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闻周刊2012年第19期
本期目录
[瞭望论坛]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动摇
[热点观察]
·电信诈骗手法升级
·寻求中小企业结构性减税空问
·“用工荒”缓解后的隐忧
·农民生产性“隐形负担”加重
·农民生活中的“三本账”
[时评]
·持续打击个人信息泄露犯罪
·农田水利要在保障上下足功夫
[专家视点]
·读者笔锋
·漫画杂感
[专题报道]
·共建和谐的法治逻辑
·推进社会和谐的现实路径
·增强依法行政意识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行政复议制度改革之势
·行政复议制度关键点突破
·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前行
·香港法院审理“民告官”案为什么少
[专家视点]
·时事聚焦
·瞭望前瞻
[高层决策背景]
·对话中央编办翻主任张崇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积极稳妥推进
[特稿]
·实现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双赢”
·透视美国“新三线”军事战略
·保密为国家信息安全护航
[时评]
·日美“共同愿景”着眼哑太主导权
·根治“进场费”为民生清障
[视野]
·在版权输出上下功夫
[国情国策]
·“绿道”求解城市化挑战
[人物]
·常嘉煌：未完成的“使命”
[专家视点]
·焦点人物
[财经]
·通用航空亟待“制度动力”助飞
·自主品牌突围的长安探索
[南辰汽车聚焦]
·北京车展的豪车风向标
[社会]
·一周网谈：网民呼吁对“问题彩民”进行专业研究和干预(三则)
[国际评论]
·国际关系中的“双核”动力源
·驴象对决：罗姆尼挑战奥巴马
·北极资源争夺热度抬升
·世行与IMF,春季年会乏春意
·欧盟可再生能源战略路径
[科技·文化]
·“抢”出来的巾徽子第三种振荡模式
·何谓“中徽子”
·音西舞剧的新突破
[专家视点]
·形成推动国际体系转变的合力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动摇
《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9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882字
文/韩保江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作出的重要决策和论断。坚持这“两个毫不动摇”，既是基于历史教训和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本质要求。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是国家引导、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仅有利于从制度上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而且有利于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以及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协调统一。因此，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自主发展的基本制度条件。近年来，国有企业在战胜各种重大自然灾害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证明了这一点。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首先，…要科学定位国有经济功能，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应主要发挥三大功能：一是安全与稳定功能。节约政府稳定经济的交易成本。包括有限度地调
节经济运行，最大限度地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通过国家适时的资金投入，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矛盾，稳定社会局势。二是调控与引导功能。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实施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具有重要的政策引导和产业引导作用。三是支撑与服务功能。国有经济要着眼国民经济发展大局，在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证。
第二，要继续大力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载体，以股份化改造为路径，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和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不仅可以摆脱国有独资企业“政企不分”和“封闭式融资”的体制枷锁和发展“窠臼”，而且可以通过融入新的“出资人”，实现“所有者归位”，形成真正的人格主体和清晰的产权关系。
第三，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理顺“新三会”、“老三会”之间的关系，努力形成企业治理合力。
第四，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机制。一方面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承担起国有资本预算者和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推动者的角色，不为“贪大求洋”而盲目地“铺摊子”。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扮演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监管者和国有资本收益分配者的角色，既要保证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资本积累”，又要保证全体国民能够充分分享到国有资本增值的“蛋糕”。防止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内部化”。
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联系，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在机制上有利于形成对公有制经济的竞争压力，进而形成促进公有制经济提高效率的“鲶鱼效应”，而且在创造就业机会、吸纳下岗职工、推动技术创新、满足市场需求多样性、增强社会经济活力等方面显示出极大的活力和优越性。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关键是赋予其与公有制经济相同的“国民待遇”，降低准入门槛，拓宽发展领域，做大做强的非公有制经济，会成为推动国有经济重组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市场力量。为此，首先要加快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加快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其次，要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真正铲除限制或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和民间资本发展的“玻璃门”和“弹簧门”。只要没有法律明文禁止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的领域，都要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和民间投资在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所占比重非常低，据统计，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占13 .6%，在教育中占12.3%，在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中占11.8%，在金融业中占9.6%，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中占7.8%，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占7.5%，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占6.6%，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占5.9%。不难看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空间还很大。但关键是要切实向非公有制经济敞开大门。
其三，要加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创新力度，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切实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的融资难、税负重等现实困难。口
电信诈骗手法升级
《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9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723字
电信诈骗花样翻新，暴露出个人信息资料缺乏有效保护、身份证挂失机制缺失、通信工具实名制难以落实等问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郑良
新一轮打击整治电信诈骗犯罪行动，在福建安溪展开。《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解到，2011年底以来，当地警方已破获多起特大电信诈骗系列案件，受害者遍及全国。
