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到故事》
H·布鲁门贝格的隐喻学
《德国哲学家圆桌》“人总是绕过非他所是的东西去理解，其实不仅人的境遇，连同他的构造都是潜在的隐喻。”
—布鲁门贝格
雅克·德里达要人们注意，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始终把隐喻当作危险的敌人。柏拉图斥责它是捉摸不透的修辞诡辩术，因为它使较坏的事被当成较好的事，并且不是用根据，而是用智取替代证据。同样地，康德也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揭穿了“雄辩”（Beredsamkeit）的秘密，认为它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艺术，虽说它有时被“作为合法的值得赞许的动机”使用，但是，当它充当“劝说机器”，而不是让那些本身“已经对人类心灵产生了充分影响”的概念说话时，它应受到谴责[1]。无疑汉斯·布鲁门贝格从这一批判中看出了雄辩术的一种形式：并非基于根据而反对它，而是因为一个其目的似乎就在于支持理性的论战技巧。相反地，雄辩术的隐喻构造并不表示语言的任何有待消除的病理学或不完善，而是表示辩论的一个必然要素，这就是思想为什么不能放弃它的原因——思想首先是借助它表
达自己真实的想法。“隐喻就是现实”，美国作家吉尔伯特·索伦蒂诺写道；隐喻并
没有把现实事物推向一个虚构的文学空间，而是借助一般的比喻和象征把现实呈现在人们面前。
[1]伊曼努尔·康德：《判断力批判》，B216~217。
布鲁门贝格在隐喻形成中辨认出“理论好奇过程的一个史前时期的标准化石”，正如其短小的却堪称其核心著作的《与观众一起沉船》（1979）的附录中所说的那样[2]。我们可以赋予这个附录“不可理解性的一个理论展望”以纲领性价值。与整个欧洲传统中通常偏爱逻辑或理论思维的做法不同，布鲁门贝格致力于前理性的研究，如直观、神话和思想原型，我们试图借此进行自我把握，以把握我们的世界，并试图揭示世界的秘密。然而，如布鲁门贝格所说，这些前理性的东西并不表示有待克服的前形式或辅助措施，不表示“探索的理论方案的主导氛围”或“专业语言尚未统一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以便最终进行抽象思考并达致理性。相反，在它们之中表露出“一种可靠的把握关联性的工作方式”[3]，惟独依靠想像力的工作才能够开启那个只有诗歌才能领悟的世界，因为认识和理解一旦离开了想像力就不可能实现：“拥有世界，通常是一种艺术的成果……。”[4]
[2]汉斯·布鲁门贝格：《不可理解理论的展望》，载于：《与观众一起沉船》，美茵河畔的
法兰克福，1979年，第13页。
[3]同上。
[4]汉斯·布鲁门贝格：《神话创作》，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1976年，第13页。
在布鲁门贝格看来，这种艺术实践不仅适用于狭义上的诗和宗教，同样也适用于哲学和科学。我们不是首先通过抽象概念，而是首先借助隐喻和图形想像来进行论证。许多语词包含着仿佛不自觉地浸染于其中的比喻，借助这些比喻我们
力图把那种直接性术语所忽略的东西直观化、形象化。维特根斯坦说，“一个贴切的比喻会使理智富有生气”。以往需要费力描述的事情如今变得“令人信服”，用独特的表述便可理解。布鲁门贝格简直是从中看到了一个“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的……释义学的检阅方式：并非是解释超出作者赋予文本中的东西而丰富了文本，而是陌生的关联（隐喻）无法预料地涌入对文本的创造性之中”[5]。隐喻技巧
就这样成了理性言谈本身的“基本要素”，这种技巧充其量只是把具体的象征置于基本要素中，正如人们在对话的主要范畴中可以觉察到的那样：例如，我们通过“反思”获得“理解”，我们试图借助理性的言谈进行“澄清”。不过，“理解”提示我们注意朝向那些主要范畴的视野，这一视野以突然的顿悟照亮灵魂的黑暗。而“反思”和“澄清”，与那种对反射出来的光和正在明朗起来的朝霞的形象化联想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
[5]汉斯·布鲁门贝格：《不可理解理论的展望》，载于《与观众一起沉船》，出处同上，第
80页。
用奥多·马卡尔德的话来说，布鲁门贝格的著作属于“战后最有吸引力的哲学文集”[6]，可以看作是“隐喻的基础哲学”。布鲁门贝格1920年7月13日生于吕贝克，起先在帕德博恩和法兰克福的哲学—神学院学习。后来，战争结束以后在汉堡和基尔学习哲学、古典语文学和日尔曼学。1958年，受聘前往汉堡，然后去了吉森和波鸿；最后，他在明斯特教书，从1970年一直到1985年退休，1996年3月28日在那里去世。
[6]奥多·马卡尔德：《生活时间和读书时间——汉斯·布鲁门贝格文集注释》，载于：1990
年年度重点报告第3、37期，第268页。
自1960年标志其研究方向的《隐喻学范例》问世以来，布鲁门贝格始终把自己的研究称为“隐喻学”。无疑，这个研究方向在德国是没有先例的。既不能归人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尽管布鲁门贝格曾在胡塞尔的学生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门下做过学生，并以有关海德格尔的论文而取得大学授课资格），也不属于哲学释义学的圈子（他是诗学和释义学研究的基本成员之一），最早也许受到与“隐喻诗学”有某种距离的恩斯特·卡西尔《象征形式的哲学》的触动，同样也受到过诸如文学科学家恩斯特·罗伯特·古尔蒂乌斯所谓的“拓朴结构”的影响。像拓朴研究那样，借助神话、艺术、宗教、科学等领域中象征意义上的复
杂联系，寻找其中不变的主导观点，似乎成了一种时尚。不过，与他人不同的是，布鲁门贝格既不研究象征世界的构造，也不研究其起源的历史，他把研究方向确定为“寻迹”。因此，布鲁门贝格是无法归类的。
他的哲学甚至可以说致力于哲学的终结，这意味着，他的哲学是一种似乎自相矛盾的试验，即超然于一切在本世纪表明是问题成堆的哲学基本概念如“理性”、“真理”、“论证”之上而继续进行着哲学思考。布鲁门贝格使人们明白，思想没有概念也许是不行的，但没有他所说的“绝对隐喻”肯定是不行的。他把这一点理解为用理性无法解释，因而无法还原的幻想之奇怪的产物。它们触及到了不可言说的东西，因而构成了不可理解的东西，这种东西尽管无法放弃，但无法转
换成任何客观化的语言。“绝对隐喻回答那些……原则上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仅在于：它们是无法被消除的，因为我们不是提出它们，而是作为在人的存在根据中被提出来的问题而发现它们的。”[7]属于此列的问题首先是世界和
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总是用比喻，例如机器或书本上的比喻，或者用游历和航海故事来使这些问题常新。从中一个总体性的东西就得以直观化，这种总体性东西及其理解是不可穷尽的。
[7]汉斯·布鲁门贝格：《隐喻学范例》，波恩，1960年，第19页。
所有的理论都植根于直接感性的实际经验中。思想既非用推理可以实现，也非仅仅服从于理论推演的规则，相反地，思想同样需要幻想的创造性财富，幻想为我们谋生所需要的语言和理性负荷力不断增添了非推理的因素。所以，针对几个世纪以来的理性霸权，布鲁门贝格以不断调整的方式坚持着感性论的所有权。相应地，他在其1979年的代表作《神话创作》中，颠倒了神话与“逻各斯”的惯常关系。理性思想虽然取代了神话思维，并且通过启蒙的不断进步而欲使神话那种臆想的异端思想不再为非作歹，但是，神话思维继续显示着自身的形象化力量，这种力量仍然使得神话思维免受理性努力的影响。神秘主义的动机并不能完全被揭穿，而是通过整体性转变和反驳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因为神话的成功就在于某种推测，“由熟悉的事推测不熟悉的事、由澄清推测不可澄清的事、由命名推测不可命名的事”[8]。“神话就是故事……。讲故事是为了驱逐某种东西”——按布鲁门贝格的观点，尤其是驱逐对世界的恐惧，对世界原始的阴森可怖的恐惧——因为“重新说出来的恐惧就已经不再是恐惧了”。因此，“最早的……熟悉世界的形式，就是给无定者找到名称。随后才根据这一点讲述一个关于无定者的故事。……任何熟悉世界的方式都开始于名称，故事就是讲给这些名称的”[9]。它们恰恰并不担心任何因对世界的解释或理性化而来的祛除，而是完全借助其字面意义上的“想像”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些想像总是包含了比它们所表达的东西“更丰富”的内涵，因此，叙述性想像的独特形式就在于其“言过其实”（Ueberschuss）（按照E·布洛赫的一个说法）。这种言过其实使想像超出了单纯概念之外，相反地，可理解性的东西则减少了，并降低为贫乏的抽象。神话根本
