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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2)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及意义 (3)
（一）、立法背景 (3)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确立的意义 (3)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分析 (4)
三、国内外类似罪名及规定的研究： (5)
（一）、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他各国的影响力交易罪比较 (6)
（二）、与国内相关罪名的比较 (7)
四、“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法律实践中面临的问题 (7)
五、“影响力受贿罪”等贿赂犯罪日后立法及实务中应注意的问题 (8)
六、结束语 (8)
七、参考文献 (9)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从国际公约及国内立法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安徽科技学院文法学院2006级法学1班王迪）
摘要：
自2009年10月16日起，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的，司法机关将使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这一新罪名的确定，也是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后国内立法与之的有效对接。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确定，将对权力产生有效的约束，让权力在更为规范的轨道上运行，以减少腐败，使权力成为更有限但更有利于公众利益的权力。这一罪名的明确使“反腐包围圈”越收越紧，无疑折射了我国反腐零容忍。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在理论上对传统受贿罪的一次重大突破，实践中填补了目前反腐败制度和法律体系存在的一个空缺。在深水区“设网捕鱼”，让规则的运行更加清晰而公正，这对于进一步严密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加大对腐败犯罪的刑法惩治力度，促进反腐败刑法立法的国际化，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构成要件，立法缺陷
绪言：
长期以来，虽然刑法中对贿赂犯罪已有了详细的规定，但是，在现实中却存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受请托人的贿赂，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新情况，这一行为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未直接参与，但同样损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工作秩序，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
2009年2月28日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的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
2005年10月27日在京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决定。这为我国遣返外逃腐败犯罪人员，追缴被非法转移
国外的资产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在这一国际性条约中，同样规定了上述行为为“影响力交易”犯罪。为了迎合遵守“条约必遵守”这一国际义务，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为一个新罪名加以确认，确保我国反腐败法制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及意义：
（一）、立法背景
第一、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受贿犯罪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受贿手段不断翻新，权钱交易由“直接”变为“间接”、由“现货”变为“期权”。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从查处的案件情况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领导干部“身边人”参与作案，已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身边人利用影响力，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获取或者索取财物，严重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以及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但对这类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却难以定性处罚。因此对该类行为入罪有利于进一步严密我国贪污犯罪的刑事法网，加大对腐败犯罪的刑法处罚力度。
第二、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第18条规定了“影响力交易”犯罪，即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地位或者其他影响，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职权行为，收取或者索取财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此新罪名的确立能够有效实现国内法律与国际法律的有效对接。
第三、行为人的利用行为有双重性，即先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自己(主要指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进而又利用了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如不给予规制，后果不堪设想。
第四、行为人利用影响力，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获取或者索取财物，也严重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以及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因而在实质上类似于“斡旋受贿”的行为，但却不同于“斡旋受贿”，属于一种特殊的受贿犯罪，利用现有刑法规定很难予以规制，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很难在事后给以定罪量刑。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确立的意义：
第一、理论上，对传统受贿罪的一次“重大突破”，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罪名的增设，是在实践中则填补了目前反腐败制度和法律体系存在的一个空缺。1979年《刑法》中规定的此类犯罪主体基本是“国家工作人员”，而且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予以严格限制。利用影响力受将范围扩大到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更加严密了我国反腐法律网，把影响力看成是可能造成腐败的能力和能量，实际上是在对权力进行更全面的约束，相当于一个提醒和规范，应该防止权力的影响力被滥用，特别是防止权力的影响力被别人滥用。
第二,该条文堵塞了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友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者地位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本人收受或者索取请托人财物,不构成任何犯罪的法律漏洞。有效区别了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与其通谋受贿的共同受贿罪。
第三,该条文以刑法明文规定的方式解决了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问题,即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或者索取请托人财物,同样构成犯罪。弥补了“97刑法”将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从受贿罪的主体中排除出去的立法不足。
第四，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确定，还能够净化社会上流行的找关系找人的风气，让权力
的运行更加透明，进一步规范了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的行为，使权为民所用进一步落到实处。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分析：
（一）、犯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工作秩序。国家工作人员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不仅仅存在于其本人手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亦有利用其与请托人进行权钱交易的可能性，随着请托人送礼方法的日益“高明“，这种“曲线救国”的手法被愈来愈多的应用。此行为客观上同样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同时也妨害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工作秩序。
（二）、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三种情况:① (1)行为人利用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的亲朋等特殊关系,使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本人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达到较大或者有其他较严重情节的行为。(2)行为人因为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亲朋等特殊关系,从而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本人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达到较大或者有其他较严重情节的行为。(3)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本人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达到较大或者有其他较严重情节的行为。
