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
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
吴晓刚
提要: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就业者从国有部门进入市场部门的选择性流动模型,用以阐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如何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变化。
2000年在中国一些城市所做的调查显示,近些年来就业者进入市场是由两种不同的机制所驱动:一些人是自我选择的自愿进入,以求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另一些人则是由于下岗而被推向市场的非自愿进入。其结果使得市场部门从业人员的异质性较之以往显著增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们通常所观察到的市场部门从业人员收入较高这一现象,仅局限于后期自愿进入者这一社会群体。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一步揭示出,后期进入市场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与市场进入倾向呈负相关。那些本来就在国有部门干得很好的人,进入市场部门的倾向性较低,然而一旦其选择进入就会获益最多。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劳动力市场下岗市场转型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一、引言
以往关于社会分层的经验性研究大多关注分层的结果,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教育、职业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而缺少深入探讨不平等产生的过程(Blalock,1991)。因而,当社会学家们试图解释不平等产生的因果关系机制时,他们往往依赖于许多过于简单及未被验证的假设,从而得出大量有偏的和缺乏证实的结论。目前社会学界关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不平等和分层研究亦如是。中国及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重新燃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即宏观层面上的社会转型
*本文的英文版曾于2005年美国社会学会年会、2005年国际社会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委员会夏季会议和2006年美国人口学会年会中宣读。作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提供的数据和密歇根大学谢宇教授提出的建议。本研究得到了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的资助(项目编号:HKUST6424P05H),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研究生李俊和张纯岑为本文的中文写作提供帮助,作者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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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塑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Nee,1989;Szel nyi,1978)。此领域的早期经验研究主要是考察收入不平等,尤其是对人力资本及政治资本的回报,进而折射社会分层机制的转变(如Bian&Logan,1996;Gerber& Hout,1998;Nee,1989,1996;Parish&Michelson,1996;R na-Tas,1994;Xie &Hannum,1996)。这样一个从观察外在的收入不平等到分析内在的因果关系机制的/认识飞跃0,曾经在1990年代的国外社会学界引发了一场有关市场转型的社会后果的争论(Cao&Nee,2000;Zhou,2000a)。
自1990年代末以来,愈来愈多的研究开始将制度背景或收入不平等产生的中间过程具体化,从而转变了研究的理论范式(Gerber, 2002;Walder,2002,2003;Wu&Xie,2003;Wu,2006;Zhou,2000a)。在分析收入的决定因素时,学者们着重研究新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以及产生新的不平等过程中的群体流动。例如,198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许多工薪就业机会,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Walder,2002)。苏联解体后,休克疗法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促使人们的就业模式转型,进而影响了社会的不平等结构(Gerber&Hout,1998)。这些文献研究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对社会分层所造成的影响,无疑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即关注这些多样化的分层结果究竟是如何在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社会变迁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研究思路使转型社会的分层研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不谋而合(如DiPrete,1993;DiPrete&Nonnemaker,1997)。然而,讨论产生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只是研究的一个方面。除非我们假设个人的行为全部由结构性因素决定,或者个体之间的差异在社会层面加总过程中可以被全部抵消,不然,缺乏对微观或个体层面机制的探讨是无法解释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的(Blalock,1991;Blau,1977;Hannan,1990)。
由此角度,吴和谢(Wu&Xie,2003)提出了每一个个体都是活跃的社会行动者的观点,认为他们并不仅仅是被动地受到市场转型大进程的影响,而是主动积极地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根据受访者的生活史回溯资料,他们(Wu&Xie,2003)将中国城市居民的就业流动划分为四个类型:1.在国有部门工作并继续留在国有部门(体制内人员);2.早期进入市场部门并留在市场部门(早期进入者);3.最初在国有部门,之后转入市场部门(后期进入者);4.最初在市场部门,后又退回到国有部门(市场失败者)。他们比较了身处市场部门的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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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国有部门的第一类人群在教育回报上的差异,并1通过这一概念创新得出了一个暂时的经验性结论,即在市场部门的就业收入与教育回报取决于个体进入市场的时间早晚:早期进入者在收入及教育回报上都不占优势,但后期进入者则不同。他们将这种时间上的差异理解为选择机制上的差异,但却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论断;而且,关于后期进入者为何比体制内人员享有更大的优势,也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Jann,2005;Xie&Wu,2005)。如其所指:/这种现象的发生,或许是因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和过程。一方面,大批的优秀人才自愿放弃他们在国有部门的职位转而进入市场部门谋发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下海.。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职工因国有企业不景气而下岗,被迫进入市场部门。这两个群体在许多方面的差别都非常大,,把他们合并在一起就有可能导致后期进入者的教育回报被高估0(Wu&Xie,2003)。由于他们分析使用的数据资料并未直接测量就业者向市场部门流动的真正动机(例如是/下海0还是/下岗0),因而也就无法检验自愿进入者和非自愿进入者之间到底是否有所差别,也无法分析这种差别所隐含的社会后果。
本文将在两个方面深化上述有关问题的探讨。首先,根据2000年在中国10个城市搜集的调查资料,分析就业者向市场部门流动的不同类型,并直接检验早期进入者和后期进入者是由两种不同选择机制所驱动这一观点,而特别注意后期进入者中自愿进入与非自愿进入的区分。其次,同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s)考察与体制内人员相比较,在后期进入者内部不同的流动类型究竟对收入不平等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转型、市场从业人员的异质性与收入不平等
过去的几十年中,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在再分配体制下孕育出了一个新兴的市场部门。市场经济为社会流动提供了新的机会,对社会分层的变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Nee,1989)。在/再分配体制)市场经济0这个双重就业机会结构下,人们既可以选择留在体制内,也
1因第四类人群(市场失败者)数量很少,谢和吴(Wu&Xie,2003)在分析时将其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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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进入市场部门(Szel nyi,1988:65)。很大程度上,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这一争论的答案取决于谁留在体制内而谁又转向了市场部门(Szel nyi&Kostello,1996)。
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流动是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且是这一过程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中国的就业流动,尤其是从国有部门向市场部门的流动,自经济改革以来大幅增加:1978年,全国只有150000左右的人在市场部门工作,1999年则上升到62410000人,20年内翻了416倍(国家统计局,2000)。劳动力的这种流动性变化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反映了个体为适应市场改革带来的就业机会结构变动所做出的应变(Wu, 2006)。关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如何适应新的市场机会,已经存在一些个案性、但彼此矛盾的研究论述(Szel nyi,1988)。对匈牙利农村企业家的早期研究发现,新的经济精英大多来自于非特权阶级。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城市进行的一些调查研究也显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多为无法在国有部门中找到稳定工作的人,例如农民工、待业青年、下岗工人、刑满释放人员和退休职工(Davis,1999;Gold,1991)。根据一项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资料,周雪光等人(Zhou et al.,1997)曾发现中国城市居民从国有部门到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很少,尤其是那些具备较高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人。然而,在匈牙利,当共产主义体制于1989年瓦解后,原统治阶级精英比普通工人更多地转向了市场部门而保持其经济特权(R na-Tas,1994)。在中国市场经济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得到了全面的合法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越来越多地放弃原国有部门的工作而转向市场部门寻求新的机遇。人们以/下海0这一新词汇形容这一潮流现象(Wu&Xie,2003;Wu,2006)。
泽林尼和科斯特罗(Szel nyi&Kostello,1996)试图将这些彼此不同甚至有所相悖的观察整合在一起,并把它们与市场化进程联系起来加以讨论。他们认为,在经济改革的初期,由于进入市场部门风险较高且不需要很多的技能,所以进入市场的多为社会底层人员,他们不像国有部门工作人员那样面临失去特权的风险。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及风险的降低,具备较高技能的人也开始在市场中寻找机会。党的干部们也开始学习如何利用市场来兑换他们手中的政治及社会资本(Wu, 2006)。由于有了这些后期进入者的竞争,早期进入者/想得到更多0但事实上却/失去更多0,因此在一定情况下被边缘化了(Szel 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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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stello,1996)。因此,个体向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在市场化过程中并非是外生的,而是市场化的一部分。正是这种潜在的社会过程,导致了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同阶段的)不同的社会分层结果。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行动者,并有能力使自我利益最大化并掌控自己的命运。市场转型既为善于把握机遇的人们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另一部分人在改革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失去了工作,以致经济社会地位下降。戈伯和豪特(Gerber&Hout,1998)所观察到的转型情景与倪志伟(Nee,1989)的市场转型理论便相去甚远。苏联解体后,向资本主义的彻底转型并没有增加人力资本及专业技术的回报。自1990年代中期,中国私有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既从国有部门吸引了大批人才,同时也使得一些国有企业不堪市场竞争之残酷而停业破产。许多工人无奈下岗,被迫卷入市场自谋生路(Cai,2002;Solinger,2002)。1因此,人们向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机制,一是由下岗失业导致的非自愿进入,一是自我选择的自愿进入。这样,市场部门从业人员的内部异质性增强了,考察市场转型对社会分层的影响也就更加复杂。与选择继续留在国有部门的人不同,早期进入市场的人大多出身底层,没有机会在国有部门中谋得好职位。最近进入市场的人中,那些被动离开国有部门的人可能不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或政治资本,削弱了其潜在的收入能力;而那些自愿进入的人则具备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能力,而这些都能够带来潜在的收益。由于上述两种机制所导致的市场进入者内部的差异性,已被不少从事定性研究的学者很好地描述过了(例如,Solinger,2002)。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市场部门,对于市场化过程本身而言是内生的,研究市场转型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但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只是通过比较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社会群体来考察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流动过程本身的变化性和复杂性。如果不弄清楚个体究竟如何被归类到不同的社会群体或就业部门,依据汇总数据所估计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