的创造性就在于：形象比概念的内涵总是要丰富得多，它们产生出理性思维不可能拥有的丰富内容。“在理论语言那严格的自我磨砺中变得无足轻重的隐喻的模糊性便以不同的方式与常常令人难忘的最高的概念抽象阶段相对应，如‘存在’、‘历史’、‘世界’等，这些概念曾使我们赞叹不已，久久无法忘怀。但是，隐喻仍然保持了其来源的丰富性，而抽象势必否认这种丰富性。”[10]
[8]汉斯·布鲁门贝格：《神话创作》，出处同上，第11页。
[9]同上，第40~41页。
[10]汉斯·布鲁门贝格：《不可理解性理论的展望》，载于：《与观众一起沉船》，出处同上，
第80页。
这一点典型地反映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中。布鲁门贝格的最后一部巨著、1989年出版的《洞穴出口》就致力于对柏拉图洞穴比喻的研究。因为柏拉图在关键的地方中断了他关于理想国的对话，以便直接把洞穴的形象插入其余按逻辑构造的谈话。“柏拉图的政治篇（Politeia）是一个放弃对话的对话，对话（大约）中间的洞穴譬喻连接着理念论及其失败……归来者的方法不足以唤起理解自由的兴趣，因为对话在本性上不是这样。归来者失败了，因为他欲以苏格拉底的方式完成他的任务。”[l1]不过，失败的恰恰是理性本身的独裁（Alleinvertretung）要求。为了替“世界的理性可读性”辩护——这是1981年出版的一项关于作为书本的世界及其多样化读物的研究标题——必须恰如其分地讨论隐喻的形象性或可反映性——也是用隐喻的自由构造这一含蓄的方式。同时，由此引发了理性批判的冲动。然而，这不至于使理性被笼统地诽谤为像尼采所谓的“生命的怪胎”，或海德格尔所谓“思维的女对手”。布鲁门贝格更愿意把理性看作是被剪裁为理性的必然尺度。他没有给理性和非理性的通常意义上的对立关系增添其他变种，毋宁说，他提请人们注意，哲学概念没有形象便无法操作，离开比喻或叙述是根本不行的。
[11]汉斯·布鲁门贝格：《洞穴出口》，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1989年，第88页。
因此，对布鲁门贝格来说，除了洞穴譬喻外，很难再找到一种别的思辨性想像力，适合表达理论协调及其系统连贯的矛盾心理这一难题了。“从洞穴神话的真正注释没有穷尽的可能性中，人们可以觉察到，理性生物的预先决断的要害之
所在。理论使自身理想化为首先为生活谋求原因的需要。不过，生活不需要原因，
这是生活自身的精确性。”[12]所以，概念与直接的生活相比常常是次要的，概念的发现遵循着生活无法理喻的逻辑，而不是相反。因此，如布鲁门贝格所说，生活世界简直就具有“隐喻的义务”。这一提示使得以往习惯于以反思方式放弃一切直接的给定性的哲学，重新限制在生存性的东西上。因为哲学所利用的形象和隐喻、象征和故事，就是取材于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这与理论理解的进程不同。几乎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必要的“生存实践战略”，我们借此来为自己在世界上定位———了解我们是谁。布鲁门贝格对这些提出“存在理由问题”的“生存动机”和“生活图景”尤其感兴趣。它们构成了他所研究的“绝对隐喻”的真正储备。
[12]同上，168页
在1987年的哲学畅销书《渡河之忧》中，同样，在《与观众一起沉船》中，海上航行期间所发生的一切都处于支配地位。我们乘船离开了坚固的码头去远航，而同时，我们陷于风平浪静中的危险犹如陷于暴风雨中的危险一样。此时我们追逐着满天繁星，寻找着陌陌海岸，或扬帆航行到不知名的地方。沉船属于隐喻古典形态的命运。在希腊哲学发展中，它们是作为可移植的试验品出现的。使徒保罗在他给科林斯人写了第二封信之后，经历了三次沉船的煎熬……。歌德在米西娜和内阿佩尔之间更接近内阿佩尔，在叙事诗《亚历希丝和多拉》中，让已经向船走去的英雄盼望着船下沉，把不会水的德尔菲拉从下沉中带给一个也许已经变得不忠的情人……。对哲学家来说，这是一条必要的途径：在两个人、最后一个和倒数第二个人中，只要一个不曾遗弃另一个，那么，他该怎样能够教会另一个呢？人们抓住破船的船舷——显然是位不会水者，例如哲学家向来就是这样——被抛到岸上，在最近的一所人文学校继续着他的学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取决于，他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抗挫折的哲学家——这一点至今未变。流亡的命运决定了他。真正沉船时代结束后，就是隐喻学上的沉船：“这位被逐者、流亡的异乡人，把他还不熟悉的祖国的语言，写满了他的黑板。”[13]
[13]汉斯·布鲁门贝格：《渡河之忧》，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1987年，第8一9页。
类似的东西可由洞穴比喻解释：在成功或失败的“生活道路”的区别中，它反映着人类世界状况的“总格局”，似乎我们在这一点上“有了家园”，或者感到我们已“无家可归”，它使我们想起了全部生活条件在分裂，想起“我们自己生命中那纯粹的孤独生活以及在那儿驻足的不可能”[14]。同样使我们想起了加倍的保护与监禁，一如想起渴望中的安全和难以言状的寂寞。洞穴的出口同时也是入口：它们通向开阔和自由，就如相反地进入充满预感的深渊和沉思那内在的静寂一般，“洞穴涵义的普遍性……准许的东西，就是人世生活处境的矛盾心理：这可能作为不得不放弃和仍然放弃的东西，作为一切别的首先要带上路的东西出现在神秘事件的开端中；或者，作为一种向安全状态的回归出现在痛苦的尽头，这种安全状态在极端情形下将是非存在的安全状态。最后，开端和结尾可以借助洞穴监禁得到对称性描述。一切都回归于洞穴监禁中——出于对生存中固定住所的无益的听天由命，如同出于对经过一大段‘弯路’得到了的利益带来的愿望一样。洞穴作为一种对受拒绝的下降的双重否定的让步，甚至包含着对出口的拒绝，洞穴囚禁其实根本什么都保护不了”[l5]。
[14]汉斯·布鲁门贝格：《洞穴出口》，出处同上，第18页。
[15]同上，第57页。
显而易见，对布鲁门贝格来说，一味躲在单一的隐喻后面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隐喻在人类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进程中做出了什么贡献。重要的不是隐喻的意义问题，而是其功能问题。这一问题来源于在世界上无法存在的人的体质上的贫困，因为他对这种贫困缺乏足够准备。困境使人焕发出创造的热情：雄辩术改善了人的意向性生活无能这一状况，人的这种无能在于：人缺乏一个对他
而言是偏僻的环境的特定适应性。“人对特殊素质的缺乏……是人类学诘问的出发点，例如，人这一生物尽管缺乏素质还是能够生存，这是怎么回事？答案可以
用一句套话来说明：由于人不直接与事实打交道，人的现实关系是间接的、烦琐
的、迟疑不决的、有选择性的，首先是‘隐喻式的’。”[16]这样一些表述方式无疑叫人讨厌，使人想起阿诺尔德·盖伦的那种充其量是可争议的人类学。布鲁门贝格在他的那篇对“隐喻学”原理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文章“人类学接近雄辩术之现实”中，特别追溯到阿诺尔德·盖伦。不过，布鲁门贝格在这一点上发展了盖伦的观点，即人不只是缺乏生活的权限，而是首先缺乏显著的能力。人不断地生存于不确定状态和虚假之中。这一切决定了，人必须以修辞学的方式为自己建立一个世界。“如果人的世界与莱布尼羡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相适合，莱布尼茨甚至相信，可以充分论证，普遍存在着某种东西，更确切地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虚无的东西。……似乎没有什么雄辩术，因为既不存在需要也无可能，通过它而起作用。”[17]相反，布鲁门贝格把“不充足理由律”视为一切雄辩术的主要命题，当作一个匮乏生物的必要补充，这个匮乏生物用这一原则的创造力学会弥补其尴尬的缺点，练习在这种状态下存活下来。“在这里，雄辩术并没有被当作人的创造才能被庆祝。它的人类学解释并非是一种‘形而上学’称号的证明。作为一个尽管仍然活着的生物的行为标志，雄辩术在字面意义上就是一个‘贫乏的证词’。……我想断言……，在它之中看到了理性化自身的一个形态，伴随着理性的暂时性的理性安排。”[18]
[16]汉斯·布鲁门贝格：《向雄辩术现实意义的人类学接近》，载于：《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
斯图加特，1981年，第115页。
[17]同上，第124~125页。
[18]同上，第132页。
