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应策散曲及其散曲史意义
叶 晔
内容提要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苏愚山洞续集》三十卷，收录李应策散曲四百八十八
支，谢伯阳《全明散曲》失收，现今所有的古代散曲史论著皆未论及。尘封高阁，未免遗憾。
作为一个小令数量居明代第三的散曲作家，李氏散曲在题材、风格、技巧等方面，展现出多
样的文学价值。特别是以时事入散曲的写作手法，有补写古代散曲史的重要意义。结合万历
年间的政治形势和曲学动态，有必要客观评价李应策在明代散曲发展史中的北曲殿军地位；
并借此探讨有关新发现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定位和文学史书写等问题。
关键词 李应策 散曲 《苏愚山洞续集》 文学史
李应策（1554—1635后），字成可，号苍门，陕西蒲城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授任丘知县，历成都、安阳知县。二十三年，迁刑科给事中，转户科。二十八年，升太常寺少卿，官至通政司左通政。万历三十年，致仕归，林居三十年。传见乾隆《蒲城县志》卷七《进士》。李氏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士大夫，为人正直，颇具政治理想。在中央长居科道，名入《盗柄东林伙》，在时人眼中，是一个强项的东林党人，故仕途多坎坷，年未五十，即致仕归乡。他与汤显祖是同年进士，颇有交谊，二人文集中皆有唱和之作品；在京八年，与中央主流文坛多有接触，创作众体兼备，文学造诣益深。著述颇丰，撰有《苏愚山洞续集》三十卷、《谏垣题稿》八卷、《黉宫补漏》二卷、《六纬质难》七卷、《摹真藻》四卷、《婚丧泊堤》一卷、《李氏世遗录》三卷等。
遗憾的是，李氏所撰著述，现仅《苏愚山洞续集》（以下简称《续集》）三十卷存世，明崇祯刻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原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属海内孤本。全书四函二十八册，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双鱼尾，四周双边。版心上书口刻“苏愚山人续稿”，上鱼尾下刻“卷之×”，下方书叶次。无序跋，总目镌至卷二十六。各卷皆先目录后正文，按体裁编排，卷头题“苏愚山洞续集卷之×”，署“蒲城李应策成可甫著”，卷尾及版心处或有墨钉。今据《续集》中有崇祯乙亥纪事，其刊刻时间在崇祯八年（1635）以后。
笔者在参与明词整理的相关课题时，曾经翻阅过《续集》，用来校勘赵尊岳《明词汇刊》所辑李应策词。同时发现《续集》中有散曲三卷，共小令四百八十八支，谢伯阳《全明散曲》失收，相关补编如汪超宏《〈全明散曲〉补辑》等皆未补录。其数量之大，足以补写明代散曲史。这三卷散曲，分见《续集》卷八、卷二二、卷二八，三卷目录皆题署“词”，实多为散曲作品，间有少量诗余，明人多词曲不分，故有此误。全书共有小令四百八十八支，其中存疑三十二支，小令数量仅次于薛论道和冯惟敏，居明代第三。
有关这批散曲的文献价值，以及李氏生平事迹的考证，已有专文介绍。然而，由于至今所有的
① 谢伯阳编《全明散曲》，齐鲁书社1994年版；汪超宏编《〈全明散曲〉补辑》，《明清曲家考》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赵尊岳《明词汇刊》将《苏愚山洞续集》中的一些作品作为诗余半阕之变体而辑录其中，此有待商榷，笔者仍将其归为散曲，作存疑处理，共计三十二支。
文学遗产·二○一一年第一期
古代散曲史论著皆未曾提及此人，相关的文学研究仍是一片空白。故笔者尝试提出一些不甚成熟的观点，抛砖引玉，希请方家指正。笔者以为，李应策散曲不仅具有文献层面上的辑补意义，其作品在题材、风格及技巧上展现出的多维文学价值，特别是以时事入散曲的写作手法，有着补写古代散曲史的重要意义。对其文本的解读和文学史的定位，有必要认真对待。
一 以时事入散曲
李应策散曲的风格，以粗放豪迈见长。以时事入散曲，是其作品的最大特点。由于亲身经历了万历党争，他的作品中颇多时事题材，记载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是前代散曲作家从未自觉开拓过的题材领域。他的散曲创作类型，有点类似于诗史中的杜甫、词史中的辛弃疾等作家，自觉地把散曲作为言志、载道的工具。在他之前的散曲作家，虽也经常创作刺世类的作品，但多流于个人情感的抒发和道德的说教，针对的是社会现象，反映的是人情风俗、政教治绩，而非具体的历史事件。李应策则多感事而发，他的这一类散曲作品多可探寻本事，有寄托之本意，甚至可以起到以曲证史、以曲补史的作用。《苏愚山洞续集》中明确以时事为题材的散曲有近八十首，其中以涉及东北战事的作品最为显眼：
【南仙吕】皂罗袍 闻辽事一战而兵损数万，大将阵亡，与道臣以下至无算，又谓全军覆没也。
感赋此
东北延绵祸起，烁天光焰，玉石俱焚。朝廷有这等劣将庸臣。万里山河尽赤氛。怎把烂腔热血沥得尽。哀哀军士，且解冤魂。含酸滴泪，人世堪闻。还怕那乌合兵争逃遁。
【南商调】山坡羊 崇祯二年冬，闻虏犯都城告急
望边庭豕迹蛇踪。想甸畿狼毒羊腥。好似景德初逼澶渊，契丹骚动惊恐。谁不欲，保妻儿，全首领。王钦若请移金陵。陈尧叟乞泊锦城。诱不得主真宗。夺不得相莱公。洪河北鼓鼙腾凌。
且鼾睡却胡兵。自此销长镝伏良弓。奏丰亨启圣明。四十年奠枕皇京。奇功。水也澄。山也嵘。
中兴。地也平。天也成。便忘危闲却英雄。为甚把五鬼庸。任纵衡着乱朝廷。又处处起歌声。要诛四凶。专九征。分邪正。恁拔去眼中丁。别白大忠。莫奈何归币定盟。遗多少病痛。空令人浩气冲冲。
浩然正气荡溢于胸间，这是一股以天下为己任的不平之气，为朝廷的腐败、将相的平庸扼腕叹息，眼看万里山河惨遭强虏蹂躏而痛心疾首。他既痛恨奸臣的蛊乱、将帅的无能，又感慨千万士卒枉送了性命，恨不得亲自“奏大廷，携一夫，提一剑，系楼船先定天山”（《不是路携过皂角儿·时辽事未平，偶因社鼓有言志感也》）。然而，李应策毕竟位卑言轻，不得重用，愤嫉的态度又被权臣所忌，落得仕途坎坷，只能将满腔的雄心抱负付诸文字间。万历年间的边事，除了东北女真一线外，此前还有万历三大征，李应策在散曲中亦有提及：
【南仙吕】皂罗袍 恨宁夏哱、刘之变
① 任讷《散曲概论》，中华书局1931年版；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赵义山《明清散曲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齐森华等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赵景深、张增元《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中华书局1987年版；庄一拂《明清散曲作家汇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张增元《近年新发现的明清曲家史料汇录》，《中华戏曲》第20辑（1997年）；汪超宏《明清曲家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上明代散曲研究论著，皆未提及李应策。
② 本篇所引李应策散曲，皆出自《苏愚山洞续集》卷八、卷二二、卷二八，明崇祯刻本。原刻无宫调名，笔者依《全
论李应策散曲及其散曲史意义
盟血才干辄背，元昊逆乱，再动六军。无端的又烈又狠。朔方真是忘恩信。贺兰山洪河两分。
积饷屯兵，虚设阃镇。轰矗名疆，安成标准。时时要圣皇戒慎。
【北中吕】朱履曲 汉中闻播警而倭讯亦至，偶遇郭兵宪，和来调
八公山未闻鹤唳。五丁峡又悲猿啼。封益门用得半丸泥。烧不绝连云阁，筑不来障海堤。止好请长缨分道捉狐狸。
前一首以宁夏哱拜、刘东旸叛乱为背景，后一首则是闻知播州杨应龙之乱和沿海倭乱并起而有感。相比持久艰苦的东北战事而言，李应策对平定宁夏、播州等地叛乱就显得乐观许多，笑谈“止好请长缨分道捉狐狸”。这些战事比东北战事稍早，当时明王朝尚未呈现出明显的大木将倾之势，士大夫们仍将之视为平常的边乱，未有太多的警戒。李应策的文学批评之音，同样保持着一种正面、积极的态度，主要指责对方的背信弃义，而不是日后习以为常的对国事、朝政的批判和反省。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时事散曲的基调变化，是晚明政治风向的一种局部写照。除了边事题材外，有关党争及内阁庸腐的散曲作品也有不少，这同样是万历朝政治的一大特征，李氏颇多激愤之笔：
【北中吕】红绣鞋 感时事，和宫詹郭明农
弹劾了二三卿相。触犯了九五君王。古来道人世忌忠良。咱上殿争如虎，他盈路侧似狼。只得解朝簪免着群邪攘。
【北中吕】朱履曲 是日参当路，和刘都谏、王少卿二公
倚龙颜数批鳞甲。驱狼踪几挫爪牙。凭得上方三尺锷流霞。除却了疆场闹，校正了艺苑差。
谁料他炀灶神奸伏阙下。
李应策一生身陷党争，与东林诸君子共同命运。从他的《水仙子·倾我者既被盗而客死于途，笑咏之》、《新水令·参处大奸志喜，时新转官》等作品可以看出，他的悲喜之情经常随着党争势力的消长而波动。当时的申时行、沈一贯等阁臣，李应策多以“虎狼”、“奸恶”视之，屡屡感叹“逐不去大奸巨恶。摘不尽小丑妖么”，
“有寸心能报主，无一念肯容他”（《朱履曲·省中作》）。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把弄朝政，他的愤懑之情更是无以复加，坚决地站在正直官员的一边：
【南仙吕】皂罗袍 闻一、二凶逆，赋此
不意今番消息，流毒宗社，遗痛神人。逞一朝莫要紧些须丑忿。致戮延妻妾子孙。更留下万难区处的伦常大衅。就是剥却他皮，剜却他心。碎了那骨，抽了那筋。雪不得公家怨恨。
【北仙吕】混江龙 上偶不豫，魏珰乘机窃弄抗疏诸臣，毙于西台、东厂者数数矣。闻报之夕，不觉感泣而赋此。天启六年仲冬廿日也
耻诣权纷纷降膝。一死鸿毛断不移。肯着妖氛敝天，彝常扫地。枯荣便得几多时。芳秽怕留亿万纪。看御前鹿马曾谁辨，看枢前凤鸟为谁悲。丹笔直纾恳切心，采石难沉忠义气。
这两首斥奸之曲，前一首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透露具体的事件，就当时而论，或许是为了自身安危，避免受到文字狱的牵连。类似的含蓄写法，有明一代，前有王磐的《朝天子》影射刘瑾，后有赵南星的《雁儿落带得胜令》暗喻魏忠贤，皆是其中的佼佼者。李应策的同类作品，论艺术价值不及王、赵二人，他的优势在于直介，特别是《混江龙》一首，专指天启六年（1626）周顺昌、黄尊素等“六君子”被害之事，时间、地点、人物言之凿凿，痛斥魏珰窃权，残害忠良，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这种敢言的勇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才气的不足。面对阉党，即便剥皮剜心、碎骨抽筋，也难解李应策心中的切齿之恨，这是国家为阉臣所乱之恨，胜过士人之间的异己倾轧百倍。然而，李应策深知泰山、鸿毛之别，坚信这些舍身成仁的士大夫们必将流芳百世。他虽赋闲家居，仍勉励朝中门生前仆后继，重振朝纲：【北双调】清江引 为恤刑袁公题
