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形势及其公共政策走向
演讲者：张力
7月15日 8：30—11：30 14：30—17：30 演讲者简介
张力，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兼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战略学科组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高教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教育顾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公共教育政策分析与研究。
主持课题：从“七五”到“十五”期间，先后参与或主持了多项国家级教育科研重点课题，参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调研起草工作，主持多项国家级重点课题，系《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课题主持人之一，发表论文报告百余篇，论著曾获全国和省部级十次奖励。
同学们：
今天，非常高兴报告我参与国家政策的一些体会。在短短一天的时间内，我将择其重点，分五个方面向大家介绍。分别是教育宏观形势和政策总览、基础教育发展和政策要点、职业教育发展和政策要点、高等教育发展和政策要点、政府责任和促进教育公平。
一、教育宏观形势和政策总览
胡锦涛总书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这个判断是在总书记第34次集体学习和去年接见教师代表座谈时反复提出的。这一判断与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对教育一贯的阐述、看法一脉相承，但它又与时俱进。这个判断把对知识和人力资源提高到（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的高度。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依赖的资源有一个优先的次序，也就是说，我们人均资源拥有量不到全球的平均水平，除了人口资源我们可以略能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外，其它资源我们很难达到国际的人均水平。尽管在世界500强中，我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跻身于其中，但是从中国总体的经济实力来看，我们仍然处于一个现代化、工业化、国际化、城镇化、信息化等多种因素交织的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应该说比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时代显得更加突出。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都没有放松对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如果中国对这一问题有丝毫放松的话，那么我们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可能拉大与世界各国的差距。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人力资源的支持。我们描绘了一
个非常美好的前景，比如说，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那时，整个经济总量能否超过日本是有争议的，但至少能够稳居世界第三。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前三位分别美国、日本和德国）。如果我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的发展态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方面的总量有望实现。
与此同时，人口结构对教育需求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而且呈多样化。0~14岁的人口在1964年达到40%，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国策展示出全面推进的态势，这种后效在90年代逐步显现出来。所以，（0~14岁）人口的比例一直维持在20%左右。估计到2020年也是这样一个态势。在这段时间内，出生率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我们义务教育校舍的调整、教师的配备以及师生比的提高，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更加注重质量的阶段。按照国际卫生组织的提法，如果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的门槛。我国（老龄人口）在2005年就接近7%。所以，我国是未富先老，即在尚未富裕的情况下就进入老龄化的门槛。这个趋势到2020年有可能会达到12%，那么赡养比现在就重得多了。但是，由65岁对教育产生的需求尚不特别强烈，我国还未达到欧洲福利国家的水平。引起我们最大关注的还是15~64岁广义的劳动力人口。人口学家认为，总的供给在65%以上就可以享受一种叫做人口的宏利，而这种宏利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供给相对充足，而且劳动力的比价在国际市场上有优势。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一直处于高端70%左右，在2010~2020年会下降到68%左右。关于提供的就业岗位，广义劳动力人口去年是9.58亿，提供的就业岗位是7.7亿个。到2010年，整个劳动力人口达到9.7亿，2020年会接近10亿，2020年提供的就业岗位至少有8亿。因为如果按照一年新增1000万个就业岗位来算，12年就增加得更多。但是，就业岗位会有波动，如果真是按照一年1000万的增量推算下去，可能要提供9亿个岗位。从现在看来，8亿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数字。这有一个世界可比的概念。OECD那些发达国家提供的就业岗位是4.3~4.5亿，而他们拥有的GDP的财富占到全球的60~70%。虽然我国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提供的就业岗位的两倍，但是我们拥有的GDP的财富只有世界的10%左右，（与发达国家）每个就业岗位中的含金量是不可比的。所以，在广义劳动力充分供给的这十几年当中，我们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要求的旺盛程度不容低估。因为这种激烈的就业竞争在整个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方面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从而对教育的需求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当然，城镇化的进程也是显而易见的。从统计来看，去年我国刚达到45%，一年一个百分点，到2020年至少超过55%，有可能达到60%。大家知道，城镇子女对教育的要求跟一个农民子女对教育的要求是不可比的。因为城镇居民没有生产资料，农民还有土地。没有生产资料就需要有更强的劳动力市场竞争能力，尽管我们现在有2亿多农民工在城镇地区和非农产业就业，但是，如果城镇化水
平越来越高，一个仅仅是初中毕业的劳动力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令人满意的工作。所以，以后高中毕业成为劳动力的重要起点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大专毕业生的比重也会显著增加。
我们从地区的差距来看，东、中、西的格局、人口格局分布很不平衡，东部虽然只有30%左右的国土，但是人口居然占70%，而在一个狭长的“S”型东部地带上，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的经济增长集如“长三角”“珠三角”，第一、二个增长集都处在沿海。而且，第三个增长集一直在论证当中，始终没有成型，它叫“黄渤海”。国家现在仅仅是把京、津、冀地区（北京、天津和河北）当作龙头来抓。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能否成为第四个经济增长集还要打一个问号。总而言之，即便是今后这三四个增长集一旦形成的话，那么仍然是出于这样一个态势：那些优先开发、重点开发的都聚集在这些地区，而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是在广袤的西部。所以，西部开发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大家也知道，那些不适合人生存的地方再怎么发展，它的“天花板”总有一个GDP的无形的尺度在限制着。在这些地方，整个水环境和其它环境所能支撑的人均生存水平可能是3000美元是一个大关，超过这个，当地的环境就无法承受了。所以，这些地区想要吃饱不成问题，只要国家救济就可以了，但是想要吃好了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这些地区受完更高学历教育的人口逐渐向东部或中部移动将是一个持久的事实，反过来，东部和中部对西部的智力的支持也应该是持久的。这样从东到西是一个人才、资源和资金倾斜的态势，而从西到东则是自然人流动的大趋势。今后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西部人口越聚越多，而且会向东部和中部（现已开始）迁移。