此前，安溪县被认为是国内电信诈骗犯罪的重灾区，警方曾多次开展专项行动。有一段时期内因诈骗团伙集聚，该县境内一座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被媒体称为是“全亚洲最繁忙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
当地公安机关负责人向本刊记者表示，当前源于安溪县的电信诈骗犯罪手法出现了升级。不法分子通过收集受害人信息资料，有针对性地设计骗局，利用无记名上网卡实施诈骗，并使用他人身份证大量开设银行卡转账，犯罪手法更加隐蔽，打击难度加大。
电信诈骗花样翻新，暴露出个人信息资料缺乏有效保护、身份证挂失机制缺失、通信工具实名制难以落实等问题。受访专家指出，若干问题亟待立法解决，只有建立源头治理机制，屡打不绝的电信诈骗犯罪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精心策划设骗局
2011年8月24日下午，福建惠安县高中毕业生任某在家里接到了自称是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的电话。
“教育局工作人员”准确报出了任某的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后说：“你今年高中毕业，马上要上大学了，根据国家政策，考上大学可以获得补助款2790元，今天是最后一天办理补助的日期，如果要办理请跟市财政局王主任联系。”
任某根据对方提供的电话拨打“王主任”的电话，“王主任”询问情况后，要任某带着银行卡到A TM机上，输入一组“财政银行的专用链接码”和验证码，完成个人银行卡和财政账户的连接，便于财政局将补助款打到任某账上。
在ATM机上，任某根据“财政局工作人员”电话指示，按“转账键”，输入所谓“专用链接码”（实际上是转入账号），再输入“验证码”（即转账金额）。
就这样，任某先后两次操作，将3万多元存款汇入诈骗分子的账户。
据惠安县公安机关介绍，去年8月以来，全县各乡镇先后有20多名群众被犯罪分子冒充教育部门诈骗，被骗金额少则上千元，多则数万元。
2011年底，泉州警方摧毁了这个电信诈骗团伙，抓获刘才丁等19名以安溪长坑籍为主的涉案人员。公安机关查明，2011年8月以来，该诈骗团伙通过网络购买学生、家长、车主等个人信息资料，以“九年义务教育可退费”、“上大学可获补助”、“购车可退税”等为诱饵，实施诈骗犯罪数千起、被骗者上万人，分布全国20多个省份，涉案金额2300多万元。目前，19名涉案人员被依法移送起诉。
嫌疑人刘才丁在看守所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他们掌握的个人信息主要从互联网上购买而来。“现在网上贩卖个人信息的很多，我们通过百度搜索后，一般是通过QQ与卖家联系，付款后对方会通过QQ或电子邮箱将购买的信息发过来。”刘才丁说。
据其透露，购买学生信息一般是每条1至1.5元，包括姓名、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就读学校等；车主信息每条6.5至7元，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购车时间、车型、车牌号等。
刘才丁告诉记者，2011年8月至11月，他们每天都会在网上购买个人信息，每次购买300条，前后共购买了3万余条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实施诈骗。从操作情况看，这些信息准确率达到99%。
泉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教导员陈宗庆说，去年以来，泉州安溪的电信诈骗手段出现升级，不法分子利用当前个人信息资料保护机制缺失的漏洞，有的从互联网上大量购买个人信息，有的从医院、商场、车行、房地产公司等单位“批发”个人信息，精心策划设下骗局，“有的放矢”实施诈骗。
从发案情况看，不法分子这一阶段主要针对产妇、车主、储户、农民等，编造“国家有生育补贴”、“购车退税”、“网上银行系统升级”、“家电下乡补贴”等理由，诱骗受害者在银行ATM机上实施转账操作，将钱打到诈骗人员账户。
惠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王慧说，诈骗分子能够屡屡得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掌握了
受害者真实信息，从而根据受害者个人情况，设计了相应台词，“犯罪团伙对拨打电话实施诈骗的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第一句话该说什么，对方疑心应当怎么应对，通常遇到的问题应如何回答等环节都作了精心设计。”
打击诈骗需多方配合
今年3月以来，全国多个省份建设银行储户收到来自“建设银行”的短信称，“网上银行U盾需要升级，请登录本行网站升级。”短信还提供了“建行”网址，全国各地50多名储户登录该网站进行“升级”操作时，账号和密码被嫌疑人事先植入的木马程序窃取，随后，其银行存款被盗取。
银行和公安机关发现，嫌疑人藏身于安溪作案，当地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经侦查，以王某为首的诈骗犯罪团伙进入了专案组民警的视线。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王某雇用他人向全国各地建行客户发送短信息，以建行U盾需要升级为由，通过制作虚假建行网站、利用木马程序窃取客户账号及密码将钱转走。
3月30日，专案组制定详细的抓捕方案，调集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警力100多名，兵分三路同时突击开展收网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等12人，缴扣电脑18台、手机25部、银行卡100多张等作案工具。
陈宗庆告诉本刊记者，公安机关对不法分子进行转账、取款涉案的银行卡全部进行审查后发现，这些卡都是用他人身份证开立的。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先从网上购买他人遗失或被盗窃的身份证，然后用这些身份证到银行大量办理银行卡，用以转账、取款。
陈宗庆说，这些身份证对应的人员遍布全国各地，诈骗人员一旦得手，迅速将账户上的资金分转到数十张银行卡上，分别取款。公安机关很难在第一时间查询并冻结涉案账户，打击犯罪、有效追赃因此面临着不小的难度。
诈骗人员利用无记名通信工具实施犯罪，是当前电信诈骗犯罪的又一特征。“建行网上银行U盾升级”诈骗案件中，诈骗人员使用无记名的无线上网卡、手机卡作案，并不断变换作案场所，公安机关相关部门很难通过IP地址、通信记录等线索查获犯罪嫌疑人。
有警方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尽管近年来央行、工信部等主管部门一再强调要落实实名制，但在实践操作中，一些银行和通信企业为追求发卡量和经营利润，忽视了安全管理，导致实名开卡名存实亡。
另有公共安全管理领域的专家表示，一个社会管理成熟的国家通常表现为“外松内紧”，在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的表象之下，其实有着各项严格执行的人口基础信息登记制度作为后盾。抛开发达国家完善的征信体系不说，美、日、德、韩等多国近年来也相继出台法规，力推手机实名制，并规范无线通信设备的使用。
完善源头治理机制
3月份以来，福建安溪的打击整治电信诈骗行动持续加大力度。据悉，各乡镇尤其是长坑、魁斗、凤城、城厢等“重点乡镇”，当地党政干部和公安干警每周至少要进行一次集中清查。
当地公安民警告诉记者，安溪县委、县政府专门部署打击行动，福建省公安厅、泉州市公安局刑侦部门负责人近期都专门到安溪督导整治工作，上级公安机关给各派出所下达了明确的打击整治目标，各派出所纷纷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行动，截至目前已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38人。
但要有效遏制电信诈骗犯罪，仍需建立和完善源头治理机制。福建省公安机关有关负责人指出，当前电信诈骗犯罪之所以花样翻新，屡打不绝，与一些金融、通信机构只追求经营业绩、忽视安全管理有着很大关系。
上述负责人建议，可从立法层面落实银行卡、通信卡实名制，尽快完善个人信用体系建
设；强化对个人信息的制度性保护，加大对泄露、出售、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打击力度；建立身份证快速挂失机制。
针对诈骗人员使用他人遗失或被盗窃的身份证开设银行账户以逃避打击的情况，接受采访的福建警方人士建议，应加快建立身份证挂失机制，对于挂失的身份证可予以冻结，不得再次使用；对于借用、出售个人身份证给他人使用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不过，由于目前国内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规分散，各类操作细则不够周全，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界定并不明确，执法力度仍有待保证。
此前，工信部已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作为个人信息领域的非强制性标准予以推广，希望强化行业自律。该领域内的统一立法虽然呼声甚高，但仍无实际进展。
此外，落实银行卡、通信卡实名制，是加强社会管理的大势所趋。受访专家援引国外案例提出，一方面要严格限定公权力介入社会、经济领域的路径方式，另一方面也要依法强化对发卡银行和运营商的监管，对于违反相关法规者，应追究其责任。□
寻求中小企业结构性减税空问
《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9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189字
