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领导朝鲜劳动党针对党内派别的路线斗争的简要回顾
朝鲜劳动党的历史沿革及其宗派的形成
朝鲜劳动党的前身是1925年4月17日成立于汉城的朝鲜共产党（金在凤为责任书记）。1926年3月，朝鲜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由于日本殖民主义占领当局实行高压恐怖政策，使年轻的朝鲜共产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加上党内出现宗派斗争，使之无法继续展开活动。1928年12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朝鲜共产党。此后，其部分党员主要分散在朝鲜国内、中国东北、上海和苏联远东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和反日独立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侨居中国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东北组建了抗日游击队（后发展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和祖国光复会。其后，朝鲜人民革命军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朝苏边境坚持抗日武装斗争。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活动于中国关内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于1942年8月在中国华北建立了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与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
1945年“八一五”朝鲜解放后，以金日成为首的原属东北抗日联军朝鲜工作团的一批朝鲜籍中共党员与以许嘉谊、朴昌玉等原苏联籍朝鲜族苏共党员，随苏联军队回到朝鲜，着手进行建党建军和组织政权的工作。在此前后，曾在朝鲜国内坚持地下革命活动的朴宪永、吴琪燮、朱宁河等原朝共党员也分别南方和北方积极进行建党活动。
1945年9月11日，朴宪永在汉城重建朝鲜共产党，朴宪永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苏联军政当局的支持下，10月10日—13日，朝鲜北方五道的共产主义者在平壤举行会议，成立了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选举金容范为责任书记，武亭、吴淇燮为第二书记。同年12月17日－18日，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改选金日成为责任书记。许嘉谊为分局执委、组织部部长。
金抖奉、崔昌益返国后，于1946年3月20日在平壤将朝鲜独立同盟改组为朝鲜新民党，金抖奉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崔昌益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同年，在汉城成立了南朝鲜新民党。
1946年8月，北朝鲜共产党（4月由北朝鲜分局更名）与朝鲜新民党合并为北朝鲜劳动党。1946年8月28日—30日，在平壤召开北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代表大会。8月31日北朝鲜劳动党一届一中全会选举金枓奉、金日成、朱宁河、崔昌益、朴一禹5人为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选举金枓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朱宁河为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选举金枓奉、金日成、朱宁河、许嘉谊、崔昌益、朴一禹、金策、金一、朴正爱、朴昌玉等13人为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1946年11月23日，南朝鲜的朝鲜共产党、朝鲜人民党（1945年11月12日成立）与南朝鲜新民党（1946年7月14日成立）也合并为南朝鲜劳动党，许宪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朴宪永、李基锡任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
由于来自国内外不同方面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参与了朝鲜共产党的重建及其后合并党的活动，党内形成了四个不同的派别：
一、国内派：这一派以日本占领时期在朝鲜半岛国内秘密坚持地下活动的原朝鲜共产党员为主，首领是朴宪永。
二、游击队派：以金日成为核心的曾在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亦称苏军第88旅）中具有中共党籍、苏联军籍的朝鲜族官兵。他们1945年9月至1949年间，相继回国。游击队派亦被称为满洲派。
三、苏联派：这一派以在苏联出生和取得苏联国籍的苏联朝鲜族干部为主，首领是许嘉谊、朴昌玉。他们于1945—1949年期间被苏联当局派赴朝鲜。
四、延安派：在中国关内参加过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的以金抖奉、武亭为代表的朝鲜独立同盟成员和朝鲜义勇军官兵。1945年11月—1950年4月期间陆续回国。
在1946年8月选举的朝鲜劳动党第一届中央政治局内，国内派有2人，游击队派有2人，苏联派有3人，延安派有6人。
苏联派和国内派在建党建政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其个别领袖人物如朴宪永、许嘉谊在党内很有影响力。游击队派虽然人数不多，因与苏联人熟悉、首先得到苏联占领军的支持而占有政治上的优势，处于主导地位；延安派成员则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在建军及朝鲜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批判北方国内派代表人物吴琪燮
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前后，国内派在北方的代表人物吴琪燮多次受到游击队派、苏联派在党的会议上的批判，吴琪燮被攻击为“民族主义分子”、“托洛茨基主义左倾分子”。1946年4月16日举行的朝共北朝鲜分局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吴琪爕被苏联派扣上“反苏分子”的帽子，受到降职处分，由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第二书记调任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宣传部长。但是，吴琪燮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自己的政治信念，更没有向金日成俯首称臣。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宣传阵地宣传自己为有识有能之士，反击对他的攻击。面对吴琪燮的宣传攻势，金日成与苏联军事占领当局感到压力倍增。
1946年6月，北朝鲜共产党与朝鲜新民党合并前夕，金日成为在党内树立自己的政治地位，显示自己重用人才的胸怀，重新启用吴琪爕，称其为北朝鲜劳动党创始人之一，将其选进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大会的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并任命其为劳动部部长。但是在9月举行的北朝鲜劳动党一届二中全会上，吴琪燮和另一国内派郑达宪（平安北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却再度遭到党内苏联派朴昌玉、金烈等人的批判。称“郑达宪、吴琪燮同志打着支持中央的旗号，否定北朝鲜分局的领导。在苏联军队进驻的有利形势下，独立的北朝鲜为什么不能领导南朝鲜呢？”这次全会对在朝鲜北方工作却又支持在汉城的以朴宪永为首的朝鲜共产党中央的国内派都进行了批判。
接着，在 11月28日召开的北朝鲜劳动党一届三中全会的议题之一又是讨论吴琪爕的左、右倾错误。在由延安派金枓奉主持的这次中央全会上，同为国内派的朱宁河在大会上发言批判吴琪爕刊登在《劳动新闻》的文章，认为该文章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组合论运用于社会主义，宣称这绝对是故意煽动民心。
吴琪爕为自己辩解，声称他完全是遵照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写的文章。声称如果某些人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他们非要污蔑自己的话，将奉陪到底，进行还击。当延安派的朴一禹紧急提议讨论论文时，金日成连发言权也没有申请就直接上台宣布没有审查的必要，说吴琪爕是反党分子，是自由主义者，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毒瘤分子。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这次中央全会宣布这项议题另外讨论而告闭会。