这就产生了学校的布点问题。前一阶段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所新建的一些校舍因为人口的迁移和出生率的问题都产生了空心学校、空心村的状况。西部的“两会”代表委员经常呼吁：西部的高等教育资源很薄弱，建议能够依靠国家的力量多向西部布点。从其初衷来讲，这样的提法着眼于培养当地高级专业技能人才，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存在一个（资源）统筹、聚集的效应。资源往往丰裕的地区，其培养能力有倍增的效应。所以，在地广人稀的西部重新建立高等学校是需要很谨慎的。我觉得，今后的发展就是一个东、中、西部协调、统筹发展的格局，将来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也应该纳入整个主体功能布局、总体发展战略的框架当中。在谈了这么多教育外部之后，我们现在转向教育内部。
就全国来看，东部教育资源的丰厚程度需要西部花10年甚至20年的工夫才能赶上，西部在很多方面都处在非常落后的境地。就拿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人来说，估计西部比东部多一亿人，而在高中、大专以上的学历文化程度来看，东部比西部要多一亿人。这样一多一少就凸显出各个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实力。
从国际视野来看，三次革命性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这三次革命性的变化都
与宏观教育政策理念相关。第一，70年代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的理念的提出实际上是把原来工业化时期的按年级、按班级、按年龄进行熟练劳动力的生产或者某一类专门人才的培养把它批量化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后工业社会在知识经济时代在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非正式就业交织的情况下，人谋生所需要的技能、知识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学校教育所能够完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多次性的、个性化的终身学习就浮出水面。终身学习最先被少数专家所推崇，然后在少数国家进行试验，然后被国际组织大力倡导，最后被一些国家作为法律确认下来。现在作为教育立法的基本是OECD成员国，从90年代到现在，OECD很多教育政策、报告的主题就是围绕如何推进终身学习、终身教育。
第二就是80年代的UICT（新信息通讯技术革命）。UICT对于教育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或影响会持续很久。它尽管从80年代就开始，比如说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共享数据库的生成，还有E-learning的不断进展。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推进的策略是很不一样的。一些发达国家把信息化的手段已经非常自然地融入到教育、教学当中，UICT在西方的教育、教学运用已经演化为就像（人们）每天出走（所需）的鞋子一样。但在发展中国家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去印度、墨西哥、巴西、古巴等地考察，他们在农村所实行的并不是最新的技术，广播和电视是他们主打的手段。一到上课的时候，比如说，早上9点钟，全国所有装备电视机的农村小学教室或城市的小学教室都要打开电视机，收听收看全国统一播出的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教学，老师在（学生）旁边仔细地观察学生的理解状况，根据这些情况及时设计出一些问题。电视机一关，老师马上进行辅导，布置作业，这样就保证了在农村能接受到与城市水平大体相当的语言教学和数学教学。当然，其它一些教学（手段）也在尝试。在整个信息化的进程当中，发展中国家并不排斥一些传统的通讯手段。现在，中国在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配备上应该说走了很大一步。国家在“十五”期间花了很大力气，投入了100多个亿，全国36万所学校和教学点全面配备了三种教育信息化的教学手段，初中是计算机教室，即一所初中配备一个计算机教室，并有网络连接；小学是一个多媒体放映，教学点主要是通过卫星接收、调制解调器、电视机和DVD或VCD等设备进行。现在这些设备基本到位。但是，如果有些地区的公用经费跟不上，就出现有设备不敢用、用不起的状况。我们到边远地区经常看到，初中的计算机房已经装备很好了，（计算机）键盘很新。这说明什么？平常如果领导不检查，他们就不用。最后，他们提出一个口号：用坏了有奖，放坏了要罚（学生笑声）。即使这样，如果不解决电费、办公经费等问题，使用起来仍有困难。
第三，90年代对教育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就是WTO教育服务贸易。尽管它只是被一些专家们和那些加入WTO政府所关注，但事实上预示着谁来埋单的革命性变化。原来政府包办的教育，现在由于有了留学生服务、远程教育、合作办
学，就必须让学习者交付学费才能选择这种服务贸易，也就是WTO在十二个服务贸易框架内把教育作为第五项。
关于教育服务贸易这一块，我多说一句。其实，中国加入教育服务贸易并不是没有争议。因为在150个国家当中，签订教育服务贸易的只有三分之一，而且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因为他们制订了规则，他们特别积极地想让自己的教育资源将来能够输出，所以，他们对教育服务贸易特别热衷。发达国家的热衷就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疑虑，担心教育的门开得太大，影响到本土教育的安全和教育的主权。这一犹豫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双方僵持不下，以至于能否把教育作为服务贸易都已经争论不休，最后，还是双方各退一步。怎么退？发展中国家容许在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中，让教育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而发达国家退了一步，就是这样一项服务贸易是一个可弹性签署的。如果某一国家不具备条件，可以不签这个协议。但是，按照WTO服务贸易的规则，如果不签协议的国家，但如果其他成员国的门是开着的，（该国）仍然可以自由地进出。举个例子，像中国签定了WTO教育服务贸易，韩国没有签定，如果韩国到中国办一所中韩合作办学的学校，（韩国）只需符合中国合作办学的法律法规就可以了，但是中国要想去韩国办学就没那么容易。因为，韩国没有签的话，没有法律法规界定你办或者不办。我们在那里设立的孔子学院，只能经过他们政府的批准才行。
实际上，关于世界教育服务贸易流传着很多说法。那些积极制定教育服务贸易规则的国家实际上是看准了服务贸易的可赢利性。澳大利亚收取中国留学生和东南亚留学生学费的收入每年超过100亿澳元，这个收入是仅次于（该国的）旅游收入。新西兰最多的时候曾招收7万中国留学生就读，现在好像不到1万，因为他们很多留学机构有欺诈行为，中国教育部发布了预警信息，提醒中国公民到新西兰留学要认准资质。结果，新西兰副总理来华访问说，因为中国留学生的减少，使他们的GDP减少一个百分点（学生笑声）。
英国也有一个说法，是针对大学校长的。现在，英国整个年轻人口（比例）下降，原有的大学资源显得有些富裕，愿意上大学的人基本都能够上。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关闭大学又不能遣散教工，那么就把眼光盯在了海外学生身上。有两句话曾在英国本土上流传：第一句话是说，你觉得没什么事可做，那就到中国去教英语吧（学生笑声）。因为，中国引进外教也是良莠不齐，很多不具备外教资质的外国人也在教外语，特别是民办学校引进外教更是混乱。第二句话是说给大学校长的：要想日子过得好一点，要多招中国留学生。因为，每招一个中国留学生，一年的学费是1万英镑到1.5万英镑，而本土学生的学费是1000千英镑到1500英镑。为了把这1500英镑翻番到3000英镑，在布莱尔两届任期中都没有讨论下来。所以，涨点学费没那么容易。墨西哥曾经涨一个注册费，就有一届总统（被赶）下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就把眼光盯在了中国那些高收入阶层，
