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第43期
本期目录
[瞭望论坛]
·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热点观察]
·重点领域廉政警钟
·电子商务转型的阵痛
·做实未就业毕业生统计
[时评]
·民生是社会管理的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需要更多司法实践
·读者笔锋
·漫画杂感
[文化强国]
·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
·书写“中国史诗”新篇章
·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新高潮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
·文化强国势在必行
·时事聚焦
·隙望前瞻
[高层决策背景]
·运筹提升社会管理
[特稿]
·法官培养线路图
·县乡人大换届多看点
·中国碳交易所进退
·发改委气候司：探索创新建立国内碳交易体系
[时评]
·继续稳健的货币政策
·民间机制推动巾日友好
[视野]
·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真实性
[国情国策]
·实现中国国际贸易六大转型
[人物]
·刘源张：中国质量管理之父
·焦点人物
·陕西煤业：中国西部煤炭航母驶向资本市场“蓝海”
[财经]
·文化产业寻求金融助力
[南辰汽车聚焦]
·抓住汽车三包倒逼机遇
[社会]
·一周网谈：网民“不服”全国收费公路摸底调查结果（三刚）
[国际评论]
·中欧峰会议题备受关注
[国际]
·野田外交轮廓渐清晰
·保障房建设管理的国际经验
·美国中小企业“创新群”融资
[科技·文化]
·深圳：争做文化中国新样本
·陕西：“文化航母”如何启航
[专家视点]
·本轮价格E涨拐点回看
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43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946字
文／本刊评论员
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第一次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部署文化建设与发展。全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深刻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深入总结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与经验，鲜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全面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工作，发出了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动员令。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文明薪尽火传，—直传承至今，其他文明都曾中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典章制度、共同的伦理仪轨，构成了中国文化最深层、最牢固、最顽强的基因，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血脉。这一血脉，不因战火灾难而枯竭，不因朝代更替而断流。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五千年文脉浩瀚无涯，博大精深，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让中华氏族的血脉更加旺盛，让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更加美轮美奂，让中国文化更加富有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感召力，是历史、时代和未来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新考题。
作为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断以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把握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党的十七大鲜明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今天，在传承和弘扬五千年中华文化、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在中国共产党九十年革命、建设、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先进文化建设迈向新阶段的时代关头，党中央将目光聚焦文化，体现了执政党对文化的新的觉悟和觉醒，汇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领域的最新理论认识成果，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达到了新高度，为探索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文化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全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格局中的战略定位，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了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责任担当，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目标，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必将凝聚起亿万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智慧、力量与激情。全会确定了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同步的文化建设的目标，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改革发展的具体任务，丰富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夯实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大势中，文化发展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遇，也担负着崇高的历史使命。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文化发展迫切需要与我国经济大国的地位相匹配。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唯有当文化表现出比物质和货币资本更强大力量的时候，当经济增长具有更多文化含量的时候，其发展才能进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才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唯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才能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
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自觉。可以说，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同时，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必须以文化自强作为依托。
作为一个有着崇高追求、肩负历史使命的政党，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东方大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好政掌好权，要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高举自己的文化旗帜，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切实承担起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责任。既要更加自觉地立于文化的潮头、担当文化的先锋，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构筑精神文化高地，促进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又要更好地用民族优秀文化滋养民族生命力、激发民族创造力、铸造民族凝聚力，建设好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还要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责任，着力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生活质量；还需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责任，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重点领域廉政警钟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43期作者/本文总字数：8433字
胡锦武周立权
“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地。”在国土管理领域；个别腐败官员发出如是狂言。
把行贿费用纳入预算，在工程建设领域，一些“潜规则”已肆无忌惮地发展为“明规则”。
本为节省支出的政府采购价格比市场价高出甚多，在一些地方，政府采购的审批关、招投标关和公告关俱形同虚设。
规避招标、虚假招标、围标串标，在某些官商勾结之下，看似公平的程序，隐藏着严密的腐败链条。
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是众所周知的“肥水衙门”，也是由来已久的腐败高发地。
今年年初的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把查处重点领域腐败案件作为当前反腐工作重点之一。《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在国内两个中等发展水平的省份吉林、江西进行专项调研。本次调研再次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脱缰的权力导致腐败的蔓延。