人类对自身处境的完备阐释在原则上失败了。人反而试图在常新的起点上对自己的处境进行解释和重新解释，而往往不清楚，为什么必须经常转述这种解释，并且口传心授；人怎样用一根无尽的线索使故事一个个相互连接，最终从故事中形成了严密的人的历史性自我证实之网。人可以自己了解自己，这来自于基本隐喻。由于人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感受，使这些基本隐喻臣服于多样化的意义转换。由此形成“漂流”或推移，在推移过程中一种动机或拓朴突变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布鲁门贝格谈到“转换理解的技巧”：在关键的地方，补充新的标志，或完全放弃其他东西，曾经是为描写悲惨的人类失望这一情形服务的，例如T．格里考尔的《美杜莎的木筏》，在C-D弗里德里希的《破灭的希望》中成了被挫败了的革命的标志或者完全在《泰坦尼克沉没》的情形中成了对人类傲慢的控诉。对近代物理学家而言，从上帝用秘籍把永恒的符号带到其中的自然这部大书中，形成了一部数学的符号集，这个集子最终多样化成为一套齐全的、以其自己的方式重新引起了混乱和无法理解的丛书。同一形象的每一次再利用，都改变了细节，突出了曾是次要的东西；或者压缩了从前被认为是重要的内容，直至形成一种新的东西，即赋予人类境遇以一个完全不同的阐释。比较之下，一个“编制体系”，
建立在一种舞台造型的基础上，在舞台造型中，人们在不停地“更替演员”和“全体下场”以及扩大或者“转换视角”。法则转换作为历史原则有其形式：它不是设计一个连续系列，或相反地，不在重大的转折和断裂中思想，而是以特别的方式把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结合成一种持续进行的变化过程。
这一过程尤其在雄辩术中得以实施。雄辩术因此一跃成为揭示了有分歧的意义可能性的多样化这种一般历史的核心学说。因为这个缘故，人们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布鲁门贝格的著作仅仅是由若干各不相干的故事随意堆砌起来的。无疑，人们可以称他的方法是“多元论”，因为他不用单数的“世界”，而是宁肯谈及复数化的“世界”。于是，1981年，除了出版《论世界的可读性》这一巨著外，他还出版了一部短论集，标题是感性化的《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性》。不过，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是，在布鲁门贝格的文本中，真正论述的是精心构思的元文本（Metatexte），它们以隐喻和虚构的形式既包括了“各种世界观”的历史，又包括了对这些世界观的历史描述及其隶属于这种描述的阐释的历史。这些文本仿佛还正在通往一种历史的现象学之“途”（unterwegs），历史现象学的材料正好构成那种对自我和世界的描述，我们同样用这些描述创造并理解我们的未被关闭的精神传记。因而，在历史和故事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对立，前者只有通过后者才能表现出来。
由此形成了这个奇特而出色的尝试，试图通过改变历史的自我叙述方式进而凸显历史。与此同时，布鲁门贝格与正在穿越一个变化着的风景的游人相似，既不判断，也不评价，只是张望、倾听、转述。这要求我们转变态度，转变为教导和识知。布鲁门贝格把哲学称为“注意的学说”（Disziplin der Aufmerksamkeit），其任务是“磨砺感知能力”。不过，间或有人指责说，这一态度前后矛盾，置读者于不顾。这种指责无疑误读了布鲁门贝格作品的坚定的沉思特征。布鲁门贝格的作品要求读者毫无保留地专心致志并深入事物本身中去，因为只有这种专注才能让人们发现，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能是不合适的。我们小心地聚精会神于我们的生命那不断更新和变化着看法的、不可回答的问题上。人们可以把这称作启蒙——当然恰恰不是用理性方法，而是在一个“反思性”的意义上，正如布鲁门贝格1980年在授予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奖时所说的那样，启蒙与倾听多变的巴洛克音乐相比，沉腼于现象的多样性。
与此同时，我们绝不能对历史过程本身的理解弃之不顾，布鲁门贝格在他对时代转变的两部细致研究——1975年的《哥白尼世界的起源》和1966年的《近代的合法性》中指出了这一点。因此，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过渡就是从传承下来的其自我保存已经被消耗殆尽的世界观的系统断裂中实现的。通过重建——通过重新在编制体系中“更换演员”和“全体下场”，通过在其过程中首先被发展出来并经过试验的范畴——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人们可能指责这个世界在世俗的意义上并不合法，似乎它固执地否认了其来源；毋宁说，它之所以产生了合法性，恰恰是由于它使那些已经丧失其功能的因素相反地应用于那种借助科学和技术建立的自我断言。辩解不是建立在“最后的”或在论证上显露出来的理由之上的过
程，而是同样通过“改换演员”遵循着核心的“世界观隐喻”。关键的是，布鲁门贝格不用应付任何的强行统一化和综合化。对历史变革来说，既无一种必然性，也无合理性的滥用。无论如何，历史变革都不会屈从于任何一种文化进步，或任何直线式的、在目的性上可以解释的的人类发展。对黑格尔和马克思，但也对于19世纪晚期的历史主义，可能并不存在关于历史的一种普遍有效的系统，或迄今为止有关历史来源的概观。更确切说，历史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应该被理解为在任何具体情形下都是本己的，理解为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
转喻与隐喻之相关概念剖析 转喻(Metonymy)是指当甲事物同乙事物不相类似，但有密切关系时，可以利用这种关系，以乙事物的名称来取代甲事物，这样的一种修辞手段。转喻的重点不是在“相似”；而是在“联想”。转喻是认知的一个基本特征，人们利用某事物熟知的或容易感知的方面来代替该事物整体或其他方面。一般我们都知道，人的大脑不是无限的认知数据库，对事物认识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一个事物用一个准确的术语或专有的解释去描述，而是通过大脑的创造性，把自己已有的认识与面临的新的认识对象结合起来，加以对照，找出公共的特性，用旧有的思想去解释、认识眼前的新事物，这种用一事物去指称另一相关的事物就叫做转喻。 凸显原则：我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往往更加容易注意到事物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认知心理学中的凸显原则，而转喻就是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主要依赖于这一凸显原则。一个事物、一件事情往往都是复杂的，具有很多属性，而人在认识的过程中最容易被该物最突出的、明显的、容易记忆和理解的、留下深刻印象的属性所吸引，即凸显性。立足于这一突出的特性，我们就会以其为参照点，在该领域内（或同一认知模式里）激发另一成分。同时也可以说，，转喻是一个思维过程和投射过程，是一种描述事物的修辞方法，就是把抽象的思维概念具体化的过程，只是这一过程是前一事物对照引出后一事物，从原有的经验结构、认知思维到语言表达的结果。
关联原则：转喻作为一种认知语用现象，其实质上是一种联想认知，遵循关联原则，也就是要理解转喻就必须依靠语用推理。例如：He is fond of the bottle.他喜欢喝酒。用bottle装酒的瓶子，表示wine酒，二者之间有相关联性，用容器代表了所装的物体。这种例子是相当多的，如：head头代指动物的数量，刀剑代指战争等等。这种关联性往往能帮助我们表述认识的更多的事物，但人的认识又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所以就会有从A→B→C的关联渐递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转喻具有临时性（对突然间面临的事物即刻做出解释）、创造性（思维的创造）、转借性（用A的特征指代B）、开放性（认知领域很广泛）、和多维性（所选择的属性方面）。 转喻的类型：①以部分代整体，如：The company needs more creative heads.②以地点代替机构，如：The White House’s current occupant is Barack Obama.③以地点代替事件，如：Watergate(水门事件) changed our politics.④以机构代替负责人，如：China and America attended the meeting.⑤以产品出品人代替产品，如：李宁代指“李宁”体育名牌⑥使用物体代替使用者，如：The buser are on strike.⑦控制者代替被控制者，如：Nixon bombed Hanoi.⑧容器代替物体，如：I’ll have a glass.（再来一杯）。 转喻作为一种语言创新运用的重要方式，它大大的提高了语言现有词汇的使用效率，增加了语言的内涵，丰富了语言的表达形式，使语言富有趣味性、审美性、形象性、简洁性和经济性，同时，也扩大了我们的认识领域，促进了对新事物的有效了解。