（三）、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单位并不会构成此类犯罪。对于此新罪名主体中“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如何认定，《刑法修正案七》中并未明确说明，我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进行考量：
对于“近亲属”的认定：
<1>、我国其他法律现有现有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而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发布的《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则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很显然，这三者规定的是范围是不一致的。考虑到传统的亲属伦理观念、现实合理性以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目的在于惩治特定人员利用影响力受贿的行为等因素，我认为，对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近亲属”而言，应该采用《意见》中的规定。
<2>、立法目的及犯罪可能性：
此次修正案规定这一新罪名的目的是打击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关系密切的人在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受贿赂的行为，以保持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务廉洁型和保证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工作秩序。无论是从立法目的还是从犯罪的可能性上来说，《意见》中规定的范围均为一种适中的选择。如采用
①《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探讨———对刑法第388条之一的解析》胡同春(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行政管理系,河南郑州450052
《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显得范围过于狭小，达不到打击此种犯罪的目的。采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把“其他具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包括其中，范围又显过大，体现不出刑法的谦抑性特点。
对“其他关系密切的人”的认定:
2007年7月8日，“两高”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特定关系人”的概念，并明确规定“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但考虑到特定关系人往往限定在近亲属、情人、有共同财产、共同利益这样的关系，现实中很多并没有也很难证明他们之间有这样的关系，而只能证明他们有密切的关系或者交往。我认为“关系密切的人”不仅应将“特定关系人”包括在内，而且范围应该更加广，例如与领导关系密切的秘书、司机等等，均有可能构成此类犯罪。这样规定有利于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关系密切的人”这样的表述无非是想把这类腐败行为包含得更广一些，更接近《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相关规定。
当然，现阶段，在只有书面规定，没有实务的情况下，以上的讨论只是一种参考，二者的确切范围还必须有待于日后两高颁布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以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打击犯罪的准确性，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权。
（四）主观方面是故意。在主观方面与其他的贿赂犯罪一样，必须是故意犯罪才能构成本罪，而且是与所依附的国家工作人员未通谋的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罪与非罪的界限：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行为特征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在确定罪与非罪时是把其收受贿赂还是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既遂标准呢？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受贿罪和斡旋受贿罪都分别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和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很显然地可以看出，传统受贿罪认为必须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否则则不能构成上述两个罪名的既遂。斡旋受贿罪中同时更加强调的是“不正当利益”，包括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如果是正当利益则构不成斡旋受贿的既遂。
针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我认为应该把是否收受贿赂是判断该罪名既遂未遂的标准，即只要行为人索取了或收取了贿赂，就属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既遂，至于是否已经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不影响既遂的成立。如同行为人盗窃他人财物后，因自己的粗心大意丢失、忘记等没有从犯罪行为得到利益但犯罪已经既遂的道理一样。如果把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既遂标准，肯定违背了立法本意，大大缩小和降低了对此类犯罪的打击范围和标准。
三、国内外类似罪名及规定的研究：
（一）、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他各国的影响力交易罪比较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均有关于利用影响力交易方面的犯罪规定。新加坡1970年《防止贿赂法》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根据该法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非公务员为自己或他人从别人处收受或索取，或者同意收受或着手索取任何酬劳作为诱因或报酬并运用个人影响力诱使公务员为或不为某事的行为”。《法国新刑法典》第433—2条规定：“任何人直接或间接索要或同意奉送、许诺、赠礼、馈赠或其他任何好处，以滥用其实际或设定的影响，企图从权力机关或公共行政部门获得区别于他人的礼遇、工作职位、市场合同或其他有利之决定的，处5年监禁并科75000欧元罚金。顺从前款所指之索要，或者无权但直接或间接提议奉送、许诺、赠礼、馈赠或其他任何好处，以图某人滥用其实际或设定之影响，图谋从权力机关或公共行政部门获得区别于他人的礼遇、工作职位、市场合同或其他有利之决定的，处相同之刑罚。”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八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㈠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使其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为该行为的造意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不正当好处；
㈡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
下面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罪”与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加以对比分析：
1、影响力交易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都能
构成该罪。除公职人员可以成为影响力交易罪的主体外，其他任何人员也可成为该罪的主体。当然，“其他任何人员”通常是指与公职人员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如配隅、子女、同事、朋友以及离职后的公职人员，虽然这些人员不具有公职人员履行特定职权的身份或地位，但由于与履行特定职权的公职人员具有特殊的利益或利害关系，因而对公职人员的行为能够造成实质上的影响即具有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一些国际公约还包括了私营部门的决策人员。
联合国《反腐败的实际措施》第9条规定：“不应允许一个公职人员去处理任何涉及其经济利益或个人利益的事情，而个人利益广而言之应包括在该社会具体条件下他（她）的亲朋好友的关系。”①
以上两条均是对主体方面的规定，不难看出，影响力交易罪规定的主体范围要比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大得多，②几乎涵盖了我国受贿犯罪众多罪名的所有主体。
2．该罪的主观上必须是故意。即不论是利用了影响力的“公职人员或任何其他人员”，还是造意人，甚至在一定情况下被利用了的公职人员，主观上必须具有实施不正当影响的故意，才能构成犯罪。
3．该罪在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接受了造意人或其他人员的请托并滥用了由于其特殊地位形成的影响力，其行为特征为：
（1）直接或间接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以及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
（2）具有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的行为，
（3）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或者构成了这一好处的条①1990年第8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载于赵秉志、王志祥、郭理蓉编：《〈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暨相关重要文献资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件。
从以上三点客观表现看出，如果从主体上进行划分，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罪既包含了我国国内立法中的由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受贿罪及斡旋受贿罪，又包含了刑法修正案七中的利用影响力交易罪的相关内容，并且范围更广。
（二）、与国内相关罪名的比较
1、共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但这种故意只是行为人本人的故意，但与之关系密切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是不知情的，也就是说二者在事前并无收受贿赂的通谋。如果事先国家工作人员知情，以支持的主观故意态度去行为，则二者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对于其中的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就不能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另外，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也可构成受贿罪共犯。
