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科学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彰显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
坚持科学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彰显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
——关于重庆实践探索的理论思考
姜伯奎钟君朱梅易茜
二、搞好“五个重庆”建设，努力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
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全面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要什么样的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明确了我们所要建设的是共建、共富、共享的社会主义，走的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与西欧主权债务危机相继爆发，使西方标榜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黯然失色，标志着西方发展模式开始走下“神坛”，无论是欧洲推崇的高福利“莱茵模式”，还是美英推崇的完全自由“央格鲁-撒克逊模式”，均因其固有
的缺陷而陷入困境。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过度放纵、弊病严重的发展模式，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近几年来，重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五个重庆”建设和促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走民生导向发展之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转型，显着提升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区域竞争力，走出了一条具有西部特色的发展新路。重庆不是把科学发展观光当口号喊、当经念，而是力求做到有载体、有抓手、有措施，特别是“五个重庆”建设就是将科学发展观具体化，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2008年，重庆提出建设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五个重庆”的发展愿景。建设“森林重庆”让百姓多吸氧，过去两年，重庆造林50多万公顷，多释放氧气l000多万吨。2009年，全国44个城市创“国家园林城市”，重庆得分第一。建设“畅通重庆”使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柏油路。建成“二环八射”高速公路网和“一枢纽五干线”铁路网，提前10年基本实现“4小时重庆”、“8小时周边”，城市轨道交通四通八达。建设“平安重庆”通过打黑除恶，建设交巡警平台等措施，让群众的人身、财产和家庭安全有保障。2010年，全国各省区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考核中，重庆得93.48分，排名第一，也成为全国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建设“健康重庆”，让孩子长得壮、老人能长寿。过去两年，重庆新建塑胶运动场
359座，l20多万学生改善了锻炼场所。建设“宜居重庆”让全市百姓，特别是中低收入的市民都有房住，而且环境好。预计到2012年，主城区城市将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8%以上，绿化覆盖率达到45%以上，人均公园绿地达到l2平方米以上，城市中心区人均公园绿地达到7平方米以上。“五个重庆”的提出是重庆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载体，既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事，又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五个重庆”是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缩影，“五个重庆” 是三千二百万重庆人的城市梦想，它所描绘出的美好愿景，使重庆人民迸发出巨大的发展热情。“五个重庆”的丰硕实践成果，充分说明科
学发展观作为当前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所具
有的真理性，彰显了社会主义发展较之资本主义发展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三、坚持以人为本，以民生幸福为导向，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性的基础性活动，概括为“三个第一”：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第一个需要”和“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们吃喝住穿等基本需要的资料，“即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我们的民生是社会发展之本，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5-683）。
民生问题的解决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内在统一于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尊重。民生问题的解决是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自由全面发展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动力和长远目标。对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由于它的没有限制的盲目冲动，由于它对剩余劳动的狼样的贪欲，不仅突破了劳动日的道德上的最高限度，并且突破了劳动日的纯粹生理上的最高限度。”因此，劳动是异化的。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数量和力量越大，他就越贫困，“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广大人民群众只是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而已。资本家解决民生问题是为了工人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以便长远和更多地榨取剩余价值。尽管，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为缓和矛盾，纷纷实行一些福利政策，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所谓高福利是以高税收为前提的，并且惠及人数和群体有限。民生是幸福之本。在重庆，民生就是政治、民生就是经济、民生就是人民幸福。重庆实践突出民生幸福导向，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的因素，着力调节生产和分配关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凸显社会主义本质。重庆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的改善和解决，从2008年以来，连续三年把财政投入的一半投向民生领域。重庆致力于从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的切身利益出发，捕捉发展机遇，发掘发展的动力源；着眼于
生活质量和整体生存环境，以老百姓的实际感受为最高评价标准；其立足点和着力点是把解决老百姓的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把解决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的因素。具体的做法有：建设4000万平米公租房，解决200多万中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提前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使300多万农村老人老有所养；培养照顾好130万农村留守儿童，解除外出务工群众后顾之忧；医疗资源向基层倾斜，让群众看病方便、治病便宜；大力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新增30万就业岗位；建成国家森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打造西部最优的人居环境等等。这些民生工程，有利于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重庆市连续两年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民意调查显示，2011年市民生活满意度高达90.2%，居民安全感指数为96.51%，位列全国第一。“民生幸福”导向彰显了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四、力避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促进共同富裕，彰显社会主义本质生产力作为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作为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二者相互适应和统一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又是劳动者，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社会占有之间的直接结合，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势必走向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