不过，那些腐败的招数，有的似曾相识，有的则已“与时俱进”、花样翻新。反腐警钟不断敲响，制度缰绳亟待拉紧。高危的国土
“国土干部手里的权力太大了，而权力使用的尺度又太松了”
2011年8月，江西省南昌市原市委常委、南昌县原县委书记汤成奇被控四宗罪受审，其一为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在经营城市、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背景下，土地作为稀缺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2005年11月，汤成奇时任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在明知工业用地须评估后确定价格出让、商住用地须按招拍挂的价格出让的情况下，代表经开区与某台资企业签订投资合同书，约定低价出让。为掩盖低价出让土地的事实，经开区国土局与这家台资企业的关联公司签订正常价格的出让合同，然后再返还土地款，致使国家遭受7462万元损失。
其间，汤成奇受贿50万元。而据检方指控，这只是他总计3901万余元涉嫌受贿额中的极小一部分。
党政“一把手”直接干预国土出让并不鲜见，但更常见的国土腐败，还是出在国土部门内。
2010年6月，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陈爱民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此前，该厅另外两名原副厅长许建斌和李江华同样因收受巨额贿赂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无期徒刑。
仅一年多时间内，江西国土系统就有13名领导干部被立案查处。而2006年以来，江西全省有4名地市级国土资源局正副局长、29名县级国土资源局正副局长被查处。
2011年3月22日，吉林省松原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陈建设被白山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经审理查明，陈建设任职期间受贿1300多万元，
其中，2009年，陈建设分别为松原市一家建设公司和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绕过“招拍挂”的批地程序，违规拿地4000多平方米和24万平方米，获得“感谢费”100万元和350万元。
陈建设在任松原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兼吉林省西部土地开发整理重大项目松原项目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时，有个业内人皆知的办事“原则”：“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地。”
办案检察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陈建设受贿案情非常简单，每遇人行贿，他毫不避讳地直接让行贿人把钱打入其银行账户。
“国土干部手里的权力太大了，而权力使用的尺度又太松了，把握不好，就会被权力害了。”正在监狱服刑的黄某原在江西国土系统身居要职，因滥用职权和收受贿赂121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她告诉本刊记者，一些地方用地需求量巨大，根据法律规定，必须按照占补平衡原则由建设单位补充相应耕地，而这恰恰给了她手里很大的操作空间。“有的地方政府随便找块荒山地，用来补平占用耕地，只要我们这里验收通过，别的部门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了。”在主管部门操控之下，国家规定的耕地验收标准被弃置一旁。
江西省政协常委李季仁对国土领域腐败有过专门研究，他介绍，当前土地使用权审批和出让环节不够规范的情况较为严重，“未批先建、边批边建”问题比较突出，有的地方对土地的性质和用途没有明确界定，有的地方不按规定公开经营性土地出让信息或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充分，有的单位通过擅自批准变更规划条件、调整容积率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违法违规行为查处不力。
李季仁认为，国土系统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根子在权力失控。在解决权力封闭运行问题，实现土地出让、规划、调整等信息透明公开的同时，还应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政对土地的过度依赖，弱化地方“以地生财”的冲动。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颜三忠也表示，土地供给权由各级政府所辖的国土部
门所垄断，而部门权力又集中在主要官员手中，这种既不透明，又难以受到监督的公共权力为寻租留下了余地。
颜三忠建议，在政府部门内部将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立，对国土资源的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进行有效监督，改变事后查处、“前腐后继”的恶性循环。
而查办陈建设一案的检察官则表示，土地领域利益巨大，没有科学的土地收益评价体制，权力监管将失为“空谈”。该检察官认为，有关部门应对土地收益的评估投入更多精力，引入科学评价体系，控制弹性利益和灰色收益，缩小权力寻租空间，这样才能真正将岗位风险降到最低。
失控的工程
一些建筑企业将工程总造价的5%至10%作为行贿资金列入支出预算
2010年11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终审判处吉林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忠吉有期徒刑18年。
“身为大型国有建筑企业…一把手?，刘忠吉平时拿…协调费?，节日收…感谢费?。”长春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说：“连刘忠吉自己也认为…腐败很正常，不腐败很难得?。”
近年落马的吉林工程建设领域大案还有长春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谭历案，谭历在任期间受贿1300万余元，后来获判无期徒刑。检察机关查明，谭历以各种理由向其属下公司及房地产商“借房”使用，然后伺机出手变现，仅此项受贿金额就达300余万元。
在江西，从2007年3月至今，该省交通厅先后有10名处级及处级以上干部落马，包括原厅长蒲日新，
近年，随着高校的扩招和扩建，涉及高校的工程建设腐败案件也呈多发态势。据辖区内高校集中的南昌市东湖区检察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查办的南昌大学、南昌航空大学等高校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9件9人，占全年查办案件总数的53%，涉案金额达250余万元。
建筑行业包括审批、规划、招标投标、施工、采购、质量监理、验收评估等多个环节，涉及多个部门。江西、吉林两地的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均发现，为了获得工程项目，一些建筑企业不惜大肆向工程有关人员行贿，甚至将工程总造价的5%至10%作为行贿资金列入支出预算。
江西某地级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行贿人为了能承包某项工程，往往按工程造价的一定比例向有关人员提供“好处费”。一般工程造价少则几十万，多则数十亿以上，如果一项工程造价2000万元，“好处费”为5%，则贿赂数额高达100万元。
2009年5月，江西师范大学基建处原处长谌光明因受贿48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办案机关发现，谌光明不仅在建筑招投标、工程款支付过程中收受贿赂，更以《学生公寓投资协议》为名，与房地产商签订有效期达15年的“受贿协议”，每年从中“分红”20万元。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于晓光说，“行贿预算”、“受贿协议”现象的出现，表明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比人们所掌握、所预想的情况走得更远，已经由幕后走向前台，一些“潜规则”演化为“明规则”。
而更多案例显示，工程建设领域的具体受贿行贿手法已不断翻新，隐蔽性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处处长张昕介绍，除了传统的直接送钱的手段外，还有红利、购物卡、信息咨询费、借考察之名出国旅游等商业行贿手段。
据受访人士介绍，工程建设领域腐败作案环节主要集中在招投标、建筑施工以及结算和验收环节，手段多样，如在施工过程中，一些施工企业向建设单位或设计单位行贿，通过变更设计增加工程量或提高价格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在项目预决算中，一些施工单位通过向建设单位有关管理人员行贿，虚设项目、重复计算工程量以骗取工程款。
受访人士认为，检察机关、建设部门、发改委、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等应加强协调，建
立有效的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取消或限制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进入工程建设市场的机会。
受访人士还建议，可通过创新工程建设管理模式，建立完善“代建制”，用科学、高效、规范的管理方式来预防腐败，同时通过完善和创新权力监督制度，对权力最大的“一把手”权力进行有效约束。
作为一种探索，2006年，江西省司法行政系统开始尝试在全省所有监狱、劳教单位全面实施“一把手”5个不直接分管的做法，将人事、建设工程、财务、物资采购、执法工作分配给副职领导具体分管。对于这些工作中的一般问题、重要问题和重大问题，分别按照副职领导决定、报主要领导同意、提交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程序和相应的权限进行操作。
江西省司法厅厅长马承祖认为，“一把手”5个不直接分管，是一种领导方式的转变，只有通过权力之伺互相制约制衡，才能避免“一言堂”，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问题的出现。
异化的政府采购
“买的东西次一点，供应商赚一点，回扣拿一点”做法在一些地方政府采购中盛行
由于收受回扣，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行政科原科长李显增获刑5年。在任期间，他负责吉林省内所有事业单位的汽车采购。每购走一台汽车，他都会收到回扣，少则一千元，多则几千元。
就如工程建设领域的“公关费”一样，李显增在法庭上供述，政府采购中的回扣，“已不是什么…潜规则?，几乎成了人人皆知的…明规则?。
江西省金溪县教育局原局长辛铭也倒在了政府采购中。据了解，辛铭不惜“明码标价”，对每套学生课桌就要收取销售商15元回扣。