1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1997底有下岗工人12700000人;1998年为8770000人;1999年为9370000人;2000年为9110000人。以上数据仅包括那些仍然在寻找工作的人。有过下岗经历的人数会更多(谢桂华,2006)。如果将城市中的登记失业人数和没有工作的农民工计算在内,2000年底的实际失业率将达到8%-9%(有关失业率的其他估算,请参见Soli nge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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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就很可能是有偏差的,也就无法保证群体差别确实是由群体身份而非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这一结论的可靠性(Gerber,2000;Wu&Xie, 2003)。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将社会过程带回分析框架
上述讨论说明,/后期进入者0这一社会群体本身的内部异质性是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分层结果(即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在理论上,/后期进入者0由自愿进入者和非自愿进入者两部分组成,但在测量上,却很难说到底是哪些人明确感觉到对自己的就业流动拥有自主权。为有效地实现这种区分,我们采用了如下两种方法:首先,后期非自愿进入者的界定以是否具有下岗经历为标准。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都向城市居民承诺充分就业,并通过单位制提供各项社会服务,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冗员的问题(Wu,2002)。1990年代以来,在新兴的市场部门的竞争压力下,国有企业经营江河日下(Xie&Wu,2005);为使其恢复活力和继续发展,政府不得不允许它们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逐渐精简和裁汰冗员。/下岗0这一词汇最初只适用于那些企业被关、停、并、转的职工,后来才逐渐包含了那些工资被大幅削减或长期拖欠的工人(Lee,2000)。由于政府担心过高的失业率会危及社会和政治稳定,这些下岗职工得以与原工作单位保留雇佣关系,并有权利要求生活补助和社会保障。因此,199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0的/下岗0,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失业0显然有所不同(Lee, 2000)。1已有诸多研究表明,下岗职工大多教育水平低下,以中年人和妇女为主,并且集中于特定的行业和地区(Solinger,2002;谢桂华, 2006)。尽管一些下岗职工能够重新在国有部门找到一份新工作,但大多数的人都进入了市场部门就业,因为原单位发放的生活补助金只能够满足暂时的和最低的生活所需,而且国有部门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从1990年代以来已在大幅缩减。随着下岗波及面的逐步扩大,被迫进入市场部门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利用是否具有下岗经历这一信息来区分后期自愿进入者与后期非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下岗0在中国并不适用于那些体制外部门的就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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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进入者的方法,是假定那些没有经历过下岗的人是自愿进入市场部门的。但是,这一两分法可能会存在测量误差的问题。因此,为减少第一种方法带来的误差,我们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来测量人们对自己的就业变动到底拥有多大的自主权。这种方法假定,进入市场部门的倾向性较低但却事实上进入了市场部门的人,比那些进入市场部门的倾向性较高的人具有更多的就业自主权(这种倾向性由各种可以观测到的个体特征所决定)。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人们就业流动的自愿性就被当作了一个连续变量而非两分变量来处理。要研究人们从国有部门向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这一历史过程究竟如何影响其当前的收入,需要将上述两种方法结合使用。根据两分法,我们可以将虚拟变量代入传统的回归模型来比较体制内人员、早期进入者、后期自愿进入者、后期非自愿进入者这四类人群(Wu&Xie,2003)的收入差别。然而,由于就业者进入市场部门的途径对其在劳动力市场所获报酬具有重要影响,我们在分析时就必须将市场部门从业人员的收入回报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的、累积性的社会过程的结果。问题是,如果这一分析所用的数据是来自于横截面调查,那么仅仅对这四类人群进行简单的比较(即使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对于探究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市场转型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因果关系显然并不太适合(Xie&Wu,2005)。
既然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能够将个体从国有部门向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当作一个连续变量来处理,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反事实的分析框架(C ounterfactual Framework)下用它来估计后期进入市场部门对就业者收入的影响到底如何。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先以个体发生某个事件的倾向性或可能性为标准总结实验组(后期进入者)和控制组(体制内人员)两个群体之间在各个层次上的全部差异,然后根据倾向得分在每一个层次上对两组人进行匹配。对每一个层次而言,发生某个事件对受访者收入的平均影响值就是由在这个层次上两组人之间的收入差别来估计(Dehejia&Wahba,1999)。为保证这种估计是无偏的,必须假定所观察到的一系列个体特征是完备的,也就是说,没有其他任何重要的协变量存在从而影响到个体发生某个事件的倾向性或可能性,这就是可忽略性假设(Ignorability Assumption)(Rosenbaum&Rubin,1984)。
由于从国有部门向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存在多种途径(早期进入,后期自愿进入,后期非自愿进入),为考察个体的流动倾向到底是否会增加其收入水平,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允许多种影响效应存在的多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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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模型(HLM)(Raudenbush&Bryk,2002)。具体而言,本文建立了一个两层的分析模型,方程如下:
第1层:E ARNI NGS ij=B0j+B1j TRE ATED ij+E ij(1)第2层:B1j=C11STRATUM-RANK j+M1j(2a) B0j=C01STRATUM-RANK j+M0j(2b)在方程(1)中,E ARNINGS代表的是第i个受访者在第j个倾向得分层次上2001年的月收入;TREATED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第i个受访者在第j个倾向得分层次上是否在市场部门工作;系数B表示的是在第j个倾向得分层次上实验组和控制组两者之间的平均收入差别,也就是在该层次上某个事件的发生对个体所产生的影响。在第2层模型中,方程(2a)允许B随倾向得分层次的不同而变化,而某个倾向得分层次的排列位次即是相应的B的预测值。方程(2b)进一步允许第1层模型方程(1)中的B也随倾向得分层次的不同而变化。E ij、M0j、M1j分别是个体层次和倾向得分层次上的误差项。
四、数据及变量
(一)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2000年在中国5省(吉林、陕西、河南、湖南、广东)10市及1个直辖市(天津)所做的/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0调查。这些省份代表了中国三个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地理区域。每个省份的省会城市及直辖市(如天津)被挑选出来作为大城市的样本,中等城市从除陕西以外的四个省份中随机抽取。最终选中的10个城市分别是:长春、长沙、广州、吉林、开封、天津、西安、湘潭、郑州和中山。在每一个城市,采用多阶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18至65岁的被访对象,最终得到4307份样本,其中2631人在2000年从事有报酬的工作。1该调查资料中含有被访对象1985、1993及2000年的详细就业信息,如职业类型、工作单位及收入状况等。
1笔者根据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样本数据计算得出,城市地区18-65岁居民(包括男性和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为72%。显然,那些在2000年没有从事有报酬工作的人群中可能包括了下岗且没有实现再就业的人员。
该调查反映了1993至2000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型过程。选择1993年为起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1989年后,为推动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邓小平于1992年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这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选择其后的1993年作为起点,是考虑到这种政策转变已开始对人们的就业流动产生影响。其二,如果让受访者回忆比1993年更早的信息,带来的测量误差可能较大。其三,将职业流动经历限定在1993-2000年这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还可以避免过多的样本损耗。
本研究根据受访者在1993和2000年两个年份的就业信息将中国城市居民划分为三个类型: 1.1993年与2000年都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体制内人员;2.1993年与2000年都在市场部门工作的早期进入者;3.1993年在国有部门、2000年在市场部门的后期进入者。排除了1993年
或2000年都不工作者后,最终进入统计分析的样本为1699人。
1(二)变量
将市场部门同国有体制内部门区分开来是本研究将就业者进行分类的关键。区分标准可以有两个:被访者的工作单位与职业类型。就工作单位而言,本研究将/私有企业0、/三资企业0、/个体经营0及其他自雇经营视为市场部门,将/国家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0、/国有企业0、/集体企业0视为体制内部门。就职业类型而言,本研究将/个体户0、/私营企业主0和其他自雇经营者视为市场部门从业人员。满足上述两项标准中的任何一项,即被视为在市场部门就业,否则就是在体制内工
作。o这一界定与吴和谢(Wu &Xie,2003)的广义划分方法一致。如表1的最后一行所示,在进入统计分析的1699人中,早期进入者有194名,后期进入者有158名,其他都是体制内人员。后期进入者和早期进入者同属市场部门从业者,占了2000年调查时全部受访对象的21%。受访者在调查中被询问是否有过下岗经历以及最近一次下岗经历是在什么时候,根据这一信息,后期进入者又被区分为自愿进入者和非自愿进入者两种类型,如表1所示,各有79人。论文1993-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
1
o这两个标准具有一定的重叠性:二者都可作为界定自雇人员与雇主的标准。然而,第一个标准还包括了受雇者。
尽管就业分配在1993年就已经不复存在,但本文的分析还是限于那些在1993年就已经工作的人。1993年以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一代人,并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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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察的社会分层结果的主要指标为个人收入。调查搜集了受访者在1993年和2000年的个人月收入情况,以元(人民币)为单位(2000年时,1元人民币约等于0.12美元)。在个人收入的决定模型中,预测变量一般包括受教育水平、党员身份、年龄和性别等。受教育水平意味着人力资本的高低,以年为单位,是一个连续变量。党员身份测量的是政治资本,为虚拟变量(党员为1,非党员为0)。性别也是一个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为连续变量。由于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改革开放进程等方面的不同也会影响到个体进入市场部门的机会以及随之产生的收入不平等,我们也将五省一市转换为5个虚拟变量后加入到模型中。