对吴琪燮的批判一直延续到1948年3月27日至30日召开的北朝鲜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金日成在大会上强调要继续有力地开展反宗派斗争，加强党的统一和团结；大会选举了由67人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在3月31日举行的党的二届一中全会上金枓奉继续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全会选出由7人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委员；选出了检阅委员会和各部门负责人。
虽然在这次党代会上，吴琪燮和朱宁河都再度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但是，这次大会也成为他们政治生涯开始走向没落的转折点。
朝党二大后，作为朴宪永在朝鲜北方根基的以吴琪爕为核心的国内派基本陷于瓦解。国内派的李周渊、张时雨等人为避免惹祸上身，开始与吴琪燮保持距离。
考虑到吴琪燮是国内派在北方的头面人物又是北朝鲜劳动党的创始人之一，金日成在公开的场合，仍然经常称吴琪燮为“有才识的共产主义战斗勇士”，并对其继续加以任用（直至1956年4月，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还仍然选举吴琪燮为中央委员，5月，又任命其为内阁粮政买卖相（粮食采购销售部部长）。直至后来因为吴琪爕对遭到肃清的延安派持有同情态度，才被解除党中央委员和粮政买卖相的职务。1958年4月吴琪燮被降为平安南道中和郡生产合作协会副委员长，其后，从政坛上消失）。
朱宁河被批判为“以国内派领袖自居”，犯了“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错误。1948年8月，他被驱逐出党的核心领导层。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宁河任内阁交通相，不久调任朝鲜驻苏联大使，后降为轻工业省属下管理所的负责人。1953年8月，在对国内派原南劳
党集团李承烨等的公审记录中，朱宁河被指控为朴宪永—李承烨集团推举的政变政府的副首相人选，因而被撤销中央委员并被开除出党，自此他的政治生涯完全结束。
朴宪永与金日成争夺领袖地位的对峙
1948年4月，南朝鲜劳动党在斗争中遭到全面地削弱。为了躲避美国军政府的追捕，南朝鲜劳动党领导成员除留金三龙、李舟河两名政治局委员员继续在南朝鲜领导地下革命活动外，其它领导人大多转往北朝鲜。当朴宪永、李承烨等撤往北朝鲜的时候，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已经落入了苏联军事占领当局全力支持的北朝鲜劳动党领导者金日成手中。但是朴宪永并不甘心将自己的党和领袖地位拱手相让给金日成。因而，党内一度形成了朴、金对峙的局面。
1948年夏天，在北朝鲜劳动党党校毕业典礼上发生了南朝鲜劳动党学员酒后呼喊“朴宪永万岁！”的事件，北朝鲜劳动党把这一事件与朴宪永搞宗派主义结合起来在党内大肆宣扬，南北劳动党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后来，经过苏联当局出面撮合，寄人篱下的朴宪永只好承认现实，答应充当第二把手的角色。8月建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的南、北朝鲜劳动党联合中央委员会。
1948年8月15日以李承晚为大总统，李凡奭为国务总理的大韩民国政府在朝鲜南方的建立。9月9日，朝鲜北方宣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金日成任内阁首相，朴宪永任副首相兼外务相、金策任副首相兼产业相，洪命熹任副首相兼无所任相。崔庸健任民族保卫相，朴一禹任内务相，崔昌益任财政相，郑准泽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张时雨任商业相，朱宁河任交通相，朴文圭任农林相，李承烨任司法相，金元凤任监察相，许成泽任劳动相，李炳南任保健相，许贞淑任文化宣传相，白南云任教育相，金廷柱任递信相。
内阁成员中除了朴宪永充当二把手外，还有6个相（部长级人物）也属于国内派南劳党，他们分别是：朴文圭、李承烨、许成泽、李炳南、金元凤、白南云。内阁成员中还有2位原属国内派关北集团的人物：朱宁河、张时雨。
1949年6月27日－30日，在南北朝鲜劳动党中央联合全体会议上金日成作了题为《关于南北朝鲜劳动党合并成为朝鲜劳动党》的报告和结论。北、南朝鲜劳动党合并为朝鲜劳动党。7月1日合并后的朝鲜劳动党举行二届一中全会，全会选举金日成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选举朴宪永、许嘉谊为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日成、朴宪永、许嘉谊、金枓奉、朴一禹、金策、金一、金三龙、许宪当选为政治委员会（政治局）委员（12月党的二届二中全会选举许嘉谊、李承烨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至此，金日成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不仅掌握了政府的实权，而且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朴宪永与金日成平起平坐的历史宣告结束，金日成与朴宪永较量以金日成领袖地位的确立而告结束。在二届一中全会上，游击队派元老金策为金日成顺利地当选为党的一把手起了关键的作用。金策既是朝鲜共产党的老党员，又是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后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资历和威望很高。因此，当他坚决支持金日成为党领袖的时候，金日成的主要竞争对手金枓奉和朴宪永都难以进行有效的反对
处分延安派军事骨干武亭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6月28日朝鲜组成了以金日成为首的包括朴宪永、洪命熹、金策、崔庸健、朴一禹、郑准泽等七人在内的朝鲜军事委员会，金日成为委员长，国家一切权力集中于军事委员会。随后又颁布了战时动员令，任命金日成为人民军最高司令官。9月下旬，党中央常委会决定为在人民军中建立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由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兼任内阁民族保卫相。利用战争爆发后的特殊需要，金日成独揽了朝鲜党政军大权。
由于朝鲜方面准备充分，战争初期仅用两个多月，朝鲜人民军就从“三八线”以北打到韩国东南部的洛东江畔，解放了韩国90%的地方。直至1950年9月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成功，才使战局出现了不利于朝鲜方面的逆转。一个月间，朝鲜军队就从韩国南部的洛东江边撤退到朝鲜北部的鸭绿江畔。直至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才使战局重新得以扭转。为便于中朝两军统一作战，经苏联出面协调，12月上旬，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中朝联司），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为朝鲜方面的金雄（后增加中国方面的邓华），副政委为朝鲜方面的朴一禹。中朝联司的成立，使朝鲜战争的指挥权从金日成个人手中转至以彭德怀为首的中朝联司。
朝鲜战争初期的失利，使金日成的领导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那些对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构成威胁的各派领导干部开始遭到清洗。矛头首先指向掌握着军事实权的延安派军政干部。
1950年12月21日－23日朝鲜劳动党举行二届三中全会。金日成发表了长篇讲话，一方面批评了军事将领指挥不力，指责党政军干部的无组织行为。另一方面，考虑到因为志愿军的参战，未来的战争有可能重新伸展至韩国的土地上，届时仍然需要原南劳党的全力支持和帮助，因此在批评游击队派、延安派、苏联派干部的同时，却对国内派朴宪永的亲信——李承烨大加赞扬，称其为“功绩赫赫的组织者”。李承烨当时是党中央书记和人民监察委员，战争初期他还兼任朝鲜人民军第2军团军事委员会委员。1951年1月31日，李承烨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这次全会后，朴宪永取代金日成的亲信——游击队派的金一兼任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主任）。1952年2月14日以表彰朴宪永对政治组织工作的加强有特殊的贡献为名授予其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这次全会被批评和受到指责的包括游击队派的金一、崔光、林春秋、苏联派的金烈和延安派的金汉仲、武亭以及国内派的许成泽、朴光熙。金日成在紧张状态下对这些官员的批评显得有些急躁。但最后，只有延安派军事骨干武亭一人，不仅被撤销中央委员等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永远开除出党。