甚至最近的报道说，哪怕他/她的雅思考得不好，但只要有足够的“实力”，他甚至允许你去英国读预科，预科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直到你有去英国学习的能力为止，服务也是非常的殷勤。
回过头来，这三次革命性变化说明了什么？我以为，70年代是教育理念的革命，80年代是教育手段的革命，90年代是教育支付方式的革命。我们现在看世界各国的教育政策，恐怕都离不开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手段、教育支付方式这三个要素。
从中国的十六大到十七大的政策走向，也不难发现，其实我们更加看重的除了三次革命对教育政策的影响外，还有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第四次教育的革命性变化有可能发生在现在，这个也有国际的共识，像MDG、可持续发展十年都关注了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如用英语的三个介词来说的话，of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in就是在可持续发展当中的教育，而for是为了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教育，这一点是我们考虑新时期、新阶段教育政策非常重要的参照系，这跟我们以人为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相一致的。因而，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重新得以确认。实际上，我觉得第四次革命性变化应该定位在教育发展模式的革命上，也就是说，我们今后怎么发展？要什么样的发展？为了什么而发展？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根本性问题。
当今，世界各国教育的五大走向不必多说，只是点一下题，就是教育更加重视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教育公平把教育作为基本人权，教育对人才本土化的支撑作用特别重视人才竞争的战略，强调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另外，教育的信息化已经方兴未艾，教育的国际化虽在争议当中，但也在不断地推进。我国的政策文本中没有提及教育的国际化，我们提的是教育的对外开放、教育的对外合作和交流。总之，这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一致的。所以，也请大家密切关注这五个主题词。如果领略了这五个主题词的要义，就不难把握目前世界各国关注教育政策的一些抓手或立足点。并不是中国才搞中长期的战略，像美国，小布什上任以来搞了好几次中长期的教育战略，像俄罗斯、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都在确定自己不同的教育政策的要点。但是，刚才所列的教育的五个关键词会频繁地出现在这些国家政府的政策文件中。过去五年我们教育事业迈上新的台阶，这是有目共睹的。详细的数据我就不再多说，我只点一点题。
第一，世纪之交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义务教育全面巩固的新阶段，特别是以“两基”攻坚计划在西部的如期完成为标志，以农村1.5亿学生全面免除学杂费、免除教科书费、寄宿制生活补贴为特征，整个带动了普通高中、特殊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同步发展。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我国已经跻身于义务教育免费程度较高国家的行列。尽管我们在各个方面发展还不平衡，在素质和学历方面与发达
国家还有差距，但是让孩子们有学上可望在近期内得到很好解决。
第二个方面，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在改革、创新方面加快发展。国家在2002年和2005年相继召开了两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对如何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能力建设都给予了很大关注（后面我会展开）。
第三，注重提高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和创新能力、服务能力。现在我国有几个总量是引人瞩目的。其中之一就是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700万。现在看来，在短期内很少有国家能够赶上这个总量。美国一直雄踞老大的位置，也不过是1600~1800万持续了很多年。在高等教育总规模上，我国在2002~2003年就超过了美国。
但是，有一份资料表明，我国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总量快超过了美国。这里有一个问题，数量是有了，质量怎么样？前年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出了一份报告叫《迎接风暴》，称要提高危机意识。其中有一个数字，拿工程（教育）来讲，中国每年培养60万~70万工程师，美国只能培养7万，而印度是20万~30万。未来的十几年到二十年，美国工程的优势将不在。
这一份报告一出，很多熟悉中国和印度的美方专家和居住在美国的有关人士都提出疑义。道理很简单。第一点，美国需要的不完全是传统的工程学科的人，而中国现在培养的大量工程人才是中国产业结构的需要。而这种产业结构在美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就是说，美国所需的人才与中国所需的人才结构不同，比如说，重工业显然美国就不再去生产了，不再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了，但是IT行业他们却紧抓不放。第二就是数量与质量的对比问题。有人争论，中国虽然培养六七十万的工程技术人才，但对美国的六七万构不成威胁。因为美国这六七万投入到各个企业、各个实验室、各个大学的师资队伍中，他们所能做出的创新成果是中国的多少倍！？比如说，从原创性的专利而不是外观性的专利来看，美国的工程师和科技人员所能做出的创新成果现已占到全球的30%左右，而我国连7%都不到。所以，不难发现，中国虽然数量上去了，但真正在全球的研发领域占很大份额还为时过远。而且，按照相对极端的说法，如果（保持）中国现在培养工科人才的模式不变，美国不但现在没有威胁，今后也不会有威胁。这就是说，中国与美国相比，并不能对它的创新优势造成威胁。同样是计算机，美国计算机教学的教师把握企业技术进展的能力比中国的教授们不知要高多少倍！同样是计算机科学的学生，中国的学生在学校一待就是四年，充其量寒暑假打打工，而美国计算机科学的教学至少有一年或一年在工厂实习，这种实习是自己找工作，也就是（学生）自己按照学校统一的安排，在学校所圈定的这些学校里投放自己的简历，然后去工作半年，再回到学校，过几个星期，再工作半年再回到学校来。学生可将工作经历以及在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带回学校进行深入探究。从教育制度本身来讲，我没有看到计算机科学的教学在缩短与世界差距方面的光明前
景。
我觉得，今后提高教学质量是谁来认可质量的问题，是以学科为本位的质量还是以满足人去创新、去就业的需要为本位的质量？我们见过吹气球或用容器装水的局面。如果气球表面有两三个孔，（如果）不采取超大强度气体的灌入，是吹不起来的。同样，如果那个容器的底部有两三个孔或四五个孔，如果不持续加大水的注入，这个容器也是满不了的。而我们现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系统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破了几个孔的气球或有漏洞的容器，在漏洞没有弥补的情况下，我们的投入越多意味着浪费越多。我们的投入在增加了我们正面建设的同时，也在强化着体制性的障碍。原来体制性的障碍在小规模、小范围内还是明显存在着。但是，如果有了非常大的投入，有了足够的实力，并没有改变运行的状态，那么，原有的体制性障碍也在同步放大。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提高质量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第四，教师队伍建设迈开新的步伐，教师的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2007年我们普通小学和初中的专任教师的合格率达到了95%以上，分别达到了99%和97%，高中接近90%。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高中专任教师曾经的合格率一度仅为70%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高中阶段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达到95%，又是什么原因？其实，高中当时是精英教育，很少一部分人（不到5%）才能进入高中学习。为了教这部分人，当时大学的毕业生主要在高中当教师，没有什么科研，学历的合格率能够达到90%多甚至接近100%。但是，后来我们一度降到70%，就是因为我们在推进农村地区高中阶段发展的时候，没有合格的教师补充上来，特别是大学毕业生不愿到农村高中任教。多年来，我们新增教师补充的起点稳定在，城市基本都是研究生毕业，农村基本是本科毕业的状况。教师质量在缓慢提高，毕竟在普及化阶段与精英化阶段是不好比的，整体的素质适应了普及的要求。
