极控制较多，容易受到激惹[14] (p.117)。Martin(1975)发现，父母和儿童的性别影响父母对待孩子的方法，与孩子异性别的父母比与孩子同性别的父母对孩子更仁慈、少严厉且更允许孩子自由。还有研究指出，孩子的行为特征，如活动量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活动过度的儿童的母亲比正常儿童的母亲有更多的指令和否定性[17]。儿童的气质也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困难型气质的儿童容易与母亲发生冲突，这增加了母亲的控制，继而增加了孩子问题行为的可能性[16]。
国内学者大多从80年代开始涉足家庭教养方式这一研究领域。起初的研究较为零散，取向较为单一。或从儿童性格入手，或从儿童心理卫生入手，探求有利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家庭教育形式。但其中也不乏颇具远见的学者，他们探究家庭教养方式的类型，并从父母文化素养、职业等角度分析了家长教养态度的成因[18]。进入90年代，随着国际交流的快速发展，发展心理学领域的一些新流派、新理论、新研究模式日渐为我国学者了解和接受。在考虑与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他们逐渐将新思路、新信息运用到家庭教养的研究中，使我们的研究既紧跟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又很快深入到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层面，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概括说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教养方式所涉及对象的年龄段更加宽泛，从以婴幼儿为主，逐渐扩大到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
第二，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化关系的探讨从宏观、笼统走向微观、具体。
第三，进一步研究家庭教养方式本身，深入探究教养方式内在的结构。
第四，对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因素的探讨更广泛，尝试从多方面寻找影响因素。
此外，研究者也关注家庭环境、关注父母所处的文化背景，试图从家庭系统内和系统外的因素理解父母的教养行为。王耘等研究了不同家庭类型、家庭经济收入状况等因素对母亲抚养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结构是影响母亲抚养行为的重要变量，主干家庭母亲的抚养行为总体上优于核心家庭的母亲[19]。张文新比较了城乡两种文化背景对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结果发现，父母的教育方式存在城乡差异，城市青少年的父亲对孩子有更多的情感理解与温暖；城市母亲与农村母亲在对孩子的情感温暖与理解方面没有差异，但对孩子的干涉、保护、否认拒绝、惩罚严厉更多[20]
2、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
父母教养方式在子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深刻而长远的，已有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
在子女的认知发展、性格形成、社会化、心理健康等多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对父母教养方式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提出提高、干预父母教养方式的方法。
父母教养方式受到父母性别、受教育水平、子女所在年级和学校类型而不同，也与城市、农村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有关[21~24]。受教育水平越高，对孩子采用负面教养行为越少，教育困惑也越少，但高中及中专文化的父母却比初中文化的父母对子女表现出更多的权威、挑剔挖苦、限制干涉等负面教养行为，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而年级不同，父母的教养方式也不同，说明教养方式与子女的身心发展有关，也进一步证实了教养方式是双向的，受到父母和子女的共同作用，教养方式应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特点来选择，而且也是可以调整和变化的；地区特点、民族的因素也影响到父母的教养方式，说明对教养方式的研究要结合文化背景，充分挖掘民族中的有利因素和结合地区特点来提高父母的教养方式；不同学校类型的父母采取的教养方式也存在差别，因此在父母教养方式的调整上要结合学校、家长、学生及社会干预的共同作用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3、父母教养方式研究领域从宏观、笼统走向微观、具体
研究者开始从宏观、笼统的理论上的评述逐步地通过多种实证研究探讨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发展的各个方面具体的影响。
3.1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