近时驿马清南极。贯索光俱丽。九原赤日开，万里青云起。看荡垢涤瑕专在你。
【北双调】清江引 值魏珰杀人，为门士袁司务题
文学遗产·二○一一年第一期
望尔明刑司棘路。无堕逆珰手。二三抗节公，已半登鬼录。看恢恢天网曾谁漏。
李应策的这些时事题材的散曲，是最能反映他士大夫政治理想和抱负的作品。结合个人的受黜遭遇，在散曲创作中多表现出豪旷愤懑之气。元散曲以来的“避世—玩世”主题，以及清丽雅正的文学风格，在李应策笔下，变成忧国忧民、充满政治责任感的士大夫精神。散曲成了李应策政治抱负的代言书，发挥了与传统诗歌相同的道德功用，“诗言志”、“文以载道”的文学理念同样在散曲这一俗文学样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李应策也喜用俗语、俚语，针砭当时社会上的种种怪诞现象，体现讽时刺世的艺术效果。这本非北曲所长，而类似南曲中的“轻巧佻达”一路。但晚明世风败坏，有志之士深以为忧，北方曲家中善于此道者亦不乏其人，薛论道、赵南星等便以刺世曲闻名后世。此类作品，李应策也有不少：【南商调】黄莺儿 笑奔竞者
名利转劳牵。下也陵，上也援。得失满度横交战。望贵儿肋肩。对穷人奋拳。且自矜夸且尤怨。
日奔燕。月月往还。把铁鞋磨烂。
【北双调】清江引 谑王生
一生喜说瞒天谎。虚具人模样。自家不值钱，却望财源长。由着去抠腮又挖颡。
以上两篇，通过对具体人物的特征描绘，寥寥数笔，刻画出了一个个生动的人物类像。《黄莺儿·笑奔竞者》一首，将一个阿谀奉承、追名逐利、媚上凌下的奔竞之徒，刻画得入木三分，加之运用了大量的口语，勾勒出一个清晰传神的人物形象；另一首《清江引·谑王生》，则塑造了一个好说大话、整天白日梦、无所事事的懒汉形象，这都是对晚明社会普遍存在的轻浮势利之风的一种批判。其《混江龙·笑里士狂逞》云“却想到嗷嗷眼下飘零子，那悔及落落日前富贵郎”，既是对奢靡放浪生活的责难，又是对人生命运的思考。除了刻画人物类像的方式外，李应策还会以物喻人，借此指摘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其《水仙子·感时事》云：“无材要竖千尺栋，何力能挟两石弓，好货不直半文铜。”这三句的讽世效果，堪与冯惟敏名作《醉太平》中的“一棚傀儡千根线，一条大路三重堑，一生事业半文钱”相媲美。除了刺世，李应策也偶尔自嘲，将乡土俚谚恰到好处地融入小令之中，既增强文字的生命力，又添加了作品的讽刺效果：
【北中吕】红绣鞋 山庄仓卒遇客，口占谑之
蒸的饭是苜蓿芽。过的酒是酴醾花。笑山场再无个甚么。肉也莫处去寻，菜也莫处去赊。可道说贼来不怕客来怕。
此为李应策晚年作品，全篇状写客人来访，却没有佳肴相待，只能用山间的苜蓿饭和酴醾酒招待友人。面对这种一贫如洗的生活状态，作家以“贼来不怕客来怕”自我宽慰，字里行间流露出些许无奈和悲怆。但这种自嘲，与前面针对社会现象的叹世、愤世不同，并非全然的悲观和消极，而是夹杂着一种安贫乐道、怡然自得的态度，对自己的境遇抱有相当大的宽容。李应策有一些反映农家生活的小曲，同样间杂俚语，通俗易懂，带有强烈的民间口语色彩，却表现出一种轻松欢快的闲适心态：
【北双调】清江引
老来看得人情破。事事休错过。年先不再春，能得日几乐。且高唱蓝仙踏踏歌。
【南商调】黄莺儿（其一）
还想扣角歌。有着吃，有着喝。靠崖居辟窑宽大。得去念弥陀，也得来抱儿哥。自在安闲少甚么。
笑呵呵。包老阎罗他狠奈咱何。
此类风格的作品，多为李应策晚年家居时所作，没有官场上剑拔弩张的戾气，心态就显得较为平和与轻松。曲中多用“乐”、“歌”、“笑”等字眼，烘托出一种恬淡安宁、与世无争、及时享乐的养老氛围，
论李应策散曲及其散曲史意义
想着“洒洒落落尽着去快活”（《黄莺儿》其二）。李氏林居近三十年，安逸的环境使他创作了不少反映闲适生活的作品，有些有别于先前的欢快格调，多显隐逸之色彩：
【南仙吕】傍妆台 琴亭作
对瑶琴。半毫俗气敢来侵。池围桃杏流春色，堤绕松藤落午阴。舞鹤鸣鸾千载意，登山眺水一生心。广陵散，久不闻。笑他薄行挑文君。
【北中吕】红绣鞋 池边对友，和衣巾王生词
丝瓜架蕃连茶豆。芰荷栏香浮云藕。省得去选胜觅芳幽。看跳跃池中鲤，狎往来座上鸥。舒情怀有的是闲朋友。
前一首使用鲜明的诗词化语言，缺少传统散曲应有的口语化特征，与之前夹杂俚语的风格大相径庭；后一首虽间杂口语，但使用大量意象建构出一个恬静的乡村意境，多显元曲韵味，令人心驰神往。这一方面体现了李应策散曲创作的多样化倾向，另一方面，有可能在万历以后，由于昆曲的鼎盛，连北方曲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南曲创作风格的冲击和影响。《续集》中也有少量清婉风格的作品，但与南曲名家相比，终非李应策所长：
【南南吕】懒画眉 代题月下闺情
月与幽人故有期。蟾光低度映蛾眉。默默悠悠坐玩迟。杨柳枝头空照面，芙蓉帐下更留思。李应策此类风格的作品，只是艳雅之作，婉媚温柔，而不流于滑丽，绝不会在流艳中趋于轻快佻达，而最终成为媚俗的游戏文字。这与他北方曲家的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即使描写的是私人风情，也趋向雅正一途，乐而不淫，保持着北曲特有的抒情风格。
二 俳巧、对偶及案头化
某种意义上，晚明的南曲作家，多保留着散曲家和戏剧家的双重身份，而李应策、薛论道等北方作家，只是单纯的散曲家，与戏剧表演无涉。他们的作品，体现出北曲在脱离戏剧表演场景后日趋案头化的一种倾向。单以李应策而言，其散曲数量较大，不仅在风格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而且在句式技巧上也自成特色。一言以概之，于豪迈风格中见修辞之精巧，加上他独有的晚明党人身份，成为明代散曲中非常独特的一种类型。
任半塘先生曾在《散曲概论》中介绍俳体二十五种，取广义而言，“一切就形式上、材料上翻新出奇、逞才弄巧，或意境上调笑讥嘲、游戏娱乐之作，一概属之。”这些体式，在李应策作品中时有应用。他最擅长的单支俳体是“嵌字体”，任氏云：“嵌五行、嵌数目，散曲中有之。若嵌五色、五声、八景，嵌数目一至十顺去逆回等，剧曲中如《牡丹亭》等有之，散曲中未见也。”任先生所说的“嵌数目”，其实比较普遍，李应策作有《黄莺儿·富平三友》等多支散曲。而任先生以为“散曲中未见”的“嵌八”，李氏作有《水仙子·咏八仙，老父诞辰命作》、《黄莺儿·因徐郎问八仙答之》两支，将八仙姓名嵌入散曲之中，难度可比“嵌八景”，虽文字枯涩，但颇具新意，姑举一例：
【北双调】水仙子 咏八仙，老父诞辰命作
吕洞宾背定宝刀。曹国舅吹动玉箫。徐神翁担来铁罩。驴儿驼张果老。望李仙铁拐难抛。蓝采和江上鹤逍遥。韩湘子洞里虬盘绕。汉钟离云外鸾飞跃。
除单支小令外，联章体亦为李应策所擅，最多的至《驻云飞》三十五支（因缺页仅存三十四支）联章，皆用同一韵脚。严格意义上说，联章体并非俳体，但一经叠唱，主题更趋鲜明，寓意更显深度，结构
① 任讷《散曲概论》卷二“内容”，《散曲丛刊》，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23册，第22页。
文学遗产·二○一一年第一期
更有层次感，文学感染力非单篇作品可比。如《清江引·偶饮苍龙阁》四支：
【北双调】清江引 偶饮苍龙阁，有索调而歌者，笑书之，二月三日作
说我老聱翁原不聱。世事难同调。岩廊堕命崖，台阁迷魂窖。只容了姜子牙渭上作渔钓。
说我老聱翁有些聱。骨气生来傲。跳出旧火坑，筑起新月峤。枉不了董仲舒才高邵。
说我老聱翁只得聱。隔壁常酣叫。便作鸱枭声，岂比鸾凤啸。任他那穷酋胡去炒。
说我老聱翁为甚聱。嬴得不烦恼。山河气概卑，日月光华少。嫌那万里乾坤还窄小。
作为一个强项的士大夫，李应策忠耿正直，不为时局所左右。此《清江引》四支，借友人索歌，重叠咏唱，层层推进，直抒胸臆，追溯了他耿直品性的来龙去脉。既有“世事难同调”的感慨，又有“骨气生来傲”的性格催化，再加上朝廷政敌的党同伐异，只得以“老聱翁”自居。他的执着己见，不相听从，是为了自己的问心无愧，不让卑劣龌龊之事烦恼于心。与他的正气豪言相比，山河日月、万里乾坤，皆黯然失色。
联章体中亦有俳体，任半塘先生称之为“连环体”，“次章首韵，即用前章末句之辞意，共作四首，重头者居多”。 李应策作有“连环体”《醉太平》四支，虽在句式处理上不及贯云石《清江引》那么精致，但在明散曲中实不多见：
【北正宫】醉太平 初度答宾，时年六十一
岁月六经旬。从头又甲寅。豪杰事干毕几分。虚积生平悃。手策庸展不出琢月斤。肘力轻悬不起封侯印。眼精昏参不透迷魂阵。刚负了君亲。
既称负君亲。那劝合主宾。是人误我，我也误人。席难交衽。夸素日崔咸痛饮。爱仓时寇莱酣寝。
耻当年潘岳望尘。向谁去辩论。
咱莫气辩论。他何事缘夤。望乾坤羞荷此身。也再三揣分。绩留下侍臣标准。学着得古人风韵。
食费了大官饩廪。只怪难亲近。
越怪我难近。越着我难问。且教育子孙且隐忍。且令阿嗔。荷虞帝鸣弦解缊。笑留侯操椎思奋。
爱卜子悬鹑乐贫。快活哉耕莘。
以上皆属散曲的俳体，多在字、词、韵及篇制结构上进行形式化的创新。实逞才弄巧之笔，有刻意精工的嫌疑。它展现的是作家精妙的句式技巧，却无法客观地反映作家的句法特征和创作取向。真正在本质上反映作家创作原貌的，是散曲的语体形式，包括以对偶为主体的语言构造的内在形式，以及以自言、代言为主题的曲体建构的语言表达方式。
首先，散曲句式受限于宫调和曲牌名。考察作家对曲牌的选择和使用频率，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他所擅长的语体形式。李应策散曲四百八十八支中，宫调名明确可考订的有四百二十七支，其中北宫调二百七十九支，南宫调一百四十八支。创作数量在二十支以上的曲牌名，依次是《清江引》一百零五支、《驻云飞》三十四支、《朱履曲》三十二支、《水仙子》二十四支、《桂枝香》二十二支、《黄莺儿》二十支。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李应策仍是一个典型的北曲作家，北宫调在数量上约占三分之二。而在使用较多的南宫调中，有不少是明代民歌小曲派生出来的曲牌，如《驻云飞》、《皂罗袍》、《傍妆台》等，也体现了明后期文人散曲的独有特征。
其次，词、曲皆由长短句构成，在韵律的步节构造上较为成熟和自由，曲中的对偶形式比诗歌更加复杂繁多。北曲小令强调慎用衬字，故李应策散曲比较讲究工仗，对偶句式的运用颇为熟练。而且李氏散曲是典型的士大夫散曲，轻叙事而重抒情，更加重视作品的对偶形式，往往在曲律规范的基础上更求工整。元代《中原音韵》将对偶类型分“扇面对”、“重叠对”、“救尾对”三种，实借鉴了骈体文的对偶形式。其中所谓的“扇面对”，即隔句对，李应策使用颇为频繁。在《对玉环带过朝天令》一
论李应策散曲及其散曲史意义
曲中，更是连续使用了两副“扇面对”：
满座芦花，洗耳对巢由。一望岩云，灰志谢伊周。查查鹊休传，哕哕鸾应奏。谁不知名，千古喜长流。自不萦怀，万里怕重游。履西畴。眠北牖。鹿鹤追陪帐外走。笑傲任枯荣，管不得乡邻斗。
