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号：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题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无讼”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No Suits"
分院法学院
专业法学
班级法学071班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职称
完成日期2010年4月3号
诚信承诺
我谨在此承诺：本人所写的毕业论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无讼”》均系本人独立完成，没有抄袭行为，凡涉及其他作者的观点和材料，均作了注释，若有不实，后果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签名）：
2010年 4 月 3 日
【摘要】“无讼”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最终追求。最早源于《周易》，后被儒道法三家吸收。儒道法分别主张“以德去刑”“无为而治”“以刑去刑”，以此来实现天下无讼的大同世界。封建阶级接受了先秦思想家“无讼”的理念，在立法上限制诉讼，在司法实践上打击诉讼，同时为了解决纠纷又创立了发达的调处制度。“无讼”有一定消极方面的影响，但作为一种传承至今的民族心理习惯，对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无疑仍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无讼无为而治以刑去刑调处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No Suits"
【Abstract】"No suits" is the most important value tendenc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This idea comes from Zhouyi, and then absorbed by Confucianism﹑Taoism and Legalist. Confucianism hope to realize no suits through morality，Taoism hope through doing nothing，and Legalist hope through penalty. Feudal Rulers accept this idea，then they begin to limit litigation in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they found mediation system to solve dispute. "No suits" obstru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w and the rule of law, but as a kind of national mental habits that heritage to now, it’s important to originate new Chinese Legal System.
【Key Words】No suits Govern by doing nothing With a penalty to reduce crime Mediation system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 Words
引言 (1)
一、“无讼”思想的哲学基础 (1)
（一）《周易》的“无讼”观 (1)
（二）儒家的“无讼”观——以德去刑 (2)
（三）道家的“无讼”观——无为而治 (2)
（四）法家的“无讼”观——以刑去刑 (3)
二、“无讼”思想对后世封建法制的影响 (4)
（一）在立法上严格限制诉讼 (4)
（二）在司法实践中严格打击诉讼 (6)
（三）创立了发达的调处制度 (7)
三、“无讼”思想的再评价 (8)
(一)“无讼”思想的历史影响 (8)
（二）“无讼”思想的当代意义 (10)
结语 (11)
参考文献 (11)
致谢 (12)
附录1： (13)
附录2： (18)
引言
中西法律文化都以秩序和正义为自己追求的价值目标。但在取向上，西方法律文化以权利为轴心，追求正义；中国法律文化以秩序为重心，以至于“无讼”。“无讼”思想渊源已久，但确切提出，始于孔子，他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1听取诉讼审理案子，我也和别人一样，目的在于使诉讼不再发生啊！这一思想是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最终追求，其主旨大致包括两点：一是耻于诉讼、轻视法律的态度。二是追求天下无讼的理想。
一、“无讼”思想的哲学基础
（一）《周易》的“无讼”观
首先从《周易》说起，《周易》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之一，是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对中华民族的思想习惯产生了极大影响。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都颇受《周易》的影响。孔子晚年好易，乃至韦编三绝，著十翼，列为五经之首；道家本体传自易经，大道之行，始于自然，名之为三玄之一；法家重刑以至去刑，也借鉴了《周易》顺应天道应秩序的价值追求。儒道法三家，大抵都从《周易》中吸收了有用的营养成分，进而成一家之言。
《周易》涉及的内容广泛，其中关于诉讼的态度——贱讼耻讼——成为了后世对诉讼的基本看法，对于争讼的解决方法——调解调处息事宁人——也成为了以后各代对诉讼最希冀的解决方法。集中表达《周易》诉讼思想的是第六卦《讼》卦，卦辞说：“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2也就是说，有诉讼时，必须要有善意的沟通（有孚），警惕观点堵塞不通（窒惕）。对于诉讼，中和意见达到双方满意才能有益处（中吉）；不可一意孤行，否则最终会酿为凶事（终凶）。最好的办法是请一位居尊位的“大人”居间调停（利见大人），不适合劳师动众（不利涉大川）。
其后解释此卦的爻辞中还有：“上刚下险，险而健，讼。”“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意思是：乾坤倒立、天水违行，这便是诉讼；君子作事必须从始考虑，以避免诉讼。此卦“初六”又继续言明：“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解释为：“‘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小有言’，辨明也。”也就是说：诉讼不应长久，小小的争论一下（小有言），辨明是非后应立即结束，这样最后才能最终获益（终吉）。
1《论语·颜渊》。
纵观《讼》卦，其主旨无非两个：其一，贱讼。争讼双方，就像天和水一样互相对峙，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的状态，所以君子做事一开始就要谨慎，避免引起争讼。其二，居中止讼。对于诉讼这种非正常状态的事情，能止便止，若坚持到底，必获凶。解决的方法便是居中调停，“利见大人”“‘讼元吉’，以中正也”，也就是要寻找适合的人能够居于公正的地位进行调解，以达到“终吉”。
及至春秋战国，《周易》的思想营养被诸子百家所吸收，其中也包括这种“贱讼耻讼”以“调处”谋求“无讼”的理想。
（二）儒家的“无讼”观——以德去刑
孔子是“无讼”思想最早的奠基者，他所追求的尧舜盛世便是一个无讼的世界。正如他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直接而又强烈地表达了他为政的目标。孔子并不是绝对地反对法律，而是从根本上不相信法律的作用，他坚信通往治世的正途应该是礼教。孔子主张“使民无讼”，在他看来听讼折狱只是解决治国中“末”和“流”的问题，而只有贯彻以德为政，以礼为教，才能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稳定而有秩序的国家，这才是“本”和“源”。能正其本，清其源，自然也就可以无讼了。可见，使民无讼，并且是通过教化的方法使民无讼，这是孔子所希望达到的最高社会理想。整个儒家便是怀着此种理念，“强调使用伦理等级关系治理国家，将法律和刑罚当做提供统治服务的小功能。或者更进一步说，法律和刑罚的运用只能表示社会制度是不完善的：人们屈从于权力不是因为他们的内心，而是因为他们不够强大；人们屈从于道德，他们的内心也会敬服，并且照此行事。在儒学的世界，几乎没有成文法、刑罚、客观政府的位置。”1
孔子的弟子有子，将无讼的实现方式进一步阐述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2运用礼治理国家，看重社会和谐，这便是古代君主的治国之道的可贵之处。可见，和谐融洽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而和谐融洽的世界自然是“无讼”的。而要实现“无讼”的目标，必须施行德治。尤其是统治者，必须“举直错诸枉，则民服”3。统治者以自身为表率，自上而下，依礼行事，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通过修礼复仁，教化育民，用道德的方法对前来诉讼的当事人进行积极的调解和思想教化，让他们逐渐提高认识，最终悔悟，在礼的感化下，妥协退让达成谅解，从而终止诉讼。使整个社会实现即无纷争又无犯罪，法律搁置不用的“尧舜治世”。
（三）道家的“无讼”观——无为而治
在反对诉讼的各派中，道家是最彻底的。因为道家信奉的是自然而然，通俗点讲便是“存在的便是1Hayden Windrow．A Short History of Law, Norms, and Social Control in Imperial China, Asian Pacific Law,2006(7).