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税制结构，取消不合理收费，让税费减负政策切实惠及中小企业。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一年要缴纳150万元所得税、42万元营业税、250万元增值税、11万元印花税、29.2万元流转税附加，以及260万元左右社会保险费。”4月15日，浙江省一位民营企业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因为我的企业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所以享受15%优惠税率，否则，税费压力更大。”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正处于成本增加、融资难度大、结构性用工短缺矛盾凸显、能源价格变动对企业影响较大的困境中，而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税费负担偏重，也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绍荣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小企业税费负担偏重，严重制约了企业进一步扩大规模、推进转型升级，这个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采访中，多位受访者认为，企业减负除了自身练好内功外，更需政府进一步完善税制结构，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多种措施，降低中小企业经营成本，尤其要取消不合理收费，让税费减负政策切实惠及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面临多重困境
“…十一五?时期，中小企业新增城镇就业岗位4400万个以上，已经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渠道。”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李滨生介绍，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工商登记中小企业已接近1200万家，超过我国企业总数的99%，不仅贡献了我国50%以上的税收，更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由于近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国际市场动荡的冲击，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困难，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生产要素价格较高，税费负担较重，融资困难，用水用电难，劳动力成本上升，订单减少等方面。一些中小企业亏损严重。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亏损面为12.98%，亏损总额达到1439亿元，同比增长了29.01%。“中小企业职工劳动经济权益实现因此受到冲击，面临
减薪、欠薪，甚至失业的困境。”李滨生说，“招工难，结构性用工短缺等障碍，也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甚至加剧了一部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1年底公布的对全国4225位企业家的问卷调查显示，民营企业家对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评价走低，尤其是对法律环境和文化舆论环境的评价相对于经济和市场环境更低。
“当前民营企业家面临企业发展信心和动力不足问题，值得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兰认为，“要加大减税力度，减轻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
减轻税费负担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要缴纳和承受的税费较多。比如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等；费则包括教育费附加、水资源费、排污费、社会保险费等。另外，还包括有关部门提供有偿服务收取的费用等。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作为非税收入的各种费，本来在财政收入体系中居于补充地位，但近年来却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一季度全国非税收入4118亿元，同比增长53.3%。其中，地方非税收入3472亿元，同比增长50.1%。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也认为各项收费过多、过杂、过乱，他举例说，“比如建个厂房就有图审费、白蚁防治费、质检行政费、房产测绘费等三四十项收费。”
“因此，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涉企收费项目比落实好各项税费减免政策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全国政协政法委副主任、甘肃省原政协主席陈学亨介绍，自2004年起，政府就一直进行结构性减税，但这并未缓解中小企业税收压力。而且，多位受访者认为，尽管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适用税率基本相同，但中小企业多处于竞争性领域，利润较为微薄。因此，中小企业对税费负担更为敏感。
“费改税”应加大改革力度
中央一直致力于减轻企业“费负”。温家宝总理曾在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规范非税收入管理”，2011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加强税收征管和非税收入管理”。
从目前情况看，尽管中央政府加强了对非税收入的规范与管理，但一些地方政府为完成增收目标，有些却在税收不同程度下降的同时，又出现财政收入“税不足费来补”的现象，企业负担没有明显减轻。
多位受访者认为，中小企业税费负担没减轻的主要原因，是治理乱收费过多地放在了“运动式”的治理上。而且一些旧的收费项目取消后，又以新的收费名目出现，如此反复地陷入一种怪圈。
“收费收入在我国政府预算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很高，比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要高得多。我国减轻税费负担的前提，是做好费改税。”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陈明生说，“税收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强制征收的财政收入，而收费是凭借政府行政部门或经济主管部门的权力及有关规章而收取的，具有较大的随意性、非规范性和部门利益性。”
在陈明生看来，正因为中小企业一年中承担的“费负”不亚于“税负”，偷漏税成为一些企业“自我减负”的做法，“如果…费负?得不到有效遏制，降税的正效应多半会被…费负?增加所抵消。”
寻找结构性减税的空间
从本刊记者调查情况看，当前迫切需要实施全方位的政策引导，通过减税、减费等方式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做到既“晓之以理”，又“诱之以利”，使中小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在主营业务领域转型升级。
“应加大费改税力度，对现有的政府收费进行清理整顿的基础上，用税收取代一些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通过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初步建立起以税收为主，少量的、必要的政府收费为辅的政府收入体系。是一种整顿…预算外资金?、规范政府收入机制的有效措施。”李绍荣认为。
“要切实为中小企业减轻负担。”李滨生建议，“加大对企业负担的专项治理力度，为企业适度减轻营业税、增值税等，取消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用减免登记费、注册费等方式鼓励创业，从严查处加重中小企业负担和侵害中小企业权益的行为，并将违法违规收取的费用如数退还企业。”
“对存在困难的中小企业，应实行一定时期内的水电费、税金减免政策或缓交政策，为企业分担一部分…五险一金?开销，帮助这些企业降低成本、节约开支，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恢复生产上，确保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避免欠薪、失业等情况集中恶化，保持职工稳定。”李滨生说。
“认真梳理中央和地方以及重点产业调整关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和收费减免政策，以及清理涉及中小企业的收费和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规定。”陈学亨认为，“要严格审核各类执法依据和法定职权，明确执法权限，规范执法行为，取消中小企业年检，降低中小企业税费。”
“减轻税费负担，加大改革力度，可以提振企业家发展信心和创新动力。”李兰建议，“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降低中小型微利企业…门槛?，切实降低小微企业的所得税税率；要借助税收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比如对连续几年经营状况好的民营中小企业实行差异化税收政策，以及对于信用记录良好的民营中小企业，可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在李兰看来，还需要完善科技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民营企业在技术开发经费方面的支出和引进科技人才方面的支出可适当给予税收优惠，鼓励民营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要扩大民营企业税收优惠范围，同时优惠形式也要多样化，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降低税率、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设备投资抵免、在投资退税等多种形式。”□
“用工荒”缓解后的隐忧
