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24卷第6期2015年12月
JOUＲNAL OF SICHUAN Vol.24No.6Dec.2015 MINZU COLLEGE
★康藏研究★
国民政府时期藏人所论藏事浅析
杨黎浩
【摘要】国民政府成立后，一批藏族精英流居内地。他们在不同场合就藏族历史、藏区“现状”、中藏（中央与西藏地方，下同）关系、开办党务、地方建设等问题发表一定数量的演讲、文章或专著，对藏事进行论说。以藏人身份言论藏事，由此反映出以下三方面意义：一、藏人论藏是以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和对中央政府的拥护为前提；二、藏人论藏反映了其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参政议政意识的增强；三、藏人论藏对于时人了解藏事、当局解决涉藏问题以及后世获得相关史料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民国；藏人；藏事
【中图分类号】K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824（2015）06-0001-09
DOI:10.13934/https://www.doczj.com/doc/504805062.html,51-1729/g4.2015.06.001
Tibetans＇View about Tibetan Affair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Yang Lihao
【Abstract】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a group of Tibetan elites came to inland of China．On different occasions，they gave speeches or published papers or books concerning Tibetan af-fairs such as Tibetan history，Tibetan"present situation"，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Party affairs and local issues．These Tibetan elites＇expressing opinions on Tibetan affairs re-flect the three following meanings：first，their identity on theＲepublic of China and support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second，their awakening of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as well as the aware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third，their works helping the inland people and the authorities at that time compre-hend Tibet，and helping the following scholars do reach on this topic．
【Key words】TheＲepublic of China；Tibetans；Tibetan affairs
民国时期，特别是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由于西藏政教局势以及中藏关系的发展，一批藏族精英人士开始活跃于内地舞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自1923年起即流落内地直至圆寂的西藏政教领袖九世班禅①、九世班禅行辕重要成员刘家驹、在西康实践其政治抱负并
作者简介：杨黎浩，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中国少数民族史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邮编：710062）