人类社会不懈追求的崇高理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越性。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势必走向两极分化。尽管最近几十年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为缓和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地调整了生产关系，试图把劳动者也装扮成资本所有者，模糊阶级关系，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加严重。近年来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大罢工等西方社会的
重大社会事件无不都是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惹的“祸”。
重庆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将
效率与公平统一于共同富裕。既通过发展生产力“做大蛋糕”，又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分好蛋糕”。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彰
显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一方面，重庆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做大蛋糕。重庆经济总量2010年为7894亿，增速为17.1%，2011年经济总量超过一万亿元，增速
为16.5%。重庆地方财政收入2008年963亿，2009年1166亿，2010年达到1991亿元，2011达到2900亿元。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11.3%和17.8%，2011年同比
分别增长15.5%和22.8%。不断壮大的生产力和财力为调整生产关系，分好蛋糕奠定厚实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重庆注重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方式等生产关系的调整，着眼公平，努力分好“蛋糕”，将缩小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
明确提出到2015年，将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的主城区与边远区县差距缩小到2∶1左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劳分配是主要的分配方式，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按资本分配则是主要形式。重庆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决定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提高到50%以上，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实行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企业利润、高管薪酬“三挂钩”。
实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双联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缩小城乡差距上，建设国家级统筹城乡发展配套改革试验区，市委决定2年消除绝对贫困，实行动态扶贫开发机制，利用“地票”交易和新型股份合作社增
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在缩小区域差距上，实施“两翼”万元增
收工程、“一圈”对口帮扶“两翼”区县等措施。这些措施都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的方式，旨在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公平地“分好蛋糕”，直接或间
接地提高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调动了劳动者和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从而刺激了内需，为“做大蛋糕”提供发展动力。2011年，重庆基尼系数由2010年的0.438缩小为0.421。重庆实践
充分说明，社会主义不但可以做大“蛋糕”，而且可以分好“蛋糕”。走共同富裕之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大大激化了劳动
者的积极性，促进了发展，共富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重庆的实践探索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的命题做出了最好的注脚。
五、“两只手”灵活运用、“国民共进”，发展和驾驭公私资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邓小平在二十年前的南方
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江泽民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较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体现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政府可以实现对市场进行有效宏观调控，从而最大程度地规避市场盲目性风险，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能够通过市场的手段发展资本，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又可以通过有效调控很好地驾驭公私资本，使之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当前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说明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破产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身所无法避
免的内在矛盾。重庆既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保证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把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
在重庆实践中，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灵活运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让市场这只“手”发挥好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例如，用市场化手段，激活城乡资源要素，通过成立重庆农畜产品交易所、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等七大要素市场，为重庆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通过“地票”交易、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等措施，把市场“这只手”真正延伸到农村去变农村土地、房屋、林权等“死资源”为“活资产”，提高农村市场化程度，大幅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促成农民财富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重庆还大力发展微型企业，用市场的手段解决就业等民生问题。二是在市场这只“手”失灵的时候或达不到的地方，政府及时出“手”。重庆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爱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等问题上，政府兜底。三是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同时发力。