武亭（1905—1951）知名度极高的朝鲜革命家、朝鲜独立运动领袖人物。1925年加入了中共，长期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参加过红军长征。抗战期间，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炮兵团团长。1942年起，担任朝鲜义勇军司令，也是朝鲜独立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回国前，曾缺席当选为朝共北方分局第二书记。回国后，一度出任北朝鲜五道行政局副委员长。1946年2月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取代北方五道行政局后，他让位于金抖奉。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后，退出党中央领导核心层，致力于军事工作。1948年2月朝鲜人民军建军时，任炮兵司令；9月被任命为朝鲜内阁民族保卫省副相，被授予中将军衔。1950年 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任朝鲜人民军第一方面军司令。
金日成斥责武亭犯有“军阀主义”，指责其应对战争初期的失利承担责任，武亭后因病赴中国治疗，病危之际他要求返国，经金日成同意，武亭回朝鲜。1951年在朝鲜一间军队医院病逝。其后，朝鲜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
清洗“延安派”代表人物朴一禹
朝鲜战争停战后，金日成批判、清洗了延安派代表人物朴一禹。
朴一禹（1904—？）早年在中国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担任过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蓟县县长、中共涞涿县县委书记，后成为朝鲜义勇军的政委兼副司令、朝鲜独立同盟执行委员、朝鲜革命军政干校副校长。1945年4至6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七大”，并在大会上发言。回国后，1946年8月起任北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干部部部长，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内务局局长。1948年3月，朝党二大被选为北朝鲜党中央常委会委员。同年9月北朝鲜建国后，出任内阁内务相、被授予大将军衔。1949年6月南北劳动党合并后，当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50年12月就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副政委。
面对朝鲜政局变换，金日成逐渐大权在握的情况，朴一禹不知收敛，自封为从中国回国的朝鲜革命者的代表，拉帮结派，隐隐有与金日成分庭抗礼之势。
1953年2月，朴一禹的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副政委一职被崔庸健取代；3月，朴一禹又丢掉了内务相这个颇有实力的职位，被调任为递信相。1955年4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二届十六中全会上，朴一禹作为“反党宗派分子”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后被捕。全会补选崔庸健为党中央常委会委员。12月举行的党的二届十七中全会增选崔庸健为党中央副委员长。
1955年12月18日，金日成在接见党的宣传鼓动工作者的讲话中首次公开宣布了朴一禹的“罪行”——“从中国回来的人当中，象朴一禹这样的人可以算是个典型。他自命为来自中国的人的代表人物，说什么没有提拔来自中国的同志当干部，来自苏联的人和来自中国的人，生活习惯合不来等等，企图把阶级意识薄弱的同志纠集在自己的周围，鬼鬼祟祟地搞见不得人的勾当”。——“象朴一禹这样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阴谋，总是要寻找立场不坚定、心怀不满的人，并企图把他们拉到自己的一边”。——“我们绝不容许这些个人英雄主义者的行为，不能容忍他们把自己当做某种代表人物，在党内搞无组织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有可能瓦解党的组织。
批判苏联派首领许嘉谊
为追究朝鲜战争初期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的涣散和党员人数急剧减少等问题，1951年11月朝鲜劳动党举行二届四中全会。金日成批评许嘉谊有“关门主义”倾向导致无法扩充党员，扩大党组织活动。免去了许嘉谊的党中央书记职务，将其调任为内阁副首相。
许嘉谊（1908—1953）是具有苏联国籍和苏共党籍的朝鲜族人，原籍朝鲜咸镜北道，生在苏联滨海边疆区波谢特区，后迁居至中亚地区。曾任苏联地方党委书记。
1945年“八一五”朝鲜解放后，他作为苏联军政当局文官管理政治部所派遣的干部从苏联进入北朝鲜。将其视为党的组织专家。1945年12月在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执委会三次扩大会议当选为执委会委员、组织部部长。1946年 8月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大会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部长。1946年8月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后，在党内的位置不断提升：最初在党中央委员会内排在第五位、在政治委员会和常委会内位居第四。1948年3月北朝鲜劳动党二大时，他已经成为了党的第三号人物，仅次于党委员长金枓奉和副委员长金日成。1948年 9月取代朱宁河成为党中央副委员长。并成为新设立的党中央检阅委员会委员长。他创立了党内核心权力机关之一的组织委员会，并负责其日常事务。1949年7月南、北劳动党合并后，除了继续担任党中央副委员长之外，年底还跃升为排名第一的党中央书记。许嘉谊与金日成共事期间，凭借自己与苏联的关系与实力，非常蔑视金日成。金日成也害怕具有实力并有苏联作为后盾的许嘉谊。
1950年12月，在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上金日成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演说，认为经过战争的洗礼，忠诚的党员和不忠诚的党员已经显现出来，他要求既要严惩不忠诚的党员，同时又强调对于不忠诚党员的处理要依法进行，要宽容基层党员，切忌不问青红皂白进行大规模清洗，并指示这件工作由许嘉谊领导的党中央检阅委员会负责实施。
但是，从金日成下达清洗指示开始到1951年11月党的二届四中全会召开的一年时间里，许嘉谊对基层党员进行了残酷的清洗，60万党员中有45万遭到了开除或者处分。
在1951年8月1日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会议上，围绕重新建党问题和如何处理“不忠诚”党员问题，金日成与许嘉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也是金日成与其它派系之间的首次正面冲突。
金日成曾劝告许嘉谊不要使用那些残酷的方法，但是许嘉谊拒绝这一劝告。
许嘉谊为了保持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平衡，拒绝吸收农民入党。金日成认为“应该根据朝鲜的实际情况，建设一个大众性的共产党；许嘉谊不应该去寻找朝鲜根本就不存在的产业工人，而拒绝吸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加入共产党”。金日成强调“机械地照搬不符合朝鲜国情的外国模式是不正确的，是一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行为”。
1951年11月党的二届四中全会全会，许嘉谊被免除党中央书记职务，调其担任朝鲜内阁副首相。
金日成当时保证“这并不意味着对苏联籍朝鲜人清洗的开始”，许嘉谊担任的许多重要位置都由金日成委派其它苏联籍朝鲜族人接替：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主编朴昌玉被任命为党中央书记；朴永彬被指定为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
1953年初，当金日成在内阁会议提及对农民粮食实行强制收购问题时，许嘉谊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为避免农民生活贫困应立即中止强制性收购政策。
为清除许嘉谊，金日成指使金一将苏联派的二号人物朴昌玉争取过来，指责许嘉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雇佣主义思想，将攻击矛头指向许嘉谊。
金日成对许嘉谊的评价是：虽然无所不知，但只不过是一个连朝鲜话都说不好的“党博士”而已，他嘲笑那些认为许嘉谊熟知有关党组织的所有事务的观点。金日成还说“许嘉谊的处事方式就好像自己是从苏联归来的所有朝鲜人的代言人，他犯了个人英雄主义错误”，同时金日成还认为“包括党的事务在内的所有事务，许嘉谊都喜欢搞暗箱操作”。
金日成和许嘉谊的对立源于许嘉谊对金日成领导地位的挑战。金日成与许嘉谊的矛盾不是金日成的游击队派和苏联派的集体对立。而是为了在朝鲜建立一个强大的共产党，许嘉谊不惜违背金日成的意志，坚持施行他所认为的最为正确的政策，这是他与金日成对立的本质。
1953年4月，在揭露李承烨“叛国集团”时，金日成宣称许嘉谊支持、参与了国内派的未遂政变。金日成主持召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对许嘉谊进行了审讯式的批判。7月5日（一说7月2日）他在家中自杀。同年8月召开的党的二届六中全会在揭露李承烨“反党叛国间谍案”的同时，公布了许嘉谊自杀的事件。并指责许嘉谊的行为很不光彩。
清洗“国内派”领袖朴宪永
削弱了苏联派和延安派的力量之后，金日成转而对付国内派。为进一步推卸朝鲜战争初期失利的责任，战争后期金日成将党内清洗的矛头指向了朴宪永为首的国内派原南劳党领导层。在1952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国内派受到攻击和指责，认为他们应该对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后的溃败负责。
