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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
夏晓虹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100871）
［摘要］追溯“五四”以后成型的现代白话文渊源，此前通行的做法是远究古代，近察晚清。但
在语言的权力场中，官方实占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出自官方的白话文，其地位、影响也都在民间人士的撰述之上。清代官府大量的白话告示，以及定期宣讲的《圣谕广训》及其白话读本，不仅直接为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作了强有力的铺垫，而且作为有效资源，在运动展开过程中，不断地被官方与民间征引。
［关键词］
晚清白话文运动；官方资源；白话告示；《圣谕广训》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10）02-0004-14
［收稿日期］2010-
01-19［作者简介］夏晓虹（1953－），女，安徽省和县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依照目前学界达成的共识
，“五四”以后成型的现代白话文，向前可直接追溯到晚清的白话文，并与古代白话有源流关系。无可否认，在现代白话文形成的过程中，外来语的输入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早在1919年，已有识者将其称为“欧化的白话文”［1］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也着力从传教文献探讨现代汉语与近现代文学中的西方资源
［2］
。凡此，都有利于加深对现代白话
文复杂来源的认识。不过，笔者希望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特别关注来自清朝官方的白话力量，从而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寻找更有力的内部支持，并对梳理白话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脉络提供一个易被忽略的视角。
古白话的分类
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书面上的分界，大体可以白话与文言的区别为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古代没有白话书写。事实上，语言学界普遍认为，即使今日古奥难懂的《尚书》，其中一些篇章也是当年口语的记录。只是因为口语变化快，而文字发展慢，言、文逐渐分离，上古的白话才成为后来的文言。
“五四”以前的白话，或称为“古白话”，或称为“近代汉语”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刘坚1982年对其进行分类，并于次年编
成了《近代汉语读本》［3］
，此项研究已吸引了越
来越多学者的投入。古代白话数量众多，文献纷杂。下文将先列述重要的诸家分类，再回到笔者特别的观照点上。
1982年，刘坚在《古代白话文献简述》中将古白话分为八类，即敦煌文献、禅宗语录和宋儒语录、诗词曲（曲分诸宫调、戏文、元杂剧与元散曲四体）、文集、史籍、笔记小说、白话小说、会话书（指非汉族人学习汉语白话的教科书）。其中史籍部分包括《元朝秘史》、《元典章》与元代白话碑
［4］
。
1988年，张中行撰写的《文言和白话》一书单列了《白话典籍》一章。作者“把白话文献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唐以前，第二期是唐宋到明清，第三期是现代”
。他认为，前期只有零散资料，尚未成典籍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谣谚之类，二是夹在文言作品里的一些白话，三是早期的乐府诗”
［5］（P204，205）
；而后期的现代白话
则数量多，且为人熟悉，可谈的不多。其着重介绍的重要而常见的乃是中间一段的白话典籍，分为佛经译文及其他、变文、曲子词、语录、话本、章回小说、弹唱作品、戏曲、民歌和笑话九类。其中《元朝秘史》、《元典章》以及教会印行的《新旧约全书》
、《天路历程》，均放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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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5］（P204～237）。张氏的分类显然带有文学的眼光，故史籍与会话书被排除在外。
2000年，江蓝生著《古代白话说略》，第二节为《古代白话文献一览》，主要参考刘坚的论著进行了分类： 1.敦煌俗文学作品（变文、话本、俗赋、曲子词、王梵志五言白话诗），2.禅宗语录，3.宋儒语录，4.诗、词、曲，5.史书、史料，6.直讲和直译，7.话本和长篇小说，8.会话书。江著取消了刘文中的“文集”与“笔记小说”两类，而将“禅宗语录”与“宋儒语录”分列，并增加了“直讲和直译”。后者举例为元朝吴澄的《经筵讲义》、许衡的《大学直解》以及贯云石的《孝经直解》等，主要是蒙元统治者“让大臣用口语讲解儒家经典，或者把一些汉文典籍译成白话，以便学习推广”而留下的记录。此外，《元典章》以及明代的《皇明诏令》、《纪录汇编》等文献中含有的白话资料，也纳入了“史书、史料”一类［6］（P9～42）。
在2007年出版的徐时仪著《汉语白话发展史》中，古白话被择要分成了十类：一、汉译佛典；二、敦煌吐鲁番文献；三、禅儒语录（内分1.禅宗语录，2.宋儒语录，3.出使语录）；四、诗词歌曲（内分1.诗，2.词，3.散曲，4.民歌）；五、戏曲；六、散文（内分
1.史书，
2.公文法典，
3.碑帖）；七、笔记；
八、小说；九、方言；十、其他（1.文集，2.会话书，3.宝卷，4.医药、科技，5.书信，6.笑话）［7］（P28～49）。这是目前分类最繁复的一种，即使“其他”中的“文集”与“会话书”，在前列的刘坚文中，也都作为单独一类处理。
上述论列大体出自语言学家。若返观文学研究者的论述，最简化的分类大概属于袁进。他在2006年面世的《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一书中肯定：“古白话的文本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说书人说书发展而来的话本小说等文学作品；一类是学者、高僧平时所讲的语录；还有一类是近年来才发现当时外国人教外国人中国汉语的读本。”袁进在这里所说的“白话”，显然仅指向散文类文本，因而在上述所有类别中均含括在内的诗词曲反无一进入其视野。而他特别看重的汉语教学读本，也只限于支持其西方传教士“对汉语的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8］（P64，68）论点的《语
言自迩集》一类，却并不包含语言学者先已提及的、成书于元末的《老乞大》与《朴通事》。
其实，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考察，最早系统论述白话文学的学者，正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胡适。结合他那本1928年出版、只完成了上卷的《白话文学史》，以及再早六年构拟的《国语文学史》纲目，可以大体看出其论述范围。依据胡适对“白话”的界定：“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他的“白话文学”“范围放的很大”，包括了“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历史叙述是自西汉说起，由汉乐府一直讲到晚清小说，结尾应在论者身居其中的“国语文学的运动”［9］（P13，4～6）。所涉种类涵盖了民歌、散文、佛教翻译文学、诗、词、语录、小说、曲（包括散曲、诸宫调与戏曲），今日语言学界仍极为重视的敦煌文献，其时胡适已作为新材料大加征引。
以上各种日趋精细的分类，使我们对古白话源流的认识越来越丰富。不过，这些类别之间只呈现为平列的关系，并不能真实反映语言的现实层级。而假如考虑到话语权在其间的作用，我们会发现，虽然同样是白话，仍然有地位高低、影响大小之别。
此处不妨借用《水浒传》中的一段描写。“武松打虎”是个尽人皆知的故事。在上景阳冈之前，武松在一家酒店里喝酒，一连喝了十八碗，之后，一边嘲笑着店家“三碗不过冈”的招幌，一边就要上路。酒店主人赶出来叫住武松，要其“且回来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说是：“如今前面景阳冈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性命。官司如今杖限猎户擒捉发落。冈子路口，都有榜文。”要求来往客人只能在中午前后三个时辰过冈，且须结伙成队，不可独行。武松因“这条景阳冈上，少也走过了一二十遭，几时见说有大虫”，以此疑心酒家要其留宿，是想谋财害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故而执意前行。
走出四五里，来到景阳冈下，武松见到一棵大树，刮了皮，上有两行文字，正与酒家所述相同。武松仍是不信，笑道：“这是酒家诡诈，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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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那等客人，便去那厮家里宿歇。我却怕甚么鸟！”而上得山来，不到半里多路，又看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庙门上贴着一张印信榜文”。武松这才认真对待，停下脚来，细读这则“阳谷县示”的文告，却也与店家说的一般无二。小说于此处写道：“武松读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而其反应也与前番截然不同，竟“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10］（P421～423）。只是因为武松的好面子胜于爱惜性命，方才留下了赤手空拳打死一只斑斓猛虎的英雄段子。
《水浒传》虽是小说家言，这里反映的心态倒相当真实。普通店家的说话或转抄的榜文，自然抵不上官府带印章的告示来得权威。回到语言的权力场，出自官方的白话，照理也应当比下层文人或艺人写作的章回小说、变文、杂剧等白话文本更受社会各阶层的重视。这也是本文格外关注“官样文章”的理由。
以官方身份为视点，在上列白话文献中，笔者因此特别看重“公文法典”与“直讲直译”。落实在清代的语境中，“公文法典”可以面向民众的榜文告示为大宗，“直讲直译”最合适的范文则推《圣谕广训》的各种宣讲、阐释本。下文即以此两类文本为主，考察其为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提供了怎样的语境与资源。
有必要先行说明的是本文对于“白话”的设定与使用。虽然一般而言，白话与文言是可以区分的，但二者混杂的现象也时有出现。根据张中行先生的判断：“文言和白话并存，难免互有影响，可是影响力量的大小不同：文言大，白话小。”这主要是因为文、白在“五四”以前，有高雅与俚俗的地位差别，造成了文言的势力强盛。并且，传统文人也没有明确的划清文、白边界的意识，于是“怎样方便就怎样写”，混用文言因此比纯粹的白话更常见［5］（P160，199）。本文对于白话的认定便在接近口语之外，也容纳了“兼用些浅近的文言”、追求“通俗易懂”的文白混杂体。
“明白晓谕”的白话告示
清朝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政权，汉语本非满人母语，再用文言写作，自然更加困难。其情形虽不致如蒙元统治者的以白话书写圣旨与即位
诏书，但行文的通俗化已相当明显。奏折后常见的皇帝批语“知道了”，从康熙到宣统，一以贯之，可谓最典型的一例。台湾故宫博物院曾于2004年举办过“‘知道了’朱批奏折展”，亦可见此三字白话几可视为朱批的代称。
由于朱批乃出自皇帝之手，反映了满清帝王的文字本色，故比臣下代拟、正式发布的诏书更多口语成分。如《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一份文件，为康熙十六年（1677）《浙江杭州府天目山狮子禅寺住持臣僧行淳谨奏为遵旨进缴御书御札恭谢天恩事》，玄烨所作的批语为：
览尔所奏进缴御书御札并谢天恩，其情一一悉备，知道了。但世祖章皇帝御笔特赐
老和尚，以光佛法，今遽收回，朕心甚为不
忍。还赐于住持和尚收存［11］（P64）。
其间便不乏文白夹杂。倘若批示的对象为八旗近臣，则白话的程度显然更高。类似文档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所在多有，仅示一例：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十八日，苏州织造李煦奏曹寅病重，代请赐药，折后的朱批作：
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
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
庸医，每每用补济，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
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
人参中来的。金鸡挐（按：原为满文）专