①1923年11月15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因与十三世达赖失和而出走内地，其后在内地居住和活动达15年之久，直至1937年12月1日圆寂于玉树。在此期间，九世班禅在各地举行法事活动和宣化工作，为反对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可参见江平、李佐民、宋盈亭、辛文波、廖祖桂：《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评传》，《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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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康人治康”的格桑泽仁等。这批藏人除在中央和地方参与各类宗教、政治活动外，还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演讲、文章或专著，向内地人士介绍其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历史上，身为藏人、行于内地的藏族精英并不少见，但是作为群体，通过报刊、书籍、演讲等媒介对藏事进行言说，也只能是近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似有必要对于这批言论进行研究。
一、藏族历史
1928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九世班禅派代表前往南京祝贺，从此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建立了联系。1931年5月4日，九世班禅首次来到南京后，即于次日前往拜会国民政府高层，并在中央党部发表演讲，题为《希望国人认识西藏》。文中开宗明义，回顾了民国成立二十年以来，因为国际局势变幻，内地与西藏各种危机四伏，加上交通阻隔，造成的“中央对西藏情形亦不明了，而藏人亦不了解中央旨意”［1］局面。班禅在中央党部做此演讲，意在号召国民政府高层加强对西藏的了解。而作为政教领袖，班禅则以向内地介绍西藏、向西藏传达中央宗旨为己任。显然，向内地介绍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亦为很多流居内地藏人的共同认识。
九世班禅作为西藏政教领袖之一，熟谙西藏政教历史，故在不同场合对此介绍尤多。其较早的一篇为1931年6月10日，由其口述，由刘家驹所译的《西藏之史略》［2］。该文较为简略，主要介绍了西藏佛教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宗喀巴大师与黄教，达赖及班禅世系等。其对达赖世系仅一一介绍，对班禅世系略为详细一些，这里显然有提高班禅系统地位的用意。1933年1月23日①，九世班禅以“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身份出席蒙藏委员会纪念周，发表演讲，后以《西藏历史与五族联合》为名发表。班禅用较多篇幅介绍了自第一位藏王产生直至清代治理西藏的历史。此外，班禅来内地后，曾前往蒙古地方进行宣化，此演讲也介绍了他以往在蒙古力行宣化维护统一的努力，并对受命前往西陲宣化深感责任及意义重大。［3］1934年2月21日，九世班禅在中央大学“总理纪念周”发表题为《西藏政教之始末》［4］的演讲，由其秘书刘家驹翻译。演讲系统地论述了西藏政教发展的历史及与内地自唐代至清代的关系，并讲述了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地位，为内地人士了解西藏政教历史发展提供了最权威的第一手材料。该文后来以不同名称刊于多个刊物，如《西藏政教之始末》（《法治周报》，1934年，第2卷第25期）、《西藏政教之始末》（《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1936年，第1卷第6期）、《西藏政教之始末：在四月十九日中央大学总理纪念周》（《蒙藏旬刊》，1934年，第83期）、《西藏政教始末》（《开发西北》，1934年，第2卷第1期），影响广泛。
流居内地的藏人中，对藏族历史记载较多的还有刘家驹。与九世班禅的介绍不同，刘家驹侧重对藏族历史的记录和研究，他在《班禅达赖略史》文首部分即写道“西藏史纪，多杂见于佛经传记，罕有专书传世，故国内对于此项纪载，实属凤毛麟角；即有二三单行之本，然多剽窃抄袭，以讹传讹”［5］，因此有意撰写专文，意在更为客观地介绍西藏历史。此文主要包括自第一代藏王至藏巴汗时期的西藏政教历史，全文未完，按题意似计划以班禅达赖世系为重点，惜未得后文。刘家驹的另一篇长文《西藏历代藏王及达赖班禅史要》参照藏文典籍，并听取西藏某大堪布口述，作成此篇。作者认为，英兵入藏后，“达赖事事被属僚蒙骗，疏隔日深，互相疑防，又传达赖有不利于班禅之谋，加之急索征款，班禅知己无法解释”［6］，不得已于1923年出逃内地，前往北平面谒大总统，报告西藏政局，但因当时北洋政府内讧外侮相继而来，未得具体之解决与援助，此后班禅只得在候命期间辗转流落内地。此文是研究历代藏王、达赖、班禅历史极其重要的资料。文中对于以往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矛盾的形成及原因分析独到，透露出对达赖系统的不满以及对北洋政府的失望情绪。除了报刊文章外，为了“供研究国史及经营