长期以来，国内派南劳党集团一直认为，朴宪永代表了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力量，朝鲜共产党是正统的共产党，而金日成的朝鲜劳动党是共产党内的外来势力，甚至将其视为苏联的代言人。朝鲜战争期间，随着金日成武力统一国家的目标未能实现，国内派南劳党集团更加增长了对金日成的不满情绪，对他的领袖地位提出质疑，试图通过集体努力打倒金日成，让朴宪永取而代之。
同床异梦的朴宪永和金日成，为了争夺领导权，也一直在进行着较量。朴宪永在积极地扶持党和政府机关内本派系势力的同时，在金日成集团内安插了李康国等耳目；而金日成也在朴宪永集团内安插了具载洙等耳目，双方互相刺探情报。
朴宪永集团还通过朝鲜战争的机会壮大自身的实力。在1950年6月至9月朝鲜占领韩国的3个月期间和1951年1月至3月志愿军再度解放汉城期间，朴宪永的亲信李承烨返回韩国利用自己担任汉城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的便利，在韩国各地恢复、建立党组织，并将自己一派的干部安排到各地党组织中。
1951年，当朝鲜战争在“三八线”附近进入胶着状态后，李承烨利用对南方的工作之便，掌握了设在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联络部。该部专门负责处理与在韩国境内进行游击作战的有关事宜。部长裴哲、副部长朴胜源、尹淳达等都是忠于朴宪永的原南劳党的干部。
为了指导朝鲜在韩国开展的游击战争，朝鲜劳动党中央联络部在“三八线”北侧的黄海北道成立了金刚政治学院，负责培训即将派赴韩国的政治工作队和武装游击部队的干部。该学院共有学员1500多人，所有教职员工均为韩国（南朝鲜）人，学院为朴宪永集团把持，院长金应彬是李承烨的心腹。
李承烨为了推翻金日成政权，于1951年9月就开始进行军事政变的准备，他在平壤自己的办公室与联络部和金刚学院的负责人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就讨论、制定了军事政变的计划：由李承烨任最高司令，朴胜源任总司令，裴哲和金应彬分别负责军事机关和武装力量，赵一明和林和分别负责通讯和宣传工作；决定动员金刚政治学院学员参加政变。
1952年2月，朝鲜党和政府命令在南延白地区组建并训练一支新的对韩作战的游击队，借此机会李承烨有计划地招募训练了一批游击队员，建立了第10武装游击队，由其亲信孟钟镐任队长，政治副队长柳原植也是原南劳党成员。3月，动员原驻扎在江原道锦江的准备用于潜入韩国境内的洪玄基部队参加政变，移师平壤附近20公里的中和郡。9月，李承烨已经纠合11000多人的兵力。此外，至1952年末，还有正在训练培养中的4000多名游击队员随时听候李承烨的调遣。上述武装部队不是服从金日成命令的军队，而是直接服从李承烨指挥的别动队。
1952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李承烨及其亲信们在朴宪永的寓所里碰头，确定了政变后新政府的主要人选：首相朴宪永，副首相张时雨、朱宁河，内务相朴胜源，外务相李康国，武力相金应彬，宣传相赵一明，教育相林和，劳动相裴哲，商业相尹淳达。李承烨为新成立的朝鲜共产党第一书记。当时不在平壤的朴宪永未参与这次碰头会议。
对李承烨一伙的活动金日成有所察觉，对他们一伙假借对南方（韩国）斗争需要为名，暗自结党营私壮大自己的力量的活动深恶痛绝。他一方面指示党中央书记、苏联派的朴昌玉调查原南劳党干部的动向，另一方面，在1952年12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二届五中全会上，作了题为《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巩固是我们胜利的基础》的报告。报告有针对性地要求党员加强党性锻炼，强调“全党都要对妨碍党的统一团结的宗派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提高警惕，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对宗派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朝鲜官方宣称：通过贯彻党的五中全会精神，“党员的党性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进一步加强，宗派主义等一切反党倾向被克服，朴宪永、李承烨间谍集团长期潜伏在党内进行反党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罪行被揭发出来了。”
1953年初，金日成逮捕了朴宪永和李承烨，并将李承烨创办的培训游击队员的金刚学院师生全部逮捕。其亲信林和最先被捕入狱，其后，尹淳达、李源潮分别于1953年3月16日和4月12日被捕。其它成员也在年内被悉数逮捕。
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后不到一周的时候，1953年8月3日至6日，在平壤最高审判所（法院）举行了特别军事审判。李承烨、赵一明、林和、李康国、裴哲、朴胜源、薛贞植、赵镛福、白亨福、孟仲镐等10人被判处死刑；尹淳达、李源潮2人分别被判处15年和12年徒刑。1953年8月5日至9日，朝鲜劳动党在平壤举行的二届六中全会上，宣布“撤销反党叛国分子、破坏暗害分子、宗派分子朱宁河、张时雨、朴宪永、金五成、安基成、金光洙、金应彬等人的中央委员职务，并开除他们出党；撤销权五稷的党中央候补委员职务，并开除出党。”
党中央检阅（监察）委员会委员长张顺明和副委员长李基锡因为同属国内派而被解职。
全会还对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改造：废除了党内权倾一时的书记制及组织委员会；改为副委员长制；并且重新设置了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遭到清洗的南朝鲜劳动党成员的位置多由苏联派接替，他们中主要有朴昌玉、朴永彬、南日、林海、金承化等。
在朴宪永的12名追随者被提起公诉之后的两年零四个月，即1955年12月3日，法庭才对他提起公诉。首要原因在于当时苏联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不赞同肃清朴宪永，一度进行过干预。为此，金日成集团考虑到朴宪永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尽可能避免因为处置这位曾经作为朝鲜共产党领袖的标志性人物而受到国际的非难和指责。另一原因是金日成集团为了保持党内的稳定，防止发生原南劳党出现集体性的反抗和叛乱，因而并没有让朴宪永与李承烨等人一同受审。在开除其出党后，将其另行监禁，寻找其罪证。据说朴宪永反而一一列举了金日成集团决策不当导致朝鲜战争失利的错误。
对朴宪永的审判进行得很迅速，审判于1955年12月15日上午10时开始，当天晚上8点就宣读了判决书，法庭判处朴宪永死刑。
至于何时对朴宪永执行了死刑，朝鲜官方从未正式公布过，外国传媒一般认为朴宪永是在宣判后立即被秘密执行了死刑。唯一有据可查的是在朴宪永被判处死刑后的第三天即1955年12月18日晚苏联莫斯科广播的新闻第一次报导了朴宪永的死讯。
对朴宪永集团的审判结果，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是：朝鲜战争是因为以朴宪永为首的原南劳党被美帝国主义收买，阴谋叛乱，致使战争进展失利、国家未能统一。
肃清李承烨、朴宪永等南劳党领袖人物后，金日成集团开始依次肃清原南劳党的中坚力量，并将肃清对象划分为三类。第一类：选定一部分有利用价值，没有显露所谓反动迹象的人，将其送至开城的“松都政治经济大学”等各级学校进行长期思想教育，其中又将30至40名最有利用价值的人送至中央党学校学习；第二类：选定没有利用价值但并没有显露反动迹象的人送至农场劳动；第三类：选定既没有利用价值又有影响力的人进行拘禁处刑。
1953年8月，朝鲜劳动党组成新领导班子，选出以金日成、金枓奉、朴正爱、朴昌玉、金一、朴永彬、崔元泽、崔昌益、郑一龙、金黄一、姜文锡、金承化、金光侠、朴金喆、南日15人为成员的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包括：国内派3人，游击队派4人，苏联派5人，延安派2人，其他2人）。选出以金日成、金枓奉、朴正爱、朴昌玉、金一5人为成员的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其中：国内派1人，游击队派2人，苏联派1人，延安派1人）。1954年3月增选游击队派的朴金喆和苏联派的朴永彬为政治委员会委员，1955年3月增选游击队派的崔庸健为政治委员会委员。
对苏联派新领导的批判
1955 年 12 月金日成首次提出「主体思想」其主要目的是「消除苏联的影响」，随后开展对朴昌玉、朴永彬等一批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的批判。
许嘉谊之后的苏联派核心人物朴昌玉（1911—1999）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后不久，便遭到了金日成的批判。1955年，金日成宣称朴昌玉、朴永彬、奇石福等人“维护和传播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大搞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党内进行反对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确立主体的斗争。批判其“不承认无产阶级文学的价值，贬低朝鲜艺术同盟和国内进步作家的贡献”，“夸大资产阶级反动作家李光洙、李太俊的成就，藐视韩雪野、李箕永等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