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
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
吃二服。可以出根［12］。若不是疟疾，此药
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
万嘱［13］（P98～99）！
其间白话口吻的使用，比文言公式化的“钦此”自然更透着亲切，更容易让臣下感激报效。此类朱批固然显示了皇家享有特权，再俗白的文字也无人敢耻笑，但确实也酿成了一种风气，模糊甚至改变了白话原本隐含的阶层歧视，并浸染到官场中人某些特定的公文写作。
实际上，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版的《汉文典》中，作者来裕恂已将包括当时通用的“上逮下”之谕、札、告示、批，“平行”之咨文、移文、照会，“下达上”之申文、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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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禀、呈，“外交”之约章、条约等所有“公移之文”，一概归入“属于通俗之种类”的文体首列，与柬牍、语录、小说并置。其理由是：“此等文字，别有程式，但求明达，不事精深。”［14］（P397～398）不过，来氏的归类已带有近代人的眼光与趣味。其未加区分的“上逮下”、“平行”、“下达上”等公文，在古代的文体分类著述中实际并不平等看待。
历代公文中，本专有一类面向民众的下行文字，以便上令下达，一般称之为“榜文”或“告示”。恰恰是这类文字，尽管数量綦多，在古代文体论述中却少人关注［15］。按照研究者的分辨：“历史上告示的称谓有布告、榜文、文告、公告等多种，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也有变化。明代前期及以前各代，‘榜文’、‘告示’、‘布告’等名称混相使用。明代中叶以后，为了体现‘上下有别’并区分其适用地域的范围，皇帝和中央机构其及［及其］长官的布告通常称榜文，地方各级政府和长官的布告则称为告示。”而无论榜文还是告示，均为“兼有法律和教化双重功能的官方文书”［16］（P1）。二者既为宣示大众的文字，自当迁就文化水准不高的下层百姓，其应通俗易懂，甚至有意使用白话，也是想象得到的题中之义。
这类日常公务性的文字，因一向不被视为可以流芳百世的“文章”，因此各家文集中难得收录。即使有杨一凡与王旭经过二十多年的广泛搜集，编成十卷本的《古代榜文告示汇存》，所辑仍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历经战乱，各级地方政权所保存的文书档案亦散失严重，故“明代以前发布的榜文、告示大多失传”。特别是此类用于张贴的文告，“一般是应急而发”，“适用时效较短”［16］（P2，5），这一文体应用特征也缩短了其作为文件保管的时限。更为不幸的是其中的白话布告，无论从审美角度还是重要性而言，在进入文集时，都会尽先遭到删汰。虽然在晚清一些重臣的文集中，公牍已获得了较前更多的重视，不过，其中所录大多仍为奏折、咨文与札付，告示、尤其是白话文告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值得单独一表的是乾嘉年间的张五纬。其人从县丞起步，辗转于南北各地，长期担任县、州、府等基层政权机构长官，以“循能”著称：“每治一郡，不数月间，政化大行，士习民风日尚，治效之速，备受世人称道。”［17］（P600）具此丰富的仕宦履历，张氏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印行的《讲求共济录》卷四所收“历任告示”也别具一格，总共34则文告中，白话竟超过了文言，占到19篇；即使加上卷三“历任示谕”32篇中的5篇［18］，白话文告的比例有所降低，却仍居2/5，这在清代的官书中可谓仅见。而张氏的“治效之速”，应当也与其多用“明白晓谕”的白话告示有关［19］。
张五纬刻意留存的案稿集虽为特例，但起码证明白话文告的数量其实相当可观。更多的情况则是如历任多官的李璋煜道光年间刊印的《视已成事斋官书》。此编计11卷，“以一官为一集”；更有意味的是，其“所谓文章者，皆察吏教民之语也”，即是将古来不入“文章”之流的告示郑重其事地汇辑成个人文集。虽然从数量上估算，集中所收显然并非李氏为官作宰期间发布的全部文告，但已相当珍稀。既然有意在“官之与民”间“务去隔”［20］，编中因而多有浅白文字。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七年（1847）在惠潮嘉道任内［21］所作《禁拨名示》：
照得设立官府，原为百姓申理冤枉。其实在被屈，不得不诉之于官者，自当据实呈
诉，以凭官府拘讯究办。此间风气，往往罗
织多人，称为“百余猛”。推原其故，皆被
讼师土棍人等，图利架耸，其情可恶，其愚
可怜。本道看来，凡民间田土水塘，坟山界
址，及树植畜产等项，遇有争竞，是常有的
事。若实在被邻乡本乡欺压，起了争端，只
要请两造正派的公亲，替你们劝和，得了即
了，不可便出家伙，就要闹事。……你们细
细想想，还是忍耐的好，还是强很的好，还
是老实的好，还是诈骗的好。若能大家省
悟，唤醒痴迷，救了多少性命，保了多少身
家，就是好百姓，万不可辜负本道劝谕的一
片苦心。切记切记！特示。
此文开篇还是文言气息，忽然转入白话，显得很不协调。不过，越到后面，白话倒是越多越流畅；当然，最终仍要回归公文套语。这篇收入《视已成事斋官书》卷八的文告，与卷十一作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至二十八年（1848）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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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按察使任内的《访拿讼棍衙蠹示》倒可相映成趣。后文不长，全录如下：
为明白晓谕事：本司在山东时也是百姓，最知百姓的苦楚。百姓万不得已，方打
官司；地方官不能替他随告随审，拖累就无
穷了。百姓万不幸，方遭劫窃；地方官不能
替他拿赃起赃，受害就不浅了。本司家居目
睹情形，深以为戒。粤东讼狱的苦累，盗贼
的踪迹，较之山东更加百倍。自本年四月到
任以来，屡屡与各属地方官坚明约束，欲清
讼源而株累尚多，欲靖萑苻而鸮音未变，以
致吾民纷纷控愬，弥抱不安。因思积案所以
不结者，讼棍之把持串唆为之也；巨憝所以
不除者，衙蠹之勾通贿脱为之也。讼棍衙
蠹，暗中维持之，虽有明察之吏，整顿无
由。现在密访两项人等，督同地方官设法拿
办。本司耳目尚周，强御不畏，非施辣手，难望革心。勿谓言之不预也。此示。
这篇文、白错出的次序与前文正好相反，而作者日常对骈偶的偏好，也尽情流泻其中。诸如两句“百姓”、“地方官”的列举，“欲清”与“欲靖”的排比，“因思”以下及“耳目尚周”等四句的两两相对，无论白话还是文言，都是力求工整的对偶句。特别是，此类句式在全文中占到一半篇幅，则八股积习入人之深已昭然若揭。当然，这种文告中的白话无法纯粹，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公文的程式要求。
其实，就白话而言，清朝各级地方政府更多使用的是一种韵文告示。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对其做过文体溯源：
榜文以四字为句者，近代谓之斗方告示，其体始见于应劭《风俗通义》。至宋时
则州守劝谕部民，间一用之。真西山（按：
即真德秀）再守泉州，《劝谕文》云：……
全文凡六百余言，皆四字为句。又泉州隆兴
《劝农文》，亦四言而用韵语；其一用五言
韵语。虽名榜文，实歌谣也［22］（P142）。
近代所谓“斗方告示”本不限于四言，在清代也有不同的称呼。而此种在宋代“间一用之”的公文体式，入清后，也随着满清官方语言的通俗化趋势而获得长足发展。
就中，汪辉祖（1730～1807）推波助澜的作用实不容低估。其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写成的《学治臆说》二卷，乃是“为吏者言治”［23］之书，一向被官场中人奉为官箴、指南。卷上有《告示宜简明》一条云：
告示一端，谕绅士者少，谕百姓者多。
百姓类不省文义，长篇累牍，不终诵而倦
矣。要在词简意明，方可人人入目。或用四
言八句、五六言六句韵语，缮写既便，观览
亦易。庶几雅俗共晓，令行而禁止乎。
此言一出，以之为沟通官民的方便法门者纷纷学步。如李璋煜的《视已成事斋官书》卷九即收录了一则四言八句、一则六言六句的告示［24］，完全与汪氏的教导相符。值得关注的还有其所申说的“雅俗共晓”一言，相对于白话的流行下层社会，通俗韵语介乎文白之间的模糊地带，百姓可晓，绅士亦不致因其鄙俚而排斥，由此反而成就了斗方告示在清后期的盛行一时。
从现存文本看，此类文字不只出现在完全由公文构成的官书汇编中，为重要人物编辑的全集也会予以收录。如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中，专有“告示”一卷，总共收入十篇文告，内有两篇采用四言体［25］。题为《禁种罂粟四字谕》的一则极言吸食鸦片的危害：
谕尔农民，勿种罂粟。外洋奸谋，害我华俗。借言疗病，实以纵欲。吁我华民，甘
彼鸩毒。广土南土，吸食不足；蔓连秦晋，施于陇蜀。
左氏指出，流毒广远的鸦片吸食不但耗费金钱，使各行业的男女不事生产，而且伤害自家身体，所谓“家败人亡，财倾命促”，因而在篇末大声疾呼：“自今以往，是用大告：罂粟拔除，祸根永劚。张示邮亭，刊发村塾。起死肉骨，匪诅伊祝。”在宣布禁约的同时，左宗棠也明示将以严刑峻法对付违令者：“听我藐藐，则有大戮。”而最后的“发言成韵，其曰可读”［26］（P557），则概括了此类韵语布告便于记诵流传的特点，正可与汪辉祖的说法相发明。只是，这篇四字谕长达84句，已大大超过了汪氏的八句之约。由此可知，斗方告示的形式一旦流传开来，篇幅上便很容易突破成规。
尽管斗方告示已进入一些晚清重臣的全集，但相比于其他公文，数量仍极为稀少。左宗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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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5的比例已经算高，而究其实际，亦不过两则。曾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庚子事变、东南互保时，留下过“颁四言韵示于境内”，辜鸿铭以英语为驻汉口各国领事译述之，“于是中外帖服，人心遂安”的佳话。然而产生过强大威慑力的“谕旨钦遵，戢匪安民。造谣闹教，正法示惩”［27］（P342～343）的这则斗方告示，却并不见于为数84卷的《张之洞全集》“公牍”类中。目前存留下的四则四言示稿，也无一例外，均系于札文之后，明显带有附录的性质［28］（P3246，3263；P4881～4882，4887）。如以这样微末的数量作论据，很有夸大其事的嫌疑。即使此前张五纬的《讲求共济录》所收24篇白话文告里，韵文示谕已多达11篇，显示出其在实际应用中可能具有的普遍性，但张书毕竟为特例。于此，幸好有近代报章出现，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我们才可以更为清晰、准确地了解告示的发布情况。
同治十一年三月（1872年4月）在上海创办的《申报》，乃是中国近代历时最久、深具影响力的一份大报。同年七月（8月）出任上海县知县的叶廷眷，可算是“升”逢其时。此公走马上任之初，即在《申报》发表《恤民示谕》，周知其决意改变“向来新官到任，署内应用一切器具什物等件悉由书役备办，名曰填宅”的旧习：“为此示仰书差地保及铺户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如有不肖差保家丁在外招摇，借填宅名目，向店铺苛派扰累者，一经察出或被告发，定即严提重办，决不姑宽”［29］。这一篇安民告示，倘若以江蓝生对于文言与白话的简单区分标准来衡量，“那些句中带有‘之、乎、者、也、矣、焉、哉’的书面语是文言，而那些跟人们口头上讲的话大体一致的书面语是白话”［6］（P5），则除去两处“之”字，此文竟无其他文言虚词，倒比李璋煜的白中掺文告示更易解读。并且，自此以后，叶知县的公告隔三差五即在《申报》刊出，其人也可称为最早善于利用新兴报刊的地方官员。
频频在《申报》露面的叶廷眷，果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就职半年之内，便接连启动了都台河、护城河、三林塘河三项河道清挖工程。而韵文告示亦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同治十一年九月（1872年10月），先是都台河动工。为此，十月十六日（11月16日）的《申报》上，首次揭载了由叶廷眷发布的《河工告示》：
该处都台河道，现已筑坝兴挑。出土十丈以外，就近不准弃倒。倘敢贪便倾卸，定
即押令挑好。河工黎明上工，勿许挨延缺
少。薄暮停工时候，各开水线一条。各董差
保夫头，传谕一律遵照［30］。
为有效督促，半个月后的十一月二日（12月2日），叶县令又在《申报》接连刊布了两则《河工告示》，且均采六言韵语体，可见其确实热中此道。根据新闻报导，疏浚都台河工程自九月二十六日（10月27日）堵坝，十月五日（11月5日）开工，开挖河道总长为2249丈，共计土方量46467方。由于工期紧（“限一个月蒇事”），施工量大，叶氏“常诣工所，亲自督率”［31］。为保证质量、加快进度，在后出的告示中，他也一再要求：“尔等逐挑实地，务遵应浚丈尺。各夫实力赶挑，更须加紧捞挖。”［32］而以斗方告示的形式，对从总董到役夫的各级施工人员反复训令，及时通告各项规定，确实有利于明确责任，使工程能够尽早完工。