第五，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工作有了新的进展。素质教育的主要抓手是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在中考、高考、阳光体育运动、美育、心理健康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同时，中小学德育和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由于有了中央8号文件和16号文件都有所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
第六，财政教育投入力度持续加大，贫困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在过去的五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比2002年增加了0.11个百分点。这是经济普查以后的数据。大家如果查历史数据会发现，在2003年的统计公布上，2002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3.41%。所以，朱镕基总理在2003年换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很兴奋地向“两会”宣布说，我们这样的指标已经达到历史上最高的3.41%的水平。到2004年经济普查发现，GDP的分母多
出了23000亿，但分子不能再调，结果就从3.41%降到了2.87%。后来就在2.87%这个基础上努力啊努力，直至2006年勉强回到了3%，去年（2007年）估计能达到3.11%（暂未公布）。就这样一个水平跟我们上世纪90年代初期确定的4%的目标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后面我会详细讲这个问题。不管怎样，我们的GDP 增长的幅度太快，教育不能说没有水分，但是总而言之，教育经费增长的幅度显然与经济快速增长不够匹配。中央财政这部分增长的幅度远远高于地方财政增长的幅度，本来是财权事权相分离的财政制度，结果是中央财政反而对义务教育负起了很大责任。其实，《教育法》并未赋予中央财政这么大的责任。最近一段时间内，包括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中央财政负起很大责任，这些都是政策调节的后效。而且，我们中职学校和高校的学生得到资助的覆盖面从原来的中职不到20%增加到90%，高校从原来的5%提高到20%，应该说，贫困学生的资助体系正处于不断健全的过程当中。
总而言之，刚才给大家主要展示了六个方面的成就。我们再把视点放得远一点，可以看到，1993~1997年这段时间我们各级各类的指标进展的幅度还是很快的。1993年，我正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做战略研究室的主任。那时我们测算，虽然新中国成立40多年，但是全国还有一半人口不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现在九年义务教育的覆盖率达到99%，相应地，初中的毛入学率也从73%增加到98%，这是历史性的进步。在人口最多的九个发展中国家中，我们的进步是非常显著的。关于高中阶段，1993年的时候，我相信在座的大家很多都在上幼儿园或小学吧（学生笑声）。那时，如果能进高中的可能性是多少？在全国范围内，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是28%之多。这包括了中职和普通高中，而且中职比普通高中还多。切一半，1993年一个人能读普通高中的可能性占同龄人口的14%左右，现在一个人读大学和高专高职加起来的可能性是25%。1993年高中是精英教育，只是少数人能够享有的权利。到2007年，这样的权利已经大大地扩展，翻了将近一番。但是还不够，今后我们还要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像这样的入学率也能够迅速达到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甚至是九十。这样，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素质基础就显著提升。大家注意，高等教育扩招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原来的5%一下提高到23%，提高了18个百分点。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跨越式发展，我们同世界各国的差距还要进一步拉大。
2000年，学前教育的入园率在全球大概排在全球第100位。从2000年开始，已经达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下收入国家迈进非常重要的一步，到2007年这个数字已经基本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的入园率较2000年前进了10步，位居第90位。小学入学率在全世界前30名（这前30名有可能是并列的，因为接近100%的国家还是有的）。高中入学率在2007年已经达到66%，初中达到98%，总的入学率超过89%，这在全球前60位还是有把握的。关于大学的毛
入学率，中央领导一直让我们提交材料，他们关心的是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世界前近了几步。我们后来说，算来算去前进了五步，从原来80位左右上升到现在的75位。这说明什么？中国在扩招，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在扩招，而且扩招的幅度不小。如果说我们快马加鞭从精英化高等教育转向大众化，那些已经处于大众化阶段的国家跑到了普及化阶段。后面我会详细展示高等教育的图景。
中国教育两次非常重要的跨越——一是义务教育的跨越，二是高等教育的跨越，恰逢其时。如果我们不是从90年代开始完成这两个跨越，而把这些跨越放在现在，那么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有可能受到极大影响。因为，在紧抓机遇，顺势而上的阶段，在历史上我们已经错过好多次了。但是，90年代这个机遇我们紧紧地抓住了。有时候，这个机遇稍纵即逝。就在国家把土地闸门关紧之前，很多高校在占地方面下手很快，那些下手快的省份为他们高校的发展争得了空间，3000亩地征下来，5000亩地征下来，现在有那么容易吗？现在土地闸门关得很紧很紧，再想占地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要抓住机遇。
回过头来，2006年的8月29号，我非常荣幸作为专家之一对政治局第34次学习进行讲解，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现已全文发表。同样，2007年8月31号，胡总书记在优秀教师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在这两次重要的讲话当中，总书记优先发展教育的论断全面继承了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对教育的论述。在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这个问题上，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当中把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进行部署、实施。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基调就是总书记定下来的，而十七大报告关于教育部分大约有370个字，分为六个层面而展开。
第一个层面是对教育的基本定位。第二个是如何贯彻教育方针。这里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接到有些校长、教育局长的询问函说，“十七大报告是不是对教育方针有新的表述？”因为十六大已经对教育方针有一个表述，这个表述就是“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人民服务，同生产劳动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言简意赅。将来要修改1995年的《教育法》，十六大报告这一表述将起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但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并未对十六大报告作出更新，只是说明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通过什么呢？通过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一个阐释性的、部署性的表述。所以，不要理解为十七大报告对教育方针有新的表述。
第三个层面就是优化教育结构。第四个层面关注与素质教育相关的教育教学