①在刘家驹编辑的《班禅大师全集》里，此次演讲日期记为1933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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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政者之参考”［7］，刘家驹还出版了专著《西藏政教史略》，此为一本八章25页的小册子。与上述“王统史”和“宗教领袖史”不同，此书对于有史以来西藏的各类政教大事都有记载，包括佛教发展、王统世系、政治事件、中藏关系、对外交往等，内容更为丰富。其中对于清代与民国时期的西藏历史颇为重视，介绍尤为详细，前者总共包括四章，即“清廷羁縻西藏之时期”、“清廷统御西藏之时期”、“西藏外患频临之时期”、“西藏自治之时期”。文中有些提法，如“西藏自治之时期”、清朝初期“西藏尊中国为檀越主”、平定阿尔布巴之乱后清朝颁布“中国永有宗主权之约章”，似与事实不符。刘家驹的译文《松赞干布与西藏法律之源流》［8］也值得一读。其他介绍西藏历史的作品还有罗桑囊嘉编辑整理的《三千年前西藏民族立国立王之历史》，［9］此文类于民间故事，介绍了西藏自乃纸赞普（聂赤赞普）为人主、松赞干布的文治武功直至五世达赖时期的历史。文章有许多不严谨之处，如认为松赞干布时期即已将佛经全部译为藏文等，但为文较为通俗，可作一般民众了解之用。还有一篇文章值得一提，为班禅行辕成员计晋美的《西藏第九辈班禅事略》，此文是1937年九世班禅圆寂后，为其所作的一篇生平事迹介绍，文中着重介绍的是九世班禅入驻中土直至圆寂的十五年来“教化众生、倾诚中枢、融洽汉藏、宣劳边陲之事迹”［10］，特别是九世班禅三次晋京、在蒙古甘青等地力行宣化的过程，并给予高度评价。
二、藏区“现状”
除了历史外，为了让内地人士了解藏区近况与现状，流居内地藏人在演讲、报刊或书籍等处对此多有介绍。对康藏一般情况进行介绍的有刘家驹（格桑群觉）的文章《西藏概况》［11］和《西藏人民之生活》［12］以及《康藏》一书。当时，身为中央政治学校藏文教授的刘家驹，因有感于内地人士对于西藏缺乏认识，边疆事务少人重视，故撰文自觉担起对内地介绍西藏的责任。《西藏概况》按照如下条目组织：（一）血统；（二）生活，包括（1）衣、（2）饮食、（3）房屋、（4）交通；（三）语言；（四）宗教；（五）风俗习惯；（六）教育及其他。涉及西藏的方方面面，虽然篇幅短小，但行文体例与民族志颇为类似，这一点正如作者所言，是按照“民族的要素，分为五项”进行记录的。《西藏人民之生活》则按照：一、区域；二、气候；三、人口；四、宗教；五、服装；六、饮食；七、住所；八、文字；九、歌谣；十、卫生；十一、刑法；十二、币制；十三、婚姻；十四、丧葬；十五、学校；十六、商业；十七、工业等组织该文。相比上文而言，其所介绍的内容更为丰富，也更贴近于文意所示的“生活”方面。而1932年出版的专著《康藏》［13］，则较多介绍了康藏地区的社会风貌。该书正文共分为十章51节，分别为“境域地势及气候”、“民族性与技能”、“文化”、“宗教”、“生活”、“风俗”、“实业”、“物产”、“交通”、“行政一斑”。全书32开110页，内容丰富，受到当时各界社会人士如蔡元培、张治中等的肯定，纷纷题辞表示支持。
格桑泽仁作为康区活跃人士，其关注点则在于康藏政治形势方面。1928年，格桑泽仁初到南京，即出版《康藏最近之情形》［14］一书，向内地人士特别是党政高层介绍康藏形势。1931年4月27日，格桑泽仁受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为党务特派员，返回西康工作。中途经过云南，受云南政府主席龙云及党政各界欢迎，并作演讲《中央政情及西康状况》介绍中央和西康时局。对西康状况的介绍主要包括清朝治理下西康长期土司分管、不相领属的局面、清末赵尔丰经营西康的历史以及近来西康建省及省建情况。［15］格桑泽仁作为康区人士，对清末川督赵尔丰经营西康的评价有一定代表性，认为从国家立场而言，赵尔丰经营西康实有“丰功伟绩”，而从西康本地民众而言，赵尔丰残杀太多。到达巴安后，格桑泽仁开始其在西康的经营，其中的来龙去脉，在其所著的《康藏概况报告》［16］一书中记载最为详细。此书共24节，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西藏和西康的近况，当中许多记载，如英国渗透导致拉萨“欧化”、西藏军备现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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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详尽；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所谓“巴安事件”（又称“格桑泽仁事件”）的经过，即格桑泽仁到达巴安后，与刘文辉驻巴安军队发生冲突，采取行动提缴驻军武器，成立西康省人民自治委员会，西藏方面趁机进犯青康，西康民军抗敌四月等情形。其文不仅为事件当事人所书，而且附有当时康、川、青以及中央各方往来电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格桑泽仁的另一篇文章《格桑泽仁报告康民御藏近况》［17］其内容与上述《康藏概况报告》中部分章节略同。