应该是受到了这一成功先例的鼓舞，在《申报》十一月二十五日（12月25日）刚刚宣告开浚都台河“大工告成”之后不过两天，叶廷眷又再接再厉，公布了《捞浅城河告示》。该文也如前一般，仍取六言12句韵语：
天旱城河淤浊，现经雇夫清理。凡尔柴粪船只，未便聚泊一处。应各暂移城外，船
夫方可捞泥。粪牙船行保甲，遍行传谕勿
遗。沿河铺户居民，莫将垃圾倾弃。大众各
相警戒，庶几同沾水利［33］。
而仅仅又过了一天，《申报》上即再次出现叶知县关于挑浚三林塘河的告示。并且，这份通告不但有散文体，也同时使用了被称为“短句告示”［34］的韵文体。只是，此回已非区区12句所能打住，叶氏显然兴致大发，篇幅于是比前扩增了一倍。
如此密集地在很短时间内接二连三刊发斗方告示，当然可能有叶廷眷个人的趣好，借由报纸的流播，也放大了其影响力；但此种布告体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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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欢迎、有效力，才应是激发这位行政长官高效生产的最大动力。而叶氏的做法本身亦具有示范意义，此后在《申报》出现的各级官员的韵文告示，其内容便不再限于河工，凡是牵涉面较广的公共事务，无论大小，都可借此“明白晓谕”。
如清明寒食节的折柳习俗，在中国传统中是雅事，所谓“清明攀折柳条，系招介子推魂”。但在租界中，文化背景相异，此举便遭遇抵拒，甚至会引来官司。同治十一年（1872），即因此发生过纠纷。当时西人铺设的“马路直接静安寺一带，西商布种树木尚未成阴，为人攀折者，皆为巡捕获送，清明节送到公堂者不下百数十人”。时任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中国谳员的陈福勋参与审案，尽管存心回护，但格于“工部局定章，未便故意开脱”，只好“分别申饬，或令随意罚钱一二百或数十文充偿”。并且，其所拟结案堂谕中有句云：“东园杨柳，却非塞北章台；西国甘棠，莫作江南驿赠。”因用典适切、“语意文雅，一时传为美谈”。可惜，这样的美文只能为文人雅士所欣赏，普通民众却无法领会其奥妙。于是，转年临近清明之际，陈氏为免士民误触法网，“先期晓谕”，便出之以雅俗共赏的“短句告示”，借《申报》宣言：
时届清明，桃柳发坼。租界所种，素所爱惜。往岁士民，每多攀折。被获送案，致
于惩斥。特此谕知，勿蹈前辙。倘敢故违，后悔莫及［35］。
此则告示虽由叶廷眷喜用的六言改作四言，全篇仍取12句之数，这也是一个易于观览与记诵的长度。
而晚清白话文运动与白话报刊的出现实有密切的关系。继光绪二年三月五日（1876年3月30日）申报馆发行的第一份白话报《民报》很快夭折之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创刊的《演义白话报》，真正成为了白话大潮涌起的先声。要启蒙大众，必须扩大白话的使用范围，已为有识者所信奉。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陈荣衮所说：“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36］改用《大公报》主人、满人英敛之的白话表述，即为：“如今中国兴办新政的地方太多，第一就是先得开通民
智。人民不认识字的太多，不得不将就对付。怎么个对付呢？就是提倡白话文。”［37］
英敛之本人不仅“提倡”，而且从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创办之日起，即开始在“附件”栏不时登载白话文。在从中选编的白话文录《敝帚千金》两集大受欢迎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年8月），《大公报》即沿用此名，开始逐日印行白话附张［38］。而上引次年七月十九日（1906年9月7日）英氏在《敝帚千金》上写作的这篇白话文，用意本在提倡白话告示：
政府里再出告示，一律改用白话，越浅近越好。有个政令，贴出告示去，叫那认识
字的人，念给不认识字的听，念完了大家也
就都明白拉，这有多们省事呢。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用的是“一律”，说明作者显然很清楚，此前的告示中已有白话书写。不过，与汪辉祖的告示“谕百姓者多”、而“百姓类不省文义”的考虑相同，英敛之也认为，“我们中国的人民，认识字的，一百个人里头，不过才有两个三个。就是有个认识字的人，也不晓得那文字眼儿是怎么讲”。因此，在他看来，“政府里出的告示，本是叫人民，大家奉行的事情”，应该“跟当面交派的话，是一个样”［37］。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先前的部分使用白话，转变为一律写作白话告示。如此，才能要求所有人民遵守奉行。而与汪辉祖一味强调令行禁止不同，近代报人英敛之已明确将白话告示与“兴办新政”、“开通民智”联系起来。二者在当时的语境中，都一致指向富国强兵，激发民众参与新政的热情亦已包含在内。这也应该是英氏在文中以“人民”取代古来惯用语“百姓”的深刻用心。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迅速扩展，以清末至少130多种白话报刊的强大阵容与声势，其对于白话写作的呼吁，也着实使得白话文告数量大增。此时，连韵文告示这类“迁就愚民”的浅俗文字亦被认作不合格，不仅“念出来总不顺嘴，大概勉强凑成句儿的多”，而且“文义不通的人念着，还是莫名其妙”。从言文合一的要求出发，《京话日报》的主笔因此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据我们的见解，凡是告示文字，都当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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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编成。各处的言语不同，也可以随著土音编造。”［39］此文刊出后不到半月，在官话书写上具有优势的京师外城工巡分局已经起而响应，颁发纯粹的白话告示：
查现在快到新年的时候，各铺户住户，有祭神有开张的，必要放些个鞭炮。若要是
放那不往高处飞升的炮竹，还不致有什么危
险；要是放那双响炮竹和起花等类，一定是
往高处里飞升。现在天气这么样老不下雪，各样物件都是干燥的。倘然飞起来的火星
儿，落在容易引火的物件上，着起火来，害
处实在不小。若烧了自己的房子物件，那是
自不小心，无的可怨；倘若延烧别人房子，总得将放炮竹的人，究问出来，送到当官，按例治罪，那时后悔岂不晚了？看起来这放
双响花炮和起花，真是有损无益。我们工巡
局，原有保护人民公安的责任，岂可不预先
告诉大众知道，免得叫住户铺户受了害？你
们要是心疼自己合人家的房子物件，怕担那
放火的罪过，就应该不放这等花炮才是。
此布告一贴出，即让《京话日报》的编辑大为兴奋，称道“工巡分局，可称为第一开通”，“这分巡局的官长，一定是个明白道理的人，居然用了本报说的话，可敬可感”［40］。工巡局（后改称“巡警厅”）本属新政机构，用京话出告示自然也应算作革新之举。
而如果要为从朱批到告示的清代公文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内在联系找到当事人自觉的论证，窃以为，黄遵宪光绪二十八年（1902）致严复信中所言最为有力。严复不赞同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批评其所译《原富》“太务渊雅”，“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针对梁氏就此发出的“文界之宜革命久矣”的慨叹，反驳说：“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41］黄遵宪为此致函严复，表明立场：
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如《四十二章经》，旧体也，自鸠摩
罗什辈出，而内典别成文体，佛教益盛行
矣。本朝之文书，元明以后之演义，皆旧体
所无也，而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文字一
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之，足矣［42］（P1573）。
在支持梁启超倡导的“文界革命”的论述中，“本朝”即清代之“文书”正与小说演义同列，明确认定了其俗语性质。虽然黄遵宪所下“皆旧体所无也”的断语并不准确，但白话在清朝官方文书中已成气候、“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的事实，已分明证实白话文告理应被视作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一个重要源头。
“家喻户晓”的《圣谕广训》
除了与民众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官府告示，另有一种由地方官与读书人竞相参与编写的“圣谕”与《圣谕广训》阐释本，可统称为《圣谕广训》系列读物，在清代社会也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对白话文的传播同样功不可没。
按照对明清庶民生活作过专门研究的台湾学者王尔敏的说法：“在清代二百余年历史中，《圣谕广训》是朝野最熟知之书，大致除去《时宪通书》及《万宝全书》两者之外，就是《圣谕广训》，为全国第三种最通行之普通书籍。”［43］（P633）而关于此书的来历，简言之，即是雍正皇帝对康熙皇帝教化民众的“圣谕十六条”所作的解说。
康熙九年（1670）十月，清圣祖在给礼部的一道上谕中，鉴于“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的深谋远虑，提出：
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
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
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
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
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
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
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雠忿以重身
命，以上诸条，作何训迪劝导，及作何责成
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尔部详察典
制，定议以闻。
而礼部于十一月奏禀时，对于推行方法即已明确为“应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44］（P461，466）。由此揭开了解读、宣讲“圣谕十六条”的序幕。
至雍正二年（1724）二月，清世宗将“上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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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谕广训》”［45］（P559），颁行全国。此“万言”书不仅很快成为科举考试初级阶段童生应试的默写科目，与应考八股文必须背诵的《四书》获得了同样的重视；而且亦厕身各级官学，为教官必须“传集诸生”、“朔望宣讲”的固定篇目之一［46］。当然，其所期待的最大读者群乃在“群黎百姓”，必欲使之“家喻而户晓也”。不过，雍正皇帝虽自许《广训》“意取显明，语多直朴”［45］（P559），但因所用文体仍为文言，其亟图教化的黎民百姓便不可能完全了悟，实与康熙皇帝“化民成俗”、稳固统治的宏图大略尚有距离。于是，接续先前的通俗化思路，只是将对康熙“十六条”本身的解说更扩大到兼及《圣谕广训》，一场更大规模的圣谕宣传活动就此展开。
而从康熙到雍正，对于十六条“圣谕”的宣讲也逐渐制度化。雍正七年（1729）闰七月，经大学士马尔赛等奏准：“直省各州县大乡大村人居稠密之处俱设立讲约之所”，“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宣读《圣谕广训》，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民共知，鼓舞向善”。并将其规定为地方官的日常职责，纳入考核范围，州县官员如“不实力奉行”，则督抚应“据实参处”［47］（P512）。尽管此初一、十五定期宣讲《圣谕广训》的制度也有形同虚设的弛废之时，不过，直至清末，这项活动仍不绝如缕。
由地方官督导、已将《圣谕广训》熟读成诵的生员为主力，在遍布各地的至少两万个以上的讲约所［48］中，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宣讲，不难想像，如此庞大的需求，会催生出多少译解类的文本。何况，地方官要显示政绩、规范导向，宣讲者想树立楷模、留名后世，也使得类似的创作与翻刻层出不穷。幸好有周振鹤撰集的《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一巨册出版，让我们得以大开眼界。收入此编中的各种讲解康熙“圣谕十六条”与雍正《圣谕广训》的中文著作已达30种，这还不包括其所经眼的与善书合流之作以及复刻本；并且，周氏亦坦承，其汇编仍有缺失。而在耿淑艳所作《圣谕宣讲小说：一种被湮没的小说类型》文中，又补充了多种由岭南士人创作的宣讲故事集［49］。甚至民国年间，这类读物仍在重印［50］，足见其影响的深入与持久，也显示出《圣谕广训》解说类书册的普及以致泛滥。