1956年1月，朴昌玉被解除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职务。1956年4月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朴昌玉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未能继续进入党中央常委会。同年5月，朴昌玉被任命为内阁机械工业相。
金日成在对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总编辑奇石福的作用提出了质疑的同时，还批判了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的苏联派朴永彬，说他“支持与西方和平共处”。
金日成还旧事重提地批判了已经自杀的许嘉谊及其伙伴金载郁（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等其它苏联籍朝鲜族干部。
与许嘉谊、朴昌玉并称为苏联派领导人物之一的金烈喜好酒色，在政治方面是一个很有手腕的人物，并且对金日成很蔑视。金日成对金烈傲慢不逊的态度非常反感，便动员内阁内务省和党中央组织指导部对其进行内查，结果查出金烈任黄海道党委员长时贪占国家财产，并强奸过多名女子，金日成便以降低党的威信为名，将金烈交由沙里院人民裁判所公开判决，判处其八年徒刑。
金日成否认朝鲜党内的个人崇拜
经过一连串的内部争斗，劳动党内各派终于都归附金日成麾下，朝鲜停战后不久形成的新领导班子，不仅增加了游击队派的金一，还有延安派的金枓奉、金昌满，莫斯科派的朴昌玉、朴永彬，甚至南方派的朴正爱。然而，分歧和矛盾只是在高压下暂时消失，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风潮的影响下，朝鲜劳动党内的不满情绪再次爆发出来。
1956 年 3 月 19 日，金日成收到苏联使馆送来的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后，表示将认真贯彻到朝鲜劳动党实际工作中。然而，真实情况是，在第二天中央全会学习苏共二十大的材料时，除了从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回来的朝党代表团团长崔庸健做报告外，只有金日成、外务相南日和宣传部副部长李一根三人发言。在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金日成专讲南方党员对朴宪永的崇拜，而对朝鲜劳动党内严重存在的对他个人的崇拜现象，如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他的纪念碑，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肖像，电影、歌曲、著作都在歌颂他的英明等，却只字不提，只是要求以后在报纸宣传中不要再突出个人作用了。会上宣读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翻译文本，但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做任何决议。会后，劳动党中央向各机关发下了关于学习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文件，其中的基调是劳动党在各方面都「始终坚持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并多次强调集体领导是党的最高原则，「劳动党中央从未放弃这一原则」。至于党内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以前曾经有过，而且只与朴宪永有关。
党的三大——针对苏联派的人事调整
1956年4月 23-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人事调整，进一步消除反对派的势力和影响。会议既没有讨论人们议论纷纷的党内个人崇拜问题，也没有消除前一段广大干部对人事处理的不满情绪，甚至也没有研究人民普遍关心的经济困难和生活问题。金日成的长篇报告，除了赞扬朝鲜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成就外，就是反复批判朴宪永等国内派领导人以及其它「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至于苏共二十大路线和集体领导问题，报告中既没有赞扬，也没有反对。很多人要求在大会发言，都被拒绝─因为知道他们要说什么。大会对中央委员会成员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以保证对金日成的忠诚和支持。在 71 名中央委员中，新选 43 人，上届保留下来的只有 28人，在 45 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新选 43 人，保留的只有 2 人。
1956年4月29日举行的党的三届一中全会选举领导成员为：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金日成、金抖奉、崔庸健、朴正爱、金一、朴金喆、林海、崔昌益、郑一龙、金光侠、南日，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金昌满、李钟玉、李孝淳、朴义琬；党中央委员长金日成，党中央副委员长崔庸健、朴正爱、朴金喆、郑一龙、金昌满；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金日成、崔庸健、朴正爱、朴金喆、郑一龙、金昌满、韩相斗。在中央常委11人中：国内派1人，游击队派5人，苏联派2人，延安派2人，其他1人。
会议期间，在报纸和发言中对金日成的颂扬愈演愈烈，令苏联外交部感到「很不正常」。在贯彻代表大会精神的平壤市委积极分子会议上，积极追随金日成的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昌满的表现可为例证。金昌满在高度评价了代表大会的意义后指出：「我们党内没有个人崇拜现象」，过去出现过的，就是「在南方对朴宪永的个人崇拜，在北方对许嘉谊的个人崇拜」。同时警告大家，「关于现在我们党存在个人崇拜的言论不仅不能巩固、反而只会削弱我们党。因此，谁要发表这样的言论就处分谁。」
这次会议的人事调整主要是针对苏联派的，在代表大会之前一次审议候选人的中央会议上，金日成提出，有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干部已经接受了朝鲜国籍，又不愿放弃苏联国籍，为什么还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对此，崔庸健愤怒地说道，既然他们脚踏两只船，就应该把他们踢出去。结果，这些人全部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在代表大会后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金日成又针对苏联派干部经常光顾苏联使馆的情况，特别强调了保守机密和加强纪律的问题，并规定从即刻开始，与外国人的一切联系必须通过外交部和外贸部进行。这一时期，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苏联派的，因此对延安派显得十分宽容。
也是在这次常委会议上，金日成突然主动提出了朴一禹的问题，他通报了有关朴一禹案件的调查情况后指出，调查结果尚不能确定其所犯罪行的具体内容。于是，金枓奉和金光侠均表示应立即释放朴一禹，但崔庸健仍坚持应当枪毙，南日也认为朴一禹必须受到惩罚。最后，金日成决定：朴一禹理应予以释放，但目前暂不执行。对于延安派干部李相朝（党中央候补委员、朝鲜驻苏联大使）的问题，金日成也没有追究。李相朝在朝鲜战争初期曾作为金日成的代表驻在北京，这次是从驻苏大使任上特意回国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期间，他曾两次给主席团写便条，建议讨论劳动党内部存在的个人崇拜问题。李提的建议非但没人理睬，还被金昌满叫去责骂了一顿。崔庸健、朴金喆等人甚至主张撤销其大使的职务。后来金枓奉出面找金日成，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风波才算平息。
金日成对延安派采取如此宽容的态度，显然是因为他知道在排挤苏联派的问题上，与苏联的矛盾是无法回避的。在二十大前，苏联外交部就反映了朝鲜劳动党内对金日成个人崇拜的种种表现，并建议苏共中央提请金日成注意改正。而现在，苏联外交部所属情报委员会还特别注意到，不久前对莫斯科派领导干部的严厉处罚，与这些人多次提醒金日成注意个人崇拜问题有关。因此，委员会建议苏共中央对劳动党进行帮助。外交部远东司则认为，对朴昌玉等人的批判，「实际上是发起了一场旨在反对所有苏联朝鲜族人的运动」。1955年底，在朝鲜共有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 136 人，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 1955年 12 月 31 日法令，他们必须确认一个国籍。在回答征询问卷时，当时多数人表示愿意加入朝鲜国籍，只有 24 人提出在加入朝鲜国籍后，还想保留苏联国籍。在朴昌玉、朴永彬等人被解职后，面对劳动党对莫斯科派干部的排挤和歧视，很多人感到后悔，有人（如建设相、人民军卫生部部长等）甚至偷偷到苏联使馆要求保留或恢复苏联国籍。
延安派寄望苏联施压纠正金日成错误