2《论语·学而》。
合理的”，非自然的便是需要消灭的。而法呢？“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1法根本就是这个世界以外的东西，非天地所生，是人为的不和自然之物，自然受到道家的极力反对。道家始祖老子认为，本质世界的原初状态是最美好、最自然的，随着德、仁、义、礼、刑的依次出现，世界的自然原初状态渐次受到破坏。尤其是“刑”的出现，使社会沦落到了最低级的阶段。从这种思想出发，老子一向反对人为法，所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推崇自然法，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之法再努力也无法达到自然法的高度，只有“天之道”才始于自然，公正无私，无往而不胜。
道家认为“争”是万恶之源，因此，无论是争罪还是争财，都应为世人所不齿。为了实现他们所期想的和谐，关键在于“使民不争”。民无争，自然也就是无讼了。而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老子要求“无为”，要求少私寡欲，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安于己状，不可追求私利。并且老子坚信，“若欲夺之必先予之”，人类若想回到最和谐的自然状态，必须放弃对私利的争夺，也即放弃争讼，“安于居，乐其俗”，效法自然，道本无为。这样才可以达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和谐大同之世。
（四）法家的“无讼”观——以刑去刑
法家是法制的忠实拥护者，但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刑杀，而是取消刑杀以达到“刑措”的境界。对于诉讼，法家主张积极而为，奉行重刑主义，主张运用重罚、轻赏来维护社会秩序。“赏不遗匹夫，刑可及大夫”，法家此种立场并不是为了彰显法令的公平正义性，而是为了恐吓民众使之能自觉地依法行事，“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2其最终的目的恰恰是定纷止争、“以刑去刑”，而“去刑”的潜台词就是“无讼”。
法家为了实现自己“至德复立”的理想，走的是“以刑去刑”“杀刑之反于德”的特殊道路。商鞅在谈及自己的治国之道时曾说：“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3也就是说真正的王者治理国家向来是刑多赏少，刑少赏多只会使国家积弱。（严刑寡恩的政策）一国行之则一国安，两国行之则两国安，如果整个天下都行此方法，必能“至德复立”，使整个国家回复到大德治世的状态。这表明了法家虽重视法律，但本子里仍是以刑去刑，以重刑至无讼的思想路线。
以上观之，自《周易》起，对于诉讼就是一种“耻讼贱讼”的态度，并始终将其视为一种不合理、不健康的社会状态。为了消灭这种不和谐，儒家主张“以德去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以刑去刑”，这些思想观念不论有何种区别，都以实现“无讼”为最终目的。可以说，古经《周易》影响
1《淮南子·主术训》。
2《韩非子·内储说》。
百家，百家影响万民，自此“无讼”不管是在统治者还是在平常百姓之间，逐渐变得根深蒂固起来。
二、“无讼”思想对后世封建法制的影响
为了实现无讼的理想，封建统治者从制度层面出发，竭力打击诉讼。
（一）在立法上严格限制诉讼
1.对诉讼权利进行限制
法律因诉讼当事人身份的不同在诉讼权利上加以限制。首先，“以下犯上”的有关身份地位的诉讼是被严厉禁止的。比如秦律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1这里的“非公室告，勿听”，不是说在非公开的情况下“勿听”，而是说这些诉讼不属于可上诉的理由，在任何时候都“勿听”，完全禁止下位者对上位者进行诉讼。唐律也规定，“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诸告亲尊长，……虽得实，徒二年。”2至元朝，身份诉讼已经被正式列为一种罪名——“干名犯义”，并且被后世的明清法律所继承。“凡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虽得实亦）杖一百，徒三年。但诬告者，（不必全诬，但一事诬即）绞。”3此外，奴婢告主人及主人之亲属者，与子孙状告家长罪同。其次，不允许女性参与状告，只有成年男子才具有完全的告诉权，妇女的状告权由男子代位行使，称为“代告”。对妇女诉讼权利的明文限制，始于理学兴起的宋朝。南宋《词诉约束》规定，“非单独无子孙孤孀，辄以妇女出名，不受”。4明律也规定：“若妇人，除谋反、逆叛、子孙不孝，或己身及同居之内为人盗诈、侵夺财产及杀伤之类，听告。余并不得告。官司受而为理者，笞五十。”5也就是说除了谋反、叛逆、子孙不孝、侵夺财产等较严重的犯罪妇女可亲自告诉外，其余皆不可告诉，必须经由家中成年男子或者同族之人“代告”。
2.对诉讼时间进行限制
为了使民间诉讼不至于影响农业生产，各朝各代都对诉讼时间进行了严格规定，客观上打压了百姓诉讼的积极性。如唐朝和宋朝规定受理词讼的时间是每年的十月一日至第二年的三月三十日。“所有论竞田宅、婚姻、债务之类，取十月一日以后，许官司受理，至正月三十日住接词状，三月三十日以前断遣完毕。如未毕，具停滞刑狱事由闻奏。”6根据此规定，一年中只有冬季农闲时官府才受理诉讼，并
1秦简《法律答问》。
2《唐律疏义·斗讼》。
3《大清律例·刑律·诉讼之二》。
4《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38页。
5怀效峰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180页。
6《宋刑统》。
且需在此段时间内作出具体判决；如果来不及宣判，则直接终止诉讼，留待明年。明清两代更是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农忙季节的四月初致七月末凡涉及户、婚田土及各类轻微之事的争诉概不受理；其余的八个月中即使受理也多加限制，只有六至九天时间是专门受理婚姻、债务诉讼的，各级官府还规定有“词讼日”或“放告日”。这种对诉讼时间的限制严重违反了自然规律，往往导致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也促使百姓形成了打官司麻烦的“厌讼”心理。
3.对诉讼范围进行限制
各朝法律都禁止百姓因“琐屑”诉讼，这里的“琐屑”是指关于婚姻、土地、家财、债务等的民事案件。在封建统治者看来除了谋逆、不孝、杀人这些违背封建伦理纲常的大事以外，其余民事方面的诉讼都是“琐屑”，都是需要极力压制的。因为古代司法机构并不发达，纷杂的民事案件会给官府带来极大的压力，浪费社会资源。而且封建统治者比较漠视普通百姓的权利和利益，只要不引起社会的动荡与国家的危亡，不严重威胁普通人的人身与生命安全，便不会被其当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待。对于那些因“细作”屡次兴讼的人，官府会直接出面予以严惩。如宋朝明文规定：“禁约健讼之人，……依法断论，若日后再有违犯，申奏断遣。”1此处“健讼”之人就是指多次上诉，缠诉不清的人。对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民事诉讼的打压，使百姓产生了畏讼、厌讼的心理，宁可委曲求全也不愿奔波于公堂之间。
4．对诉讼程序进行限制
首先是状纸的书写上，“词讼只许一告一诉，且一状两事不受理。须经书铺或代书书写状辞，诉状一般言词不得过200字，且对诉状的格式要求极为严格，在形式上，诉状必须符合其形式，对书写语言也有具体要求。”2这对于大部分为文盲的普通老百姓而言，无疑是一个极高的门槛。其次，诉讼时严禁随意“越诉”，亦即禁止越级诉讼，否则将会受罚。唐律规定“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3明朝景泰年间甚至规定，凡越诉者，“不问虚实，皆发口外充军”。4较之《唐律》只对诬告者惩以反坐，明清两代对“越诉”的惩处力度越来越大。再次，诉讼中会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为防止出现诬告的情况，在古代诉讼中，原告起诉后，要同被告一起被关押起来。这种对原告进行人身自由限制的规定，使得老百姓畏惧官府衙门，不敢妄自兴讼。最后，高昂的诉讼费用。所谓“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程业春在《泉州从政录·劝民息讼》中曾罗列了一份破财清单：“递状要状式钱，讼师要做状钱，代书要戳记钱；一经批准，又要抄批钱；差票既出，又要草鞋钱、差礼钱；一经传审，就要禀到钱、干证钱、歇家钱、铺堂钱、甘结钱。”如此名目繁多的诉讼费用，再加上各种额外的勒索，使一般百姓对诉讼望
1《宋会要·刑法三·二十八》。
2 张嘉军、乔苹苹：《古代中国起诉制度及其对当代的启示》，载《法治研究》，2009第6期。
3《唐律疏议·斗讼·越诉》。
4《明史·刑法志二》（卷94）。
而却步。这所有的不便，都将普通百姓挡在了诉讼的大门之外。
（二）在司法实践中严格打击诉讼
在封建官吏的政绩表中，管辖地区的案件越多越表明本地父母官的失职，只有“无讼”才能突出官员的德化教育之功。因此有诉讼临门，他们往往会故作姿态，或闭门思过，或痛哭流涕，或大发雷霆，种种举动，无非是想方设法唤起当事人耻辱与负疚之心而主动息讼。经过封建官吏们的长时间摸索，逐渐形成了打压诉讼的四大息讼术——拖延、拒绝、感化、设置教唆词讼罪。
《荀子·宥坐》记载，“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孔子为鲁司寇时，有父子争讼，孔子便把他儿子关了起来，三个月不让出去，最后父亲主动请求停止争讼。在这里，圣人孔子综合运用了“拖延、拒绝、感化”三大技术。对于圣人的这种做法，海瑞最能揣摩其心理：“岂以孔子不能别其情哉？求其心也。”1孔子哪里是不能分辨出他们的是非啊，只是想让他们从内心处悔过而已。在今天看来，孔子这种做法实在是不人道，仅仅为了坚持自己“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理念，竟然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使诉讼人不堪其苦从而悔过，手段实在残忍非法。这样表面上或许能够减少诉讼的数量，但实际上只是转化了矛盾，堵塞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当然圣人本心不止如此，孔子阻碍诉讼是为了教育感化他们，让他们寻得一个更好的解决矛盾的方法。但是大部分官吏却曲解其意，他们没能力上行下效的感化百姓，顶多在拖延和拒绝上下下功夫。所以古代官吏受理诉讼时，一般先是拖延拒绝，如果得遇清官审理，则会尽力感化诉讼双方；如果不幸遇到恶吏，就可能直接被扫地出门甚至被当做“讼棍”处理了。
除了对诉讼当事人的打压之外，对于鼓励、怂恿他人兴讼或代为拟写诉状者的“讼师”更是不遗余力的打击。古代百姓诉讼十分依赖讼师为其代写诉状，如果得不到专业的帮助，会大大增加其对诉讼的畏惧感和疑虑感，许多人很可能就汇因此而放弃兴讼的念头。打击讼师无疑直接减少了诉讼发生的几率。对于讼师，除了从社会舆论上对之大张讨伐外，更是设立专条法律“教唆词讼罪”予以打击。唐律规定，“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2这还只是针对那些欺骗诉讼人，胡乱增添罪状的讼师，等到诉讼文化发达的宋朝，各级官员已然将“讼师”作为案件中最重要的打击对象。“从宋代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惩治讼师的材料，它让我们看到，那些法官们总喜欢在审案之初先拿讼师开刀，随意处罚，而不论其是否果有干扰司法的行为。由于教唆词讼本身已被视为不能饶恕的罪错，故审案伊始，许多官吏首先是要查明当事人背后有无讼师指使或代书辞状。许多时候，一个案件的审理竟是以惩