格桑泽仁失败回京后，继续关注康藏局势。在稍晚所作的一篇名为《藏族现状之报告》的文章中，格桑泽仁首先对“藏族”名称进行释义，将藏区分为西藏和东藏（安多、康巴）两部分，分别介绍了两部分的近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对于西藏，作者分析了近二十年来西藏内部较为安定、中藏关系有所改善但问题犹存的事实，正确认识到“今日西藏问题之要点在如何迅速与西藏洽商，确定拉萨政府在中国宪法上之地位。使国家主权与西藏自治兼顾并重。”［18］可谓明见。对于东藏之西康地区，分析了其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县府与土头（土司、喇嘛或头人）并存的局面，提出了本着民族平等原则，尊重东藏人民自治权利的主张。
除上文所述，还有一批作品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康藏的现状。如格桑泽仁对于藏区佛教所作《西陲佛教现况》［19］一文，作为政治人物，他从政治而非宗教角度介绍了藏传佛教概况。如分析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势力分布为格鲁、宁玛、萨迦、噶举、噶当在西部藏区势力分布为50%、16%、14%、10%、10%。文中作者并未提及其计算分析方法依据何在，但其数字仍可做参考之用。除此以外，对各派中心寺院分布及其规模、藏传佛教上层的由来及其官职封号、对转世活佛分布与数量以及达赖班禅两大系统之来历与重要性进行了详细介绍。分析作者用意，在于对藏区佛教势力有更为详尽可靠的介绍，以供内地相关人士了解藏区佛教之用。格桑泽仁还有一篇介绍拉卜楞寺的文章《拉章扎西溪概况》［20］，此拉章扎西溪即为拉卜楞寺之藏名。作者介绍拉卜楞寺，是以寺院组织、扎仓设置、活佛系统、嘉样协巴世系为重点，并绘有许多表格，简扼明要。还有贡曲哲喜的《河曲藏区概况小志》［21］，此文分为“历史沿革”、“寺院系统”、“政治组织”、“经济状况”四部分，共计一万余字，对介于川青甘康之间的“河曲藏区”的“寺院系统”、“政治组织”的介绍颇为详细。
三、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
清末至民国初期的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由于川军入藏、内地鼎革、军阀混战等内部原因，以及外部英国俄国等势力不断介入，一直处于较为动荡的状态，中央政府失去了对西藏的有效控制。而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也一直是流居内地藏族精英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
1931年5月10日，九世班禅在南京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发表演讲，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22］。面对从事边疆问题研究的人士，九世班禅从历史角度阐述了西藏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认识，并提出了两点感想寄语参会人士：第一，对外，如何保卫西藏免遭帝国主义侵略，避免西藏和内地唇亡齿寒；第二，对内，如何促进蒙藏与内地的团结。1931年5月25日，九世班禅在题为《中国与西藏的关系》的演讲中，首先回顾了西藏与内地自唐朝以来的密切关系，认为当前“西藏如离开中国，西藏一定不能自保，反正中国失弃了西藏，也必有唇亡齿寒的危险，必使双方戮力同心，成一个整体的中国而后才有利于双方。”［23］为了实现此目标，班禅大师对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孙中山所主张的三民主义也给予很高评价和期望，认为其对于解决中国的危机特别是蒙藏问题是必不可少的。班禅最后也强调西藏的特殊性，即西藏是一个佛教社会，提醒内地人士对佛教应该有一个积极的认识。前文所提及九世班禅于1933年1月23日所发表的演讲《西藏历史与五族联合》中，除了介绍历史外，班禅还就自身宣化蒙古地方的经历，从宗教和国防两方面说明了蒙藏地方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五族一家，且为我国国防极为重大，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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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上又为佛教来源之地，今以毗连外国国境”，应该加以重视，“共同设法，力图保全”，否则有步外蒙古后尘之危险。［24］基于以上认识，在卢沟桥事变后，九世班禅还发表了一篇团结抗日的檄文《告西陲民众书》［25］。
