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刑部传抄本之发现及其意义
孔祥吉
谭嗣同，号复生，字壮飞，自署东海褰冥氏，湖南浏阳人，生于同治五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被慈禧等守旧势力残杀于京师菜市口，时年仅三十四岁。谭嗣同生命虽然短暂，而其冲决封建罗网，彻底实行改革的思想却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之光辉。尤其是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给了辛亥以来的革命者们以无限鼓舞。“狱中题壁”诗集中体现了谭嗣同蔑视懦夫，矢志变法，甘愿以自己满腔热血去唤醒国人之高尚情操。这首短诗在谭氏英勇就义后，在国内不胫而走，广为传播，而且据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所记，日本国人甚至将该诗谱成乐章，广为传唱，真可谓脍炙人口，感人至深。
“狱中题壁”诗真伪之争缘起
“狱中题壁”系谭嗣同被捕入狱后，题写于囚室墙壁上的作品，故坊间未有真迹留存。至于该诗是如何由刑部监狱向社会流传，迄今尚未有人探讨，不过最早刊布“狱中题壁”的当推梁启超。梁氏乃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之一，又是谭嗣同之密友，百日维新期间与谭氏过从密切。慈禧、荣禄诸人发动政变之后，梁氏在日本使馆协助下亡命东瀛，并很快办起《清议报》连篇累牍地刊布了宣扬变法，痛诋慈禧的文章，在《谭嗣同传》中即首次引用了“狱中题壁”。梁氏此文颇为重要，现摘引如下：
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捕。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八月十三日斩于市。[1]
上文中先生、南海均指康有为；侠士，则指大刀王五。且梁启超将谭氏被逮时间误作八月初十日，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文件》记载应为初九日。该文最早地、较翔实地记述了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写作的思想背景，惟谭嗣同撰写此诗之时，梁启超已在逃离中，他是如何获知谭氏之“狱中题壁”的，梁氏亦未有明文交待。尔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复引该诗，并将“望门投宿”改作“望门投止”。
民国初，谭氏后人刊出《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即由梁着转录此诗。其后，陈乃干编印《谭嗣同全集》及蔡尚思等两度编印《谭嗣同全集》均辑有“狱中题壁”，于是，该诗便在坊间广为传播，但尚未见有怀疑其真实可靠性者，有之，则自黄彰健先生始。
黄彰健先生由档案史料和信札文稿等可靠数据入手，对戊戌变法史进行翔实考证，从而发现了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不久，“为了表示他们对光绪的忠诚，并配合他们政治活动的需要，曾假造了不少檔；在宣统时，为了配合他们即开国会的主张，康又假造了他戊戌年的许多奏稿”。[2]“由于上述发现，黄先生进而对谭嗣同之“狱中题壁”诗亦产生怀疑，他于1969年5月于《大陆杂志》发表了《论今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一文，[3]随后又将该文辑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戊戌变法史研究》。该文断言：“谭氏这首诗的真实可靠性是有问题的。”[4]其主要论据如下：
其一：黄彰建先生认为小说《绣像康梁演义》比梁启超所记谭诗更接近历史真实。
黄先生对谭诗真实可靠性的怀疑，是由于见到光绪三十四年出版的《绣像康梁演义》的一段记载所引起。该演义卷四记载六君子知道是要伏法，不由得心内一惊，彼此相视，一言不发。惟林旭忽吟两首道：
青蒲饮泣知无补，慷慨难酬国士恩。
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黄先生认为：“《康梁演义》虽系小说，但其所记林旭第二首诗：‘望门投趾怜张俭’，则显与今传谭《狱中题壁》诗词句有雷同。《康梁演义》所记此诗实值得注意。”黄氏并进一步推断说：“由于梁、谭关系密切，而梁又声名赫赫，交游广阔，人们遂认为梁所记此诗应得自可靠来源，真实可信，《康梁演义》讥讪康梁，已不能引起人同情，而其书系演义体裁，记事多误，故读者虽见‘望门投趾怜张俭’一诗与谭狱中诗辞句有相同处，亦不起疑惑。现在由于我发现康梁为了伪称保皇，造的假历史太多，对康梁所记，心存戒惕，因此，我对《康梁演义》所引‘望门投趾怜张俭’一诗，反另眼看待。”[5]换言之，黄先生认为，《康梁演义》所记比梁启超所记述之谭诗更有真实可靠处。
其二：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为了保皇，故意贬低谭氏之自立民权思想，从而导致了他对谭氏之改易。
黄先生认为，谭嗣同之死，不能以死君来解释。谭氏在《仁学》中已明白表示有死事之理，无死君之理。他在戊戌五月写信给欧阳中鹄说：“平日互相劝勉者，
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而梁撰写《谭嗣同传》，系配合他们的保皇活动，故对谭氏《仁学》内容，及谭从事革命自立民权活动，讳莫如深，“其改易谭诗，亦不足异”。[6]
其三：由于维新派极力掩饰其戊戌政变时曾有包围颐和园之企图，而谭诗则直接涉及此密谋，故梁非改不可。
由于黄先生认为，《康梁演义》所记，“望门投趾怜张俭”一诗，比梁启超所传谭嗣同之《狱中题壁》更真实可靠，而前者之末句是：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黄先生对此句之解释是：“新党既不宜逃，又不宜谏，只有诉诸武力；今所谋既不成功，谭视死如归，亦甘之如饴。”“光绪赐杨锐密诏，本嘱咐新党不可违太后意旨。新党不顺从光绪意旨，而拟调军围颐和园，谭氏认为此系为了保种保教而采取的非常措施……谭诗用‘公罪’二字与传统用法不同。谭诗‘公罪’二字，绝非‘功罪’之讹。谭这句诗的意思是，谋围颐和园系公罪，其是非得失，留待后人去讨论。政变后，康梁均否认围颐和园，而谭此诗末句，已自承有罪，故此诗末句，梁非改不可。”[7]