那九棘比咱五柳。竹叶浓斟香泛瓯。
而所谓“救尾对”，就是三句成对的“鼎足对”。多见于《寄生草》、《折桂令》、《醉太平》等曲调中。李应策使用最多的是《水仙子》，此调要求第一、二、三句对偶，但李氏所作，第六、七、八句亦对偶，即连续使用两副鼎足对。姑举一例：
【北双调】水仙子 戒诸贫士妄求
读书好企慕颜渊。莅官傥比拟范丹。立身得仿佛原宪。想他知义命乐性天。忘饥寒也忘尤怨。
陋巷自觉意安恬。罄甑那说行矫虔。弊衣都爱心平坦。
而李应策散曲中对偶句式最为精彩的，当属《叨叨令》二支：
【北正宫】叨叨令 偶因狂士酣叫而作
有会儿鼓瑶琴，弄云璈，新腔调。有会儿拥布衾，披衲袄，懒怀抱。有会儿坐蓬丘，临荷沼，闲登眺。有会儿呼田氓，沽村醪，常攀笑。得不着人激触咱呵，恰好恰好。恰好恰好。夸甚么染云笺，发天藻，霹雳啸。
日逐去服吟哦，诵离骚，追风雅。日逐去步郊原，依花鸟，乐萧洒。日逐去掩听睹，闭喉唇，学聋哑。日逐去明揖让，导愚蒙，习谦下。似恁般兢兢小心呵，还要怎么。还要怎么。可恶那轻薄儿忒满假，忒骄诈，忒村野。
这两支散曲，以韵句视之，前四韵连续对偶，称“四句排对”；首韵与尾韵对偶，《太和正音谱》称之“鸾凤和鸣对”。以短句视之，第一支“第一句对第二句，第四句对第五句。第一、第二、第三句，却对第四、第五、第六句”，《中原音韵》称之“重叠对”，又因“四句排对”而产生两副“重叠对”；第二支，第一、二、三句可称“鼎足对”，又因“四句排对”而产生四副“鼎足对”。可贵的是，虽然在对偶技巧上略显艰深，但由于间杂口语，且以三言短句为主，整篇作品的风格依然轻快洒脱，仍可算是李应策散曲中的上乘之作。
最后，介绍李应策散曲的语言表达方式，即代言体和自言体的区别。诗词自言、戏曲代言、小说旁言，是传统文学中最普遍的文体特征。就散曲而言，自言与代言的形式各占一半。但李应策很少使用代言体，他的散曲直抒胸怀意气，展现士大夫的人格精神，显露出鲜明的案头化趋向，与表演叙事无直接关系，故作品中缺少代言一类的语体形式。只有少数的几首闺情题材属于代言，而且也仍是诗词的代言模式，即塑造非实有的人物形象来寄寓作者的人格精神，李昌集先生称之为“以人格精神为本体的虚拟性代言体”，而不是元散曲中经常出现的现实人物形象的真实代言。李氏绝大多数作品都属自言体，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散曲精神诗歌化的一种表现。
三 明代北曲之殿军
自嘉靖魏良辅改革昆曲以后，散曲创作的重心彻底南移，北曲大家只有冯惟敏、薛论道和李应策等寥寥数人。但恰恰是这三人，占据了明代作家中现存小令数量的前三位，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李应策又是三人中的最后一人，他的出现，有着复杂的文化背景和主客观原因。本篇结合《苏愚山洞续集》及相关文献，略作考论。
从宏观的文学格局而言，明中叶以后，专擅小令创作的多为北方作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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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发展的整体理路决定的。南曲重叙事、重表演，讲究套数，而小令更适合自言性质的文人式抒情。李应策生活在万历至崇祯年间，与他同时代的北方曲家中，作品数量在百首以上的不乏其人，薛论道、薛岗、王寅等略早李氏二十年，丁惟恕、赵南星、丁彩等与他年纪相仿。但薛论道、丁惟恕等人，都是生活环境比较单一、创作风格比较鲜明的作家，在人生阅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上，不及李应策、赵南星等士大夫曲家。士大夫散曲的最大缺点，是容易流于形式，一旦突破了这个瓶颈，其独有的儒家文学气质，对提升散曲格调有很大的帮助。在某种意义上，是晚明的动荡时局造就了李应策，进一步发展了士大夫散曲的美刺功能，促成了前所未有的时事风格，将之提到一个更广阔的文学层面。
就具体的创作环境来说，首先，李应策的散曲，受康海、王九思二人的影响。从现存作品看，除了晚明特有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李应策大量的时事作品外，三人在散曲题材及风格上有很大的相似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李应策对复古文学运动评价甚高，对康海、王九思二人的文学思想颇为认同；另一方面，三人皆西安府人氏，关中文风刚直豪迈、质重沉雄，对三人的曲风有深远影响。而且，相似的个人经历，容易让李应策产生创作认同感。康海以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王九思以弘治九年（1496）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李应策参加万历十一年（1583）馆选，列第十三名，按例当选庶吉士，却因权贵排挤而改授外官，他们心中有相同的翰林情结；三人都身陷党争而仕途坎坷，康、王二人以刘瑾党被黜罢职，李应策也曾名入《盗柄东林伙》，与执政阁臣相龃龉，早早致仕；康、李二人赋闲家居近三十年，王九思更是家居四十余年，创作空间和时间都比较充裕，故在散曲数量上颇为可观。
其次，李应策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升任太常寺少卿。太常寺作为明代官方音乐机构，其主要职务在隆庆以前多由非科举出身的乐舞生来担任。《明史》卷七四《职官三》有云：“北寺自永乐间用乐舞生，累资升至寺卿，甚或加礼部侍郎、尚书掌寺，后多沿袭。至隆庆初，乃重推科甲出身者补任。”
宋代官方音乐机构大晟府，曾涌现出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群，对推动宋代词学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明代太常寺的事务在隆庆以前大都由乐舞生负责，官方音乐理论与文人文学创作基本上处于隔离状态。直到隆庆以后，由于士大夫文人的权力介入，官方音乐理论才与士大夫文学创作有实质性交流和借鉴的机会，而李应策无疑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可以系统学习官方音乐理论的曲家。就这一点而言，李应策可算是当时曲家中的先行者之一。太常寺的任官经历，有助于提高他的乐理素养，并将之运用到散曲创作当中。
再者，作为一个较纯粹的士大夫曲家，李应策与职业散曲作家没有实质性交往，但与传统体制内的官员型曲家，仍保持了相当的文学互动。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行文中都带有强烈的正统文人气息。如李氏与孙鑛交谊匪浅，有《千秋岁·赠蓟辽孙樾峰》等作品存世，孙氏在戏曲界以音韵上的阴阳学说闻名，王骥德、吕天成皆从其受业，而恰恰孙、李二人先后担任过太常寺少卿，这些人的戏曲经验的交流，是否以太常寺音乐理论为中介，或可另作专题探究；又如李氏与汤显祖是同年进士，有《癸未馆选，感赋次汤海若韵四首》、《感时矿税滋烦，兼复汤若士年兄翼虎篇》等作品往来，他们彼此间的文学交集，不可能脱离道德、政治而存在，因此主要落实在文学精神层面，而非文学技巧层面。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出，无论是官方的音乐理论，还是儒家的人格精神，李应策的交游主题，都显现出浓郁的官员之气和士大夫色彩。也因此，他的散曲缺少一种俗文学文体应有的活力，多一份传统文人的忧患意识。
另外，《苏愚山洞续集》所收的诗歌中，四言诗与六言诗的比重明显偏高。四言诗见卷六、卷二一、卷二六，共八十五首；六言诗见卷三、卷五，共六十二首。另外还有单独成卷的对联作品，这
论李应策散曲及其散曲史意义
在明人文集中颇为少见，共收对联七十六题二百一十四联。不同的诗歌体裁在数量上较为均衡，众体兼备，这对词、曲创作中长短句的组合与搭配来说颇为关键。从句式技巧的角度考虑，这些不同体裁的韵文创作，特别是六言句式的运用，对李应策的散曲创作有一些潜在的影响。
最后，李应策晚年赋闲家居，观剧活动颇为频繁，其散曲创作水平与戏剧艺术的鉴赏能力之间，也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续集》中与观剧及论乐有关的作品颇多，仅散曲中提及的，就有不少。有记录观剧一事的，如《红衲袄·清泊园观乐》、《傍妆台·次日又观乐和客调》；有观剧后唱和剧中曲调的，如《雁儿落·和〈蓝关记〉中调》、《沽美酒·和〈蓝关记〉中调》；还有以散曲来论曲的，如《红衲袄·以〈琵琶记〉作之元高东嘉，偶阅感怀》。《续集》卷二三有《请复大成雅乐启》、《请邑侯观乐启》、《请诸学博乡缙观乐启》等书札，可知其致仕后颇热衷于观乐一事，并借此与乡绅和地方官联络感情。《续集》卷二六还有《哭鼎和于几侧》诗，第二首诗题下小字注“儿喜谈律乐”，可见在父亲的影响下，族中儿辈的爱乐氛围也颇为浓厚。所有这些，都间接地与其散曲创作构成互动，形成一个良好的戏曲创作氛围。
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嘉靖年间昆曲兴盛以后，南曲成为曲坛主流，北曲渐成余响。李应策一变北曲之格调，寓家国大义于散曲之中，在雄沉的北曲风格中注入激愤的色彩。他和薛论道，前者以时事入散曲，后者以军旅生活和边塞风光入散曲，对明代后期散曲题材的拓展有很大贡献。可惜的是，二人都停留在一种自娱式的个体创作阶段，既缺乏高度自觉的文学诉求，也无意在戏曲界树立作家的自我形象，故曲学文献中没有太多记载，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并不大。加上明清鼎革之际社会思想的巨变，其开拓散曲题材、提升散曲境界的文学转变意义，最终无人留意。
但李应策散曲的多维价值，非薛论道能比。李氏进士登第，诗、文、词、曲皆有所长，担任过太常寺少卿，有着系统的官方音乐理论素养。仕途前期三任知县，深知民间疾苦；后期长期担任京官，身陷党争，有较强的政治抱负与社会责任感。无论在文学观念还是个人体验上，都比军旅出身的薛论道更为复杂。同样是以批判现实为主题的作品，薛论道的散曲以刺世为主要基调，讽喻效果趋于泛社会化，他对世风的嘲讽和抨击，较为纯粹和普泛；李应策则更多地将个人感受与历史政治事件相结合，深切关注国家的前景命运。作为一个充满政治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在揭露朝政黑暗面的同时，也对朝廷寄予厚望，视天下之忧乐为己之忧乐。就散曲所蕴含的人格精神而言，非晚明其他散曲作家可比。