政府采购本为引进竞争、节省支出，而由于回扣的存在，近年国内一再出现政府“高价”采购事件。
“一些地方政府采购竞标，比的不是价格、不是质量，而是关系。”曾参与过政府采购的一位吉林省长春市供货商称，“买的东西次一点，供应商赚一点，回扣拿一点”的做法在一些地方政府采购中盛行，少数负责采购的公职人员甚至会和供货商“共谋”赚取差价。
财政部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政府采购规模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2002年为1009.6亿元，2009年突破7000亿元，2010年则达到8422亿元。财政部有关人士坦陈：由于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起步较晚，还存在处罚和监督不到位的问题。
“监督不到位具体体现在政府采购中…审批关?、…招投标关?和…公告关?都存有…漏洞?，使一些地方的监督形同虚设。”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傅大中说。
本刊记者了解到，按程序，政府采购先由采购单位报预算到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审批后将通知下发给政府采购办，此为“审批关”；采购办组织招投标，由评标委员会推荐得分高的投标商，并进行选择，此为“招投标关”；最后是“公告关”，中标后，在政府采购网上发布中标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有关人士提出，表面上看，政府采购制度设计环环相扣，但问题是这套“显规则”背后起作用的却是“潜规则”。
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行政科原科长李显增在法庭上供述：“汽车公司给我钱是让我帮他们做工作，在他们公司采购汽车。因为他们公司不是正规公司，只是…对缝?（俗语，意为为买家和卖家牵线搭桥并获取佣金），我帮他们过…审批关?，他们找理由给我送钱，向我行贿。”
在“招投标关”中，吉林省一位多年参与政府采购的厂商说，他们多次遭遇一些地方政府采购人提前透露标底给“自己人”，合伙商量“围标”、“陪标”等早已不是秘密，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几家企业长期垄断政府采购的局面。
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采购处原副处长张春山曾利用职务便利，不顾其他投标公司质疑，两次使不合乎标准的长春鑫力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采购中顺利中标，各收受2万元“好处费”。
对于“公告关”，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处处长张听说，，公示的信息往往太过简单，只简单公布招投标结果，不公开事前、事中情况，很难让公众、外界了解真实的采购过程，监督无从谈起。
吉林省政府采购中心有关负责人也指出，政府采购领域发生的腐败案件和出现的各种怪现象，实质是政府采购的各个链条、各个环节的管理和规范有问题。政府采购法自2003年实施以来，一直未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存在一些法律盲区，为一些“灰色交易”提供了可乘之机。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傅大中建议，政府采购应形成“公众监督+财政审批”的监督模式，财政部门应将采购预算在相关网站上公示，如果公众有异议，要重新调查论证，以有效规避“审批关”中出现滥用职权行为。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长春分所律师马丽敏说，应对政府采购各个环节的责任人向社会公示，引入公众监督，避免在“招投标关”暗箱操作，并建立严厉的惩戒机制。
变味的招投标
“很多招投标通过程序的完整实现了表面的公平，但实际上操作空间很大”
无论是土地出让、工程建设还是政府采购，往往都少不了关键的一环，即招投标。招投标的原则是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但在一些地方，实情并非如此。
吉林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杨树林、原总经理孙福山等6人利用工程招投标的机会，受贿、行贿、介绍贿赂，分别被法院判处2年至11年有期徒刑。此案是吉林省打击招投标领域腐败中的典型案件。
汤成奇的主要贪腐所得，也正是在招投标环节。比赤裸裸收受钱物更隐蔽的是，他与老部下成立公司找人当傀儡，自己幕后操纵，先后在洪都集团职工宿合、经开区科技南路、青岚路南段等多个工程招投标上，通过采取打招呼，内定中标公司，再与中标公司签订虚假合作合同的形式，先后收受建筑商贿金达2350万元（其中650万元未遂）。
本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典型的招投标领域腐败案件中，投标人、中介机构、行业管理部门、官员之间往往相互串通，比如：投标人通过采取“价格同盟”、“轮流坐庄”、“陪标补偿”、“挂靠垄断”等手段，暗箱操作串通投标；中介机构与投标人联合操纵招投标行为；行业管理部门与投标人共同违规操纵招投标；官员利用职务便利授意相关部门操控招投标。
“很多招投标通过程序的完整实现了表面的公平，但实际上操作空间很大，掩盖了腐败的本质。”正在江西某监狱服刑的江西一所大学基建处原处长告诉本刊记者，一次工程招投标，一家公司往往能“召集”到十多家甚至更多的有资质企业出场相助，并根据其需要确定名下“围标”企业的投标报价。
周某还介绍，建筑工程招标工作常常交由中介机构完成，中介机构依靠卖标书、收报名费、咨询费等赢利。为了吸引更多企业参加，从而谋利，一些中介也会私下组织企业来参与竞标，迫使其他企业也通过组织围标串标来提高中标的成功率。
江西一家建筑企业熟知“行规”的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目前市场上许多建筑公司是“皮包公司”，没有机械设备，没有施工队伍，是专门的“围标”公司。通常情况下，这类企业在得知某一工程招标信息后，便开始忙着从正规的建筑企业租借资质，除了支付上千至数千的租借费用之外，还必须承诺中标后给相关建筑企业上缴标的金额2%～3%的管理费。
江西省吉安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副处长刘秋培说，除了围标串标，还有诸多操纵招投标的方式：招标方通过“量身定做”设置门槛方式排除其他潜在投标人，规避招投标标准，将整体项目化整为零或分段实施，使之达不到法定的招标工程规模标准，再通过直接“邀标”方式定标；将招标工程沦为“钓鱼工程”，投标方先通过很低的价格竞标成功，再通过贿赂等手段通过招标方变更设计方案或追加工程量，从而达到谋利目的。
受访人士分析，对招投标违规一般按中标价5‰至l0‰罚款，与20%以上的高额利润相
比只是九牛一毛，高利润回报与串通投标低成本之间的巨大反差让串通投标者趋之若鹜。另外，现行有关招投标的法律法规中“原则规定多、具体细则少，禁止规定多、配套罚则少，部门规定多、适用规范少”，导致一些招投标人员涉案后，用刑法又够不上，按党纪、政纪处理又不符合条件，也减轻了打击力度。
江西省某地级市招投标中心主任李某认为，将工程招投标的监督权、管理权、操作权交给一个实体来行使的现状必须改变，须将这三种权力分开，由不同的职能部门来行使，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小吏大贪”的财会，查处的313名财会人员中，除3名科级外，其他均为科级以下
2008年以来，江西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财会人员职务犯罪人数313人，涉案金额高达1.9亿余元，财会人员“小吏大贪”现象突出。
据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介绍，近年来财会人员职务犯罪涉案金额逐年攀升，金额从2008年的几万、几十万发展到2009年的上百万，进而上升至2010年的数千万，直至201 1年曝出近亿元大案。
江西省纪委8月2日通报，调查发现，2006年10月至2010年12月，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城区信用社主任徐德堂、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副股长兼会计张庆华等人相互勾结，采取伪造公章、私开转账支票、虚假支出工程款等方式，多次骗取鄱阳县财政局存放在鄱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的资金9400余万元，资金提现或转账后，被李华波、徐德堂、张庆华等人私分，直至今年2月11日案发。
2008年以来，江西全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313名财会人员中，除3名科级干部外，其他310人均为科级以下干部。检察机关认为，这些犯罪嫌疑人级别不高，但都经手单位资金的审核、拨付、流动等“要害”环节，掌管着单位的资金账目、单位财务印章甚至公司法人印章，且大多精通票据、金融、财务等专业知识，这些都为弄虚作假、挪用、侵吞公款提供了便利。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在调查中发现，当前财会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如下新特点：
“小金库”成为犯罪高发区。由于“小金库”是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私设的“账外账”，只有单位少数领导及财会人员知晓，处于财务审计审核范围之外，具有高度隐蔽性，难以得到有效监督，因此成为滋生财会人员挪用、侵吞公款犯罪的“肥沃土壤”。
作案手段隐蔽性强，且呈智能化趋势。由于财务工作专业特点，财会人员职务犯罪往往利用单位账目漏洞，采取收款不入账、伪造文件私盖公司印章等手段作案，甚至通过盗取网上银行付款密钥、利用网上银行秘密转账等高科技方式作案，犯罪的智能化趋势明显。
处罚轻刑化，追究领导渎职责任仅在少数。江西检察机关2008年以来查处的313名财会人员中，法院已判决163人，其中被判处免予刑事处分、缓刑或单处罚金的有123人，占75.5%，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仅有11人，而对存在失职渎职犯罪行为的单位领导，追究渎职责任的仅有9人。
江西省财政厅厅长胡强认为，屡屡发生资金安全的重大案件，暴露出江西在财务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薄弱环节，有的部门对资金安全管理重视程度不高，有的单位财务制度不够完善，有的地方财政资金管理存在漏洞，财政财务人员管理亟须加强。
新余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刘鸿斌等检察官建议，应采取多种手段防微杜渐，堵住财务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漏洞：
分散“财权”，互相监督。严格执行岗位分离制度，对涉及钱、账关键环节应进行权力分解，杜绝财会人员一人制作账目、保管印章和支票的情况发生。
严格执行财务公开等管理制度，从源头治理“小金库”，强化财务公开意识，规范执行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定期将单位资金收支情况予以公示，接受职工乃至外界群众的监督。