鉴于以上三方面因素，黄彰健先生断言：谭嗣同之“狱中题壁”诗经过梁启超的“润色改易，以与他们的保皇活动相配合”。[8]黄先生之《戊戌变法史研究》出版之后，在海内外史学界颇著影响，于是，关于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之真伪问题，亦成了一个悬而未决之疑案。许多学人对这首重要诗篇之作者究竟是谁，至今尚未能了然。
唐烺及其《留庵日钞》
黄彰健先生在论证梁启超“改易润色”谭嗣同之“狱中题壁”诗时曾经指出：无论是康有为之奏稿还是谭嗣同原诗均被改易，而“康原折及谭原诗，在戊戌年说不定仍有人抄存。《康梁演义》毕竟系小说，该书错字甚多。在北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人应访求康原折及谭原诗的传抄本”。[9]
应该说黄先生的这种看法是颇具先见之明的。近年来，笔者在从事戊戌变法史研究过程中，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军机处录副奏折及宫中档朱批奏折内，发现了已经被割裂为三部分的康氏《上清帝第三书》，及丁酉戊戌间，康氏代御史杨深秀、宋伯鲁，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等人草拟的变法奏折，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查阅了戊戌年康有为进呈给光绪皇帝的《孔子改制考》、《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以及抄录了康氏戊戌年奏折的《杰士上书汇录》，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戊戌维新运动新论》及《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为了澄清一些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我又继续在此领域内探索，并且在近代史研究所找到了谭嗣同之狱中题壁诗的戊戌年刑部传抄本。
谭嗣同此诗之戊戌年刑部传抄本系在《留庵日钞》中发现的。该日钞作者唐烺时为刑部司员。他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之日记中写道：
“廿五日，晴，入署。李左堂是日午刻到任。散值回寓，在润田书室遇樊竹臣，小谈。……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
望门投宿邻张俭，
忍死须臾待树根，
吾自横刀仰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前二句，似有所指，盖谓其同党中有惧罪逃窜，或冀望外援者而言，末句当指其奴仆中，有与之同心者。然崛强鸷忍之慨，溢于廿八字中。相传谭某与林旭最为康逆所重，预谋为亟，想非谬也。王兰亭云，杨殷存深秀，向寓闻喜庵，杨即闻喜县人，此庵即会馆也。其新年堂屋春联为：“家散千金酬士死，身留一剑报君恩”之句。过岁时，有一贾人往贺节，见而讶之，其人固不通文义，唯疑死字不祥，询其故。杨云：余素负文名，每撰联觅句，举笔即是。除岁时，方书楹联，伸纸濡毫，竟苦索不得，遂信笔用此一联，亦不解何故，盖即语谶也。阅昨日邸抄，奉皇太后懿旨：嗣后科岁考乡会试仍用八股，经济科着即停止。”[10]
日钞作者唐烺，字照青，直隶盐山人，光绪十五年乙丑科二甲第九十四名进士，旋授刑部主事，尔后一直在刑部任职。上文中提到的李左堂，系指刑部左侍郎李培元，字蕴斋，河南祥符人，戊戌八月由吏部右侍郎改任刑部。王兰亭系唐烺在刑部之同事与唐往还密切。
唐烺是一位颇具政治头脑的官员，他有写日记的习惯，而在其所有日记中，以戊戌年最为精彩，而戊戌日记中，尤以八、九月间之日记最为重要。它记载了戊戌政变之内幕、六君子在刑部狱中之表现以及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派如何残酷镇压维新党人。比如，关于谭嗣同及其它几位维新君子是怎样被清廷匆忙处死的，唐烺日记写的既翔实可信，又生动传神：
“八月十三日，晴，入署。入署到司堂后闻书吏云：有军机处司员来刑部，亲送交片，未稔何事，咸以为会讯官犯事。比上堂划行文簿，见赵展如侍郎意似惊讶，向满左堂阿公，汉右堂梁公探询消息，盖亦闻有军机处司员到也。适阿堂招印君英菊圃致询山东司近日职官自缢之案，现如何办法，并屡嘱以尸亲贫苦，既无前项情节，即可速了云云。正絮话间，忽秋审处满汉提调上堂，举止惊惶，嘱各司回公事者咸退，并厉声唤堂书吏速出。余回司向同人讥笑，秋谳诸君，有何事而致作如是举措?方谈次，闻大门呵导声。司役报：刚中堂到。则愈知为会商讯犯，别无他异也。然署门外人声喧噪，大门皂役拦阻闲杂人等，不许阑入，并向门外观者大声云：“汝等候差事出来再看可也。”予始疑讶。忽鲍荟人同年到司具言：谕旨已到，除张、徐两人另侯谕旨，刘、杨、谭、林四章京及杨、康六人，均即行处斩。始知所谓军机交片者，乃军机司员亲赍此旨来也。刚中堂派为监斩大臣，故先到。时步军统领崇公，已调京旗各营健卒，在署外巡缴，前门、顺治门一带，皆派兵防护不测。而刑部亦传齐五城司坊官，预备囚车、刽手青衣等差各到。满汉提调分班赴南、北所监视缚犯出。南所三人：为谭及二杨；北所
则刘、林、康广仁也。北监犯先绑讫，候南监三犯出，至提牢厅，跪听宣读上谕毕，即饬青衣带赴法场矣。”
此则日记叙述了六君子被匆忙处死的许多细节，且系唐烺本人耳闻目睹的事实，自然真实可靠。上文中提到的赵展如，名舒翘，陕西长安人，时为刑部左侍郎，以追随守旧派，故戊戌政变后被擢为刑部尚书，兼值军机、总署，辛丑议和时被指为祸首，被下令自尽。刚中堂系指刚毅，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时任军机大臣，仇视变法，痛诋新政。张、徐两人则分别指张荫桓与徐致靖，均系同情变法，赞成新政，并与康有为往还密切之清廷官员。崇公，系指步军统领崇礼。
戊戌政变发生后，唐炬感慨万千，写下了《戊戌纪事八十韵》，并辑入其《虞渊集》中。该诗不仅叙述六君子如何被不审而诛，而且还提到谭嗣同、杨深秀狱中均曾写诗。唐氏诗曰：
