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的不平等
谢宇
摘要：基于以往的研究，作者在本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以下命题：（1）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些集体机制的影响，例如区域和单位；（2）传统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业绩被认为能够促进民众的集体福利；（3）目前很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有鉴于此，作者认为，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当今中国不太可能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
关键词：不平等中国心态／意识形态经济发展
一、序论
首先解释一下这一标题———“认识中国的不平等”。“认识”一词在此的特别意义是指以理解为最终目的的知识，完全是为了知识而寻求知识。我并不想对中国的不平等做价值判断，也无意为中国政府或社会解决不平等问题出谋献策，作为一个学者，只是试图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理解中国的不平等。
中国现在正经历着一场划时代的社会变迁，其程度和意义堪与世界历史上其他最重大的变迁———如早期欧洲的文艺复兴、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而且，事实上，中国的这场变迁涉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口之众、速度之快、影响之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更有甚者，这个改变也是根本性的、不可逆的。作为当代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机会观察、记录、研究和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
中国的巨大变化具体反映在哪些方面？概括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点。第一，经济发展。从速度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十分迅速的。从制度方面讲，中国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社会变化。社会主义的许多特征，比如城市居民由国家和单位安排住房和工作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人口变化。尽管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还不够重视人口的变化，但近几十年来人口的变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死亡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迅速下降，生育率从20世纪70、80 年代开始迅速下降，这两点变化对中国影响深远。第四，文化变化。这包括西方文化的侵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淡薄。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中国现在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其自身固有的传统也在发生改变。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群体的中国人具有不同的文化，不能一概而论。总之，上述这些变化都在影响着当今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不平等———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巨大变化的一个方面。
首先，中国经济的产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上升，实际平均增长率约为每年8%（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4）（参见图1）。如此大规模的、持续的、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它远远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即1860年至1930年，当时美国经济产出的实际平均增长率约为每
年4% （参见worth，2009）。从比较的角度而言，中国现在的发展不仅比当时的美国快得多，而且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也比当时的美国要大。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中国，社会不平等也有所增加。当然，衡量中国不平等程度的数据在学术上是存有争议的，如数据是否可信，是否具有可比性，是否有质量问题，等等。不过，尽管大家知道基尼系数有缺点，但学界通常还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wu,2009）。图2给出的基尼系数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的国家部门１，从图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官方的数据，也清晰地反映出不平等幅度的增长。其实，无论选用的是什么指标、什么数据，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不平等在这段时期内确实是大幅度增加的。
我在此想要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认识当代中国所出现的不平等问题。报界有些评论说，中国的不平等会影响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人们之所以对此非常关心，显然主要是出于对不平等可能会导致种种动荡的担忧。在这一问题上，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考吴晓刚（wu，2009）最近的文章。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有简单答案的问题，而是一个研究议程。但是，至少我本人抱有以下这样一个坚定的想法，那就是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孤立地看待不平等问题。这不像实验科学，其研究对象可以与其他东西隔开，可以完全排除其他因素和外界干扰。要理解中国的不平等，应该将其置于中国的情境中，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结构。虽然我目前对中国的不平等这一命题的理解还很有限，许多想法尚有待于将来的经验研究加以检验。
第一，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集体的因素，比如区域、户籍、工作单位、社会关系、村镇、家族、家庭等等。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许多不平等现象并不是个人层次上的，而是集体层次上的。
第二，中国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此处所谓的业绩是以集体利益为标准的。在中国，现实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往往被赋予了很多便利和特权，其理由乃是因为许多人相信他们为公共利益做出了贡献。换句话说，假如赋予上层人特权将有利于其属下或社会中的其他人，那么这种不平等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体系上是被认可、被鼓励的。
第三，可能是因为官方的宣传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自身经历，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后果和代价。官方的宣传强调，经济发展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因此带来的不平等就是这个社会为发展付出的代价。现在，很多中国人已接受这一观点，认为不平等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即使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后果。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三点看法已得到了充分的实证研究的证明，但我首先要解释为什么我会有这三点看法。
二、关于中国不平等的三点看法
（一）集体性的中介机制
认识中国的不平等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特征，但不应该过分强调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过分强调不一样和认为中国与外国没有区别的看法都是极端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的确，中国是有一定的特点，但和外国相比，它的许多特点其实是量的差别，而不是质的差别。
首先，在中国，政府的角色非常显著，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是非常强的。在其他大多数国家，没有这么强的政府。第二，企业利益和政府利益是相互结合的，也就是说，企业、商业和政府、政治在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私人关系也是密切的。而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并不是这样。第三，中国有多层次的家长式管理传统，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强调多层共同属性的社会，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大社会的一般成员。在古希腊，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公民，但公民之间是平等的，是可以直接与政府对话的。而中国很大，中国人在社会上的角色都是由属于一个小的地方、小的单位开始，再到属于一个大的地方、大的单位。管理也是一级管一级，是嵌套的，而不是直接针对个人，个人在社会上没有独立的角色。譬如，在中国开会的时候，单位属性很重要，头衔（如院长、主任之类）很重要，这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强调多层共同属性的社会。一个单位的成员或领导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不是一个可以抛开单位属性的人，一旦他们的身份脱离了单位，就不容易被认可。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和西方社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多层”是什么意思？举例来说，有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单位，家庭，社会关系等不同的层次；有系、院、大学以及不同级别的大学（如“211”、“985”大学）等等。总之，中国社会是一个具有很多层次嵌套、一环套一环的社会结构。
因此，中国的经济并不是简单地向市场经济、向美国式的市场经济迈进。有些比较幼稚的观点认为，中国就是像美国一样的资本主义，如果今天不是的话，明天一定会是。而我之所以不认为中国会变成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体制，就是因为出于对这些结构上的、传统文化的以及相互利益关系等方面的特点的考虑而形成的看法。
在我和hannum合作于1996年发表的文章中就已经提出，在中国，影响收入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个人因素，而是区域差异，而且，收入受区域性的影响非常大。之后，在2005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发现，这些区域性差异对个人收入影响的作用有增无减。吴晓刚和他的导师特雷曼合作的研究则发现，在中国，户口对人们的社会地位影响也非常大，即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人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并不是由于个人的努力和能力不同所造成的，而是一种结构性差异，是个人摆脱不了的。在我和吴晓刚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讨论了单位在当今中国的重要性。我们注意到，目前，有很多人认为，单位已经不重要了，其实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在当今中国，单位依然举足轻重，它对个人的收入、声望、福利乃至社会关系，都依然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王丰最近出版的著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不久前，英国《卫报》曾发表了一篇基于一项联合国调查的文章，题为“贫富差距制造了一枚社会的定时炸弹”。这篇文章虽然不是特别针对中国的，但是有两处提到中国。首先，文章引述该报告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城市，但是接下来又称中国已经有很大的不平等。为什么会有这两个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的观点？其实，这两个观点并不矛盾。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是很大的，但中国的不平等主要是区域之间或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如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之间的差别，或农民和非农民之间的差别等。而对在同一个城市，比如对在北京居住的人们来说，他们之间的不平等，尽管很难说不是世界上最小的，但与世界其他一些的大城市，比如纽约、伦敦等的比较来看还是比较小的，相对而言，后者那些城市中不平等的系数要更大。实际上，这两个看上去自相矛盾的观点告诉我们，中国的不平等是由区域造成的。