1《海瑞集上册·兴革条例·吏属》。
2《唐律·斗讼》。
治讼师为序幕。”1
我们可以看到后世对“无讼”理念的把握逐渐出现了偏差，官吏们不是通过积极的听诉达到“无讼”，而是通过推诿拖延、据不受理这种消极的方法实现“无讼”。“无讼”由一种治世理想变质为了封建官吏对政绩盲目的追求。
（三）创立了发达的调处制度
正常的法律途径已经被官吏或因政绩或因理想的原因所关闭，诉讼双方只好求助于另一种解决争端的方式——调处。
1.官府直接出面调处
官府调处是由州县长官主持和参与的一种调处方式。官府调处渊源极早，是奴隶社会是最主要的解决争端的方法。比如据周代资料记载，“调人之职，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2此处的“调人”即指专门负责调处事务的官员。封建王朝时期，虽然法律明文规定的诉讼程序中不见有官府调处，但从宋朝至明清，官府调处一直盛行不衰。在司法实践中，不经调处直接判决的案件几乎没有，只有调处不成才会对簿公堂。
2.民间自行调处
即“私休”或者“私和”。民间有冲突时，先找亲邻、族长、乡保解决，不对簿公堂。或者有一方已经告官，但是乡里抢先调处成功，可以请求官府销案。
元以前，民间调处多作为解决案件的一种可选择程序，案件发生既可以寻求族里调解，也可以越过族里调解直接向官府诉讼。如《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啬夫职听讼。”啬夫是乡一级的小官，由乡里有资历者担任，其职责是调解诉讼。并且“乡啬夫只调解争讼，不具有初审性质，其要求也不是强制性的。”3宋朝《名公书盘清明集》中也多次记载，诉讼当事人对乡里调解不满时，再次向官府告诉的案例。
元朝之后，因为“民诉之烦，婚田为甚”，司法机关不堪其压，所以规定经由乡里调处的案件，除特殊原因外不可再次向官府诉讼。“凡告婚姻、地土、家财、债务不违法者，若已拦告，所在官司不许轻易再接诉状归问，如违，从廉访司照刷究治”，“今后凡告婚姻、地土、家财、债务，若有愿告拦，详审别无违枉，准告以后，不许妄生词讼，违者治罪”。4“告拦”即双方自愿的调处，已经经过“告拦”
1马作武：《古代息讼之术探讨》，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2《周礼·地官》。
3孔庆明：《中国民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4《元典章五十三·诉讼·告拦》。
调处的案件不可再次向官府上诉。
至明朝，民间调处已经程序化，并经由法律明文规定成为了审理案件前的必经阶段。如果不经里老而直接上诉，便是越讼。“若户婚、田宅、斗殴则会里胥决之，……若不由里老处分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1“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里甲老人理断。”2民间调处由可跳过的诉讼环节最终上升为诉讼必经的环节。
3.官批民调
即知县、知州在接到民间诉状之后，认为案情情节细微，不值得传讯，或事关亲族关系，不便公开传讯，将诉状转达到乡保、族长处，请其代为调解。这种官批民调形式十分灵活，堂上和堂下结合，调动一切可以了解案件的因素，并且因半官方性质所以具有法律效力。一个案件堂上调解不成，则移至亲族乡邻调解，乡保如调解成功，则再到堂上具结；堂下亦调解不成，则禀明情况，由官府重新判决。
调处制度在当时普遍“厌讼”“耻讼”的社会现实下，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使得民间大量的案件得到了及时的处理。“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助于特定领域内人们相互关系的和谐，防止了胥吏的侵渔，减轻了诉讼当事人的讼累，传播了封建的纲常理念和法律意识。”3调处使得被官员以各种理由拒之门外的诉讼者获得了一个被支持的诉讼渠道。并且调处案件时，尤其是官府调处，大多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一般不会公然违背事实与法律，所以基本可以达到公正公平。
封建调处的最大缺点是强制性太大。在现代，民事案件的调解只有在双方完全自愿时才能进行，法官可以促使但不可强求。但在中国古代，作为地区独裁者的州县长官却可以强迫诉讼双方调处，不从者以“刁民”论，所以当事人往往被迫接受调处结果。而且对于烦乱的婚田案件很少有官员细细查究，多是各打五十大板，息事宁人，完全不考虑当事人的利益，淡视是非曲直。
三、“无讼”思想的再评价
传统的“无讼”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无疑对我国法制发展产生了并且还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无讼”思想的历史影响
1.“无讼”思想导致我国律学发达而法学落后
何为法学，法学“是一门研究法的本质、法的价值、法与平等、法与自由、法与权利、法与民主、1 顾炎武：《日知录》（卷八）。
2《皇明制书》（明朝）。
法与政治、法与习惯道德宗教、法与法律的权威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问题的科学”。1两千多年前的古西腊，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学园中讨论法律时，我们的祖先却对诉讼做出了“上刚下险，险而健”“天与水违行”这样的定义，对法律提出了“末流”“非自然”的质疑。所以在西方人对法律的各个方面进行讨论，在研究法律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时，我们古代的律学家却只能根据儒家的经典对法律进行条文和词句的注解，以期合于礼教王道。因为他们无从研究，关于法律的一切早已有了盖棺定论，法律的目的便是为了维护王朝的统治，法的本质便是表述礼教的工具，法的追求便是天下“无讼”的大同世界。这种理念压制了人们对法律的思考，造就了我国古代律学发达而法学落后的局面。
2.“无讼”思想导致我国法律体系不健全
首先是“权利意识”的缺失。由于对诉讼的排斥、对法律的轻视，法律被当成了“末流”，唯一的作用是表述道德宣扬礼教。古代法律大多是宣传三纲五常的思想，是要求臣民不要做什么、必须做什么，而很少告诉臣民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这种伦理化的法律只要求人们遵守和维护法律的规定，强调个人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义务，并不给个人权利和利益以丝毫维护。在这种法律制度下，个体的权利受到压制，造成臣民的权利意识日益淡薄。其次是民法的缺失。“无讼”思想注重调解，对各类纠纷尤其是民事纠纷一味的进行压制、拒绝、调解、息事宁人，只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用刑法予以处理。由于中国古代法律拒绝对民事类法律关系进行调解，“终使中国的民法无由形成和发展，以致中华法系迄清末变法仍是单一的刑事性法律体系。”2
3.“无讼”思想导致我国“法治”观念落后
“无讼”思想的传播，使人们从内心深处便怀疑法律的作用，否定了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依靠法律解决矛盾的可能性。首先，从法律心理上，从来没有人相信可以依靠法律解决生活中的诉讼纠纷。古代思想家们不相信，统治阶级不相信，普通百姓也不相信。古代思想家寄希望于“礼教”“无为”“杀刑”来消灭纠纷，统治者阶级寄希望于教化百姓成为顺民来消灭纠纷，而百姓则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来消灭纠纷。没人相信法律的作用。其次，从法律职业上，没有出现专事法律的专业性人才。学而优则仕，但从没有人学而优则做讼师。在古罗马，辩护士是崇高的职业，而在中国，讼师是被人们所鄙夷的。专业人士的缺少及其社会地位的低下，使得诉讼无法以专业的方式开展，整个诉讼过程混乱不堪。这愈发加剧了普通人“厌讼”的心理，造成了恶性循环。再次，从法律本身地位上，法律一直被当做工具，而不是超脱世俗外的准则。在西方，最早的法律是平民与贵族围绕各自的权利义务所签订的协议，所以法律内容不可轻易更改，这保证了法律的准则性。但在中国，最早的法律是统治者为更好的统治被统治者而颁布的。这种单方面的法律决定了其内容是复杂多变的，皇帝的更换甚至同一个皇帝都可
1卓泽渊：《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2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
能使用不同的法律。法律既然不可靠，那么只能依赖于执行法律的人了，所以造成中国“法治”观念落后，“人治”发达。
（二）“无讼”思想的当代意义
1.“无讼”思想不能放弃
“无讼”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最终追求，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今天中华法系已然消失，那么“无讼”思想有没有随之消散呢？答案是没有。“无讼”思想能不能放弃呢？答案是不能。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无讼”思想并没有随中华法系消散这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是乡村亦或城市，中国人虽然不再“耻讼”但还是存有一种“厌讼”的心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注重面子，万事和为贵，一般是能忍则忍，能私了则私了，很少主动提起诉讼。
那为什么不能放弃呢？因为根本放不下。“无讼”不仅仅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文化倾向。这种文化早已深入到了中国人的骨子里，甩不开也摆不脱。这种文化倾向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积淀下来的，与之相配的是一整套制度、文化、生活习惯、心理理念。除非中国人放弃了人情社会的生活模式，放弃了以和为贵的心理习惯，放弃了深受儒家和道家影响的生活信念，否则“无讼”这种思想就永远不会消失于历史中。“传统绝不意味着腐朽、保守；民族性也绝不是劣根性。无论传统的‘善’与‘恶’，都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只能更新，不能铲除；失去了传统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质，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历史与文化的基础。”1近些年，对社会和谐的反思和调解制度的再次盛行，不正昭示着“无讼”思想的再次回归吗！
2.“无讼”思想可以完善