不定期审查单位账目，核查银行账户资金明细与原始凭证的一致性。对涉及单位资金的
关键岗位、薄弱环节，组织定期稽查、不定期抽查或突击检查。不定期地对单位银行账户资金情况进行查询，并就每笔资金支出时间、金额、项目等核查是否存在真实合法的原始文件、票据等。
受访人士还建议，加强纪检、监察、审计、检察机关之间的联系协作，形成查处惩治合力，对财会人员职务犯罪，从快从重打击，对主管领导不愿监督、疏于监督而未及时发现制止甚至放任犯罪的渎职行为，要严格依法追究其渎职责任。
电子商务转型的阵痛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43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891字
郭献文章苒张遥王政
10月17日，针对一周以来发生的网民围攻淘宝商城事件，淘宝网所属阿里巴巴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延缓执行涨价新规，并拿出18亿元扶持淘宝商城卖家，同时解决因提高规费和保证金数额给小卖家带来的压力。僵持数日的“网络大战”基本平息。
10月11日，5万网民聚集在一个名叫“YY”的语音聊天室里，向淘宝商城的大卖家发起进攻，用秒杀的手段让100多家品牌店家被迫商品下架甚至暂时关门，这场由规则修改引起的“淘宝围城”，让意图规范电子商务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始料未及。
一起普通的企业经营纠纷通过社交工具平台，为什么会迅速演变成网络群体聚集事件？“淘宝围城”用一种闹剧的方式暴露了目前中国电子商务，正在遭遇监管缺位的无序发展新“瓶颈”。
遭遇“围城”
10月10日淘宝宣布，2012年向商家收取的年费将从现行的每年6000元调整到3万元或6万元，大部分商家作为服务信誉押金的消费者保证金将从现行的1万元，调整到1万元至15万元不等。
这一规则调整，引来轩然大波。11日晚间开始，淘宝商城一些大卖家不断接到批量拍下商品后退款申请和不断的差评。在这些网民聚集的“YY”语音聊天室里，当有网民号召集中攻击商城中的闽弘泰茶叶店后，不到一个小时，这家茶叶店的商品被迫下架。
“韩都衣舍”是遭受攻击时间最长、损失最大的卖家。“受攻击的店铺不光经济损失，还遭到了谣言的恶意中伤。”商城大卖家“韩都衣合”公关总监陈新说，万般无奈下，公司曾打算起诉为网民聚集提供语音聊天工具的“多玩游戏网”。
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语音聊天群里自称是淘宝商城小卖家的“兔子急了也咬人”说，他在商城经营的网店代理两个品牌，今年缴纳的费用总共是16000元，而更改标准后的年费加保证金是每年16万元。
“即便是年底可以全额返还，我的流动资金一共只有20多万元，大部分都做了抵押，网店就快开不下去了。”网民“兔子急了也咬人”说，“我们向遭到损失的卖家道歉，但是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是为了引起有关部门注意。”
淘宝网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经过公安部门侦查，一周之内，淘宝商城共有112家网店遭遇攻击，被迫闭店带来的损失尚难以估算，在此期间，淘宝商城的退款率由平时的7%激增至76%，投诉率由平时的0.1%激增至20%。
当地公安部门在事后的侦查中发现，尽管有5万网民聚集在这个聊天群里，但是实际实施恶意竞拍等攻击行为的人员总数为5599人，占聚众人群总数的11%。而在管理人员中，已有17人身份确认，其中近半在淘宝商城并没有店铺，在淘宝商城有店的ID绝大部分曾因为售假等各种违规行为被淘宝商城处罚过。
某些新闻门户网站接连在显著位置刊发叫、卖家占领淘宝总部”的新闻，并配以店主拉横幅示威抗议的图片推波助澜，。后经查实，本次聚集并没有发展至线下，所刊照片也是几年前的，有些甚至来自于其他新闻照片经过图片处理的“移花接木”。
马云回应
此前按照淘宝商城总裁张勇的描绘，新规则的核心是“用流量分配机制和经济杠杆等市场手段来引导商家提升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让用户享受到更好的购买体验。”他认为，出台新规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一是实现淘宝集市与商城的错位经营，在电子商务平台自身转型升级应对竞争的同时，通过自身造血保证继续为小微企业提供免费服务平台。据了解，淘宝网目前每年运营成本60亿人民币，是总交易额的1%。张勇表示，淘宝商城作为一个企业卖家集聚的平台，随着卖家盈利能力的提高，提高收费标准是正常的企业行为，否则淘宝也不可能继续给800多万家个体小微企业提供免费平台。
二是打击假冒伪劣、保护知识产权的需要。根据淘宝网公布的数据，2010年全年，淘宝网接受并处理了216万起消费者维权投诉。2010年淘宝网的员工总数是4100人，有一半员工专职负责维权，全年处理侵权产品1400万多件，被处罚的卖家超过59万人次。从实际的消费者投诉过程中，淘宝高层认为，有必要通过提高准入门槛促使部分卖家转型升级，收取保证金则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
三是淘宝经过长达一年的论证、调查和卖家走访，将商城准入门槛根据不同类型企业进行了设置，以服装企业为例，年销售额在120万元以上属于企业型卖家。张勇表示，经过测算和走访，年销售额120万以上的卖家表示完全能够承受新的规费。而无法承受这一费用的小微业主约占5%～10%。淘宝负责人认为，这部分企业属于个人卖家，进入淘宝集市这个免费平台经营更为适合。
但是，这些理由还是被一些网民迅速地“解读”为淘宝单方面涨价，对小卖家“过河拆桥”。对此，马云公开回应，“今天来闹事的不是毫无道理，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方向没问题，但我们的方法和沟通机制可能有问题。但是阿里巴巴集团淘宝商城不会放弃原则，我们的原则是维护电子商务诚信。”。
“电子商务必须要升级，淘宝已经做了九年，如果商家和淘宝还停留在以前，以后的挑战会更大。”马云说，淘宝必须转型，淘宝商城要做互联网上的美国第五大道、香港海港城，“能让淘宝倒下的是假货和经营不规范，企业转型，扩大内需，不是靠口号。打击假货水货，保护知识产权，一定要付出代价。”
转型“调试”
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网络零售总额超过5000亿元，较2007年翻了七番。截至该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人，其中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年增长48.6%，达到1.61亿，网购成为当年用户增长最快的网络应用项目。
电子商务经历这几年量的积累，毫无疑问将要进入到质量提升的过程当中。今年7月发布的最新报告认为，电子商务类应用正在迎来相对平缓的发展期，目前中国网络购物市场正在转型升级，从鱼龙混杂的集市模式更多地走向了品牌化、品质化竞争时代。
“小卖家都想留在商城，这很容易理解。淘宝商城和淘宝集市的资源、平台、口碑效应相差不小。”中央财经大学信息学院电子商务系副主任张巍说，“但是小卖家应该看到，留下来并不代表能活下去。”
专家认为，怎么活下去其实早已是许多中小卖家面临的难题，商品同质化、平台信誉的流失令许多小卖家面临经营困难。但他们已经对此模式有“路径依赖”，其后遗症是众多中小卖家只愿重复原有的粗放、低价竞争的“制造”模式。
“小微企业、商户也应转变观念”，中国互联网协会交流与发展中心主任胡延平说，以淘
宝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转型已经开始，中小卖家应该意识到中国电商初创时期的粗放、混合发展阶段已经过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淘宝商城新规事件是好事”，胡延平说，谁能服务于这些小微企业，并能够为其转型提供平台，谁就获得了下一轮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先机，淘宝不做，肯定有其他人来做，“同时，那些没有发展潜力或固守原有商业模式的中小卖家将被淘汰出局。电商领域的平台和商户结构调整正在悄然进行。”
对淘宝方面将两个平台分开，令大小商户分道而行的做法，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明确表示赞成，“我认为它是正确的，他的基本目标就是让商城和集市不同，做到大小分开。商城支持企业做大，…因大而美?，为此将一些没有发展潜力的小微企业排除，是必要的。”他更愿意把此次淘宝“围城”看成是电子商务转型的一次调试，“平台转型已然开始，众多中小卖家不妨参考意大利、德国的坚持小规模运作与创新驱动相结合的模式，产品多样化、服务差异化、个性化定制是这一模式的关键。”
监管“空虚”
与此同时，“淘宝围城”也集中暴露了电子商务领域相关法规和秩序的缺位。据了解，为规范电子商务行业发展，国家工商总局2010年曾出台并施行了《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以网管网，分级管理”，授权淘宝这样的电子商务平台直接管理进驻企业。
但事实上，这个管理办法仍然缺少具体的实施规则和法律依据，如电子商务网站经营者制定规则时应该遵从哪些法律依据，企业的规定法律边界在哪里、制定发布需遵照何种法律途径都不清楚。
“比如电子商务的纠纷，还有卖家为了一个差评威胁买家，这些都是新生事物，怎么管，谁来管，全是新课题。”马云说，“我们的团队每天都在研究怎么杜绝不规范经营、怎么样管理假货，但是这个课题的确太大了，淘宝也是在摸索之中。”
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律师程学林认为，目前，面对网络的迅猛发展，立足于现实社会、调整真实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难以适应网络世界的新变化，尤其是电子商务。比如，此次淘宝小卖家“围攻”大卖家的恶意攻击，惩处调查缺少法律依据。公安机关对事件的侦查缺少定性依据，一些网站在网络聚集和谣言传播中提供了平台，该如何追究责任也无法律依据。电子商务中的售假、伪造信用积分等行为也无明确的法律处罚依据。
也因此，电子商务行业的协商和维权渠道不通畅也浮出水面。姜奇平说，相比线下实体经济，量大面广的电子商务市场给建立行业内沟通、协商渠道带来了新难题，同时这些从业者本身就活跃在互联网上，缺乏统一的疏散口，网络很容易成为情绪发泄口，并迅速扩散，“淘宝新规事件引发的矛盾，说明商业生态系统的建立很不容易，需要双方的妥协、协商、沟通和理解，尤其是中国电子商务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健全沟通机制、通畅维权渠道十分必要。”
做实未就业毕业生统计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43期作者/本文总字数：4374字
李俊杰
“我毕业两年了，至今没有接到学校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任何询问就业的电话。”刘丁（化名）说。
刘丁是湖南某职业学院电子专业的专科毕业生。离校前，因性格内向等原因，工作迟迟未能落实。毕业半年后，他试着到东莞一家小型电子厂找工作，但这份工作只维持了半年，
辞职的原因是“流水式工作流程让人压根看不到希望，含金量太低”——他发现一起工作的工友，不少只有中学学历。