既然以教化百姓为目标，这些对“圣谕”与《圣谕广训》的阐释文本，因此多半采用了白话体。在周振鹤收集的30种著作中，除去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与赵秉义的《广训附律例成案》（即《圣谕广训》加律例成案）可以不计，余下各书内，白话读物占23种。据此也可以断言，在广泛流播的《圣谕广训》注释本中，直解直译的白话书为绝对主流。
这些解说者的白话水平尽管参差不齐，其中的优秀之作，依照在文化语言学上颇多著述的周振鹤的看法，则是“语言生动，修辞高明”［51］（P595），“白话是精彩已极，如同评话说书，甚至可以品出方言的味道”［51］（P596）。因此，得周氏如此称赞、且经其考证“应被视为诠释圣谕十六条的第一人”［51］（P597）之陈秉直所著《上谕合律注解》值得看重。
无独有偶，清代最流行的《圣谕广训》讲解本中，亦有一种出自天津人王又朴之手。王氏其时的官职为陕西盐运分司，所著《圣谕广训衍》，其文字也被周振鹤赞叹为：“王氏的白话翻译写在二百多年前，但是其平明流利的程度，连民国时期的某些擅长白话的小说家都应自叹不如。”［51］（P605）摘引其所译《圣谕广训》第一则开篇的文字为例。雍正的文言写的是：
我圣祖仁皇帝临御六十一年，法祖尊亲，孝思不匮，钦定《孝经衍义》一书，衍释经文，义理详贯，无非孝治天下之意，故圣谕十六条首以孝弟开其端。朕丕承鸿
业，追维往训，推广立教之思，先申孝弟之
义，用是与尔兵民人等宣示之。
王又朴的白话译文为：
万岁爷意思说：我圣祖仁皇帝坐了六十一年的天下，最敬重的是祖宗，亲自做成
《孝经衍义》这一部书，无非是要普天下人
都尽孝道的意思，所以圣谕十六条，头一件
就说个孝弟。如今万岁爷坐了位，想着圣祖
教人的意思，做出《圣谕广训》十六篇来，先把这孝弟的道理讲给你们众百
姓听［52］（P162～163）。
其白话衍述不但贴切，而且不露翻译痕迹，实在难得。这样的白话著作挟官方之力，与皇帝圣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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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大量印行，其具备相当的权威性、能够顺利抵达各阶层，亦可想见。
引人注目的是，延至晚清，《圣谕广训》的宣讲更与时俱进，出现分化与变形。随着维新变法的启蒙思潮日益深入人心，报章、特别是白话报刊在各地的兴起，演说亦逐渐风行。报纸、演说加上教授新知的学校，被梁启超称为“传播文明三利器”，其间的分别是：“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而无论哪一种“文明普及之法”［53］，都摆脱不了《圣谕广训》的影子。
光绪二十七年（1901），山东巡抚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时，其试办章程的“条规”中即明列：“每月朔望，由教习率领诸生行礼，并宣讲《圣谕广训》以束身心。”［54］（P791）而在次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里，无论是京师大学堂、高等学堂，还是中学堂、小学堂的“堂规”，也都载有“教习、学生一律遵奉《圣谕广训》”，“每月朔，由教习传集学生，在礼堂敬谨宣读《圣谕广训》一条”［55］的规定。可见，在官办的新式学堂中，最初仍有意保留已成规制的宣读或宣讲《圣谕广训》这一传统节目，只是，山东大学堂的做法更接近原样照搬。不过，其间的新旧抵牾显然已为主持学务的朝臣察知，转年，《奏定学堂章程》颁行，以上规约已经取消。但有意味的是，《圣谕广训》并未完全退场，而是转变了功能。通行本《圣谕广训直解》在“中国文学”学科中，已被指定为“习官话”的教材，因“其文皆系京师语”，每星期应学习一次［56］。尽管此一举措怀有暗度陈仓的深心，我们却更当重视《圣谕广训》的白话阐释本已然堂皇进入官办新学课堂的事实。换言之，这正是晚清白话文运动在官方教育系统被接纳的曲折反映。
白话杂志在南北各地逐渐兴起后，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报纸中又有《大公报》首开白话栏目［57］。而英敛之“每日俱演白话一段，附于报后，以当劝诫”的“化俗之美意”，也大受时人关注，“颇蒙多人许可”，“各报从而效之者日众”［58］（P516）。英氏的举动自然会引起其时已调任直隶总督、同居天津的袁世凯的注目。在其指令下，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2年12月25日）创办的二日刊《北洋官报》，每期封面上均连载吕守曾编撰的《圣谕广训直解》。这一别出心裁的编排方式，除了尊崇上谕的意思外，实际也把白话放在了官报最显眼的位置。而其间未必没有《大公报》刊载白话文的影响。
更明显的是与白话报章结盟的演说。台湾学者李孝悌在研究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时，已窥见“演说”与“宣讲”有关，并认定：“从宣讲到演说，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时代蜕变的痕迹，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新生事物、现象的根苗。”［59］（P94）而笔者更关注的是，晚清《圣谕广训》的宣讲在逐渐蜕变为承载新知识、以启蒙为目标的演说过程中，官方与民间的合作及其制度化的过程。
由直隶总督袁世凯授意创立的天齐庙宣讲所，在天津显然具有首开风气的示范意义。该所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一（1905年7月3日）开张，“每晚自八点钟至十点半钟，宣讲《圣谕广训》及古今中外各种有益之书”，后者既有《朱子格言》、《训俗遗规》等传统道德读本，也有时新的《国民必读》以及包括《大公报》、《京话日报》、《天津日日新闻》在内的“各种报章”。每日轮值的主讲人多为本地士绅，每周两次，袁世凯的总督署乐队还会在宣讲间歇奏乐助兴。由于形式多样，演说生动，故开办之后，即吸引了大批听众［60］。
这一官民合力的成功模式不仅在天津迅速推广，而且很快影响到京城。学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制订的《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已明确将“宣讲所”纳入各厅、州、县必须设立的劝学所建制中。有关规定也强调了与宣讲《圣谕广训》的衔接，内容要求与天津成例亦相近：
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遵照从前宣讲《圣谕广训》章程，延聘专员，随时宣
讲。……宣讲应首重《圣谕广训》，凡遇宣
讲圣谕之时，应肃立起敬，不得懈怠。……
其学部颁行宣讲各书，及国民教育、修身、历史、地理、格致等浅近事理，以迄白话新
闻，概在应行宣讲之列［61］。
在随后公布的《学部采择宣讲所应用书目表》中可以看到，列于首位的仍是《圣谕广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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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训俗遗规》与《国民必读》两种见于天齐庙宣讲所的书目也在其中［62］。
对这种新旧混杂的现象，目光敏锐者如《大公报》主人英敛之已及时表达过不满。在他看来，“《训俗遗规》等书，其间不免有不合时宜之旧理”，“与国民之新智识相矛盾”。因为“演说一道，影响于社会者极大，开风气、牖民智，端赖于此”［63］，所以，他最担心的是，“讲的稍有个宗旨不正，好者弄成一个从前初一、十五宣讲圣谕的具文，坏者结成一个寻常说书厂儿的恶果”。为此，英氏迫切要求“宣讲所主讲的诸公”，真正负起“开通民智的极大的责任”。不过，这些评说都是专就内容而言，至于沿袭宣讲《圣谕广训》而来的“宣讲所”名称，英敛之倒并不反感。甚至在其心目中：“这宣讲二字，也就是演说的别名儿。”［64］如此，仍然表现出以往的圣谕宣讲植根之深，即使对其颇为反感的英敛之，也无法割断二者间的联系。
口头的宣讲或演说，落在纸面上即为白话文。晚清的文言杂志时常将白话栏目称为“演说”或“演坛”［65］，但其中真正的演讲稿并不多，由此正可见出白话与演说关系之密切。或者也可以认为，晚清的白话文实为模拟演说的写作。天津知县唐则瑀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五、初十（1905年12月30日、1906年1月4日）在西马路与河东地藏庵两处宣讲所的演说，为我们提供了晚清官方主导的宣讲标本。这两篇保留在《大公报》附张《敝帚千金》上的白话讲稿，开场白完全一样：
本县是地方官，有亲民之义务，有教养之责任。今与各位白话讲讲。设宣讲所是为
民智不甚开通，不知争胜，不能自强。所以
请几位读书明理的先生，每晚登台演说，或
讲康熙皇帝的《圣谕广训》，或讲大人先生
训俗警世的书，或讲本朝的《圣武记》，或
讲劝人行善的格言，总是有益人心风俗的
好话。
而接下来演讲的主题，一次是“合群”与“崇俭”，一次是“正人心”与“自强”［66］。在宣讲《圣谕广训》等老套的话头下，引发出的已是含有“合群”与“自强”这类关切时局的新理。
其实，直到宣统二年（1910），在官方眼中，《圣谕广训直解》仍可与国民通俗教育挂钩。为取代高步瀛与陈宝泉光绪三十一年（1905）编写的白话本《国民必读》，清朝学部于宣统元年（1909）已在酝酿编辑新版《国民必读》课本。次年，书出试行，因其“系专备各学堂暨简易识字学塾之用，惟于不能入学之人民尚未筹及”，故又有白话本之议，其取法样板正是《圣谕广训直解》：
伏维我圣祖仁皇帝御制圣谕十六条，我世宗宪皇帝御制《圣谕广训》，先后颁行天
下，凡士子岁科试敬谨默写，著在令甲，久
经遵行。而地方官吏敬谨宣讲，以晓军民，亦复垂为故事，且有以白话演为《直解》
等书者，取其语意浅明，妇孺共晓，与现纂
《国民必读》之意隐合。臣等拟俟试行之
后，熟察何种课本之尤为适用者，即据以演
成通俗之文，作为定本，发交各地方劝学、宣讲等所，广为教授传播，务使人人能明国
民之大义，以植预备立宪之基础。
而在预备立宪之际，这本立意“为国民完其道德，扩其智识，定其责任”［67］的《国民必读》课本的普及方式，仍然沿袭的是《圣谕广训直解》的路数，则《圣谕广训》的白话解读本始终作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一条线索存在，已是确定无疑。
其实，无论是官方有意识的溯源，还是民间不自觉的沿用，甚至对之心怀异见者如英敛之，《圣谕广训》的宣讲与白话注疏读物这一贯穿清代历史的文化现象，都已成为沉淀在时人意识最深处的记忆与司空见惯的日用常识，随时会被召唤出来。实际上，正是借助《圣谕广训直解》，白话已然成为政府认可的学堂教材，并站上了官办杂志的封面，在朝廷上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而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参加者原本来自不同阶层与政治集团，“开通民智”也是一个可以为社会各种力量接受的口号［68］，由《圣谕广训直解》所代表的渊源甚深的官方白话文，才能够最终汇入晚清的启蒙浪潮。
应该说，讨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渊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但大体而言，这些资源从社会结构上可区分为官方与民间，从文化程度上可划分为文人与大众。已有的文学史论述，对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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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众的互动关注较多，不过，即使加上新近钩稽出的传教士白话文，所有的视角仍拘于民间立场。本文认为，这种对民间的刻意强调其实已形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会妨碍我们对事实的全面观照。毕竟，在语言的权力场中，官方占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其动用国家机器所造成的影响力，通常应在民间社会之上。这本是常识。而回归常识，返回历史现场，我们便可以认定，关切民生的白话告示与定期宣讲的《圣谕广训》及其白话读本，既为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先行作了强有力的铺垫，又在其展开过程中，成为了官方与民间不断汲引的资源。
甚至更放大一点来看，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中，虽有个别激进者如裘廷梁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69］，但属于主流的思想则是文白并存、各行其道：“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70］此语对“白话”史无前例的肯定，将其提升至与“文言”并列的地位，固然直接源于迫切的启蒙需求，然而，在其底里，清代满族统治者对白话的宽容态度，亦应是此一运动获得普遍支持、一呼百应的重要历史成因。
注释：
［1］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J］.新潮，1919（2）.［2］代表性论作有：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袁
进.重新审视欧化白话文的起源［J］.文学评论，
2007（1）.