基于官方发布的资料，我们可以用数据说明一下区域因素的重要性。从图3（地方年度统计公报，2008）可以看出，区域差异对收入是有很大影响的，同时，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也很大。这一统计图表所显示的差异与人们普遍感觉到的情况是相吻合的，比如，广东、上海的人均收入很高，而在西部地区如甘肃等的人均收入很低；城市人口收入高，而农村人口收入低。中国这一差别幅度要比其他国家（如美国）大得多。
不平等
和区域因素的作用相似，单位因素也是产生及维系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的集体性中介机制。众所周知，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单位是很重要的，单位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所有方面，包括日常生活、政治生活、工作、经济状况等。在那个时代，肉票、粮票、糖票、电影票、洗澡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等几乎所有票据都通过单位（或里弄等）发放。此外，连结婚都要单位批准，住房也要单位提供。假如婚姻不幸福，单位还要出面调解。如果一个人在外面犯了错误，别人首先就要找到他M她的单位，等等。有些人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变化，因而认为上述情况都是1978年以前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就垮了，已经不重要了。我以为，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在今天的中国，单位还是很重要，譬如说，当大学生对自己的事情处理不当出了什么问题，他（她）所在的系、院、校领导还是要负责的。
1999年我们对上海、武汉、西安这三个城市做了一个调查，经过数据分析后我们发现，决定人们收入的最主要因素是地区、城市，其次就是单位（参见表1）。单位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人因素，比如教育、工作经历、性别、干部身份等等。在中国（尤其是城市），单位属性、单位效益对个人收入有很大的影响（参见图4），比如，同样是大学教授，工资收入会有差异。为什么有的大学教授工资高而有的大学教授工资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的学校（单位）在涉及具体的教授待遇问题上的措施不同造成的，因为，学校的属性和单位的效益直接影响个人的收入。一个教授在这一单位里做的贡献，假如可以从客观角度来衡量的话，可能和另一单位的教授做的贡献是一样的，比如课程是一样的，发表文章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但待遇却可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说，仅仅因为单位属性不同，便导致了教师收入上的差异。推而广之，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从事同样工作
的职员，单位不同，收入就会有差别，有时会是很大的差别。即使我们用统计的办法能够对一些个人的特征进行控制，比如受教育年数等，单位因素在决定工作者的经济收入和福利方面仍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单位因素是影响中国不平等现象或者分层的重要因素。单位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是一个边界，它决定了职工的待遇，而待遇是单位提供的。有的单位钱多，有的单位钱少。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不平等是不公平的，但是很多人还是可以接受由于单位因素而造成的经济待遇等方面的不平等。因为有边界，不是谁都可以随便成为某单位的成员，所以进入好的单位是取得社会地位关键的一步。
（二）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传统
我认为，不平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看法的提出是基于我对历史资料的考察。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在进行中，目前尚处于尝试性阶段（参见谢宇、董慕达，2009）。关于这个主题，我在此先提一下古代中国的几大重要特征，而我将要列举的那些特征并不是我个人的发现，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已有共识，我只是出于自己的需要对其重新作了梳理。
第一个特征，是中华帝国在理想的情况下是统一的，即一个天下只能有一个君主。当然，大一统是理想情况，例外是常见的，如三国鼎立等。但是在理想情况下，天下应只有一个皇帝。这种大一统的思想，在中国非常强烈，这和西方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特征，是中华帝国地广人多，所以，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管理。在当时没有汽车、高速公路、火车、手机、互联网和其它现代通讯技术的情况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传递一封文书和信礼可能要花几个月，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诺大一个国家要想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可以说是极为困难的，历史上，在其他地方也不多见。然而，恰恰是在古代中国却出现了管理上的奇迹。当今很强大的国家美国，也可谓是地广人多，但是，众所周知，美国是在近、现代社会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美国在19世纪末就有了铁路、汽车，其工业化、机械化的发展速度都很快，到1930年左右，就已经迈入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行列。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的联邦政府更趋强大，国家管理也有了更多的资源。但是在古代的中国，如此大的国家，统治那么多年，而基本的模式又没有什么变化，这是极不寻常的。
第三个特征，是中国的文官官僚制。虽然，改朝换代要靠军人，但在漫长历史中，中华帝国的管理靠的是文官官僚，这是和其他古代帝国（如罗马帝国）较为不同的。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可以做官，甚至做大官。直到今天，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读书，“学而优则仕”，读好了书就有出路，这是一个有特点的文化产物。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官僚制起源早、规模大，在世界历史上显得很特别。
第四个特征，是除了皇帝，中国的贵族和权贵阶层是很不稳定的。如清朝初期的藩王之一平西王吴三桂，没有经过一代，就被平掉了。其实，皇帝不希望贵族和权贵阶层世袭。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官僚基本上不是世袭的，这和欧洲很不一样，欧洲的官职是可以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在欧洲历史上，贵族的财产一般也只传给一个儿子———长子，所以其家族可以一直保持着财富和影响力。而中国历史上的情况就很不一样，首先，除了皇帝（和极少数职位），职位不可以传代；其次，富人实行多妻，有很多儿子，而且这些儿子对父辈留下的财产基本上是平分的，所以不管有多大的能耐，再大的财富和影响一般经过三代之后就基本上所剩无几了。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要靠传代获得财富是很困难的（参见何炳棣，1999）。
中国的特征，就是强调对儿子进行投资以使他们以后有能力挣得财产，而不是直接给予财产。儿子没有财产不要紧，让他去读书，让他能够进入仕途，然后是升官发财。由此，从文化观念上来说，中国社会是强调社会流动的，至少有些社会流动是实现了的（参见后、，1964）。而在西方，贵族就是贵族，平民就是平民，两者根本上处于分隔状态。所以，中国从秦朝开始，甚至从战国开始，就没有了封建制，因为封建制的特征就是世袭制，就是分割制，而不是流动，不是集权。
第五个特征，是在中国后来的政治体系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从西汉开始，整个中国的政治体系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变。这种政治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还是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我甚至认为，现在的中国政府在有些方面已继承了历史上中华帝国二千多年的传统。更进一步地说，中国现在的政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华文化二千多年遗留下来的产物。
马克斯·韦伯是一个德国人，他没有来过中国，不懂中文，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经济和社会》等。他还写过一本有关中国官僚体制的书，虽然主要是基于二手资料，但他对中国的情况还是写得很好的。他在书中对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提出了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对于官员的选拔，考试是可以的，但为什么不是考他的管理能力，比如算账、管理等这些有用的知识，而是考一些毫无实用价值的经典，他对此想不通，为什么考试的内容和官员要做的工作不一致？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升官要有学位，最好是学理工科的，要数学好、物理好，哪怕官员在管理时用不到这些课程的内容。提拔官员时看重数学和物理，这好像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是马克斯·韦伯的第一个疑问，他觉得这很浪费，因为考的东西是没用的东西。他的第二个疑问是，地方官员的指派是短期的，三年一轮，他认为这也很浪费。一个官员为了工作，要对一个地方了解，要和一个地方的百姓乡绅打成一片，要了解民情和风俗习惯，但是刚刚了解了就被调走了。因而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官僚体制是低效率的。他的结论其实没错，中国的官僚体制的确效率不高。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历史上，效率对于一个政权、一个王朝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效率再低，国家还是皇家的；效率高了，国家破裂，变成了人家的怎么办呢？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中国古代官僚系统是成功的，因为它解决了管理中国这一大难题。除了中国官僚体制，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够管理这么大的国家。
为什么统治中国需要官僚体制呢？假如一个地方的贵族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如何能保证他们对中央政府完全服从？在战争时期，如何让他们派兵、出钱？要挖运河、修城墙，如何知道他们会配合？所以，皇帝只能指派自己的官员到地方上去管理。当然，在实际管理的时候，官员又一定要有很多自主权，因为皇帝太远，不了解情况。这样一来，集权帝国的地方官员所面临的处境与封建制下的地方贵族就有了本质的区别。一方面，地方官员是受中央政权指派和控制的，以后的提升也要靠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又必须为地方做事情，这样才有升迁的机会（谢宇、董慕达，2009）。中国的官僚体制，是一个对中国古代皇帝很有用的发明，是一个能够把中华帝国稳定维持下去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从古到今，中国的版图一直非常大，但历代的大多数皇帝意识到不能仅靠军事来统治。因为军事是把双刃剑，如果不给军人以力量，他们做不成事情；给他们力量，他们可能造反。军人是很危险的，所以皇帝很聪明，不用军人，用文人，虽然文人可能效率低、迂腐，但是不易造反。
中华帝国靠什么来统治？有人说，它靠的不是刀剑，而是靠孔孟之道，我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夸张。孔孟之道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没有孔孟之道，就没有官僚体制，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也不可能有这么长期的中央集权帝国。孔孟之道很有意思，它的重点是仁政。也就是说，我有权力，实际上是为百姓好，这是一种具有亲和力的意识形态。比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卷十四尽心下》），这其实是把皇权的最终目的归结到为民服务上。然而，孟子又认为，为了最终做到为民服务，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卷五滕文公上》）。用现代经济学的说法，人与人之间适当的不平等关系是一种互补性关系，对大家都有好处，而绝对的平等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普遍贫困。故孟子说，“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卷五滕文公上》）他认为，每人都必须耕耘劳动的绝对平等是行不通的，会使大家贫困。人是有区别的，有的人聪明，他们就从事脑力劳动；有的人不聪明但力气大，就去从事体力劳动，社会分工有别。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我们理解不平等是有意义的。能力强的，就有特权，就统治别人；没能力，花力气的，就做下面的工作，就打工，这是一个合作关系，是大家都认可的，穷人也认为这样好。