表1是对全部样本的描述性分析,并对3类从业人员进行了比较。2000年,早期进入者和后期进入者的平均月工资分别为1593元和1425元,而体制内人员的平均月工资仅为944元。1993年时,这3类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则依次为1295元、448元和526元。由此可见,1993年在国有部门而2000年已转入市场部门工作的人,实现了收入的大幅增长。体制内人员的受教育水平最高,而早期进入者最低;1993年时,体制内人员中有22%的人是中共党员,早期进入者中这一比例仅为517%,但后期进入者中党员已占到了10.8%。这一调查结果与其他报告相一致:随着改革的深入,虽然专业技术人员和政治精英仍大量滞留于体制内(Walder et al.,2000),但市场部门已开始对他们越来越具有吸引力(Wu,2006)。在2000年接受调查的受访者中,有10%的人在1993至2000年间经历过下岗。由于下岗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才大范围发生的,下岗人员也就高度集中在后期进入市场部门的这部分人群中。事实上,50%的后期进入者都是最初在国有部门工作而后经历下岗被迫进入市场部门的,相比之下,仅有少量的下岗职工在国有部门重新找到工作,在所有的体制内人员中,这部分人所占的比例只有3.7%。
以下的统计分析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我将使用多元逻辑斯蒂克回归分析个体进入市场部门的决定因素,并用线性回归方法将这一进入模型与不同类型从业人员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联系起来。其次,我将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来研究后期进入市场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因果效应。在所有的统计分析模型中,样本都经过加权处理以保证对所选中城市居民总体的代表性。
表1中国城市不同类型从业人员的描述性统计资料(未加权,2000年)
变量总体体制内
人员
早期
进入者
后期
进入者
2000年时的月收入1066.1943.81592.81425.31808.91041.6 (元)(1475.5)(1028.9)(2555.0)(2380.4)(2960.4)(1530.8) 1993年时的月收入613.9526.01294.5447.5516.7378.3 (元)(2000.6)(709.9)(5500.8)(558.5)(483.6)(619.9) 2000年时的月收入 6.643 6.595 6.888 6.721 6.992 6.521 (取对数)(.733)(.666)(.918)(.933)(.988)(.833) 1993年时的月收入 5.966 5.915 6.476 5.722 5.882 5.563 (取对数)(.837)(.785)(.892)(.858)(.937)(.743)
受教育水平11.4811.779.99510.7610.9210.91 (年)(3.395)(3.368)(3.361)(3.146)(3.572)(2.690) 1993年时是否党员.191.220.057.108.139.076
(是=1)
男性.558.556.593.519.620.418
年龄41.5142.3038.538.9239.2338.61
(9.232)(9.341)(8.928)(8.523)(10.25)(6.402) 1993年后下岗经历.100.037-.500--
(有=1)
省份
广东.182.165.289.177.291.063
湖南.178.194.088.152.051.253
河南.143.140.134.177.165.190
天津.147.155.113.127.152.101
吉林.177.178.180.184.203.165
陕西.173.167.196.184.139.228
样本数166913031941587979注:a其中有14名受访者1993年在市场部门,但2000年却退回到国有部门(市场失败者)。
b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差。
五、市场进入途径与收入决定模型
表2是对从业者以何种途径从国有部门转入市场部门进行多元逻论文1993-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
辑斯蒂克回归分析的结果。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1993年时的党员身份、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以及省份作为自变量均进入模型。第一步将从业人员划分为体制内人员、早期进入者和后期进入者3个类型来对模型进行估计;第二步则进一步将从业人员划分为体制内人员、早期进入者、后期自愿进入者和后期非自愿进入者4个类型来对模型进行估计,两步都以体制内人员为参照组。本文重点讨论受教育水平和1993年时的党员身份对市场进入途径的影响,而暂将其他自变量搁置。
表2中国城市就业者进入市场部门的多元逻辑斯蒂克回归模型(2000年)
变量早期进入者
相对于体制
内人员
后期进入者
相对于体制
内人员
后期自愿进
入者相对于
体制内人员
后期非自愿
进入者相对
于体制内人员
受教育水平(年)-.187***-.116***-.117*-.109**
(.034)(.031)(.046)(.037)
1993年是否党员-1.071***-.220.272-.882*
(是=1)(.344)(.310)(.411)(.444)
年龄-.218**-.068-.355***.554**
(.077)(.080)(.082)(.199)
年龄2.002-.001.003***-.008**
(.001)(.001)(.001)(.003)
男性.309-.144.207-.466
(.193)(.196)(.289)(.264)
省份(广东作为参照组)
湖南-.906*.422-.569 1.062-
(.365)(.396)(.646)(.557)
河南-.206.988*.726 1.269
(.337)(.396)(.520)(.574)
天津-.497.370.482.220
(.335)(.404)(.506)(.624)
吉林-.122.651-.676.655
(.305)(.379)(.469)(.581)
陕西.068.724-.344 1.035-
(.294)(.381)(.503)(.562)
常数项 6.091 1.333 6.330***-11.48**
(1.652)(1.730)(2.089)(3.766) Pseudo R2.079.09
Wald V2109.2153.4
Degree of freedom2030
注:数据经过加权处理。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p<0.001,**p<0.01,*p<0.05,-p<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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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1993-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
正如模型所显示的那样(参见表2),受教育水平和党员身份都与进入市场部门工作成负相关,这是因为具备较高人力和政治资本的人本来就在国有部门拥有较多的就业机会。然而,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开始改变这一状况,这从早期进入者和后期进入者之间的回归系数差别上可以表现出来:在1993年以前,受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会使人们进入市场部门的比率(odds)降低1711%(e-01187-1,p<01001),但1993年以后这一数字降到了10%(e-01110-1,p<01001)。类似地,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党员在早期进入市场部门的比率为3413%(e-11071,p< 01001),但在后期则上升到8013%,而且党员与非党员在进入市场比率方面的差别在统计上变得不显著了。对2个方程中受教育水平和党员身份2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差别的沃德检验(Wald Test)结果具有统计显著性(V2[2]=619,p<0105),这表明,早期进入者和后期进入者不仅同作为市场从业人员与体制内从业人员存在差别,而且相互之间在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别。
前文已指出,后期进入者可能存在内部异质性,因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选择机制。为论证这一观点,我们根据受访者1993年以来是否有下岗经历这一标准将后期进入者划分为自愿进入者和非自愿进入者两个亚群,从而得到体制内人员、早期进入者、后期自愿进入者、后期非自愿进入者4个类型,进一步作多元逻辑斯蒂克回归分析,结果参见表2中的右两列。尽管受教育水平对自愿和非自愿进入市场都仍然具有负作用(V2[1]=012,p=0189),但党员身份却不然。诚然,党员与非党员相比成为后期非自愿进入者的可能性要低(p<0105),但就他们自身而言,却更有可能成为后期自愿进入者而非继续留在国有部门工作(尽管在统计上并不显著)。Wald检验也表明(参见表2),党员身份变量在2个方程中的回归系数差别,具有统计显著性(V2[1]=3187,p<0105)。
总之,多元逻辑斯蒂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早期进入者、后期进入者(包括自愿进入者和非自愿进入者)和体制内人员之间在特定方面确实都存在差别。换言之,劳动力就业流动的模式,取决于他们何时以及如何从国有部门进入到市场部门,而这种市场进入途径的差别又对社会分层结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下文将会对不同类型从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别和他们的收入决定因素展开进一步分析。
这一分析使用的是普通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模型,因变量是受访者的月收入(取对数),自变量包括从业类型、1993年时的月收入(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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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和省份。我们关注的是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不同类型从业人员之间的平均收入差别。结果见表3。
表3中国城市不同类型就业人员收入水平的
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1993-2000年)
变量模型1模型2
就业类型(体制内人员为参照组)
早期进入者.085(.060).088(.060)
后期进入者.222**(.077)-
后期自愿进入者-.378**(.120)
后期非自愿进入者(下岗)-.077(.089)
1993年时的月收入(取对数).448***(.033).444***(.033)
受教育水平(年).042***(.005).042***(.005)
1993年时是否党员(是=1).103**(.038).098*(.039)
年龄-.012(.014)-.008(.014)
年龄2*10.001(.001).001(.002)
男性.130**(.032).127***(.032)
省份(广东为参照组)
湖南-.184***(.060)-.177**(.061)
河南-.332***(.062)-.331***(.062)
天津-.320***(.060)-.325***(.059)
吉林-.260***(.059)-.263***(.059)
陕西-.338***(.057)-.337***(.057)
常数项 3.892***(.400) 3.827***(.401)
R2.416.420注:数据经过加权处理。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p<01001,**p<0101,*p<0105。
在表3的模型1中,从业人员类型被划分为3类:体制内人员,早期进入者和后期进入者,以2个虚拟变量的形式进入模型。既然受访者1993年时的月收入(取对数)在模型中被控制了,那么其他自变量在方程中的回归系数就是其对因变量(受访者2000年时的月收入[取对数])的净效应。与一些研究者(Bian&Logan,1996;Zhou,2000b;Hauser &Xie,2005)的发现相同,受教育水平和党员身份对个人收入具有正向的显著效应。此外,男性比女性的收入水平要高(p<0101),但年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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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模型1的结果还有一点与吴和谢(Wu&Xie, 2003)的发现相一致,即与体制内人员相比,只有那些1993年以后转入市场部门工作的人在收入方面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优势,高出大约2419%(=e01222-1)(p<0101)。这就支持了吴和谢(Wu&Xie,2003)的论点,即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占优势的人是在改革的后期阶段才自愿进入市场部门的,并且他们在市场部门也确实获得了更多的经济优势(也可参见Szel nyi&Kostello,1996;Xie&W u,2005)。但并非所有的后期进入者都是自我选择的。表3中的模型2是先将后期进入者划分为自愿进入者和非自愿进入者两个类型后再与体制内人员、早期进入者一起进入模型。这一处理使结果变得更为清晰:无论是早期进入者还是后期非自愿进入者在收入方面都与体制内人员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收入优势只在后期自愿进入者身上才体现出来。
本文的核心内容是要检验在微观层面上个体向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途径对宏观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所带来的影响。这一研究旨趣是基于对两种机制造成了后期进入者具有内部异质性这一事实的观察:一部分后期进入者是自我选择地自愿进入,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下岗等其他原因而被动进入。正是由于这一点,前面的分析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主要有两点:第一,仅凭有无下岗经历这一点就将后期进入者划分为自愿进入者和非自愿进入者两个群体,可能并没有涵盖后期进入者内部的全部异质性,因为,除下岗之外的其他原因所导致的非自愿进入在这一编码过程中被当作了自愿进入。第二,尽管不同类型从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别确实与选择机制有关,但选择机制这一内生性的社会过程却并没有在模型中被直接反映出来,因而市场进入途径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因果效应还有待确认。