当然，李应策有时也会过度沉溺于政治理想与君臣道义之中。批判时政之作固然畅快淋漓，但颂德咏志之作也有不少。这些作品多流于庙堂诗风，有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甚至带有说教色彩，有点类似任半塘先生所说的“玉堂体”，气度“公平正大”，“大概对于在位者歌颂功德之作皆属之。惟流传之元明散曲中，内容专属此种而不杂他义者，实在不多”。 但李应策的散曲并非全篇歌功颂德，本意是借朝政清明之际抒展其政治抱负，与嘉靖年间廖道南、夏言、陆深等馆阁大臣应制而作的乐章体套曲相比，还是属于私人化的散曲创作，不可一概视之。
另外，李应策身上同样有明代词曲作家的常见弊病，即一定程度的词曲不分。他对曲律、曲调等概念比较淡薄，《续集》中的三卷作品，词、散曲夹杂交错，没有规律可言；词调、曲调时常混淆，如《朝中措》、《好事近》、《桃源忆故人》、《金人捧露盘》等调，本属词调名，李氏擅自截取半阕进行创作，定作全篇，这样的作品是词是曲，属性孰难界定。当然，这不是个人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明中后期整个社会的学风造成的，同时代甚至稍早的士大夫曲家如杨慎、杨仪等都是如此，没有必要太过苛责。总的来说，与近五百篇风格各异的散曲相比，庙堂习气、词曲不分等缺点，实属瑕不掩瑜。笔者在这里略及篇幅，只是希望对李应策散曲的评价更为恰当和公允。
① 任讷《散曲概论》卷二“内容”，《散曲丛刊》，第23册，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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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兼论新发现文献的文学史评价
在一定程度上，对李应策散曲的评价，是对新发现作家作品评价的一个缩影。古代文学的研究，一直对新发现的文学文献非常重视。但它们很难进入传统的文学史写作之中，大多随着学界热度的消逝而被淡忘，也是不争的事实。本文借发现李应策散曲这一契机，根据其介入文学史的优势和弱点，分三个层次初探这一文学史写作现象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首先，文学史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原生态的文学史，因为历史书写的局限，我们无法将之彻底还原；另一种是遗留态的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认知意义上的文学史，这是由后人建构出来的，随着人类知识及理论结构的变化，它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譬如唐诗中的杜甫，宋词中的李清照，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并不是生前就已经奠定的，而是通过后代文学家不断地造势和批评而提升到现在的高度。古代文学研究发展至今，经过上千年的批评积累，经过近百年的新理论建构，文学史的结构已经相当完整。那么，作为一个由新发现文献带出的文学家，他的文学史意义，更多的在于原生态的文学史展现，而不是在遗留态基础上的文学史实践。简言之，李氏散曲在这两种形态上表现出的过大差异，是阻碍其进入文学史的最重要原因。
其次，对认知意义上的文学史价值的追加，也有不同的类别。众所周知，杜甫在唐诗中的地位，奠定于宋代；李清照在宋词中的地位，奠定于明末清初。这样看来，要在当代重新附加古代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也未尝不可。但不同的是，杜、李等作家一直存在于文学史之中，后代观念变化所带来的，只是他们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调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较容易为学界所接受。而以李应策散曲为代表的新文献的发现，它所带来的是观念的突然生成和介入，它没有进入过流通传播渠道，没有对后世文坛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其价值不可能立即得到普遍认同。这种尝试所面对的阻力，远胜过杜、李一类情况，这是阻碍其进入文学史的另一个原因。
其实，新发现的作家作品尝试进入原有的文学史书写，并不是散曲独有的现象，其他文学体式同样存在类似情况。敦煌文学在近代重见天日，其代表如曲子词、变文、《大乐赋》等，经过学界近百年的努力，才算在中国文学史中登堂入室。那么，从公共图书馆中挖掘出来的孤本文学文献，恐怕也难以对现有的文学史格局作出立竿见影的补充和调整。因为它们都显露出同一个特征，即文学接受层面的空白。但这种致命的空白，未必等同于无价值，毕竟文献的流存有很多因素，并非所有稀见文献都是因为缺少文学生命力而存世甚少，还涉及到作家社会地位、交游力度、作品刊刻数量等人为原因，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徐渭的作品如果没有遇见袁宏道，他到底能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史中占据怎样的地位，恐怕很难料知。因此，这些新发现的文学文献，尽管缺少后世文人在自觉意识下对原始文本的批评价值，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以及作家未必体悟到的文体学意义上的流变价值，依然值得学界探讨。继而随着这些作品的研究和普及，认知空白的负面影响最终会被消解。
我们重新将视角回归到李应策，作为一个曲家个案，颇具规模的作品数量，风格多样的创作取向，以时事入散曲的开拓意义，本可以确立李应策在明代散曲史中的应有地位。然而，闪亮的光环，却无法掩盖他的一个弱点，即缺乏足够的后世影响力。《苏愚山洞续集》流传稀少，明清之际的一些名家书目皆未著录；李应策自吟自唱，没有主动去融入当时的曲家群体，在晚明主流曲坛没有太大的文学声望。明末以降直至当代，所有散曲选本和曲论专著皆未曾提及李应策，而提及李应策的诸多史料文献又都没有提及他创作散曲一事。从表象上看，因为文献遗存不多，李应策被人“遗忘”了。但任何偶然因素的背后，都有一个深层次的必然原因，李氏散曲不显于后世，更在于其风格与时人审美旨趣的不同。
① 本节吸纳了匿名评审专家的诸多建议，笔者受益匪浅，再此深表谢意。
论李应策散曲及其散曲史意义
晚明文人对散曲的态度，或尚清空，或尚雅丽，清人也大致如此，这种相对推崇南曲风格的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政治色彩过强的李氏散曲的边缘化。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文献传播上的阻碍，李应策也很难在明清两代获得足够的认同。因为在他们眼中，李氏作品不是散曲正宗，他的士大夫才情和抱负，应该用传统诗歌的体式去承载和表达，而不是戏谑俚漫的散曲。
如今，整个社会的审美旨趣较之前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古代批评家的文艺取向固然优雅，却未必是百世不变的定论。既然我们拥有更加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学标准，就应该用更加多元的态度去面对古代文学这一门传统学科的发展。能够在前人作品中不断发现新的美丽，才是文学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挖掘新文献，还是重读经典，它们有着共通的学术意义，即对前人文学观念和审美旨趣的一种颠覆和再创造。另一方面，只有认识到这种共通性，认识到接受史的空白并不意味着接受的空白（无声也是接受的一种表现形式），消除因以上空白而造成的在文学史中的孤立感和不真实感，我们对新发现文献的文学史评价才会更加客观，不至落入“评价失位”的误区。简单地说，认识“无声”的意义，将有利于作品更自然地进入文学史叙述之中。
［作者简介］叶晔，浙江大学中文系助理研究员。发表过专著《全明词补编》（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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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和 历史意义 集团文件发布号：（9816-UATWW-MWUB-WUNN-INNUL-DQQTY-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正式投降，9月3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至此，中国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在这个附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可以说，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一个历经14年的历史任务，使中国人民在世界中站了起来，不再软弱，不再受压迫，真正有了立足之地。在胜利后的这50多年中，我们没有忘记先辈们的艰难困苦，没有忘记是因为他们才有现在的生活，如今，战争没有了，艰难的日子没有了，可是我们仍然要学习战争，学习其中的道理、经验、原因和意义，下面就简单剖析一下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和历史意义。 在14年浴血奋战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广泛的民众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和真正的人民战争，决定了中国人民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首先，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真正觉醒起来，全国各族人民焕发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万众一心地投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之中。在长达14年的战争中，不论是军人、工人、农民、商人、学生，不论是男人、妇女，不论是青壮年、老人、少年儿童，无不以各种方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他们之中，有多少人血洒疆场，壮烈牺牲；有多少人毁家纾难，捐资破敌；有多少人宁死不屈，以身殉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是“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动人场面，到处是汹涌澎湃的救亡图存浪潮，到处是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的壮烈景象。这样，日本帝国主义面对的不再是少数人，而是拥有四亿五