《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9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066字
在用工稳定的表面背后，是不少工人处在低工资、低预期的低水平就业状态，这种异常状态，潜藏隐忧。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攀吴涛
在第111届广交会上，《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发现，因欧美市场复苏乏力，导致外贸出口订单未有什么改观，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需求下滑态势可能仍会延续。这也许会有利于缓解自2005年以来的“用工荒”难题，企业用工趋向稳定，降低了工人流动性。供需双方市场性质的变化，或许就会带来就业机会降低下的工人“低工资、低预期”等低层次就业问题。
订单下滑缓解“用工荒”
眼下，本届广交会已进入第三期。这届广交会召开的背景，是欧美经济复苏乏力、全球市场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截至目前，海外采购商到会数量稳定而成交意愿则不强。这是我国参展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普遍感受。
广州市怡和艺品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伍世欢说，今年一季度，公司销往欧美市场的铁制工艺品订单减少了近15%。中国机电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广交会一期累计出口成交18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5%，其中欧美市场订单量分别下降了30%到41%。订单少直接
导致部分企业和行业用工需求大幅下滑，一些企业还选择了通过裁减人员“瘦身过冬”。
一些公司则通过“自然流失”方式减少人手，降低成本。浙江木艺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关凌云说，公司现有500多名工人，每年的流失率为20%到30%，在同行业里，这个比例算是相对较小的。“我们今年和明年都不打算招人。按照估计，今年的订单会减少30%左右，而工人的流失率也在30%左右，这样基本能实现工人与订单的平衡。”
在此状况下，有的企业认为，由于订单量今年全年都不太可能快速回升，其直接影响就是企业用工需求仍会处于下降状态，自2005年前后开始的东部沿海地区企业“用工荒”问题会得到缓解。“就我们企业来说，眼下没有用工的问题。”关凌云说，由于订单数量下降，公司的工人将可能会有一部分回流到原籍。估计过了4月份，一些工厂的用工还会下降。
春节后本刊记者在珠三角用工集中的东莞、深圳、广州等地调研时已发现，虽然节后企业用工缺口短期放大，但企业用工已经“不荒”。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士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根据春节前调研和企业反映，春运结束时广东地区企业员工返岗率将达到90%左右，预计企业用工缺口在节后的短期内将比较突出，缺口峰值可能达80万至100万人次，但元宵节后全省市场整体求人倍率将逐步回落至1.1或以下，用工缺口将得到缓解。
许多企业的感受也印证了这一点。东莞伟隆手袋皮具制品厂的招聘人员吴胜群说，年年都说招工难，但实际上都还是能招到工人的，过了元宵之后工人们就会陆续回来。广州市番禺区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办公室表示，根据调查，番禺区各镇（街）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招工难”现象，但企业用工仍然较稳定。原因主要是经济转型升级后技工缺口增大，“供少需多”，而一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则因劳动时间较长、强度较大、工资较低且工作环境、企业文化竞争力较低，招工就面临工人不愿来的压力。
“低水平就业”状态
企业反馈信息显示，在用工稳定的表面背后，是不少工人处在低工资、低预期的低水平就业状态。这种状态会潜藏某些隐忧。
“出口形势不好，现在的工人反而比以前稳定了。”江苏中江集团海外贸易分公司总经理祁沁午说。他分析认为，工人流失率高的时候通常是大多企业订单都繁忙的时候。企业间还相互挖工人。许多企业现在订单都少，企业不会“抢工人”，而工人除了有一技之长的，要想找一份好工作也不容易，因此工人就不随便换工作了。
稳下来的背后，是受企业经营状况影响，工人处在低工资水平状态的现实。上海新昌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彬说，以他所在企业为例，工人正常的工资水平是3000元，现在因为工厂开工不足，工人的工资也受到影响，从原来的3000多元大幅下降到现在的1000多元。“现在的订单也是不够工人做的，可我们不能把工人全部裁了，因为担心有订单时找不到人做。只能用基本工资养着。而工人也愿意。因为，他们很难找到新工作了。”余彬说。福建、广东、浙江等地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负责人也表示，这种情况具有一定普遍性。
不少参加广交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负责人承认，当前这种低水平就业下的劳资关系风险也会加大。福建龙岩联美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可光说，今年以来公司用工减少，工资也下降。“现在物价都在涨，可没有订单，企业很难，工资很难涨，有的还只能下跌。工人是很焦急的，大家也明白企业情况，知道是不得已的，可长时间都没有好转的话，工人肯定受不了。这也给企业造成很大压力，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引发争议、纠纷。劳动部门、工会应当关注这些情况，帮我们出出主意，看看怎么应对。”
订单短小散伴生“日薪市场”
本刊记者在广交会上采访了解到，伴随订单不稳定，珠三角、长三角一些基层地区和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出现以零散化、“游击化”用工为特征的“日薪市场”。这在满足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用工需求的同时，也会蕴藏劳资关系风险。
一些受访企业表示，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使客户也没有稳定的市场预期，造成订单零
碎且不稳定。这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不小的冲击。“没有订单时，企业不可能一直养着大批工人等订单，养不起；可大量订单突然来时，企业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有单可做，忧的是一下子没有足够的人来做，以致误了合同工期。”由此，催生出“有单时能干活，干完活拿钱走人，不需要企业养”的用工需求。
现在有的新生代工人似乎也愿意这样的方式：不进工厂，不用受上班的束缚，而且是现钱到手，痛快。没钱了，工作几天；花完了，再去找工作。
在本届广交会上，有的企业用“工厂做一单换一拨人，工人干一票换个地方”来形容这种用工模式。生产基地曾位于浙江的上海一生活用品有限公司营销负责人就说，他们企业用工近200人，其中相当比例就是由“包工头”带来的工人组成。“由于…就业队?主要来自于河南，去年企业干脆搬到了河南。”一些广东企业用当地语言“炒更”来形容这种用工形态。
广州新塘的一家制衣厂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订单日益短小散，企业不愿意增加无单下日常维系负担，一般都在获得订单后采取日薪方式临时雇用工人，有的时候这种“日薪市场”工人能占到企业用工的六七成。
这种情况还称不上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用工的主流，但却受到部分中小企业特别是一些竞争力在削弱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玩具鞋帽等类企业的认可。广东省皮具行业协会负责人说“有企业愿意做，主要是图个方便。”但他表示：“日薪市场”其实对企业长远发展并不利，不仅不利于扩大生产，产品质量也不容易保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日薪市场”不规范甚至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并不罕见。一家企业坦承，由于企业现阶段主要依靠包工头拉来的工人队伍，“合同是和包工头签的，由他再分配，公司不再跟工人单独签合同”。在“日薪市场”较为发达的广州新塘镇，一些二十几岁年龄的“打工者”说，自己干一天拿一天钱，劳动合同、养老保险统统没有，“也想不了这么长远”。
关凌云说，“日薪市场”看似是两方情愿的市场现象，但还是容易对劳动者权益构成损害，对企业长远也不利。有长远眼光的企业不应该依赖这种模式，有关部门也应该加大对这种用工形式的监查力度，防范劳动就业的风险。□
农民生产性“隐形负担”加重
《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9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961字
农业生产成本急剧攀升，挤压农民收益；农产品价格非理性波动频繁，导致“丰收后的滞涨”、“价格飙升后的深跌”，这些或将继续成为影响农民持续增收和农产品供给稳定的隐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柴骥程甘泉张兴军
“把农资成本降下来，也是减轻农民负担。”得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想要了解农民负担，河南省息县彭店乡张庄村种粮大户柳学友脱口而出。他说，种粮成本上涨过快是农民新的“隐形负担”，越来越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刚取消农业税时，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特别高，把很多荒地都开出来了，可现在，外出打工的积极性明显高于种地。”他告诉记者，张庄村农民家庭收入来源的结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过去种地收入占60%，打工收入占40%；但现在种地收入只能占20%，打工收入占80%。”