“头” 转喻、隐喻与一词多义现象 【摘要】本文主要对《外语教学》2006年第3期上刊载的李瑛、文旭教授《从“头”认知——转喻、隐喻与一词多义现象研究》一文中的一些结论提出商榷。通过对该文中一些立论的辩驳，进一步讨论隐喻和转喻的本质区别, 隐喻和转喻在多义词词义扩展中的作用以及多义词词义的扩展方式，强调从历时的角度探讨多义词词义扩展机制以及词义演变认知过程的必要性。 【关键词】多义词；转喻；隐喻；历时；认知 一、引言 李瑛、文旭教授在《外语教学》2006年第3期上发表了《从“头”认知——转喻、隐喻与一词多义现象研究》一文（以下简称李文）。该文以英汉head（头）的词义为语料，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比分析了英汉多义词词义延伸的思维结构和呈现方式，并得出了四点结论。笔者对文中两位作者的一些结论持有不同的看法，不揣愚陋，提出几点质疑求教于读者并与两位教授商榷。 二、隐喻和转喻在词义延伸中发挥的作用 李文选取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词典中所列的12 个“head”的名词义项为语料，通过分析发现，在12个义项中，本义1项，转喻3项，隐喻与转喻交叉的2项，隐喻6项，由此得出结论：“隐喻性义项多于转喻性义项。以隐喻思维为基础所产生的词义多于以转喻为基础所产生的词义，即在词义延伸中隐喻的作用大于转喻”。 我们对李文的这一结论及其推理过程有三点质疑。首先我们不能完全赞同李文对这些义项的划分。例如，李文认为义项“智力，思维”属于隐喻和转喻的交叉，而我们认为这是转喻的义项。首先我们有必要来看看国内外学者是如何区分隐喻和转喻的。完形心理学依据知觉过程中信息的组织原则来区别隐喻和转喻。其中相似原则和顺接原则为隐喻的认知原则，接近原则和突显原则则是转喻的认知原则（赵艳芳，2001：97-99）。沈家煊（2004：243）认为，转喻是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另一相关的概念，是重新分析；隐喻是从一个概念投射到另一相似的概念，是类推。林正军（2005：366）通过总结Lakoff，Johnson，和Gibbs等认知语言学家的观点认为，“转喻建立在邻近性（contiguity）原则基础之上，体现同一认知域中两个元素的相关性；而隐喻建立在相似性（resemblance/similarity）原则基础之上，涉及到两个认知域，强调从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因此，我们认为，隐喻和转喻的本质区别在于相似性还是相关性。就“头”的原义与义项“智力，思维”之间的关系而论，两者之间并无相似性可言，而是以“头”这一事物指代其“思维”属性，其语义延伸是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另一个相关的概念，并非李文所说的“从一个域投射到另一个域”。赵艳芳(2001:119)也认为从“头部”到“智力，思维”的词义演变是转喻的思维方式。 其次，李文仅依据对“head”的12个名词义项的分析就得出这一结论，显然是失之偏颇的。我们认为，研究认知思维在词义延伸中的作用，必须尽可能地从历时的角度考察所有的义项。尽管我们无法穷尽多义词的所有义项，尽管多义词的某些义项已经废弃或过时不用了，但仅选取其中某些义项进行分析就轻易下结论，是不够严谨的。有鉴于此，我们利用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head的所有义项作进一步的分析。据统计，该词典共收录了head 名词义项32个，形容词义项2个，动词义项14个，并且按照语法和语义特征把所有的名词义项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共7义项，与本义的关系基本上为部分与整体、事物与其属性之间的关系，为转喻义项；第二部分共18义项，其语义基本上表示与“人体的头部”形状或所处的位置相似，以隐喻为主，也有隐喻和转喻交叉的义项；第三部分共7义项，为“头”的功能意义上的延伸，前2项为转喻，其余为隐喻和转喻交叉的义项。可见，单从名词义项来考察，隐喻性义项确实多于转喻性义项，但是如果加上形容词和动词义项，情况就不一样了。“不同词性之间的转化是转移思维的结果，因为同义而不同词性是突显事物不同的方面而已”。
的。应该说明的是，写实或再现类型以转喻或典型化为主，并不完全排斥隐喻的成分；同样，写意或表现类型以隐喻为主，也并不完全排斥转喻或典型化的成分。正是两种成分不同的对比关系，在两种类型的极点之间产生多样的中间状态。 一、转喻——典型化 写实类型的舞台设计主要使用典型化的方法。所谓典型化就是以个别直接体现一般。具体地说，它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环境再现的具体性、真实性。在个别与一般的统一中，典型化强调的是个别、个性。对于舞台设计来说，它的出发点是为剧中人物创造具体的、真实的环境。王文冲在介绍他设计《茶馆》的经验时写道：“一九五七年底，听老舍先生读完剧本后，我非常喜欢这个戏。为了搞设计，我参看了一些有关那个历史时期的资料，也和导演夏淳同志到过几处老茶馆的旧址，可惜，有的已盖成新居，有的只剩下一片瓦砾，一点痕迹也不存在了。我们走访了几位当年坐过茶馆的长者，听了他们的口述，加上手头资料和我久居北京时对生活的理解，不久，初步创作出了一些草图。金受申先生看后说：‘这是北京大茶馆，不一定是‘和泰’或‘广泰’，但这是北京老茶馆，二荤铺的样式。”（《首都舞台美术家资料选》第2页）《茶馆》三幕戏的动作地点都是“裕泰茶馆’，对写实类型的舞台设计来说，最重要的是创造出一个具体的，真实的北京老茶馆。其真实性足以使当年坐过茶馆的老人给予认可。（图1） 1.《茶馆》设计：王文冲 再现的真实性要求舞台设计在剧场的条件下尽可能接近现实的原生状态，或者用自然主义的话来说，“接近自然”。为了创造出独特的生活气息，细节的真实是决不可少的。美国舞台设计者凯洛格在《蒸气浴》中创造了一间真正的土耳其浴室。评论家们津津乐道于浴室里生锈的水管和褪色的瓷砖。有人甚至说“能闻到汗水和冬青油的气味。”为了真实，设计者专门去伦敦的波特契斯特浴室搜集资料，拍了许多照片。她的目的并不是想复制一间土耳其浴室，而是去寻找对浴室的感觉，或者说，感受浴室特有的生活气息或场所精神。她说：“当你了解了气氛、现实、肌理、色彩、空间、气味时——当你了解到某个空间中所有的一切时，你才能真正地将它放在舞台上，即使你不打算用写实的方法来处理它。”（《American Set Design》第60页）（图2）没有细节的真实就没有独特的生活气息。水管生锈的细节是浴室的特有的特征。自然，典型化也排斥为细节为细节，堆砌细节，象贝拉斯库那样将小东西填满墙壁。选择富有表征性的细节，剔除偶然的，不必要的细节只能加强再现的真实性，而不会削弱它。
认知语言学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课程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位基础课。本课程通过介绍国外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使硕士研究生了解当代语言研究中功能学派的基本语言观，学会在句法、语义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心理认知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的能力，为学位论文的撰写打下坚实的基础。本课程在硕士研究生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开设。教学上主要采取课堂讲授的方法，每次课后安排一定的时间答疑并进行课堂讨论。 二、基本教学内容 1、什么是认知语言学 （1）认知语言学的兴起 （2）认知语言学的特征 （3）认知语言学的观念 2、范畴化问题（上） （1）概念范畴的本质属性 （2）范畴化的原型理论 （3）基本层次概念 3、范畴化问题（下） （1）认知模式与范畴化 （2）词语的多义范畴 （3）语言客体的范畴化 4、概念隐喻和隐喻概念系统（上） （1）Lakoff的“隐喻认知观” （2）概念隐喻的典型实例分析 5、概念隐喻和隐喻概念系统（下） （1）结构隐喻 （2）方位隐喻 （3）本体隐喻 6、意象和意象图式（上） （1）Langacker的“意象” （2）“意象”的典型实例分析 7、意象和意象图式（下） （1）Johnson和Lakoff的“意象图式” （2）“意象图式”的界定 8、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 （1）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观点