皇帝廿四年，戊戌秋八月。其旬有三日，国乃有大罚。我时官西曹，滥膺折狱职。日抱城旦书，上取司寇谳。是日天晌午，旅进缀班列。济济白雪亭，冠盖正窸窣。突来高车客，并肩趋上谒。密语人不闻，掉头即揖别，众僚先屏退，行迟独居末。似传中旨至，满堂气惨栗。处分要异常，举动何仓卒。私立妄惴惴，口语互藉藉。或言事虑囚，或言行伏阙。事在三日前，圣主天下綍。归政东朝廷，新进宫悉夺。东海大鳗鱼，早惊金钩脱。深宫含盛怒，钩党穷诛灭。罪甚八司马，一一付缧絏。众论方快心，有识甘卷舌。外闻喧噪声，禁吏杂街卒。传乎丞相来，肩舆两飘忽。入门坐堂皇，须张面凛铁。趣召主者至，束缚六人出。勅旨星火待，决不待时毕。狱吏走且僵，伍伯整巾袜。须臾各就缚，衣冠尚綷縩。峨峨四新参，入朝三旬劣。辄思大厦扶，竟触天柱折。其一职监察，抗疏气郁勃。同官侧目久，飞语相诋讦。更有粤布衣，未膺簪与绂。壮志不一伸，连坐太兀突。我时迫近前，木立若松质。故人乃面之，颜忸心忉怛。（原注：六人中余与林、谭、康皆不相识，杨叔乔则乙酉同年，杨殷存深秀则己丑同年并同门，刘培叔光第则刑部同官也。）传诏官人来，天宪口为述。尔等皆逆党，左右皆曰杀。跪听宣读毕，臣当伏斧钻。林君最年少，含笑口微吷。谭子气未降，余怒冲冠发。二杨默无言，俯仰但蹙额。刘子木讷人，忽发大声诘：“何时定爰书，何人为告密?朝无来俊臣，安得反是实?”抗辩语末终，君隶竟牵捽。但闻官人言，汝去不得活。相将赴西市，生死何决绝。扬扬如平常，目送肠内热。步骑夹道拥，闉闉车填咽。丞相亲莅刑，事与往昔别。并有覆巢惧，妻孥不敢诀。引领就白刃，夏侯色可匹。携手入黄泉，夕阳照碧血。今日身横尸，前朝语造膝。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吏人讫事返，流涕对我说。役卒呈数纸，云是狱中笔（原注：杨谭入狱均有诗）。我时但悯然，反复难终阅。人生遂到此，顷刻化异物。仰见天上月，照人倍萧瑟。徒步归寓庐，入门忘饥渴。家人怪我状，疑是感夙疾。约撮告之知，相对亦气噎。夜半魂梦惊，不觉自嗟叱。国事方艰虞，时政有愆失。徒闻縻好爵，谁肯念王室。养士二百年，辛苦数才杰。贤自九州来，帝曰予惟弼。求治或太急，论事或过烈。庶几鼓朝气，一洗宇宙殪。贾生昔痛哭，绛灌颇不悦。出为长沙傅，谪宦犹称屈。说我祖宗朝，钦哉为刑恤。未闻禁近臣，中道遭黯刖。不待奏当成，一朝饱屠割。举朝孰营救，到处肆媒孽。罪状在疑似，性命快谗嫉。逝者倘有知，叫阍天听彻。人也无是非，恨难万古雪，我作纪事言，覙缕话畴昔。匪以悼其私，实为愤所切。[11]
唐氏诗中提到“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此处“乔公”应指乔树枏。日钞中曾记述乔氏与杨锐、刘光第之密切关系，略谓：
八月廿八日，晴，晚阴，入署。慕丈有请客福隆堂之局，不能出门，嘱予同仲鲁、敬轩代作主人。灯下同往，客亦先到四位，遂让坐内有乔茂轩树枏比部……乔为乙酉同年。四川人，与杨锐、刘光第均同乡至好。闻陈右铭中丞之荐杨、刘二人，皆乔君为之怂恿而吹嘘者。刘与荐主固不识也。比刘派充军机章京后，因新政初行，事多武断，刘又非素习西学者，与同班之林旭不甚水乳，意欲具疏力辞。乔君又力阻之，并云：当此时势，能有一分补救，即有一分利益，不可自便身图云云。刘遂迟延不发，而及于难，知其事者，咸咎之。乔亦无词以解也。谈次叹云：如刘某、杨某稍知康逆奸谋，乔谋徇私回护者，天日在上，必遭雷霆之诛。席未终，乔先去，至客散亦十钟矣。
又，倘将唐烺此诗与日钞比较，即可清楚看出，《戊戌纪事八十韵》是根据日钞为主要素材经艺术加工而成的，然二者内容又稍有区别。比如，关于谭嗣同之《狱中题壁》诗之来源，唐氏诗曰：“役卒呈数纸，云是狱中笔。”而据日钞所记却是“在署闻同司朱君云”。我曾仔细考察《留庵日钞》，自始至终均无有关狱卒抄呈谭诗之记载，倒是御史杨深秀之《狱中诗》系由狱卒抄呈唐烺，唐氏很可能搞混了。日钞记曰：
“八月廿四日，晴，入署。是日在署见有狱卒由狱内抄出杨侍御深秀诗三首，均七律。杨素工诗，其稿已刊。被逮在初九日，至十一日送部入狱后得诗一首，次日又成一首，十三日午刻后，始奉即行正法之旨，临刑已日夕矣，盖此日清晨，尚用香火划壁成诗也。观诗中词意，皆以直言敢谏，御侮破敌为言，非本事诗也。文人文过，自古已然。如范蔚宗临刑犹有“庶几夏侯色”之句，岂非大言不惭乎?狂瞽迷罔抵死不悟……”
上文中范蔚宗，即范晔，南朝宋顺阳人，博涉经史，善为文章，又善弹琵琶，能为新声，曾以撰《后汉书》知名于世。范氏仕途屡遭挫折，元嘉二十二年以参预孔熙先谋立义康，事泄被杀，四子一弟，同死于市。其所撰《临终诗》云，“虽无稽生琴，庶同夏侯色”。据《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云：玄格量弘济，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时年四十六云云。
唐烺日钞中提到狱卒由牢房抄出杨侍御诗三首，并未涉及谭诗。且唐氏未在日钞中记录杨诗，亦属一憾事。目前，坊间可以见到的杨深秀《狱中诗》亦由梁启超等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出版的《清议报》中刊布，并收入《南海先生诗集》《明夷阁诗集》附，由梁氏手写影布。杨氏《狱中诗》开头即谓：“久拼生死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又谓：“长鲸跋浪足凭陵，靖海奇谋愧未能。”“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揆其内容与唐氏日钞所撮述，亦若合符节，此亦可旁证《留庵日钞》记事之准确无误。
《留庵日钞》所录谭诗与坊间刊本之异同
《留庵日钞》所载录之《狱中题壁》诗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所过目的最早的本子，而且是在戊戌八月在刑部流传的，故称之为刑部传抄本。笔者所见到的《留庵日
钞》系唐烺之手写原本，长二十四点五公分。阔十三点五公分，每页有十格，每格书写两行，墨笔草书，字迹清晰。因此，可以断言：该日钞所载录之《狱中题壁》诗的内容比目前坊间流传的任何版本，都更接近谭嗣同之原作。兹将日钞所载录之谭诗与坊间流行之刊本试作比较如下：
日钞谭诗之首句为：“望门投宿邻张俭”，梁氏之《饮冰室诗话》将“宿”改作“止”。据《后汉书》张俭传云：俭字符节，山阳高平人，“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客”。[12]又梁氏将“邻”改作“思”。邻与怜通，而“思”字似不如“邻”字贴切。
日钞谭诗之第二句为：“忍死须臾待树根”。梁氏将“树”改作“杜”。以《后汉书·杜根传》载：东汉安帝时，和熹邓后临朝，权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扑杀之，幸行刑人不加力，根得诈死，逃出为山中酒保。日钞所记“树根”含意不清，抑或笔误，亦未可知?笔者于清末菜市口刑场照片中，曾见到刽子手砍头时，每以巨大树根之剖面为刀俎，谭诗含意是否与此有关?梁氏所录为杜根，仔细推敲亦有费解处。以谭氏生前未有上书指斥慈禧之举动，临死前难道能寄希望于他人效法杜根?
