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管理层变更与盈余管理
———基于中国人寿高层变更的分析＊
王汀汀① 武玉婷② 宋 珂③
摘 要：本文以中国人寿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的两次高层变更为背景，运用均值回复模型探讨管理层变更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净利润、总资产净利率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净利润等指标的行业对比分析，初步推断中国人寿在高层变更前后可能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并利用均值回复模型对该公司可能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作进一步探讨。最后，本文在对高层变更背景下的盈余管理动机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盈余管理监管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管理层变更 盈余管理 均值回复模型
盈余管理是指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④盈余管理与投资者保护和会计准则制定紧密相关，从而成为会计乃至金融、经济研究中的重要课题，２００１年美国的安然事件以及同年我国银广夏事件等频频爆出的上市公司财务丑闻更是引发了对该问题的重视和关注。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不一，许多上市公司通过粉饰报表来获得上市资格或是增发、配股资格，有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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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③
④
＊基金项目：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
王汀汀（１９７７— ），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研究方向：金融市场与公司财务。
武玉婷（１９８９— ），女，研究生，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
宋珂（１９９０— ），女，研究生，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
出自美国会计学家斯科特《财务会计理论》一书。
上市公司管理层变更与盈余管理
是为了向投资者传递利好消息，还有一些ＳＴ公司通过盈余管理来保留上市
资格。
作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实施者，管理人员的行为会必然会影响公司的
盈余管理操作。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现象十分普遍，据统计，仅２０１３年７
月就有１３９家上市公司发布了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相关的公告，
共有１９３人辞职①。高管的更迭可能对公司的长期绩效产生影响，但如果管理
层的更换较为频繁，高管们也可能出于短视的目标进行盈余操纵。
本文以中国人寿（６０１６２８）为例，运用相关理论对其２０１１年度和２０１２年
度是否进行盈余管理进行检验和度量，并对其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分析。
本文下面的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二部分通过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净利润、总资产净利率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
值准备／净利润等指标的行业对比分析，初步推断中国人寿在高层变更前后可
能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第三部分利用均值回复模型对中国人寿的盈余管理作
进一步的推断；第四部分对其高层变更背景下的盈余管理动机进行了探讨；最
后一部分是对盈余管理监管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作为实证会计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国外学者对盈余管理产生的原因、盈余
管理的计量模型、盈余管理的动机、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等多方面内容
进行了深入研究。
早期国内外文献关于盈余管理动机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契约动
机、资本市场估价动机以及监管动机。契约动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债务契约
以及管理报酬契约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Ｓｗｅｅｎｅｙ（１９９４）详细分析了２２家违
反债务契约的公司，发现面临债务契约危机的公司将更倾向于选择能提高公
司利润的会计政策。由于会计信息是投资者和财务分析师等外部利益相关者
对公司股票进行估价的重要参考，因此管理层有强烈的动机通过操纵盈余来
影响公司股票的价格走势，即存在资本市场估价动机。罗党论、徐舜（２００５）发
现，在管理层收购中，ＭＢＯ的前一年度和当年度中，进行ＭＢＯ公司的投资收
①数据来自新浪财经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ｔｏｃｋ／ｓ／２０１３０８０２／０３５０１６３２０８１１．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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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补贴收入和营业外利润比对照样本小，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比对照样本的公司大，证实了在管理层收购过程中存在通过盈余管理影响股价的行为。监管动机是指上市公司满足监管当局的有关条件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例如配股动机和保牌动机。蒋义宏、魏刚（１９９８）发现上市公司存在为了达到“最近三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ＲＯＥ平均在１０％以上”的配股资格线而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由于众多高管变更引发企业业绩起伏事件的发生，公司高管人员变更所导致的盈余管理行为也成为动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学者关于管理层变更引发的盈余管理的行为关注较早。Ｓｔｒｏｎｇ和Ｍｅｙｅｒ（１９８７）主要研究了高管变更中管理者继任来源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来自公司内部的继任者，来自公司外部的继任管理者为了给自身树立一个更好的形象，存在更强的盈余管理的动机。他们的研究还发现，管理层变更会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产生较大影响，当主要管理人员变更时会提取大量的资产减值准备，以便在来年新的管理层上任时转回减值准备以提高业绩。Ｄｅｃｈｏｗ和Ｓｌｏａｎ（１９９５）通过对比高管在任的最后几年研究开发费用的变化发现，董事长在任的最后几年研究与开发支出会减少，从而提高企业当年的会计利润。而董事长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越大，这种盈余管理行为会相对减弱，同时，董事长继任接力机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即将离任的董事长在研究与开发费用上的削减。Ｄｅｆｏｎｄ和Ｐａｒｋ（１９９７）利用Ｊｏｎｅｓ模型验证了管理者具有通过平滑利润从而使业绩保持平稳的盈余管理动机。即当公司业绩当期差而未来好时，管理者会挪用未来期间的收益，以粉饰当前业绩；当公司业绩当期好而未来差时，管理者会调低当前盈余，以便未来转回。
