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是否意味着东西方文明的第三次“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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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最黑暗的时期是公元10世纪。西罗马帝国的崩溃结束了西方古典文明，宣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不过，在中世纪的早期即公元6—10世纪这段时期，欧洲人曾不断尝试复原古典文明。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都企图恢复大一统帝国。加洛林王朝的查理曼在8世纪末，一度将法兰克王国从北海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大西洋扩展到东欧的斯拉夫地区，查理曼成为欧洲的征服者。但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在查理曼死后很快破灭。由南方的穆斯林海盗、东方的马扎尔人和北方的维京人发起的新一轮侵略浪潮，再次淹没了整个欧洲。查理曼帝国在蛮族三面夹击下土崩瓦解。偏居一隅的拜占庭帝国也不乏恢复罗马帝国疆域的梦想，但因国力有限，只能苟延残喘。随着公元10世纪到来，欧洲最黑暗的时期降临。古希腊罗马创造的欧洲古典文明至此被彻底砸烂，完全湮没，从欧洲人的记忆中消失了。10世纪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欧洲文明完全是一种再造的新文明，而不是西方古典文明的延续或者复活。欧洲的新文明得以产生，概由于四类因素的作用。
第一，埋葬了欧洲古典文明，既把西欧推向蒙昧，也使西欧摆脱了一切传统束缚和禁锢，为欧洲在后来创造多元化、适
应性强、开放进取的新文明提供了前提条件。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在世界向中世纪过渡这段时期，面对滚滚而来的蛮族侵略浪潮，除欧洲以外，所有其他地区的古典文明都幸存了下来。由于地理遥远，侵略者鞭长莫及，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未受侵扰。拜占庭因擅长外交、资源丰富、海军强大，几个世纪内成功击退了日耳曼人、匈奴人、斯拉夫人、阿瓦尔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反对外来侵略也很成功。唯独欧洲是个例外。蛮族入侵对欧洲造成毁灭性冲击，但它在埋葬古典文明成就的同时，也埋葬了古典文明的束缚，使日后新观念和新制度的生根、繁荣成为可能。第二，古希腊罗马代表的西方古典文明的主体虽然在欧洲被砸得粉碎，但其中不少精华却被公元7世纪后崛起的伊斯兰文明所吸纳和保护，为欧洲后来创造新文明时汲取借鉴古典文明营养创造了条件。公元600年到1500年，是伊斯兰文明崛起的时期，先由阿拉伯人发起，后为突厥人所继承，影响波及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和北非。阿拉伯人通过几个世纪的大规模征服活动，将阿拉伯王国发展成伊斯兰帝国，势力从中东延伸到北非和西班牙。
阿拔斯王朝时期，伊斯兰帝国创造出“一种融合了犹太教传统、希腊—罗马传统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混合文明”，使西方几大文明核心区的许多遗产得以保存下来。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不仅以富裕和豪华著称，而且自誉“智
慧之城”，是世界著名文化中心。阿拉伯学者翻译和研究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以及波斯和印度的科学论文，在研究和保存西方古典文化方面“有不朽的功绩”，并在11世纪使“阿拉伯的科学达到了它的最高水平”。据菲利普·希提研究，“自750年起，阿巴斯王朝的翻译工作持续了百年左右”。阿拉伯人“掌握了亚里士多德主要的学术著作，新柏拉图派主要的注释，格林医学著作的绝大部分，还有波斯—印度的科学著作”。“在阿拉伯人的生活中，希腊文化终于成为一切外国影响中最重要的一种影响”。据伊本·艾比·伍赛比耳和基弗兑先后的记载，被翻译的“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不下一百种。当欧洲几乎完全不知道希腊的思想和科学之际，这些著作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当赖世德和麦蒙在钻研希腊和波斯哲学的时候，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的查理曼和他部下的伯爵们，还在那里边写边涂地练习拼写他们自己的名字呢”。
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基督教征服西班牙，阿拉伯文化为西欧人所利用，“在整个西方掀起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向文化进军的热潮……许多热心的学者知道阿拉伯人已经把他们
所占有的希腊名著翻译出来之后，就拼命设法把它们弄到手，并且译成了拉丁文”。虽然阿拉伯人未能熟练掌握希腊语言，传播的译本并未忠于希腊原文，但它对欧洲人思想的激励作用仍是极大的。正因如此，希提认为，“发源于古代
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和朱迪亚”的文化，像一条溪水，“注入希腊，然后以希腊文化的方式，倒流入中东”，而这条同一的溪水，“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阿拉伯人，重新流入欧洲，给欧洲文艺复兴以很大的助力”。
对挽救西方古典文化成果做出过贡献的还有拜占庭文明。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一千年里，东罗马帝国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由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及东方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9—11世纪是拜占庭文明的兴盛时期。拜占庭保存和挽救了许多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艺术遗产，包括查士丁尼编撰的《罗马法》。但除了守护并依靠古希腊罗马留下的丰富遗产生存，拜占庭在增强自身文明活力方面没有建树，公元11世纪后已是空壳一具，与西欧正在出现的新文明形成鲜明对比。拜占庭文明的命运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任何一种文明无论它拥有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如果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而推陈出新，最终都将被历史所淘汰。