日钞谭诗第三句为“吾自横刀仰天笑”，坊间刊本均将“吾”改作“我”，“仰”改作“向”。其实，以仰、向二字相较，前者似比后者生动传神得多。
日钞谭诗末句为：“去留肝胆两昆仑”，此句与流行刊本相同。惟关于“两昆仑”所指何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梁启超认为系指康有为与大刀王五；谭训聪先生认为是指胡理臣及罗升；陶菊隐则认为是指大刀王五与通臂猿胡七。[13]笔者以为：昆仑者，乃昆仑奴之谓也，似不应含康有为。《留庵日钞》亦谓谭诗“末句当指其奴仆中有与之同心者”。此处之同心者，以笔者理解应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首先应是谭嗣同之奴仆；其二，与谭氏同心同德，且有能力承担报仇雪恨，拯救皇上重任者。以此标准衡量，“两昆仑”很可能是指师中吉与大刀王五。大刀王五，名王正谊，字子斌，沧州人，于京师开设镖局，与维新派颇多往还，谭氏尚从之受剑术。至于师中吉，坊间知之者甚少。其实，师氏与谭氏之关系，要比大刀王五密切得多。师氏又名马炳，湖南浏阳人，早年随湖北巡抚谭继洵仕清，以军功保都司，据萧汝霖所撰《师中吉李合钦合传》称：“继洵子嗣同重其（按，指师氏）质直，遇之厚，弃官随嗣同奔走陕、甘、闽、浙、宁、皖、湘、鄂间。”[14]师氏本人又系歌老会头目，与会党联络殊密切，实为谭嗣同所依赖之心腹骨干人物。戊戌八月初三日夜，谭氏夜访袁世凯于法华寺，说袁曰：“我顾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谭氏此处所谓“好汉”、“好将”，不是指别人，正是指师中吉及其所联络之会党人物。因此，谭氏诗中“两昆仑”中，首先应该包括师中吉在内。
结语
由于唐烺之《留庵日钞》之发现，可证梁启超于《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及其《饮冰室诗话》中所刊布之《狱中题壁》诗，是真实可信的。尽管梁氏在转抄过程中，曾对谭诗个别文字，有所改动，但无伤大体，黄彰健先生相信小说《康
梁演义》的记载，并进而怀疑梁启超为配合他们的保皇活动而改易谭诗，显然系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测，因而是不能成立的。事实说明：在对史实进行考证时，“大胆假设”固不可少，但是还不能忘记“小心求证”。此处之“小心”就是指有多少证据，做多少结论，绝不可感情用事。
（资料来源：《晚清轶闻丛考》巴蜀书社1998年7月）
[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版）第108、109页。
[2]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自序。
[3]《大陆杂志》第三十八卷，第九期。
[4]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31页。
[5]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35页。
[6]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37页。
[7]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38页。
[8]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35页。
[9]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37页。
[10]唐烺：《留庵日钞》，光绪二十四年，第一册。
[11]唐烺此詩彭国栋《莳花选石馆随笔》（见《新天地》四卷三期，与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均徵引，惟将作者唐烺误作唐恒。
[12]范晔：《后汉书》，卷九十七，列传。
[13]参阅《谭嗣同全集》三联版，第496页；李敖：《两昆仑考》，见《历史与人物》台北文星本。第78页等。
[14]林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版，第277页。
谭嗣同简介_谭嗣同的资料介绍、故事传奇 篇一：谭嗣同简介 谭嗣同简介 谭嗣同（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汉族，湖南浏阳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少时师从欧阳中鹄，后加入维新派。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三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代表作品《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 他是“千古罕见的真贵族”： 再过数百年，人们也很难想象，我中华居然出过这样的人类骄子。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840年、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完败于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滚尿流，“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内忧外患，国仇家恨，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纲独断，发动政变，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原是人间地狱！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现代文明，行开天辟地之壮举。
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他超前的见识羞今人：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也就是说，二千年来，无非上面是强盗，下面是奴才；上面是霸道，下面是苟且；上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狼，下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犬；上面指鹿为马，下面难得糊涂；上面黑，下面厚??，主子使唤奴才，奴才献媚主子。“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通义也。”——也就是说，领袖也好、官员也罢，不过都是为民办事的，税收是老百姓雇佣你们为我办事的钱。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也就是说，没有文明而只有坚船利炮者，只会是越强越祸害，此番石破天惊的“卖国”言论，不知能否振醒今日一些“愤青”？ 他的勇气人格耀中华： 1897年1月，谭嗣同完成了冲决利禄、君主、伦常等一切网罗之学的《仁学》，宣扬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生民之初，本无所谓
内容摘要： [摘要] 在近代，“华夷之辨”是思想界争论的焦点，而谭嗣同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人物，他变法的失败更证实了“华夷之辨”的本质，是要缩小中西文化中思想观念的差距。本文将谭嗣同的思路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从他不同时期的论著中所体现的道器观，体用观等等思想的变化，来展现其“华夷之辨”思想的演进。 [摘要] 在近代，“华夷之辨”是思想界争论的焦点，而谭嗣同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人物，他变法的失败更证实了“华夷之辨”的本质，是要缩小中西文化中思想观念的差距。本文将谭嗣同的思路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从他不同时期的论著中所体现的道器观，体用观等等思想的变化，来展现其“华夷之辨”思想的演进。 [关键词] 华夷之辨道器观体用观 所谓“华夷之辨”其实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因为文化包含甚广，有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思想伦理层面等等。故此惟有将“华夷之辩”认同为文化的比较才显得妥当。“华”者，中华也；“夷”者，西夷也。“华”展示了国人对本土中原文化的认可与坚持。“夷”代表的是国人对非中原文化的否认与轻视。可以说自轴心时代确立了中华文化的主旨之后，“华夷之辨”（或被称为“夷夏之辨”）便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中华文化在近代以前缺乏与其它文化的竞争，造成了停滞与僵化，到了近代与西方文化一旦交上手，才蓦然发现处于了危险的境地。古老的中华文化势必要吸收新的文化元素，以驱动自身的进一步前行，可是这对自身缺陷由认识到克服的历程却是痛苦的。近代以前中华文化的主旨不曾发生大的变迁，但这也就造成中华文化自身过于自大的心理。即所谓有“以夏变夷”，而未闻有“以夷变夏”，进而发展成了“道历千载而不变”的观点，将“中华文化”直接与“道”这个最高的哲学范畴划上了等号。 中国近代的许多启蒙先驱也是随着历史的推移，承受一次次的打击后才得以明白“华夷之辨”所蕴涵的苦涩。他们由器物层面的差距进而认识到制度层面的差距，由制度层面的差距再认识到观念层面的差距。每进一层便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而将之落到现实实践层面中的行动，也总是显得阻隔重重。谭嗣同在这些先驱中是一个刚健自强，以铁肩担道义的悲剧英雄。在谭嗣同所倡导的“变法维新”与他自己的生命同于泯灭后，先驱们才由此而理性的深入到“华夷之辨”的核心层面，故谭嗣同实为近代“华夷之辨”的转折人物。他的思路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894年以前可为一期，其著作以《治言》为代表，可谓初期；1895年可为一期，以《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为代表，可谓发展期；1896—1898年可为一期，以《仁学》为代表，可谓成熟期。本文将循先哲论著中道器观，体用观等等思想的变化，来展现其“华夷之辨”的演进。 一 《治言》写于1889年，是谭嗣同25岁时的作品。谭嗣同称“此嗣同最少作，于中外是非得失全未缕悉，妄章胸臆，务为尊己卑人，一切迂孤虚矫之论”（p231）。该文写作时正处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许多有识之士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已再无兴致去空谈性理，“中国往何处去”成了思想界的中心问题。更由于鸦片战争的失利，表面上是军事的失败，故此国人对西方的坚舰巨炮印象深刻，洋务运动便应时而生。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个中翘楚，大
《潼关》谭嗣同习题及答案【部编版七年级上】 班级：姓名： 【习题】 一、理解性默写： 1、表现作者渴望冲决落网、勇往直前、追求个性解放等句子是：河流大野犹嫌 1、对谭嗣同的《潼关》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Ｄ） A、此诗首句写潼关雄踞山腰，下临黄河，形势十分险要； B、次句写作者行经此地，马蹄声声，被秋风吹散，点明时间和旅程； C、三、四句写黄河浩浩荡荡以及潼关境域内的山峦起伏。 D、全诗清新秀丽，写景与言情巧妙结合，含蓄又生动。 【解析】 D全诗豪迈奔放。 2、对谭嗣同的《潼关》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Ｂ） A、诗的首句以一种远景式的遥望，展现潼关一带苍茫雄浑的气象。 B、第二句以轻捷、有力的笔调，将“秋风”“马蹄声”引入诗中，不但以听觉形象补充了前一句所造成的视觉形象，给全诗增添了一种静态美。 C、接下来的三、四句，则转从河和山方面来写。那从群山中冲决而出的黄河，尽管已奔入辽阔的平原，但仍嫌受束缚似的在不断冲击着河岸；而西去的群山，虽然走向与黄河相反，但仿佛也在力戒平坦，一更比一峰高。这样透过壮阔险峻的背景，就把潼关写活了。 D、诗人把自己的精神投射到了高山、大河之上，在高度的审美愉悦中，诗人已与高山、大河进入了同一状态，彼此相融，浑然不分，而这“犹嫌束”“不解平”