“刘丁应该属于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湖南某高校一位教师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所谓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是指在心理、身体、学业、经济、综合素质等方面处于弱势的毕业生。
今年8月中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通知，从9月1日至9月30日，全国将开展“201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其服务对象的重点即是2011届以及往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各类基层就业项目服务期满高校毕业生。
为使每一位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获得相应就业扶持政策，该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应对辖区内全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造册，跟踪了解每一位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就业状态，并及时提供相应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今年6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按规定办理失业登记，并纳入户籍所在地失业人员统一管理，落实相关就业扶持政策。
这些信息无疑会给一些未就业毕业生带来一定的心理安慰。但离校后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能不能全部登记到位？又如何确保登记信息的真实？
未就业的6种原因
据教育部统计，2011年全国约有66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比2010年增加约30万。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全国每年的应届毕业生都将接近或超过700万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监测显示，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的情况下，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总体好于往年。
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公司撰写并正式出版的《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认为，2010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增长趋势明显，较2009届、2008届分别上升3%、4.1%。
该报告还显示，2010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门类是工学，达93.3%，最低的是法学，为86.7%。
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辉告诉本刊记者，2011年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含科研单位）共有毕业生212754人，按教育部统计口径，截止到8月31日，毕业生就业率在95%左右，与去年基本持平。
而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去年7月1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72.2%，实现就业人数455.6万人。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就业中心联合院系，对每一名未就业的毕业生情况进行摸底，逐一进行登记后发现，未就业原因主要有六种：一是与用人单位已达成就业意向，但因为户口申报等原因，还无法签订三方协议；二是一些就业项目还没有最终确定录取结果，如大学生村官等；三是一部分毕业生立志读研，正准备下一年继续考研；四是等待家里帮助落实工作；五是成绩未达到培养要求，无法找到合适单位；六是一部分毕业生有业不就。
就业率的“水分”
社会上对就业率的真实性一，权威性一直存有争议。
北京工商大学党委副书记卢思锋表示，发达国家的就业统计率往往由第三方机构抽查，而我国则是凭学校自行上报，因而有媒体曝出“被就业”的潜规则，至于“某些高校就业率是否有水分，这个还真不好说”。
卢思锋说，具体到他们学校，由于其半数以上学生生源来自北京本地，近年来就业率均在95%以上，学校没有必要对就业率造假，但在统计的时候，哪些算就业，哪些不算就业．尚
缺乏标准，就业的界定也比较模糊。比如，学生在一些单位见习却没有签订协议，或者说拿了工资但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务合同，这种情况该怎么统计？此外，有些学生为了不让同学感觉自己异类，自己弄个用工证明，这种情况又该怎么统计？
据本刊记者了解，各大高校的就业率统计方法则以学生反馈作为依据，就业报到证、就业协议、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合同、就业证明，以及学生考研（保研）的录取通知书、出国、自由（自主）创业、应征入伍等都作为已就业进行统计。就业率的统计，则分初次就业率和年终就业率两种，也是高校统计就业率的普遍做法。
麦可思认为，已就业人数和需就业的总毕业生数均不应该包括国内外读研人数。
根据不同地域，不同省份，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时间不尽相同。全国第一所医学类民办普通本科院校——长沙医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陈海军告诉本刊记者，他们的统计时间为每年的7月底、12月底两次。北京的统计时间则为8月底、12月底两次。
长沙医学院院长何彬生说，相比其他院校，医学类毕业生有一定特殊性。进入医疗机构，必须取得医师资格证。而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前提条件是，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因此，自毕业到考证这一年间，医院与毕业生都没有签订三方就业协议，只能以就业证明的形式来体现。”
在本刊记者采访的多所高校毕业生中，一些学生提及他仍经历或目睹的“被就业”故事时，他们认为，仅凭学校自行申报，并不能完全真实、有效地反映就业率。
湖南某职业学院新闻专业专科毕业生小戴说，他的毕业就业协议便是托同学找关系，加盖公章后交给学校的，自己连协议书的模样都没见过”。
据新华社报道，高校毕业季来临之际，多家网络论坛频现高校毕业生“被就业”问题的曝光帖。发帖网民多称，自己所在的高校为“刷高”就业率，无论是否实际就业都要求学生尽快寻找公司签订三方就业协议，并要求“先签就业协议，再拿毕业证书”，否则就不予毕业。新华社记者采访网帖所涉高校发现，一些学生就业协议“假签约”现象确有存在，高校就业率水分仍需“挤干”。
相较于专科毕业生及普通本科院校，本刊记者在北京一些重点大学采访时，亦有学生反映存在个别类似现象。
某大学工程学院单同学说，辅导员要求找工作的同学提供一份接收函，接收函上要有接收单位的盖章，以证明毕业后将接收该学生就业。只需要盖个章即可，他周边的一位同学让家长帮忙盖了一个单位公章即可。“也有专门承接接收业务的公司，网上联系好谈好价钱就行。”单同学说，如果临近毕业没有弄好接收函，辅导员就会冷眼相待，或者联系家长。
另外一位孙同学说，学校一般要求学生、自己找到某个三人以上、一年之内不倒闭的公司签订三方协议，至于学生与公司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是否签订劳务合同等，学校并不详细过问。
卢思锋认为，当前的就业率统计方法较为单调，他建议引入第三方测评机构，对就业率进行监督、抽查。
今年6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做好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阶段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进一步做好2011届高校毕业生离校阶段各项就业工作，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
张辉介绍，依据教育部相关规定，在全国高校本科教学评估、就业先进评选等工作中对就业作假、违规者将实行一票否决。
“说严重点，就业率关乎一个学校的生死存亡——对外声誉和招生生源，谁会主动将就业率报低？”湖南某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介绍，前几年，校领导重视招生，后来发现，就业比招生还重要，现在都把工作思路的重心转移到抓就业了。
这位负责人还透露，学校所有毕业生就业及未就业情况均会上报教育主管部门，由教育
部门以电话访问形式进行抽样调查，以防就业率造假。但当本刊记者询问这种方式是否精准时，该负责人笑而不语。
就业统计的难度
2010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实施2010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进行动大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其目标任务是使有就业意愿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都能参与到相关就业准备活动中，得到免费公共就业服务等。
今年8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开展201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的通知》，要求以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为重点，建立“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信息库”，确立“一对一”的帮扶工作机制，通过举办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就业服务月等专项活动，对凡是需要就业信息服务的，至少提供三次基本符合其条件的就业信息；凡是希望提高职业技能的，至少提供一次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凡是符合享受扶持政策的，帮助其落实有关扶持政策。各地、各高校还要针对女大学生特点，强化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促进就业公平。
然而，由于高校毕业生没有建立统一规范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高校毕业生离校前后信息缺乏有机衔接，就业统计和服务管理难度较大。