2、斡旋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本人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则此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刑法》第3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犯罪,应当按受贿罪定罪处罚。可以明显看出，构成斡旋受贿类犯罪行为人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犯罪主体并无此特殊规定，这是二者区别最为明显之处。
四、“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法律实践中面临的问题：
1、如何对行贿者进行定罪量刑。我国刑法的贿赂类犯罪中，与受贿罪相对应规定了行贿罪。无论是受贿还是行贿均具有社会危害性，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工作秩序。对此刑法给予严厉打击。但是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罪名正式确定之后，对行贿者如何处罚，法律却未作出相应规定。是否按照行贿罪的规定进行处罚呢？我想回答是否定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刑法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因此，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立法漏洞。
2、商业行为中的类似利用影响力犯罪如何处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只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可以看出行为人所依附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地位影响力。不可否认地，在商业行为中，也存在与此相类似的情形。例如，众所周知，工商银行是我国的大型商业银行之一，如果请托人在某一分行行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为数不少的钱款送予行长夫人，以期谋取大额商业贷款。这一行为同样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但因为行长不知情，不能对其按照刑法有关商业受贿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同样，行长夫人因为不具有合格的主体身份亦无法处罚。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处理呢。
3、当今我国社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腐败行为,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杂七杂八的专门替别人跑关系的“公关公司”,多是收取当事人的钱财,替当事人谋取利益的“特别公司”。这些“公关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往往并不是关系密切的人,如果“公关公司”收取当事人的钱财后,再通过非财产性贿赂等手段使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公关公司”与此国家工作人员也只是偶然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不存在成为之关系密切的人，更不是所谓的近亲属。这种情况下，“公关公司”就构不成任何犯罪。这些专门拉国家工作人员下水的“公关公司”,对社会的危害相当大,新增设的《刑法》第388条之一对他们缺乏应有的打击。
4、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不同量刑档次和条件的规定方式上存在不足。利用影响
力受贿罪虽然也属于受贿犯罪，但本条规定了是“数额较大或有其他较重情节的”、“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等三个既考虑数额又考虑情节的量刑档次，而对具体数额标准没再做具体规定。
5、并未进一步深化“贿赂”的内容，即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贿赂在我国《刑法》上仍限定在财物方面，而不包括非财物（产）性的利益，如提供招工指标、安置亲属就业、升学、提升职务、迁移户口以及与异性交往等，如性贿赂问题。范围远远小于国际公约法律规定中的“任何不正当好处”的范围，即使与其他国家相关规定相比较也是这样。
五、“影响力受贿罪”等贿赂犯罪日后立法及实务中应注意的问题
1、徒法不能自行，“利剑”不可乏力，刑事法律的权威需要通过严密、公正的司法活动才能得以维护与推进。“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倘若要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和影响力，必须首先立法上进行明确，切实论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应罪名的立法必要性，对此罪名范围内的行贿行为严厉打击，以求净化社会风气，去除贿赂犯罪的“黑色土壤”。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数额们较大或有其他较重情节的”、“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具体范围和标准。
2、自犯罪产生的那一天起，犯罪与对犯罪的惩治就是一对矛盾：惩治犯罪者想使犯罪者罪有应得，而犯罪者却想要逃脱处罚。国家工作人员否认与其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存在“通谋”，双方之间是否存在“通谋”将不仅影响对双方的定罪量刑，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工作人员罪与非罪的问题。相关反贪腐部门和机关在对受贿类犯罪进行惩处时，应以对法律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可能的条件下，首先应该尽量查清国家工作人员与关系密切人之间是否存在“通谋”等情况；在不能确定有“通谋”的情况下，才可以对有关人员单独以本罪论处。在办案过程中本着还清白官员清白和严厉打击腐败的原则，也应该对案情进行仔细研究，进行深挖。同时，由于该罪主体涉及范围广泛，因此司法实践中应特别注意保障人权，应坚持罪刑法定、罪责自负等刑法基本原则，不能株连无辜。
3、新罪名的实施有赖于司法机关的发力。由于此类犯罪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在没有多少经验，检察机关通过实践办案，扎扎实实地查处几个案件，就能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为今后如何来查处这种案件积累经验。同时，发挥刑法和刑罚的威慑作用，我国的检察机关就要像韩国检察机关查处前总统卢武铉的哥哥卢建平利用总统的影响力收受贿赂一样，拿出决心查处几起高官亲属利用高官影响力受贿的典型案件，才可能让官员家属感受到司法机关的决心和法律的威严，不再心存侥幸。
4、受贿类罪既是一种渎职犯罪，也是一种贪利性犯罪。对于贪利性犯罪适用罚金刑，可以从经济上起到惩罚的作用。而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中，只有没收财产刑，却无罚金刑。我国刑法完全可以采用罚金刑与没收财产刑选择适用的方式，对受贿罪加以处罚
六、结束语:
我们不能希望一个法律条文的增设能制止所有的腐败行为,只求我国反腐败法网越织越密。这一罪名符合国际惯例，使反贿赂罪的法网不再有重要遗漏，有利于更加有效地利用法律武器打击贿赂犯罪。因此“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新罪名的确定，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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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律适用 摘要：《中华人民国刑法修正案(七)》对贪污贿赂类罪有了更加具体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贪污贿赂犯罪的外延，拓展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围，表现了我国打击职务犯罪案件的决心和信心，是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呼应的国立法。《中华人民国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388条之后，增加了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这一规定在社会上叫好之声不绝于耳，在司法界引起不少的争议，究竟如何把握和适用这一罪名，本人认为应在比较中准确把握该罪名的涵，才能在实践中正确运用。 关键词：受贿罪；法律适用；实践认定 一、此罪与彼罪的比较分析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比较分析 利用影响力受贿与普通受贿罪的共同点是两罪在本质上同属于贿赂犯罪类罪，两罪的犯罪主体都应当是特殊主体，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犯罪，犯罪对象表现为财物。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往往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1]犯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同时又破坏了正常性的经济交往，也就是说两罪所侵犯的法益都是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和正常的经济秩序，所以利用影响力受贿与普通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具有相同性。尽管两罪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两罪仍存在细微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的主体不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主要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国家工作人员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犯罪主体是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而受贿罪的主体则是国家工作人员。 2.犯罪的客体不同。从我国刑法理论来分析研究，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它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另一方面又侵犯了公权力的正常运行，扰乱了公权力的运行秩序，受贿罪所侵犯的通常是简单客体，即是国家工作地人员职务的廉洁性。 3.犯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不同。一是行为方式不同。