［3］刘坚编著的《近代汉语读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首版于1985年印行，1988年第二次印刷，
1995年与2005年又两度刊行修订本.
［4］刘坚.古代白话文献简述［J］.语文研究，1982（1）.
［5］张中行.文言和白话［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6］江蓝生.古代白话说略［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7］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9］胡适.自序.白话文学史（上卷）［M］.上海：新月书店，1928.
［10］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1］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一辑［M］.台北：国立故宫博物
院，1976.
［12］原注：自“金鸡挐”起至此止，所有句圈，均是原有的朱圈.
［13］苏州织造李煦奏曹寅病重代请赐药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Z］.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来裕恂.汉文典［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初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年印行.
［15］如明人吴讷的《文章辨体》与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对榜文、告示均未加论列.
［16］杨一凡，王旭.序言.古代榜文告示汇存：第一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7］杨一凡，王旭.文献作者简介.古代榜文告示汇存［M］.第十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张五纬为监生出身，十九岁由贰尹入仕途，
历任江西新建县县丞、南昌县知县、瑞州府铜鼓
营同知、南康府知府（署）、南昌府同知，山东兗
州府知府，湖南岳州府知府、长沙府知府（署）、
衡州府知府，直隶保定府知府、大名府知府、广
平府知府、天津府知府、定州直隶州知州、通永
道、天津道，山东按察使。张五纬基本资料.见
http：//https://www.doczj.com/doc/5e11026077.html,.tw/ttscgi2/ttsquery？
0：0：npmauac：TM%3D%B1i%A4%AD%BDn.［18］“历任告示”中有六篇为四、五、七言韵文示谕；
“历任示谕”中的五则白话文告均为韵文体.
［19］辛从益《<讲求共济录>跋》称其“甫莅任，出示晓谕军民，观听踊跃”.
［20］何文绮.《视已成事斋官书》序.李璋煜.视已成事斋官书［M］.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关
于“以一官为一集”，该书各卷注明的任职如下：
卷一为“署江宁府任内”，卷二、三为“署扬州府
任内”，卷四为“苏州府任内”，卷五为“署江宁
藩司任内”，卷六为“署江苏臬司任内”，卷七至
九为“惠潮嘉道任内”，卷十为“调署南韶连道任
内”，卷十一为“广东按察司任内”.李氏在三年
多的惠潮嘉道任内，所存公文稿不过54篇.
［21］据李璋煜《敦勉士民示》：“照得本升道自二十三年冬月观察是邦，一赴省垣，一赴南韶；迨客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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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
擢任，复留办鹾务，半载有余。”（《视已成事斋官
书》卷九）另据陈历明编校《明清实录潮州事辑》
（香港：艺苑出版社，1998年），知道光二十六年
（1846）八月，李氏升任浙江按察使，因被“委办
潮桥盐务”，“已有端绪，未便骤易生手”，“准其
暂留惠潮嘉道本任”（254～255页）.
［22］许同莘.公牍学史：卷五［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初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印行.［23］汪辉祖.自序.学治臆说［M］.收许乃普辑.宦海指南.咸丰九年（1859）刊本.
［24］四言八句者为《禁差役藉案滋扰示》，六言六句者为《禁差役私押平民示》。如前则云：“已结各案，
牵控有名。乡民畏拿，不敢入城。被差扰累，饮
恨吞声。一经访出，责惩非轻。”
［25］以光绪十六年（1890）开雕的《左文襄公全集》为底本的《左宗棠全集》，在“告示”一卷中又补
入四文，其中一篇为斗方告示。本文所用为左宗
棠全集：札件［M］.长沙：岳麓书社，1986.［26］左宗棠.禁种罂粟四字谕.左宗棠全集：札件［C］.长沙：岳麓书社，1986.标点有改动.
［27］许同莘.牍髓.公牍学史：卷二外篇，通俗第三［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许氏曾在张之洞
幕府中帮办文书，其说应可信任.
［28］张之洞全集：公牍，第五册，第六册［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9］新任上海县叶宪恤民示谕［N］.申报，1872－08－14.
［30］邑尊开浚都台河工告示.申报［N］.1872－11－16.
［31］记邑尊开张家河工［N］.申报，1872－11－26.［32］河工告示·又示［N］.申报，1872－12－02.［33］邑尊捞浅城河告示［N］.申报，1872－12－27.［34］上海叶邑尊挑浚三林塘河［N］.又开挑三林塘河工短句告示［N］.申报，1872－12－28.
［35］陈司马禁攀折柳枝短句告示［N］.申报，1873－03－26.
［36］陈荣衮.论报章宜改用浅说［N］.知新报.111册.1900－01.
［37］白话告示的好处［A］.敝帚千金：第十七册［C］.天津：大公报，1906.
［38］参见杜新艳.《敝帚千金》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4.其中部分以《白话与模
拟口语写作———〈大公报〉附张〈敝帚千金〉语
言研究》为题，收入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
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M］.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9］文言不喻俗［N］.京话日报，1905－01－18.［40］工巡分局出了白话告示［N］.京话日报，1905－01－29.以上两条资料由郭道平提供，特此致谢.［41］绍介新著·原富（原文未署名）［N］.新民丛报，1号.1902－02；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
《原富》书［N］.新民丛报，7号.1902－05.［42］黄遵宪.致严复书（1902年）［A］.王栻.严复集：第五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标点
有改动.
［43］王尔敏.清廷《圣谕广训》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遗［A］.周振鹤撰集.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
［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初刊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J］.22下期，1993（6）.［44］圣祖实录：卷三十四.清实录：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5］清世宗.《圣谕广训》序［A］.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46］教官事例.钦定礼部则例：卷五十三［Z］.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另，关于童生考试须默
写《圣谕广训》的规定，见周振鹤《圣谕、〈圣谕
广训〉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圣谕广训：集解
与研究》584页.
［47］学政全书［A］.卷九.讲约事例.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48］此数字根据周振鹤的估算，见《圣谕、〈圣谕广训〉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圣谕广训：集解与
研究》586页.
［49］耿淑艳.圣谕宣讲小说：一种被湮没的小说类型［J］.学术研究，2007（4）.
［50］如周振鹤提及的1917年版《宣讲维新》、1924年版《宣讲选录》（见《圣谕、〈圣谕广训〉及其相
关的文化现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626
页）、耿淑艳论列的1928年版《宣讲余言》（见
《圣谕宣讲小说：一种被湮没的小说类型》）等.［51］周振鹤.圣谕、《圣谕广训》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A］.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C］.上海：上海
书店出版社，2006.
［52］清世宗.圣谕广训［A］.王又朴.圣谕广训衍［A］.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C］.上海：上海
书店出版社，2006.
［53］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N］.清议报.第二十六册.1899－09.此则原未单独标目，收入1902年
横滨新民社版《清议报全编》时，题为《文明普
及之法》，同年由横滨清议报馆活版部出版的《饮
冰室自由书》单行本中，则改题为《传播文明三
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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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54］光绪二十七年（1901）山东巡抚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折（附章程）》，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
料：第一辑下册［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1986.
［55］参见《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学堂章程》，1902年.
［56］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Z］.学校司排印局，1904.
［57］英敛之在《〈敝帚千金〉凡例》中曾自言：“中国华文之报附以官话一门者，实自《大公报》创其
例。”敝帚千金：第一册［C］.天津：大公
报，1905.
［58］英敛之壬寅年五月十八日（1902年6月23日）日记.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
料丛刊续辑：第二十二册［Z］.台北：文海出版
社，1974；英敛之.《敝帚千金》凡例.敝帚千
金：第一册［C］.天津：大公报，1905.
［59］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60］宣讲所牌示［N］.纪宣讲所［N］.大公报，1905－07－01；08－15.
［61］遵议各省学务详细官制办事权限并劝学所章程［N］.学部官报.2期，1906－09.［62］学部采择宣讲所应用书目表［N］.学部官报.4期，1906－10.
［63］纪宣讲所［N］.大公报，1905－08－15.
［64］敬告宣讲所主讲的诸公［N］.大公报，1905－08－16.
［65］文白混杂现象在女报中尤其明显，如创刊于1902年5月的《女报》（《女学报》）有“白话演说”
（后改为“演说”）栏，1904年1月创办的《女子
世界》有“演坛”栏.
［66］十二月初五日西马路宣讲所开讲天津县正堂唐演说白话［A］.十二月初十日天津河东地藏庵宣讲
所开讲唐县尊演说［A］.敝帚千金：第九册
［C］.1906－01－03、14.
［67］奏编辑《国民必读》课本分别试行折［N］.学部官报.114期.1910－03.
［68］夏晓虹.晚清白话文运动［J］.文史知识，1996（9）.
［69］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N］.中国官音白话报［N］.无锡白话报19、20期合刊，1898－08.［70］刘光汉.论文杂记［J］.国粹学报第1年第1号，1905－02.并参见笔者.晚清白话文运动［J］.
文史知识，1996（9）.
The Official Resources of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in Late Qing
XIA Xiao-h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Abstract：In the past the common practice of tracing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modern vernacular Chinese shaped in the period of the May4th Movement was to probe to the ancient times and look into Late Qing Dynasty.The vernacular writings issued and pu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had much more influence and higher position than those by the ordinary people.The large number of vernacular official notices and Shengyu Guangxun written in the vernacular not only became the stronge foundation of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in Late Qing Dynasty but also cited continuelly by the governement and the people as an efficient resource.