为什么穷人也觉得这样好？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下，它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如前所述，富人有特权是为大家做事，也包括为穷人做事。所以穷人不要觉得吃亏，这样的社会分工对大家都有好处，给大家都带来利益。这叫家长制（45+1.75:0?6）思想，这种思想在当今的中国依然很普遍。第二层含义是，这个社会谁有特权、谁富，至少从理论上讲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看个人做得怎么样，是不是有能力。一个人现在没能力，也许将来会有能力；自己没有能力，可以把儿子培养得有能力；再退一步，如果儿子没能力，可能孙子会有能力，总是有一些希望。所以，中国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总是教人往前看。不仅仅是要人计较眼下的状况，而且要人往前看，不仅要看自己的将来还要往下一代看，也就是说，其所主张的往往是要人们为了实现将来的梦想而牺牲现在的利益和享受。一个人的现状不好并不要紧，他还可以寄希望于下一代。这种想法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是一个社会流动机制，能给大家带来机会。
大家都知道欧阳修的故事，有本小人书专讲他的故事，这类小人书在中国有很多，大都讲历史上成功人士的故事。老师、家长都会给孩子讲这些故事，让他们知道，即使家境贫困，那怕是一贪如洗，但只要勤奋努力，他们就可以得到除了皇位以外的任何东西，只要读书读得好，就可以像欧阳修一样做官，做兵部尚书，等等。另外，中国文化中最理想的文人不但是很好的学者，还是很好的官（“民之父母”）。为什么民众会形成这样一种对官员的期待？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强调仁政，而且，官员的管理行为是相对独立的、自治的，所以，对官员的选择标准并不是管理能力或者施行命令的能力，而是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好人，是不是一个有德之人。然而，如何知道一个人有德还是没德，这是一个很难进行评价的问题。中国古代用过很多方法来衡量一个人的德行，如看他是不是孝顺，对上级是不是尊重，是不是守规矩等。在汉朝，选官的察举制中最主要的常科叫“孝廉”，这是因为儒家思想认为孝与廉都是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行。《论语》有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第一》）隋朝以后，评价一个人品行的优劣更看重的是其古书读得好不好，因为，在持这一判断标准的人看来，至少，古书读得好可以反映出一些基本素质：聪明、勤奋、顺服、尊师、自律，等等。这和今天官方提干重视数理化背景的道理是相似的。虽然管理工作本身可能并不需要数理化，但是至少通过数理化教育的检验，上级可以知道一个人是不是聪明，是不是听话，是不是用功，是不是努力上进。这看上去是对知识的检验，其实是对德行、人品的检验。
前面讲过，中华帝国幅员辽阔，被指派的官员工作的地方很远。官员是一个工作相对独立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好官———“民之父母”，主要不是取决于他的技术能力，而是看他的德行。官员，特别是地方官承担着双重责任，即对上司对下属都负责任。他们的工作是自治的，因为皇上那么远，管不到他，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先斩后奏、自己管理的。皇权的合法性在哪里？受到孔孟之道熏陶的官员们都会认为是天命，中级官员的功能就是帮助皇帝实现这个天命。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为老百姓做事情，让老百姓有吃有穿。人们可以在古书中经常看到，中级官员有时候违背上级，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真正符合他们作为“民之父母”的使命，也是最终和皇帝的天命相吻合的。
历史上，县一级以上的官员都由朝廷任命，所以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中央，而县官所要处理的事情主要又是为了一方百姓，这是个矛盾，需要有一种平衡，因为对上面太负责，就可能牺牲下面的利益。中国官僚体制下的这一双重责任性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欺上瞒下”这种现象，对上面不能说全，对下面也不能说全，官员总是要有所保留。这种“欺上瞒下”的现象是中国社会结构造成的。官员有时不能讲实话，讲实话乌纱帽就保不住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个平衡被打破了，官员只对上面负责，而不对下面负责。中国的这种相互牵制的官僚体系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官员没有很多的自由空间，他们既要对上面负责，又要对下面负责，所以他们都是很累的。但是，如前所述，在中国这一环境中，当官恰恰是很多人向往的，想起来挺可悲。很多官员实际上是很优秀的，但是因为结构的原因被迫要作假，那怎么办呢？上面也知道下面的官员作假，所以编了很多程序来检查下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断地循环，不断地使管理程序越来越复杂化、官僚化。
在传统的官僚制体系中，衡量官员的重要标准是看他们的政绩，即看他们是否帮助皇帝实现天命，其实就是考察他们管辖下的人民生活得如何？中央不管他们做什么，只要这个地方富裕了、和平了、不出事，他们就是好官；反之，他们做得再好，工作再努力，只要出了事情，都是他们的错，甚至出现天灾也是地方官的错。如果情况好，大家就说这个官真好，几年都没有灾害，连老天都欣赏他做官，所以政绩自古以来就很重要。中国现在讲政绩只不过是回到了中华帝国的管理方式。
2007年我们在甘肃做了一个调查。甘肃很贫困、很偏远。我们问当地的被访者：影响你们经济利益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同时，我们给被访者五个选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单位、家庭和个人（见表2）。虽然居住很偏远，但仍有接近半数的当地被访者的首选是中央政府，即他们认为中央政府是决定其经济地位的最重要因素。第二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相对来说，个人因素是次要的，没有政府重要。这就呼应了前面提及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民对官员、对政府有着极高期望这一判断。
上文提及父母官（地方官员）有时候为了保护自己地方的利益违抗上级，那么当地的人是怎么来控制地方官员为他们做事的呢？我们知道，被派遣来的地方官员往往并不是当地人，和当地人也没有亲属密友关系。中国古代的做法很耐人寻味，从汉代开始，人们就给地方官员立碑（甚至建祠庙、唱颂歌），说他们怎么好，修了路，建了桥，制住了土匪，等等，在碑文中对其政绩极大地、夸张地歌颂一遍。在路边、桥前或祠堂里立碑，大家都能看见，官员当然也很高兴。碑不但为死去的官员立，而且也为活着的官员立。作为民意的一个反映，碑对官员的提升是有益的（谢宇、董慕达，2009）。所以说，尽管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但是地方势力利用声誉机制来影响官员，它一方面满足了官员心理和仕途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会激发他们为当地人民造福的成就动机。
（三）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
三十多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官方作过宣传，说经济发展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这样的提法是为了让民众把不平等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来接受。我认为，现在有许多中国人已经认同这一观点，即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
我们先提出一个假设，称它为社会投影。这个假设的前提是这样的，即一般普通人对其他国家的社会状况大都并不是太清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去过国外，就算一部分去过也是走马观花，对其了解基本上只能说是表面的。要深刻了解一个社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其不平等程度在内的社会情况的认识也同样如此。虽说普通中国人对其他国家的发达水平多少知道一些，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媒体对其他国家的发达水平的报道。而当被问到其它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时，尽管他们都会给出自己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大多都掺杂着许多想像的成份。在调查中，当被访人被问及哪个国家发达、哪个国家不发达时，被访人的确知道不同国家的发达程度；可当其被问及各个国家之间不平等的程度时，他们并不清楚，但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想象给出一些被要求作出的判断。
这里的数据来自于2006年我们在六个省市（北京、河北、青海、湖北、四川、广东）所进行的调查，受访者将近5000人。我们请被访者评价以下五个国家即中国、日本、美国、巴西、巴基斯坦的发达程度，按0到10 打分，最发达的为10分，最不发达的为0分。然后，请被访者评价这同样五个国家不平等的程度，按0到10 打分，最不平等的为10分，最平等的为0分。实际上，社会科学研究对各国的这两方面都是有数据指标测量的，都有发展程度和不平等程度的比较数据。表3给出的是我们的调查数据结果和客观指标的比较。联合国对国家发达程度的客观指标在第一列，第二列是被访人给这五个国家发达程度的平均评价分，其中美国遥遥领先，九点多，第二是日本。此处，我们的调查数据结果和联合国的指标基本上吻合，只是中国的被访者明显地低估了日本的发达程度，但是美国和日本还是在其他国家前面。下边两个是中国和巴西，这两个国家相近，而从联合国的数据来看也很相近。最后是巴基斯坦，这也和联合国的数据基本吻合。当然，调查数据总是有误差的。
在我对上述调查所得到的不平等程度打分结果作出解释之前，先了解一下各国不平等的客观情况。在世界上规模较大的的国家中，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就是巴西，这主要是因为巴西的平均教育程度低。但巴西同时又是一个国际化的国家，正因为国际化，教育的回报率非常高，这就加剧了巴西的不平等。同时，巴西也很大，也有较大的地区差。中国和美国相比，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巴基斯坦的不平等程度是低的，而日本是最低的，它的贫富差距不大。
那么，此次调查的被访者们又是如何给各国不平等程度打分的呢？其主观评价的总体情况是，认为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要超过中国，日本的不平等也很高，而最低的是巴基斯坦（参见表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被访者认为巴西的不平等程度是低的而不是高的。可以发现，这些评价与联合国所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被访人对其他国家的发展程度可以比较准确地打分，但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却不了解，因此他们对此的打分大多是与基于客观指标所得出的评价不符的。然而，从他们给出的信息中却可以使我们大致了解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要这样打分。
中国最近经历了很多变化，其中既包括经济上从不发达到相对发达的变化，也包括了在人们生活中从相对平等到不平等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前经济上相对贫困的时期，大家相对平等。中国现在相对发达了，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也相应地增加了。或许有些人这样认为，美国是我们的将来，而目前中国的发展只进行到了一半，我们的不平等就已经增加了如此多，那么如果变成像美国那样，以后还要更加不平等。正因为美国比中国更发达，所以他们认为美国会更不平等。我们在同一调查中还问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相比，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是否要高于不发达国家，对此表示同意的被访人占到了大多数。
我们还进行了这样一项数据分析，按照被访人对不同国家发达程度打分的高低进行排序，即认为哪个国家最发达、哪个国家第二发达等等（见表4）。第一类主流排序，其对发展程度的排序是美国第一，日本第二，巴西第三，中国第四，巴基斯坦第五，有34.11%的人选择了这样的排序；第二类，把巴西和中国换一
下位置，这种排序也有百分之三十多；第三类是与联合国的评分排序相一致的，即日本、美国、巴西、中国、巴基斯坦，但作出如此排序的人，只占受访者总数的2.18%；第四类是日本、美国、中国、巴西、巴基斯坦。选择这四种排序的累计占到了71.62%，其他种类的排序属于没有规律，可看作是测量误差造成的。面对这样的数据，我们想搞清楚的是，对发展程度的打分排列和对不平等程度的打分排列之间有着什么关系（见表5。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被访人对不平等程度的打分排列和对发展程度的打分排列有明显的关联，有很多人对发展程度的排列顺序和对不平等程度的排列顺序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正向的关系（见表5上半部分，第1-4行）。还有负向的关系，甚至有的受访者打分恰好相反，即假如他们认为发展程度由高到低的排列是美国、日本、巴西、中国、巴基斯坦，则同时认为不平等程度的排列是相反的，最小的是美国，第二小的是日本，等等。类似的相反的排列（参见表5下半部分，第6-9行）。
总之，我们发现，被访人关于发展水平的评分与联合国的评分是相似的，其中对日本和巴西的评估稍微低了一些，特别是对日本的评估明显偏低。但是被访人关于不平等水平的评估打分和联合国的数据很不符合，有的甚至完全排反了。相当一部分人关于不平等的评分来自于他们对发展的评分。他们怎么看不平等和发展的关系呢？结果有正有负。因为中国最近的经历表明，发展和不平等的趋势是正反的关系，即经济的发展和不平等的增加是同步的，所以体现在被访人中的主流观点是正的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反映了中国最近的经历和官方的宣传，它与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代价这一观点相吻合。