维果斯基认为，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成人创造的环境及提供的指导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种指导就体现了父母的教养方式。通过这些指导，儿童的认知能力才能超越现有水平而向上发展。因此，要理解儿童的发展，就必然要关注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向孩子提供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导。
大量的针对学业不良或学习困难学生的研究[26~29]显示学习成绩不良与智力因素以外，还与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等因素有密切相关。父母的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及父亲的过分干涉明显高于学业优秀学生，而情感温暖和理解较低。辛自强[30]等对小学学习不良儿童家庭功能的研究发现，一般儿童家庭的行为方式多属灵活型，在合理规范的基础上，随环境变化灵活调整行为规则，对违规行为的处理也很灵活。学习不良儿童家庭的行为控制方式常是不健康的。温暖和理解使子女产生温暖、信任和安全感，并形成良好的个性与学习习惯，惩罚、否认、拒绝和干涉则使差等生有逆反与自卑感，对学习厌恶、抵触和缺乏信心。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会影响到子女的学习进步是通过影响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和目标定向来起作用的，父母情感上的温暖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子女在学业自我概念上取得较好的自我评价，
从而影响学业成就[31]。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儿童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说服、民主、鼓励、宽容、情感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儿童的智能开发，而惩罚、打骂、羞辱、拒绝、专制和过度保护、包办、溺爱、不问不管等方式造成社会退缩、急躁、任性等非智力因素问题发生率高[32]。
中国关于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与西方有一致的地方，但也有不同之处。关于儿童气质和父母教养方式与其陌生环境中语言表达水平显示父母教养方式尤其是父亲的严格教养方式与儿童的语言表达有显著的相关[33]。谷传华、陈会昌等[34]通过历史测量学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考察显示，在社会创造性人物的早期成长过程中，“严父慈母”这一传统的家庭教养模式总体上占主要地位。总体来看，父母尊重孩子的独立、自主，能够给孩子较多的情感温暖和理解，是创造型家庭的共同特征。
上述研究表明父母的支持、奖赏指导和适当的反应，这些教养方式影响了儿童能力的发展，而对儿童的适当要求可促进儿童认知的发展，特别是当要求和对儿童的支持与反应结合时更有效。
3.2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
人的社会化过程，不仅显示了品德发展和个性完善的过程，而且也从中获得了行为方式的各种成分，儿童的社会化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受到关注。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也是社会化的最先执行者和基本执行者。儿童的社会知识、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首先是从家庭中获得的，同时，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化的目标也是首先通过父母传递给儿童的。家庭对幼儿心理发展的影响，其实质是家长的价值取向对幼儿的社会化的影响，也即家长把内化了的社会文化传递给孩子。良好的教育方式，有利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不良的教育方式，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儿童社会性发展起着阻碍作用。
中国曾开展了3~9岁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研究，关颖[9]等专门探讨了父母教育方式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相关性，数据显示，父母采取民主型教育方式的，儿童社会性得分高分组的比例大大高于宽容型和专制型的教育方式，从而看出在亲子关系上的民主、平等、和谐，使孩子在良好的气氛中接受教育，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有积极的影响。宽容型教育方式给孩子较多的自由，对孩子的个性发展、尤其是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有一定好处，但这种孩子缺乏教育，不负责任，使孩子接受父母的教育影响较少。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最初阶段，采取这种教育方式，会导致子女社会性发展的不成熟。采取专制型的教育方式的父母，往往是出于“为孩子好”的目的，对孩子过多干预、过分保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孩子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教育能力的发展，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这与西方的研究是一致的。1995年北