张辉说，按照北京市要求，市教委负责毕业生离校前的就业指导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离校后北京生源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卫作。每年9月，市教委会将北京地区高校所有北京生源毕业生就业数据库转一份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便追踪统计。
卢思锋表示，学校主要负责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工作，毕业之后，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就业工作则依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更多地需要未就业毕业生主动登记失业情况，以便及时获取帮助。
何彬生说，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毕业生就业仍未如愿的毕业生，学校会将这一名单提供给湖南省教育厅，学校留存一份，一旦有合适未就业者意愿岗位的，学校再联系学生本人，“只要能促其就业的，我们会竭尽全力”。
受访的一位教育界人士表示，部分毕业生在毕业后虽然进行了未就业登记，之后他们可能已隐形就业、灵活就业、自由职业、继续升学留学或处于见习期、试用期等，但他们不去取消未就业登记，也不及时告知相关部门其就业情况，导致政府部门无法统计这部分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统计是否到位，牵涉到这一群体的利益，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智慧和耐心，更需教育等多个部门的齐心协力”。
刘丁的情况是，他的报到证和户籍等已转至原籍，而他就读的大学在长沙，目前他跟随父母在另一城市生活，原先留给学校的手机号码已经更换。换言之，如果他不主动办理有关登记，“外界很难联系上我”。
在没有工作的日子，刘丁说他常常玩电脑游戏，除偶尔登录网站浏览招聘信息，他把找到工作的希望更多寄托到家人身上。他的工作机会还远吗？
民生是社会管理的基础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43期作者/本文总字数：955字
文／廖音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这本是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四大固有职能之一，之所以在如今得到特别重视，是因为形势的变化要求有新的思路和举措。
当前中国社会迅速变革，阶层分化，利益多元，社会转型仍在进行时，展现活力的同时也不断冒出新问题，与老问题叠加交织。技术手段固然应该与时俱进地改进，更重要更根本
的是及时调整大思路，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现代政府转型的目标，实现从重管控到重服务的转变。
不久前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并增加11个成员单位，也体现出由原来单纯的社会治安管理、打击犯罪功能，到如今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功能转变，内涵更加丰富，系统性更加突出。在一些矛盾多发的地方和领域，如果停留在控制、整治、命令的传统路径上，难免捉襟见肘，疲于应付，乃至激化矛盾。一些征地拆迁血案、截访丑闻便属此类不识时务之举所酿成。
正如一位领导同志日前在调研中指出，社会管理的基础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保障体系是民生的“安全阀”。应一如既往地把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重大举措落实到求学、就业、就医、养老、住房等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上，更多地兴办利民惠民的实事、好事。
其中，就业是民生之本。应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继续深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社保是兜底之举。今年城市居民社会养老保障大范围试点，并将于明年实现基本全覆盖，届时，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将填补最后一块空白，未来应尽可能提高保障水平。保障性住房建设也是一个群众关注度极高的重大政治任务，应切实把好建设、质量监管、分配等关口，使其真正成为惠民工程、民心工程。
做好这些基础性的民生工作，群众工作就容易开展了，同时也应结合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继续探索、不断完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增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责任感，坚持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劲头往下使，与群众广交朋友、打成一片，及时了解在上面难以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情况和问题，弄清楚群众真实的思想、情绪、愿望、要求，努力做到情况掌握在基层，工作推动在基层，问题解决在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
“非法证据排除”需要更多司法实践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43期作者/本文总字数：976字
文／董瑞丰
在北海律师伪证案中，作为其“底案”的裴某等人故意伤害案，多次开庭后，日前被广西北海市中院再审。庭上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据称为该院首次。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通俗而言，就是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物证，将在法庭上被认定为无效或部分无效。2010年“两高三部”出台《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起相对独立的排除非法证据具体程序，明确规定被告方若提供非法证据线索，控方须负责举证。
这_新规，为此前刑诉法相关规定提供了更多可操作性，向着彻底禁止刑讯逼供的目标又接近一步。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新规出台一年，据初步观察，各地法院在这方面的动作不多见。此次北海中院于众所瞩目之下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不啻为一大突破。
且不论目前法庭上施行的程序是否完善。只要程序一启动，法庭上公开的证据势必要被百般推敲，站不住脚的自然站不住了，站得住脚的越发站得住脚。在这一过程中，公安机关侦查审讯的过程也会越来越清晰，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被告方能否被定罪，法庭内外自然可以得出更明确的答案。
至于具体怎么排除非法证据，哪些证据应被认定为“非法”并予以排除，还需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摸索。如何认定被告方提供的线索，如何采信控方的证据，如何传公安侦查人员上庭作证，如何对作伪证者提出惩罚，诸如此类，都不是当下纸面上黑白文字可以穷尽的。其
间必有控辩双方的博弈，必有依法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平衡，也必有“挂一漏万”和“挂万漏一”的争辩。
这些困难不可谓不多，阻碍不可谓不实际。司法实践少，原因或在此；呼唤更多司法实践，原因也在此。须知，法治正是在这种日积月累的实践摸索和博弈争辩中前行。法律除了需要理性逻辑支撑外，更需要经验的具体展开；再先进的理念，不经过技术操作的取舍完善，绝难达成共识。
故此，尤其应当肯定包括北海在内的各地法院遵循法律框架展开的各种司法实践探索，应当肯定律师们依法履行职责、参与完善法治体系的努力，还应当肯定公开审判和报道让这些探索实践能够得到全社会的充分关注与思考。
这些来自司法一线的实践经验，是万不能被忽视的。它们与立法者的慎思、明辨、鼓-口乎有着等同的地位，它们将成为立法修法的最重要依据和推力，也同样分享着法治进程中的光荣。
读者笔锋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43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307字
“国贫县”成“百强县”的警示
秦亚洲/河北
媒体日前报道，一家名为“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的机构在各大媒体发布“第十一届(2011年度)…全国百强县?，…中部百强县”?榜单，榜单中竞有十余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这种离奇的结果，引起各界质疑。更加令人生疑的是，叫，郡所”在不具备统计资质的情况下，何以能连续举办此项评比？其变相收费、虚假宣传的行为是否可以坐实？
这样的评比能够在不具备统计资质的情况下连续举办11届，是因为其运用了李鬼傍李逵的伎俩。据报道，全国县市社会经济综合指数前100名评比（简称“全国百强县评比”）始于1991年，由国家统计局主持。2007年，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摆脱GDP思维，评比被取消。而“中郡所”依然举办“百强县”评比，与原先的官方评比极易混淆，致使不少县市误以为这是国家评比而上当。
这一评比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埋单”，是由于一些地方官员强烈的政绩冲动和荣誉需求使得这一评比大有市场。“中郡所”有关人士称，有不少县市希望提高自己在“百强县榜单”的名次，这就需要“合作收费”。“中郡所”官网有“县域经济论坛”“县委书记和县长论坛”“地市州盟”等多个板块，平时会策划专题报道，收费标准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在这些板块中，多达600余个县、市、州、盟的书记、县长、州长、盟长在这里发表署名文章，以介绍当地经济发展成就、宣传政绩等内容为主。
供需形成市场，市场满足需求。经济学的定律，在这里得到了畸形的体现。要制止各类违规评比的“野蛮生长”，最重要的是有效遏制住不该有的政绩冲动。
为消除物业纠纷支三招
辛华/北京
近年来，城市物业普遍存在“业主嫌物业服务差，物业觉得收费低”的尴尬局面，导致因物业引起的纠纷频频出现。业主自治中存在复杂的矛盾及大量的邻里纠纷，已经成为目前物业管理问题中最多的类型。业主对物业服务投诉率也居高不下。
当前物业纠纷已经成为社会管理新课题，创新物业管理体制，完善市场监管机制，以建立一个质价相符的和谐环境，是各地业主对政府的期待。
要走出当前物业矛盾频发的困局，政府部门应发挥行业指导作用，创新物业管理体制，
建立质价相符的物业定价机制，同时通过建立高效的协调机制，创新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一是按照市场规律将物业收费与服务挂钩，建立质价相符的定价规范。可参照当地的市场服务和价格水平设定多个服务项目定级，对应着不同的服务价格，业主委员会可以根据收入状况点“菜单”式选择适合自己小区的物业价格。