利用影响到力受贿罪的行为人自身并无职权可利用，必须利用他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影响，受贿罪是行为人利用自己具有的职权或地位谋取利益；二是行为复杂程度不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通常涉及三方主体或四方主体，即行为人、请托人、实施职务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及被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影响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为涉及两方主体即行为人和请托人；三是行为要件不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成立要件，而受贿罪则是以“谋取利益”为成立要件。[2]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斡旋受贿罪的比较分析 两罪都表现为行为人从中斡旋说和，为请托人和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进行关系疏通，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但两罪也存在不同之处：1.犯罪主体方面的不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要表现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即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国家工作人员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
司考卷四共7道题，按顺序来分别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刑法，刑诉，民法，民诉，行政法或者商法，综合题，其中第一题是简答题，中间五道题是案例分析题，最后一道题是论述题。（Celine&李韦红整理） 2011年 二、（本题22分） 案情：陈某因没有收入来源，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了一张信用卡，使用该卡从商场购物10余次，金额达3万余元，从未还款。（事实一） 陈某为求职，要求制作假证的李某为其定制一份本科文凭。双方因价格发生争执，陈某恼羞成怒，长时间勒住李某脖子，致其窒息身亡。（事实二）陈某将李某尸体拖入树林，准备逃跑时忽然想到李某身有财物，遂拿走李某手机、现金等物，价值1万余元。（事实三） 陈某在手机中查到李某丈夫赵某手机号，以李某被绑架为名，发短信要求赵某交20万元“安全费”。由于赵某及时报案，陈某未得逞。（事实四）陈某逃至外地。几日后，走投无路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交待了上述事实二与事实四。（事实五） 陈某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将自己担任警察期间查办犯罪活动时掌握的刘某抢劫财物的犯罪线索告诉检察人员，经查证属实。（事实六）问题： 1.对事实一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对事实二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3.对事实三，可能存在哪几种处理意见（包括结论与基本理由）？ 4.对事实四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5.事实五是否成立自首？为什么？ 6.事实六是否构成立功？为什么？ 参考答案： 1.对事实一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因为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触犯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数额较大，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二者具有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从一重罪论处，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2.对事实二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因为长时间勒住被害人的脖子，不仅表明其行为是杀人行为，而且表明行为人具有杀人故意。 3.对事实三主要存在两种处理意见：其一，如认为死者仍然占有其财物的，事实三成立盗窃罪；其二，如认为死者不可占有其财物的，事实三成立侵占罪。 4.事实四成立敲诈勒索罪（未遂）与诈骗罪（未遂）的竞合。因为陈某的行为同时符合二罪的犯罪构成，属于想象竞合。陈某对赵某实行威胁，意图索取财物未果，构成敲诈勒索罪（未遂）；陈某隐瞒李某死亡的事实，意图骗取财物未果，构成诈骗罪（未遂）。由于只有一个行为，故从一重罪论处。 5.事实五对故意杀人罪与敲诈勒索罪或诈骗罪成立自首。因为走投无路而投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案例分析及界限认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为加大反腐力度而在刑法修正案 （七）中新增的一个罪名。该罪名的出台本来就是为弥补原有受贿罪规范的主体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缺点，且实质上也能够达到这一效果，但是任何一个新条文的出现都应与刑法整体，尤其是原有的特别规定相适应。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目的的实现必须依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因此通常会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可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且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受贿罪侵犯的法益相似，客观行为方面也有重合，因此两罪易发生混淆，有必要加以厘清。 案情概述 任某系某县公安局副局长赵某的妻子，某日晚上赵某出差未归，一位老者来到赵某家，想谋求赵某释放他因聚众斗殴被抓的儿子。老者说明来意，并留下现金两万元，请任某转告其丈夫赵某，任某将钱收下，等赵某回来后，将此事告诉了赵某，赵某欣然将钱收下，不久便释放了老者的儿子。 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于任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受贿罪共犯；第二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评析意见： 笔者认为，本案中任某行为的定性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正确认识受贿罪共犯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具体内容是正确定性任某行为的关键。 意见一： 根据《刑法》第25条的规定：
成立共同犯罪，行为人应当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基于此，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需要同时满足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犯罪行为两个条件。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称《纪要》）和 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分别对受贿罪共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其中，《纪要》规定： 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意见》指出：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同时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构成受贿罪共犯。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纪要》与《意见》对受贿罪共犯标准的规定存在冲突，综合以上法律文件，笔者认为以下两种情形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 第一，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此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应属帮助犯；第二，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收受了他人财物而加以制止，仍按照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此时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应属教唆犯。司法实践中如果遇到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以及特定关系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者，应先查清他们和
如何区分利用影响力受贿与事后的共同受贿 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正通过《刑法修正案》和相关司法解释逐步扩大对贿赂犯罪的打击范围，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事后明知特定关系人受贿，未退还或上交，可以认定为具有受贿的故意；而该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如何与《刑法》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相区分还存在争议。本文将主要以实践中如何区分前述两种情况为讨论重点，明确事后共同受贿的认定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对受贿款物的处分意识表示，否则应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 2016年4月18日两高配合《刑法修正案（九）》中职务犯罪的相关条文出台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贪贿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对检法办理贪污贿赂案件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但由于该解释出台时间较短，在实践中，对个别司法解释的理解和认识不统一的情况较为突出，笔者借该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实践中如何区分和认定进行分析，抛砖引玉，以期能有更多的探索和思考。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适用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立法背景