国内关于管理层变更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然而近期频发的上市公司管理层变更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李华荣、刘静（２０１１）采用Ｌｏｇｉｔ回归和非参数检验方法研究了高管更换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持续下滑的经营业绩促使了高管人员的更换，高管更换后，公司的经营业绩有明显的改善，并且短期的改善效果明显好于长期。丁友刚、宋献中（２０１１）以我国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８年３００家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为例，考察了高管更换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以及更换前后公司业绩的变化。研究发现，在政府控制的情况下，高管升迁与公司业绩无关，高管非升迁与公司业绩确实存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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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系，但是这种负相关关系只是在经济业绩比较低时才显著。贾婷
（２０１２）通过实证研究证实，非常规变更公司与常规变更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
是不一样的，非常规变更的公司中新任高管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将责任推向
前任从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增加。
从以上文献回顾中可知，目前国内关于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主要是针对
契约动机、资本市场估价动机以及监管动机，近年来才开始对管理层变更引发
的盈余管理动机进行研究。事实上，管理层变更的有效性是公司治理机制有
效性的核心内容，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运用盈余管理理论和模型对中国人寿２０１１年度和
２０１２年度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检验和度量，并对其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分析。二、案例分析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构成了我国
最大的商业保险集团，是国内唯一一家资产过万亿元的保险集团，是中国资本
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２０１２年，中国人寿总保费收入达到３ ２２７．４２亿
元，寿险市场份额约为３２．４％，继续占据寿险市场主导地位；总资产达到
１８ ９８９．１６亿元，较２０１１年底增长１９．９％。
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期间，中国人寿的管理层频繁更换。自２０１１年５月起，
袁力担任中国人寿总裁；自２０１２年３月起，杨明生担任中国人寿的董事长。
在管理层变更的同时，公司的业绩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根据年报披露的信息，
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人寿的净利润分别为１８５．１６亿元和１１２．６２亿元，同
比下降４４．９４％和３９．１８％；与此同时，中国人寿大幅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分别为１２９．５１亿元和３１１．０３亿元，同
比增长６１５．１３％和１４０．１６％。
中国人寿资产减值准备的增加是否合理？资产减值准备的增加是否可以
理解为盈余管理，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引发类似行为的制度背景和原因是
什么？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
（一）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对净利润的影响
资产减值准备是指当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其可收回金额时，企业按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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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的减值准备。中国人寿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规则是：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如果在以后期间价值得以恢复，也不予转回。中国人寿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主要包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其他资产减值准备。根据年报披露的信息，保险业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准备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占比最大，２０１２年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和中国太保三家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占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的比例分别为９９．９７％、６１．０２％和９８．４６％。
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对净利润的影响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中国人寿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对净利润的影响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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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寿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年报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２００８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达到１８１．５７亿元，对净利润的影响较大，主要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给整个市场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金融资产大幅度缩水，公司有必要计提较多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与２００８年相比大幅度下降，占净利润的比重很小，对净利润的影响有限。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都出现了急剧增长，占净利润的百分比分别达到６８．９０％和２７６．１０％，对净利润的影响很大。