二是政府相关部门加强指导，协助小区建立执行力和责任心强的业主委员会，引导业主养成自觉缴费的良好习惯。部分业主以服务不到位、管理措施跟不上为由拒付管理费，造成物业管理难有实质性突破。对此，急需加强业主委员会的执行力和权威性，在合理定价基础上，保证业主都能履行缴费义务。
三是建立纠纷的协调解决机制，有效化解物业纠纷。可引入“第三方”介入，建立由房产管理部门、街道、社区等参与的协调机制，促进业主和物业公司的有效沟通，共同打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43期作者/本文总字数：7920字
文／赵涛
文化不仅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同时也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发展水平。在全球化的今天，强大的文化就是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因此文化体现着国家的“软实力”，反映其国际竞争力。
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应用和普及，使人类交流交往日益普遍化，从而带来的思想文化交流碰撞交锋日益增加。全球化进程加快，使国际文化交流碰撞更加直接，竞争日趋激烈。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建设社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追求自强的必然选择，是我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然选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只有繁荣我们的文化，才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社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追求自强的必然选择，是我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然选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指出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指导思想，以及到2020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目标，部署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重要任务，强调了加强党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导。
可以预期，通过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和各项任务，将进一步兴起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这对夺取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文化改革发展成就为建设
文化强国奠定良好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精神活动的成果和精髓，是人类最悠久最优秀的文化之一，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中国古代哲学就有“人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最早的具有环境保护、尊重自然、尊重客观规律的文化哲学。在人类历史发展到要应对地球变暖、保护生态环境的今天，更显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工作在革
命、建设、改革中的重大作用，发挥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了我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阶段，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近些年来，随着对文化重要地位、作用的认识不断提高，十七大报告对文化领域的发展和改革作出重大决策和全面部署，不断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基础。今年制定的“十二五”规划设“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单独为篇，提出了“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目标，对“十二五”时期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了总体部署。
把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文化事业的公益性。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的原则要求，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基层特别是农村为重点，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通过政府主导，引导多元投入，各地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方式日趋多样化，多元投入机制正在形成，促进文化事业投入大幅增长。“十一五”期间，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人大幅度增加，全国文化事业费累计超过1200亿元，“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率为19.3%。其中，国家对城市和农村地区文化建设的投入5年间增幅分别达到110.6%和226.1%，均已实现“翻一番”。2010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323.06亿元，与2005年的133.82亿元相比，增幅达141.4%。通过增加投入，加强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随着各级财政对各项文化工程资金投入不断增加，童大文化惠民工程加快推进。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陆续向社会免费开放，增强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辐射力、影响力。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为有效的保障。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不断深化，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显著提高。同时，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事业，并取得初步成效。
在加大投入的同时，针对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存在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问题，文化事业费投入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向基层倾斜，如2010年西部地区文化事业费达到85.78亿元，占全国的26.6%，比2007年提高了5.1个百分点。有些地区把重点文化设施、公益性文化服务列入财政预算，保证年文化建设投入增幅不低于地方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方式，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有力保证。
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使文化产业渐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丰富资源，使我国文化产业孕育着产生巨大财富的机遇，文化产业吸引投资的领域不断扩大，从过去基本上是以国有资金为主逐步转向多元投资机制的形成：
一是政府资金以文化产业的投资基金、奖励性资金、扶持资金、专项资金等各种形式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如北京市每年有5个亿的专项资金用于文化产业的扶持和发展。二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文化产业的扶持贷款力度加大。三是文化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四是各类投资基金投资于文化产业，包括有数十家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多种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对文化产业的企业投资总规模上千亿元。五是国家对文化产业大力扶持，把文化产业列为支柱性产业，激发了民间资本对文化产业的投资热情，如企业出资投拍电视连续剧、电影通过创新型的金融工具进行融资等，文化产业吸引了各类产业如房地产、能源、矿山、服务业等领域企业的投资，大批民营资本纷纷参与挖掘文化产业的投资机会，更多的民营资本涉足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对文化产业多元投融资机制的形成，使近年来文化产业投融资呈加速发展趋势。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积极推进，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任务如期完成，全国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剧制作等领域基本完成全行业转制，22个省区市实现省内广电传输网络整合。