古代的“无讼”思想，以“耻讼”为依据，以“贱讼”为手段，以“无讼”为追求。既然现实是中国人无法舍下“无讼”这种理念，那么如何完善这种思想便是当务之急。首先对于“无讼”的追求，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更积极的听讼来实现。不同于古代通过“拒绝、拖延、感化”这些消极的方法来减少诉讼的发生，我们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在立法上、司法上、执法上方便百姓诉讼，改变他们“厌讼”的态度，积极发展法律事业，让人们在遇到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可以通过法律解决问题，普及法治理念。其次，对于“无讼”提倡的调解之道，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对于古代的调解制度，我们可以去掉其中的人治色彩，发展中华特色的人民调解。当代社会中，由于诉讼的激增和程序的日趋复杂化，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负，诉讼成本大大增加，使的普通百姓难以通过法律解决纠纷。调解制度恰
1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二页。
恰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对缓和社会矛盾、消除滥讼现象、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无讼”可以由“法律虚无论”改变为“法律怀疑论”。近代以来，因为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巨大辐射作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走上了依宪法、法律治国的模式，并发展到了另一个极端“法律万能主义”。“事实上，人类的法制史已充分证实了，法律的作用是有限而不是无限的。法律与道德必须互补，才能更好的调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正常秩序。”1“二战”后不少学者对法条主义的僵化性、缺乏对人性的关怀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批判，并且转而强调道德对法律的补充作用，西方法律实证主义的衰落和新自然法学的勃兴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的“无讼”思想，无疑具有很大的先天性优势。
结语
“无讼”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深深的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之中，是中华民族本身的文化特性，表现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秩序的憧憬和追求。“无讼”虽然曾在历史上起到过消极的作用，但因为其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国人的习惯性思维相契合，所以只能更新发展，无法彻底抛弃。“无讼”并不意味着轻视法律，这只是一种对和谐的期许，为了实现“无讼”，恰恰需要我们更加注重法律的作用。现阶段，我们可以从积极听讼、注重调解、重视道德三个方面，丰富“无讼”思想的内涵，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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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指导老师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学校的答辩老师也多次给予指导，学校图书馆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资料收集上的便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之“无讼”的文献综述
论文题目：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之“无讼”
关于对“无讼”的法律研究，学术界的研究和观点主要体现在专著和论文中，经过对图书管和数据库资料的收集及自己的思考，现将收集整理的资料做总结和论述如下：
一、当前关于“无讼”研究的主要内容
目前国内学者对“无讼”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二是探讨其消极作用。
对其产生原因，一般从政治原因——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根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根源——宗法制的社会结构，思想根源——和谐观，这四个方面来分析。1
李文定教授认为，“无讼”的理念中西双方都曾追求过，然而西方走上了法治道路，中国却走上了息讼的道路，根源上是因为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族制度，阻碍了法律应发挥的作用，法的工具性和礼的功能的泛化致使法成为了权力的附属，人们解决诉讼不通过法律，造成法律式微，最终走上息讼的“无讼”道路。2
张晋潘教授认为“无讼”的价值取向，是传统中国自然农业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现实政治的需求相契合的结果，是以追求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为基础的，是封建专制国家对秩序、稳定追求的必然要求。3
张中秋教授认为，“无讼”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在古代中国，法律虽然以刑杀为核心，但刑杀不是它的终极目标或者说价值取向，它所追求的是取消刑杀和法律的无讼。因为无讼联系着和谐，联系着政治理想，联系着大同世界。所以先秦诸子百家的政治法律理论都以无讼为归宿。并重点分析了诸子为达成“无讼”所提出的方案和建议。4
对于“无讼”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一般多从消极方面评述，因为“无讼”本质上是忽视轻视法律，所以为法律学者所不喜。
梁治平先生评价“无讼”为：“无讼”是中国古代儒家和谐观念演化成的一个具体原则。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用以解决纷争的礼，其着眼点不在于维护私利，而在于明辨善恶，平息纷争，建立一种由道德
1于游：《解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思想》，载《法律文化研究》，2009年第00期。
2李文定：《传统中国“无讼”法律传统原因探究——兼从中西法律传统比较角度》，载《皖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3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4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原则主导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因此法律的作用不是为人民满足私利提供合法的渠道，而是要尽其所能的抑制人们的私利，最后达民不争利的目的。这反映了过于发达的道德意识对法律技术的抑制和扼杀，而反技术的文化性格，使得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权利的概念和民法制度。1
费孝通先生在介绍了中国乡土社会里人们对于诉讼的看法时，曾写道：对于诉讼人们的通常看法就是厌讼、耻讼、止讼，打官司的人无论如何不会是什么好人，而解决纠纷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按照礼的约束在族长的安排下进行调解。法律意识在乡土社会是非常之单薄的，几乎无任何法律意识，而只有一种法律无法理解的乡土意识。这种乡土意识便是几千年来“无讼”文化留有的遗存。2胡旭晟教授曾在书中大幅介绍中国传统的无讼思想，将该思想概括为第四编即“关于法文化的精神”。在该篇中，胡教授把“无讼”定义为为法的失落。与西方发达的法律制度相比较，中国大众缺乏的是一种法的意识，法的信任。“无讼”延伸出的调解制度被认为是一种道德的教化，不利于法律的发展，不利于法的完善，旧式调解制度的道德化、人情化、非逻辑化限制了中国当代法治的健康发展。3罗伯特·伯明翰教授认为，（无讼导致）法院的使用并不受到鼓励，沉溺于诉讼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解决纠纷最好并且在现实中最正确的方法是君子的姿态，即调解的方法，一种走中间路线的道德方法。法官和他们下属的腐败，频繁使用酷刑和不管何种情况坚持象征性处罚的方法，使法律变得繁琐，诉诸法律和法庭使人感觉轻率。申诉经常被故意阻碍。4
二、目前“无讼”研究的主要缺陷
目前关于“无讼”研究的缺陷不足之处主要有二：（一）“无讼”思想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价值取向是决定一切人文学科的最大前提，即便是最不起眼、最草率的行为活动，其后也必定有着某种评价的准则。在对中国古代法律进行研究时，很少有人从价值取向角度考虑为什么中国法律会这样，为什么法律会如此规定。对于中国古代法律的研究，一般多为总结法条，研究法律制度随朝代的变化，很少从现代法学意义上对古代的“律学”做出研究。因为学者多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是儒教教化的工具，是权力的附属，不存在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但是中国古代法律有着自己明确的价值取向——“无讼”，这一思想不仅仅源于儒家，更源于中国长期以来的文化习惯和心理惯性。了解这一点，更有利于我们对中国法制史的理解。（二）对“无讼”思想的评价止于历史。对于“无讼”思想产生的影响，一般多从历史影响上分析，并且几乎都是采取一种外人的口吻评价，或者指责其有悖于现代现代法治精神，或者建议某些方面可以学习。虽然中华法系消亡了，但其留下的“无讼”传统仍影响着现代的中国人，因为
5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胡旭晟：《解释性的法史学——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为侧重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Robert L. Birmingham, Law in Imperial China：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s, Stanford Law Review , 1996(7).