的黄河，高山，即是诗人傲岸不羁雄奇磊落胸怀的写照是诗人特有的冲决一切罗网、奋发昂扬的心态的外化。 【解析】B 给全诗增添了一种动感。 三、赏析简答题： １、第二句诗展现了一个空旷辽远的境界，请你展开想象进行描写。 示例：诗人在潼关道上单骑孤行，任清脆的马蹄声被猎猎的秋风吹散、吹远，飞入滚滚的云涛里。 ２、大河“犹嫌束”、群山“不解平”表达了诗人怎样的豪情？请结合谭嗣同的经历简要分析。 答：表现了诗人冲破封建束缚、追求思想解放的愿望。
1：梁启超——他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公车上书，并参与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民国后成为著名教授、社会活动家: 2：林则徐——他是封疆大吏，被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其亲身参与了虎门销烟，被人们誉为民族英雄 3：龚自珍——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他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 :4：曾国藩——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曾经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 5：左宗棠——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他修建的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6：洪秀全——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7：李鸿章——李鸿章是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8：王韬——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 9：康有为——康有为是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同时他也是戊戌变法主要参与者 10：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 11：谭嗣同——清末百日维新著名人物，维新四公子之一；谭曾著《仁学》一书，维新派代表人物，变法失败后，甘愿流血牺牲，英勇就义。 12：孙中山——是医师、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家、中国民族主义者、中国国民党总理、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亦为中华民国国父。 13：蔡元培——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14：陈独秀——思想家、政治人物，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及首任总书记。 15：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价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6：蔡锷——中国政治家、军事家。湖南宝庆（即今邵阳市）人。发动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 17：汪精卫——早期革命家，青年时代加入孙文的革命组织，成为孙文的得力助手。18：蒋介石——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 19：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20：胡适——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著《天演论》，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 21：毛泽东——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22：朱德——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十大元帅第一。 23 ：刘少奇——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副主席；军委第二副主席；曾拟授元帅。 24 ；周恩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军委第叁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曾拟授元帅。 25 ：任弼时——七大中央书记处第5书记兼书记处秘书长，政治局委员。 26 ：彭德怀——军委第四副主席；十大元帅第二；西北政府主席，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 27：林彪——十大元帅第叁；中南政府主席，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 28：邓小平——人民政府委员；军委委员，曾拟授元帅；西南政府第二副主席；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
谭嗣同简介 谭嗣同（1865一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湖南浏阳人。少时博览群书,并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后为新疆巡抚刘锦堂幕僚，曾往来于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数省，察视风土，结交名士，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异常不满，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开湖南全省维新风气之先。1896年2月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龢等人。旋奉父命, 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供职南京。曾游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同年底重抵南京,闭户养心读书, 成《仁学》2卷。（①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 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其哲学为“仁学”。“仁”是万物之源,它“以通为第一义”。②而“以太”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由于“以太”“不生不灭”，所以就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③并且认为封建“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对秦汉以来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尤为猛烈，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④在批判专制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变法等主张。）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筑铁路等新政。1898 年，创建南学会,主办《湘报》，积极宣传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征入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等人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当宫中后党密谋政变，光绪帝传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时，即“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8日夜,赴北京法华寺访袁世凯，请袁发兵相救。袁佯为应允。9月20日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政变遂起。9月25日被捕，9月28日与林旭等5人同时被害。时年33岁。临刑绝命词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生平遗著编入《谭嗣同全集》。留有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众所周知，梁启超和谭嗣同是戊戌变法中的两位先驱。其中，梁是变法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并在变法失败后坚持和自己的维新式君主立宪制观点；谭则是变法的主要思想者和组织者，在变法失败后作为六君子之首英勇就义，召起了人们爱国的热潮，点燃了日后革命的火种。无需置疑，他们都为变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两个人，结局却是截然不同的。 在西太后决定兵变之前，康、梁、谭等变法领导人都已从光绪的衣带密诏和民众的流言中得知了事泄。光绪密劝“三日之内出逃”。康、梁风行雷厉，迅速逃往日本，准备往后死灰复燃。谭嗣同在他们走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留者，无以酬圣主。”于是作为“留者”，他毅然留了下来。他坚决地说，“各国变
对谭嗣同的评价 有力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认识谭嗣同，留意谭嗣同，是因为他这句铿锵有力的名句！ 其中所包含的激愤与大气，那种视死如归，以身证道证法的精神另我钦佩。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在那维新变法的灰暗年代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康有为，不是梁启超，而是他，谭嗣同！一个顶天立地，刚作敢当的男子汉，同时，也是一个待妻柔情似水的男人。 认识他，是从他的那句有名的诗句开始，那句中所蕴含的饱满情感令我深深震撼！之后，便不可抑制的去查阅他的信息，想要了解的他的一切。 终于，对他有了初步的了解：他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热衷于改革不计个人得失的政治家，他临危不惧，崐视死如归，千方百计关怀同志，认识到变法必须流血，超越了历史上主张革新崐的政治家的认识。 我崇拜钦佩他，但并不盲目，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青年，作为一个新兴腾起的国家的青年，从小便在血淋淋的历史总结的经验中成长，让我对谭嗣同的革命行为有了更深刻批判意识：他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皇上身上，希望来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崐至死认为要保“变法”事业必须先保皇帝，而不依靠广大人民。他以自己的鲜崐血来促进维新运动和国家昌盛，是同他“酬圣主”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崐历史发展恰与他的愿望相反，他的流血不是宣告改良运动的再兴，而是宣告改崐良运动的结束，这就是他的阶级局限性。 有人给予谭嗣同的评价是否定的，因为他的死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维新变法最后也以失败告终，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不变的真理。 但我认为，对于谭嗣同，不能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片面的评论去否定，他的死，其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人说，人活在世界上，难的不是死去，而是艰难的活着，活着，才代表一切希望，但是在黑暗的年代，必须要有先驱，有有志之士献出自己的生命与鲜血，才能唤醒人民麻木的心灵。 为了中国，为了万千炎黄子孙，为了这片土地得以继续延续，他义无反顾的选择了毁灭。在我看来，一个人最难得可贵的，不是艰难的活着，而是为了别人，为了心中的理想而慷慨从容的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这是何等气势！这是多么悲壮！ 有人所他愚忠，但金无赤金，人无完人，且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极限性，当然那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着自己的极限性，这是不争的事实。