千万人民的整个中华民族，是四亿五千万人民用血肉筑起的新的长城！正如毛泽东所说，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遭到失败的命运。 其次，国共两党顺应历史潮流，适时地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在全国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自1927年以后，国共两党进行了持续10年的内战。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关键时刻，如果两党不能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就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首先发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中国国民党也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内战政策，从而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全国人民有了团结的核心。 第三，放手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根据敌强我弱、敌宜速决我宜持久的客观形势，广泛开展人民战争，充分采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战场，使敌人无时不受到惊扰，淹没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通过人民战争，敌后战场有力地消耗了敌人，壮大了自己，逐渐改变了敌强我弱的态势，并且积极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抗日战争中，中国民众的动员和参与是历次反侵略战争中最深入、最广泛的。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还有很多，以上三条是比较主要的，其他的在此不一一列举，通过以上论证，可以看出中国广大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也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说他们是主力中的主力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使我们军队的力量更加强大。抗日战争
浅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区别和联系 内容提要：依法治国首先是按宪法治国。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 以德治国，就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二者应紧密结合，共同构建和谐富裕社会。 一、法律和道德的区别 在社会关系中，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作用。 （一）法律与道德的方式不同 法律通过为确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建立法律关系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强制性的。它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的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法治”的主要内涵。从维护社会的秩序、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道德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这些行为规范。道德诉诸人们的“良心”，诉诸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所谓“说服力”，主要是指通过启迪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增强人们的荣辱观念，培养和形成古人所说的“羞耻之心”，从而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培养和形成人的道德行为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比起道德以义务为调整重点，只具有说服及劝导的作用；法律则是通过权利和义务双向调整人们行为，更加具有强制性。 （二）法律和道德的调整对象不同 法律调整的是人们的外部行为，即外在表现。法律在人们的外部行为合法的情况下，不问其动机，只有在外部行为不合法的情况下才追问其动机。道德则同时要求人们的外部行为和内在动机都符合道德准则。 比起道德更要求行为动机的善；法律不仅要求行为的善，还要求结果的善。
论依法治国的现实意义 摘要：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依法治国意义 人教版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思想品德》九年级第三单元第六课，提出了依法治国理论，强调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笔者认为：当前一些青少年法制意识比较淡薄，政治课教学中有必要进一步阐述依法治国的现实意义，这在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早在一九九七年九月，党的十五大就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一九九九年三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新的里程碑。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必然选择，笔者从下列几个方面来阐述它的现实意义。 一、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法治。“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考察来看，“法治”和“人治”这两种不同的治国理论，原则的对立和争论，在中外的历史上已经存在几千年。在古希腊，有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人治论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法治论之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人治，即“贤人政治”。他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政治权力和聪明才智完善地结合起来，把国家和个人引导到善。哲学家是智慧理论的化身，掌握着真理性的知识，它比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要文明得多。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则反对人治而主张法治。他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1]“要想使事物合乎正义，必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是这样一个合乎中道的权衡。”[2]而且“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3]与古希腊几乎是同一年代，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也展开了一场以儒家的人治论与以法家的法治论之争。儒家主张“人治”，强调决定国家命运的是人的作用。“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而法家则强调“法治”。“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4]“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韩非提出治国要“以法为本”，[5]“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6]这些思