改革。在党代会的报告中，第一次这么详细、具体地阐释教学内容、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等还是第一次。这体现了两点：第一点，2004年胡总书记对老教育部长何东昌同志的一封信做了批示，进行了素质教育调研。这次调研的报告总书记后来也批了，认为反映的问题很全面。另外，素质教育始终被看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只是教育系统的任务，而是需要全社会齐抓共管。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需要把深化教学改革讲得细一点。所以，十七大报告讲得这么具体，完全是由于总书记对素质教育的关注，完全是因为在已经推进的基础上要肯定改革的方向和路径，这是完全有必要的。
第五个层面就是如何促进教育公平的问题。最后，把其他一些重要的举措分别点一下。教育的基本定位、如何贯彻教育方针、如何调整教育结构、如何深化教学改革、如何促进教育公平和其它一些举措等六个方面的要点和前进的方向在十七大报告中很清晰地点出了。这也是我们进行宏观的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的重要参考依据。在十七大报告全文发布以后，我写学习体会文章的时也认识到，总书记“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体现了一种国家意志，是国家长期战略选择；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是我们始终都要坚持的工作主题；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我们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带有全局性的任务；最后，优化教育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方向。从十七大对整个教育问题的看法来看，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党建等部分都对教育提出了很多要求，统合起来考察将对整个教育宏观形势的把握都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书记在报告中对教育结构调整的论述，可以分成不同层次。义务教育将来的政策导向就是公共教育服务的均等化问题，是一个巩固现有发展并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质量大体相当的过程。至于要不要英才教育，我们后面讨论。但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让那些没有“吃饱”的孩子“吃上饭”、“吃饱饭”。对于“吃好饭”究竟是靠所谓的重点学校、重点班、实验班来完成还是靠其它途径来完成，我后面还会讲。高中阶段的教育发展和普及着重解决人民群众高度关心的后义务教育入学机会的问题。职业教育的长足发展、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是人们关心自己受什么样的教育？受这样的教育能否找到工作？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个人回报率高不高？
最后两个方面就是特殊教育和学前教育，这是小康生活的新期待，而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是学习型社会平台建设的基础。温总理在今年报告当中对普遍实行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进教育改革创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大教育投入都提出了新的部署。这里给大家交待一个背景，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是1076亿元，2008年准备投入1526亿元，一年之内增加480多亿，提高45%，这是历史上罕见的。这里面有
几个因素：第一，之所以增加45%，是因为年初安排预算的时候，已经估计到财政超收部分仍然很大，也就是说，总理的金库是鼓鼓的（学生笑声），他所能支配的这部分中央财政是有钱的，可以把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但是，这样一个增量并不是一个制度性安排，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财政性经费每年都能增加45%，这是不可持续的。在某一个年份可以这么做，但是不意味着今后还会这么做或者力度仍旧这么大。第二，朱镕基总理任期内，当时陈至立国务委员是我们的老部长跟他（朱镕基）要了每年财政增加一个百分点的政策，结果怎么样？五年增加了480亿，而今年一年就要增加480亿。可见，现在国家财政支付公共事业的能力显著增强。第三，当时预算的时候，冰冻雨雪灾害和5.12汶川地震还没有发生，或者说冰冻雨雪已经形成，但没有影响到中央动用这块钱。由于5.12汶川大地震，中央经常性财政开支已经减少5%，拿出900亿的紧急救灾资金，至于会不会动用这480亿的增量现在尚不清楚。一点不动估计不可能，要是（拿）去救灾，有些学校需要重建，实际上也是划在了教育的帐上，那些重建的学校校舍和教师的安置都是纳入在教育事业经费的“盘子”里的。这是一个现在尚不清晰的图景。总而言之，温总理高度重视通过财政、政策的手段促进教育公平，他希望在新一届政府任期内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迈出新的步伐。
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学龄人口波动也是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状况，尤其是大学，今年达到一个高峰期以后到2010年会一路下降，到2020年达到低谷，那时将近9000万人，而高峰期一亿两千万人，减少差不多3000万人。这样一来，升学的压力就有可能缓解。而小学的学龄人口会在2010年出现拐点，再回升到2015年1.2亿左右，然后再往下回落；初中和高中的学历人口会处于相对平稳、略有下降的态势。所以，在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成果和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前景方面，在2020年之前至少是相对乐观的。我国正进入后普及阶段，今后发展有质量的九年义务教育需要提到议事日常上来。而且，普通小学的数量在减少，初中的数量也在减少，而高中的数量在显著增多，高等教育的数量也在显著增多。今后，高中阶段（学生数）还要达到初中在校生数的规模，这会在2020年前基本接近。其中，包括了职业教育面向市场，办出特色的问题。而且高等教育在经历了骤风暴雨的扩招以后，还要稳定向前发展。这样一个稳定发展的态势会一直持续下去，总有一天，高等教育的在校生数会超过高中阶段。这是为什么？
无论是中职还是普通高中都是三年制，人口的基数是15岁到17岁，按照国际惯例来讲，大学其实是一个开放系统，（学龄）从18岁开始算起，目前是计算到22岁，以后还要进一步延长，一些高龄或中年人也要进入这个系统。因此，越发展到后来，高等教育的在学人数接近甚至超过高中阶段人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同龄入学率很高，还存在一个分子与分母相比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一个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原来一个显著的“金字塔”形的结构逐渐向着“且”字的
一半的方向发展，六年制小学就是“且”字下面那一横，“且”字上面部分就是初中、高中和大学（各自）的总规模将趋向一致。
胡总书记对普及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有明确的说法。而我们“十一五”规划的九项任务当中，前一项是素质教育，二、三、四项分别是这三大任务。从“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和“十五”期间的增量对比来看，不难发现，在十五项指标中，学前三年毛入学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中等职业教育、成人本专科和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GDP的百分比等五项“十一五”高于“十五”，其它各项（初中毛入学率、初中三年保留率、在校生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学总规模、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都低于“十五”。所以，“十一五”规划的重点不是数量的增长，主要是质量的要求。