例如在住房问题上，重庆认识到若完全由政府保障，会造成房源不足，老百姓居住拥挤不堪；若完全由市场配置，有导致房价飞涨，产生大量“房奴”或“蜗居”。重庆建立了政府保障和市场配置并举的“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构建了“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制度体系，从而很好地控制了重庆房价，基本解决了重庆的住房问题。重庆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两只手”的辩证统一，原因在于实现了国民共进，既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又培育壮大民营企业。重庆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其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重庆不断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创造“八大投”和“渝富”等模式，国有资产规模由2001年得0.17万亿元增加到1.25万亿元，成为第4个过万亿的省份，由全国第19位跃居第4位，增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较好地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重庆的国有经济发挥了“第三财政”的作用，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已成为财政“盘子”外筹集重点建设项目资金、支撑重大基础设施和公益项目建设的重要力量，相当程度上分担了财政支出压力，使全市一般预算能最大限度地用于民生、发展和运转。另一方面通过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微型企业，扶持中小企业，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占比由2005年的51.8%上升到2010年的62%，增长率为19.5%，拉动GDP增长11.6个百分点，形成“国民共进”的良好态势。
六、不要少数人的“金主”，要多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邓小平曾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之上，本质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是公器公用，依靠人民群众，把民主与集中相结合，
在平等的基础上强化公平正义，货真价实地在阳光下实现权力运作，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最大的优越性就是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正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所言，如果我们真正运用好民主这个武器，就能调动起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并进而带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这个地区就前途无量。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人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的尊重，人民的意愿得到顺畅的表达，人民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障，就能够激发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广大人民群众就会迸发出满腔热情，发挥出聪明才智，为发展提供永不枯竭的动力。而资本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少数富有资本家的“金主”，是富豪当家作主，走精英路线，少数人剥
削和统治多数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法治是公器私用，形式上的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贫富悬殊的基础上固化贫富悬殊，用“普世价值”掩盖利益争夺，极力维护少数富有资本家阶级
的利益。重庆市直辖以来，历届市委按照中央决策，扎实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2011年12月，重庆市委三届十次全委会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有关问题的决定》，推出了“民主与法治15条”，具体内容包括：完善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健全群众意见顺畅表达、及时办理机制；在干部选拔考核上健全民意测评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程序，使各项决策民主化、法制化；
健全政务公开制度，搭建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直通车”；完善基层自治制度，保障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为全市人民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制度保障；有效实施人大的法律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支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闭会期间依法履职；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维护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确保司法公正；严格执行“零容忍”、“单方退出”的纪律要求，建设“镇得住坏人、帮得了百姓、管得住自己”的政法队伍；完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制度，确保困难群众打得起官司；健全基层综合治理机制，提升社会管理服务水平；完善权力监督制约、保证干部廉洁从政的机制；深化普法示范工程，增强干部群众的民主法治观念。重庆市委以全委会形式研究民主法治建设，领全国各省市之先，体现了市委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态度。重庆市委制定的“民主法治15条”，外修其形，内塑其核，固化了我们党执政中的好传统好做法，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在重庆的实践贯彻和丰富完善，是将重庆经验的理论提升，再用理论指导实践的新探索。“民主法治15条”，从政治上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让每一个市民都享受民主法治的温暖和阳光。这对于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党中央关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长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政治优越性一种积极尝试。
七、克服文化上的“三俗”风气，重塑理想信念，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
精神上的旗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核。邓小平精辟地概括了理想信念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可见，共同的理想信念既是我们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的奋斗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集中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是当前我们的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脱离现实的纯粹观念，而是扎根于现实的具体实践，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突出表现。而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原子式”的生活方式加之
资本增值的贪欲诉求，使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文化危机。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支配下，“每个人都必然力图抓紧良机进行买卖，每个人都必然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乘人之危，趁机发财。”《资本论》形象地说，私人资本“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
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
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