我的观点是:个人在一定条件下是会影响历史的。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影响历史，并且，不管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样作用，都会受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制约，从而不能决定和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和总方向。 社会群体中单个的成员，是社会的一“分子”。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存在着差别。有的大些，可称为历史人物，有的人作用小些，可称为普通个人。有的人对历史发展起促进作用，有的人对历史发展起阻碍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着，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每个人尽管在历史上得性质和程度各有不同，但都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离开了每一个人的作用也就不可能有群众的作用。同时历史的最终结果是从个人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1.人物上的作用：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历史人物是一定时间的主要倡导者，组织领导者或思想理论，科学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按其发挥的性质，历史人物有些起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作用，有些起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作用，有些历史人物起作用的情况应该做具体分析。如：先进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所提出的思想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没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起核心作用。有些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运用其权利满足社会某方面的需求，对历史发展起重大作用。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的创造性活动，对人内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作用。 历史人物的出现，特别是杰出人物的出现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每个时代都需要并创造出自己的伟大人物。从“时势造英雄”的意义上说，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总是通过一系列的偶然性来实现的。由哪一个人成为历史必然性的体现者，则是偶然的。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不是这个人出现，也会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而这个代替者或好或坏，或早或晚，总是会出现的。 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一般地说,他们的面貌是由其所属的阶级决定的,他们对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任何杰出人物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也不能超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然而，他们却可以凭借一定社会条件对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以他们的才能、经验、意志、性格、品质和身体素质等情况，在历史事件中打上深刻的个人烙印，甚至会决定个别历史事变的结局。 2.普通个人对历史的影响 普通个人占个人中的大多数，他与杰出个人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只是量的区别，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因此，普通个人与杰出个人是相对的。普通个人相对杰出个人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不大或不显著，但普通个人也可以做出伟大的事情。在历史上，由平庸转为杰出人物是常见的现象。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普通个人有可能对历史发展发生“超常性影响”。如一些技工和知识分子，虽说是普通个人，但他们对历史的发展的作用却很大。 但普通个人中也有反面人物，他们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虽小，但也起到了一定的阻碍或延缓的作用。如犯罪分子，偷窃、抢劫、强奸、杀人、放火等等，制造社会混乱，阻碍了历史向前发展。 3、无产阶级领袖的作用 无产阶级领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无产阶级领袖是由若干最有威信、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使无产阶级领袖具有以往任何杰出人物所不可比拟的伟大作用和优秀品质。 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以往任何杰出人物都无法比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要求，需要而且必然造就出自己的领袖集团，没有本阶级的革命政党和领袖，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规定了无产阶级领袖不同于其他阶级领袖的
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 摘要：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它的规模之广泛，区域之辽阔，斗争之英勇，场面之悲壮，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意义 在世纪之初，面对民族纷争此起彼伏的国际社会，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和卫国力量，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尽管各民族形成的历史有长有短，社会发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心理素质、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也不相同，但悠久的历史、共同的命运，把他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在反抗外来侵略，反对分裂中国的斗争中，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同胞一道，同仇敌忾，前仆后继，奋勇杀敌，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突出贡献，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乐章。 一、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一）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对中国的一系列侵略战
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把独立自主的、封建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长期英勇不屈的斗争。但是，这些英勇的革命斗争最后都在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战。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同敌人血战到底。最后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这一胜利，结束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屡遭失败，备受屈辱的历史，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二）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历史阶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在抗日战争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中国革命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进一步结合进来，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和政策，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人民革命力量在艰苦的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得
抗日战争的意义 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是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受害最深，牺牲最烈，斗争持续时间最长，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它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上进行反侵略战争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改变了屈辱挨打的状况。终于摆脱了“恐洋症”，全中国人民找回了自信与自尊。从此感到自己作为世界上一个有能力自立的民族，能够打败侵略者，这对整个民族精神非常重要，也就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能够有地位，不再受人欺压，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它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抗战中形成的团结一致、英勇不屈、奋发图强、百折不挠的精神已深深地溶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激励着中华民族继续前进 （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近代中国在外敌入侵时屡战屡败的历史，是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从1840年开始，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侵中国，由于清政府腐败软弱，最后都以割地赔款而告终。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了百年来的民族耻辱。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彻底打败了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号法西斯强国。这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 （二）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前世界政治格局，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抗战以前，中国在世界上毫无地位可言。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成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四大国之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是由中国抗日