三、结论
以上，我提出了三个主张或曰看法。第一，中国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集体的中介性因素体现出来的。由于存在集体这一作为产生不平等的机制，故不平等的界限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个人化的，不平等程度在日常生活中也得以淡化，由此，在民众中不容易造成不满。第二，从意识形态上来看，虽然中国有着很强的、要求平等的道德呼吁，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还是接受不平等的。不过，我认为，民众对不平等状况的接受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就是，这些不平等要给一般劳动人民带来实惠，并且一般的劳动人民有流向更高的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即只要更高的社会地位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得到。因为受到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中国民众目前还是能够容忍不平等的现状。第三，有些中国民众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可能会带来不平等：因为我们要发展，为了改进大家的生活，就很难避免不平等，所以，一些对不平等不满的人也能被动地和勉强地接受中国现在的不平等。基于以上三点考虑，我认为，中国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的不平等现象确实存在并有所增加，然而它本身的危险性可能被夸大了。我认为，中国社会有一定的机制（如政治、文化、舆论、家庭、社会关系等）来调节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的这一初步结论并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只是我对中国不平等的一点粗浅的理解而已。
对当代xx历史任务的理解和认识 当代xx人民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 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在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又面临三大主要任务： 一是既要努力实现欧洲早已完成的工业化，又要追赶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二是既要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又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三是既要实现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又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中国历史任务的确定和坚持是在近、当代中国长期发展历程中不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其中有： 中华民族与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派系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主要矛盾及其斗争贯穿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本上是在与中国封建主义结成同盟的条件下实现的。除了帝国主义割占的地区和直接管理的租界、租借地以外，它们主要是通过中国政府当局和各地的官僚、军阀来统治中国人民。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紧密联系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因为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改变它们控制中国经济财政命脉，利用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面；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
当代大学生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机电工程学院丁勇近年来，海内外对中国文化走向的讨论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各种观点十分活跃。"新儒学 "、"新道学"、"文化中国"说、"新汉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太平洋时代"说等等。有人甚至认为21世纪将是儒学的世纪，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世纪。众所周知，进入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面对一个日趋发展变化的国际环境，整个世界文化的格局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现代化和民族性、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等一系列的关系问题。青年一代是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实践者，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价值与走向，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建设，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了解和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它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优良传统和它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优良传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体现： （一）道德至上的人本主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尤其以儒家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创造性的发展。必须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与西欧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在文化精神上存在着本质区别。中国人本主义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西文人文主义则以个人为本位，以法治为中心。
中国文化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群体，强调五伦，强调人对于宗族和国家的义务，即侧重人与社会（讲天人合一，治国齐家平天下）、人与人（讲和为贵，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修养（内圣外敛，以德治国）问题，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道德人本主义。荀子有一段话讲得很清楚："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已，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君道》）。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重个体的价值，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个性主义，它是西方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传统，对维系社会正常运转、人际和谐和人生修养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挖掘中国历史上"重民"的思想精华，在建立和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使其经过转化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借鉴。而它存在着的消极因素的克服与改善成为我们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的必要。 （二）儒、道、法、佛互补。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互补为主体构架。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道两家思想为主体，并形成互补之势。从儒道两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来看，大体来说，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国民精神等方面的影响至为深远。道家、道教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学、科技、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 以前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有着很深入的了解，但通过邓论课程的学习，使我明白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国为什么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我们只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才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真是因为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有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比如抗击非典和抗震救灾及恢复重建的胜利事实就是有力的证明，我们国家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对灾区的支援，这说明了我过社会主义的性质。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观。 依据十七大报告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包括邓小平理论及其后的创新性理论，不包含毛泽东思想。相对毛泽东思想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关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体系，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与以往不同的创新性认识。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也讲社会主义，但那时讲的社会主义与现在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不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贫穷社会主义，大讲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相容。那时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生产力根本得不到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极度低下，谁家要是有点自留地，就会遭到批判，就会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自留地都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并号称“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国民经济不断走下坡路，根本看不出那时的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社会不安定因素不断增加，人们对社会越来越不满，迫切需要改变生活状况，提高生活水平。 邓小平真知灼见地告诉全国人民，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指出，在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 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我国今后一百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制定了发展的步骤，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都纳入了正轨，是我们今后前进的一面旗帜。他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要有点闯的精神，要勇于探索，走出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坚定不移地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两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点。