李相朝回到莫斯科，立即于1956年 5月 30日约见了苏联副外长费德林。在通报了金日成将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以求经济援助的情况后，李相朝详细报告了劳动党内的不正常情况，并强调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实际上笼罩着整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缺乏集体领导，所有事情都由金日成个人决定。对金日成的吹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朝鲜人民革命博物馆变成了金日成个人事业的历史博物馆」，甚至传说「金日成在儿童时代就已经开始领导朝鲜人民进行反抗日本的解放斗争了」。李相朝还指出了金日成在经济工作和使用干部方面及战争期间的种种错误，并多次强调，苏共中央必须尽快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帮助劳动党，特别是帮助金日成克服他那些危险的错误。在不久后的另一次会谈中，李相朝还建议，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会谈时，最好要求朝鲜代表团的成员都参加，这样效果会好一些。否则，劳动党内不会听到苏联的意见。6月8 日，副首相崔昌益也秘密地单独约见了苏联大使。崔全面报告了朝鲜最近的情况，特别是在干部使用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党内领导干部的任用既没有照顾到来自国内、中国和苏联等各个方面的干部，更不是任人唯贤，提拔的都是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经验却专门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这也是造成严重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样强烈要求苏共中央帮助改变这种状况，并希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议。崔昌益说，对于苏联的建议，金日成一般都会认真对待的。
关于金日成访苏期间与苏联领导人谈话的情况，目前没有详细资料。只知金曾受到赫鲁晓夫的接见，会谈中苏联领导人对他提出了一些意见，但因有些情况不明，委托中央联络部弄清楚。金日成则表示接受批评，以后注意改正错误。事后，莫斯科向中共中央通报了谈话结果，毛泽东认为苏共这样做很好。
8 月2日，苏共中央又通过使馆向劳动党传达进一步的看法，即希望金日成在批评劳动党的一些错误做法时应表现得主动一些。对于金日成排除异己的做法，北京和莫斯科本来是表示过不同意见的。苏共二十大前后朝鲜劳动党打击莫斯科派干部和继续大搞个人崇拜的做法，引起苏联领导人的不满，也是可以想见的。
所以，劳动党内的反对派寄望于从外部对金日成施加压力，莫斯科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在八月全会发起反对金日成的进攻，起了刺激和鼓励的作用。
金日成对延安派不满情绪的应对措施
在朝鲜劳动党三大期间及以后，金枓奉、崔昌益、朴昌玉、朴义琓、徐辉、尹公钦、金承化等一批领导干部对党内的个人崇拜状况、干部政策和经济方针感到不满。他们希望在8 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揭露和批评这些错误。8月初金日成回国会后了解到这种情况，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金日成、南日、朴正爱等人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评，同时指责这些反对派人物对抗党的方针并煽动不满情绪是「反党」行为，以无能、献媚和历史问题为由，坚决要求撤换金日成身边的一批领导干部是「宗派」和「分裂」活动，他们已经形成了「反党集团」，其结果将破坏党的威信和地位，造成危险局面。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分别地、反复地找一些有不满情绪的干部谈话，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分化瓦解反对派队伍，如说服金枓奉放弃撤换干部的主张，迫使朴义琓采取中立立场，派遣金承化去莫斯科学习等。此外，还使用警察手段监视反对派干部，对他们的司机、保姆进行审问，并急召出访的内务相方学世回国布置防范措施等等。
经过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动权。苏联驻朝鲜大使馆按照莫斯科的要求，希望金日成对朝鲜劳动党的错误采取主动姿态，并不得打击报复提意见的干部外，苏联驻朝鲜大使伊万诺夫明确表示，召开中央全会的目的是巩固劳动党的领导地位，维护党内团结，为此同意金日成先召开中央常委会议统一思想。这实际上就表明，苏联不同意反对派关于撤换一批领导干部的核心主张。苏联还表明了不干预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的基本立场，这更让金日成感到放心。于是，在 8月21-23 日召开的常委会议上，虽有一些不同意见发表，但最后的结论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犯错误的主要是许嘉谊和朴昌玉等人，对此「中央常务委员会将采取措施来予以清除」；根据目前调查的材料，没有理由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撤换。尤其是金枓奉谨慎和退缩的发言，是金日成能够把握这次会议方向的关键因素。8月28日，常委会议通过了金日成将在中央全会上做的报告草案。报告包括代表团出访的结果、朝鲜国内的形势和劳动党的状况及任务三个内容，基调同以前一样。报告没有涉
及党内纪律问题，只说可以在全会讨论，但在结尾处，金日成提出党内「存在着派别和宗派活动残余」，号召全党加强警惕并与之斗争。
八月中央全会上的较量
8月30-31 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金日成按照预定程序首先做了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报告，随后的两个发言均是表示同意的赞美之词。第三个发言的是延安派干部、党中央委员、商业相尹公钦，他以「愤怒的揭发式语调」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尹公钦的发言被多次打断，并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崔庸健甚至站起来大骂，会场一度陷入混乱。崔昌益起身想发言，为尹公钦辩护，但没有得到讲话机会。面对如此局面，中午休会的时候，尹公钦与党中央委员、职业总同盟委员长徐辉，文化省副相金刚，党中央候补委员、建材局长李弼奎悄悄离开会场，潜往中国。在以后的会议中，除崔昌益、朴昌玉表示赞同尹公钦的意见，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指责这种「反革命和反党」言论，并对上述几人的「错误」或「罪行」展开了猛烈抨击，崔昌益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首领和思想家。第二天的会议做出决议：由于「从事反党活动」，开除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四人的党籍，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职务，解除朴昌玉内阁副首相和中央委员的职务，上述问题均移交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审查。不久，朴昌玉被迫到东海岸一个小型锯木厂去当厂长，而崔昌益则被任命去负责一个养猪场的工作。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强力镇压之中」，很多党内重大问题遭到歪曲，呈现在全体党员群众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的人策划了宫廷政变式的严重密谋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苏联大使馆，崔庸健到中国大使馆，分别通报了全会情况和所做决议。
9 月 3 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有 4 名朝鲜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国。乔晓光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乔晓光将这一情况向伊万诺夫做了通报，并询问苏联的看法。显然，中国政府此前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而莫斯科的态度就比较谨慎了。
李相朝请求苏共干预八月事件
9月 5 日，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求见费德林并提交了他给赫鲁晓夫的信。李指责金日成对提意见的同志实行镇压，请求苏共中央干预此事。还说，外务省已经两次召他回国，他声称有病，还未成行。9 月 6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朝鲜问题。会议决定，委托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经过「周全的考虑」后接见李相朝，并答复中国大使，苏共中央将委托正在出席中共八大的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交换意见。在 9 月 10日与李相朝会谈时，波诺马廖夫答复：苏共对朝鲜发生的事情表示忧虑，苏共代表团将与同样在中国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和中共商谈此事，但不会干预其内部事务。对于李请求苏共公开发表批评劳动党的言论的建议，波诺马廖夫拒绝讨论。其实，莫斯科的这种立场并不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突然形成的。由于赫鲁雪夫的那份秘密报告在苏联国内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引起的震动和混乱，加上中共中央4 月 5 日文章的公开表态，使得苏共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态度变得谨慎起来，甚至对那些比较激烈的批判言论采取了压制的做法，苏共中央 6 月 20 日的决议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后来与金日成的会谈和通信中，苏联领导人透露了这些情况，并表现出对继续批判个人崇拜的谨慎态度。金日成立即在党内传达了这些信息。应该说，苏联态度的转变，无疑是金日成敢于采取严厉措施处理党内问题的因素之一。