Keywords：Vernacular Movement in Late Qing；official resourses；official notices；Shengyu Guangxun
（责任编辑：窦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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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
关于五四运动的演讲稿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些公众场合发表的讲话文稿。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 尊敬的各位评委，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五月青春点燃梦想》。 又到了春光明媚的五月，又到了百花争艳的季节。五月的春风情深意暖，五月的花海流溢飘香，和着春潮，伴着夏韵。又到了XX年5月4日，这不是一张普通的日历，在这张日历上，人们看到的是青年人特有的朝气，是飘逸的青春的光彩，是迸发的炽烈的激情，是90年前烧起的一团火，它光亮、它耀眼、它激励着人们在风风雨雨中勇往直前。在这新世纪的阳光和五月的鲜花播洒进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五四青年节和建团90周年。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追求事业的人，每一个珍视生命、向往着美好前程的人，在这个时刻，都会强烈地感受到无限的活力与勃勃的生机。 我们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每年都会参加学校开展的各项以宣传“五四精神”为主题的活动。那么，我们可曾真正了解“五四”是什么吗？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威，最后发展成为全国人民
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坚强意志，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国家政务院为纪念该运动，于 1949年正式宣布每年的 5 月 4 日为中国青年节。人们不会忘记那划时代民族救之的“五四”爱国运动，更不会忘记那举起民族救之旗帜，开创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新纪元的先驱者，不会忘记革命战争的峰火硝烟，更不会忘记，为真理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们。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振兴中华的责任，已经落到我们肩上，“五四”火炬已经光荣地传到我们手中。 今天，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有幸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有幸站立在世纪和千年交汇点上，我们是幸运者。但是，面对新世纪，让我们回顾五四精神，认真地思索着，自己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青春，怎样的人生呢？也许，我们也曾感叹：我生不逢时，没赶上英雄时代，要不我也会扬名天下;也许，我们也曾抱怨：我时运不佳，没摊上一个好岗位，否则咱也能露露脸。是呀，和平年代，一般工作，我们很平凡，但我要说，伟大正寓于平凡之中，平凡的我们一样能高昂起脸，因为平凡中，我们一样能够奉献。 我们知道，风雨会使我们变得强壮，挫折会使我们变得坚强。成熟的思想和高尚的品质，来自于风雨的洗礼和生活的磨砺，我们要面对山峰，去欣赏它的风光，面对未来去争创
《2020年五四运动周年演讲稿》演讲稿应该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要做到这点，除了观点、道理要能为听众接受以外，演讲稿还要写得充满感情，用情来打动听众。下面是为大家收集关于xx年五四运动周年演讲稿，欢迎借鉴参考。 xx年五四运动周年演讲稿 同道们、青年友人们： 在五四青年节行将降临之际，我们在这里盛大召开留念五四运动xx周年大会，命名表扬为我村改造开放和共青团工作做出凸起贡献的进步群体和先进个人，这对进一步团结教导全村广大团员、青年继承五四光荣传统，弘扬五四精神，加快我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存在非常主要的意思。在此，我代表村委向大会的成功召开、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现热闹的庆祝和崇高的敬意。向全村共青团员、广大青年和各级共青团组织、青少年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近年来，我村各级团组织团结和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牢牢缭绕村委中央工作，发展了很多富有功效的运动，有力地增进了青年的成长成才，同时也为我村的三大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广大青年自动适应时代的要求，刻苦学习，尽力实践，自强不息，艰难创业，在我村三大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固宏观调控结果、坚持经济社会良好发展态势的症结一年，也是全面实现xx打算目标的重要一年。做好今年的各项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全村各级团组织必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持续弘扬党有号令、团有举动的精良传统，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勇敢创新，
立志创业，为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护稳固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方才，团市委高书记亲临大会领导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是对我村共青团工作的关心和支撑，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送和衷心的感激。下面，我代表村委向你们提出多少点要乞降生机。 一是要发扬五四精神，与时俱进，树立远大的理想和信念。1xx 年前，在一场汹涌澎湃的革命青年活动中，爱国主义精神同民主科学精力凝集为一体，发明了既有深入内涵、又有赫然时代特点的五四精神。爱国、先进、民主、迷信的巨大精神，推进着中国历史的提高。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发奋图强的民族精神的活泼写照，所有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鼎力弘扬这笔可贵的精神财产。当前，我村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害时代，咱们团员、青年肩负着光彩而神圣的历史使命。村委盼望，全村宽大团员、青年要紧跟时代步调，与时俱进地继续和发挥五四精神，建立弘远的幻想跟信心，始终保持准确的前进方向，英勇地肩负起时期赋予的高尚责任，开拓进取，敢于立异，抢抓机会，应答挑衅，为我村三大文明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奉献。 二是要认清局势，勇担义务，争做干事创业的先锋。青年，始终是党最忠实坚固的大众基本，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最积极的力气。作为我村的青年一代，要勇于担负起全村经济逾越式发展的重任。目前，我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势头良好，恰是干事创业，加快发展的黄金时期，全村青年要紧贴村委中央工作，环绕青春创业行为、青年致富工程、青年意愿者等共青团品牌工程，叫响干事创业、青年
关于五四运动的名言 青春之所以幸福，就因为它有前途。以下是带来的关于五四运动的名言，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五四运动的名言【一】 1.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身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李大钊 2.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担负。——列宁 3.人世间，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东西实在没有，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逝。最可贵的东西却不甚为人所爱惜，最易消逝的东西却在促进它的消逝。谁能保持得永远的青春的，便是伟大的人。——(现代)郭沫若 4.青年的敏感和独创精神，一经与成熟科学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相结合，就能相得益彰。——贝弗里奇
5.人生最大的感叹是：年轻的激情是从未实现;年老的追忆是从没发生。勇气是青年人漂亮的装饰。假若人生下来就是中年，然后再渐渐年轻起来，那样，他就会珍惜一切时光，决不会再无谓的事情上消耗自己。风华正茂夜晚给老年人带来平静，给青年人带来希望。——萧伯纳 6.正如我赞许一个老人的青年，我也喜欢一个老人有一颗年轻的心，能够这样的人，虽然身体会衰老，但内心却永远不会老。——西塞罗 7.斗争的生活使你干练，苦闷的煎熬使你醇化;这是时代要造成青年为能担负历史使命的两件法宝。——茅盾 8.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代人要是没有青春，那就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赫尔岑 9.青年是一个美好而又一去不可再得的时期，是将来一切光明和幸福的开端。——加里宁
10.人世间，比青春再可贵的东西实在没有，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逝。最可贵的东西却不甚为人们所爱惜，最易消逝的东西却在促使它的消逝。谁能保持永远的青春，便是伟大的人。——郭沫若 11.二十岁时起支配作用的是意志，三十岁时是机智，四十岁时是判断。我们不能总是为我们的青年造就美好未来，但我们能够为未来造就我们的青年一代。题诗寄汝非无意，莫负青春取自惭。——于谦 12.如果你年轻时就没有学会思考，那么就永远学不会思考。---美国发明家爱迪生 13.青年人的眼睛里燃烧着火焰，老年人的眼睛里放射出光芒。——韦尔 14.青年时代是培养习惯，希望和信念的一段时光。——拉斯金 15.题诗寄汝非无意，莫负青春取自惭。——于谦 16.青春不仅仅是月亮、林荫、交谊舞，也不仅仅是为了使地球多一个高等动物。假如你能让青春放逐出自己的思维，让它驰骋在大
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由于白话文是新生事物，当时社会上对此的反对异常激烈，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有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尤以黄侃为最。 黄侃乃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大弟子，恃才傲物，其狂妄与尖刻是出了名的。黄侃年轻时曾拜访大学者王闿运，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你的儿子。”好在王闿运通脱，并未计较。 如此狂狷之人，又是反对白话文最凶者，黄侃对胡适进攻的火力之猛可想而知，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这一次，胡适回击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绝。也是在课堂上，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论调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语言不简洁，打电报用字就多，花钱多。 胡适说：不一定吧。要不我们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果然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 随后胡适解释道：“干不了”，已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而“谢谢”既有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有婉拒之意。可见，语言的简练，并不在于是用白话文，还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当，白话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简练。 胡适一番精辟的阐述，是对黄侃“文言文电报省钱”之论调的回马一枪。同学们听后不由得纷纷点头赞同。在胡适等人不懈努力下，白话文最终取代了文言文。
读《体育之研究》有感 初二18班——文天沐1917年，青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这是我国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份体育文化珍宝。它是毛泽东同志倡导体育并坚持体育锻炼的宝贵经验总结和思想精华。正如他在《体育之研究》中所写的那样：“此事不重言谈，实在重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在文中毛泽东同志还卓有远见地论述了体育对一个人特别是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作用，并特别强调民族强盛没有对体育的高度重视是不行的。 全文共分为八个方面：第一释体育；第二体育在吾人之位置；第三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第四体育之效；第五不好运动之原因；第六运动之方法贵少；第七运动应注意之项；第八运动一得之商榷。 通过研读该文，我认为全文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这些对现代体育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1）体育锻炼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把体育运动作为一条救国救民的重要途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正值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国难当头，而中国人被洋人辱称为“东亚病夫”，“国力羸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毛泽东对此深感痛心，决心要洗雪国耻，立志以拯救国家民族为已任。因此，他以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唤起民众，从事体育运动，强健体魄，共同挽救国家的民族的危亡。要强国，就要增强民族体质，就要搞好体育。体育的目的不仅为了强身，更重要的在于为国——抵抗侵略、挽救危亡。把体育作为强国的一种手段，为中国革命作贡献。 (2)体育的真义所在 毛泽东在文中提出了什么是“体育之真义”的重大课题。“今之提倡者非不设种种之方法，然而无效着，外力不足以动其心，不知何为体育之真义。体育果有如何之价值，效果则云何，着手何处，皆茫乎如在雾中，其无效亦宜”。体育是“养生之道也”，是“人类自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可见，体育的真义，在于
体育之研究读后感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深刻、系统、富有创意、卓有远见地论述了体育对一个人特别是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还特别强调民族强盛没有对体育的高度重视是不行的。《体育之研究》全文主要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释体育第二体育在吾人之位置第三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第四体育之效第五不好运动之原因第六运动之方法贵少第七运动应注意之项第八运动一得之商榷。开篇之首毛泽东同志就讲“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又讲“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在这里他强调了体育锻炼之于个人之于民族、国家的要义所在。他认为“体育者人类自其养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制可言者也”。“德智皆寄于体”“体者为知识之载而道德之寓者也”。精辟地指出了体育与德育、智育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他又指出“儿童及年入小学小学之时宜专注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明确提出了在儿童幼年时期促进身体发育当放首位其它次之的观点。看看我们现在社会、学校、家长又是如何认识的又是如何做的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当下这些完全颠覆正理的做法实在令人痛心。我们要知道也必须知道知识的增进、道德的养成都有弥补的可能唯有身体的发育一但错过时机将贻误终生。纵观一个人的一生无论在何种年龄段“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毛泽东同志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列举了颜回、贾谊、王勃、卢照邻等古人的例子这些人固然学问超群但均为英年早逝实在可惜。究其原因实乃轻视体育之故也。我们现在的杰出学者中英年早逝的也很多多么令人惋惜。这难道不是教育之误吗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学校体育徒有虚名的状况一针见血地指出“故愚观现今之体育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时至今日学校体育仍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学生不喜欢我们的体育课内容又如何能达到体育教育的目的更为难得的是毛泽东同志还尝试提出包含二十七节的六段运动可见其对体育问题研究之深。毛泽东同志也关注到体育与心理、精神的密切联系强调体育的行动与坚持强调实用与有效反对一切徒有其名、毫无效果的繁杂之技努力使现代的体育与我国古代文明相统一。他认为“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他对学生健康的其它方面也很关注如强调“饮食不求洁无机之物微生之菌入于体中化为疾病室内光线不足则目力受害不小桌椅长短不合削趾适履则躯干受亏。”这些思想到了新的世纪我们又做得如何想来汗颜。在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提出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真正落实“健康第一”的理念。回想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就十分关心学生的健康问题反复指出“要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同志又给时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先生写信再次强调“健康第一学习第二”是正确的。1952年毛泽东同志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当认识到体育工作是教育工作的头等大事。体育不仅能强健体魄而且能完善人格。体育蕴含着独特之美这种美是一种力量之美、和谐之美、优雅之美。我认为当前学校体育工作存在如下问题1、学生的户外活动时间无法得到有效保证2、学校正常的体育课时常被挤占3、“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的理念需要进一步宣传并加深理解4、学生的锻炼习惯仍然没有养成5、学生没有掌握好适合自己的锻炼技能6、对学校是否贯彻落实好体育工作的各项政策措施监控不到位7、政府在硬件设施上投入不足体育场馆、体育器材配备不足8、社会的认识高度、支持仍然不够9受到升学指标的挤压。重读《体育之研究》深感在那样的年代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是多么深刻而切中要害今天读来仍然能引发我们的诸多思考与反省。我认为面对当前学校体育工作的严峻形势我们应当在抓好常规上多下功夫。做好两操、上好体育课、开展好课外活动是基础同时要在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指导下务求改造传统、倡导创新。只有如此才能应对这种不尽人意的现实才能切实提高学生的锻炼意识和健康状况。这是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大事不能允许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去损害学校的体育工作。我