在刑法修正案颁布之前，实践中有大量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收受贿赂的案件的认定，必须依托于国家工作人员与该“身边人”构成共犯，利用共犯理论来处理这类案件，追究相关“身边人”的刑事责任。早在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贿赂意见》）中，就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通过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第三人，第三人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情形。实践中的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认定包括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这类“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接受被国家工作人员授意的请托人给予财物，按照共犯理论，理所当然地构成受贿罪。 但是实践中还有一些案件存在“特定关系人”直接绕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形成的身份和地位，完成请托人的请托事项，收受贿赂的情形。这类案件，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事先知晓，构成受贿共犯毋庸置疑，但事先的知晓和共谋的证据往往难以查证属实，无法找到确实的证据予以支撑；而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对“特定关系人”的贿赂行为并不知情，共犯的成立就存在一个共同犯意的缺失，难以使“特定关系人”依附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的共犯。而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非国家工作人员即使实施了贿赂行为，因为主体身份的缺失，亦无法定罪处罚。于是，为了扎紧反腐败的“篱笆”，《刑法修正案（七）》设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直接定罪，突破了特定关系人依附国家工作人员定罪的局限性，直接将那些共同犯意不明的特定关系人定罪处罚。于是在实践中，那些有证据证明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的“身边人”，直接以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定罪处罚，而那些无法证明是否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的贿赂案件，则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来填补。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内涵及其本质 随着我国反腐倡廉纪检工作的开展和深入，一些贪腐案件逐渐浮出水面并且得到了有力的惩处，但是一些新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与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及其关系密切的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案件不断出现，另外，一些离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依然会有利用在职时形成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是收受请托人财物也层出不穷。这些案件这些行为严重玷污了国家工作职务的廉洁性，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应作为犯罪追究。另外，我国已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第18条对影响力交易犯罪也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各缔约国将“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构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其中的“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就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亲朋好友等非国家工作人员。一些部门提出，为适应反腐败的需要，刑法的有关条文规定应当修改完善，与公约衔接，以有利于我国履行承担的国际公约义务。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其中第13条在《刑法》第388条下又增加了一款，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此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其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个新罪名。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即是指“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中，影响或改变他人心理和行为的能力。①有的学者将影响力划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权力性影响力是权力因素在组织和社会的作用下而产生的强制性影响,以外推力的形式发生作用,具有不可抗拒性、强迫性和外在性的特点。而非权力性影响力是领导者自身的非权力因素所产生的自然影响力。它是由领导者的人格因素引起的,为被领导者认可,以内驱力的形式影响和改变被领导者心理与行为的一种力量。与权力性影响力相比,非权力性影响力产生的基础十分广泛,它是建立在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尊敬、依赖、钦佩、崇拜的基础上,为被领导者自觉自愿、心悦诚服地接受,不具有任何强制色彩和驱使感。有的学者主张本罪的行为人的影响力只能是非权力性影响力。笔者认为，本罪的行为人的影响力存在权力性影响力。例如，行为人利用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职权是国家工作人员基于所掌握的职务范围内的职权，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能够形成意志上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会左右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进行职务活动时的选择，后者在进行职务活动时会考虑违背前者意志带来的不利后果与顺应前者意志所能获得的收益。“地位”是指基于国家工作人员所担任的职位层级与利用职务所掌握的资源而由社会的评价所产生的价值，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会产生潜在的、可能的影响，如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不依其要求实施职务行为，对以后的工作、利益和资源的获取可能 ①[美]约翰.P.科特：《权力与影响》，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从受贿犯罪立法的变迁看受贿犯罪主体的变更[摘要]受贿犯罪是一种多发性职务犯罪，从97新刑法颁布以来，犯罪新形 式和新情况层出不断，《刑法修正案七》更是对其进行了立法改革，立法的变迁也使受贿犯罪主体在不断扩张。 [关键词]刑事法学；受贿犯罪；立法变迁和主体变更；司法争议 一、社会背景 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保障是什么？是党和国家政权的高效优质的运作，是领导干部的廉政建设。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同时，贪污贿赂犯罪也不断扩展蔓延，给党政廉政建设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直接威胁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笔者作为审理职务犯罪的刑事法官，对受贿犯罪危害性和复杂性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拟从受贿犯罪立法的变迁入手，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法律背景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条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从我国法律的明文规定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信息：第一，受贿犯罪是身份犯罪，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身份才能构成该罪。第二，刑法第3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必须要求是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才能构成受贿犯罪，否则不为罪。第三，我国刑法对能构成受贿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已经有明文的规定。 然而，在受贿犯罪的审判实践中，经常会碰到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相互勾结，共同实施受贿犯罪的情况，如果严格按照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认定，则不能认定这些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构成受贿罪，这显然不合理。 为了指明受贿罪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应用方向，2003年11月13日，最
2017年司法考试卷二刑法学基础考点：受贿罪 受贿罪 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一)贿赂：既包括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如债权的设立，债务的免除。但不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如升迁职务、迁移户口、升学就业、提供女色等。在西方许多国家，贿赂不仅包括财产性利益，而且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二)特殊受贿： 1.斡旋受贿(间接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2.变相受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7月9日通过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增加了以下受贿形式：交易型受贿、干股分红型受贿、合作投资型受贿、受托理财型受贿、赌博型受贿、干薪型受贿、特定利害关系人受贿、权属未变更型受贿。 3.离职后受贿：必须事先约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三)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区别： 1.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后者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 2.是否有共同犯罪故意不同：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如果将收受财物以及为他人谋取利益告知了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如果没有告知，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12年)副县长赵某带队前来开展拆迁、评估工作的验收。李某给赵某的父亲(原县民政局局长，已退休)送去1万元现金，请其帮忙说话。赵某得知父亲收钱后答应关照李某，令人将邻近山坡的树苗都算到李某名下。