论全面依法治国的意义 【摘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探索和选择的治国之路。 【关键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一、依法治国概述 （一）依法治国涵义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高度概括了我们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二）依法治国的发展历程 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此基础上深刻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 二、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几个方面 “依法治国”属于法治活动的范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能够
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国家，是一个能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国家。当前我国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如何实施好依法治国方略、走向法治国家，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实践问题。“依法治国”的方略自从党的十五大确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贯彻实施17年来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在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法治实际出发，探索和研究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保障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贯彻实施。 （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才能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但在法治化进程中，人治的不良影响依然存在，滥用权力、以言代法、以权废法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无疑会对我国法治的进程形成阻力。2014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坚持依法执政，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党的领导放在核心位置，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最新确立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如何在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中发挥应有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而且报告中明确要求，要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把大学生就业工作写进党的文件之中，应该说大学生就业工作已经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加以认识。大学生的就业不仅仅关系其本人，而且直接关系着家庭、学校、社会的稳定。大学生就业工作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意义 1.大学生就业工作是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最近，教育部周济部长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宝贵人才资源，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一批又一批的高校毕业生通过就业及时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同时，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高质量和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十分关心、高度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要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因此说，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是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本质要求，是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直接体现， 2.大学生就业工作关系我国高等教育的形象和地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逐步扩大，社会大众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将会越来越高，在家庭对于高等教育投资不断增大的同时，社会大众普遍关心高等教育能否有合理的投资回报和投资效益。因而接受高等教育培养的大学生能否顺利就业，不仅关系到大学生自身的成长和发展，也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形象和地位，关系到社会大众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并进而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而就业指导则是实现教育的投入与效益产出之间的桥梁，是实现教育回报的前提条件。 3.大学生就业工作关系到高校的生存和发展。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将成为衡量一个学校办学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志。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好坏、就业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一个学校的招生形势和生源质量，从长远来看，也关系到一个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因而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4.大学生就业工作是做好各项工作的终极目标和关键。人才培养是高校的主要任务，学生就业工作是高校诸多工作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业率是衡量办学质量与水平的重要标志，抓住就业这个工作节点，可以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面临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激烈的竞争局面，做为高等学校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重新审视大学生就业工作，进一步提高对大学生就业工作的认识，把大学生就业工作真正作为一把手工程抓好做实。 二.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高等院校的就业工作对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满足社会需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然而，由于历史和观念等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高等院校的就业工作，尚不尽如人意，不但同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就是距离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有较大差距，难以满足青年学生成才和发展的需要。由于我国高校真正意义上的就业指导工作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学生的需求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1．在就业指导的功能与内容上：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主要是围绕当年的毕业生就业工作而展开的，开展就业指导的时间基本上限于毕业生“双选”期间，就业指导的内容也仅停留在对就业形势的一般介绍和就业政策、规定的诠释。由于缺乏对就业指导工作的