六、进入市场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本文在一个因果关系分析框架下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来考察就业流动类型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后期进入市场部门可以被视为发生某个事件,因此后期进入者就是/实验组0,而相应的/控制组0就是那些呆在体制内的人。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原理是,首先将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别用倾向得分总结归纳出来(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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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由二元逻辑斯蒂克回归模型估计得到),然后将倾向得分划分成若干层次以与观察到的各种协变量相对应,最后计算得出在每一个层次上后期进入市场部门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值。许多文献已经表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在利用可观察到的资料来推论因果关系方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估计偏差(如Becker&Ichino,2002;Dehejia&Wahba,1999; Winship&Morgan,1999),便于检验观察到的协变量和差异性是否为真,并使(非参数化的)群体比较更为灵活(于此参见Brand&Halaby,2005; Harding,2003;Morgan,2001;Smith,1997;Xie&Wu,2005)。
在因果关系分析框架下,关键是要明确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到底存在哪些差异。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中,这一信息已经体现在倾向得分上了。我们用一系列自变量来估计个体1993年后离开国有部门而进入市场部门的倾向性,如1993年时的月收入(取对数)、受教育水平、1993年时的党员身份、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有无下岗经历、工作满意度和省份等。这需要假定个体在向市场部门流动的倾向性方面的差异,能够被观察到的一系列个体特征上的差异所全部总结归纳。之后,按照倾向得分将受访者划分为8个层次,以与观察到的组间协变性相对应(p<01001)(Becker&Ichino,2002),每一个层次上实验组和控制组各自的样本数也在图1中被标明了。1图1形象地展示了后期进入者与其他类型从业人员相比在一系列可观察到的个体特征上是如此的不同。在那些没有从国有部门转入市场部门的人中,绝大部分的倾向得分都很低(01098以下);相反,转入市场部门工作的人其倾向得分相当高。显然,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在倾向得分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这表明两组人群确实是具有可比性的。值得一提的是,群体间是否具备可比性的问题在传统的回归模型中往往不甚明了。
为了弄清楚向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究竟是否使个人收入有所增加,我们分三步来进行探讨。第一步是估计在倾向得分的每一个层次上进入市场部门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由于实验组(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进入市场部门)和控制组(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留在国有部门)之间并不存在系统性的差异,两组人群在倾向得分的每一个层次上
1STA TA软件中的pscore命令被用于生成分层匹配(Bec ker&Ichino,2002)。X轴上的值表示8个倾向得分层次的下限。控制组中有336人的倾向得分低于实验组倾向得分的最小值,无法进行匹配,故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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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后期进入者(实验组)和体制内人员(控制组)的倾向得分直方图
的平均收入差别,就可以被理解为在该层次上进入市场部门对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第二步是将第一步的结果进行合并,即取每一个层次上进入市场部门对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的加权平均值,当然这样处理的前提是假设这种因果效应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1第三步则是假设这种因果效应因人而异,并用多层线性模型(HLM)(Raudenbush& Bryk,2002)来对它进行估计。
后期进入市场对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如图2所示。图中的菱形点即为在每个倾向得分层次上对这一因果效应的点估计,旁边的数字是假设因果效应为零的统计检验t值(影响效应估计值即为方程[1]中的B1j)。结果表明,在倾向得分最低的3个层次上,后期进入市场部门对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不仅相当大且具备统计显著性。假设这种因果效应对各个层次而言具有同质性,则将它们合并后的总体估计值为685元,标准误为195元,t值达315,统计显著性相当高。然而,正如图2中左高右低的拟合线所显示的那样,因果效应具有同质性的假设看来并不成立。HLM模型的分析结果也表明,因果效应的大小视倾向得分的大小而定,二者之间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倾向得分层次每降低1在STA TA软件中,用atts命令来对倾向得分进行分层,并进而估计这种影响效应的平均
值(Becker&Ichino,2002)。
一级,因果效应就会降低9711元(t =3152)。也就是说,进入市场部门倾向性最低的人,从后期进入市场部门这一行为中的获益却最大,后期
进入市场部门对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随倾向性的升高而降低。
注:a 1菱形点旁边的数字是后期进入者(实验组)和体制内人员(控制组)之间收入差别的统计检验t 值。t 值若小于1196就表明收入差别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b 1图中的直线是根据多层线性模型(HLM )的估计值拟合得到的,即用第一层模型方程中的斜率作因变量,用倾向得分层次的排序作自变量,再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std=2812,t =-3145,p =01017)。
图2 每个倾向得分层次上进入市场对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
后期进入者相对于体制内人员比较
七、总结和讨论
本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就业者进入市场部门的途径和模式自1993年以来发生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虽然进入市场者在改革早期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这表现为人力和政治资本与进入市场的可能性之间存在负相关,但在改革后期这一现象却不再明显。教育无论在改革早期还是在改革后期都对个体进入市场部门具有阻碍作用,但是这种阻社会学研究 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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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性正在变小。此外,党员身份对个体进入市场部门可能性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些结果表明,吴和谢(Wu&Xie,2003)关于进入市场的模式和途径在时间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机制的观点只是部分正确。因为,至少就教育所扮演的角色而言,选择机制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是一致的: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进入市场部门的可能性越小(参见Wu,2006)。
本文的观点是,后期进入市场部门存在两种不同的途径和模式,其中教育和党员身份所起的作用都是反向的。一种模式是,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原国有部门中缺乏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职工被迫下岗而进入市场部门求生存。另一种模式是,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从国有部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才,他们有能力将自己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转化为更大的经济优势。我们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区分出了这两个社会群体,并且估计了进入市场对他们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进入市场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与已有研究发现相一致(如Wu&Xie,2003;Xie&Wu,2005),早期进入市场部门并没有带来显著收益,但是后期进入市场部门却使个人收入大幅增加;而且,同为后期进入者,进入的倾向性越高,市场获益却越低。因此,倾向得分方法的关键发现是,真正能从市场中获益的人群仅限于那些具有较低进入倾向但却在后期最终进入了市场的人。我们用个体进入市场部门的倾向性来间接表示他们进入市场部门的主动性有多强。那些具有较低进入倾向的后期进入者,本来在国有部门就已经干得很好,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进入市场部门。本文称这部分人为后期自愿进入者,与那些由于下岗而被推进市场的后期非自愿进入者相对应。正如图3所示,在倾向得分较低的3个层次上,绝大多数受访者都没有经历过下岗;但在倾向得分较高的3个层次上,所有的受访者都无一例外地有过下岗经历。如果一个人在国有部门中干得很好,那么他就不大会失去工作,因此也就不太可能进入市场部门。对这些人来说,进入市场部门的条件就是他们原来在国有部门所享受的待遇必须得到相应甚或更高的补偿。正是这个人群的存在,使得整个市场部门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水平变高了。
因此,即使吴和谢(Wu&Xie,2003)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瑕疵,但他们关于市场进入的途径和模式在不同的时间点存在不同的选择机制这一基本论点还是正确的,而本研究的发现则对此作了
图3 后期进入者在每个倾向得分层次上的构成(自愿进入P 下岗)
进一步证实:市场部门从业人员比国有部门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高,关键就是这种选择机制在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厘清个体究竟以何种过程或机制被归入特定的社会群体,仅通过比较组间均值差异的方法来探讨特定群体身份所带来的因果效应就可能具有误导性。
图4阐释了使用不太合适的汇总数据是如何导致错误结论产生的。比较市场部门和国有部门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显示,前者的教育回报要显著地高于后者,这通常被归因于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如Bian &Logan,1996;Nee,1989;Zhou,2000b)。吴和谢(Wu &Xie,2003)质疑了这一因果解释。根据受访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情况而把市场部门从业者进一步划分为两个群体后,他们发现市场优势仅存在于后期进入者身上。本研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一步对后期进入者分类,并阐明较高的市场收入和教育回报仅局限于特定的后期进入者,即那些本来可以呆在国有部门但却选择自愿进入市场部门的人。