喜绕嘉措是继班禅之后，又一位来到内地的藏传佛教高僧。1937年，喜绕嘉措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邀请，由藏经印度、新加坡等地辗转来到南京。初到南京，即于4月4日在中央电台发表题为《本人由藏抵京及中央崇敬佛法优礼藏人之情形》［26］的演讲，对来到内地后中央各部委的一系列优礼活动十分感念。大师也了解到内地信奉佛法者亦多，对以佛教促进汉藏佛教众生之福利充满信心。1938年，喜饶嘉错接受汉藏教理院太虚法师邀请，发表题为《从沟通汉藏文化说到融合汉藏民族》的演讲，除了涉及有关佛法的教理之外，喜饶嘉错还谈到了汉藏之间文化交流的问题，指出，藏人对于内地佛法的情况，包括内地佛教历史、宗派以及大师、内地佛教现状等等情况都不甚明了，加上清末内地官兵入藏造成的一些“毁寺杀僧”问题，导致“二十余年来汉藏感情的疏远”［27］。因此，希望通过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促进汉藏关系的发展。
除宗教领袖外，一般藏族人士也刊文提出对中藏关系的看法。罗桑囊嘉的《中藏关系之报告》首先回顾了历史上西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特别是唐朝与吐蕃的两次和亲，元朝初期对八思巴的优崇，明朝对西藏地区的“多封众建”，而对于清朝治理西藏的历史介绍尤为详细。作者认为，正因为有以上历史的积累，“是以西藏民众，凡年在三十以上者，至今皆引领东望，冀复中藏之旧好。”［28］作者的这一结论，对于内地人士认识当时藏族对中藏关系的看法，有一定参考意义。
30年代，随着日本加紧对华侵略用兵，国内形势日趋严峻。流居内地的藏人对于西藏与内地在国防上“唇亡齿寒”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1934年6月3日，应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之邀，九世班禅赴上海参加了三十万人欢迎大会，作了题为《蒙藏为中国重要国防》［29］的重要演讲，由刘家驹翻译。在演讲中班禅提醒国人重视西南国防的重要性，需要尽早着手筹划。并提出返藏后的两项期望：1、号召内地有志边事者前往西藏研究佛法，返回内地后，弘扬佛法、沟通政教；2、蒙藏王公土司及政治人员能多在中央各机关服务，改进民族关系，他日将所学，用于改进蒙藏边疆，维护边疆内地感情。1938年4月22日，刘家驹以班禅行辕秘书长身份，应重庆青年会之邀请，公开演讲，题目即为《抗战期中康藏之重要性》，后以同名发表。刘家驹作为西康本土人士，对西康情况较为了解，其所述重要性有三点：康藏地理位置重要，可为联通英属印度、法属安南缅甸的通道；康藏幅员辽阔可以安置难民；康藏地区物产丰富可事生产。认为“康藏在建国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在抗战上亦含有重大的意义”，［30］希望朝野加以重视。维护统一、宣传抗战的著名藏族人士还有喜饶嘉措。喜饶嘉错一直在内地各大学讲学，沟通汉藏文化。卢沟桥事变之后，喜饶嘉错有感于日寇的野心和抗战的艰难，于1938年以藏文著文《告蒙藏人士书》［31］，向蒙藏人士介绍抗战形势，后译为汉文发表。文中指出了日本加紧对华用兵后，以为中国军事准备不足、国力衰弱，而妄图在短时间占领中国的野心。认为其穷兵黩武、外强中干，而对于佛教及民众屡施暴行，必不能长久。喜饶嘉错这篇号召蒙藏与内地团结一致、积极抗战的檄文，对于蒙藏边地人民了解抗战形势，鼓舞士气有一定作用。
四、开办党务
旅居内地的藏人，对自己家乡和民族事务均颇为关注。他们认识到，一个民族需要求得生存发展，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即自身的努力及内地民族的扶持，也即“自觉与互助”。罗桑坚赞在《自觉与互助》一文中，就以西藏民族为例，从两方面入手，对过去数十年来处于帝国主义窥视下的西藏民族的软弱和国人的漠视进行了批评。而对于未来，则对藏族同胞提出“自觉”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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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即“团结于蒙藏唯一领袖班禅额尔德尼旗帜下之下”［32］，实践三民主义，对内地同胞提出“互助”的要求，即平等互助扶持西藏的发展。