师大的林磊研究了“幼儿家长教育方式的类型及其行为特点”，避免了以往心理学所使用的根据单一维度得分来划分的做法，考虑了父母教育行为的各个方面，从而避免了划分上的绝对性。从溺爱性、专制性、放任性、期望性、不一致性、拒绝性和民主性七个维度对父母的教育方式进行评价、定型，用快速聚类法归纳出五种教育方式：极端型、严厉型、溺爱型、成就压力型、积极型。他的研究表明，积极型的方式有利于孩子的个性发展，而其它类型则存在各自不同的缺陷。积极型的教育方式约占40%，其它四种类型约占60%，说明还有相当数量的家长在教育方式上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会对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17]。
除了具体评估教养方式的类型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国内研究者还涉及到它与社会化的各个具体方面的关系。如父母教养方式与自我概念[35~38]的关系，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父母的支持、鼓励和积极参与可以促进儿童自我概念的积极发展，而粗暴的不支持行为则会阻碍儿童自我概念的健康发展。父母教养方式对少年儿童自尊发展影响[39,40]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少年儿童自尊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父母对少年儿童采取“温暖与理解”的教养方式会促进儿童自尊的发展，提高儿童的自尊水平。相反，父母对少年儿童采取“惩罚与严厉”、“过分干涉”“拒绝与否认”、“过度保护”等教养方式都会不同程度地阻碍儿童自尊的发展，降低儿童的自尊水平。此外，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自我效能感和良好情绪的培养起着一定的作用[41]。青少年的归因方式与早期所受抚养方式有明显关联，具有悲观归因方式的青少年回忆出较少的父母的温暖，较多的母亲的拒绝、否认和父亲的惩罚[42]。
综上所述，父母的教育方式对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儿童通过接受父母的教育方式给他们的教育影响，形成并获得了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的行为习惯，并为将来的发展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对于学龄前儿童来说，由于父母更多的教育、照顾他们，教育方式对他们的社会化发展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3.3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人格发展的影响
家庭是儿童早期生活最基本的环境，约占其全部生活时间的三分之二。儿童时期是个体生长、发育、身心发展的最迅速的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环境影响和教育的时期。家庭对儿童的作用，不仅在于它所提供的生活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人格形成的影响。
研究发现，人格维度神经质(N)、精神质(P)得分分别与父母不良的教育方式如严厉惩罚、拒绝否定、过度干涉与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3~46]。长期不当的父母教育方式易使子女形成难以适应社会的不良人格特征，从而为人格障碍、神经症的发生提供了病前人格基础。严厉惩罚、拒绝否认、过度干涉的教养方式越多，其子女就越可能多地表现出孤独、不关心他人、难以
适应外部环境、喜欢冒险等特征。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父母采用高压策略多、表达负性情感、积极情感少，而使子女对人产生消极认知，不能关心理解他人、行为倔强并因此不能适应外部环境。理解、情感温暖能促使子女性格的平衡发展，可减少对自身健康的关注，情绪乐观而稳定，易与人打成一片，待人热诚，成熟，适应力良好，谨慎实际，但也易出现对生活自满自足，无所追求，但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过度干涉和保护，就将导致子女对生活境遇持消极态度，不信任他人且无自知力，偏爱易使子女在家庭中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受到过分的照顾和溺爱，容易产生任性、自我中心、依赖性和缺乏韧性等不良的人格特点。过度保护可阻碍子女独立性和社交能力的发展，以致子女形成缺乏自信、过分自我约束和依赖等不良的人格特点。
因此，父母养育方式在子女人格形成中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父母亲应该共同调适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对孩子多施加正性情感，避免负性情感的暴露，使子女在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人格健康发育。
4、学生学习风格的相关研究
对于学习风格，长期以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界定。西方许多学者从各自的角度阐释着学习风格的内涵。
定义Keefe 在1979年从信息加工角度界定学习风格为：“学习风格由学习者特有的认知、情感和生理行为构成，它的反映学习者如何感知信息、如何与学习环境相互作用并对之做出反映的相对稳定的学习方式”。