而单一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剧烈波动频繁发生，也使农民心有余悸。江西省上高县敖山镇生猪养殖户王海清自2003年开始养猪，至今已有近10年，养殖规模从十几头存栏母猪
发展到将近100头。他认为自己能发展起来最关键的原因不是“决策科学”，而是“意志坚定”。最困难的时候，他曾通过变卖值钱的家具、首饰来继续维持养殖。
当前正是春耕时节，本刊记者近日在河南、江西、辽宁等农业大省采访发现，农资价格不断攀升，农产品暴涨暴跌，市场风险加剧成为当前农民普遍反映的“闹心事”。新时期农民生产性负担从直接负担向隐形负担转移，成为影响农民种养殖积极性的不利因素。受访专家建议，通过加大财政补贴支持、扶持规模化生产、健全农业生产风险保障机制来减轻农业生产性负担，实现农民收入增加，保障农产品供给稳定。
农资价格上涨挤压农民收益
河南兰考县葡萄架乡贺村42岁的农民王红卫种了4亩地，养3头母猪，维持着典型的小农式生产经营，精耕细作下来每年收入约有2万元，这是四口之家主要的家庭收入来源。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一年可以种小麦、玉米各一季，扣除肥料、种子、浇水等成本后收入为750元/亩，加上种粮直补等各种惠农补贴共计93.8元/亩，最后收入在840元/亩左右。
但这样的收入状况维持起来变得越来越难。“这两年农资价格上涨太快，抵消了国家惠农政策补贴带给农民的好处。”王红卫随口举了几个例子，柴油价格现在是7.84元/升，5年前5元/升；电价上涨，每亩地浇地费用要高出10元；目前玉米种子60元/袋，3年前只有35元/袋；尿素去年80元/袋，现在涨到100元/袋……
据江西省价格成本调查监审局对省内261户粮农调查显示，2011年气候总体利好的情况下，早晚籼稻亩均种植成本为717.71元，同比上升13.01%；与此同时，早籼稻均价同比上涨15.49%，晚籼稻同比上涨11.51%，水稻价格平均上涨13.5%。这也意味着，粮价上涨带来的收益基本被生产成本上升“吞噬”。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山东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王新志等研究者分析，在通胀压力下，此轮农资价格上涨势头尚未结束。柴油调价后，一方面，我国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接近54.5%，柴油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反映到种植成本上；同时，油价上涨还将进一步向化肥价格、运输价格等传导，国家给予农民的柴油补贴难以覆盖油价上涨带来的农资成本压力。在此背景下，农民生产成本上升挤压收益的趋势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涨滞交替风险加大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我国农产品价格整体上呈现波动趋缓态势，但也表现出新的特点：分品种、分区域单一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剧烈波动频繁；多种农产品价格此起彼伏、轮番上涨。以生猪为例，近年来，“猪周期”频率明显缩短为3年左右，并且振幅进一步加剧。最近的一轮“猪周期”从去年9月份猪粮比价7.57:1的最高点，到最近跌破猪粮比价6:1这一盈亏平衡点，仅6个多月时间。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谭砚文分析，农产品生产具有周期性、季节性，一方面城市居民平均一天“一斤菜、四两粮食、二两肉”的需求变动不大；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者对农产品价格的反应程度要大于消费者，因此使得农产品市场的波动呈发散型特征，在缺乏有效的市场调控时，价格波动的幅度往往会越来越大。
生猪价格是农场品市场波动的一个集中反映，近年来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现象此起彼伏，频繁上演。2010年小宗农产品如大蒜、生姜、绿豆等价格“疯涨”；2011年以来海南的香蕉、内蒙古的土豆、山东的白菜、山西的红枣等频频遭遇滞销、价格“跳水”；进入2012年以来，大葱、玉米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再起波澜。
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像过山车一样不稳定，增加了农民风险性负担。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说，农民是产业链上最弱势的一环，躲不开价格暴跌，农民就损失惨重，农民通过经营农业很难有稳定、预期的收益，不利于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发展，也易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
江西省新建县农业局分管养殖的党委委员徐樟海说，对大部分养殖户来说，这些风险不仅带来经济上的压力，还是心理上的沉重负担。现在饲料、人工、环境成本上涨快，农民搞规模养殖越来越难。“好比挑扁担，一头挑的是成本越来越重的，一头挑的是风险越来越大的。照这个趋势下去，要是哪天挑不动了，还能不撂挑子？”
减轻生产性负担需多措并举
受访专家认为，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1.4%，连续两年增速超过城镇居民，来之不易。然而农业生产成本急剧攀升，农产品价格非理性波动频繁，将继续成为影响农民持续增收和农产品供给稳定的隐患。多位受访专家建议，应多措并举减轻农民生产性负担。
首先，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提高对农民补贴力度。在发达国家，农产品的成本中1/3至1/2均来源于政府补贴。以水稻为例，我国目前一亩田补贴100多元钱，约为种粮成本的1/5，提升空间较大。与此同时，从各国经验来看，农业须作为公共产品来看待，应进一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抓好中央一号文件中农田水利、农业科技等利好政策在基层的落实，通过基础设施改善让农业生产成本切实降下来。即通过“一补一降”，减轻农民生产性负担。
其次，为农业生产实现适度规模化经营提供制度环境支持。规模化产业化是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然而实现规模化经营，还需一系列制度跟进，包括：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有序流转；优化农业补贴政策，奖励引导农民向种养殖大户发展；配套跟进金融服务，在抵押方式、利息贴补方面给予更多优惠，为种养殖大户提供贷款支持；加强农资价格市场监测、农产品信息监测发布，改进市场调控手段，打造一个稳定的农产品市场贸易环境等。
第三，对部分市场或自然风险大的农产品，有针对性地建立相应风险保障机制。如农业保险不仅有助于分散风险，实现规模化；而且还是一种财富转移手段，稳定农民收益预期。目前，我国农业保险补贴“现实规模”不足“理想规模”的十分之一。在扩大农业保险险种、覆盖面以及补贴资金规模方面的同时，建议通过健全相关法律对市场进行规范，并建立分散巨灾风险的有效机制，推动农业保险健康发展。□
农民生活中的“三本账”
《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9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611字
教育账本、医疗账本以及物价上涨引起的日常生活账本日益沉重，影响了国家惠农政策补贴带给农民的好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柴骥程王政初杭汪伟张兴军
辽宁西北部科尔沁沙漠南缘的阜新市彰武县的乡村学校撤点并校以后，该县阿尔乡镇北甸子村村民马义的孙女每天要乘坐校车从北甸子村辗转到7公里外的阿尔乡读书，“把学校集中到乡镇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做家长的很高兴。可是多出来的这些费用真让人犯难，孙女的交通费用和饭钱，至少相当于5亩地的收入。”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后，《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河南、浙江、辽宁等地采访时了解到，随着近年来中央取消农业税和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出台，农民普遍反映涉农乱收费、惠农补贴发放中乱收代扣问题大量减少，传统的“义务性”农民负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记者同时也发现，由于农村公共服务未能完全到位，加上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农民的教育账本、医疗账本以及物价上涨引起的日常生活账本日益
沉重，削减了国家惠农政策补贴带给农民的好处，值得引起重视。
上学费用超过年收入1/3
辽宁阜新市彰武县西六乡新屯子村村民鄢德志，家里有40亩地，夫妻俩每年靠种地收入两三万元。但他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孩子要到距本村近10公里的西六乡中学上学，每个月要收取130元的车费，“一月130元，一年就是一千多元，孩子每天中午在学校吃饭的伙食费5元，这两笔开支一年就达到3000多元。再加上购买一些教辅材料和日常生活费用，每年最少也得7000元。”这意味着，供一个孩子上学每年的费用就超过他家全部收入的1/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鄢德志的账本并非孤例，在一些农村地区，子女抚养教育费用占家庭日常开支的比例较高。
在浙江农村，大量外来打工者子女随迁就读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浙江台州市制造业发达，外来农民工集中，当地的公办学校未能完全满足大量随迁就读的农民工子弟，因此拥有大量至今未通过当地教育部门审批的民工子弟学校。