中华文化没有消亡，儒道法思想没有消亡，所以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无讼”思想也不会消失，它必然继续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中国人的意识深处。不认识到这一现实，便无法解决移植西方法文明时发生的水土不服的症状，中国的法律制度归根到底还是要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习惯。
三、个人观点简述
目前我国在移植西方法律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水土不服”的症状，因为西方的法律制度是植根于西方自己的文化之上的，在中国本土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土壤，照抄照搬只会割裂法律和文化的纽带，使法律成为空中楼阁，人们或许会弃法不用。在这一情况下，应进一步反思传统，研究“无讼”思想的内涵和外延，对“无讼”做一个总体性系统性的概述和研究。
“无讼”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最终追求，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法律贯彻实施的根本指向。研究“无讼”是更好理解中华法系的前提。并且“无讼”思想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积淀下来的，与之相配的是一整套制度、文化、生活习惯、心理理念，对此只能更新，不能铲除。因为我们永远也不会形成西方式的文明，“无讼”思想也必然会如影随形的伴随我们。“无讼”思想并不是与现代法治理念完全相悖的，而是可以服务于以法治国。在新时期，我们应扩充“无讼”的内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增加助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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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高亨：《周易大传今译》，齐鲁书社，1998年版。
民法中关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 一、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因欠缺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而不产生法律效力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法律上当然无效，它不需要任何人主张。根据《民法总则》第155条的规定，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也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不能说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它也能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只是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不能产生行为人进行民事行为时所预期的后果。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如下特征： 1.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具备了民事行为的成立要件，但不具备有逍遥剑，因此，不能发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 2.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绝对确定无效，没有任何事实可以使其有效，且包括当事人在内的任何人均可以主张该行为无效。 3.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当然无效，无需任何人主张。 二、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形 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导致民事行为法律无效的情形包括：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2.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隐藏行为，是指表意人为虚假的意思表示，但其真意为发生另外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隐藏行为中的虚假意思表示无效，其真实意思有效。 3.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4.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三、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 依照《民法总则》等法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被确认无效以后会发生以下法律后果： 1.返还财产。民事法律行为被确认无效，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对方。 2.赔偿损失。民事法律行为被确认无效后，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赔偿对方的损失；双方有过错的，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3.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双方恶意串通，事实民事法律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
当代民族主义思潮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摘要]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潮之一，它是_把双刃剑，对于尚未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来说，民族主义可以提供强大的凝聚力，是不可缺少的力量，但它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我们要倡导理性爱国主义，促进民族主义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爱国教育 1民族主义的概念 1.1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范畴，其含义总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变化的，例如西欧早期就出现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追求平等、自由和民主，创建民主政治的国家，最后形成以侵略和奴役其他民族为核心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同样，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民族，其所产生的民族主义也拥有不尽相同的内容和形式。尽管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民族主义观点，但是它往往都包含着民族感情、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本质上可看做是同一民族的所有成员基于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自尊上对本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以争取本民族独立、维护本民族健康发展为目标的意识形态和具体实践行为。 1.2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区别 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也就是命运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首先，爱国主义在本质上表现为人们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把国家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统一起来。因此，爱国主义可以与正确的、理性的、包容的民族主义统一起来，在内涵上二者基本一致，在外表上趋于相同，都是人们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忠诚，这既是一种情感，又是一种理念，一种改变自己国家面貌，捍卫自己国家主权，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奋斗的结合体。在历史上民族主义曾多次等同于爱国主义，例如在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盛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20世纪中期各发展中国家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革命运动等，那时的民族主义都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发展的精神支柱，它与爱国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其次，在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的国家里，例如德国、日本等，由于国民身份与民族身份的一致性，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表现上往往是一致的。但在内容上二者却有着较大的差异，例如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
浅析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对提升人文素养的影响 论文摘要人文素养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人的内在德行修养。人文素养教育包括了法律素质教育这一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意识的培养成为现代大学生教育中的一个最为关键的环节。法律意识的培养既可为一种社会规范功能，又可引导大学生自觉提升自我修养，促进大学生对人文素养的学习、吸收和理解。 论文关键词人文素养法律意识教育 一、人文素养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分析 人文素养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它是一种文化；第二，它是指人内在的一种德行修养，主要包括仁、义、信、理、智。人文素养应包括按照社会的要求能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人文素养的核心内容就是人文精神，即以人为对象、人为中心的精神，核心内容是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人文精神实质上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基本“德行”、“价值观”和“人生哲学”，科学精神、艺术精神和道德精神均包含其中。它追求人生和社会的美好境界，推崇人的感性和情感，看重人的想象性和生活的多样化。 人文素养教育应该是当年代大学生教育的灵魂，高校人文素养教育包括人文知识的素养和人文精神的修养。p当代大学生有两极分化的趋势：一类是只注重专业知识学习，忽视综合能力提高的“学术学生”；一类是不学无术，虚度大学生活的“颓废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关系到学生就业以及未来的发展，无形中大学强化了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的重视，但同时也忽视了对人文素养等其他方面的塑造，使学生在综合人文素养方面的培养不够。甚至有许多学生误将高等教育简单地理解为单纯的职业教育或寻求谋生获取高薪职业的一种手段，很大一部分学生不清楚或不知道人文素养的内涵。 对于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仅仅依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的开设是远远不够的，并不能达到塑造大学生优秀品质、气质和修养的目的。要使高校及学生个人均能清楚的认识到人文教育能够对专业教育起到促进作用。无论是纵观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著名的科学大师同时也是人文大家，他们大都是既精通科学技术，又精通人文艺术.，例如著名的哲学家康德，也是集哲学、文艺和自然科学为一体的人文大师。 二、法律意识培养与人文素养之间的关系 人文素养遵循字面内涵，其可视之为人文科学，现在意义上的人文科学除包括了历史、文学、艺术、哲学之外还包括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人文素质的培养，包含了法律素质教育这一重要组成部分。学习法律知识有助于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有效维护自身权益。而法律素质教育重在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知识和心理态度的有机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初探 论文关键词：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主导地位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曾经盛极一时，影响深远，囿于其产生于专制主义制度之中、法律与道德的结合等原因不适应现今社会的发展，因而被世人所摒弃。但其相对于当时的社会是进步的，它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对其进行客观分析以取其精华。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对中国人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了中国人的法律观，决定了中国人的行为习惯。然而在这种种精巧的制度设计背后，必然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做支撑。 一、中国法律思想文化的特征 首先，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是多种法律思想学说竞争与融合的产物，即使是某一种学说在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其内部也涌动着分化对立的暗流。因此把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归结于某种特定学说的支配影响，得出某种法律学说思想大一统的结论是需要认真推敲的。在这背后反映的正是中国传统学术多元并立、相互渗透的特征。这在中国法律史中多有表现：法家得势时在追求严刑峻法的同时，并未忽视对“礼”的尊崇，其对君主“势”的强调中正包含着君臣等级高下已分，贵贱不可僭越的观念，秦代之礼经孙叔通等人之手略加损益，为汉代以后礼制的源头：董仲舒在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却用阴阳五行之说为“天人感应”制造理论依据：庄子虽主张清净无为，却还是在《外物篇》中承认“谋稽乎玄，知出乎争”，与法家一样认识到物竟相争的现实。这些思想的碰撞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完善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就像马老师在《礼与法》当中提到的，中国法律制度的精髓是礼治，而礼治又有两种法律思想路径作为支撑：一条是儒家所重的“礼义”，强调亲亲尊尊，追求教化促人内省，从而正人之心：另一条是法家所推崇的“礼制”，主张以外在的风俗制度来规范约束常人之行。二者既相克又相生，今人常常只重一端而妄加评论，自然不能把握礼治之魂。与之相应，如古今文之争、宋学与汉学之辩、理学与心学之分，旨趣不同，却常常同出一脉，最终也殊途同归。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不相悖”，这种法律思想的多元化，对中国法律制度构建的影响，需要人们细细品味。 其次，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指导思想，与第一点相对应，始终处于变革之中，以图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同时中国法律思想文化是中国民族品格和民族心理的体现，是中国法律实践的合理结果，反映了中国的国情，是中国文化这个完整的思想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是不能割裂开来进行孤立的分析研究的。这从“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法律神秘主义思想向“铸刑鼎”的成文法传统转变，从商鞅“变法为律”所体现的急功近利的法家传统向强调“亲亲尊尊”的法律儒家化主张的转变，从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先教后刑”等理念向“明刑弼教”思想的变化当中，都得到了映证。而中国传统法制的解体，正由深受传统法律思想浸润的沈家本、张之洞等名儒推动(尽管他们也存在争论)，这都说明了中国法律思想文化的生命力和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这是法制现代化潮流无法割断的。如果今人不从中国法律思想的整个发展逻辑和所处的社会实际情况出发，片面抽象地割