在我国，比较公认的是谭顶良先生对学习风格所下的定义（1995年）[47]：学习风格是学习者持续一贯的带有个性特征的学习方式，是学习策略和学习倾向的总和。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为完成学习任务或实现学习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步骤，其中某一特定步骤成为学习方法。学习倾向是每一个体在学习过程中会表现出的不同偏好，包括学习情绪、态度、动机、坚持性以及对学习环境、学习内容等方面的偏爱。有些学习策略和学习倾向可随学习环境、学习内容的变化而变化，而有些则表现出持续一惯性。那些持续一贯地表现出来的学习策略和学习倾向，就构成了学习者通常所采用的学习方式，即学习风格。在上述定义中，相对来说，被广为接受的是Keefe对学习风格概念的界定。
学习风格是个体在一定的生理特性基础上，受社会环境和父母教养的影响，在长时期的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美国纽约圣. 约翰大学的邓恩夫妇，将学习风格的要素分为五大类：
(1)环境类要素：对环境的偏爱；光线强弱的偏爱；温度高低的偏爱；坐姿的偏爱等等。
(2)情绪类要素：包括激发动机、坚持性强弱、责任性强弱、对学习内容组织程度的偏爱。
(3)社会性要素：喜欢独立学习；喜欢结伴而行；喜欢与成人一起学习；喜欢与不同的人一起学习。
(4)生理性要素：喜欢听觉刺激；喜欢视觉刺激；喜欢动沉刺激；早上学习效果最佳；上午学习效果最佳；下午学习效果最佳；晚上学习效果最佳。
(5)心理性因素：分析与综合；对大脑左右半球的偏爱；沉思与冲动。
5、父母教养方式的评估工具
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48]。本问卷于1980年由瑞典Umea大学精神医学系
C.Perris等人编制，用于评定父母的教养方式。原量表含有81个条目，经中国医科大学心理学教研室岳冬梅、李鸣果、金魁和、丁宝坤于1993修订后[49]，信度效度均较好，该量表分为父亲和母亲两个分量表，分别测试父亲和母亲的教育方式，两者各由相同的66个题目构成。其中父亲量表包括58个条目6 个因子（分量表），即：因子Ⅰ（FSS1）：情感温暖与理解；因子Ⅱ（FSS2）：惩罚、严厉；因子Ⅲ（FSS3）：过分干涉；因子Ⅳ（FSS5）：偏爱被试；因子Ⅴ（FSS6）：拒绝、否认；因子Ⅵ（FSS7）：过度保护。母亲量表包括57 个条目5 个因子（分量表），即：因子Ⅰ（MSS1）：情感温暖与理解；因子Ⅱ（MSS2,）：过分干涉和保护；因子Ⅲ（MSS3）：拒绝、否认；因子Ⅳ（MSS4-）：惩罚、严厉；因子Ⅴ（MSS5）：偏爱被试。各分量表均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为4级评分[49]，从不1 分，偶尔,2分，经常3，总是4分。表要求被试回忆早期经历的父母教养方式，并作出4级评分。施测时间约30分钟。该量表不适用于年龄幼小的被试和年龄过大的被试，而适用于中青年被试（15～54 岁左右），该年龄段的被试对父母的评价更客观、稳定，回忆的准确性也较高。
6、国内父母教养方式研究进展及存在问题与未来展望
国内对父母的教养方式的影响已开展的大量研究一致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影响着儿童认知能力、社会性情感及各种人格品质的发展，从而为儿童教育提供理论支持。同时通过对父母不良教养方式与行为的研究及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有利于减少儿童的问题行为。但在研究领域上以单一的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居多，虽有一部分研究者涉及到儿童的年级、性别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已有的个性特征和行为是如何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但研究非常少，而且没有涉及到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也没有探讨在这一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影响机
制。因为父母与儿童的关系是辩证的，他们的影响也是相互的，儿童的行为或个
性特征反过来也会引起父母新的行为，随着父母影响儿童的单向决定观向亲子双
向互动观转变，以及人类发展生态理论模型的兴起，探讨教养方式与儿童的相互
作用及机制是以后研究的重点所在；另外，在研究中，没有考虑到儿童对父母的
教养方式是怎样理解的。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影响儿童社会化的外部动因，儿童在
心理上是如何认知它、理解它，这种认知和理解又是如何影响了儿童的发展，这
都是应该探讨的实际问题。外部的客观刺激只有通过主体的认知、理解过程，才
能转化为个体心理发展的因素，如果缺乏这一中介过程，它就会失去对个体的影
响作用。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传统的家庭关系和家庭教育的观念与实践发生了
一系列的变革，激励有关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学习风格的影
响。但我国对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仅停留在某些方面，而且存在着一些问题，例
如：研究方法存在的单一化倾向，许多研究都以问卷调查为主，很少深入到家庭，
深入到亲子交往的实际中去观察、实验，缺少行为变量的研究，也缺少纵向追踪
研究，多为相关性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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