位于台州市椒江区的光明学校便是其中一所。光明学校校长张兴良告诉记者，我们这些“黑校”的学生无法得到义务教育教材费减免，无法享受减免每生每学期110元的杂费和作业本费，无法享受每生每学期175元的营养餐工程补贴，因此学校每学期须支付校车费20万元、教职员工工资15万元、书本费3.5万元、房租6万元，这些费用都要由学生支付，“全校500多名农民工子弟，每个孩子每学期学费加保险收660元，如果吃饭加乘车，每学期收1000元。”
环境恶化增加医疗支出
在浙江湖州德清，村民蒋丽娟的女儿只有5岁，前段时间刚刚因支气管炎住院，花了1000多元医疗费。“在我们村里，很多小孩有支气管炎”，蒋丽娟告诉记者，村子附近有一家化工企业。
“平时我们连窗户都不敢开，因为实在太臭了。我孙子小帆7岁，平时身体很差，经常去医院看病，医生诊断他有支气管炎，已经花了好几千块钱了。”农民张水英说，自己所住的房子就在河边，距离化工厂不到100米。
本刊记者在浙江采访发现，目前浙江的农村合作医疗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农民看病负担明显减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医疗账本”中非基本、非日常的医疗费用支出却逐年攀升，落后产能进村、“垃圾下乡”导致农村环境恶化，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转嫁到了农民身上。
在浙江的湖州、台州，去年都曾发生蓄电池企业铅尘污染导致大量村民严重血铅超标事件。本刊记者在河南开封附近农村看到，许多地方的工业化还处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水平，大量小冶炼企业与村庄、农田仅一墙之隔，冶炼废水严重污染土壤和农作物。
河南省息县彭店乡农民、著名种粮大户柳学友告诉本刊记者，去年，他的儿子生病住院，先后花掉4000多元，新农合报销只有1000多元。柳学友说，新农合报销比例说是70%，但主要集中在药费上，住院费、检查费基本报不了。现在农民生个小病还可以应付，一旦得了重病大病，压力就很大。
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西六乡新屯子村65岁的农民徐长江告诉记者：“前不久治白内障花了10685.16元，虽然政府能报销一部分，但自己还得负担7000多元。”徐长江的儿女在外地打工，自己和老伴一起种了40亩玉米和花生。“去年种地收成好，一年毛收入有3万多元。但是自己的一场病和老伴的一次手术几乎花掉全部收入的一半，去掉吃穿用，剩不下钱。”
物价上涨“较劲”收入增长
本刊记者在各地农村向农民了解负担情况时，农民们说得最多的还是“涨价”两字。多位受访农民告诉记者，自从取消农业税后，政府摊派引发的农民负担基本没了，种地还有补贴，
但是近年来物价上涨造成的支出增加，把国家惠农政策补贴“吃掉了”不少。
河南兰考县葡萄架乡贺村农民王红卫全家4口人，种了4亩地，养了3头母猪，家庭收入主要来自种养殖，每年不到2万元。王红卫说，当地5天一次集会，每次购买日常肉、蛋、奶、蔬菜就得花费80元，一个月下来开支480元左右。王红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往“五一”前后，猪肉价格一般每斤6元多，现在每斤10元；蔬菜价格上涨最为明显，其中菠菜每斤2元，芹菜每斤2.5元，4年前蔬菜价格没有超过1元的，基本都在四五毛一斤。综合考虑肉、蛋、奶、菜、油等日常消费品的涨价因素，现在全家每月要多支出200元。
在王红卫看来，住房是农民最大的一笔开支。近年来，随着建筑材料以及人工费用上涨，农民建房支出大幅提高。跟2005年相比，目前当地砖头价格从每块0.2元增加到0.4元，水泥从每吨240元涨到326元，大工费用从每天60元涨到150元，小工费用从每天30元涨到80元。“去年，我家花了3.6万元建起了三间平房，如果在5年前，只要2万元。”
对此，浙江省农业厅经管处处长童日晖认为，新时期需着力减轻农民新型负担，从长远来看，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同时达成城乡居民待遇一体化，是化解农民新型负担的关键。从短期来看，化解农民新型负担，需要逐步推动教育资源均等化，探索形成乡村环境资源补偿机制，尽快推动农民养老保险全覆盖、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实现城乡同制度、同标准。□
持续打击个人信息泄露犯罪
《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9期作者/本文总字数：985字
文／郑直
近日，公安机关打掉了一个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涉及金融、电信、工商等多个部门的特大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类违法犯罪网络。据了解，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被成批量地泄露和买卖，已经成为多种下游犯罪的源头。
从公布的情况来看，有从事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的犯罪团伙，大量购买个人信息资料，据此精心设计圈套，并屡屡得手。也有犯罪分子利用掌握的公民家庭成员详细信息，以谎称绑架儿童的方式，进行恐吓诈骗。．
还有一批利用个人信息从事非法调查的“侦探公司”，雇佣、组织社会闲散人员或刑释解教人员，以注册公司为幌子，实际经营跟踪寻人、隐私调查等项目，与敲诈勒索、聚众滋扰、暴力追债等黑恶势力犯罪合流。
此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类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民怨很大，非集中整治不能快速遏制。公安机关的此次打击只是第一轮，后续还将不间断开展专项行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但也应意识到，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的打击惩处，还面临多重困难。，比如查处难，这类犯罪涉及地域广、人员多，单靠一省一市调查难度很大，需要协调多部门、多警种、多地域协同作战。又比如取证难，犯罪分子主要利用网络进行信息倒卖活动，时常变换网络地址和虚拟身份，交易成功后立即销毁证据，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再比如惩处难，部分买卖信息、非法调查活动没有具体受害人，公安机关用传统侦查办案方法难以收集相关证据，再加上法律适用不甚明晰，要准确定罪量刑相当不容易。
相关部门的高压态势固然不能变，另一方面，严打不如严管，严查不如严防，还宜从源头着手标本兼治。
首先，相关监管部门应站在保护公民权利、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高度，来对待和治理个人信息泄露问题。该打击的坚决打击，该立法的加速立法，彻底切断犯罪的上游链条。
其次，应注意限制部分机构过度收集个人信息行为。一些机构在采集个人信息过程中不
够规范，采集到大量富余信息，客观上滋生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再次，在信息使用的流程中堵塞漏洞。需要掌握个人信息的机构，必须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保护机制，做到信息保管、查询等都要有权限、有记录、有监督、有检查、有追责。
此外，宜尽快构筑尊重公民个人信息的诚信制度，引导公民提高保护自己个人信息的意识，同时，也在全社会树立起尊重他人个人信息的理念。口
农田水利要在保障上下足功夫
《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9期作者/本文总字数：967字
文／王仁贵
当前，我国农田水利发展形势总体看好，但农田水利建设历史欠账多、薄弱环节多、积累矛盾多的问题仍然突出。
目前，全国仍有近半数的耕地是“望天田”，现有灌溉排水设施大多建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普遍存在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效益衰减等问题，农田灌排“最后一公里”问题日益突出。中小河流治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灾害防治等防洪薄弱环节建设亟待加快实施。全国仍有2.42亿农村居民和3314万农村学校师生存在饮水不安全问题。
特别是“两工”取消后，农民投劳工日由最高时的年130亿个减少到目前年均30亿个左右，尽管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逐步加大投入力度，仍难以弥补资金缺口。资金缺口之外，还存在农田水利投资渠道较为分散的问题。
而且，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农业发展方式和经营形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村大量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的多是妇女、儿童、老人，组织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十分困难。同时，农民收入中非农收入比重明显上升，农业比较效益低，一些地方农民参与兴修水利的积极性不高，农田水利投入政策、组织方式、管理模式都面临新的挑战。
加上我国农业节水发展相对滞后，一些地方还存在大水漫灌现象，水资源不足与灌溉用水浪费并存，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差距较大。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远低于0.7～0.8的世界先进水平；水分生产率（单位用水的粮食产量）不足2.4斤／立方米，而世界先进水平为4斤／立方米左右。
农田水利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尚需进一步加强。大中型灌区、泵站等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和维修养护经费尚未落实到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存在产权不清楚、管护主体不明确、责任不落实和经费无渠道等问题。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推进困难，水费实际收取率较低，影响工程正常运行维护。一些乡镇水利站被撤并，抗旱服务队、水利科技推广队伍、灌溉试验站等专业服务组织建设相对滞后，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缺乏必要扶持。