纪念五四运动优秀作文5篇 弘扬五四精神 刚过完五一小假，我们又迎来了五四这个特殊的节日。这是我们青年人的 节日。 有人说，青春是一首歌，回荡着欢快、美妙的旋律;有人说青春是一幅画，镌刻着瑰丽、浪漫的色彩。 1919年的5月4日，为了驱逐黑暗、争取光明，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最壮丽的青春之歌，绘就了一幅 最宏伟的青春图画。如今，“五四”运动已作为光辉的一页载入了中华民族的 史册。然而，“五四运动”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更是一种精神，一种 伟大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在这种精神里，有着青年人关注国家命运的责任 和使命，有着青年人振兴民族大业的赤胆与忠心。 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振兴中华的责任，已落 在我们青年人的肩上，“五四”的火炬，已传到了我们青年人的手中。“五四”的精神，需要我们青年人发扬光大。可是要弘扬“五四”精神，就必须思考一 个问题。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青春?怎样的人生?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还 是在拼搏中进步?在学校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面，有的同学经常迟到、 甚至旷课;有的同学穿拖鞋，有的同学偷偷地躲在学校的某一个角落吸烟，有 的同学带起了耳环染起了发;还有的同学一到上课就睡觉……这些不良的行为 不仅严重地危害到同学们的身心健康，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影响到学校的形象，是一种严重破坏校风校纪的行为。 这些不良习惯为什么会产生呢?有的是因为有的同学在生活方面完全没有 自觉性，不能约束和控制自己，随心所欲;也有的是因为有的同学认为学校的 纪律太严，完全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也有同学认为那是酷的表现……，然而不 管是什么原因，这些不良习惯都是不能适应学校生活的表现。我们在学校里， 只有在校风校纪的约束下，才能正常地完成学业，如果养成了我行我素的恶习，今后走向社会，是很难立足的。如果这些不良习惯不及时改正，就会误入歧途，小错就会酿成大错。 我们每个人在这里求学，都有一个追求，都有一理想，都有一个志向，如 果说学校是一片沃土的话，我们要在这里把我们的耕作变成果实，实现我们的 追求;如果说学校是一支拐杖的话，我们要拄着这支拐杖攀登高峰，实现我们 的志向;如果说学校是一只展翅飞翔巨鸟的话，那她会承载着我们的希望去实 现我们的理想。我们要学做一个文明的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勤学的人，一 个守纪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一个高尚的人”。
第27卷 第2期2008年4月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J ou rnal of Lanzh ou J iaotong University V ol.27N o.2 Apr.2008 文章编号:1001 4373(2008)02 0078 04 钱玄同在清末白话文运动中的活动 兼谈清末的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之关系* 张向东 (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钱玄同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成员之一,和其他文学革命的发起者一样,他也参与了清末的白话文运动;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将方言口语和古语勾连起来,为白话文学的存在找到了学理依据,提高了白话文的地位。他在清末所从事的这些文化学术活动,为他后来参加文学革命奠定了基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清末的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前奏。 关键词:钱玄同;白话报;语言文字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清末的白话文运动,尽管在发起的动机、影响的范围、参与的阶层、对文言的态度等方面与五四白话文运动有诸多的不同,但它毕竟是自晚清以来的整个语言变革运动的一个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它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关系、它对文学革命的影响是不容否定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晚清白话文运动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驱,有了这前驱的白话文运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才有历史根据,![1]晚清的白话文运动,直接开五四白话文学的先声![2]。并非像胡适、周作人所言,晚清只有有意的主张白话!,而非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和后来的白话文学没有多大关系。 清末的白话文运动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密切关联,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人员的相同。尽管这些成员在五四时期的主张可能跟清末有很大的差距,甚或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我们还是能从中寻觅到内在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钱玄同这一个案,来说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关联及其对文学革命的影响,进而从一个微观的角度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文学史命题落到实处。 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大多数都是清末的白话文运动的参与者(当然文学革命的反对者如林纾等也参与了清末白话文运动)。陈独秀于1904年在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胡适是1906年创办于上海的?竞业旬报#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史实。尽管胡适有意抬高五四白话文运动而贬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但学术界对此已有公论?。文学革命的另一健将钱玄同在清末参与的活动,对他后来走上文学革命有重大影响的,其一是创办?湖州白话报#,其二是从事语言文字学的学术研究。 一、?湖州白话报# 钱玄同在清末白话文运动中的活动,其一为1904年在浙江湖州创办的?湖州白话报#。 近代中国,随着新闻业和印刷技术的发展,资产阶级为了宣传其革命主张,创办了大量报刊,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它的初衷虽不在文学上,但对文学的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清末最早的白话报刊,一般认为是1897年分别创办于上海和浙江平湖的?演义白话报#、?平湖白话报#,但据胡道静研究,早在1876年3月30日(清光绪二年三月五日),上海申报馆创办了一份专为民间所设,字句俱如寻常说话的白话报?民报#。[3]但白话 *收稿日期:2007 09 10 基金项目:甘肃政法学院2006年度重点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张向东(1969 ),男,甘肃通渭人,副教授,文学博士。
关于五四运动演讲稿最新精选5篇 五四运动，是由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率先组织发起的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下面给大家分享关于五四运动演讲稿800字最新精选.欢迎阅读! 五四运动演讲稿【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今天，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与大家进行探讨交流的机会。 青年与祖国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不用说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不要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只从1919年5月4 日至今，青年与祖国的关系，就已经讲了整整100年，对于每个青年，爱国、报国、建国的道理恐怕耳熟能详，什么是爱国?面对这样一个话题，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居。雷锋说：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老山前线的战士说：要是为钱，给我一万元让我在猫耳洞里待一分钟我都不干，但只要祖国需要，我愿在这待上一辈子。这就是爱国，这就是中华儿女的爱国心语，这就是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这就是我今天要演讲的题目——爱国，民族之魂。 掀开中国的历史，跳跃在眼帘的是光辉灿烂四个大字，奔腾的长江，宽阔的黄河，造就了一个伟大而倔强的民族，五千年的悠悠文化积淀出一种伟大而崇高的精神，它就是爱国精神，也正
是这种爱国精神，让一代代中华儿女魂牵梦萦，让一代代华夏赤子舍生忘死。 有一批优秀的军人，在边疆，在海岛筑起一道坚固的绿色长城。在帕米尔高原上有一个哨所，叫做红旗拉甫，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生命禁区。熟悉地理的人都知道，这里平均日照不足五个小时，长年积雪，就是在这样一个连阳光都罕至的地方，却有一群军人顽强的生存着，这其中有一名中校军官，在这一干就是二十年，直到生命最后八天才被抬下哨所与家人团聚，可这八天，他却连一句话都说不出，连一粒米也吃不下，当儿子说：“爸爸，我已经101岁了，还没给您过过一次生日，今天让我们给你过一个生日吧!”，这名刚强的军官，这名忍受肝癌十年折磨的军官落泪了，他用最后的力气在纸上写道：不要怪爸爸，军人不能战死沙场，也应效力边关!这就是一个军人对祖国奉献 的极致，这就是军人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的表现，这不正是我们找的爱国含义的答案吗?今天，座的每一位都是爱国的，我也敢肯定每个人都做过爱国之事，爱国是广义的，董存瑞舍生炸雕堡，许海峰夺取奥运第一枚金牌是爱国;踏实工作是爱国，即便是一个顽童捡到一枚硬币交给警察叔叔也同样是爱国，而我们今天努力求学，将来建设祖国，不更是爱国吗。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巩固起来对自己祖国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我的演讲即将结束，与各位共同探讨的什么是爱国和怎样爱国两个话题也接近尾声，爱国的含义大家都已知晓，但怎样去爱
?国语的文学?到?文学的国语? ———朱自清?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观念解析 1918 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为中国新文学，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中国现代文学?提出了纲领性的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此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国语的文学?这个维度，探讨现代文学观念的变迁和现代作家作品的风格特征，而从?文学的国语?角度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却不多。怎样以?新文学?为典范，创建成熟的国语体系，完成中国现代文学在知识、技能、情感层面上的传承工作，从五四以来就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应有之义。相比于胡适对?国语?与?文学?良性互动关系的乐观，集文学家和教育家、学者于一身的朱自清，更多体会到?文学的国语?建设背后的艰难和复杂，体会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不同面相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不同作用。本文选择以朱自清的?现代文学?观念为切入点，分析他怎样看待?文学?与?国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怎样促进?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教育的互动，同时也为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文学:纯文学与杂文学 要准确理解和定位朱自清的?现代文学?观念，首先要涉及朱自清对?文学?这个关键词的思考。从晚清到五四，?文学?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词汇，而是不断发展变化，凝结了非常复杂甚至是矛盾内涵的概念。晚清，在西方新词汇蜂拥而进的背景下，文学有可能是?文字?的代称，有可能是教育的分支，有可能是狭义的词章之学，也有可能是广义的人文知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文学?一词，更多教化、实用的色彩，而西方传入的 Literature，更偏于?审美?一途，两者难以完全对接。权宜之中，只能以?广义?、?狭义?区分，而将西方强调?审美?功能的文学目之为?纯文学?。其实在新文 化运动发轫之作《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就将中国的?文?分为?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刘半农提出质疑: ?文学的既与应用的相对，则文学之文不能应用吗，应用之文不能视为文学?? 由此他认为应该将?文学?与?文字( language) ?对举，陈独秀回应刘半农，说?‘文字’与‘应用之文’名词虽不同，而实质似无差异?，但刘半农提出的质疑还是没有解决。 二、现代:白话与欧化 弄清楚了朱自清对?文学?的定位，再来看看他对?现代?一词的理解。朱自清认为?我们的生活在欧化( 我愿意称为现代化) ，我们的语言文字适应着，也在现代化，其实是自然的趋势。?又说?中国语达意表情的方式在变化中，新的国语在创造中。这种变化的趋势，这种创造的历程，可以概括的称为‘欧化’或‘现代化’。?所以在朱自清看来，?现代化?就是?欧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现代?属性是天然被赋予白话的，即?新的国语?。?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语在加速的变化。这种变化，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这种变化虽然还只多见于写的语言———白话文，少见于说话的语言，但日子久了，说的语言自然会跟上来的。? 三、诗教:国语与国文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需先明确朱自清具有文学家和教育家的双重身份，懂得从?纯文学?上要求现代文学和从?杂文学?上要求现代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
关于五四运动的名言 1. 一个民族的年轻一代人要是没有青春，那就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赫尔岑 2. 青年是革命的柱石。青年是革命果实的保卫者，是使历史加速向更美好的世界前进的力量。——宋庆龄 3. 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 ——雷锋 4. 白发无凭吾老矣!青春不再汝知乎?年将弱冠非童子，学不成名岂丈夫? ——俞良弼 5. 青年是一个美好而又一去不可再得的时期，是将来一切光明和幸福的开端。——加里宁 6. 每个青年人都象是个在晚上出生的婴儿——只看到太阳升起而从来不会想到昨天的存在。——佚名 7. 自信和希望是青年的特权。——大仲马 8. 无论哪个时代，青年的特点总是怀抱着名种理想和幻想。这并不是什么毛病，而是一种宝贵品质。——加里宁
9. 斗争的生活使你干练，苦闷的煎熬使你醇化;这是时代要造成青年为能担负历史使命的两件法宝。——茅盾 10.创造一切非凡事物的那种神圣的爽朗精神总是同青年时代和创造力联系在一起的。——歌德 11.青年的敏感和独创精神，一经与成熟科学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相结合，就能相得益彰。——贝弗里奇 12.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高爵，何处买青春? ——屈原 13.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李大钊 14.如果你年轻时就没有学会思考，那么就永远学不会思考。---美国发明家爱迪生 15.二十岁时起支配作用的是意志，三十岁时是机智，四十岁时是判断。我们不能总是为我们的青年造就美好未来，但我们能够为未来造就我们的青年一代。题诗寄汝非无意，莫负青春取自惭。——于谦 16.青春虚度无所成，白首衔悲补何及! ——权德舆 17.青年时代是培养习惯，希望和信念的一段时光。——拉斯金