受贿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将受贿罪的罪状规制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根据这一罪状，除索贿外，我国的受贿罪的构成包括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三个要件。笔者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经常感觉受贿罪的罪状设计有着不少的缺陷，以致在实际运用中经常无所适从。虽然两高不断有一些关于受贿罪的司法解释，但都只是在对现存的受贿罪的概念的基础上，针对如何适用的具体规定，而没有对受贿罪罪状本身作出修改。为更好预防并严厉打击腐败，笔者认为，应从受贿罪罪着本身进行立法完善。以下笔者从贿赂的范围的扩大和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应予取消两个建议进行浅薄的论述。 一、贿赂的范围应予扩大 司法实践中，虽然贿赂的主要形式还是财物，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以财物为贿赂方式的行受贿亦在大量出现，如免费提供劳务、免费出国旅游、甚至提供性服务等。这些给予好处的方式严格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来评价的话，因不能具体物化量化，因而不能被认定为财物，即不能认定为贿赂，从而使得利用了职务便利接受了这些非法利益的国家工作人员却不能以受贿罪处之，这其实是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相抵触的。 贿赂在本质上就是用来交换权力的利益，对手中有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有着极大的诱惑性和腐蚀性。受贿行为不仅背离了为政清廉的义务，而且其行为严重腐蚀了国家肌体，妨害国家机关对内对外职能的正常履行，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们群众中严明公正的形象，败坏了社会风气，危害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贿赂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因此，笔者认为，从贿赂的本质和危害性来看，把贿赂的范围仅围定于财物是不适当、不符合社会发展现实的，应该将一切以权力为交换目的的不正当利益全部包括在内。理由如下: 1.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符合严格打击受贿犯罪的现实需要。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就是以权谋私，其根本危害在于侵犯、腐蚀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无论是为自己谋取了物质还是非物质的利益，都属私利。从社会危害性来说，不论该私利是财物的形式，还是其他非物质利益的形式，其结果都对其职务廉洁性造成了侵害，都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而现行刑法将受贿罪的贿赂范围仅围定于财物，而将财产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排除在入罪标准之外，实则是对受贿罪本质特征的违背，亦在实际上放纵了各种非财物形式的贿赂犯罪。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许多国家工作人员，尤其对于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者而言，物质利益于他们而言己不是唯一追求，各种非物质的、精神的需要反而更加强烈。行贿方式早己不是直接的送钱送物这么简单，而是在不断的花样翻新。因此，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各种不正当利益的行为都纳入受贿罪的范畴，才真正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并能有效地预防和打击各种贿赂犯罪。 2.将贿赂的范围扩大到非物质利益，势必使得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亦进一步完善。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主要是数额，而非物质利益因其不好具体化、量化，而使人担心在司法实践中不好认定，对定罪量刑造成新的困扰。那么，这就势必要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进一步完善。我们说受贿罪侵犯的客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而这种侵犯的危害程度不是单纯地以数额能衡量的。如现行的受贿罪的单一的数额标准，笔者认为是既不科学也不合理的，也只适合于以财物为贿赂形式的贿赂犯罪。如将非物质利益纳
浅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论文摘要：相对于直接的权钱交易行为，间接地利用权力影响力进行贪腐，已成为当前官员****现象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公布的时间比较短暂，刑法理论界没有深入研究，实务界不能正确适用。本文将对本罪的构成要件作一定的研究和分析，同时指出本罪相关立法上的不足，以期完善本罪立法并对司法实践上的灵活适用有所裨益。 论文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构成要件立法完善 一、立法背景、意义和定义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加大反****的力度，通过国内立法或者国际公约，确认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特别是《联合国反****公约》(以下称《公约》)中明确规定，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故意地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新型****现象，我国有必要对这种身边人的受贿行为加以法律规制，加大反****的力度。 本罪的确立是对我国受贿犯罪法律体系的完善，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内容，是刑法界的一大进步。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
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二是与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理论和实践上的定性都没有争议，但是我们必须对关系密切、近亲属等弹性概念做出明确量化，准确确定它们的范围，这样才能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更好的惩治****犯罪。 (一)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 近亲属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上的内涵确定，但是在法律文化上却是见仁见智，究其原因，不外乎在我国法律文化中不同法律部门、不同法律位阶对近亲属这一概念的规定不一致，以至于产生适用冲突。《刑事诉讼法》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而《民通意见》加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中更是扩大了范围，包括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这种现象使得原本确定的近亲属概念变得十分不明确或宽或窄，司法实践中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关于受贿罪立法状况的调查报告
内容摘要 作为一神最为传统典型的腐败现象，受贿一直是各国政府重点惩处的对象。我国也一直极为重视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并不断地完善相关立法工作，使其不断趋于周密。但是，函于在立法上存在着缺陷，现实社会中许多受贿行为不能得到惩治，形成了在受贿罪刑事立法上的真空地带，使得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借机大肆获取不法利益，如不及时地完善与修正刑法关于受贿罪的立法缺陷，势必使得这类现象更加蔓延。笔者对受贿罪的立法状况进行调查，探索我国受贿罪的立法完善策略。 关键词：受贿罪；立法缺陷；腐败
目录 一、调查概况 (1) 二、调查结果分析 (1) (一)受贿罪的罪名体系不严整 (1) (二)受贿罪行为方式的规定不全面 (1) (三)受贿罪的对象限于“财物”过于狭窄 (1) (四)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偏窄 (2) (五)刑事处罚不科学 (2) 三、调查结论及建议 (3) （一）调查结论 (3) （二）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对策 (3) 参考文献 (7)
一、调查概况 调查时间：2009.12.4-2009.12.19 调查方法：文献法、访谈法 调查目的：了解我国受贿罪立法的情况，为完善相关立法提供借鉴 二、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调查笔者发现我国受贿罪的立法存在诸多问题，具体如下： (一)受贿罪的罪名体系不严整 较之1979年刑法，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无疑有所完善。但从总体上讲，受贿罪的罪名体系不严密，不能涵盖当前许多变相的受贿犯罪行为，因而也就不能有的放矢的进行有效惩治。表现在: 1.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因其所处的职位、地位而单纯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职务行为。这种情况在当前比较盛行，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了他人的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又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甚至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职务行为都谈不上，因而不符合受贿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但行为人接受他人赠送的财物或其他财产性的利益，显然又是由于其身在官位、手中掌握一定公共权力，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 2.