面对这一系列现实难题，尤其需要加强农田水利的保障。从根本上讲，既需要加大农田水利的投入力度，也需要继续深化农田水利重点环节改革，同时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与运行管理，并在农田水利法制化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加快步伐。口
读者笔锋
《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9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273字
公示吃空饷之炮不能“空响”
王旭东／安徽
最近，浙江省永康市《永康日报》用了整整两个大版，刊登了《永康市在编不在岗人员
自查情况结果通报》，曝光、公示了该市192名因各种原因“在编不在岗”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吃空饷，是体制内问题，亦是体制外问题。吕梁市文水县副县长王辉15年“吃空饷”的丑闻调查刚有初步结果，5月2日的《山西日报》又挖出一单新的：该省侯马市国土资源局一名为卢建平的职工，“从未在侯马市国土资源局上过一天班，却以干部身份领了9年工资，而且工资还逐年增加”。此前，山西省疾控中心人事科还有个叫王烨的科员，本来是2011年7月大学毕业、当年10月第一次来上班，，却从5年前入读大学时，就每月领取由财政全额拨付的基础薪、生活补贴及住房公积金等，5年的学费亦由省疾控中心承担……
地方党报两个版曝光吃空饷，确属罕见。这起码表明党和政府的态度——一抓到底，体现出“认真”二字重千斤。
针对吃空饷行为，一些地方早就进行过机构性整治。皖北小城砀山为此还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空饷办”，集中清理吃空饷者。仅在自查阶段，各单位主动上报存在问题人员就有385名。政府成立非常设机构或临时机构，进行专题治理，早已司空见惯。在取得治理阶段性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依法行政不够，与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相去甚远。
公示吃空饷，此炮不能“空响”。查处吃空饷是一种问政。问政更要问责。问责，加强法治，健全制度，提高执行力与惩治力才是最关键的。
采购招标如何走出“量身定做”质疑
张涛／河南
2011年10月底，四川省卫生厅2010年中西部地区村卫生室信息化建设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需要采购4.4535万台一体式计算机，涉及近1.7亿元的采购金额。这次招标被一些企业联合质疑为另一企业“量身定做”。四川省卫生厅对此表示否认，称不会更改招标要求。
事实上，这起采购风波只是一个缩影。近年来，京石客运专线、哈尔滨地铁招标，广东省国土资源厅采购巡查摩托车等一系列采购招标项目，频频陷入“量身定做”质疑。
本案中，同一项目的部分软件采购也被质疑有比较强的指向性，遭到软件企业的抵制，两次开标均以流标告终。
采购招标是否公平公正，事关政府的公信力，更决定了采购的质量，政府采购招标亟待走出“量身定做”质疑。
首先，证明必要条件。《政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执行这一点，采购人在提出特定的需求时，必须证明该条件对于采购的必要性，否则不能以此抬高门槛。
其次，有利充分竞争。不能以某个厂家的规格为标准采购通用类产品，把少数企业独有的资质认证和荣誉称号设为加分项目。
此外，建立仲裁制度。一旦出现争议，由无利益关联的第三方进行调查，解疑释惑，处理矛盾纠纷，杜绝采购单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口
漫画杂感
《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9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64字
并不可乐
文/桃源画／李雄飞
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古人诚不我欺也。
报载，山西省质监局日前证实，“可口可乐山西公司含氯软化水混入部分批次饮料产品”问题属实。据查，“含氯可口可乐”总数是121058箱。有76391箱已流进市场，未见召回，另外的44667箱则被质监部门封存。可口可乐辩称，该厂含氯生产辅助用水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因此“含氯可口可乐”是安全的，“不会对人体健康遣成影响”。
有论者直言，类似这种含氨水混入饮料的事件，若发生在食品安全管控严格的发达国家，绝对是个重大食品质量丑闻，不但问题产品可能全部召回，相关的罚金和索赔都可能是个天文数字。
方家日，杜绝客大欺店，事涉国家主权治权，并不可乐。口
共建和谐的法治逻辑
《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9期作者/本文总字数：559字
梳理当下的制度框架，中国已设有解决行政纠纷的渠道：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等。
多方期待对行政纠纷的处理能有更多的整体通盘考虑，各项机制多一些配合，防止相互之间出现脱节；期待更完善的解决渠道，可以为高企的案件数量画上一个句号，所有的机制运行，能给可预见的纠纷走势提供圆满的解决之策。
3月底，国家行政学院就此举办推进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聚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自中央部委、各省区市法制部门以及各地高级法院的相关人士汇聚于此，多位司法、行政系统的高层为学员授课，共同商讨应对之策。《嘹望》新闻周刊记者受邀，全程参与，深度与闻。
各种激辩、论证、总结之后，微观细节虽仍有争议，宏观策略的共识已可以管窥。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纠纷的社会，尤其是在转型期，行政纠纷不可避免，因此，要正视行政纠纷，从大方略上而言，疏导之策更为妥善。
其次，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做到合法、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为预防和减少行政纠纷、化解矛盾奠定坚实基础。
再者，要建立一套内容完整、互相衔接、公正高效、权威性强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坚持在法治框架内，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类行政纠纷，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制度支持。口
（文／李绍飞）
推进社会和谐的现实路径
《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9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023字
着眼长远，构建公平高效的行政救济制度已刻不容缓，在法制框架下解决行政纠纷则是必然选择。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3月底，北京市长春桥路6号，国家行政学院的“推进依法行政研讨班”。讨论到在法治框架下化解行政纠纷，无论是政府法制部门负责人，还是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在实践中各有感受。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获取的一份东南沿海某省2011年行政复议工作报告透露，过去一年当地群体性案件仍然较多，主要集中在土地房屋征收、规划许可、土地确权、政府信息公开等领域。报告指出，此类案件协调难度大，处理不当易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提醒说，中国正步入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体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时期。在一些地方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纠纷频出，尤其是近些年来“群体性行政争议较为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
他说，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面对数量众多、种类各异的行政纠纷时，遇到了一些问题，首先就是大量行政纠纷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作为行政纠纷解决的第一道正式程序，行政复议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上一级行政机关要求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法律制度。
从立法层面观察，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颁布，1999年《行政复议法》通过，2007年国务院制定《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行政复议制度建设从内容到程序，逐渐趋于完善。
本次研讨班中，有多位来自中央部委以及地方法制部门负责人。他们向本刊记者表示，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在有的地区，政府法制部门并没有行政复议专门的人员和相应的经费。
细究下去，行政复议工作不力还有更多复杂原因。部分研讨班学员对本刊记者分析，首先是认识层面问题。有的地方和部门对行政复议制度重要性认识仍不到位，有的甚至不懂得、不愿意通过行政复议依法解决行政纠纷。
行政复议的基础建设仍有待提升。任务最重的市县两个层级，行政复议机构极不健全，有的市县政府至今没有行政复议机构，相关人员严重短缺。来自国务院法制办的数据显示，地市级政府专职行政复议人员平均只有2.2人，县级政府平均不到1人。有的地方勉强设了机构、配了人员，但是“三无”（无场所、无经费、无装备）现象突出，几乎不能正常开展工作。