（2）功能学派关于“句法象似性”的观念 9、复杂性象似动因 （1）形容词的“级” （2）名词的“数” （3）偏正结构 10、独立性象似动因 （1）关于“名词融合”的问题 （2）关于“独立事件编码为独立子句”的倾向 11、次序象似动因 （1）时间顺序原则（PTS） （2）时间范围原则（PTSC） 12、对称象似动因 （1）语言的线性原则和对称表达 （2）对称象似动因的实例分析 13、重叠象似动因 （1）词语重叠的象似动因 （2）动词拷贝的象似动因 14、动因的竞争及象似性的减损 （1）象似原则和经济原则的竞争 （2）动因竞争的典型实例分析 15、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上） （1）常规关系与认知化 （2）词类范畴的家属相似性 16、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下） （1）“有界”与“无界” （2）空间范畴与空间关系 三、主要教学参考书 F.Ungerer and H.J.Schmid著，陈治安、文旭导读《认知语言学入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刘润清、胡壮麟《认知语言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束定芳主编《语言的认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石毓智《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四、授课教师：吴为善 五、总学时：54学时
认知语言学与概念隐喻研究 何陆敏 看了蓝纯的《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让我更加系统地认识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及研究现状，从而对我将概念隐喻方面的理论用语外语教学产生一些思考，启发我在教学中更加有系统地尝试对相关理论的进行实践摸索。 认知语言学派的隐喻学主要把隐喻看作一种认知方式, 隐喻思维的本质是在概念系统中跨概念领域的映射过程(Lakoff 1990)。Lakoff和Johnson认为概念隐喻是始源域的概念系统到目标域的概念系统的映射,即“以约定俗成的方式将内在结构相对清晰的始源域影射到结构欠清晰的目标域之上”,是人们以一熟悉概念去认识、理解、表现另一陌生概念的过程。映射是隐喻思维的一种方式,它以抽象的意想图式即认知结构为心理基础,实现不同生活经验之间的相互融合,使源概念域中比较熟悉、比较具体、易于理解的图式映射到了一个不太熟悉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目的域,在两个概念领域之间创立关联,从而达到认知的目的。 Saeed(1997.30)认为隐喻的结构是认知性的,隐喻就是概念系统跨领域映射的结果。隐喻普遍存在于人类的语言中,隐喻性思维反射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促进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发展。概念隐喻使得人们在认知世界时,能从原先互不相关的事物、概念和语言表达中发现相似点,建立起思维中多方式、多角度的联系,是人们形成新概念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普遍的认知机制。由于概念隐喻属于人类的深层概念系统,我们日常的思维习惯和话语,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这些概念隐喻的影响。隐喻在语言领域中具有普遍性。从广义的隐喻定义范畴来说,隐喻包括拟人、转喻、夸张等多种辞格以及词语多义、惯用搭配、习语和谚语等各种能实现隐喻性表达的语言形式。它可以出现在语言的多个层次:词汇、短语、句子,还能以篇章、风格等形式出现。语言实证也表明隐喻不仅限于文学作品,更多的存在于日常口语和书面语中。据Lakoff和Johnson的统计,日常语言中大约7 0%的表达形式源于不同的概念隐喻。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中的隐喻表达是人类概念体系中存在概念隐喻的表层体现,概念隐喻能派生出众多隐喻表达形式,如由“Life is a jour-ney/人生是一次旅程”。这一概念隐喻可以派生出“life is starti ng point, terminal point, transfer station/人生的起点、终点、中转站”等多种具体的隐喻表达形式。概念隐喻对语言表层形式中的隐喻起到决定作用,了解概念
转喻、提喻、换称三种修辞手法的对比 三种关系类英语修辞手法———转喻、提喻和换称的共同之处都是用某一事物的名称指代另一事物的名称,常常容易使人混淆。其实,如果将这三种修辞手法的用法加以对比分析,就不难区分了。 转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换称(antonomasia)这三种修辞手法都属于关系类修辞,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用某一事物的名称指代另一事物的名称。目前国内有关英语修辞的教科书中就常将这三种修辞手法混为一谈,使得老师和学生对此模糊不清。其实,如果将这三种修辞手法的定义和用法弄清,就不难区分了。下面就这三种修辞手法的定义、用法以及它们之间的异同作些比较: 1.转喻(Metonymy)的定义与用法 用某一事物的名称代替另一事物的名称的修辞手法叫做转喻或借代。这两种事物之间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A metonymy is a figure of speech that has to do with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name of one thing for that of another with which it is closely associated.)转喻通常用下列几种方式指代: (1)根据人名或商品品牌名: Uncle Sam(山姆大叔)→Americans or the American government(美国人/美国政府) John Bull(约翰牛)→the English nation or a typical Englishman(英国/地道英国人) He is reading Shakespeare.他在读莎士比亚作品。 └→(Shakespeare’s works (用作者指代作品) He went in debt just to keep up with the Joneses.他为了与邻里攀比而负债。 └→neighbours(用“琼斯家”指代“邻里”) We drove a Ford to Hyde Park.我们驾驶一辆福特牌小轿车到海德公园去。 └→a car whose make is Ford(用品牌名指代实物) (2)根据实物名称: Finally she married money.她最终嫁给了有钱人。 └→a rich man (用“钱”指代“有钱人”。) I live near an airport and passing planes can be heard night and day.我住在飞机场附近,日夜可 以听到过往的飞机声。└→the noise made by passing planes (用“过往的飞机”指代“噪音”。) (3)根据动植物名称: the big apple(大苹果)→New York city(纽约市) Russian bear(俄国熊)→Russians or the Russian government(俄国人/俄国政府) British lion(英国狮)→England or the English government(英国/英国政府) The flower of the nation was sent off to war.该国的壮小伙子都被送去打仗了。 └→the strong young men the flower通常用来指代“精英”、“精华”等。在句中,它被用来指代“壮小伙子”。 (4)根据工具名: When the war was over, he laid down the sword and took up the pen. └→arms└→(writing 战争结束后,他放下武器,从事写作。 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文章胜武力。