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其履行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特别是谋取正当利益时，并没有立即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甚至也没有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受贿故意，但在事后某个时间明知他人赠送财物与其履行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有关而仍然收受其财物。 (二)受贿罪行为方式的规定不全面 由于刑法对受贿罪行为方式的规定不全面，许多受贿形式得不到刑法的调控。同时，“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存在扭曲了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妨害了司法机关对受贿犯罪行为的查处。 应当承认，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犯罪构成设置的这一要件为查处和追究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腐败交易设置了人为的法律障碍。根据第385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在形式上则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这一规定客观上解除了一些贪官污吏利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通过把非法收受贿赂和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时问和空间上错开，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聚敛不义之财。如利用红白喜事等名目公开接受礼金，或逢年过节大肆收敛“压岁钱”等等。通过这些方式聚敛起来的不义之财，在一些贪官污吏眼里，充其量只能算是“灰色收入”。司法实践中，司法部门在认定这些“灰色收入”的法律性质时确实感到困惑，以致许多贪官污吏往往就因这些“灰色收入”无法被计入受贿的总额而逃脱法网或者重罪轻判，从而严重影响反贪肃贿工作的深入开展。从立法科学严谨、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的角度分析，我们认为，这一规定实属画蛇添足，并且与国家惩治腐败、肃清贪贿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 (三)受贿罪的对象限于“财物”过于狭窄 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只限于“财物”。“财物”即金钱和有
民主与法制研究 [收稿日期]2010-10-08 [作者简介]王萍（1975～），女，甘肃省通渭县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法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经济法学。2011年第1期No．12011 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 Journal of YiLi Prefecture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 论我国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王萍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新疆乌鲁木齐830002） [内容提要]《刑法修正案（七）》中将利用影响力实施的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在《罪名补充规定(四)》中，又将这种犯罪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对于打击腐败，加速我国法治的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笔者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原因阐述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进一步概括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及与其它罪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存在的法律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内容。 [关键词]影响力受贿罪立法背景区别界限缺陷及完善 [D O I 编码]doi:10.3969/j.issn.1674-6287.2011.01.097［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87（2011）01-0097-03一、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 《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在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的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以下简称关系人)纳入受贿犯罪规制对象的范围,既有国内方面的原因,也有国际方面的原因。 （一）从国内看,将关系人纳入受贿犯罪规制对象的范围主要是为了填补我国传统刑事立法和司法对这些关系人无法规制的漏洞 关系人参与受贿犯罪活动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司法机关打击受贿犯罪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此类犯罪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由关系人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者向请托人索取财物。案发后,国家工作人员只承认自己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但对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或者向请托人索取财物一事则声称并不知情;关系人只承认自己代请托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了请托事项,而对自己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之事则坚称并未告知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受贿犯罪出现的这一新动向,我国传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往往感到非常无奈。 由于我国刑法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共同犯罪成立条件,因此,要想认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犯罪往往比较困难。在共同受贿的情况下,如果各共犯人的分工不同,那么就要求每个共犯人不仅要明知自己的行为内容,而且还要对其他共犯人的行为具有明知,才成立共同故意。具体而言,在国家工作人员与关系人存在明确分工的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负责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关系人负责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只有在二者互相明知对方的行为内容时,他们才具有受贿罪的共同故意;否则,就没有受贿罪的共同故意,也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因此,检察机关就不能指控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关系人构成受贿 ·97 ·
最全受贿罪法条、司法解释 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诚信高效专业 受贿罪刑法条 文 ..................................................................... ................................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 ..................................................................... ............................................... 3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国有单位的内设机构能否构成单位受贿罪主体问题的答 复 ..................................................................... ............................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的通 知 ..................................................................... ................................ 6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佛教协会工作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或者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主体问题的答 复 ..................................................................... ........................ 7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 知 ..................................................................... .................... 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李金明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北京100081) 摘要:为了应对受贿犯罪出现的新动向、解决贿赂犯罪证明难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与国际公约的规定接轨,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6第13条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罪在构成要件方面与其他贿赂犯罪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关系人0参与贿赂犯罪可能涉嫌四种犯罪类型,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定罪量刑。 关键词:5刑法修正案(七)6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构成要件/关系人0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6(以下简称5刑法修正案(七)6)。