法律文化 一. 单选题 1980年代初，律师在中国的身份是 B.公务员 F法律规范与政策、社会公德等非法律规范相比，其最特别之处在于 B.可以通过国家机关强制执行 G 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不包括以下哪一位 C.西塞罗 G关于行政管理方式，在欧洲传统中，诞生了可预见性原则和公共参与行政决定原则，在中国，行政法学称之为：A.依法行政原则 H何意志教授认为，西方的法在中国古代的对应物是 B.礼 L列关于中国古代法的说法正确的是（）。C.中国古代法是和暴力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暴力就不构成刑 Q"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最早确立于（） A.西汉宣帝时期 S设立于明代的廷杖制度，执行廷杖的是 D.锦衣卫 S梭伦变法没有将雅典公民分为 C.士大夫 T 唐代的保辜制度适用于 B.伤害罪 T《唐律·名例》篇规定，"断罪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 C.举重以明轻 T唐代将有利息的消费借贷称为 A.出举 X 西方法律文化在最初形成阶段不具有（）属性。 A.封闭性 X西方法律文化在最初形成阶段具有（）等属性。 B.开放性 X西方法学的共性不包括 B.哲学性 X下列中国传统人物中，主张“人性恶”哲学家的有（）。 C.荀子 Y 以下对应作家与书籍那一项是错误的 A.阿佐-《神学大全》 Y 以罗马私法为渊源，以成文法典为法律传统的民法法系，其代表国家有（） A.德国 Y 以下关于西方法治成因的说法错误的是（） C.西方人性善的哲学基础 Y下列各项关于中国古代法的说法不正确的是（）C.法家理论一直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理论 Y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B.从法的文化属性上看，中国是私法文化，西方是公法文化 Y由于法律文化对现实生活影响重大，在进行经济交流时，我国民众往往更重视 C.感情 Z中国史前时期古代法（以刑为中心）的最初形式不包括（） D.财产刑以下关于西方法治成因的说法不正确的有（）。 C.西方人性善的哲学基础 二. 多选题（共10题,共8分） B.中国古代法主要是在战争和与战争相关的环境中形成的 C.中国古代法是和暴力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暴力就不构成刑 D《大清现行刑律》的立法变化体现之一是废除了一些传统刑罚，具体而言，不包括以下几种 A.绞刑 C.斩刑 D.徒刑 D大清现行刑律》的立法变化体现之一是废除了一些传统刑罚，具体而言，不包括以下几种 A.绞刑 C.斩刑 D.徒刑 F法的基本价值观包括 A.自由 B.民主 C.平等 D.人权 F法律文化由下列要素构成：A.法律思想 B.法律规范 C.法律机构 D.法律方法 F法律文化由下列要素构成：A.法律思想 B.法律规范 C.法律机构 D.法律方法 G 关于公司的叙述，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A.中国第一部公司法是1904年的《公司律》 B.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民刑有分、重刑轻民，礼法结合、以礼代法和行政监理司法的主要特点以及类推裁判、无讼是求、以法治吏等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到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模式和思想意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在体系结构、价值取向和法律观念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社会成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德”、“礼”为基石的法律理念。以“德”、“礼”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更是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的 影响。首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贵严明”思想强调了君臣共同守法以及执法严明的重要性，这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其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预防犯罪和犯罪分子的改造。最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也对今天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观。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特权原则”的应用，统治者制定出了一系列保护贵族、官僚的利益的刑罚原则。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夫之刑，不著刑书”等等，这种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广泛存在。一方面助长了社会上层权力拥有者对法的蔑视心理，另一方面也使普通大众产生了对法律公正实施的不信任和对权利 拥有者的仇视心理。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法律内容方面来看有“民刑不分，重刑轻民”和“礼法结合、重礼轻法”的特点；从司法制度方面来看主要是“行政监理司法”。 （一）民刑不分，重刑轻民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内容为刑法，同时也针对民事法律做了相关规定，而对于违反民事法律的行为施以刑罚。夏、商时期，中国古代的刑法制度开始出现。在夏朝时，统治者规定了最基本的罪名和刑种。到了商朝，在夏朝法律的基础上对最基本的有关所有权、婚姻、以及继承的民事法律制度做了简单的规定。同时，民事法律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婚姻制度中规定了“六礼”以及“七出”、“三不去”。 春秋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制定了《法经》，使得古代法律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而这一时期也进行了大量的法制改革，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罪名和新刑种，如岁刑、迁放之刑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技术不断提高。刑事法律方面规定了重罪十条，并且出现了“八议”和“官当”的特权原则。 隋、唐朝是中国传统法制的定型阶段。隋朝确立了刑部，并且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首创十恶制度。《唐律疏议》的制定标志着中国法律与道德的相结合。民事法律方面，唐朝统治者对于财产权、婚姻等在前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的规范；在刑事法律方面，确立了“笞杖徒流死”的封建五刑，并且设立了“加役流”的罪名，用以惩罚流刑以上而死刑以下的犯罪。。
中国崛起是今天被我们提到最多的一个概念，那么中国崛起的方式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势来完成是我们乃至世界都极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当前我们提出的“和平崛起”的意义何在呢？ 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战争和扩张，这种扩张包括领土也包括文化和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既从总体上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颠峰。那么从矛盾论的立场上来看，有崛起就必然有衰落，从当前来看中国崛起谁是最大的潜在威胁？答案是，美国。从当前的世界形态来看，美国是一超独霸，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都会引起美国的极度担忧，因为其霸权思维已经根深蒂固，中国要崛起就必须要直面与美国的对抗，认清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之间的关系，从而制定对美国的长期外交战略。当然除了美国之外，包括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也是潜在的威胁，因为他们和美国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对中国崛起同样存在着忧虑。而日本由于和中国在地缘和历史上存在着极大的渊源，所以对日本的关系是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外交课题。 在内部中国崛起现在经济基础已经基本构筑了一个雏形，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仅仅依靠经济手段是不会牢固和长久的，必须有文化上的突破。比如中国在秦朝和汉朝形成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而唐朝又是一个高峰。在此高峰的形成前期都有文化上的突破，这种文化表现为多元化和蓬勃向上的趋势。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奠定了中国第一次大统一的条件。尚武精神是当时最大的特色，法家和兵家当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秦朝正是凭借这些优势取得了胜利。而到了汉朝，在经过了对西域外部威胁的征伐之后，出于巩固统治的目的开始培养一种相对柔弱文化，儒家开始取得了统治中国文化的地位。一直到后来的唐代都没有突破这个范畴，在经历了唐朝的顶点之后，中国整个文化体系开始进入一种极度衰落的趋势，以至在经历蒙古和金的两次灭国都不能有所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在汉朝以后就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既民族主义已经处于僵化的状态。“五四”运动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从实质上来看就是一次民族主义的苏醒和爆发。此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多次革命，但终究因为积弊太深而不能完全改变文化上的病根，民族主义其实一直处于半沉睡状态。 2008年是一个特殊之年，奥运会的举办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期待。中国的民族主义需要一个机会来唤醒，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机遇。正是由于这些因素，西方对中国的担忧更加的加剧，于是针对中国奥运会西方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多次伤害，这些不但没有达到其目的，反而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爆发。网络由于其方便和快捷等优势，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传播的一个优秀的平台。但这些还不足以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走出低谷，必须要有全民的参与。当前主流媒体一直很忌讳谈民族主义，应该分清楚极端民族主义和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区别。有些国外媒体更是对中国民族主义大加指责和污蔑，其实就是害怕中国民族主义觉醒对自己产生的威胁。现在中国的汉奸特色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许多要害部门都有他们的足迹，即使披着诸如“教授”“专家”之类的华丽外衣也不能掩盖其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本质。中国要想崛起首先要从内部消除这些蛀虫们，千里之堤溃与蚁穴，对这些败类绝对不能手软。任何不顾大局，损害中华民族利益者都是民族主义者的敌人。现在国际敌对势力也一直没有死心，对中华民
传统法律文化论文现代法制论文：现代法制对中国传统法律 文化的价值判断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经过数千年的风雨洗礼，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法律品格。所以，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应正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联系，不能把本土的法律文化传统随意抛弃，而是要以积极的态度去挖掘、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构建与世界同步的现代型中国法制。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法治 当代中国法律正处于深刻的历史转变过程之中，这正是从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的飞跃时刻。这个过程也正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毕竟，任何文化的演进与成长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法律文化也不例外。现代的法律文化正是历史的法律文化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传承，它是构成法律文化发展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的法律文化正是在过往的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无论社会发展到何时，我们离开了对传统的法律文化的总体认识，就不可能科学地评估现代法律文化，及科学地设计和预见现代法律文化的未来发展。因此，深入地研究传统法律文化和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走向是找寻构建中国法制现代化模式的主要途径。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 （一）部族征战与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中心）的形成①根据一般通史和考古学的观点，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形态，在中国始于夏。 夏之前的史前时期（主要指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则是中国国家形态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法的最初形式所表现出的死刑，主要是殛，殛就是刺杀，后来演变为奴隶制五刑中的大辟；肉刑，就是用刀破坏人肌体的完整；流放之刑，即废刑。这几种刑罚大都是在部族征战或征战相关的环境中出现和使用的，都与征战有着某种联系。 而夏商周上古三代之刑也是征战或与征战相关的结果。上古三代在中国历史上称为青铜时代，青铜的出现和使用，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变化，标志着史前史的结束和原始社会的终结。中国最早的政治组织形态奴隶制国家和法在原始萌芽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上古三代的法律分别统称为禹刑、汤刑和九刑。禹刑事夏朝法律的统称，汤刑事商朝法律的统称，九刑是西周刑律的统称。那一时期，军令性的誓言和法律史上所说的典、谟、训、诰、政、刑、范等，共同构成了上古三代法律（以刑为中心）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二）从氏族（部族）到宗族（家族），从宗族（家族）到国家（社会），集团本位法的形成与发展② 中国上古时代的法可谓是氏族（部族）集团本位法。氏