为什么后期进入者中有一部分人在市场中表现得那么好?这中间有一个典型的内生性问题,而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将它揭示了出来,即个体在选择是否进入市场部门时往往根据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做决定,而不同的人是有着不同预期的。这就说明有一个强烈的个人社会学研究 2008.6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问题，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而逐步产生并日益凸显的,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一个现实国情。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更关注自己毕业以后就业的形势与问题。看着这些即将毕业的师兄师姐们,他们的脸庞上流连着对校园的不舍，还有对未来的茫然与失措。而即将进入大三的我们，越来越开始疑惑今后工作跟升学的问题。 近年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因素很多 一是教育与生产相脱离。我国现在生产模式是“世界加工厂”，主要需要的是廉价劳动力的“血汗工人”和有经验的技工，是体力劳动者，而大学教育培养的是高价劳动力的脑力劳动者。所以，要说“头脑还缺乏市场经济意识”，那不是大学生,而是指责大学生的专家、学者和领导者自己。但这不是我们认识问题的出发点，我们认识问题的出发点应当是：中国不应该是降低大学生的价值体现,而是要尽快改变我国的生产模式，使大学生的价值能够充分体现;使中国能够走上自主创新，科学生产的道路。 二是观念问题。中国是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因此,中国的教育应当是“公有制为主体”,不应该是个人的投资，而应当是社会对发展的投入,是一种社会积累。教育费用应当由国家、社会承担，从物质基础上培养学生的为祖国、为社会“回报”而学习的思想观念。教育费用由国家、社会承担之后，还缩小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劳动力的生产价值的个人差别。这不仅有现实的意义,而且有很深远的意义。 三是大学生自身素质因素。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1)、诚信问题，不少毕业生发现求职时有一定的证书、文凭、履历能为找工作带来方便,有的大学生凭勤奋刻苦,在大学期间努力争取获得相关证书，不刻苦学生则通过投机取巧或造假来骗取企业初步信任，对大学毕业生整体形象造成一定的损害。（2)、大学生整体素质有下降趋势。由于近几年公办高校扩招，加之民办高校急增,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招生分数不断降低，加上不少大学生大学学习不认真,动手能力差，缺乏实践经验,大学生整体素质有下降趋势。(3）、大学生自身定位偏颇。都希望找收入高、待遇好的单位。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东西部地区之间、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差距较大,大学毕业生选择就业区域时,过度集中于北京、上海、深圳等热点地区,造成这些地区的就业压力明显增加。(４）、求职途径把握不准。不少大学生通过参加各种各样人才交流会“广泛撒网”的方法,或希望通过熟人“托关系”、“找门路”以捧上“金饭碗”, 不善于“推销”自己，没有针对自己的切实优势,通过重点了解用人单位实际需求情况,提高就业率。 四、用人单位误区。(1）、存在性别歧视。女大学生明显处于劣势,不少用人单位考虑女大学生生理因素、婚姻因素、成就动机，以及生育保险费和女工劳动保护费用等。同等情况下女大学生将来工作成本比男大学生大，这是女大学就业难的主要原因。（２)、生源地域歧视。不少用人单位考虑到本单位的业务情况与当地联系紧密程度，希望招聘的大学生熟悉当地方言及风俗，甚至有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等, 选用人才时优先考虑本地人才。甚至一些地方政府招聘公务员时也存在生源地域歧视,实行地区保护主义，不利于大学生公平竞争。（3)、过分看重工作经验。经验不足是大学毕业生最大的劣势,不少用人企业经营有困难,急于招聘某一方面能人，并且希望很快给企业带来变化，而一般大学生则无法满足用人单位要求。用人单位忽视大学生的潜力和可塑性,其实经验总是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
目前我国的就业趋势 1.当前就业的总体形势 2. （1）从总量上来看 3.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长期存在，总量压力巨大。 4. 首先，在供给方面，中国面临十分复杂和极为严峻的就业形势。具体表现为：劳动力供给增多，总量压力加大。一是从存量来看，失业人员不断增加，下岗职工数量仍然较多。二是从增量来看，由于人口出生高峰的原因，新增劳动力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仍然很大。“十一五”时期，我国进入了新的人口劳动力增长高峰，五年间新增劳动力总供给达到5000多万人，特别是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 5. 其次，在需求方面，全社会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严重不足。就业需求增长缓慢，无法满足巨大的就业供给数量。据媒体及国家劳动和保障部提供的统计数据，今后几年，我国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劳动力将达到1500多万人，加上900万失业人员和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因素新产生的失业人员，全国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总人口将超过2400万人。如果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保持在8%左右，预计2011年新增就业和补充自然减员增加就业会在1200万人，这样，城镇就业供求缺口仍然还有1200万左右，矛盾十分尖锐。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资源枯竭的城市，就业问题更加突出。 6. 此外，在农村，现有劳动力近5亿人，除去已经转移就业的2亿多人，以及农村需要务农的1.8亿人，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人，转移就业的规模、速度、压力也进一步加大。另据有关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就业弹性总体上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
弱。所以，从总体上说，我国就业人口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时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7. （2）从结构上看 8. 在就业总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十分突出。根据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2010年中国人才报告》预计，到2011年我国专业技术人才供应总量为4500万，而需求总量为6800万。此项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总体有富余，但专业技术人才仍将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9. 第一产业：2011年农业科技人才需求可能达到几百万人，但相关人才供给有限。 10. 第二产业：我国工科类大学毕业生人数虽然每年都在增长，但振兴我国工业仍需大量的工程师，主要集中在IT、微电子、汽车、环保、系统集成、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技术开发、条码技术、铁路高速客运技术等领域。 11. 第三产业：该产业将是扩大就业岗位最多的部门。一些高端涉外人才需求很大，比如涉外会计、涉外律师、涉外金融服务、同声传译、电子商务、数字媒体、物流、精算和心理咨询等行业，都需要大量人才。 12. 与专业技术人才出现结构性矛盾相似的是，近年来，我国内地农民工“就业难”和东南沿海城市出现的“招工难”现象并存，这也是一种区域性、行业性就业结构失衡的表现。 13. 2.大学生就业形势 14.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近年来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15. （1）从大学生就业的总量情况分析 16.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
中国行业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成因、现状及解决策略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行业收入差距以及行业不平等问题备受关注：一是行业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不同的研究测算的结果并不相同；二是行业收入差距是否合理或者说存在多少倍的差距是合理的，民众更关注差距背后的公平判断；三是行业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是否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用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来对行业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研究。 行业收入差距一直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领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各个行业的开放并不是同步和同等程度的，从而使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问题更具特殊的复杂性。国内外研究表明，行业收入差距的形成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行业的人力资本特征、[1-2]行业的技术经济特征以及行业的行政性垄断[3-5]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但每一种影响因素对于差距的贡献究竟有多少还鲜有研究。因此，本文针对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现状，在建立行业收入差距决定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的行业数据，对决定行业收入差距的各个因素按对不平等的贡献进行了排序，以期找到影响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并提出有效的政
策建议。 二、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现状 为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逐步放开了一些行业的进入管制，允许外资企业、民营资本和乡镇企业进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以及社会服务业等一般竞争性行业。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而产业开放以及劳动力市场改革是其中的两个重要方面。从1993年开始，政府不再对企业下达职工人数计划，企业自主决定招工的时间、数量、条件和方式，企业和职工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来确定劳动关系。随着竞争性行业的竞争加剧，这些行业中的许多国有企业绩效不断恶化，不少国企相继破产。1996年开始，国家允许国有企业对富余职工进行下岗分流，加大了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力度。进入21世纪后，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但国有资本仍然掌控金融、电信、电力、航空、铁路等垄断行业。从行业开放和劳动力市场化发展的历程来看，改革的渐进性以及同时存在的新旧体制差别，也即“双轨制”[6]势必给各行业的工资决定机制带来很大的差别。 随着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国有企业职工比例大幅度下降，从1992年的61%下降到2009年的20.6%，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比例从1992年的20%下降到2009年的2%。与此相反的是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比例的大幅度上升，从1992年的6.2%上升到2009年
2018年我国就业人数统计、人均收入支配及市场发展形势分析 字体大小：大中小2019-01-12 09:44 来源：中国报告网 就业人口，在我国是指在16周岁以上，特殊职业需要18周岁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获取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其中，城镇就业人口是指在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就业人口，包括在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从业的人员。 一、我国就业形势的基本特征 就业是民生之本，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减速换挡、结构优化调整、动力加快转换的关键时期，就业的“稳定器”作用显得更加重要。7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将“稳就业”放在了“六稳”工作之首。在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的有力支撑下，我国整体就业形势延续稳定向好势头。但也应注意到，就业领域存在的一些区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仍比较突出，对实现高质量就业将产生不利影响。 1、就业整体形势延续稳定向好 2009年以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情况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部
2018年以来，尽管面临来自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外部竞争压力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环保要求趋严和金融市场波动加大等内部环境压力，我国就业形势整体仍呈现稳定向好的态势。从就业人数看，前三季度，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107万人，同比增加10万人，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43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36万人，同比均增加3万人。从失业情况看，1-9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31个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始终保持在5.1%以下的较低水平，低于5.5%的年度调控目标；6-9月，全国主要就业群体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维持在4.3%-4.4%的区间小幅波动；三季度末，全国登记失业率为3.82%，同比下降0.13个百分点，降至多年来低位。 参考观研天下发布《2018年中国公共就业服务市场分析报告-行业运营态势与发展趋势预测》 2、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不断增强 2018年前三季度，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占GDP的比重达到53.1%，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8%，同比提高1.8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平稳较快发展对保持就业稳定发挥了重要贡献。测算表明，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人数大约比第二产业多20%左右。2017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达到44.9%，高于第二产业16.8个百分点。从服务业内部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新兴服务业就业人员数量同比增速居前。随着网店、微商、网购快递等网络创业就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进一步增强。 1978年以来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部 3、创业创新成为就业增长重要源泉