另外，学前三年的入园率预计在“十一五”期间要增加14个百分点左右，要比“十五”期间的四个百分点显著增加，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十五”的10个百分点增加到27个百分点，而中职从原来增加300多万到现在增加500多万。500多万的任务今年到明年就基本完成，中职达到2000~2100万人的“天花板”的规模差不多了。成人本专科的一些增量主要是考虑到普通本专科在“十五”期间的增量是1000万，在“十一五”期间安排增量只是400多万。所以，在大幅压缩普通本专科的情况下给成人本专科的增量留出空间是国家的一个考虑。最后一个大的增量就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在“十五”期间只增加了0.23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如果要达到4%的话，就应该增加1.2个百分点。
二、基础教育发展和政策要点
大家对“Education for all”一定不会陌生。为什么这些国际组织突然对全民教育感兴趣？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原因是，90年代以前，这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CSCO）、OECD、世界银行、UNDP等基本是一个吵架的平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吵架，美国和苏联吵架，东方和西方吵架，冷战吵架，1990年苏联突然解体。西方社会便想起原来他们想做但没条件做的事情。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突然对全民教育感兴趣，是因为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少了一些冷战和相互对峙的因素，多了一些大家共同研究问题的可能性。所以，冷战后，由于国际组织功能的转变才使他们召开相对具有号召力的国际大会，才把全民教育给推了出来。到2000年这十年间，进展最顺利的是中国，印度最早宣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结果到现在小学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当然，还有一些国家像巴西、墨西哥也是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大国，他们义务教育普及的程度也不错。中国在九个人口大国中可以算在前三甲之内。到了2000年，世界组织就在酝酿第二阶段的任务，在达喀尔召开的大会上推出了《达喀尔行动纲领》，共有六项指标，成为全球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依据（千年发展目标2001年制定）。这六项
目标是：
1、扩大和改善幼儿，尤其是最脆弱和条件最差的幼儿的全面保育与教育；
2、确保在2015年以前所有的儿童，尤其是女童、各方面条件较差的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都能接受和完成免费的和高质量的义务初等教育；
3、确保通过公平获得必要的学习机会，学习各种生活技能，来满足所有青年人和成年人的学习需求；
4、2015年以前使成人脱盲人数，尤其是妇女脱盲人数增加50%，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接受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平等的机会；
5、在2005年以前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男女生人数不平衡的现象，并在2015年以前实现教育方面的男女平等，重点是确保女青少年有充分和平等的机会接受和完成高质量的基础教育；
6、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确保人人都能学好，在读、写、算和基本生活技能方面都能达到一定的标准。
这六项目标让各个国家做出承诺，应该说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不错。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4年对中国千年目标的评价说，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与此同时，这些政策当中的经济自由化、权力下放和放开人口流动也给环境、公平、和性别平等带来了一些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现在的任务是调整政策，消除这些负面影响。消除这些影响固然需要政府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付出很大努力，但与此同时，也希望有一些私人部门形成强有力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建议，一项政策只有取得人民的支持和理解，才能保证其顺利实施，才能保证实施过程中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他们预测，中国在2015年前高中阶段消除两性差异的进展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另外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和政策在消除两性差异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在检测评估方面也需要注意。
这些建议在近年来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我们专门成立了基础教育质量检测中心，很多政府都在关注义务教育免费以后如何提升质量的问题。其实，义务教育免费我们可以拉出一个“光谱”。中国免费义务教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应该是从1986年开始的。《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就宣布，免除了学费。大家注意，免的是学费，缴的是杂费。这一点没有太大疑惑。因为按照法律，小学、初中阶段的学费在2006（1986）年立法以后就免除了。如果没有免费就没有必要立这个法。义务教育在国际上有三条原则：第一，强制性（compulsory），第二，免费性，第三，普惠性（无歧视性）。只有这三条都具备了，才立法。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表示要立法，第二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过问下，全国人大迅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从那时开始就宣布，中国义务教育免除学费。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收杂费的？是1992 年。这一年
国务院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实施条例》规定，可以收取杂费，作为公用经费的补充。所以，免除学费是从1986年开始，1992年又开始收杂费，这个杂费后来比学费还高，成为事实上的学杂费，但法律语言说的主要是杂费，现在统称为免除学杂费。新修订的2006年《义务教育法》规定，免除学费不收杂费。而不收的办法由国务院确定步骤，比如说先农村后城市。在世界上已经立法的一百多国家中，只要是立法就没有不免除学费的，但是会收一些杂费。像澳大利亚（杂费）收得比较巧妙。在学区按照法律赋予的权利成立家长委员会，与学校协商，学校那些财政拨款不想列支或不便列支的就与家长委员会协商，收取杂费。当然，这个杂费的收支要在家长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免除教科书的制度包括轮换制度，在世界上只有二十多个国家做到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县镇，加上农村有1.5亿的小学生和初中生能够领到国家课程的教科书和地方课程的教科书，使我国很快就跻身于免费水平较高的国家行列的原因。
仅仅免除学杂费不能说明免费水平较高，因为别的国家既不收学费也不收杂费已经多年了，世界上170多个国家都这么做过，只有少数国家像我国收取杂费。另外，免文具和校服是少数国家的措施，博物馆免费，文体演出半价不少国家也在实行，中国也在这么做。免费的早餐、午餐我国也在考虑，但是针对中、西部的贫困地区那些寄宿制学生的比例增高以后，就发现营养不良的比例大幅提高。国家正在考虑给寄宿制提供补贴，不仅对贫困生而且对其他学生都给予补贴，目前在广西、河北、贵州等地进行试点。有些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学校向周围的农户订购，即周围的农户直接给学校供菜。国家觉得这个力度还不够，将来还要拨出专项给中、西部地区的寄宿制学校给予补贴。此外，计算机上网的费用在有些国家是免费的，在我国是半价。免费或半价的医疗、体检有些地区也在做。另外，心理医疗在罗马尼亚是免费提供。
这么大的一个“光谱”说明什么意思？只要免除了学费就开创了免费义务教育的起点，免杂费和其它费用只是提升免费的水平和进度罢了。
全球的义务教育并不是单一的模式。欧洲的模式也不一样，北欧、西欧基本是福利化的，在那里基本找不到一所私立的初中和小学，国家基本把所有的费用都包下来了，而且均衡发展。