研修计划 题目：隐喻（metaphor）与转喻（metonymy）界面研究 概要： 转喻和隐喻实际上代表了基于相同认知机制所从体现的不同认知形式。因此，如何从一个合理的思维角度处理两者的接口问题，对于认知语言学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论题。本文拟立足于转喻和隐喻之关系的起因、传统划界,从认知科学角度对两者接口做系统分析,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将隐喻和转喻的界面研究扩展到整个人类的认知交流过程中。本研究对隐喻和转喻的划界的研究有助于澄清语言哲学中的许多相关论题，丰富语言研究的认知科学转向，对于揭示语言活动的认知实质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文献综述： 虽然隐喻和转喻的互动关系已经得到论证,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很容易地区分两个不同认知过程的影响,而且它们之间的类属性互不包容。但尽管如此,在隐喻和转喻之间还是存在一种真实的不确定性.转喻是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概念映射,两个认知域都包含在同一个理想认知模型内,源域提供通往目标域的心理通道。Ｒadden同时提出了以转喻为基础的隐喻这一中间概念,并认为传统定义下的转喻和隐喻可以视为位于转喻—隐喻连续体轴上两端的原型范畴,以转喻为基础的隐喻占据连续体轴上的中间模糊地带,它们体现了转喻和隐喻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随不同的观察视角更靠近某一端。而且,转喻和隐喻之间的区别不是离散的,而是标量的。 Ｒadden认为, 转喻—隐喻连续体的建立机制可以从经验基础、语用含义、范畴结构和文化模式四个方面加以分析。以转喻为基础的隐喻包括四种情况,即两个概念域具有共同的经验基础,概念域由语用含义联系,概念域涉及范畴结构,概念域由文化模式互相联系,这四种隐喻可能同时发生在某个特定情形中。转喻和隐喻共有的经验基础首先为连续体的建立提供来源,例如,Lakoff概念隐喻MORE IS UP中垂直高度与数量之间的关系就是基于经验基础的转喻关系。范畴结构也为隐喻的转喻基础提供了来源,范畴结构的范畴(整体)与范畴成员(部分)之间的相互指代关系本身就是转喻关系,因此,基本上所有的范畴都具有转喻系,转喻和隐喻是范畴语义拓展的两个基本途径,转喻甚至比隐喻更基本。此外,文化模式对隐喻的转喻基础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文化模式具有内在一致性、稳定性和约束性,其要素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并属于同一经验领域(Ｌakoff,1980;Ｒadden,2000),例如,上—下空间隐喻中MORE IS UP和GOOD IS UP的文化价值就在人类的隐喻系统中根深蒂固(Lakoff,1980:23)。当我们理解思想和情感时,情感隐喻虽然突显的认知要素和选择的观察视角不同,如ANGER IS HEAT,ANGER ISFIRE等,但理解的认知基础是一致的,属于共同的经验领域,即不同概念隐喻中的ANGER都会导致某种生理反映。 其实,Ungerer(1996:130-136)在对情感隐喻的详细分析中早已注意到转喻和隐喻的互动现象,只是没用“连续体”这个术语而已。他认为,情感所引起的生理反映是情感隐喻的转喻基础,但转喻自身不能提供情感的概念结构,必须借助于隐喻所提供的概念潜势。研究还发现,情感理解对转喻和隐喻的依赖程度受到补偿原则的支配,不同的视角选择、不同的要素突显都会对此产生影响。不同的情感类型的理解会使依赖程度的标量发生变化,例如,ANGER的隐喻理解对转喻和隐喻的依赖程度趋于平衡,但FEAR的隐喻理解更依赖于转喻,而LOVE的隐喻理解则
2002年3月 第34卷 第2期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 F oreign Language T eaching and Research(bim onthly) Mar.2002 V ol.34N o.2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原则和方法 西南师范大学 文 旭 提要: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种新范式,它包含许多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由于认知语言学把人们的日常经验看成是语言使用的基础,因此,在许多方面它与生成语言学存在很大的差别。本文在整合认知语言学各种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一认知范式的研究目标、基本原则及研究方法。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语义、语法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0429(2002)02-009028 一、引言 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种新范式,它包含许多不同的理论、方法及研究课题。认知语言学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期以后其研究范围扩展到了语言学中的许多领域,如句法、意义、音系以及语篇等。其成熟的重要标志是1989年春在德国杜伊斯堡召开的第一次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以及1990年出版的《认知语言学》杂志。自诞生之日起,认知语言学就把自己置于认知科学这一大学科中,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以及神经科学等结下了不解之缘,并逐渐成为当代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 在过去20多年里,认知语言学研究在几个重要领域里已卓有成效,如范畴化、概念隐喻、转喻、多义性、拟象性以及语法化等(参见文旭1999,2001)。尽管认知语言学家内部在具体方法、感兴趣的课题、研究的切入点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别,但他们的研究目标和基本原则有许多共同之处。为了进一步理解并准确把握这一新的认知范式,本文拟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基本原则、研究方法作一些解释与探讨。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 语言是人类表达观念和思想的最明确的方式之一。从“表达观念和思想”的角度来研究人类语言,这种观点就是通常所说的“认知观”。这种观点认为,语言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而认知系统由感知、情感、范畴化、抽象化以及推理等组成。这些认知能力与语言相互作用并受语言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语言实际上就是研究人类表达或交流观念和思想的方式。 当代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对认知现实主义(cognitive realism)的承诺,即确认语言是一种心理或认知现象。语言学诸多门派都以探索隐藏在大脑中具有普遍性的人类语言机制作为终极目标,换句话说,语言分析的目的不只是描写人们的语言行为,而是解释引起语言行为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揭示语言行为背后内在的、深层的规律。像乔姆斯基、杰肯道夫(R. Jackendoff)、兰格克(https://www.doczj.com/doc/5b10639047.html,ngacker)、雷科夫(G. Lakoff)、比尔沃思(M.Bierwisch)以及赫德森(R.Huds on)这些代表不同理论方法的语言学家,他们的研究都具有这一目的。如果仅从这一目的来看,那么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杰肯道夫的概念语义学、赫德森的词语法(w ord gram2 ? 9 ?