今天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力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一点，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切身的体会。我们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工资水平得到了提高，周围的很多人都买了汽车，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摘要：人类已进入21世纪，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使我们的现代化和民族精神获得新的生命形 式，是中国文化面临的新的历史选择。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现代化和民族性、现代化与传统文 化等一系列的关系问题。青年一代是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实践者，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价值 与走向是我们当今学子需要学习和急待解决的问题。这对中国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传统文化世界文化现代化 近年来，海内外对中国文化走向的讨论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各种观点十分活跃。"新儒学"、"新道学"、"文化中国"说、"新汉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太平洋时代"说等等。有人甚至认为21世纪将是儒学的世纪，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世纪。众所周知，进入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面对一个日趋发展变化的国际环境，整个世界文化的格局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现代化和民族性、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等一系列的关系问题。 青年一代是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实践者，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价值与走向，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建设，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优良传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体现： （一）重视伦理道德 伦理至上的观念文化与价值取向。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体现着一种泛道德主义的人文特点。这种传统伦理讲求的是在个人修养基础上处理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的准则与行为规范，这种准则在理论规范上可用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九个字来概括；行为规范则主要通过礼法或礼制来约束。这种伦理至上的文化特征的派生特点是：①它与宗法制度、专制政治相结合，形成了一整套尊卑分明、等级有序的身份取向制。②道德的法律化，即通过礼制来规范社会行为，形成重礼制、重人治、轻法治的社会格局。③群体本位主义，强调群体的认同。④重名分，重面子的社会习俗与社会心态。⑤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这种道德的养成是为了群体的和谐与有序，即“修己以安人”。⑥重义轻利与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⑦儒学（经学）独尊并成为官学。这是伦理至上的一种外化。⑧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倾向（孔子的仁学、孟子的仁政、墨子的兼爱、佛家的慈悲之心）。⑨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二）倡导和谐统一——以和为贵与中庸保守 中国文化重和谐统一，与西方文化形成强烈反差。中西文化这一重大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的不同特性。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农耕文明，表现出一种"静态" 的特征，重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和谐等。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的和合精神最为典型地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中。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达到和
中国模式内涵及意义 摘要：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摸索出来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发展模式，符合中国的国情，是由社稷体制、民本政治和国民经济三位一体共同构成的符合中国发展的一种模式。在多年的发展中，促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模式，苏联模式，中国特色，民主 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伯·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 在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 Beijing consensus) 的概念，由此开启了世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1]。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提出“以苏为鉴”，试图摆脱苏联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但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2]。中国模式作为中国经验、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的集中概括，是世界认识中国和中国认识自己的重要理论范畴[3]。 一、中国模式内涵 中国模式的兴起，一方面，源自“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北京共识”的提出。前者表明转向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华盛顿共识”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后者则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道路的成功具有中国特色及制度贡献。这就使得总结和概括中国经验的中国模式，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关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以及用什么概念来表达这个提法，目前学术界还存在分歧。持否定或谨慎态度的学者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或慎用中国模式这个提法，如李君如表示，中国各方面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讲“模式”有定型的嫌疑，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4]。持赞成态度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客观
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先进思想道德文化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 论文关键词:先进思想道德文化基本特征地位和作用 论文摘要:本文就思想道德文化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当代中国先进思想道德文化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及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了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思想道德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社会性质,统领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导和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 一、思想道德文化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文化作为人类实践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宗教、学派对文化理解不完全相同。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人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提出“文化”的概念:“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为后人对文化本质规定性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既有结构和层次上的差异,也有性质上的不同,因而,一直没有形成一个严格准确的统一界定。古今中外对此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据后来有关学者的统计,至今世界上出现的文化定义达300多种。
从目前研究的有关文献资料来看,人们一般多把文化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的总和,按其构成可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主要包括直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那些文化产物,是人类文化的所有物化形式,是人的本质力量最重要体现。制度文化主要满足于人的交往需求而产生的合理地处理个人之间、个人和群体之间关系的深层次需求的文化产物,包括个人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方式、人们的行为方式及其相关的各种制度,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公共管理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等等。精神文化就是狭义上的文化,即观念形态的文化,它主要是满足个人和群体精神需要的所有精神活动及其成果,包括思想理论、信念、信仰、伦理道德、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生产、传播、享用和积累等。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三种文化形态中,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或物化形式,精神文化是内在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内在于人的所有活动的深层次的文化。 精神文化按其结构层次和内容不同,由外向里,分为三个层次的三种不同文化形式: 一是社会习俗文化。它主要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社会风尚、交往方式等,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无阶级性和超时空性。这种文化无对错、先进与否之分,易于在相互交流中得到相互了解和学习,极大地丰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