从投资资产的结构来看（图－１），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定期存款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这两项资产在投资资产中占比最多，其中定期存款占比逐渐上升，可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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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中国人寿投资资产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寿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年报
售金融资产占比逐渐下降。主要原因是在资本市场深度下调的情况下，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率大幅降低，公司根据市场情况，主动调整配置结
构，降低投资资产账面价值波动，减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配置比例。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初步推断，中国人寿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可能利用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进行了盈余管理。第三部分的实证分析将对这
一推断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２．其他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对净利润的影响
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外，其他资产减值准备主要包括固定资产、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以及对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等长期资产减值准备。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其他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对净利润的
影响如表－２所示。
从表－２可以看出，其他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额相对较小，对净利润的影响
不大。相对而言，２００８年，其他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额较大，进一步说明了该
年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主要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在
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其他资产减值准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因此，本
文推测，中国人寿利用其他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来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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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寿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年报
（二）行业比较
由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期间的市场环境比较复杂，为排除宏观经济和市场整体波动对净利润带来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与中国人寿位于同一行业的中国平安和中国太保作为对比。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间，中国平安和中国太保的管理层均没有大的变动，因此本文假设中国平安和中国太保不存在由于管理层变更而引发的盈余管理的行为。下面对三家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净利润、总资产净利率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净利润等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和计提比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中国人寿、中国平安和中国太保三家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如图－２所示。从图－２中可以看出，２００８年，三家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均很高，中国人寿处于行业平均水平；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三家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均大幅度下降；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中国平安和中国太保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其增长幅度远远小于中国人寿的增长幅度。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比率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额的比率。从图－３可以看出，２００８年，中国人寿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比率低于中国平安和中国太保；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三家公司基本持平；而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人寿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比率均高于其余两家公司。事实上，三家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构成差别不大（如图－４所示），由此推断，中国人寿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间可能通过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方式进行了盈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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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百万元）图－３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比率（％）
数据来源：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年报
图－４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年报
２．净利润和净资产净利率
图－５显示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三家公司的净利润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
出，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中国人寿的净利润远远高于同行业的其他两家公司，然而，
