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和孔子的教育思想的异同比较
郑州五中薛丽娜
1．柏拉图和孔子都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和核心的位置
在教育内容上，孔子始终把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作为首要任务。据《论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里所讲的典制、德行、忠诚、守信四项内容，道德占了三项，典制与德行互为表里，也有密切的联系。柏拉图认为知识就是道德知识，也就是关于何谓美善、何谓正义、何谓勇敢、何谓智慧、何谓节制的知识。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和有益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那么别的知识再多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益处。
2．孔子和柏拉图都强调教育要为政治服务
在孔子和柏拉图的心目中，政治、道德和教育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由圣人或哲学王用道德来统治，可这些理想的实现最终需要诉诸于教育这个途径。因此二人都强调教育要为政治服务，并把教育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来加以论述。孔子认为，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教育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教育的不同造成人的发展的巨大差异性。他曾明确指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赞同“学而优则仕”，把受教育就是为了从政的这个目的表达得很清楚。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认为教育是通向正义的唯一道路。当政者只需注意一件“大事就行了”，即“教育和培养”。
3．孔子和柏拉图都赞同政教合一
所谓政教合一，从狭义上理解指的是政治、宗教合一，当政者同时也是宗教首领。从广义上来看，这里的“教”除狭义的“宗教”含义外，还有“教化”的意思，因此政教合一也指国家利用官方的意识形态对国民实行思想文化的控制。我们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后者。柏拉图认为城邦首先是个教育机构，他是个典型的政教合一论者。孔子虽然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明确主张政教合一，但他内心深处也是赞同政教合一的。学者启良认为：古代中国就是典型的广义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周公“敬天”、“保民”之思想，制礼作乐之举措，实应视为“政教合一”之雏形；孔子和孟子乃至其他的先秦诸子，都可看作是为“政教合一”而构建他们的思想体系；他们不论持何种观点，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希望他们的思想为各诸侯国君所采纳，从而使之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4．孔子和柏拉图教育思想的差异之处
孔子和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尽管有上述的共同点，但因二人生活的环境及思维模式的不同，他们的教育思想呈现出诸多差异。
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作为基本教材，辅之以《六艺》。在教育方法上，侧重于启发式，对不同性格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育，讲究因材施教；然后通过内心的觉悟、反省，以达到对仁的认识。在教育的表现形式上则是“礼”，通过日常生活上的礼仪修养，使受教育者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实现高度的统一，以达到培养一个个彬彬有礼、以仁义道德为圭臬的贤人的目的，并由此建立一个等级有序的德治社会。值得指出的是孔子教育思想有其可贵之处，即有教无类，他的弟子确实也来自社会的各个等级，这样的教育模式给社会的不同阶级尤其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子弟提供了受教育的可能，社会因此也就有了一定的流动性。
相反，为了培养优秀的国民，柏拉图的理想国采用的是共产、共妻共子、共同教育制(当然只是在当政者、护卫者这两个等级内部实行)。在儿童刚出生时便进行筛选，有缺陷的、体弱的便抛弃；为了培养共同的德性，让他们在相同的条件下，按相同的规则，玩相同的游戏，从相同的游戏中得到同样的快乐。按天性和社会分工的不同，教育分为几个阶段。第三等级只接受普通的教育；第一、二等级则可以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学习算术、几何等综合科学知识。到30岁时，有天资的人接受辩证法的教育，5年以后可以担任一般的官吏，其后再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50岁之后的品学兼优者，则是城邦的最高统治者，哲学王也就诞生了。这种等级森严的教育模式显然有利于极权主义的国家制度。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性格应相同地固定下来，尊重现实的国家制度，不喜欢变革；因为变革，除非在某种坏的情况下，是极端危险的。这样的教育方法，“不是为了唤醒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思维，而毋宁说是灌输——如对大脑和灵魂进行塑造，使他们…经过长时期的习惯，变得根本不能独立地做任何事情。
有意思的是较之于孔子，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有一个先见之明，那就是男女教育平等。
三、影响
柳治征曾云：“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18]K·波普尔不无夸张地说：“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论好坏)是无法估量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但是在任何时候不能说是非柏拉图的。”[19]可见他们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颇深。他们的贤人政治、靠道德来统治一个国家的思想在闪出光芒的同时，却更多地暴露出弊端。
人治无常治，孔子把希望寄托在贤人身上的理由，反过来也说明了人治的弊端，即使出现圣人统治“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人治也缺乏一定的准则，随心所欲，治理国家缺少一定准则约束，国家常处于不稳定之中，人们对生活中的事情缺少预见性。中国两千多年靠人治导致的无人权的专制社会便是最好的说明。
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也引来一些非议。后来很多人认为“哲学王”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容易导致一种极权统治。K·波普尔把柏拉图这种城邦正义称之为“极权主义的正义”，并指责柏拉图把整个国家的命运和统治阶级的命运等同起来。“柏拉图的这些及许多类似的经历——他可以吹嘘至少有9个僭主出自他同一时期的学生和同事——这就使将赋予他们以绝对的权力的人选问题产生的特殊困难清楚地明现出来。很难找到其品格不被绝对权力所腐蚀的人。诚如阿克顿爵士所言——一切权力都要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20]“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需要发生，因为权力之位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理智及独立的判断力。然而，一位国王或是如国王般的人，也即自我管治的人及人民，不应压制哲学家，而应留给他们公开言论的权利，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或缺的。”[21]
政教合一的特点是将道德教化的权力控制在国家的手里，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专制主义统治，人民没有思想的自由，以正统与异端的二分模式来看待一切思想与学术[22]。政教合一通过“软”、“硬”两个方面来实施。“软”就是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主宰人们的灵魂。通过德治思想协调社会关系，利用人们心理依赖感、归属感的需要，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密切联系起来。他们都相信人类的道德可以自我完善，相信人类依靠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一个至善至美的世界，相信历史的背后有一种绝对的必然性，保证理想社会一定能实现，设立一种违背人性的“理想人格”作为全民道德实践的范本。“硬”的方面则是指无论是学校的设立(尤其是大学)，还是其教育方针的确定，都是出于国家的强力意志。在选官用人等制度上以道德作为依据。显然，政教合一只会导致专制与极权，而不可能建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为政以德强调的是道德理想主义，那么它在政治实践中如何张扬自己的价值呢?我们看到的是中西历史上用完美的道德去统治一个国家的圣人、哲学王只存在于乌托邦里，因为“…有德?和…无德?虽然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裁定，但到了统治者手里，却变成了一团橡皮泥，由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捏塑”[23]。现实社会的君主只是借着道德来当遮羞布，用来作为欺骗和麻痹人民的统治工具。“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会惊异的发现，凡是新登台的统治者都要宣扬自己是如何的顺天意，得民心，如何的救天下于水火，解民众于倒悬，但实际上，他们所作所为，或者比前朝统治者更为糟糕，更为不道德，更为天所怒人所怨。”[24]以道德去统治一个国家，对于人的约束只存在于人内心之中，缺少实际上的约束。统治者借着自己是最具美德者，便有权指责任何一个臣民无道德，以道德来分层，形成了国民的二重人格。当政者也很难在处理事情时做到不偏不倚，以道德为依据，所有的事情非黑即白，容易导致极权主义的产生。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国家或政府是完全以道德来统治的。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没有道德是不可想象的，而仅仅依靠道德来维护秩序的文明社会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在建设政治文明国家的道路上，应由法律作为先锋主角，道德作为帮手、作为润滑剂，二者共同推进文明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