收稿日期:2006-09-22 作者简介:王洪树(1973-),男,四川绵阳人,讲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化的内外矛盾关系分析 王洪树 (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成都610068) 摘要: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指导进行分析,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化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辩证统一关系;而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体现代化”和“社会客体现代化”的辩证统一关系。人的现代化在当代中国现代化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推进的可能性。 关键词: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社会主体现代化;社会客体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07)01-0054-03 无论是人的现代化自身,还是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 都处在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中。一方面,人的现代化内含着“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矛盾。当人认识改造自身时,他是人的现代化的主体;而当人作为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被认识、被改造时,他又是人的现代化的客体。这样,人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就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这对矛盾关系在人的发展的不同历程中处于不同的状态。在私有制社会中,人将自己作为客体对象,经常有意无意地忘却了或者丧失了人自己的主体地位。如人创造了各种自然神和人格神,但在诸神面前人却忘记了自己的主体地位,被动顺从神意,成为神的奴仆。人改造创造着自己,但缠足、苦行、阉割等自我改造活动,却是对人作为客体的自我摧毁、自我戕害,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人在发展中处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另一方面,社会现代化中内含着社会主体现代化与社会客体现代化的矛盾。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个是“人”,这是认识和创造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另一个是“环境”,它包括物质财富、社会制度、科技教育文化等,是社会的客体。因此,人类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时,必然包括社会主体(人的现代化)和社会客体(环境)的现代化。但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历程中,人创造的丰富的物质财富、形式民主的制度体制和先进的科技等人为之物,却离开了为人的轨道,成为外在于人,支配着人的异己力量。工具排斥人,社会客体支配社会主体,形成新的“拜物教”。所以,在私有制社会人的发展中,人作为物质作用下的客体,被剥夺了人的主体地位;而人以主体地位进行创造时,创造的客体却反过来奴役人本身。人的主客体关系的分割、分离和对抗,使人丧失其主体性处于受压抑的客体的状态。从而使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外矛盾关系因其社会性质而无法从根本上加以克服。但随 着人类社会进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后,人的现代化的内外矛盾关系就逐渐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当代中国人的现代化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辩证统一 当代中国社会的所有制及其政治制度不仅使人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人,而且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人。 (一)具有主人翁精神的人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 意识的对象”〔1〕 (96)加以考察,认识人自身生命活动的奥秘,不仅对人的生命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透过生命活动揭示了人与自然血肉相联的关系。人在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客体加以认识和改造时,就确立了人是自身及其发展的主体。 (二)“每一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2〕 (614)人在认识自己生命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意识到自己不仅是认识自己的主体,而且亦是发展自己的主体。作为主体的人,每个人都有权发展自己的才能。在私有制社会中,人们在名义上被宣称有发展的天赋权利,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真正享有发展自己的权利。而在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不仅在名义上(或道义上)而且在实践中成为自己发展的主体,因为社会为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靠的法律保障。 (三)人“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3〕 (457)当代中国社会中,人不仅认识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而且社会也确证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人第一次真正成了自身现代化的主体。人的自我发展的意识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人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发展自己。历史作为追求自己目的人的活动在社会中第一次成为现实,历史亦成为人作为主体的自我生成史、自我发展史。所 4 5 第1期 NO.1 宜宾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ibin University January .2007
中特：结合中外评论探讨“中国模式” 一什么是“中国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话题为国际主流学术界所高度关注。那么什么是中国模式呢？有以下几种观点可借鉴。第一种观点提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战略、政策、实践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也包括出现的问题。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包括五点：一是独立自主，二是改革创新，三是实践本位，四是以人为本，五是和而不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 当前热议的“中国模式”概念，主要是是一些国外学者、政要以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立足点，以非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我们取得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的探究和概括。认识、探究的客观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即“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面旗帜”。 美国智库之一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中国模式”作出了如下表达: “中国模式”的最重要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换言之，“中国模式”是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 西方有媒体指出: “当代中国一直是个令西方感到困惑的问题”。“西方人还是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真正繁荣起来，除非它采纳西方式的民主”。“中国模式”可以归结为“专制加经济发展”。新加坡有媒体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国家意识形态: 一种允许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力量的政体; 在保持政治体制的同时，改革经济体制。新加坡一位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就是其政治稳定与经济改革的特殊结合; 换句话说，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化。”总之，政治上的保守、专制与经济自由，是西方学者政要赋予“中国模式”的总体内涵。 对比所谓的“中国模式”，“西方模式”的核心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一贯主张首先实现民主政治，才能实现并保障经济的发展。但中国没有采取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开辟了一条符合其自身国情的新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违背了他们的教条，因而感到迷惑甚至疑心重重。应该指出，一些西方人士还保留着陈旧的偏见，用单一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政治体制并谎称这是一种“专制”。 结合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特别是价值观上的差异，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
结合大学生实际谈谈你“中国梦”的认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广大青年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传达给每个青年最强烈的信号，是党和国家宏伟大业向每位青年发出的深情召唤。也是让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让党的队伍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根本。青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继承人，他们将决定祖国的命运。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佼佼者，具有优势的特殊群体，大学生们必须坚定自己的理念，时刻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肩负起时代的重任，而且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强弱将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关系到我们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因为这个梦想，它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这样一种宿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一种共同的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前途命运，都是和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和这个民族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的。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我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我更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作为国家培养出的当代青年大学生，应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认为我们要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树立远大的志向，以远大的志向为前进和发展鼓足动能。激情飞扬的青春活力是推动发展的“正能量”。“发展是第一要务”，也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根本。而发展离不开充满激情的青春理想，离不**大的志向作为前行的航标，离不开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创业体制机制。广大青年大学生要踊跃投身国家建设，以激情飞扬的青春活力不断添加祖国前行的“燃料”。我们会敢为人先，善于创造，勤奋求实，勇于开拓，成为改革创新的生力军。我们有了坚定的志向和信念，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就一定能将志向与目标变为现实。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们一旦拥有远大志向和理想，就会不畏前行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敢于面对困难与挫折。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和战胜困难，就会立足当下、放眼长远，开拓奋进，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其次，要做到自强，树立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青年人最大的优点是：有拼劲、充满活力和朝气；有激情，始终鼓足创新前行的动力；有锐气，敢于挑战障碍，不拘一格。广大青年大学生，要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创业、独立奋斗。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只有具备百折不挠、勇往直前、顽强拼搏的精神，才能在中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贡献自己的力量。然后，要做到自立，勇于承担人才强国的重任。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是当代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项重大战略任务。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既是国家战略，又是广大青年的历史责任。在科技和教育迅猛发展，社会信息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当代青年有较多的机会学习、运用、创新现代科学技术。广大青年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重任，争当优秀的创新人才，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坚力量。