1.亨廷顿认为：文化的重要作用是用价值观影响人类的进步。A A. 正确 B. 错误 2.《文化经济学》认为“文化是明天的生产力”。Ａ A. 正确 B. 错误 3.文化精神是指：民族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思想与观念，或者说是文化传统的主流。Ａ A. 正确 B. 错误 4.文化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关系：（ＡＢＣＤ） A. 文化精神是指一个民族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与观念。属于事实判断范畴。 B. 民族精神是指文化精神中的优秀成分。属于价值判断范畴。 C. 文化精神属于事实判断范畴。 D. 民族精神属于价值判断范畴。 1.“以人为本”的思想包括：ＡＢＣ A. 以人为尊 B. 以民为贵 C. 以仁为本 2.礼教的核心是：（ＡＢＣＤＥ） A. 父子有亲 B. 君臣有义 C. 夫妇有别 D. 长幼有序 E. 朋友有信 3.有关孟子倡导“五伦”的说法，哪些是正确的？（ＡＢＣＤ） A. “五伦”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B. 五伦的观念是几千年来支配了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生活的最有力量的传统观念之一。 C. “五伦”是我们礼教的核心，它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群体的纲纪。 D. 五伦里的权利和义务受到适当的遵循，社会就会稳定和有秩序。 1.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Ａ） A. 仁 B. 义 C. 礼 D. 知 2.颜渊问仁，子曰：（Ｂ） A. 仁者爱人 B. 克己复礼为仁 C. 仁者其言也讱 D. 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可谓仁矣 3.孔子关于仁的答案的共同之处，是强调（Ｄ） A. 博学 B. 审问
C. 明辨 D. 自我修养 4.孔子关于仁的回答，正确的答案应该在所有那些答案的（Ａ）中寻找 A. 共性 B. 个性 5.传统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Ｄ） A. 天人感应 B. 形式逻辑 C. 辩证逻辑 D. 天人合一 6.天的涵义包括：（Ｄ） A. 神性义 B. 道德义 C. 自然义 D. 神性义道德义自然义 7.天人感应思想的提出者是：（Ｄ） A. 孔子 B. 老子 C. 孟子 D. 董仲舒 8.天人合一的涵义包括：（Ｄ） A. 人与自然的和谐 B. 人与社会的和谐 C. 人的身心和谐 D. 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9.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是：（Ｃ） A. 尽心 B. 慎独 C. 仁礼的统一 D. 穷理 10.荀子提出过：（Ｂ） A. 天人交相胜 B. 制天命而用之 C. 尽心、知性、知天 D. 不以人灭天 1.道家思想产生的职业渊源是（Ａ） A. 史官 B. 祭司 C. 司马 D. 礼官 2.以下说法可以概括道家宗旨的是（Ｂ） A. 和静清寂 B. 清虚卑弱 C. 仁义礼智
无效民事行为的种类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正确认识其行为的法律意义，依法不能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只能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构成因主体不合格而无效的民事行为。 当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并非全然无效，如接受赠与、奖励、获得报酬等纯获益的行为属于有效行为。另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可以实施某些与其年龄相适应的细小的日常生活方面的法律行为，如购买文具、乘坐交通工具等。除了上述两类行为以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包括签订合同一律无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要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必须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单方民事行为 《民法通则》第58 条第2项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但是《合同法》第47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不再全部属于无效，而应当区别对待，其中合同行为属于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而其他行为，实际上主要表现为单方行为，则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如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订立的遗嘱无效。 三、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 欺诈，指当事人一方故意编造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使对方陷入错误而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民事行为。欺诈的构成条件为： 1.有具体的欺诈行为，即将欺诈故意表示于外部。这要求欺诈人有意思表示能力，因此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的行为人、无行为能力人所为的意思表示不属欺诈。欺诈的具体表现为捏造虚假事实、隐匿真实事实、歪曲真实事实三种情形。沉默也可以构成欺诈，前提是沉默者有告知义务。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意义 [摘要]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了许多宝贵的法律文化资源。中国在当前学习西方法律的浪潮中，有必要借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西方法律制度在中国的传播和有效实施培育适合的土壤，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关键词] 法律文化法治本土资源 法律文化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人类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的总和，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法律所持有的思想观念、感情模式及行为模式的总和。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形成，需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本土法律文化，同时借鉴和吸收外来法律文化，并对二者进行适当的本土化整合，进而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符合本土国情的法律文化。中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法律文化，这些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
实的基础。虽然其中的许多法律思想为今天的人们所摒弃，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甚至是现代社会所缺乏的而又是必需的法律文化，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工具主义色彩浓重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一直把法律看成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法即刑”的思想是促成这种法律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古代的老百姓不愿意打官司，因为他们对官府有一种恐惧的心态，从而就不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时的社会从整体来看，“无讼”成了一种最佳的社会形态，“无讼即德”也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法律观念。由此导致了中国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极为淡薄。 （二）“德主刑辅”的法律文化导向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因而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基本精神在法律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西周时期周公制礼，倡导“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为后世的德治开创了典范。自汉武帝时期之后，儒家思想大一统，董仲舒倡导“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中国社会从此处于“礼”的统治之下。统治者用“礼”“德”来统治万民，“出礼则入
浅析近代中国背景下的民族主义 摘要：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就是在现代化和东西方冲突的推动下，中国人民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中国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曾有多种选择。中国民族主义同时担任着政治救亡和文化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各种民族主义表达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再经过抗日战争，民族主义意识在中国深深扎下了根。 关键词：民族主义、“天下”文化观念、历史选择、政治民族主义 正文：民族主义作为历史现象是在近代才出现的。民族主义现象是指以“民族”为符号、动力和目标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或以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意识形态，或以文化传统为依托的情结和情绪。它可以是一种情绪，是关于国家的政治原则，可以是建立民族政权的指导思想，关于民族的一种理想，或者一种历史运动，也可以是个体归属感的需要，等等。民族主义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相当复杂的概念，每一种定义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民族主义的某一种重要特征，每一种理论都有其所观照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隐含着特定的目的，甚至有非常强烈的价值立场。但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对共同未来的一致向往，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众对民族前景的明确期待。民族主义的最主要目标是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它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政治属性，这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最显著的特征。即是说，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民族主义的基本目标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和政府，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决定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其结果，促进了社会生活的一体化，造就了现代民族国家，即建立主权国家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利益首先是从属于某一国家的，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利益是崇高的，必须将维护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来考虑。因为国家必须强大，必须富足，必须有发达的现代工业，才能有效的维护民众自身的利益。此外，民族解放被公认为是民族主义的主题。 民族主义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的社会动员能力。它能够整合社会力量，使政治力量具有文化的合法性，究其原因，在于它对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都要具有更高的更有效的社会动员力量，可以凝聚民心，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它作为一种超越地方和社会阶层的广泛的文化心理现象和政治现象，说到底是民族大众性质的，因而主要是非理性的，在民众心中是一种激情支配的心理状态，是一种激发大众爱憎、造就大众理想的信念，以实际和想象中的民族区分为界的认同感和排他意识，而最终目的是要民族大众尽可能大的物质、精神以至生命的奉献。只要民族主义思想一经转移到大众，便大致成了最简单的信条形态。一旦民族主义思想转变为组织，乌合之众就会变成冲锋陷阵的洪水猛兽。民族主义的历史创造者是由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发动的，精英和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的创造者，解说者，操纵者，他们表现的民族主义狂热，要比其他的社会集团更为强烈。通过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意识形态操作，民族主义以群体的自我寻求和情绪为开端，以价值取向表达历史意向，这就是作为民族大脑的知识分子群体所创造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同样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创造者、解说者和操纵者也是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了整个中国近现代激进思潮和反传统的激进思想。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在晚清时期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原发的”，而是“衍生的”，需要注意的是，它不是直接和完全的移植，而是“应激型”民族主义。历史上中国从来不曾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在中