第三，公元1000年至1500年间欧亚大陆一体融合趋势对欧洲新文明带来的促进作用。在这五百年间，对欧亚大陆冲击最大的事件是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崛起，其结果不仅使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而且彻底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形态，使欧亚大陆进入到一个全面融合的时期。
公元1000年—1200年是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主旋律是塞
尔柱突厥人取代阿拉伯人成为推动伊斯兰教崛起的主力。第二阶段是13—14世纪蒙古人的扩张。第三阶段是蒙古势力消退后，奥斯曼突厥人崛起，进一步推进伊斯兰势力的扩张。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扩张使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在这一力量格局中，伊斯兰势力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蒙古人的崛起是伊斯兰崛起进程中的一段插曲。公元7、8世纪，在阿拉伯人的初期扩张阶段，伊斯兰势力已将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的内海，而在突厥人扩张阶段，它又使印度洋成为穆斯林世界的内海。1295年波斯伊尔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都是沿着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或水路运输的。因此，1240年后的几十年里，虽然蒙古帝国使亚欧大陆间的安全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穆斯林早期和晚期扩张阶段中的一个插曲。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扩张
突厥人和蒙古人扩张的深远意义在于，他们推动了欧亚大陆一体融合，促进了欧亚大陆内不同地区之间相互得益的交流。在技术领域，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导致了一连串中国发明的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因此，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使欧亚大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地融合为一体。而在这个过程中，受益最多的是欧洲正在形成的新文明。
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说：“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
指南针，古人并不知晓；我们应该注意到，没有哪个方面的发明就其力量、功效和结果而言，比三大发明更惹人注目。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状态。”然而，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同其在西方的爆炸性影响比较起来，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却没有什么影响……这一重大差别的根
由可以在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多元化、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中找到。”
斯科特分析中国的技术发明对欧洲科学研究的推动作用时说：“十字军使欧洲同东方新世界接触起来。那时，高等学校已经在知识传播方面发挥它们的作用。导致追求知识的热忱日益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人们对航海的兴趣。大约在11世纪的某一时期，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这就激起了人们去寻找新大陆的热望，这种热望又转过来要求提高航海技术，这给天文学和数学两门基础科学了带来了强烈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在一起，引出了科学史上一个最蔚为壮观的时期。”第四，来自欧洲新文明的独特社会构造，包括国家、法治、负责任政府的组合，不受皇权支配的独立的教会，代替古罗马奴隶种植园的自治采邑，有助于工商业发展和创新的自治城市，有利于学术、科学和思想自由发展的文化环境。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指出：“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西欧的政治发展秩序是高度异常的。其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便已出现……其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
府之前，法治已经存在，其负责制机构的兴起，却是因为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无法击败或消灭旧封建机构，比如议会。”需要说明的是，福山所说的“旧封建机构”，是就近现代人的立场而言，在中世纪，这种“旧封建机构”其实是指西欧新生的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欧洲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体现为封建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在这种政体中，
“国拥有地产的人也拥有政权。公元11世纪后的几个世纪中，
王与贵族间的斗争是西方政治历史的实质”，斗争的核心就是封建契约关系中的权力平衡问题。13世纪的英国《大宪章》就是这种斗争的产物，其对近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虽然在人口规模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和中东的城市相比微不足道，但由于拥有自治权，欧洲城市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们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由于“城市的空气使人感到自由”，所以市民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欧洲许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联合起来组成联盟，如汉撒同盟，形成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别的地方不可想象的地位和权力。在欧洲以外，商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当权者行列，而“在欧洲，商人不仅在稳步地获得经济力量，而且在稳步地取得政治权力；他们正在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