日本、韩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化。日本的教师五年轮换一次。韩国六年轮换一次，而且校长也定期轮换，前提是按照公务员来管理，不得从事有偿家教，发现就开除，在义务教育不要造成阶层之间的差异，不要（将学校）变成富裕阶层歧视不富裕阶层的场所。但是，这样是需要一个庞大的家庭教师队伍来补充的。当孩子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受到相同的学校教育之后走出学校，家长们就各显神通了。在韩国，专业化、职业化的家教补课、补习已成一种产业，从家长腰包里掏的钱相当于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的经费。在日本，想要考上好大学但不上补习
班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种环境下，仍然是家庭富裕程度的竞争，低收入阶层仍然会处于不利的境地。
澳大利亚的模式基本是均衡发展，但是对某些费用会与家长进行协商。美国的模式是按照学区收税，富人和穷人所缴税额不同，所得的政府补贴也不同。即使富人所得的补贴很少，但是他们所缴的税额足以支撑一所质量上好的公立学校。相反，穷人区、贫民窟的学校虽然有政府的补贴，但是很难聘到高质量的教师。除此之外，还有些富人连自己学区高质量的公立学校都不满意，宁愿把孩子送进私立的、高收费的学校。
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很好的学校既有公立的，也有高收费的私立学校，但是农村学校的教师都是公务员待遇，问题在于，当国家财政拿不出这么多钱时，那么村里就没有教师或教学点了。于是，村民们集资聘请村里识字的青年组织孩子认字、教学。在这地方，政府要是没钱就不办事，有钱办点事，钱多了就多办事。但是，中国农村的校长或贫困地区的校长显然不是这样的思路，我们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政府有钱我们要办学，没钱收钱也要办学。所以，有些乱收费是由于学校的生存所迫，并非中饱私囊。当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拨下来时，他们就代政府来分忧。我们在西部地区看到，有校长掏出子自己的工资办学，尽管工资有拖欠。
巴西、墨西哥是什么做法呢？巴西和墨西哥的公立学校令我们中西部的农村小学感到羡慕——早餐能够提供免费的面包和牛奶，条件也不错，教师也敬业。但是，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不会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尽管不用花一分钱，而且还有免费的午餐。他们把孩子送到了私立的、高收费的学校，以便孩子考大学时有足够的竞争力。结果，巴西最好的大学、墨西哥最好的公立大学、收费水平都很低的大学中90%都是中产阶级和富人子弟，穷人基本上没有能力再上大学了，只能上其它的大学。
所以，促进公平在发达国家是一种状况，而在发展中国家却是另一种状况。从目前我国实施的义务教育来看，城镇居民对免费的义务教育政策的欢迎程度并不高，他们觉得择校费的负担更重。据调查表明，农民是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主要拥戴群体，因为他们始终处于“帕累托”正改进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原来农民们要勒紧裤腰带才能使孩子们上学，一旦上学不缴费，而且还有免费书本时，他们会感到政府非常公平且优惠的措施，他们很感谢政府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所以农民对于免费义务教育的满意程度显著高于城镇居民。
义务教育发展到现在，统计指标需要升级了。在改革开发之前，我们有毛入学率（的指标），当时因为有留级、重读的因素，就使小学的毛入学率最高一度达到130%。后来又引入净入学率的指标。这样，整个指标的灵敏程度就好多了。现在初中（净入学率）是98%，用不了几年，初中将超过100%。因为有些是超
龄的，不能不让他回来，中途辍学后还要返回学校学习。尽管没有留级的制度，但一些超龄的还要回到学校。所以，当毛入学率超过100%，像上海，就可以统计人口的净入学率。另外，还有一个辍学率。现在小学的辍学率已经降到1%以下，初中已经降到3%以下。现在，又引入了小学五年的巩固率和初中三年的巩固率。在2007年，我国的小学五年的巩固率已经达到97%，初中三年的巩固率达到94%。同时，还引入了性别比（现在小学的女童已经高于男童）。此外，还有师生比、少数民族的学生比、残疾人口的入学率等指标。总而言之，我们粗放型地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今后将朝着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方向进发。
从全民教育的三大政策走向来看，一是Quality Education for All，二是Ensure Basic Skill for All，三是Lifelong Education for All。都是面向全民（for all），但是涵义各有侧重。在全民教育的推进方面，均衡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公共财政拨款到位，把义务教育经费纳入财政保障范围，扩大免费范围，实行标准化，校长定期轮换，淡化乃至取消重点校、重点班。那么择校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各地统筹解决。如果当前有什么难点、热点问题的话，义务教育的择校当属其一。保障全民的基本技能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而全民教育、终身学习也不是所有学校、所有地区所能做得到，只能量力而行。
总而言之，我国目前教育政策的三大走向还是很清晰的。具体说来，学前教育的发展是难点之一。国际和国内在探讨政府要不要对学前教育承担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的责任，政府要不要对学前教育采取强有力的指导。在这种争论尚未得出结论之前，我国政府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支持力度也不小，主要是城镇居民受益。对学前教育的办园宗旨、质量水平缺乏统一的规范。尽管我国有一些指导性的文件，但是形同虚设，一些公办幼儿园的园长经常抱怨：如果不让3—5岁的孩子强制性地背诵一些东西，学习一些英语的话，那么好的生源就会流向民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乃至天价幼儿园无非就是把学前教育小学化，他们所盯住的那些高、中等收入阶层的家长无一例外地让他们的孩子应该多背一些唐诗，多算一些算术，多学一些英语，以便向亲戚炫耀。这就是所谓的早期开发。而且，有一些专家认为，如果早期开发得当，整个中国人的智力资源将有增加的潜力。但问题是，谁能控制好良性开发的“度”？何况孩子的智力发展参差不齐。所以，对学前教育，专家、政府、幼儿园和家长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是非常难以统一的，并非是政府有钱就能办好的事情。我国现在很多地区放任自流的状况仍在延续，良莠不齐的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势头还在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组织不倾向于统计世界各国的入园率。因此，他们认为，不是入园率越高的国家学前教育就越发达。相反，在欧洲一些国家，由于母亲在家带幼儿的比例较高，因而学前教育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现在美国申请在家就读的学生（家庭）已经迅速增加到百万之多，而在前20年当中，有些州还因为家长不送自己的孩子上学而被刑事拘
留。因为学校和学区联合起来起诉家长，要求履行义务教育的责任。
小学的招生数在持续减少，增量在农村。主要是因为我国“两免一补”的政策首先从西部做起，然后是中西部贫困地区，最后是整个农村，家庭贫寒没有能力上学的都纷纷返校，一部分农民工子弟在流入地入学。现在流入地就学的整个义务教育是760万，小学是590万，初中173万。还有留守子女是2000万左右，其中，小学是1300多万，初中600多万。现在，留守的（就学管理）比较规范，但随迁的尚不规范。
初中招生数首次超过了小学毕业生数。原因在于寄宿制使一些原来没有条件接受小学高年级教育的学生返校。2006年小学毕业生数一度少于初中招生数。
另外，寄宿制的学生比例一直在提高。小学全国已经提高到7%，而西部接近10%；初中全国已达37%，而西部达到47%。同时，寄宿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责任和问题，前面所说的营养不良这是一方面，还有其它方面的问题。
2006年我国普通高中的招生数比上年减少，其中2006年比上年减少不到1个部分点，而2007年减少近4个百分点。原因有二：一是中职原来很少得到国家资助。现在，中职可以得到600到2000元不等的国家资助。这样一来，贫困家庭进入中职的力度得到加强。二是整个高中学龄人口在下降。