金日成对苏联派进行分化瓦解
为了平息党内的不满情绪，同时也争取莫斯科的同情，金日成在中央全会后，立即对在此前受到打压的苏联派干部采取了怀柔政策。9 月 14 日下午，朴正爱召集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干部开会，出席者约 100 人（占全部莫斯科派干部的 2/3）。会议的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将改变对来自苏联的朝鲜干部的态度，并为他们平反。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次斗争的主要矛头已经转向延安派了。从金日成等人向苏联报告的情况看，与八月「反党」事件有牵连的，主要是延安派干部，不仅被看成是「分裂」和「宗派」活动主谋的崔昌益和徐辉，就连反对派中的最高层干部、党内元老（「老头子」）金枓奉，都是陆续从中国回来的。据说，金日成曾讲过这样的话：参与政变阴谋的人都属于延安派。因此，金日成才会改变对莫斯科派的态度，目的是集中对付来自北京的压力。
中共与苏共对八月事件的干预
9 月 18 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与出席中共八大的苏共代表团商谈了处理朝鲜问题的意见。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说，昨天他与朝鲜代表团谈话，批评了他们，但崔庸健不服气。还说，苏共对情况不太了解，还没有肯定的意见，建议中苏两党共同派人去平壤，了解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则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与米高扬「了解情况」的建议不同，毛泽东提出，中苏两党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毛泽东说，「我们要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帮助你，但是你必须改正错误」，「我们也要劝那些被整的人采取和解态度，劝双方和解」。具体方法是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中苏代表参加；会议要做出决议，还要公开发表。毛泽东还对米高扬说，金日成对我们有情绪，不听中国的，这次主要靠你们了。米高扬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只说去谈谈看。中共希望这次去就要解决问题，但米高扬推说国内还有事情，不能过多停留。接着，中共领导人又与朝鲜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毛泽东一开始就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并通知他们，中苏两党决定派代表团明天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破坏你们」。毛还说，对于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应该打，后来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情报部长李克农甚至质问：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会谈中对朝鲜人的批评非常严厉，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党内充满恐怖情绪」。毛最后说，我们可以叫跑到中国来的同志回去，但回去一定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把问题拿到党的会议上冷静地加以解决。92 显然，中共的态度更加明确，不过，除了要求金日成纠正错误外，并没有进一步的企图。
米高扬、彭德怀到朝鲜劝喻金日成
1956年9月苏联、中国的代表团前往平壤，劝导金日成停止任何清除，米高扬和彭德怀等人到达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单独谈话，经过两次深谈，金日成原则上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 月 22 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做出决议，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1956年8月中央全会处理的出逃中国者的党籍。
米高扬回到中国后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但毛泽东指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的确，正如苏联大使伊万诺夫所说，实际上金日成是被迫否定八月决议的，而九月全会通过的决议，也是「兄弟党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施加影响的结果」。因此，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在媒体公布九月全会决议（只在党内传达并在报纸上发了一个简短消息），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此外，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迟迟没有结果，答应恢复尹公钦等人家属粮食供应的诺言也一直没有履行。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虚与委蛇，拖延不办。后来，波兰和匈牙利爆发危机，莫斯科和北京都去关注欧洲的问题，朝鲜的事情便暂时搁置下来。
「8月宗派事件」以后，体会过屈服于中苏两大国干涉的金日成，为了彻底地揭发潜藏在党内的反党分子，决定颁发新的党证。更换新党证的时候，对党员的身分重新进行调查，进行思想审查。更换党证，从1956年末到1957年进行。
这种手法沿袭苏联派许嘉谊用过的手法，金日成在肃清许嘉谊时曾批评过这种手法。许嘉谊掌握权力的党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委员会」，在1953年8月朝鲜战争后举行的党中央全会(二届六中)被废止。当时，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委员会」也被废止，替代的是设置了「常务委员
会」。
组织委员会替换成为了权力中枢的是「党组织部」，党组织部1956年4月的第三次党代会以后，被改编为「党组织指导部」，1957年金日成的弟弟金英柱成为党组织指导部长。
1957年8月，相隔10年的第二届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选举，选出了215人,然而，获重选的仅仅75人。在选出的代议员中，国内派完全被除去，仅留存很少的延安派和苏联派。在9月召开的第二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次会议中，连那个形式上作为国家元首(最高人民会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延安派的最高领导人的金枓奉也被替换为金日成心腹的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
金日成对延安派和苏联派的进一步清洗
1957 年 11 月在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在会谈中强调朝鲜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并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八月事件」阴谋颠覆朝鲜政权的性质，取得了毛泽东的认可。
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具有苏联国籍的苏联派面临着骚扰，该派的幸存成员大多数选择了返回苏联。延安派的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留在苏联政治避难。
1958年3月3日至6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代表会议，讨论了强化党的统一团结和党组织问题等，会议揭露了党中央第一副委员长金抖奉支持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集团”进行“阴谋活动的罪行”，决定将金抖奉、崔昌益、朴昌玉开除出党。会议通过党内斗争“树立和巩固了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核心”，确立了金日成对朝鲜劳动党的领导地位。