独立的教会势力则为推动欧洲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
利条件。欧洲教会学校最早出现于公元11世纪。12世纪，在教会学校的基础上，意大利博洛尼亚、英国牛津和法国巴黎出现第一批大学。13—14世纪，更多的大学在帕多瓦、萨拉曼卡、布拉格、克拉科夫、维也纳等地创办。这些大学都是合法的自治团体，因此有自由的学术空气，课程设置涵盖文学、辩证法、法律、医学、几何、算术、音乐、天文、神学等，已显现近代综合大学学科体系雏形。斯科特认为，“1200年是学术史上最辉煌时期之一的开始”，欧洲大学成批出现，“标志着黑暗时期的结束”，“标志着人真正的觉醒”。斯塔夫里阿诺斯同样认为，“欧洲中世纪文化和智能的发展，同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一样意义重大，富有革新精神”，使“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比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多”。1350年到1600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实际奠基于此时。正是由于11世纪后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诸领域形成一种革命性的全新文明，欧洲得以彻底摆脱束缚其他文明发展的枷锁，最大限度地利用欧亚大陆交往融合创造的历史机遇，形成了比其他文明更加开阔的视野，将古希腊罗马文明和人类其他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拿来为己所用，在与其他文明的竞争中稳步崛起。14世纪的黑死病和粮食歉收使欧洲人口锐减三分之一以上，但没有抑制新文明的强大活力，欧洲经济社会发展轨迹经历短暂曲折后，
人均GDP在超越中国后继续一路上升，近代之后更以加速度提升，将西方文明推至全球主宰地位。
中国在元明清三代止步不前，原因同样深刻，与欧洲新文明的对比鲜明。概括而论也有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益趋专制。元以后，中国专制体制比秦汉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政治言，秦汉改封建为郡县，但地方权重，元代则建行中书省，直辖地方，明清因之；即使秦帝独裁，尚有丞相总其成，元代则分左右丞相，明清索性罢相，全由皇帝独裁。”明帝乾纲独断，但屡现昏君，世宗、神宗二十多年不视朝政，皇帝独裁权实落太监之手，为世所共知。
清师承明制，但独裁专制、君尊臣卑更甚一筹。明“百官布衣皆得上书当局，清代则内如翰林编检，外如道府长官，亦不得专折言事，更严禁士人建白军民利病”。明时朝议，百官立于御前奏事，清廷奏对无不跪地。天子独裁，对社会分配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元代重佛事，其经费约占国家支出三分之二。元主挥霍无度，“岁入之数，不支半岁”（《续通鉴》），多印钞票，导致通胀，百姓苦不堪言。明帝亦视天下为私产，宪宗、孝宗、武宗取户部太仓银三分之一入内库，世宗所取倍之（《续通考》）。清代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更是众所周知。
二是经济益趋统制。蒙古人入主中国，无产权私有观念，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皆置于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明
代经济统制以兼并土地最突出。明时皇庄、王府庄园大肆侵夺民田及士兵屯田，庄田遍布郡县。明代还扩大官营矿业规模和范围，与民争利，成本由政府和人民负担，而采矿所得却均入内库。明臣奏称：“陛下欲通商，彼等（矿使）专困商”（《明史》本传），激出许多民变与兵变。明对手工业控制较元代为松，有助于明代手工业发展。
清代对土地掠夺，一靠圈地，二靠屯田。清初圈地持续到康熙六年（1667年）方止，许多州县被占田地高达七、八成，所剩多为旱涝无常的贫瘠土地。雍正时期屯田数远超明初，连同圈地所得，清室直接控制田地多达56万顷。[56] 雍正实行“摊丁入亩”税制，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抑制了产业化苗头。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记载：“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中产之家，常旬月不观一金……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
三是社会益趋管制。元人主政，不仅有蒙古、色目（西域各族）、汉人、南人（南宋所统治者）四等种族差别，社会地位更有十色（即十等）之等分：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对人歧视可见一斑。元人游牧民族的野蛮嗜血习性突出体现于用活人殉葬。自南北朝至隋唐宋已“不见于记载”的活人殉葬制在元代不仅再现，而且达到高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成吉思汗之
孙蒙兀死时，“送葬之途次，遇人尽杀之，其数在二万人以上”。又载：“主人死后，火焚家仆及女眷做陪葬。”学者冯承钧在《成吉思汗传》中写道，“诸将负成吉思汗柩归蒙古，秘其丧，在道，遇人尽杀之。”明朝帝王也承继蒙古人的殉葬风俗，常用活人殉葬，直到明英宗时才禁止。《明会要》卷十七载：“英宗崩，遗诏罢宫妃殉葬。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葬，多者至数十人。”蕃主亦有妻妾从葬者（《明史·周王有炖传》）。
满清入关后的血腥暴行，甚于历代。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洗城，杀人盈城；昆山、平湖、海盐、海宁、金华、广州及江西全境，皆遭屠城之灾，四川更遭全省尽屠，其野蛮残暴使中华民族所遭劫难之大，为历次改朝换代所未见。满清视其征服的中华各民族为奴隶，实行血腥民族奴役政策，强迫人民剃发，江南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的告示。满清在各民族之间高筑隔离墙，满汉不得通婚，汉人不得入东北，蒙族平民不准入汉地。为震慑反清势力，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文字狱在顺治、康熙时还属个别现象，雍正时则成暴虐文字检查制度，至自诩文雅的乾隆执政，更达高潮。满清推行的血腥奴役，施加的文化高压，采取的愚民政策，灌输的奴才意识，“造就了卑劣怯懦、蝇营狗苟的国民性”，扼杀了中华文明的活力和生机。四是对外益趋封闭。中国与西方接触面自古有限，中西文化