从２０１１年起，中国人寿的净利润急剧下滑，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的净利润均低于
中国平安。与此同时，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中国平安的净利润仍然保持上升的势
头，中国太保的净利润略有下降，但是下降幅度远远小于中国人寿。因此，本
文认为，中国人寿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可能存在盈余管理的现象，导致这两年
的利润急剧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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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净利润（百万元）图－６ 净资产净利率（％）数据来源：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年报
图－６显示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三家公司的总资产净利率的变化。从图－６中可知，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中国人寿的净资产净利率一直高于中国平安和中国太保两家公司，但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人寿的净资产净利率大幅度下降，低于中国平安和中国太保的平均水平，这更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推测，即中国人寿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可能存在盈余管理行为。
３．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净利润
图－７研究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三家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对净利润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２００８年，中国人寿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
图－７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净利润（％）
数据来源：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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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准备／净利润远远低于其他两家公司；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三家公司的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净利润数值很小，说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对净利
润几乎没有影响；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三家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净利
润这一比率均有所上升，但中国人寿上升的幅度远远大于其他两家公司，说明
中国人寿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度可能存在通过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
备来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下面，本文将利用应计利润分离法中的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来检验和
度量中国人寿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度盈余管理的程度。
三、盈余管理的实证分析
国外学者关于盈余管理的度量主要围绕应计利润展开，将报告盈余分为
已经实现现金流入的现金盈余和对现金流量的调整部分。其中现金流量的调
整部分称为总应计利润（ＴＡＣＣ），它是净利润（ＮＩ）与经营现金流量净额
（ＣＦＯ）的差额。相对而言，对已经实现现金流的业务，企业管理层难以操纵，
而对应计利润部分则更容易实现控制。总应计利润可以分为操控性利润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ｃｃｒｕａｌｓ，ＤＡ）和非操控性利润（Ｎｏｎ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ｃｃｒｕａｌｓ，
ＮＤＡ），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下：
ＴＡＣＣ＝ＤＡ＋ＮＤＡ
为了度量非操控性应计利润，Ｈｅａｌｙ（１９８５）和ＤｅＡｎｇｅｌｏ（１９８６）提出了随
机游走模型，该模型将上一年的应计利润总额作为本年度的非操控性应计利
润。而之后包括Ｄｅｃｈｏｗ（１９９４）在内的大多数学者发现，应计利润尤其是流动
性应计利润的表现形式不是随机游走的，而是存在着向平均值回复的倾向，为
此他们提出了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该模型用过去五年的应计利润均值作
为本年度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的估计值，从而估算出本年度的操控性应计利润。
（一）模型建立
ＴＡＣＣｔ＝ＮＩｔ－ＣＦＯｔ＝ＮＤＡｔ＋ＤＡＴ
ＮＤＡｔ／ＴＡｔ＝ＴＡＣＣ／ＴＡ（１）其中，各变量的含义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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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各变量的含义
ＴＡＣＣ
公司当年的总应计利润ＮＩ
当期净利润ＣＦＯ
经营现金流量净额ＮＤＡ
非操控性应计利润ＤＡ
操控性应计利润ＴＡＣＣ
过去五年的总应计利润均值ＴＡｔ
公司第ｔ的期初总资产ＴＡ过去五年的总资产均值
（
１）式假设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占资产的比重等于过去五年的应计利润均值占资产均值的比重，即用过去五年的应计利润均值作为本年度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的估计值。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表－４中中国人寿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总应计利润数据，
可以算出该公司２０１１年之前五年的总应计利润均值（ＴＡＣＣ）为－１０４
７４５．４百万元。表—年中国人寿应计利润及总资产（
单位：百万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寿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年报
根据相关数据可进一步得出２
０１１年公司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ＮＤＡ２０１１）
为：ＮＤＡ２０１１＝ＴＡＣＣ／ＴＡ×ＴＡ２０１１＝－１０４ ７４５．４８７１
４４８．６×１ ４１０ ５７９＝－１６９
５４７．２（百万元）６
４１
上市公司管理层变更与盈余管理由此得出公司当期的操控性应计利润ＤＡ２０１１为：
ＤＡ２０１１＝ＴＡＣＣ２０１１－ＮＤＡ２０１１＝－１１５ ４６２－（－１６９ ５４７．２）
＝５４ ０８５．１９（百万元）
从而，中国人寿公司２０１１年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占当期操控性应计利