与罗桑坚赞类似，当时许多藏人认为，国民政府所推行的三民主义实为救国救民的良方，因此在藏族地区实践三民主义、加强党务建设，实为当务之急。有鉴于此，一批流居内地藏人先后加入国民党。如格桑泽仁，他于1928加入国民党，成为藏族历史上第一个国民党党员①。刘家驹也于1929年受格桑泽仁引荐进入中央工作，两年后加入国民党。
但西藏社会佛教影响巨大，需要实现上述目的，必须考虑到西藏当时的政教形势。有鉴于此，格桑泽仁在《西藏佛教之势力与三民主义之推进》［33］着重介绍了藏传佛教在西藏社会的势力，全文分为（一）西藏佛教的派别，（二）喇嘛的产生，（三）各级寺院的组织，（四）达赖班禅，（五）喇嘛之参预政治，（六）喇嘛行政的系统，（七）喇嘛寺的财政，（八）喇嘛寺的武力。内容十分详细。作者强调了宗教在西藏社会的重要性，认为要想在西藏推进三民主义建设，决不能用政治力量去强迫，“喇嘛在西藏要算是一种中心势力，要想他们信仰三民主义，只有因势利导，使工农商学兵与喇嘛一致联合起来，才能生很好的效果。”罗桑襄嘉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方法，在《对于西藏党务进行之意见》［34］文中，他认为西藏地方特殊，由于地理原因，千百年来较为封闭，政治文化落后于内地，在其地推进政治建设，则不能采取与内地相同的方法。“其方法应与内地及其他宗教各民族之方法。似有不同。”作者由此提出的许多具体主张包括，将孙中山的自由平等与佛经的众生平等对应，孙中山的博爱与佛经的普度众生对应，甚至孙中山总理作为佛之化身等等。不难看出，提出这些措施，实为考虑到了藏区佛教势力强大的历史与现状，而在党务建设上，采取一些因地制宜的变通办法。
九世班禅作为政教领袖，也为国民政府要员，在将三民主义与佛教因地制宜加以联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32年10月20日，九世班禅在北平招待新闻界，发表名为《以宗教力量助政治发展》的演讲，明确表明了其“以宗教力量协助政治发展，并主张宗教与政治相辅而进”［35］的思路，以此为开端，在后续多次演讲或撰文中对此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发。如《佛教与总理遗教的平等观》的演讲，即希望在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与佛教的理念之间寻找共通之处。首先认为两者的出发点没有不同，“总理之救国救民的大心，亦即佛心之一表现”。不仅如此，宗教和政治两方的主张和理念也极为相像，并以其中所蕴含的平等观为例加以详细说明，“总理的主义与大乘佛法，完全是一样想通的道理”，呼吁将两者结合，“以佛法之意，推行政治，以政治之力，阐扬佛法，以相辅而行之道，为国家人民世界人类谋福利。”［36］
五、地方建设
流居内地藏人对藏区建设的看法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1929年格桑泽仁的《解决西藏问题意见书》对于西藏内部新派（亲英派）与达赖势力的消长，外部英国与俄国对西藏的争夺进行了分析，提出和平与武力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其中和平决议之办法包括派遣宣慰使由康入藏，一路对康藏人民进行宣导。对于达赖陈说利害，宣传中国革命的意义，讲解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含义。对于后藏及班禅，送班禅归后藏，在后藏地区进行经济建设、交通、实业开发、普及教育等。进而改前后藏为两省。［37］格桑泽仁意在在西藏地方建立省治，将西藏纳入中央管辖。在当时民国政府成立初期，内乱未平、外寇紧逼的情况下，格桑泽仁这一大胆计划并无实现的可能。
1929年，格桑泽仁提交《西康改省计划提案》，在文中分作六点提出了其改省计划（实际
①在其自述中，格桑泽仁谈到其加入国民党时间为1924年（民国十三年）。参见：格桑泽仁．边人刍言［M］．重庆：西藏文化促进会，19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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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改进省治计划），分别为“省政府委员人数应按地域选择”、“辖县及省界”、“省防军”、“财政”、“交通”、“教育”，六点计划都紧扣其“康人治康”的主张进行细化，如有关委员人数选择方面，认为“省政府委员设置七人为宜，西康应占四人，西康东南西北各选一人”，赋予康人以参政权；在辖区方面，在西康原有三十三县外，归并四川之建南七县，云南之中甸、维西、阿墩子及青海之界谷县，并一一说明了归并理由；防务方面，对承担西康防务的川军比较排斥，主张在本地实行征兵制度，训练本地军队；其他方面也提出了发展实业和教育的措施。［38］1931年，刘家驹担任蒙藏委员会藏事处第三科科长兼中央党校藏文教师，在出席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时，并将《康藏的过去和现在》（《康藏之过去与今后建设》）一书分发给与会人士，意在介绍康藏的历史与现状，呼吁他们重视康藏工作。