在元代以前皆独立发展，但蒙古远征中亚、西亚、欧洲，使中西交往迎来繁荣，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并行不悖。中国发明的印刷术、指南针等，元代传入欧洲。马可·波罗等人将在中国见闻介绍给欧洲，同时也使中国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但中西这种积极交流随元亡而止。斯塔夫里阿诺斯评价明朝对外关系说，驱逐蒙元后，中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
和蔑视”。郑和七次下西洋后，明施行严厉海禁，在人类大航海时代和西方海上扩张高潮到来之际，自废海军，走向全面闭关。
清入主中原之时，世界已开始步入近代，但满清观念停留在古代，自闭趋势愈益强化。乾隆皇帝以狂傲口气回应英王乔治三世派使要求通商请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当欧洲人因为感觉自身比较落后，正在“急于学习和适应世界”时，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却“使中国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没有发生变化”，对外界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自绝于世界，愈益走向昏睡，错过了13、14世纪后欧亚一体化带来的所有历史机遇。
对于闭关锁国给中国发展造成的恶果，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讲过的一段话发人深省：“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
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发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的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历史经验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邓小平对中国近代衰落根源的深刻认识远超过许多历史学者，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非凡的历史洞察力。当代一些历史学者把所谓的“康乾盛世”美化过头，邓小平的话有当头棒喝的作用，能够让人冷静清醒地反思那些虚幻“盛世”。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后期出使日记中的记载，从旁观者角度给这些“盛世”提供了一面镜子：“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政府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形容清王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将其比喻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巨大船舰”，预言它将“不再有纪律和安全”。此后不过四十多年，鸦片战争爆发，马戛尔尼的预言成真。
三、东西方文明兴衰的启示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对中国的发展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限度，但若变为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两个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能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造其制造业的生产力。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的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的各种改良。”
中国近代以来争取民族复兴的奋斗历程，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完全见证了这位伟大思想家的预言。
东西方文明兴衰历程，展现出惊人的一致或相似之处。
首先，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轨迹惊人地相似。东西方文明几乎在古代同一时期都创造出人类古典文明的辉煌典范，然后又都先后走向衰落，后来又先后走向复兴。
其次，东西方文明衰亡或衰落的原因十分相似。东西方文明都是在发展到巅峰之后，由于不能摆脱自身体制的局限和束缚而逐渐丧失发展活力，最后在强大外力冲击面前走向灭亡或衰落。导致东西方文明不能超越自身局限的那些问题，也是如此相似，如因陶醉于所取得的成就而固步自封，夜郎自
大，政治高压、经济剥削和良政缺失使科技文化失去发展动力，导致经济社会活力衰竭，等等。
最后也是最需要重视的是，东西方的复兴都经过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文明再造过程。西方的复兴是在欧洲中世纪形成的一种全新文明基础上实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在对中国传统文明进行彻底改造的基础上开始的。阿拉伯文明的崛起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由于吸收了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的主要内容，伊斯兰教固然丧失了自己最大部分的特性，即从沙漠中汲取的精神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标志，但是，伊斯兰教因此在联系那条南欧和近东的中世纪文化纽带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阿拉伯语言是诗歌的语言，在穆罕穆德之后，阿拉伯语变成了天启和宗教的语言，10世纪刚刚结束，阿拉伯语早已发生空前的新奇变化，变成了一种柔顺的媒介，可以用来表达最高深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概念。”
东方文明的另一个代表日本，也是在明治维新后对其传统文明进行全面改造的基础上开始崛起。不过，同是东方文明，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取代中华帝国在东亚的传统地位，根本原因就在于明治政府能够比清政府更加迅速地摆脱传统文明的束缚，在于明治维新汲取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成效远远高于清廷的洋务运动。
中日之间的对比进一步说明，东西方再造文明，方法都是积