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原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后，成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集团，面向市场经济，面向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着力点，有力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广电集团、屯影集团、新闻出版集团等大型的国资集团，这些国有或国有控股集团企业使国有的文化事业单位从原有的条块分割、地域分割，走向了全国性经营；并通过资产重组，做大做强，走向国际市场。这些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业是中国文化产业的生力军和主力军，肩负着繁荣国内文化市场的消费，促进文化产品走出国门，以及代表着国家面向世界，是推动文化产业成为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核心力量。非公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门槛降低促进了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目前，出版物发行、电视剧制作、文艺演出等领域涌现了一批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民营文化企业。民营演艺业快速发展，全国已有民营文艺院团7000多家，远远超过2000多家国有院团的总量。文化与科技、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快速成长，
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上升，201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5.8%，占GDP的比重达到2.75%。
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
我国文化“走出去”步伐日益加快，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央电视台建成欧洲、美洲、亚太、中东、非洲、拉美、俄罗斯7大中心记者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已建成64个境外整频率电台。对外合作交流的文化活动日益增加。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十一五”时期，我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总额为560.9亿美元，比“十五”时期增长100%；文化服务出口总额为11.8亿美元，比“十五”时期增长255.6%。
文化产业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进行国际交流合作，这些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速长期高于世界经济增速，经济规模不断增大，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欧洲债务危机恶化，美国失业问题继续拖延看不到好转的迹象，我国前三个季度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速度，成为维护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稳定力量。但是，无论从国际形势看，还是从国内发展看，相对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文化繁荣程度不够，整体文化实力与我国经济实力及国际影响力不相适应。
从国际形势和国际竞争看。由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持续发展，欧债危机和美国失业继续发酵，世界经济再度陷入困境。在美国，1200万失业人口，失业、丧失收入、还不起贷款以致丧失自己的住房，成千上万户住房止赎，使社会矛盾激化，由美国开始的“占领华尔街”不仅在美国数百城市“开花”，还扩展到全球数十个国家的上千个城市。这反映了99%的民众对现行西方金融、财产、收入分配乃至社会制度的不满。因此，正如会议公报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在当前世界文化和舆论格局中，西方文化仍处于主导和统治地位，这与西方经济长期在世界经济中占主体和统治地位是相适应的。以美国为例，“好莱坞”影片占据了世界三分之二的电影市场总票房，美国年对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万小时。“好莱坞”输出的影片不仅已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向全世界输出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很重视通过文化产业及文化产品输出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美国等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文化不仅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同时也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发展水平。在全球化的今天，强大的文化就是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因此文化体现着国家的“软实力”，反映其国际竞争力。美国文化产业占整个GDP的三分之一，美国的电影业、英国和意大利的创意产业、日本的动漫业、韩国的游戏业产值都超过了各自国家钢铁业的产值。由于文化产业是绿色产业、环保产业，文化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对资源节约、节能环保都具有积极意义。文化产业对GDP的贡献越大，经济结构就越趋向合理平衡。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文化产业产值发展很快，规模也相当可观。如近几年，浙江文化产业增加值增幅远超同期GDP增幅，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逐步提高。据测算，2010年浙江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近1000亿元。同年北京的GDP中，12.6%是由文化创意产业所构成，这使北京的经济结构更趋合理。但从整体看，我国文化实力与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相适应。
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应用和普及，使人类交流交往日益普遍化，从而带来的思想文化交流碰撞交锋日益增加。全球化进程加快，使国际文化交流碰撞更加直接，竞争日趋激烈。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面对的不仅是经济竞争，同时也面对思想文化的严峻挑战。由于世界仍是西方文化处于主流地位的大环境，我国虽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但在文化领域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甚为必要，具有紧迫性。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如果要想成为经济强国，必须要有繁荣的文化，要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要有能够走出去的文化企业和产品。我们需要通过国际文化交流合作传播中华文化，通过传播中华文化，使我们的文化赢得尊重、加强沟通，增进理解与合作，使外界全面、准确认识当代中国的真实面貌，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创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艰巨。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只有繁荣我们的文化，才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因此，建设社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追求自强的必然选择，是我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然选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我们要在经济实力日益雄厚的基础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切实提升我国的文化实力。当代中华儿女都负有保护、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要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尽快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从国内发展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在物质需求得到更多满足的基础上，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群众的热切愿望，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更广泛、更深化、更多种多样。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越来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某些束缚和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政策性的因素尚未得到解决。文化在引领风尚、教育群众、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特别是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由于文化建设的不足影响理想信念、思想道德、诚信建设，见利忘义、诚信缺失、好逸恶劳、炫富傍富、贪污腐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道德沦丧、不知廉耻等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近年来，一些匪夷所思的恶性案件频繁发生。这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交易的原则，扰乱市场秩序，影响经济发展，还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和恶劣影响，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群众健康，增加社会纠纷，激化社会矛盾等。因此，迫切要求通过文化发展，提高公民的文化水平和道德素养，更进一步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挥文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仅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而且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