未来就业前景最好的十大专业-就业前景好的专业排名 中考是一个门槛，高考又是一个门槛，到了大学毕业又碰到一个就业门槛。大学选择一个好专业为以后就业可以早做准备。 由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省内代码7160整理，其4G移动互联应用开发、4G网络营销、4G网站设计与运营、建筑设计及建筑表现等属于特色专业。 未来就业前景最好的十大专业-就业前景好的专业排名：十大就业前景最好专业 1.网络营销 网络营销是一个新型的行业，在中国还是刚发展阶段，许多东西都还是在摸索当中，这行业在以后比会是最有潜力的行业，现在大部分做这方面的工作都是一些互联网公司，它是一种成本低、效果好的新型营销方式，因此深得企业的青睐和欢迎。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营销的优势日益明显。我国网络营销也越来越普及，各行各业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都逐渐从传统市场转向网络市场，营销方式也从传统的市场营销转向网络营销。从人才市场的反馈来看，网络营销人才的需求量一直持续上升。 2.网站设计 众所周知，现在的电子商务、远程教育发展迅猛，而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网站人才来支撑。作为信息社会发展和实现媒体内容数字化以及网络化的关键人才，网页设计师前景一片光明。 3.同声传译专业
同声传译员被称为21世纪第一大紧缺人才”。随着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增多和奥运会带来的”会务商机”的涌现，需要越来越多的同声传译员。 4.能源、交通专业 在国家”九五”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中，能源、交通行业占了很大比例，各大煤矿、油田、气田需要大量人才，这是吸纳毕业生的一个重要渠道。 5.建筑专业 我国建筑行业发展迅猛，中高级人才十分缺乏，亟需补充。近年来建筑类、土建类毕业生的社会需求量一直名列前几位，尤其是建筑学、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方面的专业人才很受欢迎。 6.外语专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对外语类人才的需求会与年俱增，今后几年这类人才也会保持较高的需求量。 7.电子信息类专业 计算机、微电子、通信等电子信息专业人才社会需求巨大，毕业生供不应求，10年内将持续走俏。 8.农林类专业 这几年，农林类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不高。在农林类各专业中，社会需求量大小不一。目前需求较多的有农业经济、畜牧、兽医、动物营养与饲料加工、木材加工、家具设计与制造、森林道路与桥梁、园林、林产化工等专业；需求量较小的有农学、桑学、茶学、植物等。 9.汽车维修专业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赵西亮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收入不平等问题直接影响到一国总体经济的发展，近几十年来，国外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多，本文就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从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收入分配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 summary (Zhao Xi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Income inequa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a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decades, there are literature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which is enlighten. This article makes a summary of the literatures from theoretical and positive research area. Keywords Income inequality Economic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越来越大，据有关资料，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5年的0.34。城市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84年0.16增加到1994年的0.30。另一抽样调查的结果是，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338上升到1995年的0.429，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0.223上升到0.286，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382上升到0.445。①这种居民间收入差距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么，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会有什么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呢？收入分配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我们又应如何调整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以促进经济增长呢？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考察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出发点。 实际上，经济学中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整个古典经济学几乎都是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性总结，运用其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揭示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平等造成需求的畸形发展，从而出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有效购买力的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1929大危机之后，凯恩斯也发现了这一基本矛盾，即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研究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工具，以卡尔多（Kaldor, 1955）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发展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他是在凯恩斯的框架内，假设社会上有两种人，即资本家和工人，而两种人的储蓄倾向不同，资本家有更高的储蓄率，社会储蓄率是两者的加权平均，假设储蓄能够顺利的转化为投资需求。所以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可以影响社会储蓄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并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没有政府干预，财富将向资本家集中，从而破坏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即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经济稳定条件），导致经济波动。而库兹涅茨（Kuznets）195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一文可以说是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奠基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库兹涅茨考察了美英等发达国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发现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在降低。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储蓄高度集中但收入不平等却在降低。比如美国当时最富有的5%几乎拥有2/3的储蓄额，最富的10%几乎拥有全部的储蓄，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最富有的5%的人的收入份额并没有增加，另外，城市不平等程度大于农村的不平等程度，而工业化并没有增加这种不平等程度，所以他认为这是两个迷。为了给这些现象以经济解释。他构造了一数值计算表。就是在这张表中，他的计算模拟得到了后来所说的倒U形曲线的假说，即经济在从一个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在早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收入不平等会逐渐增加，而当工业化后期（工业部门已经吸收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后）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逐渐降低。随着一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业人口的数量不断减少，收入不平等程度先扩大后减少。库兹涅茨的工作引起了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有大量文章试图将库兹涅茨假说进行模型化，比如罗宾逊（Robinson, 1976a, 1976b）的工作。实证检验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文章也非常多，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进行这一工作，比如Bourguignon & Morrisson(1998)、巴罗（Barro,1999）、Panizza(2002)等。1950年代和1960年代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收入的功能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大多数文献集中在收入分配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方面。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可能是因为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低谷，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研究的兴趣也降低了。而198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兴趣又增加了。不过，这一阶段的文章大多是考察个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是考虑收入的规模分配方面而非功能分配，我们所综述的文章也大多是这段时间里的文献。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我们知道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而主要的因素有资本、劳动力①参见赵人伟、李实等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第43页。
中国的教育制度已经如火如荼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但是到最后依旧是收效甚微，每年仍然有庞大数量的毕业生无法就业。 虽然国家一直在宣传受教育的重要性，甚至不断地增加受教育者的各项优惠措施，但依旧避免不了许多学生的辍学，甚至他们的父母也认为早早进入社会挣钱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跟我们现在毕业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是密切相关的。任何一项举措若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动力去支持它。同样，教育若想真正做到深入人心，解决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是迫在眉睫的。 前几天妈妈买菜回来，边走边抱怨：“唉，现在这女孩还不如不上学，上完学也找不到工作。”当时我就奇怪，经过妈妈的叙述我渐渐明白了。原来是同村一姑娘大学毕业将尽一年未找到工作，现在在家待嫁，父母含辛茹苦地供应她上学，到头来没享着她一分钱的福，她却又远嫁做他人妇。想想也是，父母若不供应她上学，必能节省一大部分的开支，反正上学不上学最终的结局都是没工作，都是嫁人。而造成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就是大学生人数太多，在男女人数都足量的情况下，作为用人单位理所应当的喜欢男毕业生，这也间接的造成了就业中的男女不平等，从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孩上研究生或待业在家准备嫁人。曾经在学校的意气风发，在面对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之后，渐渐消失殆尽。再者说，女大毕业生在受过高等教育之后，对待对象的要求也比较挑剔，无数的剩女由此而生。 女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但男大学生也好不到哪里去。男孩子在踏进社会中的一瞬间就背负了无数的压力，工作、结婚、房子、养家、车子，各方面的压力汹涌而来。虽然男生的工作相对好找一点，但是各种低工资却完全不能满足生活各方面对自己的需求，从而也形成了不少譬如“房奴”“蚁族”“啃老族”等等的流行词。面对少的可怜的工资，多数的毕业生只能对曾经的伟大抱负望而却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无一不在警醒那些活在自己理想中的大学生。前段我和一个男同学聊天，问起他大学所学的专业，他很漫不经心的说自己早都忘了。当时我就很惊异，后来他说，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份工作，攒钱买房，至于其他都无所谓。虽然男生就业的优势会比女生好上那么一点，但是真正找到自己心仪的，合适的工作的又有几人呢？ 大学四年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呢？四年的专业学习，在我们走出校门的时候又能回忆起多少呢？我们在学校里愉快的享受大学生活的时候，那些比我们早踏入社会的同龄人已经轻车熟路的摸清了种种社会法则。严峻的就业形势带给我们的除了无边无尽的苦闷心情，是否还有对当今教育制度的反思以及毕业之后究竟该如何适应社会。