谈谈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现在的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不算多，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传统文化的概念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在这次选修课时我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听老师讲了几节课，也观看了譬如孔子，孟子以及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之类的影片，所以，我就现在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浅薄的认识以及我最近参考的文献浅显的说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说中国传统文化之前要先阐明一下文化。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的方式及其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由于人们生活实践的复杂多样，文化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层次。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总是处于不断产生，又不断淘汰的过程中。因而，并不是所有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化都可以称之为传统文化，而只有那些具有重要价值，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才得以沉淀，保存，延续下来，成为后世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将这样的文化称之为传统文化。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文化而闻名。其后，经过炎黄子孙长期的创造和积淀，中华的文化愈丰富多姿、博大精深，其成就、其影响，举世罕见。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管是浩如烟海，举世无双的文化典籍，还是瑰丽无比，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抑或是灿若星辰，光芒四射的文化名人。中国传统文化，以她博大的胸怀，收容着万事万物；以她崇高的精神，荡激着世间百态；以她完美的身姿，展现中华的雄浑；以她最顽强的生命力冲破岁月的湮没；以永远不朽的生机和活力，焕发青春，震撼世界。 五千年的历史，弹指间灰飞眼灭，历史的车轮在泥泞的土地上留下了长长的车辙，然而，传统文化却没有随风而逝，而是，在车辙下却被碾得熠熠生辉。学术界比较赞同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是：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于清晚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稳定结构的时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她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鲜活生命的东西。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从文房四宝到四大发明；从中国书法、国画、敦煌壁画到篆刻、印章、太极图；从汉字、甲骨文、钟鼎文到汉代竹简、木版水印，还是到唐诗、宋词、三十六计》、《孙子兵法》,《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易经》、《诗经》、《三字经》、《千字文》等中华经典诗文都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代表民族文化先进性和发展方向的，是和我们今天现代社会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相互统一的。因此也可以说，中国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试题 1．人们为何称妇女为“巾帼”？ A A妇女戴的头饰叫巾帼 B妇女善于织 造 C源于一个叫巾帼的女子的典故 D源于一个叫巾帼的地方 2．在中国名山中，五岳占有显著的位置，其中“中岳”指的是：D A泰山 B华山 C恒山 D嵩山 3. 北方人年夜饭要一般都要吃饺子，其象征意义是：C A团圆美好 B年年有余 C更岁交 子 D五福临门 4、四书包括：《论语》、《大学》、《孟子》、＿B＿ A、《礼记》 B《中庸》 C、《周易》 D、《春秋》 5．中华民族的摇篮是：（C） A黑龙江流域 B松花江流域 C 黄河流域 D长江流域 6、“青梅竹马”取自下列哪个典故（A） A、李白《长干行》 B、白居易《长恨歌》 C、李煜《虞美人》 D、李商隐《无题》 7、孔子是哪国人＿B＿ A、秦国 B、鲁国 C、卫国 D、宋国 8、以下哪个历史人物不属于唐宋八大家的是（D ） A.韩愈 B.欧阳修 C.曾巩 D.柳永 9、普洱茶属于什么类型的茶（A） A、红茶； B、绿茶； C、黄茶； D、黑茶 10、中国有一个传统习俗，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要过“小年”，通常人们要吃：（B） A元宵 B饴糖 C腊八 粥 D饺子 11、耳环最原始的作用是(B) A、女性身份的象征 B、约束女性的行 为 C、装扮作用 D、表示女性已婚12．“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里的“三秋”是指：（C） A三个月 B三年 C三个季度 D三十年13、唐代诗人中别称为诗鬼的诗人是：B A 李白 B李贺 C白居易 D杜甫 14、“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最早是汉代人杨震说的，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A A拒绝收礼 B劝人投案 C替人投案 D向人发誓 15．“交头接耳”这个成语出自下列哪部作品＿A A、《水浒传》 B、《三国演义》 C、《红楼梦》 D、《西游记》 16、在古代大一统时期，拥有领土最多的朝代是＿B＿ A、清 B、元 C、唐 D、宋 17、卢沟桥上大小石狮子有（D）只 A.285 B.286 C.287 D.288 18、“阳关大道”原是指通往那里的道路？（B）A东海 B西域 C南国 D中原 19、我们常说的“鸿雁传书”源自于以下哪个历史故事？C A文姬归汉 B霸王别姬 C苏武牧 羊 D楚汉相争 20、下列哪个不是中国六大古都：A A南昌 B开封 C西安 D 洛阳 21、“回光返照”这个成语出自哪部作品＿A＿ A、《红楼梦》 B、《陈涉世家》 C、《烈女传》 D、《三国志》 22、秦始皇灭六国后，统一了全国文字，这种汉字称作：B A隶书 B小篆 C楷 书 D行书 23．我国是茶叶的故乡，绿茶是最古老的品种，是我国品种最多，产量最大的第一大茶种，下列哪一项不是我国著名的绿茶？D A西湖龙井 B 太湖碧螺春 C庐山云雾 D铁观音24．蹴鞠盛行于那个朝代（B） A.隋朝 B.唐朝 C.五代十国 D.宋朝 25．不属于中国四大佛山的是：B A普陀山 B武当山 C九华 山 D峨眉山 26．朝杖之年，耄耋之年是指多少岁？C A 60岁 B 100岁以上 C 80---100岁 D 70岁
法律文化实际上是关于法律产生、发展以及运行机制的各种观念的总和。 首先，法律文化是支配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这个价值基础被社会化的运行状 态。…… 其次，法律文化作为客观存在物，表现为法律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它标志着人类实现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特殊社会秩序的能力和对社会活动进行有目的的设计、控制、引导的水平。…… 第三，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态，是与宏观、综合、系统的研究方法紧密联系的。其主要特点是，把人类的法律实践活动－－立法、司法、思维视为统一的整体或过程来把握和分析的，其目的在于探讨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性 三纲、五常语出西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但其思想内容则源于先秦诸子之学，如孔子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韩非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三纲五常连用始于宋代朱熹。 有治人无治法: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况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他虽然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但在“人治”与“法治”的论争中，他仍然认为关键是“人”而不是“法”。理由是:法对于治理国家虽然很重要,但法毕竟是人制订的,仍然取决于“人”,即所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即使有了“良法”,也得靠“人”来掌握和贯彻，因此他强调说：“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把“人治”、“法治”之争提到了法理学的高度。 克己复礼为仁:儒家指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为西周之礼。“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出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在早年的政治追求中，一直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并把克己复礼称之为仁。颜渊向孔子询问什么是仁以及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做出了这种解释。因此，可以把克己复礼视为孔子早年对仁的定义。 西周礼治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和“尊尊”。所谓“亲亲”，即亲其所亲，要按照血缘宗法关系来区别贵贱，使亲者贵，疏者贱；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尊亲属，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谓“尊尊”，即尊其所尊，凡居高位的都是尊者，居其下者应尊其上。奴隶和平民必须服从奴隶主贵族，下级必贵族也要服从上级贵族，所有臣民必须服从天子，不许违抗。 西周礼治的基本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谓“礼比下庶人”，就是说礼是用来调整奴隶主贵族内部关系的，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所谓“刑不上大夫”，就是说刑罚的锋芒是指向奴隶和平民的，而不是指向奴隶主贵族。 “亲亲”和“尊尊”既是周礼的基本原则，也是西周立法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应，孝和忠既是伦理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由于周礼出自宗法，西周的统治者主要依靠宗法来维持其内部秩序，所以最重宗法，待别强调“亲亲”。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重“尊尊”，而是因为“亲亲”中的子弟孝顺父兄、小宗服从大宗即已包含“尊尊”。况且“长长”与"男女有别"都是从“亲亲”派生的。由于西周极重宗法，所以“不孝不友”被看成是“元恶大憝”,罪大恶极,要“刑兹无赦”。后来的儒家继承了这种思想，在其《孝经》中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提出“孝”乃“德之本”，“不孝”则是“大乱之道”，因而宣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西周“礼治”的基本特征。“礼不下庶人”主要指礼所赋予各级贵族的世袭特权，平民和奴隶一律不是享受。平民和奴隶毫无权利，却必须承担礼所加给的各种义务。特别是奴隶，只是权利的客体，可以由奴隶主贵族任意宰割。周孝王时的《曶鼎铭》记载，五个奴隶的价格仅值“匹马束丝”。“刑不上大夫”主要指刑罚的锋芒不是针对大夫以上贵族，而是指向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礼、刑的分野，充分说明西周实行的是一种公开不平等的特权法，即奴隶主享有特权的奴隶制法。西周的“等级划分”首先就表现在剥削者和劳动人民两大贵贱等级的区别
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及特点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中的影响 摘要：本文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及特点作了介绍，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其它一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就中国民族主义在21世纪世界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及与作用以及如何去引导进行了探讨。 正文： 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它的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民族的认同为作为单个的人提供了一种合法的归属感，民族国家是人们作为一个群体而效忠的对象。可以说：民族主义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变迁最大的思想动力。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让中国在世界上从一个经济文化科技一直领先的国家跌落成了一个落后贫穷愚昧的国家，中国被列强瓜分，成为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至1895年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澎湃兴起，我们可以将之约略区分为启航期、操演期、着陆期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1895-1918，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力，是一批新兴的知识分子。在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流亡日本，紧接着又有大批青年学生赴日留学，据估计，由1901年至1910年间，中国留日学生共达32,428人，正是这群远离传统体制，赴外留学的新式知识分子，在留学期间，直接、间接受到十九世纪末期盛行欧美之各类民族主义思潮的浸濡，并且通过翻译、著述、散播各项新观念，从而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变成一套可以明确叙说的理念。 1919-1949，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大致开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终于1949年的内战结束，中国共产党建国。1919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解决方式，发动数千名学生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史上，五四运动无疑是一座具有典范意义的里程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日益显著的侵华野心，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存亡绝续，也再度点燃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热潮。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展史的角度来看，对日抗战无疑是由民族主义所激起的一场对外战争，而这场历时绵长、规模庞大的战争，反过来又强化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抗战结束后，中国如愿取消了长达百年的不平等条约的桎梏，国际地位大为提升，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绽露曙光。 第三阶段：1949-- ，从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上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那一刻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开始了艰难而又伟大的民族复兴历程，在经历建国后的成绩与挫折后，中国人民以崭新的姿态进行了改革开放，在经济科技文化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与进步，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一个任人欺辱的民族了。原子弹的自主研发，航天器的一次次升上太空，2008年抗击汶川大地震，并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等等，这几十年的诸多成就无一不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为之一振。 在欧战直接推动的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民族主义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