我们作为青年大学生，在学校要珍惜所有能珍惜的机会，一方面要学习好科学文化知识，为自己的未来国家的未来打好基础，另一方面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在锻炼自己能力的同时为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同时我们要紧跟党走，认真学习党的政策方针，紧跟党的步伐。实现“中国梦”的路并不是依靠青年学生一腔热血就可以实现的。青年学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才能寻求到努力的方向，才能寻求到实现“中国梦”持续奋斗的精神动力。中国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便是高校青年学生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精神动力，我们要学习并弘扬这些精神，让自己更加满怀信心的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作为高校青年大学生我们要牢记党的的教诲，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极大提升，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但我国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还十分艰巨。请谈谈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解与认识。 2.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请结合实际谈谈你对这段话的理解。 3.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科学分析新形势新任务的基础上，再次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请谈谈你是如何理解的。 第一讲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了解当代中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国情 ?把握当前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和重要战略机遇期 ?认识走科学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和基本内容 一、当代中国的基本特点 基本特点包括基本国情和历史方位两方面 （一）基本国情： 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三个没有变”： 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二）历史方位 1.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2当代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时期 3.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二、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重要战略机遇期 1、准确认识我国发展面临的阶段性特征 一是经济实力显着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三是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 四是协调发展取得显着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五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发展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 六是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七是社会活力显着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 八是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2、紧紧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 ?时间的长期性
社会现代化与当代都市生活方式 鲍宗豪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院长、博导 对生活方式的研究，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切入，把文化看作社会全部生活方式的总和；或从社会结构的视角研究，综向考察世代交替中生活经历的社会烙印；或把生活方式当作阶级辨别指标来研究；或把生活方式当作消费方式来研究。各种研究视角、研究路径与方式，都有其合理性。值得重视的是：如何全面科学合理地解读我国当代都市生活方式的新变化？本文试将当代都市生活方式放在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中作些探讨。 一、社会现代化与当代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研究的新视角 本文提出研究当代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的社会现代化视角，其理论的现实基础是：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引起了社会生活方式的新变化。 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可以追溯到15世纪美洲新大陆的发现。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把东半球和西半球联在一起，使人类第一次知道彼此之间确实同住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地球开始，便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然而，只是到了今天，即500年以后，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协同发展，全球才呈现出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其作用范围之广，影响强度之深都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21世纪的全球化日益凸显了全球社会现代化的取向，全球化与全球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内涵、路径与方式也有所交叉、重复。全球化与全球社会现代化的一致、重合，促进了全球社会转型、社会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又涉及到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从全球社会现代化的视角研究当代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的变化。 全球社会现代化本质上也是一场非常深刻的重构当代都市人生活方式的革命。当代世界发达国家已开始了由现代性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伴随着“后现代社会”、“后现代化时代”的到来，以获取物质财富为主要动机的“生产本位论”正为“生命本位论”、“生活本位论”所取代。在“后现代化时代”，全球都市公民都更关注、更重视生命、生存和生活的质量。如何解决个体和集体的生存与生活需求？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都市公民的生活质量？如何不断提高都市公民生活的幸福感？已成为全球都市公民的普遍追求与期待。 但是当今全球社会的现实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与不公正矛盾相当突出。目前世界上大约有3.5亿土著居民，他们生活在70多个国家，讲着5000种语言（UNESCO 2004）；其中大约 520万人仍然（或曾经）以狩猎和采集为生（Schweitzer 2000），约占世界人口的0.08％；2001年，世界上大约 16％的人（9.6亿）生活在高收入国家，84％的人(52亿)生活在发展中国家，45％的人(约27亿)每天生活费不到 2国际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8％的人（约11亿）每天生活费不足1国际美元（WB 2005）；而且不平衡、不平等、不公正的矛盾仍在扩大。① 在我国，根据美林集团的《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尽管在我国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中仅占0.03％，但是，其影响能力巨大。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我国2003年度的GDP总量也仅有14万亿美元。在我国的财富分层中，居于另一个极端的是贫困人口。2003年贫困人口总数为 2，900万人，比 2002年甚至还增加了80万人。而且，这里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这在我国也是很低的标准。 上述分析表明，以全球社会现代为视角研究当代我国都市生活方式新变化，不仅使我们能更科学合理地解读当代我国在融入全球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都市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也能使我们认识，提高我国都市公民的生活质量，形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对于社会文明、社会和谐，对于和谐世界、人类文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①参见《中国现代化报告——社会现代化研究》（2006）第1页。
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一、中国模式的内涵及其兴起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相对西方而言的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简单地讲就是政治上形式民主化、经济上自由化,二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而中国模式简单地讲则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上市场化。具体而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思想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上既坚持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积极作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 从时间上讲,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要远远早于中国模式。西方模式尤以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最为典型。西方模式发展至今,不仅经济发达、生活富裕,而且,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渗透,西方模式也随之在全世界曼延开来。二战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急于摆脱国家长期贫困落后的面貌,往往把西方模式当作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首选甚至于惟一选择。而中国模式的出现,跟1978年以来中国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着内在的关联。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国家的封闭状态,实施全面的对外开放,而且在经济体制上逐渐抛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使中国社会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飞跃性的提高,而且综合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国现代化发展至今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使国内外专家学者普遍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区别于西方模式的又一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和议论也普遍起来。中国模式在世界的影响正越来越大,正日益显示出其世界性的意义。 二、中国模式的世界性意义 第一,中国模式的出现预示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古老国家。历史上的中国在唐宋年间曾创造出举世瞩目的骄人成绩。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不断割地赔款。因此,中华文明在近代严重落伍了。面对西列强的侵略,国人在倍感屈辱的同时,又深深地感受到肩负着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重任。近代以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为此不懈努力奋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真正成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独立主权国家。但是中国还没有实现繁荣富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还没有根本实现。