极汲取古今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结果都不是旧文明的翻版，而是一种崭新的文明。这种新文明虽继承了旧文明中的有益成分，但摆脱了旧文明的束缚；虽带有地域和民族特色，但都追求和重视世界各民族的最新优秀成果。东西方的新文明都是开放的，都创造了有利于科学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都形成了鼓励创新和竞争的市场环境，都重视有利于人性解放的人文环境，也都愈益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历史证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只有文明的再造，才有文明的复兴。
东西方文明兴衰显示出如此多的相似性、一致性，如果仅仅用偶然性来解释，显然是说不通的，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其理解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抽象教条，而是一门不断从历史过程中发现和总结规律的科学。历史规律只能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现和揭示而来，不是从抽象理论建构而来。东西方文明兴衰规律，对于抓住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深刻的启迪和警示作用。
人类文明演进规律表明，每一种文明要寻求发展进步，都必须了解其他文明的发展状况，通过比较看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取长补短，相互砥砺。这种相互借鉴必然使人类不同文明在保持自身个性特征的同时，相互之间拥有的共性特征日益增多。从这个意义上看，“文明趋同，文化存异”是世界
发展的潮流，顺之则昌，疑之则衰，逆之则亡，已为东西方历史所证明。
对于那些导致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的历史教训，应该永远铭刻在心，避免重蹈覆辙。闭关锁国是历史上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根由主要缘于封闭地理环境的阻隔、文化优越感带来的自我中心观念、自给自足经济造成的封闭循环体系等因素。近代以后，中国与外界关系的自然屏障已被彻底打破，但文化自我中心传统形成的心理屏障并未消失，在部分人心中仍然根深蒂固，克服这种心理痼疾的影响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中国闭关传统的经济原因同样值得警惕。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在农耕文明时代，一个国家若要闭关锁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需求。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弱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碰巧，到了14世纪的明朝，所有客观条件全数具备，帝国迅速转身，成为一个‘自转的小宇宙’”。当前中国强调启动内需和创新驱动，对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积极正确的导向，但在一个存在文化自我中心顽疾的社会，经济层面的这种变化可能会助长一些人的封闭心理，认为中国能够依靠自转或封闭循环生存，可以拒绝加入世界公转。
中国两千年来的全能型国家权力、统制型治理模式以及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对经济社会活力的压抑和束缚，教训也极为深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立创新驱动经济，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认真对待这些历史教训。斯塔夫里阿诺斯告诫美国人注意这样一条历史经验：“一个落后的边缘地区在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个历史时期的转变中居领先地位，在历史上并不是首次”，因为居领先地位的国家面临“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不断变革的时代……适应能力对个人和民族来说，或许应该说对个人和民族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的超级大国，国际金融危机后在适应世界变化方面确实遇到一些困难。不过，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告诫对于中国来说同样具有积极意义。美国适应世界变化的困难来自其一百多年来的领先地位，中国自近代以来为适应世界变化又何尝不是一直处在摆脱昔日辉煌与骄傲束缚的过程中！
东西方文明兴衰带来的启示，可能会使我们对前面开篇提到的那些争议和问题，产生新的感悟和认识。由于中美两国都意识到了适应世界变化的重要性并都在努力使自己超越过去的局限，这两个国家所代表的东西方文明在未来的发展轨
迹，合流的可能要远远大于分流的可能。东西方文明史上的两次分流，都是因为在一方走向兴盛时，另一方却在发展停滞和强大外力冲击的双重压力下走向衰落。如果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继续崛起是大势所趋，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则未必走向衰落，只要后者能够积极调整自己适应世界变化。
至于东西方文明史上曾经遭遇的那种毁灭性外力冲击，对中美这样的大国来说，再度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这意味着东西方很有可能再度共创人类历史的辉煌。所不同的是，这种辉煌在古代没有交汇，而在未来则将融为一体。这对东西方国家和整个人类都将是幸事，中国和世界各国都应为此做出努力。而从历史大视野思考胡锦涛所说的战略机遇期和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则会发现，1840年至今，中华文明一直处于打破旧束缚、持续再造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更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和力度继续中华文明的再造。按照东西方文明发展史揭示的规律，这种文明再造延续下去的唯一结果，就是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历史必然。因而，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本质上是文明再造和复兴的战略机遇期，这应该是从历史大视野审视战略机遇期所得出的最合乎逻辑的定性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