再有，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以便在实际操作中支持行政复议机关有所作为。
上述人士也指出，有部分地区实践的成功经验，因此，行政复议也是有望最先取得较大进展的改革领域。
多位法院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实际效果与老百姓的期待尚有差距。
来自最高法院的数据表明，自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每年行政诉讼案件基本上在10万
件左右，2011年受案数13.6万件。西部某省高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告诉本刊记者，其所在地区有2000多万人口，每年受理的行政案件不超过2000件。与之相比，拥有8000万人口的德国，行政诉讼案件每年20万到30万件。
案件少，并不意味着纠纷少。“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在全部案件中的比例不到2%，但是，申诉、上诉率比民事和刑事案件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另一位接受采访的高院法官指出，影响行政审判的因素很多，有的地方上“土政策”不少，导致原告上诉、申诉较多，法院权威性有待加强。
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相比，信访的社会知名度更高，也担负了更多的期许。
2011年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国家信访局。新闻报道介绍，总理“仔细倾听、认真记录8位来访人员反映的情况，逐一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并就政府工作听取意见”。
此前，中央已多次强调对信访工作的重视，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实行领导干部接访、机关干部下访，明确要求把做信访工作作为各级领导干部了解社情民意的“必修课”，要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本刊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2011年，全国信访量超过了800万件（人次），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受案数的几十倍。
眼下，大量没能在复议和诉讼领域解决的行政纠纷，涌入信访环节，导致后者压力不断加大。就现实观察，目前信访工作一方面要求“事要解决”，对信访问题的处理结果负责，承担着社会矛盾“减压筏”、“调节器”的职能；另一方面，信访部门基本采取转办、交办、督办、协调等几种手段。
做好信访工作，就是要从群众工作的方法上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掌握政策，掌握分寸，达到协调为主、化解矛盾、稳定一方的效果。
研讨班上，从学员到教员都有一个共识：尽管信访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在现阶段，这一制度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共识是：着眼长远，构建公平高效的行政救济制度已刻不容缓，在法治框架下解决行政纠纷则是必然选择。□
增强依法行政意识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9期作者/本文总字数：921字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正视矛盾，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
来自权威授课者的分析，包括行政纠纷在内的各类社会矛盾愈加复杂，解决难度日趋加大，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
梳理行政纠纷的内容发现，主要集中于拆迁、土地征用、涉法涉诉、企业改制等领域，社保、环保等领域的问题近年也日趋增多。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问题是微博等新兴媒体的飞速发展，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诉求表达渠道。
从深层观察，行政纠纷处理不力，导致群体性事件风险加大，有的个案甚至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导致简单问题复杂化。
造成这一局面的背后原因复杂，既有经济社会转型造成的客观因素，又有工作不到位的现实。其中，一些地方行政机关尤其是基层政府依法行政能力不足、行政执法中违法问题突出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来自东部沿海某省法制办的数据显示，2011年，该省以乡镇政府、
县级政府及其部门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2270件，占全省新收案件总数60%。从当前基层政府和部门行政管理引发的大量行政争议表明，依法行政的重点、难点在基层。
有的地方政府部门急功近利、与民争利的行为损害了群众的利益。譬如，近年来，有的基层政府仍存在盲目征地、强行租地等违规用地现象，导致失地农民增多，引发大量行政纠纷，甚至演化为群体性事件。
对此，授课专家指出，一方面，要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这是减少行政纠纷的基础。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通过10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实现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时间紧，任务重，各地需努力进取。
另一方面，出现纠纷要勇于面对，采用疏导方式及时化解矛盾。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言：我们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正视矛盾，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不断为减少和化解矛盾培植物质基础、增强精神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制度保障，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口（文／《嘹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前行
《瞭望新闻周刊》 2012019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362字
既不要将整个行政诉讼法推倒重来，也不只限于补入现有的司法解释，而应当对行政诉讼制度作出较大改动，把重点放在受案范围上。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随着行政诉讼法1989年颁布，“民告官”不再是新闻。
用法学家罗豪才的话说，它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提供了新的机制。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案件13.6万件，同比上升5.1%。
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促进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按照国务院2012年立法计划，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将于今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与此同时，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也在酝酿讨论。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胡建淼教授向《瞭望》新闻周刊透露，今年有关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建议也有望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行政法治建设成果显著
《瞭望》：1987年，温州农民包郑照状告苍南县政府，被称为中国“民告官”第一案，你是此案的代理律师之一，从这一意义上说，你是站在中国行政诉讼制度重大历史节点的人。就你的观察，当时的法院、当地政府是以怎样的态度面对这一诉讼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类行政诉讼具有哪些局限性？
胡建淼：当年的“民告官”第一案，是我与楼献律师一起代理的。我记得二审是于1989年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温州市开庭，此时正逢行政诉讼法已经颁布但尚未生效（生效时间是1990年10月1日）。所以它是以民事诉讼形式审理的一起真正的行政诉讼案件。
此案在形式上的局限也正在于此：一个真正的行政案件而要以民事诉讼的形式审理，并不符合案件本身的规律性。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施行以后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不过，此案审理本身的意义已远远大于判决结果。无论怎样，当时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的苍南县人民政府县长亲自出了庭，这一精神也是可嘉的。
《瞭望》：对比行政诉讼的现状，25年来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哪些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