5刑法修正案(七)6第13条规定,在1997年修正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6(以下简称5刑法6)第388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388条之一。5刑法修正案(七)6公布以后,对于如何理解与适用其中的第13条的规定,刑法学界与司法实务部门均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为对解决分歧有所助益,笔者拟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若干法律问题作些研讨。 一、立法背景分析 5刑法修正案(七)6第13条之所以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以下简称/关系人0)纳入受贿犯罪规制对象的范围,既有国内方面的原因,也有国际方面的原因。 (一)从国内看,将/关系人0纳入受贿犯罪规制对象的范围主要是为了应对受贿犯罪出现的新动向对传统刑事立法和司法提出的新挑战 近些年来,受贿犯罪出现的新动向是: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关系人0共同受贿的现象比较普遍。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正义网中的/贪官档案0栏目公布的案情看,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关系人0共同受贿的比例达81%,在有些地方,夫妻联手作案,共同受贿的比例高达90%以上。1/关系人0参与受贿犯罪活动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司法机关打击受贿犯罪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此类犯罪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由/关系人0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者向请托人索取财物。案发后,国家工作人员只承认自己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但对/关系人0收受请托人财物或者向请托人索取财物一事则声称并不知情;/关系人0只承认自己代请托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了请托事项,而对自己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之事则坚称并未告知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受贿犯罪出现的这一新动向,我国传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往往感到非常无奈。 11由于我国刑法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共同犯罪成立条件,因此,要想认定/关系人0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犯罪往往比较困难。 5刑法6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0。据此,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3个条件:(1)主体条件。共同犯罪的主体条件是行为人必须是二人以上。(2)客观条件。共同犯罪的 # # 105
受贿罪论文关于受贿罪的论文：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 摘要:尽管我国刑法典受贿类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在“影响力”的含义上,二者范围并不相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是指对他人的行为或者思想能够起一定促进或者改变作用的无形力量,其可分为形式上的影响力和实质上的影响力、职权性影响力和非职权性影响力以及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行为人表现出来的影响力强弱与行为的定性有着密切联系。 关键词:影响力;受贿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影响力”的含义是理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关键。为了更好的理解“影响力”,我们不能忽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本罪设立的影响。因此,在对中国刑法典和该公约对比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影响力”的含义和分类,分析了行为人表现出的“影响力”强弱与行为定性的关系,以期待对刑事立法、司法有所帮助。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条款的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所谓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
的行为;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这一规定扩大了受贿类犯罪的主体,将与国家工作人员有一定关系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也纳入到了受贿类犯罪的主体,这不仅是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国从《公约》起草时起就一直积极参与,并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了该公约,2005年10月27日正式批准了该公约。签署与批准就表明了我国对该公约所规定内容和机制措施的认可和赞同。《公约》第15条规定了“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的行为,即“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一、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该公职人员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不正当好处,以使该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二、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公约》也对“影响力交易”行为进行了规制,具体内容是第18条“影响力交易”,即“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一、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使其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为该行为的造意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
受贿罪立法若干问题探析 受贿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腐败犯罪。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存在缺陷，不利于有效预防、严厉打击腐败犯罪。《刑法》将受贿罪的主体仅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无法彰显我国法律在国际上的威严，也不适应国际社会联合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因而应将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纳入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上，应当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将其规定为量刑情节。在受贿罪的刑罚体系上，由于受贿罪具有贪利性特点，所以应当增设罚金刑，以国家工作人员的平均年收入数额作为起刑点；取消受贿罪的死刑设置，有助于追究外逃贪官的法律责任，挽回流失的大量公共资产。由于受贿罪和贪污罪都属于职务犯罪，二者侵害的法益相同且《刑法》对二者规定了相同的量刑标准，所以对贪污罪的规定也应进行相应的修改、完善。 标签：受贿罪；职务犯罪；刑事处罚 近年来，随着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腐败犯罪浮出水面。在腐败犯罪中，受贿罪是比较常见的犯罪，也是多年来刑法学界热议的一个罪名。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存在缺陷，正视这些缺陷并在修法时加以完善，对于有效预防、严厉打击腐败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受贿罪的主体 在我国，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何为国家工作人员？我国《刑法》第93条进行了明确，即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同时，《刑法》还详细列举了非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三种情况，从而使受贿罪的主体实际上包含了四类人员：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看出，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犯罪主体都是隶属于国内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而外国公职人员并未纳入其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贿赂犯罪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国家或地区，频繁的国际商业往来中出现的以外国或国际公职人员为主体的行贿、受贿犯罪已引起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关注。《联合国反对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贪污贿赂行为宣言》提出，国际社会应联合打击贿赂犯罪，具体包括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罪和外国公职人员收受贿赂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6条也明确规定了针对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贿罪和受贿罪。打击国际贿赂犯罪已经成为世界性课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领域的国际化步伐逐渐加快，但《刑法》仍旧将贿赂犯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这显然滞后于国际社会惩治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尤其是我国已经签署并加入了《公约》，而《刑法》未能与《公约》保持一致，未将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外国或国际公职人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不利影响。一方面，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