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资本主义私有制使资本控制人心，必将导致交易的欺诈，真情的流失，内心的空荡，人际的虚伪和共识的不足。唯有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才能汇聚人心，凝聚人力，提升人气，彰显资本主义所无法具有的伟大精神动力。近些年，我国在改革开放中迎来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的春天，同时也伴生和涌进了一些以“三俗”为特征的文化垃圾，在腐蚀人们的思想。面对这个情况，文化重庆在打造文化软实力过程中，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把理想与现实，把传统与现代，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倡导的正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的红色文化。这种奋发向上的红色软实力洋溢着革命现实主义，始终把满足百姓的文化需求与陶冶情操融合为一体，催人奋进；具有强大的精神魅力，先进文化、红色文化不但可以照亮人心，把广大民众团结起来，而且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使重庆在挑战无处不在的竞争格局中始终能够发现生机、抓住机遇。重庆重塑理想信念最具特色的活动平台，就是“唱读讲传”。以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为有效载体，让先进文化进学校、社区、广场、院坝、军营、工矿等，累计开展红歌传唱16.2万场，整理编辑《读点经典》丛书28辑，公开发行1600万册，讲了11.8万场15万个故事，手机转发箴言1.7亿多
条，全市干部群众参与面达97.25%。推动重庆卫视改版，成为首个省级电视台“公益频道”。“唱读讲传”已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广泛开展，人民群众成了活动的主体，深深植根于群众的日常生活，植根于群众的心灵深处，成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由“唱读讲传”而生发的价值观正在变成重庆广大民众建设家园的强大动力。
八、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实践群众路线，夯实社会主义的阶级和社会基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主体，也是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在资本主义等剥削阶级的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同剥削阶级的社会地位是颠倒的。他们处于该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最底层，而极少数剥削者倒成了社会的主体和主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尽管由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所导致的社会矛盾比较突出，一些地方的干群关系比较紧张。但任何情况下，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没有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没有变。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通过密切干群和党群关系，巩固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重庆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为切入点改善党的领导，通过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更好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党员干部走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通过为人民群众服务，党群关系得以改善，党
执政的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得以巩固。薄熙来反复强调：“重庆要腾飞，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很重要。一定要切实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员干部的精神境界，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眼睛向下，动起来，跑下去，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重庆以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为主线，以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目的，集中开展了“三项治理”（治理公务人员收送“红包”、领导干部超标准使用公务车、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违规经商办企业）和“三项行动”（解决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建设、基层执法单位违规执法、侵占惠民资金突出三个问题），既“稳准狠”集中查纠突出问题，遏制了歪风邪气蔓延势头；又着眼治本、着眼预防、着眼制度建设，力图从根本上铲除了腐败滋生的土壤。有力地维护了政府的权威，巩固了全市各级人民政权。重庆珍视群众路线这一传家宝，深入推进“三项制度”建设（基层党组织书记每周一次接待群众制度，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每年两次进家入户走访群众制度和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制度），使基层党建工作在工作内容与工作形式上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群干群关系大大改善；扎实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等密切联系群众的“三项活动”，变“上访”为“下访”，在制度层面上建立完善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有
效反映和解决，信访和群体性事件明显减少。民调显示，群众对“三进三同”满意率达到97.8%，对“结穷亲”的满意率达到97.3%。这些举措有效彰显了党的执政能力和社会主义优越性。2012年2月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中组部评
选的地方组织部门“十佳”特色工作，“三进三同”、“结穷亲”工作名列其中。事实证明，基层无小事，群众身边无小事。重庆用制度化的方式，让广大干部深入寻常百姓家，了解真实的民情，倾听真正的民意，真情体察群众疾苦，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把解决好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作为基层的“国家大事”。站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历史潮头，我们国家必须面对在社会主义低潮期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竞争和合作这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从来没想象过的，因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将很快带动整个世界潮流，却从来没想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要长期共存。面对这个问题，就有一个挑战是绕不开的，那就是如何在加快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彰显社会主义本质的同时，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和制度的优越性。重庆实践在这个方面或许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正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所言：“如果我们既能高速、优质地发展经济，又能实现共同富裕，让广大人民群众从内心感到满意，就是在书写历史，就是为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发展探路。”可以说，重庆实践深刻反映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牢牢抓住发展不动摇，既强调发展结果，又注重发展过程，激发了幸福动力、和谐动力和群体动力，使广大人民群众既是改革和发展过程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又成为改革和发展的受益者。（作者姜伯奎，中共重庆市委副秘书长；钟君，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主任助理；朱梅，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干部；易茜，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