田汉先生作品 田汉出身贫民家庭，多才多艺，著作等身。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少年时代受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人和南社诗人、舅父易象的影响，具有反帝爱国志向。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6年得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翌年，创作了剧本《环珴璘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此后，先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任教。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编导拍摄《到民间去》，未竟。1927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同一时期，田汉主蝙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 1920～1929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度。《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个时期的高峰之作。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把话剧由校园推向了社会，对话剧的普及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带头作用。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29年冬开始，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7人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4月田汉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告向无产阶级转向。6月，南国社继艺术剧社之后被反动派查封。为了进一步加强左翼剧人的团结，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是发起、组织者之一。1932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剧联”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此外他还创作了由聂耳谱曲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这个时期是田汉政治热情和艺术才能全面发展的时期，他对左翼文化活动的开展，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与阳翰笙、杜国庠等被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被软禁于南京。同年秋，华北事件发生，田汉与应云卫、马彦祥组织中国舞台协会。12月，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员，在南京举行了为期18天的公演，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械斗》(与马彦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期间曾拒绝国民党政府参与其事和给予经济补助。翌年，改编并演出了6幕话剧《复活》，创作了独幕话剧《阿必西尼亚母亲》、《女记者》和戏曲剧本《土桥之战》。1937年春，据鲁迅小说改编5幕话剧《阿
田汉先生简介与作品 田汉出身贫民家庭，多才多艺，著作等身。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少年时代受到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人和南社诗人、舅父易象的影响，具有反帝爱国志向。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6年得易象之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翌年，创作了剧本《环珴璘与蔷薇》、《咖啡店之一夜》。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2年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谕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独幕悲剧《获虎之夜》，上海各学校竞相上演。此后，先后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复大学任教。1926年，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编导拍摄《到民间去》，未竟。1927年秋，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等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南国社青年走向社会，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曾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同一时期，田汉主蝙了《南国月刊》，写作了《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关于戏剧运动的文章。 1920～1929年田汉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了“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的高度。《获虎之夜》和《名优之死》就是这个时期的高峰之作。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把话剧由校园推向了社会，对话剧的普及和戏剧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带头作用。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29年冬开始，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0年3月，他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7人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4月田汉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告向无产阶级转向。6月，南国社继艺术剧社之后被反动派查封。为了进一步加强左翼剧人的团结，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是发起、组织者之一。1932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参与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剧联”的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大量作品；同时又和夏衍、阳翰笙等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写了《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使电影文学从思想到艺术出现了新面貌。
论谭嗣同的社会平等思想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纪淳2120111867 谭嗣同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左翼激进分子，一生对于平等思想推崇备至。其代表作《仁学》中通篇贯穿着平等的思想，可以说平等是《仁学》的主线、中心，是谭嗣同思想的明显特征。其中对于社会平等的追求更是谭嗣同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谭嗣同社会平等思想的形成 谭嗣同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谭家内部的人际关系很是复杂。其父宠爱妾卢氏，谭嗣同和母亲在家中没有地位。正如谭嗣同后来在《仁学》中写道:“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①谭嗣同童年的切身遭遇，使他体验到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黑暗，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怀疑和反抗的种子，从而激起了他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憎恶，并能够受新思想的影响和启发，去追求平等、自由与个性的解放。 甲午战争在近代中国是一个转折点。它不但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旦夕将至的亡国灭种危机使谭嗣同深刻感到，不能再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沉迷于毫无价值的旧学，应该积极讲求能够安邦济世的学问。谭嗣同在甲午战后感叹:“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于是怀着急于图治的心态,由旧学转向新学,设计出中西结合的理想社会模式。他的平等思想正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惊涛骇浪的19世纪90年代的社会基础上，在强大的爱国主义时代氛围中产生的。 二、谭嗣同社会平等思想的基本内容 谭嗣同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是由于现实社会“网罗重重”，处处阻塞隔阂的种种“不通”所导致的，“不通”是由于人们被“名教”的思想所束缚。“不识仁之体，故为名乱。乱于名，故不通。”②封建名教造出种种人为的等级、区别、界限和隔阂，导致“不仁”、“不通”、“不平等”。谭嗣同说:“仁而已矣， ①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89页。 ②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98页。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一句荡气回肠的诗句涤荡在历史的长河中，是血染了的声音，是爱国青年发自肺腑的呐喊，既是慷慨就义时的大无畏又是无力回天时的无奈。年仅三十三岁的他，就这样，在菜市场旁的刑场从容就义。热血洒溅乾坤，洒进了又一批热血青年的心里，泼向了国内封建势力的面前，直接逼视封建势力的束缚。他，就是谭嗣同。 