胡总书记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实施素质教育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一，素质教育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环节。第二，实施素质教育归根结底要靠高素质的教育。最后，实施素质教育与教育现代化密切联系。教育现代化的理念，从党中央和国务院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倡导以来，许多地区一直在探索实践。这次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地加以阐述，充分反映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教育现代化的高度期望，也是向教育系统和社会各界提出的更高要求。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分区规划、分步实施。
许多国家都在致力于改革教育结构、体制和方法，从新的发展概念来重新认识教育的作用。中国的素质教育Quality oriented education向国际推介，形成了一定契合点。在2003年第32届UNESCO大会教育部长圆桌会议上，周部长应邀向90多个国家教育部长介绍了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经验，一些国家如埃及、突尼斯等对中国实施素质教育的经验很感兴趣，认为（这些经验）适合发展中国家参考和借鉴。
我国高考制度改革与素质教育紧密相联。从目前来看，对高考制度的争议集中在怎么改进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上，因为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有限及其选拔的本质，高考制度只能继续完善下去。而这种前景有赖于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的进一步完善、考生多元化评价的探索以及考试科目和内容的进一步改革。本专科将来能否分考？研究型大学能否联考？多批次考试即春季和秋季考试已在
安徽、北京等试点全面收缩，原因是招生学校没有足够吸引力的专业。所以，今后多批次考试是否考虑以最高分录取？当然，这样的成本很高。总而言之，任何一种考试的可能性都在被估计当中。完全自学考试也不能忽视，世界各国都关注中国的自学考试为不少青年的成材开了一条门路。另外，欧美国家采用的弹性注册学习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中国化，也是值得研究的。我们似乎正在迅速推行所谓的大学通识教育。其实，并非没有争议。综合大学在通识教育这方面向西方研究型大学的成功经验学习、借鉴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把所有的专业性的、职业性的、社区性的高等教育机构通识化将是一个什么前景？现在还有待进一步厘清。其实，用人部门很看重（毕业生）对岗位的适应程度，这与研究型大学以能否成为研究人员梯队的后备力量的衡量标准完全不同。我们的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的相互衔接（叫资历架构）制度的设计都有可能与高考制度共同向前推进，中国从古至今走考试取向的道路大体是一种线性，正是因为这种线性竞争的传递，才使得岗位的竞争演化为学历的竞争，学历的竞争演化为升学竞争，升学竞争演化为考试竞争，考试竞争又继续延伸。所以，目前的治标之策就是改进或改善考试竞争、考试评价制度，当然，教师素质、课程改革也要进行。如果要描绘一个蓝图的话，就像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终身学习、全民学习、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适应我们工业化中期和后期乃至将来知识型社会的（要求），用人单位理性化的需求从原来以学历为本位、学科为本位转向以能力为本位。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关键是，就业结构是不是网状化、扁平化、分散化和弹性化？如果不是，这种线性的竞争仍然会持续很久。所以，这种前景的改变或者新的前景的到来还需要条件。
三、职业教育发展和政策要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两大根本性转变，一是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变，这是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二是人们一次性学历教育向终身学习的转变，这是人们学习方式的转变。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国民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这两大转变是一个整体，既是制度的变迁，更是文化的演进。
为了适应这种转变，世界银行曾把知识划分为三类：直接为谋生的、物质型的知识，不直接为谋生的、兼顾精神和物质的知识，不为谋生的、精神型的知识。K4D（知识为了发展）所向人们展示的是，并非所有知识都能够促进发展，而是只有经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发挥作用，并且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自洽的结构，在这种基础上，知识流和将来谋生的取向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发展。否则，就有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教育不足（under education），二是教育过度（over education）。
美国教育产业界的观点认为，一般的体力劳动能力和非常规的体力劳动能力
以及常规的认知能力高中毕业就基本具备，再加上复杂的专业技能，则需要社区学院来完善。30年前，一个美国高中毕业生在超市最可能获得的岗位是收银员，而今天同样的高中毕业生在超市只能做一个搬运工，今天的收银员则是社区学院的女毕业生最受青睐的职业。一个加州理工大学的毕业生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所教的本科生，如果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大家一定认为是各大公司争抢抢夺的对象。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据报道，这些本科生每年在华尔街各大公司找到工作的不足10人。原因在于，在美国的企业看来，这些学术型的、研究型的本科生应该回到实验室去，回到课堂去。而哈佛、耶鲁、斯坦福等大学的毕业生则受到各大企业人力资源经理的欢迎，因为这些大学培养的学生并不是学究的，而是注重科学本领和综合的管理、沟通能力。以至于，世界银行在招聘中层主管时曾一度规定，以前学过财经、金融的毕业生免谈。当然，世界银行主要是资金的管理。美国的新增岗位，90%是来自社区学院的毕业生，只有10%是高中以下的。但是，中等收入国家就没有那么轻松了，高中毕业的仍然占30%左右，社区学院以上的仍然会占30%左右，而初中以下的则占40%左右。我国现在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状况。今后，全世界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流模式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如果应了我刚才所说的变化的话，只能意味着这样的分流继续存在，而不会意味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分流的减少，（问题）是在什么地方进行分流。据OECD报告分析，世界各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流方式大体有四种：（1）高中后分流的国家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2）高中阶段（初中后）分流的如欧亚许多国家，但是形式有所不同；（3）初中阶段（小学后）分流，如爱尔兰、墨西哥和菲律宾；（4）混合类型，如智利。相应地，多数国家初中后教育结构有三类：（1）学校型：全日制学校教育是基本教学方式，基本形式是普通高中和综合中学。（2）双元型：普通教育与职业培训交替进行，二者比例大体相当，在企业和学校交互实施。（3）复合型：在正规学校教育所承担的普通教育之外，职业教育基本上由非正规教育完成。
对于双元型，为什么不能在一些地方拷贝过来？当然，我国也拷贝过，如苏州、南京。但是，在强大的英式文化（应试文化）的大环境下，德国的双元制显得很孤立。而且，我们一个显著的问题是，职业教育的好坏寄希望于校内，好像与企业没有什么关系。而德国的双元制有两部法，一个是《企业职业教育法》，专门用以规范企业应负何种责任和义务，如何接纳学生实习，如何免除税费等；另一个是一般的《企业教育法》，是针对政府和学校而言的，用于规范学校和政府如何保障入校的学生完成学业。这两部法共同支撑起职业教育。而我国只有一部法，主要针对学校如何进行规范地办学，没有太多地约束企业的责任。如果关注一下国内外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不难发现，相对择校问题，这个问题不算太难。因为择校也是世界难题，美国多少届总统都希望通过解决择校问题而得到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