体育之研究读后感 此次座谈会由文汇报社和上海市体育局主办。来自体育、教育、历史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上海市教委体育教研室的研究员、上海市中小学校长代表共聚一堂，重读毛泽东同志的《体育之研究》一文，畅谈这篇著名论文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深远影响，探讨该文对提高我国国民体质的现实意义。 上海交通大学的孙麒麟教授指出，在信息时代的今天，许多青少年习惯于“动动鼠标、周游世界”的生活方式，他们头脑聪明，但体能状况却令人担忧。他认为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精髓在于“落实”，如何落实相关的文件和政策，如何让全社会为青少年创造一个“立体的”体育锻炼体系，“是我们目前的头等大事”。 刘翔的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的季浏认为，《体育之研究》将个人的锻炼与全体国民的健康联系起来，具有全民体育的特征。学校应高度重视学生的健康，将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育教学作为首要任务，反对只注重拿金牌的锦标主义。此外，他还呼吁进行体育课程改革，激发学生的锻炼热情，增强国民体质。 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李伟听表示，《体育之研究》是一种“历史的提醒”，毛泽东写此文时是要用体育“救国救民”，如今我们要用体育“富国强民”。《体育之研究》中
对体育本义的透彻阐释，恰似“一股清泉”呼唤着我们对于体育的重新解读，体育要回归人性，回归生活，这也可以加深我们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的理解。《体育之研究》虽诞生于90年前，是青年毛泽东“对现实的担忧和负责”，但它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指引我们搞好体育工作，增强国民体质 好的作品，不分古今中外。毛泽东《体育之研究》即为一例。 1917年4月1日，24岁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是毛泽东发表的第一篇体育论文，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篇体育文化珍宝。《体育之研究》全文6千余字，分释体育、体育在吾人之位置、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体育之效、不好运动之原因、运动方法贵少、运动应注意之项、运动一得之商榷共计8个部分。最后，毛泽东还描述了一套自编的体育锻炼方法。在这篇论文中，毛泽东博采古今中外哲学思想的某些长处，融会贯通，因而使对体育的研究建筑在近代科学基础之上。 《体育之研究》在我心目中，堪称体育论文之绝世经典。青年毛泽东对“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之现象深表忧虑;对“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等现象深表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心得及感想【三篇】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心得及感想【一】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功，犹如响彻云霄的一声春雷，切破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沉闷局面，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出现了高潮。这既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富于敏感的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五四运动就像黑夜里的一束光，唤起了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它也许不足以宣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结束，却宣告了新思想的潮流已经在东方点亮了黎明的曙光。 转眼已经98年过去了，时光冲淡了当年爱国青年们的感人事迹，模糊了爱国英雄的面孔。当年的形势，当年的气氛，当年的激情，当年的青春，总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但五四运动留下的精神却像天空一样永不退色，像太阳一样永远明亮。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新中国成立了;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中国有了两弹一星;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改革开放了;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 历史的一页已经翻去，铭记历史是为了创造未来。过去的总会过去，生命的脚步永不停息，历史的长河仍将继续。他们能够在民族危难之时勇敢地站出来，为追求民主自由和真理而抗争，我们也能;他们能够带领中国从衰败和贫穷落后中走出来，我们也能;他们能够研制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我们也能! 是的，我们能做到。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只要我们心中怀有五四精神，任何困难的事，我们都能做到。
然而，在生活越来越富裕的今天，我们似乎淡忘了这种精神。课堂上，老师在上面讲课，下面的同学们却趴倒了一片：睡觉的睡觉，玩手机的玩手机。校园内外，随处可见一对对情侣悠闲地散步，毫不羞涩的在公共场合下拥抱、接吻。网吧里，到处是玩游戏、聊天的学生，一玩就是一整夜。 有些人老了，他依然年轻;有些人年轻，他已经老了。无论一个人多么长寿，他人生的头二十年总应该占据生命的一大半。如果我们总是这样生活，我们能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老师，对得起自己的青春年华吗?如果我们总是这样生活，我们能自豪的称自己拥有青春，将来担负起祖国的未来吗? 一个人只要有希望和梦想，他就没有老;一旦失望取代了希望，遗憾取代了梦想，他就已经老了。正是青春年华，我们怎能甘心自己就这样堕落下去呢? 我们要追寻五四精神，追寻青春的脚步。要相信，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心得及感想【二】 100年前，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了。 “五四”运动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五四”精神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 中国青年从来就有敢为天下先的传统，“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就是一种创新精神，“五四”运动以来，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中，青年都是一支积极，有生气，少保守思想，富创新精神的力量。 创新精神既是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又是时代的要求，尤其是21世纪对青
第一章文学思潮与运动(一 一、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1917年文学革命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 条件:①文化基础:晚清以来的文学变革的态势与思想资源。(传统文学内部结构调整 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翻译大盛。 报刊大量创办 ②社会基础:科举废除,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 现代稿费制度规范化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 军阀混战,政治局面混乱,无法进行严密思想控制。 中国民族工业得到发展,为中国近代化运动提供物质基础。 ③直接推动: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⑴抨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存在偏激部分 ⑵广泛引进和吸取运用西方文化。 ⑶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文化学术氛围。 过程:①开始: 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初步阐明了推行白话文立场。 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
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评价:1.是在对中西文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深入认识,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符合世界文学发展的趋势。2.以形式为重点,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双重改革。 ⑵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 ⑶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本。 ②和复古逆流的辩论: ⑴批判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以及旧戏曲 ⑵文化保守主义(国粹家林纾对新文学的攻击 ⑶与“学衡派”(新文学保守主义的辩论。(文学革命的激进性 ⑷与“甲派”(政治复古逆流的论争 在与守旧派的反复论争中,新文学运动的理论逐渐完善清晰。新文学运动是在激进而浮躁的历史氛围中发生的,难于思考文化转行和选择的复杂性,也难于接受对立面某些可能正确的意见。 新文学运动的成果: ⑴最重要成果:白话文的全面推广 ⑵外国文学思潮的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 ⑶文学理论建设取得初步成果 ⑷文学创作取得引人注目的实绩。 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 ⑴思想意义:否定封建,提倡民主和科学,进行思想启蒙。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学考辨 朱恒何锡章 内容提要站在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对五四白话文革命进行考辨,可以发现:因对西方文明的向往、追赶,以象形文字为本位的汉语却走上了声音中心主义的道路,本质是要“去汉字化”;根深蒂固的中西语言工具观让语言的思想本体性、诗性长期遭到轻慢,“白”成了语言的最高标准和唯一标准,语言的思想深度、文学性被扼杀;不顾口头语言、书面语言、诗歌语言事实上的差异,提出了“作诗如作文”、“作文如说话”、“作诗如说话”的几近荒谬的观点,将文章、诗歌的语言降到说话的标准。就现代汉语的发展而言,应重返字本位,在工具性、本体性得到彰显的同时,唤醒、开发现代汉语的诗性正视口头、书面、诗歌三类语言的区别及个性,提高新诗的语言水平。 语言变革的潜流从晚清就开始暗涌了。当中国古老封闭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人们被迫开始直面战火与硝烟背后的那个光怪陆离的西方世界。正是在打量比较的过程中,中华文化自身(包括语言)也第一次成为了被审视的“他者”。最初以为,中西差异仅在器物层面,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后来发现,政体国体才是关键,于是又有了“戊戌变法”,到后来才有人认识到国之文明程度取决于民之文明程度,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愚民”多“智民”少。中国国民何以会“愚”于西人呢?罪魁祸首居然是中国的文字!“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民,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此文言之为害矣。”所以,“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今天文言之祸亡中国,其一端矣”。语言问题与国民的智愚联系在一起并上升到国运兴衰的高度,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这股潜流到1917年终于冲出地表,汪洋恣肆,成为冲刷扫荡中国旧思想的洪流。正是由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复杂背景和“不纯”动机,才有了让我们从现代语言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考辨的必要。一来可以正本清源,二来可以对当时囿于历史条件的语言观进行检讨,找出其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一声音中心主义与文字中心主义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体系只有两种;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表意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但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基本不涉及表意体系的汉字。其实不只是索绪尔,整个西方思想界从柏拉图开始都是尊崇声音,贬低文字,认为声音是对自然、内心的记录,而文字则仅是对声音的记录,是声音的附庸。黑格尔的总结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他看来,语言的发展也遵循着历史从较低的阶段走向较高的阶段的规律。德语和西方拼音文字的存在,正是“仅仅”为了记录声音,记录内在言说,所以是“较好的文字形式”,而表意的非拼音式的中国文字,由于缺乏适当的“正音发展之手段”,“不像我们的文字那样表现个人的声音——不直接呈现口头语言,而只是用符号再现观念本身”,所以是发育不全的语言的经典例证,典型地体现了书面表达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西方的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是建立在一种以声音为核心的语言的基础之上
有关五四运动的手抄报资料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新文化运动促进思想解放，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新思想与社团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族，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来源。 社团组织在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等，为五四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高等教育发展 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变，于1905年被废除。到了明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
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国耻情绪 191 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日激战，于11月7日占领全部的德国租借地胶州湾。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日本以及“卖国”的政府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并发挥了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北京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
体育之研究读后感 精品文档 体育之研究读后感 此次座谈会由文汇报社和上海市体育局主办。来自体育、教育、历史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上海市教委体育教研室的研究员、上海市中小学校长代表共聚一堂，重读毛泽东同志的《体育之研究》一文，畅谈这篇著名论文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深远影响，探讨该文对提高我国国民体质的现实意义。 上海交通大学的孙麒麟教授指出，在信息时代的今天，许多青少年习惯于“动动鼠标、周游世界”的生活方式，他们头脑聪明，但体能状况却令人担忧。他认为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精髓在于“落实”，如何落实相关的文件和政策，如何让全社会为青少年创造一个“立体的”体育锻炼体系，“是我们目前的头等大事”。 刘翔的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的季浏认为，《体育之研究》将个人的锻炼与全体国民的健康联系起来，具有全民体育的特征。学校应高度重视学生的健康，将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育教学作为首要任务，反对只注重拿金牌的锦标主义。此外，他还呼吁进行体育课程改革，激发学生的锻炼热情，增强国民体质。 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李伟听表示，《体育之研究》是一种“历史的提醒”，毛泽东写此文时是要用体育“救国救民”，如今我们要用体育“富国强民”。《体育之研究》中 1 / 3 精品文档 对体育本义的透彻阐释，恰似“一股清泉”呼唤着我们对于体育的重新解读，体育要回归人性，回归生活，这也可以加深我们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人文奥
运”的理解。《体育之研究》虽诞生于90年前，是青年毛泽东“对现实的担忧和负责”，但它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指引我们搞好体育工作，增强国民体质好的作品，不分古今中外。毛泽东《体育之研究》即为一例。 1917年4月1日，24岁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是毛泽东发表的第一篇体育论文，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篇体育文化珍宝。《体育之研究》全文6千余字，分释体育、体育在吾人之位置、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体育之效、不好运动之原因、运动方法贵少、运动应注意之项、运动一得之商榷共计8个部分。最后，毛泽东还描述了一套自编的体育锻炼方法。在这篇论文中，毛泽东博采古今中外哲学思想的某些长处，融会贯通，因而使对体育的研究建筑在近代科学基础之上。 《体育之研究》在我心目中，堪称体育论文之绝世经典。青年毛泽东对“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之现象深表忧虑;对“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等现象 2 / 3 精品文档 深表愤慨。因此，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清楚地发出了“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其精神随之”的豪言壮语，并阐述了体育“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的四大作用和“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凡事皆宜有恒，运动亦然”的唯物辩证法观点。 从古至今，可称得上英雄的必是文武兼备者。比如周瑜“雄姿勃发，羽扇纶巾”，孙策“猛锐盖世，决胜疆场，又常与周瑜、大小乔共读书”。以及《体育之研究》中提到的“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等等。 3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