润的比例为２４％。运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中国人寿２０１２年以及中国平安、中
国太平洋保险２０１１年以及２０１２年的这一比例，并列于表－５中。
三家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对比表（单位：百万元）
表
操纵性应计利润是公司管理者违规构造交易事项或者利用会计政策的选
择所形成的利润部分，从表－５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人寿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的
“操控性应计利润／净利润”都明显高于其他两家保险公司，说明中国人寿在这
两年中都存在盈余管理行为。而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额／操控性应计利润”
这一指标可以看出，中国人寿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来进行盈余管理，并且２０１２年运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这一方法
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更大一些，这与之前图表分析的结果也是一致的。
四、动机分析
前文对中国人寿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的盈余管理行为及其手段进行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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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那么，中国人寿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何在呢？作者认为，中国人寿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在于高级管理层变更背景下的公司业绩考核。
（一）高管变更与经营业绩考核
许多学者认为高管变更具有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高级管理层拥有外部投资者所无法知晓的内部信息，因而具有通过操纵应计利润来隐瞒和误导外部投资者的强烈动机（Ｆａｎ和Ｗｏｎｇ，２００２）；
另一方面，高级管理层非常重视达成预期的盈利目标，可以为此进行真实活动操弄，①即使这些操作有可能潜在的影响公司价值（Ｇｒａｈａｍ等，２００５）。同时，由于公司的经营业绩与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高管在变更前后会进行一定的盈余管理（朱红军，２００４）。
在我国，国企的董事长一般采用人事任免制，其人选由政府直接决定。即使是大型国有上市公司，由于其通常是国家控股，因此，政府实际上有权且有实力任命董事长。而政府对国企董事长进行考核的依据是会计盈余信息所反映的企业经营业绩。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企业的经营业绩不仅关系到国企高管的薪酬水平，而且关系到其仕途安全和政治生涯。因此，对于大型国企上市公司的高管而言，盈余管理中的业绩考核动机便具有红利报酬效应和政治收益效应的双重性质。
在本案例中，通过对中国人寿更换董事长前后财务指标进行分析，可以验证该动机的存在。
（二）中国人寿更换董事长前后财务指标分析
２０１１年５月和２０１２年３月，中国人寿两次更换董事长。下面将分别分析更换董事长前后单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变化。
１．营业收入
由于营业收入存在季节性而具有周期变化的特点，因此，我们选取单季度
８４１①实务界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对盈余进行操弄，即会计造假、应计项目操弄及真实活动操弄。其
中，会计造假属于违反会计准则情况下的操弄行为，应计项目操弄是利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空间进行的应计盈余管理；真实活动操弄是指管理层有意采用非最优的经济活动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
上市公司管理层变更与盈余管理
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率进行分析。由图－８可知，两次董事长更换期间，即
２０１１年第三季度至２０１２年第一季度，中国人寿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率均为负
值，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２０１２年３月，第二次管理层更换之后，营业收入的
同比增长率逐渐上升，２０１２年三季度和２０１２年四季度营业收入分别达到
９５２．４４亿元和８４８．７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８５％和２０．２８％。
图－８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
图－９ 净利润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年报
２．净利润
从图－９中可以看出，从２０１０年四季度至２０１２年三季度，中国人寿的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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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同比增长率为负；从２０１２年第四季度开始，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大幅上升，２０１２年四季度和２０１３年一季度净利润分别为３６．８３亿元和１０１．４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７．８５％和７８．６５％。
其中，２０１２年第三季度，中国人寿的营业收入为正，而净利润却出现巨额亏损，２０１２年四季度开始，净利润的增长率却又远远大于营业收入的增长率，说明中国人寿盈利状况好转并非源于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而是运用会计手段进行盈余管理的效果，即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计提巨额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并在以后的年度转回。
（三）结果分析
通过对中国人寿更换董事长前后公司财务指标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人寿２０１２年四季度以来盈利水平的迅猛增长并非源于公司经营绩效的改善，而主要应归功于中国人寿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巨额的减值准备计提所带来的“洗大澡”效应。２０１１年的“洗大澡”后，中国人寿的业绩还未提升，袁力就卸任，这也进一步加剧了２０１２年后的业绩提升。因此，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人寿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是新任董事长为了显示上任后公司经营业绩的显著改善，以便提高自己的薪酬水平和政治收益。上市公司在管理层变更之时，新任管理层往往通过计提巨额的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以便降低更换年度的经营业绩，提升未来的经营业绩，从而在未来的业绩考核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人寿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管理层更换之际，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额和净利润之间的关系，并与同行业的可比公司进行对比，初步断定中国人寿存在利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而运用均值回复应计利润模型对中国人寿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盈余管理的程度进行了检验和度量；接着，本文探讨了其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认为中国人寿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是高管变动背景下的公司业绩考核。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１）中国人寿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