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此时，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并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于是，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谭嗣同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谭嗣同作为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还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这一系列举措，都对中国的经济起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中国当时封闭的思想来说更是一盏明灯，点亮了有识之士的智慧之火。在物质方面，谭嗣同给中国带来了发展；在精神方面，谭嗣同传播了先进的火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少了灵魂，那将会离没落不远。“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于是，谭嗣同的鲜血没有白流，于有识之士来说更鼓舞了他们的心；于愚昧的国民的来说，麻木的他们虽并未开始苏醒，但他们最起码能听见了些新的不同的声音；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爱国热血注入了一代又一代人，让我们时刻谨记繁荣国家的重任。 谭嗣同作为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所提出的大部分主张必定不为大多数百姓所接受，如剪掉辫子、穿便装等等。因为清朝长期闭关锁国，国民的思想都过于封建和封闭，甚至愚昧无知，所以当国民听到了新的声音必定认为谭嗣同等人物所提出的主张是异端邪说，所以才会有谭嗣同赶赴刑场时老百姓对戊戌六君子乱扔剩菜等垃圾。但，毕竟，谭嗣同给中国带来了新声音，带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新思想。我认为新思想的来临很重要，对于闭关锁国的中国来说，就像对于干涸土地的甘霖。其次，谭嗣同等人提出的主张特别是政治主张严重地与掌权者的利益相冲突，因此掌权者才不可能同意这样的主张。要让掌权者被动地接受这些主张，就要有制约着掌权者的砝码，而谭嗣同没有。再次，谭嗣同等人把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身上，希望能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当发现光绪帝没有实权的事实后，请求袁世凯发动政变，而袁世凯的利益和掌权者的利益也密切相关，于是袁世凯背叛了谭嗣同等人。因为袁世凯的背叛，而打草惊蛇，惊动了慈禧太后的利益集团，于是，谭嗣同等人的维新运动只能画上休止符了。若未寄希望于袁世凯，未打草惊蛇，谭嗣同继续兴办学校、搞经济、培养维新政治群体，可能又有另一番景致了。 纵观历史，英国的光荣革命取得了胜利，而且是不流血的自上而下的改良革命。我们把光荣革命和戊戌变法来作比较，可以发现光荣革命取得胜利是有它背后的原因的。在英国，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革命，而他们的工业革命已经很发达了，因此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已经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而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根本无法跟封建旧势力抗衡，中国大部分人都是无产的小老百姓，而这些小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改良的意识，谭嗣同兴办的学校也只是招收维新之士，根本就没有面向百姓。英国的光荣革命者把改良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即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身上，而谭嗣同则把改良的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帝和与改良有利益冲突的袁世凯身上。于是，不难发现，由谭嗣同等人发动的维新运动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没有强大的后备力量。 谭嗣同，永远的谭嗣同，拥有满腔热血和学识，为中国的存亡真的是抛头颅洒热血了。
对谭嗣同的评价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湖南浏阳人。少时博览群书,并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异常不满,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 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开湖南全省维新风气之先。9月8日夜,赴北京法华寺访袁世凯,请袁发兵相救。袁佯为应允。9月20日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政变遂起。9月25日被捕,9月28日与林旭等5人同时被害。时年33岁。. 谭嗣同虽然以身殉法,但他那一往无前冲击封建旧秩序的激进变革观,是任何暴力所无法遏止的.谭站在改良立场思变,却又超越康梁等维新派所允许的范围,倾向激进与革命,深刻影响后世,成为辛亥革命指导思想的滥觞,具有广泛的传承性,体现较为全面.在民族观方面,谭嗣同反清排满思想只是一种萌芽,还没有从义愤发展到理智.但到20世纪初年,却争相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推崇,形成一股越来越强大的排满浪潮.仅仅十几年时间,这股浪潮便吞噬满清王朝.在外交观方面,谭朦胧意识到"师夷制夷".辛亥前后革命志士发扬光大,突现出反帝与救亡这一当时紧迫的时代主题.在教育观方面,谭提出"通则必尊灵魂"的重要命题,孕育着改造国民精神的种子.国魂说又把它与共和国方案和革命手段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中国加快近代化进程的最佳催化剂.在民权观方面,谭主张"兴民权",拉开了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与封建专制皇权思想激烈较量的帷幕.经过革命派斗争,二次帝制复辟以失败告终,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但他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皇上身上，希望来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至死认为要保“变法”事业必须先保皇帝，而不依靠广大人民。他以自己的鲜血来促进维新运动和国家昌盛，是同他“酬圣主”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历史发展恰与他的愿望相反，他的流血不是宣告改良运动的再兴，而是宣告改良运动的结束，这就是他的阶级局限性。 梁是变法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并在变法失败后坚持和自己的维新式君主立宪制观点；谭则是变法的主要思想者和组织者，在变法失败后作为六君子之首英勇就义，召起了人们爱国的热潮，点燃了日后革命的火种。无需置疑，他们都为变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两个人，结局却是截然不同的。 在西太后决定兵变之前，康、梁、谭等变法领导人都已从光绪的衣带密诏和民众的流言中得知了事泄。光绪密劝“三日之内出逃”。康、梁风行雷厉，迅速逃往日本，准备往后死灰复燃。谭嗣同在他们走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留者，无以酬圣主。”于是作为“留者”，他毅然留了下来。他坚决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就这样地去了，而梁启超却继续主持变法。当我们现在看到那时的风云，该怎样评价谭和梁的行径呢？谭的话是否有矛盾呢？ 和谭来比，我们也许可以说梁贪生怕死；和梁来比，我们也许可以说谭木讷不化。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变法需要谭嗣同这样舍己为公，用自己的鲜血来换取民心的；也需要有梁启超这样的人，以保存实力，东山再起的。如果没有谭嗣同，
谭嗣同的思想 一、生平介绍 谭嗣同（1865.3.10~1898.9.28），汉族，湖南浏阳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维新人士。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产、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三岁为世称“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生母徐氏出生贫寒，作风勤朴，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10岁时，谭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复制的思想产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1876年其母病故，此后常为“父妾所虐”，“遍遭纲伦之厄”，遂对封建主义萌发了叛逆思想。 1877年谭嗣同又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1884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涉足江南塞北，黄河上下，行程八万余里。沿途中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并且受到了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
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妥协退让，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宗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紧张，沉重的民族危机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激起广大社会阶层的强烈愤怒和反抗。在这整理是背景下，谭嗣同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他总结过去，感到在读那些“凿空说经”的心性之学只是虚掷生命，寻求救国救民治路，成为他人生新的起点，从此致力西学，“长于旧学辞矣！” 1896年，屡试不第的谭嗣同由其父捐资江苏候补知府，南京候补期间见到了梁启超，从此一起探讨维新理论，泄露不少宣传变法的文章，次年完成他的主要著作《仁学》。1898年回湖南，倡设南学会，版《湘报》，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学办新政，使湖南风气打开。8月奉诏入京，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领导工作。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决心以身殉变法维新事业，留京不走，9月28日与杨深秀等人同时慷慨就义。次年遗骸运回浏阳，葬于南乡石山下，其著述后人辑为《谭嗣同全集》。 二、谭嗣同的思想。 （一）政治思想： （1）抨击名教。 纲常名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中国历代封建思想家都一再宣扬它的神圣性，让人们向它顶礼膜拜，诚惶诚恐，不敢有半点冒