全文分为“政治”、“党务”、“教育”、“军事”四部分，每部分前文叙述清末至民国早期的历史，后文则对相应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如政治方面：敦促西藏归还侵占西康各县、统一西康财务、培育建设西康人才；党务方面：翻译党义为藏文、向康藏发放宣传品、派遣康藏毕业生回乡工作、组织党务筹备委员会；教育方面：设立师范学校培养教师人才、调查教育经费并独立支出、创办文化机构运销书籍文具、每县最低设置官话学校五所和小学一所、设置西康学务总局总揽教育事宜；军事方面：添派驻军、组织民众防卫互助，还特别对西康国民协进会这一自卫组织予以较高评价，希望加以利用。［39］
抗战胜利后，刘家驹的地方建设主张集中于“政治”和“民生”两方面。刘家驹在《西康各民族在行宪前之愿望》文中指出，在政治方面，西康建省之前，人民多为藏族，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宁雅两地并入西康后，西康呈现三大民族共存的局面，其中藏族在西康二百四十万人口中，仍占半数以上，分布地区为四分之三。但西康各级行政人员，少有藏夷两族人员充任要职。因此，在官员选任方面，应在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实行折中方案，即在省政府主席县长实行民选之前，省厅设置副主席副厅长，推选各族精英担任；各专员区各县设置副专员副县长，正副职位的充任，以当地民族比例为依据；省参议员以各族人口多少或地域大小规定产生名额。民生方面，以往西康地区民生凋零，人民困苦，现在行宪之际，西康省政应以民生为主，加紧开办关系人民生活生计的各种事业。［40］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治参与问题，罗哲情错在其《我在国民大会的提案》［41］文中的提议颇为详细。罗哲情错作为西康藏族边民，很注意语言隔阂影响政治参与的问题，因此，她以西康白玉县国大代表身份提出“请以法律规定边民参政权益案”，提案所提要点为，以边区省县使用民族语言情况安排议政、参政人员名额及相关配套机构与设施。
六、结束语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一批藏族精英流居内地，活跃于历史舞台。他们在不同场合就藏族历史、藏区现状、中藏关系、开办党务、地方建设等问题发表一定数量的演讲、文章或专著，对藏事进行论说。对此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藏人论藏是以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和对中央政府的拥护为前提。这一点又可以从两方面而言。流居内地藏人在内地活动，发表演讲、撰写文章或出版书籍，甚至大多不同程度参与到国家政治活动中来，其行为本身即以说明他们对国家政权的认同。而从其论说内容而言，强调国家历史上的统一、号召民族团结共同御敌、提倡开办党务发展三民主义、献计献策贡献边疆民族建设，都说明了这批藏人群体怀抱国家的胸怀。
二是藏人论藏反映了其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参政议政意识的增强。长期以来，内地人士对藏族历史和文化都较为关注，作文著书颇多。反而观之，藏人自身却少有向外界书写自己的作品。民国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流居内地藏人也开始通过不同平台，对藏事进行言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双月刊·1986年创刊）2015年12月
说，改变了以往自己不能发声，而只能为他人所关照的被动局面。他们积极从自身角度，阐发对藏事的观察，并提出许多卓有创见的看法甚至提议，反映了民族自觉意识的萌发和参与国家和地方事务意识的增强。
三是藏人论藏对于时人了解藏事、当局解决涉藏问题以及后世获得相关史料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流居内地藏人对涉藏事务普遍都很关心，加上他们通晓藏语，长期生活于藏区，对藏区历史、现状等情况比较了解，有些还是一些重要事件的参与者，对藏事的论说较为准确清晰。他们不同形式的论说，为内地时人拓宽了了解藏事的渠道，扩大了信息的来源。当时的一些地方和中央当局，也能依靠这些信息，不断制定或调整他们的涉藏政策，一定程度上避免误解误判。此外，对于后世研究民国藏事者而言，这些论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手史料，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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