（２）中国人寿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盈余管理的手段是计提巨额的资产减值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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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特别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３）中国人寿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是高级管理层变更背景下公司的
业绩考核。
适当的盈余管理不仅能使企业更容易通过举债筹集资金，帮助企业渡过
短期困难，而且能维护企业良好的形象，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然而，过度的盈余
管理就会使会计信息失真，影响证券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诱导投资者作
出错误的决策。中国人寿的案例表明上市公司从很多方面都会表现出盈余管
理的动机，如何规范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弱化盈余管理的影响，提升资
本市场的透明度和有效性，是监管部门面临的一项持续性课题。结合中国人
寿的案例，本文提出几点可行性建议。
首先，改变干部任命的短期化。业绩优秀公司的高管人员通常会被提拔
进入政府担任行政职务或者升任其他职务。在这样的干部任命机制中，业绩
优秀的高管人员进入行政机关，而业绩低劣的高管人员将被更换到其他单位，
使得高管人员对自己任期的预期较短，于是引致短期化的盈余管理行为。
其次，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考核与评价体系及管理人员的薪酬制度。一
方面，要设计科学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以经营业绩为绩效考核的重点，并做
到奖罚有度；另一方面，要大幅度提高经理人员的持股水平，加强对管理者的
激励和约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减少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
再次，强化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功能，健全企业的内部控制机制。一方面，
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使独立董事真正起到制衡和监督上市公司的高管
人员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加强监事会的职能，监督经理人的行为，健全对经
理人行为的过程控制，可以改善公司的治理机制。
参考文献
丁友刚、宋献中：《政府控制、高管更换与公司业绩》，《会计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杜兴强、周泽将：《高管变更、继任来源与盈余管理》，《当代经济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胡杨：《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类型和方法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蒋义宏、魏刚：《净资产收益率与配股条件》，《证券市场会计问题实证研究》，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李华荣、刘静：《高管更换与公司业绩相关性研究》，《企业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１
１
５
金融管理研究（第２辑）
罗党论、徐舜：《ＭＢＯ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现代会
计与审计》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会计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９期。
马莉、陈菓：《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方式与手段》，《黑龙江科技信息》第３３期，黑龙江省
科学技术学会。
威廉·Ｒ．斯科特：《财务会计理论》，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张宗益、黄新建：《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
朱红军：《高级管理人员更换与经营业绩》，《经济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Ｄｅｃｈｏｗ，Ｐ．Ｍ．ａｎｄ Ｒ．Ｇ．Ｓｌｏａｎ，１９９５，“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０，Ｎｏ．２，ｐｐ．１９３－２２５．
ＤｅＦｏｎｄ，Ｍ．Ｌ．ａｎｄ Ｃ．Ｗ．Ｐａｒｋ，１９９７，“Ｓｍｏｏｔｈ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Ｆａｎ，Ｊ．Ｐ．Ｈ．ａｎｄ Ｔ．Ｊ．Ｗｏｎｇ，２００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３，ｐｐ．４０１－４２５．
Ｇｒａｈａｍ，Ｊ．Ｒ．，Ｃ．Ｒ．Ｈａ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Ｓ．Ｒａｊｇｏｐａｌ，２００５，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ｐｐ．３－７３．
Ｈｅａｌｙ，Ｐ．Ｍ．ａｎｄ Ｊ．Ｍ．Ｗａｈｌｅｎ，１９９９，“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Ｖｏｌ．１３，ｐｐ．３６５－３８３．
Ｍｕｒｐｈｙ，Ｋ．Ｊ．ａｎｄ Ｊ．Ｌ．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ＣＥＯ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６，ｐｐ．２７３－３１５．Ｓｈｉｐｐｅｒ，Ｋ．，１９８９，“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Ｖｏｌ．３，ｐｐ．３２５－３４１．
Ｓｔｒｏｎｇ，Ｊ．Ｓ．ａｎｄ Ｊ．Ｒ．Ｍｅｙｅｒ．，１９８７，“Ａｓｓｅｔ Ｗｒｉｔｅ－ｄｏｗ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ｔｕｒｎ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４２，Ｎｏ．３．
Ｓｗｅｅｎｅｙ，Ａ．Ｐ．，１９９４，“Ｄｅｂｔ－Ｃｏｖｅｎａｎｔ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７，Ｎｏ．３，ｐｐ．２８１－３０８．
Ｗａｔｔｓ，Ｒ．Ｌ．ａｎｄ Ｊ．Ｌ．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Ｕｐｐｅｒ Ｓａｄｄｌｅ
Ｒｉｖｅｒ：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Ｉｎｃ．
１
２
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