未来就业前景最好的十大专业是哪些专业 就业前景好的专业有人工智能专业、大数据相关专业、民航学专业、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物联网工程专业等等，具体介绍如下：1.建筑类专业就业前景依然乐观 虽然近期房地产业面临系列压力，但在人才市场上，与房地产相关的专业，包括建筑、设计、策划、销售等人才需求仍然较旺。 随着国家和各地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加大，建筑类和房地产专业毕业生就业前景依然乐观。 尤其是近两年来，路桥建设等相关专业开始升温，这使路桥规划人员变得畅销起来。用人单位表示，这主要与制造业升级换代及目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有关。制造业升级换代急需补充新鲜血液，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则急需专业人才。 2.医学类专业特殊领域潜力无限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将会有更多的私立医院，这使医学类专业的学生更为抢手。而且，由于人们工作、生活的压力不断增大，患病率也在增加，现有的医疗系统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
需要，这就形成了医疗行业的卖方市场。所以，医学类专业人才将会越来越吃香。据有关部门分析，将来从事老人医学的人才将走俏，保健医师、家庭护士也将成为热门人才。另外，专门为个人服务的护理人员的需求量也将增大。 3.艺术类专业需求层次不断提升 传统的美术、音乐、表演等专业已经渐渐显露出就业面狭窄等问题。 传统艺术正与计算机技术、工业、建筑、管理等学科不断交叉，衍生出许多新的专业，这些专业也相应地成了近年来的热门。目前，广告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公关策划、动漫制作、游戏策划、游戏设计等专业人才紧缺。 艺术专业正朝多学科综合的方向发展，实用艺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不懂物理和建筑，就无法搞建筑、装潢设计;不懂计算机就做不出数字化影音作品。文化课严重缺失的“跛脚”毕业生就业压力必然不小。 4.纯文、理专业掌握技能助就业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 一、导论:把阶级带回来 在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研究中,对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概括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是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人民币1 642元增加到14 040元;而收入的基尼系数也从0.356快速上升到0.449(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2006;陈志柔,1999;国家XX局,2006)。近年来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恶化已经成为学术界与媒体共同关注的话题。 关于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研究,以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后续的相关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语世界最为盛行(边燕杰,2002;Nee,1989、1991)。受博兰尼(Polanyi,1957)和泽林尼等(Konrad &Szelenyi,1979)的启发,倪志伟将决定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模式区分为再分配制度与市场交换制度两种类型,宣称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再分配制度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的过程中,掌握再分配权力者,例如干部或党员的收益将会减弱,而私营企业主与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将会获得市场青睐 (Nee,1989;Nee & Cao,1999)。此理论提出后,在政治资本、人力
资本、个体户的收益和总体社会不平等的趋势等方面,均受到经验证据上的重大挑战,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转型之争”(the markettransition debate)(Szel6nyi & Kostello,1996)。一些研究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所谓政治资本的拥有者,其收益未必会减少(Bian&Logan,1996;Walder el al ,2000;Zhou,2000),学者们由此提出了关于政治权威延续的命题。再如,有关私营企业主的研究表明,新兴的企业家未必都能得到市场的眷顾,在农村地区,相对于一般个体或家庭企业的收益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扩张而下降,具有干部身份的企业主却仍维持其经济优势(Walder,2002、2003;Wu,2006)。即便我们观察到人力资本作用的上升也不能说明市场的作用在加强(Wu & Xie,2003),无论是对政治资本还是人力资本回报的变化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趋势,而是受制于具体的制度背景。因此,20世纪90年代关于市场转型的争论最后不了了之(Zhou,2000)。 为什么会如此呢?参与市场转型争论的双方,虽然依据各自的实证资料(主要来自中国)做出了不同的理论概括,却留下了很多经验证据与理论视角上的空白。首先,双方的观点受到研究资料本身的时空限制。如倪志伟(Nee,1989)的资料来自1986年的福建农村调查,边燕杰(Bian & Logan,1996)的研究主要基于1991年的天津调查,而周雪光(Zhou,2004)的发现主要针对1994年中国的部分城市。这些研究主要依赖城市或农村资料,导致对户口制度和城乡分割的长期忽视(Wu &Treiman,2004;2007);后续研
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 摘要：大学生就业形势偏紧和就业层面下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大学生就业是世界性的难题，关系着大学生本人的发展、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因此政府、社会、家庭要高度重视，尤其是高校大学生对当前就业形势与环境，要有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占据有利地位。 一、引言 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关系着大学生本人的成长成才与发展、家庭的稳定幸福、社会的和谐。大学生就业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大学生就业难的呼声近年来持续上涨。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陡增，人才市场中竞争力度越来越大。2013年我国经济形势不乐观，2013年可能是最复杂的一年，毕业生人数达699万，号称“史上最难就业年”，整个宏观层面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然而，这个数字在不断刷新，20l4年的毕业生人数729万，再加上往届没有实现就业的，毕业生数量非常大。据权威机构数据统计显示，美、英等国大学生就业也不乐观，青年人就业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因此高校教师和学生一定要对就业形势、环境，要有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二、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 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走向市场化，为高校毕业生自主择业奠定良好基础。但随着高校毕业生的逐年增多，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总体来说，大学毕业生就业大环境中，机遇与挑战都有。 （一）从统计方面看，社会人才供给总量与社会需求总量差距较大，
未能落实就业的大学生总人数持续增多，就业压力巨大 我国在“十一五”期间计划每年平均新增劳动力需求总量为2000万，但是“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为2300万，每年将会有300万多余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估计我国未来几年内在人才需求总量上将出现供大于求、人员过剩的现象。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与就业的大环境联系密切，大学生就业也呈现出数量不匹配的特点。10年来，因为高校扩招力度加大，大学生数量增加走高，加上毕业时间、就业程序的同步造成了“一致”效应。统计显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稳中有所下降，随毕业生数量增加而有所下降。如2010年到20l5年，我国大学毕业生的人数由630万增加到了729万，6年里，毕业生数量增加幅度很快。 （二）从地域视角看，随着国家促进就业优惠政策的大量出台，二线、三线城市人才吸引能力将逐步增强 近几年，由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开始面临土地和环境承载力的制约，城市的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精英移民在一线城市的增加速度无法实现同步发展，如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供给不足，尤其是房价上涨等造成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加大。与此同时，由于政府相关政策的宏观调控，大量“西部开发、中部掘起’’等政策出台，促进了一批二、三线城市的发展，经济规模、创业环境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平的提高，二、三线城市就业机会增多，对人才的吸引力将显着增强。 （三）从就业产业结构视角看，三大产业的就业空间各有优势，战
20个主要专业就业前景预测 1．计算机、信息技术再领风骚： 据美国市场分析公司国际数据公司（IDC）发表的报告，2001年--2004年，全球所需的IT专业人才约为50万人，但到2004年全球对IT人才的需求将增加到180万--300万人，全球IT业将出现严重的人才饥荒。 美国信息技术统计协会的资料也显示，美国每年IT人才短缺成倍数增长，短缺人数将从1998年的35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85万人。2004年后，欧洲短缺IT人才也将达170万人。 尽管纳斯达克指数大幅下挫，新经济也遭到人们的质疑，但是以信息产业为高科技企业仍然是未来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所以高科技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依然非常旺盛。另外，因为高新技术产业是在近几年中飞速发展起来的，所以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有经验的高级人才，使得大学本科生的市场地位仍然很高。正是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决定了计算机、信息技术专业的学生仍旧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当然，如果有一天每个人都有一台计算机，而且人们掌握计算机就像用钢笔一样熟练时，估计计算机专业也就该变成冷门了。只是，那一天的到来好像还很遥远。 2．市场营销升温有望： 目前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好像是哪里都需要，哪里又都不想去。这里的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做市场营销需要有经验，而应届毕业生并没有这方面的优势。同时，做市场营销是非常累的，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做不来，这也吓跑了一大部分的毕业生。所以就出现了企业找不到想要的营销人员，而毕业生也不好找工作并存的现象。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营销已经渗入到各种各样的企业里，不仅是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也都在讲市场营销。人们对市场营销的观念也将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对这方面人才的需求将继续看好，并有继续升温的可能。并且，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商品化发展和商品房信贷业务的日益红火，购买商品房已成为绝大多数国人的首选投资，房产商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其中最有效的促销手段就是聘用房产推销员。而随着小轿车的大幅降价及国民收入的逐年增加，小轿车在21世纪进入中国三分之一以上家庭已不再是神话，因此，汽车营销人员也将走俏职场。再有保险推销人员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艰苦创业"之后，也将成为21世纪的热门职业。所以，对市场营销专业人才的整体需求会增大。 但是，因为市场营销的特殊性，做市场营销需要各种能力，不是学市场营销的人就适合做市场营销，专业知识反而变得不是很重要，很多低文凭的人愿意付出更大的劳动获得更多的回报，形成了营销专业学生的强劲的对手，给毕业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3．金融、投资人才将会吃香：