会议调整了党中央领导成员，调整后的领导成员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朴正爱、朴金喆、郑一龙、金昌满，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金日成、崔庸健、朴正爱、金一、朴金喆、林海、郑一龙、金光侠、南日、金昌满，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李钟玉、李孝淳、朴义琬、韩相斗。
金枓奉被开除党籍后遭到拘禁，最后被送往顺安合作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61年病死。享年72岁。崔昌益，被送至国家检查委员会管理的特别讲习所，被强制进行1年以上的思想改造教育。朴昌玉的情况，是与夫人一起被送往咸镜北道的农场当负责人,但是，据说在那里被人杀害了。
随后被肃清的，不仅有延安派干部，还有对金日成不满的其它派系的领导干部金元凤、赵素昂等。
支持、推进这场肃清的，包括对金日成忠实的苏联派方学世 (内阁内务相)，苏联留学系的金英柱(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长)，金道满(1958年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长)，黄长烨(1959年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朴容国(1959年党中央国际部长)，许锡宣(1960年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总编辑)，高赫(1960年党中央科学教育部长)等新人。
这样，国内派(南劳党)，延安派，苏联派的一部分等反金日成势力大体上被扫除，金日成完成「领袖领导制」。1959年6月，朝鲜劳动党三届三中全会补选李孝淳为党中央常委会委员，解除朴义琬的党中央常委会候补委员职务，补选金翊善、河仰天为党中央常委会候补委员。至此，金日成完全控制了朝鲜劳动党，并树立起自己的个人权威。
中国使馆获得的一份劳动党内部讲话材料称：到 1958 年初，朝鲜「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国家反党的宗派分子」，进一步肃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金承化、徐辉、李弼奎等反党宗派分子的残余毒素」。这份资料在谈到国际形势时，特别提到了「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颂扬中国「以强大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一切自然是中朝关系改善的结果。此时，中共对劳动党和「八月事件」的看法已完全改变。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称赞金日成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是反帝国主义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还说，1956年中国和苏联派人去朝鲜解决人家的内部问题，用意是好的，但结果不好，方式不对。周恩来在 1958年 2 月访朝回国后也说，从朝鲜跑过来的那些人反映的情况很片面，导致中国对朝鲜产生了错误看法。《人民日报》还摘要刊登了朴金喆在劳动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有一大段是专门点名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
1961年9月，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85名中央委员中，原来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71名中央委员连任者只有28人，其余43人大多是遭清洗的延安派和苏联派。9月18日举行的四届一中全会选出11名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金日成、崔庸健、金一、朴金喆、金昌满、李孝淳、朴正爱、金光侠、郑一龙、南日、李钟玉；4名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金翊善、李周渊、河仰天、韩相斗。其中，游击队派占6名（金日成、崔庸健、金一、朴金喆、李孝淳、金光侠）；苏联派占1名（南日）；国内派占1名（朴正爱），延安派占1名（金昌满）；技术干部占2名（郑一龙、李钟玉）从此，游击队派独占了朝鲜党政的领导地位。
清洗“甲山派”
1960年代初期，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在清洗其它派别之后，自身逐渐分化为两派，一派是以朴金喆为代表的抗日时期由抗联党组织和祖国光复会派遣回国，在朝鲜半岛北部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甲山地下工作派”（简称“党务派”或“甲山派”）。另一派是以金昌凤大将为代表的一直追随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和苏联从事抗日武装游击斗争的军事干部，后来被称为“军事反对派”。
1962年12月在朝鲜劳动党四届五中全会上，金日成提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举的方针。1966年10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四届十四中全会又决定根据当时形势的要求，改组社会主义建设的全盘工作，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而将原计划1967年完成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七年计划延长三年。金日成重军事、轻经济的政策转换引起甲山派与军事派的对立，军事派主张继续强化国防，而甲山派主张发展经济优先。
甲山派与金日成的对立主要是：甲山派提出经济政策优先的主张，反对金日成的国防和经济并重的政策；反对不切实际地歪曲党史、军史，夸大金日成个人作用，在全国到处大建纪念碑、史迹地；反对内定金正日为金日成的接班人，认为搞世袭继承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大忌讳。
1967年5月4日至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四届十五中全会。以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树立金日成主体思想为朝鲜劳动党的唯一思想为名，批判、清除“甲山派”。
朝鲜官方称，这次全会彻底揭露了朴金喆等反党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行，揭露了他们给党的组织、思想工作、祖国统一和对外工作造成的极大危害，撤销它们的党内外职务并开除了他们的党籍。对甲山派的肃清波及全国各地，至1968年，朝鲜地方党政干部约有三分之二受到牵连。
通过清洗甲山派，金日成终于实现了把自己的主体思想树立为朝鲜劳动党唯一思想体系的目的，并扫除了确定金正日为自己接班人的障碍。
清洗“军内反对派”
肃清朴金喆等甲山派首领之后，确立了个人威望的金日成，在统一祖国的名义下，对韩国开始采取过激的军事恐怖暴力行动。1967
年起，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朝韩冲突大增。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文件记载，这些冲突大多是由朝鲜方面挑起的。
朝鲜曾精心策划了“袭击韩国总统府”的计划。朝鲜军方花九个月时间对2400名士兵进行了“地狱般的训练”，然后在这群人中精挑细选出了31名校级陆军军官，组成特遣武装小分队，秘密渗透到韩国，任务是袭击汉城的青瓦台，刺杀韩国总统的朴正熙。
1968年1月21日这个31人组成的特遣武装小分队，暗中穿越朝韩军事分界线透入韩国，以全副武装的韩国野战部队打扮，进入了青瓦台附近，小分队不巧遇上了下班路过的韩国钟种警察派出所所长，他识别出野战军服的肩章属于无法擅离的驻守前线部队，在上前盘问时，导致双方开火，这惊动了防守青瓦台的韩国军队，经过激烈枪战，31名特遣小分队队员中27名死亡，1名被活捉，仅3名生还。当时生还的3人中有1人（他就是如今还健在的朝鲜人民军大将朴在京）冒死逃回朝鲜，被活捉者后来归顺韩国。
“青瓦台事件”失败后，11月4日朝鲜又派遣武装间谍船载约120人入侵韩国东海岸地区登陆再次遭到失败。此外，朝鲜军队奉命在朝韩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大量挖掘军用隧道通向韩国方向，企图利用隧道突袭韩国，但隧道也为韩国方面发现。
为此，金日成以“左倾盲动主义”、“军阀主义”和不执行党的军事路线为由，追究军方领导对这些失败所负的责任。批判与处理了军内反对派。
1969年1月，在金日成主持下举行的朝鲜人民军第四届党委会第四次（扩大）全会上，“揭露和粉碎了暗藏在党内和军内的反党修
正主义分子和军阀官僚主义者的阴谋”，全面肃清了“军内反对派”。
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朝鲜劳动党通过清除甲山派、军内反对派，以及后来通过落选、放逐等方式让这些宗派成员彻底从政坛上消失，终于达到将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树立为全党唯一思想体系的目的，也为1974年确定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扫除了政治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