戊戌六君子人物介绍 在近代史上，发生了戊戌变法，出现了戊戌六君子，他们都是什么人呢?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戊戌六君子人物介绍，欢迎大家阅读。 谭嗣同(1864年;1898年)，湖南浏阳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少时师从欧阳中鹄，后加入维新派。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四岁。 戊戌六君子人物介绍：康广仁康广仁(1867年-1898年)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又号大中。清末维新派，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幼弟。早年不事举业，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禁人才所致。曾作过浙江小吏，后耻于官场污秽，腐败，弃官不做。1897年初，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任，旨在“发明民政之公理”，旋赴上海，倡设女学堂，并与梁启超等设立戒缠足会，遭守旧份子诋毁。后闻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即积极响应，主张在外交上联合英国，在内政上废八股取士之制，广开学校，讲求实用之学，以培养更多的维新爱国志士。1898年春，与梁启超结伴入北京，参与新政，助康有为拟新政奏稿，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戊戌政变时被捕入狱，谈笑自如，宣称“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不久与谭嗣同等同时遇害。事年31岁。
戊戌六君子人物介绍：林旭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举人出身。好为歌诗。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针对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上书请拒和议。同年捐赀为内阁中书。1897年进张元济等创办的西学馆学习。1898年创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各学会相呼应，推动维新运动。4月参与发起保国会，任董事。因仰慕康有为，受业于康。曾为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推扬今文经说。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前夕，曾把光绪帝的密诏带给康有为，共商授救光绪的办法。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24岁。 戊戌六君子人物介绍：杨深秀杨深秀(1849年–1898年9月28日)，号孴孴子，字漪村或仪村，山西闻喜人。清末维新变法人士。光绪进士。精通中西数学。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后授山东道监察御史。1898年3月，与宋伯鲁等在北京成立关学会，又列名保国会。6月上疏请定国是，弹劾礼部尚书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应騤阻挠新政事。维新派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胁制时，他上疏辩护。戊戌政变中，不避艰危，援引古义，请慈禧撤帘归政，遂遇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戊戌六君子人物介绍：杨锐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举人出身。1889年(光绪十五年)授内阁中书，后晋为侍读。曾入张之洞幕府，在北京任职期间经常写信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集精兵猛将大举北援，保卫津沽。1895年参与发起强学会。强学会被封禁后，又联合会中志士抗争。清廷在
谭嗣同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提要谭嗣同是改良派的左翼代表者，反映了资产阶级中下层的要求。在民族矛盾迅速激化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谭嗣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改良主义体系的范围，表现了对封建制度和清朝政权的憎恨情绪。他在客观上作了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先导。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时为追求真理而勇敢牺牲的伟大的爱国者，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虽然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却具有比前人更为丰富甚至在某些方面为同时代的其他维新派人士所远远不及的内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谭嗣同之所以具有这种进步思想，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一、时代特点 我们认识谭嗣同思想产生的根源，必须从他所处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情况去考察。九十年代的中国已迈入一个新的阶段，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彻底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进一步被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得不到正常发展，这就决定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必然产生企图变革国家制度强烈的政治愿望。爱国主义精神是谭嗣同及其当时整个改良派思想的主要内容，同时还是谭嗣同思想产生和酝酿成熟的一个直接原因。沉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广大社会进步阶层的愤怒和同仇敌忾的决心。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谭嗣同变法维新的政治思想。 爱国的中国人在猛烈的刺激下，惊醒过来了，他们重新思考着、学习着、探索着。在甲午战后，谭嗣同总结过去，宣告与封建书生生活相决裂，提出一系列的维新变法的具体主张，其中已充满了反封建的战斗精神。这些基本思想不断地向前发展，到1897年就以更深刻的内容和更丰满的面貌，企图构造一个哲学体系，在《仁学》一书中呈现出来。 康有为的思想体系成熟在八十年代末，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成熟在二十世纪初，而谭嗣同的思想体系是产生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九十年代中下叶，他属于改良派，但又与康有为有差异；虽有某些革命思想因素，但还不同于孙中山及二十世纪初年的革命派。原因就在于中日战后的九十年代与以前是大不相同了，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瓜分浪潮和全国人民爱国主义高潮，另一方面，在中国半殖民地已经开始定型，中国旧社会阶级的分化加剧的同时，产生了一个新的情况：社会上开始萌生第一批“无科第，无官阶”的平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第一批近代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群，他们满怀热情开始投入了政治生活中。 二、阶级特征 改良派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如果说，以杨锐、翁同龢等上层高级官员为代表的改良派右翼的各派别主要是以一部分开明的地主阶级为基础；如果说，以康有为首的具有浓厚的调和策略的左翼稳健派，主要是通过较为广泛的一般中级政府官员、封建士大夫、富商为骨干，反映了正在开始形成或转化中的自由资产阶
湖南省导游证考试十三个景点导游词 目录 1、金鞭溪 (2) 2、凤凰古城 (3) 3、黄石寨 (4) 4、马王堆 (5) 5、韶山 (6) 6、岳阳楼 (7) 7、天子山 (8) 8、炎帝陵 (9) 9、苏仙岭 (10) 10、桃花源 (11) 11、岳麓书院 (12) 12、南岳衡山 (13) 13、崀山 (14)
1、风景绝秀金鞭溪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将要参观的是有着“千年长旱不断流，万年连雨水碧青”美誉的金鞭溪。金鞭溪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峡谷之一，整个峡谷全长大约7.5千米。金鞭溪就好比是张家界这位“绝代佳丽”身上的一条蓝色丝巾，它把“奇峰三千、秀水八百”的山水美发挥到了极致！那么金鞭溪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峡谷呢？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先生赞誉它是“张家界的少女”，当年张家界的宣传者——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在此曾赞叹它是“一片童话般的世界”，现在就请大家跟随我沿着吴老和沈老先生当年的足迹去揭开金鞭溪神秘的面纱吧！ 请大家注意看左边这些奇特的植物，它就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珙桐。珙桐是多年生木本花卉，通常在春末夏初的时节开花，花呈白色，柱头上略带－点紫红，很像鸽子的头和嘴，花身有两片又大又长的苞片，像是一对翅膀。整个花朵的形状就像一只放飞的鸽子，这是我国特有的珍贵树种，因而外国人亲切地称它为“中国鸽子花”。 现在大家请看眼前峡谷的两旁，这种高大而华贵的塔形树，这也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水杉。水杉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树种，人们曾经以为已经在第四纪冰川袭击时期绝迹了。然而1941年我国的植物学家在四川省万县的磨刀沟发现了它。1982年开发张家界时，人们发现这里生长着大面积的水杉及3000多种珍奇植物，这真是大自然赐予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啊。 大家请往右前方看，前面这座高耸如云的石柱就是闻名遐尔的金鞭岩了，而金鞭溪就是因为长年流经此岩而得名的。它高378米，方方正正，上细下粗，棱角分明，如同一支高举的钢鞭，直指云霄，令人望而生畏。加上其岩石结构为红色石英砂岩和石灰岩，在阳光照射下，金光闪闪，故名金鞭岩。金鞭岩是整个张家界景区最高、最陡、最壮观的石峰，人们称赞它是“名山大川处处有，惟有金鞭奇上奇”！更为奇特的还有呢，再请大家看紧紧依偎着神鞭左边的巨峰，它好像一只雄鹰，鹰头高昂，凌空展翅．一只翅膀还有力地半抱金鞭岩，气势雄伟，所以叫做“神鹰护鞭”，这也是金鞭溪的王牌景点之一。 看了金鞭岩的雄姿，大家可能会奇怪：大自然为何会如此的神奇？据科学论证：3亿多年以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大约1亿年前左右，由于海浪的冲击，石英砂岩在海底沉积了500多米厚，后来，经新构造运动强烈抬升，这里成为了陆地。地面抬升以后，在流水深切的作用下，一些细小的沙石被冲走，加上在重力作用下岩石的崩塌，又被雨水、溪流慢慢地冲刷等综合作用，使张家界地区在漫长的岁月中经风化、流水切割，逐渐形成了由一系列柱峰、方山、峡谷组合而成的这种奇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看到此情此景，没有人不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惊叹！ 峰回路转，鸟语花香，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沿溪遍布着一种形状怪异的花，它的形状特别像龙虾，不错，这就是龙虾花。龙虾花是一种珍贵的草本植物，它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结实，冬天落叶。 人们都说武陵源有两只明亮的眼睛，现在看到的就是其中之一的——紫草潭。据说以前潭壁上长年攀生着一种紫色的草，因而得名“紫草潭”。在这里，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