你如何看待当前就业形势？你的职业规划？ 随着中国高校教育的发展，大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日益凸显。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总体来说,大学毕业生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群体。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知识经济的冲击,青年初次与持续就业所需的能力门坎逐年提高,大学生必须具备能够满足新经济要求的核心就业能力才能成功发展,但现有教育培训体系缺乏必要的就业市场需求导向,缺乏对创业行为的深入研究,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知识和技能结构上与人才市场的需求存在脱节,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当前大学生结业形势难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高校扩招。随着毕业生人数的增加，找工作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就业也就越来越难了。高校的扩招对大学生就业增加了难度，但从国家长远的利益看，高校的扩招也是迫不得已的一个选择。 2、大学生的就业流向。大学生虽然多，却不愿到基层去工作，也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问题突出的一个原因。 3、大学生就业的空间分布。大学生就业大多数集中到发达地区、高薪部门就业，愿意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的较少。 4、教育机制的弊端。有的专业过热，出现了扎堆的现象，有的专业则无人问津，人才过缺。 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我觉得社会各界都应都应作出努力。首先，稳定的就业环境制定法规保护大学生就业的切身利益。例如规定最低薪酬，并且针对金融风暴的影响，更要创造稳定的就业环境。而且要平衡中小城市与珠三角的人才竞争政府积极为毕业生到农村等基层单位工作创造条件；公平的就业机会，保证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与社会上有经验的工作者都能够平等的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毕业生就业市场。其次，人才培养结构的调整，要进一步加大社会急需专业的招生数量，控制长线专业的发展规模，对教学质量不高，专业设置不合理而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过低的院校和专业，要减少招生数量；拓宽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渠道，鼓励高校毕业生大基层，到中小公司，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加强对大学生就业的指导，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择业观的教育，使他们是树立自主择业，勤奋创业，终身学习的观念，树立根据社会需要就业，到基层建功立业的思想，主动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干一番事业。政府有关部门要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以提高就业率为中心，加强就业指导，全面提高服务水平。 综上所述，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生，为了将来能够更好地就业，从现在就该规划一个未来。就我自己而言，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要想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取得成功，实现自身价值，在校学习只能说是前期工程，要在提高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打造属于自己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汲取书本以外的营养，以满足社会对所需人才所应具备的素质。其次，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为了让自己能够立足于社会，周旋于复杂的人事关系中，除了要学习专业知识外，还要学习多种生活需要的技能，正所谓技多可防身。然后，培养自己的责任意识，在求职前一定要准确把握自己的定位，在工作中积极肩负自身的责任，以呼唤人才市场的责任感与诚信，为自己的求职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做事要坚持到底，不要轻易的跳槽。要有责任意识，对企业负责，对自己负责。培养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很重要的，不仅工作需要创新，我们的思维以及生活都需要创新，如果总是一成不变生活就变得很无趣，社会也很难进步。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未雨绸缪，做好充分的准备。
不平等的政策、社会经济后果及对策 (2011-05-06) 早报导读 一，惊人的现状 伟大的孔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说明了，社会收入的分配对社会的安定极其重要，甚至比社会整体财富增长更为重要。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目标一般为五个：（1）促进经济增长，（2）稳定问价，（3）促进就业，（4）公平收入分配，和（5）促进国家收支平衡（包括财政收支和外贸收支平衡）。公平收入在政府的决策体系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1989年苏联和东欧剧变之后，市场经济体制在和计划经济的历史竞赛中已经胜出了，确立了它的地球地位。以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系Saez教授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全球化的展开，在过去的20年中，主要发达国家 (包括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但除了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在恶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在这一波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浪潮中，中国也毫无例外。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相对收入均等的国家演变成为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的的地方之一。据官方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0.2-0.25上升到了现在的0.45-0.50。有一些学者认为，实际数据要远远高于这个值，接近或达到了很多拉美国家0.60-0.70的水品。最近，王小鲁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国家统计局在统计中严重漏报了高收入人群。城镇收入当中，有4.8万亿灰色收入漏报，城乡合计，最高和最低的10%的收入差距31倍。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 另外一个数据更为惊人。招商银行在2011年的年报中披露，该行客户中的1.5%掌握了该行的45%的现金存款，同时控制了67%左右的资产和其他有价证券。考虑到招商银行的网点分布比较均匀。这个数据就很现实的代表了现在中国财富分配的现状。 这样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的收入分配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如果不采取政策，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和持续发展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包括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地区之间差距，和城市以及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Benjamin等人的研究认为，中国的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不在于城乡之间，而在于城市和农村的内部的分化。 首先，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扩大到了现在3.33倍，中间再1984年曾经下降到了1.71倍，但是最近差距扩大不是很明显。同时，数据也表明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最近的10年中并没有恶化，甚者有所收敛，比如全国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贵州的之间人均
主要就业方向和前景：商务英语专业培养既懂英语又具有商务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应用人才，就业和发展前景好。主要就业岗位：各类大、中、小型企事业单位、驻华机构，从事商务管理、商务操作类工作，如文员、业务员、英文翻译、市场、国际市场营销及客户服务等。 主干课程和实践环节：基础英语、英语视听说、英语写作、剑桥商务英语、商务英语翻译、商务英语写作、管理学原理、市场营销、商务实践、进出口业务模拟谈判、会展服务与管理、商务英语阅读、商务英语口 语、网上外贸实务、进出口单证制作、电子商务操作、职业资格考证、毕业实习等。[摘要] 当前，世界许多国家商务英语都是呈现蓬勃发展的状态，我国也不例外，商务英语人才越来越受到重视，为适应这一形势，许多高校设置了商务英语专业，那么商务英语在中国的发展到底怎样？本文将对此进行一些探讨。 一、商务英语的发展背景 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几百年来已经在世界各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今，在全球经济大潮的推动下，商务英语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渐渐认识到：若想在经济贸易领域与各国企业、客户进行有效的交往，仅仅靠原来的基础通用英语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商务英语顺应这一需求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甚至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许多本院校也都开设了商务英语课程：在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向全世界推出了国际性商务英语考试；在美国，哈福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等著名院校都开设了商务英语课程，普林斯顿大学还成立了以商务英语为核心的国际交易英语考试中心，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如今的社会中商务英语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在我国，人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国的改革开放得到了广泛推行和深入发展，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多的外国大企业来中国设立分公司，中国企业越来越频繁的与国外进行交流合作，这些都提出了对新型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国家教委在《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 “当前，我们应当清醒地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由于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已呈多元化的趋势，过去那种单一外语专业和基础技能型的人才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市场对单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正逐渐减少。我国每年仅需要少量外语与文学、外语与语言学相复合的专业人才已从事外国文学和语言学的教学研究工作，而大量需要的则是外语与其他学科 --- 如外交、经贸、法律、新闻等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这种复合型的外语专业人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语专业教育提出的要求，也是新时代的需求”。因此，为适应这一时代要求、回应国家教委的文件精神，我国许多高等院校相继设立了商务英语专业。 二、商务英语专业在我国高校的发展现状 据统计，目前我国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高等院校有300多家，多年来为我国经济贸易事业的对外交流与发展提供了的大量的人才，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必须承认。然而，就是从这些人才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也分析到了目前我国商务英
第五讲 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5.1 经济不平等 有两个原因使我们关心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第一，每个人都觉得，从哲学和道德角度说不平等是不好的。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一个人在获取经济资源时得到歧视性的区别待遇。 第二，如果我们不关心不平等本身，仍然有别的理由使得我们必须关心不平等。 5.1.1 什么是不平等？ 一、背景 经济不平等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它与寿命、个人能力以及政治自由等紧密相连（阿马蒂亚·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进行比较，因为个人收入和财富与自由及个人的行动能力是相关的。因此，研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时应抱着这样的宗旨：不是因为它代表了所有这些差异，而是它代表了这些差异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经济不平等：初步观察 须注意个方面： 1.考虑具体的背景，我们可能会关注一下当期支出与收入的流动，财富（或资产存量）的分配，或一个人一生中收入的分配情况。 2.我们还想了解人们赚多少钱及怎样赚到那些钱。这里，功能性收入分配和个人收入分配是有明显差别的。 功能性分配表示各种要素投入的收益，如劳动、土地和各种资本设备等。 个人收入分配即收入在个人或家庭之间的分配，而不是在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 为什么要区分？ 1.对收入来源的理解会影响我们判断产出的方式。从慈善或福利机构领取的钱可能被认为与工作挣到的同样数目的钱不同。 “受到雇佣是获得自尊的因素之一，也的确能获得别人的尊敬……如果一个人由于失业而不得不选择一种并不适合于他或与他的教育程度不相称的工作，他可能仍然感到不满足，甚至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有了工作。”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