认知语言学的基础知识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课程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位基础课。本课程通过介绍国外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使硕士研究生了解当代语言研究中功能学派的基本语言观，学会在句法、语义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心理认知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的能力，为学位论文的撰写打下坚实的基础。本课程在硕士研究生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开设。教学上主要采取课堂讲授的方法，每次课后安排一定的时间答疑并进行课堂讨论。 二、基本教学内容 1、什么是认知语言学 （1）认知语言学的兴起 （2）认知语言学的特征 （3）认知语言学的观念 2、范畴化问题（上） （1）概念范畴的本质属性 （2）范畴化的原型理论 （3）基本层次概念 3、范畴化问题（下） （1）认知模式与范畴化 （2）词语的多义范畴 （3）语言客体的范畴化 4、概念隐喻和隐喻概念系统（上） （1）Lakoff的“隐喻认知观”
（2）概念隐喻的典型实例分析 5、概念隐喻和隐喻概念系统（下） （1）结构隐喻 （2）方位隐喻 （3）本体隐喻 6、意象和意象图式（上） （1）Langacker的“意象” （2）“意象”的典型实例分析 7、意象和意象图式（下） （1）Johnson和Lakoff的“意象图式” （2）“意象图式”的界定 8、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 （1）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观点（2）功能学派关于“句法象似性”的观念 9、复杂性象似动因 （1）形容词的“级” （2）名词的“数” （3）偏正结构 10、独立性象似动因 （1）关于“名词融合”的问题 （2）关于“独立事件编码为独立子句”的倾向11、次序象似动因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及应用 一，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1原型范畴理论（The Theory of Prototypes） 1.1原型范畴理论的发展历程 原型理论的产生经历了一段过程。著名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Lakoff.G）曾形象地将经典的范畴化理论的实质比作“容器”，具备定义性特征的个体就在里面，不具备的就在外面。 而著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却提出了著名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认为其中类别的成员如同一个家族的成员，每个成员都和其他一个或者数个成员共有一项或者数项特征，但几乎没有一项特征是所有成员都共有的，于是以这样环环相扣的方式通过相似性而联系起来成为一类。即下图方式： 从七十年代开始，以罗施（Rosch）为代表的心理学家和以拉波夫（Labov）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对cup ,bird ,fruit, furniture, vegetable, toy, vehicle, clothing等概念做了一系列深入的定量实验研究，发现了在范畴化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认知上显著的“原型”理论。 第一，个体范畴化的依据是其属性（attributes）而非其基本特征（essential features）。属性是事物性质的心理体现，与人们认知及现实的互动模式密切相关；基本特征被理解为事物固有的本质属性，它们与主体认知无关，是客观而独立的存在的。 第二，对自然类的范畴化而言，传统理论所说的起定义作用的特征往往难以找到。例如furniture（家具），在著名的Webster英语词典定义为“movable article used in readying an area as a room or patio for occupancy or use （用于装备房间、内院之类的地方，使便于居住或者使用的可移动物件）”，词典只是勉强找出的非确定性的描述，而算不上是可以根据来确切分类的充分必要条件（比如，壁柜、电话、地毯这类算不算furniture？）。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浅析“人生”的概念隐喻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浅析“人生”的概念隐喻 一、引言 近年来，在语言学界中人们对隐喻的认知研究越来越多。其实这种隐喻的研究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从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的修辞学传统到柏拉图的隐喻的哲学传统再到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本旺尼斯特的语义学传统，他们都在关心并研究隐喻。隐喻在以往的隐喻研究被当做是一种修辞现象。Richards的《修辞哲学》一书问世后，该书把隐喻当作是思想的传递（intercourse）。语言系统中的隐喻被当作是衍生的（derivative）。到了L akoff和Johnson出版Metaphors We Live By时，人们把隐喻很明确地认定为建构人的认知系统的必不可少的认知手段。这时，人们把隐喻看作是由一个现象来认识另外一个现象的工具。现在，隐喻研究者们都认为隐喻其实就是一种认识方式。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但是语言表面的意义特征，更是整个概念认知域（concptual domain）的特征。概念认知域又名认知模型，它是某一个社会文化中个人或者集体关于某个领域的知识在大脑中的表征的集合。概念隐喻有两个认知域，一个是源域，另外一个是目标域。所谓映射就是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认知，用源域去认知目标域，进而刺激人脑中认知这类事物的认知图式。公式为“Target Domain is source Domain”。源域和目标域还有被刺激的认知图式对理解隐喻非常重要。耿占春在《隐喻》一书曾经提到事物间的相关性是隐喻形成的基础。语言的发展变化规律告诉我们，隐喻的基础理论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源域和目标域之所以能映射，是因为它们之间有关联性。事物间的相似性又构成了事物的关联性。关联是由人脑中的认知语境决定的。源域和目标域概念映射的过程建立在联系的基础上。两种本质不同的概念可以通过认知图式的激活在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形成某种关联。概念隐喻的理解过程为“源域——认知语境——目标域”。 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在英语的预料中得到了大量的验证，在现代汉语中，我国的学者也对有关“空间、时间、情感”等方面的隐喻做了详尽的探讨。但是，笔者还没有发现与“人生”这个概念相关的隐喻研究。本文将用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隐喻理论来分析人们关于“人生”概念的隐喻构建和理解过程。 二、“人生”的概念隐喻 Lakoff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将隐喻分为结构隐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三种。下面从这三个角度理解“人生”的概念隐喻。 1.“人生”结构隐喻 结构隐喻就是利用清楚、明确的概念认知模糊不清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的认知域是不相同的，然而这两个概念之间有着关联性。如： （1）走完一生才会感悟到人生的真谛是什么。
angels into devils;it is humility that makes men as angels.（骄傲可把天使变成魔鬼，谦虚可把人类变成天使。）Too much humility is pride.（过度谦虚便是骄傲。）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文化中的谦虚观又有自己特点：西方人的谦虚观念与宗教基督教有关，在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教义的影响下，强调人与人平等基础上的谦虚。上帝是谦虚的，上帝之子的谦逊会得到上帝的恩惠，只有上帝与人之间才存在等级，人应服从上帝的旨意。 同时，谦虚不是贬低个人的实际能力，不是卑贱自我。三、中国文化交际过程中的“中式谦虚”讲到中国文化中的谦虚，一定要区分“谦虚的品 质”与中国人在交际过程中使用的“谦虚礼仪”。前者普遍地被视为一种品质、美德，而后者只是一种交际方法、手段与交际习惯，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常常会使用一种难以定性的策略。说难以定性，是因为它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谦虚品质，也不能被定性为虚伪、不诚实或说谎。例如：一个人夸奖另外一个人厨艺好或是其他手艺好时，对方往往不会肯定自己的才能，相反，他会说“哪里，哪里，你做得比我好多啦!”等诸如此类的话否定自己。再如：主人请一群客人在自己家中吃饭，主人会尽心尽力准备一桌非常丰盛的菜肴，饭后送客之际，主人不免会说“今天的饭菜简单啦，也不知诸位吃好了没有”。再如：在从对方那里接受自己应得的东西时，接收者往往要推辞一番，而后再不好意思去接受。这样的现象在中国人际交往过程中是经常出现的。笔者姑且称之为“交际过程中的‘中式谦虚’”。值得说明的是，交际双方都不应受到指责，因为这些不客观的因素对双方交际的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交际一方是“编码者”，另一方是“解码者”。作为身处同一文化中人，“解码者”能够准确地理解“编码者”传达的信息。此处的“中式谦虚”只发挥着语言的寒暄功能，而非 诗学功能。四、中西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文化的碰撞 西方文化在交际过程中注重直截了当和自我展现。他们会有话直说，积极主动展现自我。而中国文化在交 际过程中注重螺旋式接近主题、 含蓄与低调。两种交际方式的差异往往会带来诸多交际不畅。随着中国人不断地走出国门，中西交流日益频繁。随着国人走出去的还有中国人的交际方式，这些方式给自己带来了不少尴尬。