现在经过建国60年的发展,特别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建设,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内生产总值(GDP)以每年近10%速度增长,国家经济实力从2000年开始几乎每年再上一个新台阶。据有关专家估算: 200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因此,世界正在不断地见证着中国发展模式所创造的伟大奇迹。中国正在走一条和平发展的崛起之路。这一切都在向世界昭示:中华文明正在进行着伟大的复兴! 第二,中国模式的出现,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道路还具有光辉的前途。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因为它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又是崇高的思想体系,因为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体现了人类长远的根本利益,并以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为己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由科学的理论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随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出现及其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苏联模式曾看作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新生模式,并被誉为西方模式下的第二条现代化发展之路。但到20世纪末,东欧的演变,苏联的解体就使得社会主义事业在这些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于是,西方一些学者如弗朗西期·福山就认为:东欧的演变和苏联的解体预示着西方模式已经取得彻底的胜利。未来世界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一种模式。未来人类的历史发展只能是西方自由民主道路内的自我完善,由此人类历史彻底走向终结。诚然,东欧演变和苏联的解体,确实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正处于低潮。但西方这种“历史终
一、时代主题和当代xx的国际战略 （一）时代主题的转换 1．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生活的主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分析，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加剧，形成全面的、深刻的和持久的政治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由此，列宁提出当时国际生活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 2．当今时代的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的力量超过了战争的力量。人类在20世纪中已经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经历了冷战对峙的磨难，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不愿意历史的悲剧重演，都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再发生新的热战、冷战和动乱，都不愿看到任何国家或集团再推进新的霸权和强权。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这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普遍要求，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共识。 其二，经济的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府普遍认识到以经济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对一个国家的世界地位的影响，纷纷把发展经济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冷战结束后，经济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重点，经济斗争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发展问题更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突出问题，具有全球的意义。谋求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流。 其三，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首先是在发达国家，而后便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几乎各个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
用马克思主义信仰铸就中国梦 当我们谈到中国梦的时候，似乎觉得它是一种感性的，但是中国梦的提出确实是一种理性的结果，它既渗透着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智慧，也渗透着中华民族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智慧。不仅如此，它更是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的结晶，这是我们铸就中国梦最核心最根本的科学依据。中国梦不是随意之梦，中国梦不是无根之梦，中国梦不是无魂之梦。中国人凭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个人思想成熟、人格培养和人生意义实现的现实指导作用，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实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凭马克思主义给人类的不朽贡献和所开辟的历史新纪元，从灵魂深处，将中国梦植根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用马克思主义信仰铸就起伟大的中国梦。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梦的铸就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人在实践和认识基础上形成的认识定势和认识运行模式的总和，是先前认识过程及其成果在人头脑中概括和抽象的积淀，是人设定问题、选择问题、剖析问题、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结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的总称。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人的实践、认识过程与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在辩证地批判了人类思想史上所探讨的诸多思维方式之后，将思维方式的研究置于坚实的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强调了思维方式同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生产、生活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突出了思维方式的现实规定性与历史规定性的统一，认为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出现、形成和发展都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时，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意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起着一定的能动的反作用。他们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具有唯物性、辩证性、实践性、社会性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得到了事实的验证，甚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予以认可，他们也不自觉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了解和思考事实与例证。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梦的铸就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奠定了世界共同梦想的认识基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指明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是一部物质生产发展史，其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来自于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上，又引起和产生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人类社会就是在这两对基本矛盾的推动下不断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的发展态势。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剥削、贫困和不平等等社会现象，并产生了资
谈谈我对中国模式的看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有人开始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称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自2004年5月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乔舒亚·库珀·拉莫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以来，中国模式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种讨论随着美国2003年发动的对伊战争受挫、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及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先后出现了几个高潮，延续至今，他们就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国内的学者也有很多不同的分析讨论，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很多不同观点和看法。 通过这个学期的学习和理解，下面我从几个方面谈谈我自己对中国模式的看法。 一、“中国模式”产生的背景和条件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旧的经济模式基本上是“斯大林模式”，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是：国营经济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国有企业实行国有国营的企业制度，收入分配存在平均主义倾向，政府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追求高速度的赶超战略，依靠高投入和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重工业（含军事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落后的畸形产业结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较先进的工业和城市与极为落后的农业和农村并存的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模式存在严重的缺陷，带来的是消耗高浪费大质量差效益低，形成的是短缺经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乱，使得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消费品严重短缺，连火柴肥皂都要凭票供应，农村2.5亿人吃不饱穿不暖，连温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中国旧模式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城乡居民强烈要求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旧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结束改革开放的主要政治障碍基本清除后，中国走上了探索新的经济模式的道路。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纠正了政治上的偏差、经济上的失误，尊重民意，坚定地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这是中国改变旧模式形成新模式的基本保证。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望子成龙注重教育穷则思变的优良传统，再加上大量的海外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