不妨看看同样的问题西方人是怎样回答和处理的。 若一个人夸奖另外一个人厨艺好或是其他手艺好时，对方会非常高兴地说 “谢谢”，他认为这是对他的能力的肯定。再看一则故事：据西班牙《欧华报》报道，留学生 小张的房东是西班牙人，他有家店面要转让，打算花20欧元找人写中文广告登在报纸上。小张想着几行转让广 告也不难，就自告奋勇，当场给翻译出来。 房东很高兴地拿出20欧元。 小张心里高兴，这么容易就赚了20。不过嘴巴上还是谦虚了一下，中国人嘛，哪里会那么直接地接人家的钱，于是就谦让了一下：“小事，钱就不用啦。”没想到，房东居然真当小事把钱给收回去了。小张看到房东又把钱塞回皮夹，心里非常后悔。小张若直截了当 地接受这20元钱，双方都会高兴的。在房东看来，小张 是放弃了报酬；但在小张看来，房东不应该把钱收回去。 这则故事反映出中西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文化的碰撞。中西方因文化的不同而产生了各具特点的谦虚观和人际交往模式，我们不应该带着谁是谁非、谁对谁错 的眼光看待这种差异。本着文化多元论的精神， 增进相互理解。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认识到“入 乡随俗” 的重要性，他们身体力行，在对外交往中慢慢地改变着传统的交际方法，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做到了游 刃有余。 参考文献：[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2012年第·5期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TaiYuan Urban Vocational college 期 总第130期M ay2012[摘要]：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与转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是人们认识事物和感知世界的重要方式。国 内外语言学界对隐喻与转喻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但对汉语惯用语中的隐喻和转喻的分析却很少 涉及，文章尝试性地探讨了隐喻和转喻在汉语惯用语形成中的作用。 [关键词]隐喻；转喻；惯用语 [中图分类号]H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046（2012）5-0189-02 隐喻与转喻在惯用语形成中的作用 李贵垓 (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河南信阳464000) 汉语惯用语是与成语、谚语和歇后语等并列的熟语，是现代汉语中极其重要的一类语汇。它短小精悍、通俗形象、带有浓烈的口语色彩，是日常交际中一种常见又具有自身特色的语言现象。传统语言学观认为包括汉语惯用语在内的熟语的意义是不可分解的，是“死喻”，强调其意义的任意性，并认为熟语是独立于人类的概念 系统的。与之相反，近些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深 入,认知语言学家认为熟语是可分解的，其本质是概念 性，而且大多数熟语的意义是可推导的。与熟语意义推 导最为密切的认知机制是隐喻、转喻和常识。惯用语中 所体现的隐喻与转喻特点值得我们从认知角度进一步 研究。189··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比较葡汉熟语中的动物隐喻 一、隐喻的内涵 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2003：4）认为，隐喻并不仅仅是诗意的想象和修辞手法，隐喻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也被称为概念隐喻，隐喻的本质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诠释和理解当前的事物，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是以隐喻为基础来构建的。隐喻中被理解的事物或概念是目标域，用于理解这一事物的概念是源域，隐喻的构建实际上就是将源域的属性和特征映射到目标域上（如下图所示）。隐喻的构建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因此，隐喻本身是体现不同文化模式的语言和认知载体，而比较两种语言中隐喻特征的差异则成为了分析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合理路径。 概念隐喻的构建常常反映在语言学意义上的“熟语”之中。熟语是指语言中约定俗成的词组或句子，普遍意义上包括成语、俗语、谚语、格言、歇后语和惯用语等六种类型。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熟语往往张口即来，但事实上，很大一部分的熟语都是概念隐喻，其背后体现的文化内涵值得深究。 中国和葡萄牙自古以来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近年来，随着经贸往来不断增加，中国和葡萄牙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通过比较葡汉熟语中的概念隐喻，我们可以对这两个国家文化根源的差异有更深入的认识。由于葡萄牙语和汉语中都有着大量的动物熟语，而且这些熟语有着丰富的隐喻内涵，能集中反映葡汉语言中的概念隐喻实现映射关系、表
达特定文化的特征，因此，我们选取了动物熟语作为比较葡汉熟语中隐喻的特点以及文化差异的有效着眼点。 二、动物隐喻的特点动物熟语往往可以归类为“人是动物”这一基 本概念隐喻。 在这个概念隐喻的构建过程中，人们不只是基于动物自身的特征实现源域和目标域的映射，事实上，人们也会将拟人化的动物充当源域来实现相应的映射，即人首先将人类的性格赋予动物，然后再将拟人化的动物特征用于理解人的性格行为特点。因此，动物就具有了“国家身份”。也就是说，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依照自己的特点和社会关系将动物拟人化，这样一?恚?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动物的象征含义也就存在差异。 三、葡汉动物隐喻比较葡萄牙和中国都有大量与动物有关的熟语。我们选取了与龙、蛇、猴、猫和鸡这五种动物有关的葡汉熟语进行对比，分析熟语中动物的隐喻含义以及动物隐喻的特征，从而探究中葡两国文化模式的异同。 （一）龙 龙是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被誉为龙的传人。在神话传说中，龙司雨兆丰，蕴含着农业社会中人们祈求丰收的朴素愿望。 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体现在语言的方方面面。人们用“龙” 命名名山大川，一草一木，与龙有关的熟语更是不胜枚举。在封建社会中，龙是帝王的象征。帝王自封“真龙天子”，借助人民对龙的图腾崇拜来巩固政权。“鼎成龙去”、“白龙鱼服”等便是以龙喻指帝王的成语。龙也常常泛指有权势地位的人，如“攀龙附凤”，“龙游浅水遭虾戏”等。除此之外，龙也具有成功之士（望子成龙），有才之人（卧虎藏龙）和正人君子（龙屈蛇伸）等象征含义。
概念转喻的本质，分类和认知运作机制 张辉孙明智 （原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3期）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和举例, 说明概念转喻具有以下的特征：（1）概念转喻是一种认知操作，在这一过程和同一认知域中，来源域于为目标域提供了可及性。（2）来源义和目标义之间的关系是偶然性的，没有概念上的必然性。（3）转喻的目标义是突显的，而来源义是作为背景的。（4）转喻作为自然的推理图式在言语行为中起到重要的作用。（5）在转喻三种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区分高层次和低层次的转喻。（6）概念整合可为转喻的理解和解释提供一定的理据。 关键词: 概念转喻; 分类; 认知机制; 概念整合 1. 引言 转喻研究相对于大量的隐喻研究来讲是很少的。和隐喻一样，过去人们常把转喻看作语言层面上的修辞格。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转喻和隐喻一样被认知语言学家看作为是一种心理机制, 这一心理机制构成了人类许多概念形成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初，认知语言学家只是在论述隐喻时顺便提到转喻。（Lakoff & Johnson 1980, Lakoff 1987, Lakoff & Turner 1989, Taylor 1995）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认知语言学家开始关注转喻的研究。（Goossen 1990, Croft 1993, Dirven 1993）。从9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集。（Panther & Radden 1999, Barcelona 2000, Dirven and Poring 2003）和专著（Ruiz de Mendoza 2002）。但对转喻的本质，分类和其内部的运作机制的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本文主要就这些方面展开讨论，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2．关于转喻本质的研究 关于转喻的定义最早的是源自未知作者的《修辞和解释》一书，它指出“转喻是一个词格，它从近和联系紧密的事物中获得语言形式，通过这一语言形式我们能理解不被该词语命名的事物。”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对转喻的传统解释是基于“邻近”（contiguity）的概念。邻接的概念也反映在Roudet ( 引自Ruiz de Mendoza 2002)的定义中，他指出，转喻是以观念的邻近性为基础的联系（association）所引起的，任何通过联系或转喻的变化都属于这一范畴。但Roudet的关于转喻是概念联系的观点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大部分的关于转喻的研究都集中于Jokobson的横向和纵向轴的双轴理论。他把转喻看成是在横向轴上“语义特征”之间的邻近关系（引自Ruiz de Mendoza 2002）。数十年后，随着认知科学和实验心理语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转喻的本质的认识更加倾向于概念联系的观点，这一观点对以后的转喻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