第22课抗日战争的胜利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了解全民族坚持抗战的基本史实；识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的主要内容，抗日战争胜利的时间和历史意义，分析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过程与方法 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归纳中共七大的主要内容，师生共同讨论分析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联系所学知识思考、讨论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和原因，培养学生综合归纳、分析、表述历史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生通过对抗日战争胜利原因的分析，懂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道理，认识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只有相互支援、团结一心，才能战胜共同的敌人，赢得进步。 【重点难点】 重点：中共“七大”的主要内容、抗战胜利的历史意义。 难点：中共七大的召开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长达14年抗战。2015年9月3日，是中国第二个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首个决定放假的抗战胜利纪念日。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3月国务院专门发布活动通知，活动的主题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并对纪念活动作出总体安排。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第22课：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新课讲授 <一>全民坚持抗战 1.请同学们根据教材叙述，回答问题：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本采取了哪些措施？ 学生回答：日军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辅之以军事打击；加紧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加强对占领区的军事统治和经济掠夺。 教师提问：日本侵略者政策的改变，对中国抗战有什么影响？ 学生回答：在日本的诱降下，汪精卫工矿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了伪国民政府。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2.教师讲述：面对出现了新的情况，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斗争，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行动。同时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打破了日伪军的封锁。 3.教师提问：请同学们根据教材，说说全民族抗战的表现有哪些？ 国民党枣宜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壮烈殉国 共产党在反“扫荡”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血洒疆场 青年青年学生纷纷投笔从戎 妇女参加抗日宣传、救护和战地服务 工人不分昼夜，加班生产、支援前线 华侨积极捐款捐物，支援抗战，数万华侨青年回国参战 文艺成立抗战协会，宣传抗战，振奋士气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心得体会 近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会议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在功能上相辅相成。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法治需通过法律实现，法律强调的是强制和他律。德治是通过道德教化作用来提升个人素养，道德强调的则是教育和自律。 法律通过运用强制手段着力约束人的行为，道德通过运用教育的手段着力约束人的动机。法律着重要求的是人的外部行为的合法性，思想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而道德要求的不仅仅是人的外部行为，它还要求人们行为动机的高尚、善良。对人们行为的“内在”影响，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特殊机制。动机与行为，教育与强制是道德和法律的不同功能，但又是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的。 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 法律和道德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法律体现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要求，体现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是通过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
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其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 法治与德治都具有规范人们行为、调节社会秩序的作用，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确保社会井然有序、充满活力。 总之，国家治理需要法治和德治共同发挥作用，既需要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需要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最终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9282班2008302215 陈思宇 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个人的作用往往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 但是个人的作用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冷静的看待，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阿道夫希特勒。人们熟悉希特勒是因为他被认为是二战的发起者，他对犹太人的屠杀，以及恐怖的独裁统治，很多的历史文献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撰写的，在百度百科上输入希特勒，里面的内容就是他的生平和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当然，当德国在1939年9月1日凌晨对波兰发起闪电战那一刻开始，希特勒就与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联系在了一起，战争罪人，大独裁者，就是他的代名词。但是，不能不说，二次大战带给人类的创伤实在太大了，让一些人很难冷静的去评价希特勒，如果说希特勒带给这个世界的仅仅是杀戮，那就太狭隘以及偏激了。 任何历史人物的出现，都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时势造英雄，杰出人物的出现具有必然性，而德国从一战之后开始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就为历史人物的出现提供了这一必然条件。由于大打“新政”牌子，是民心所向，希特勒才能在大选中胜出，1933年刚上台的希特勒面对的是一个经济上的烂摊子，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失业率高达30%，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三年间共爆发1000多次罢工。应该说德国所遭受的经济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要远大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希特勒开始采取经济新政之后，德国的经济开始迅速恢复，到1938年失业率已降至1.3%，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43%，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样是在大洋的另一端，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美国并没有很快摆脱大萧条的困扰，直到1941年美国参战，大量的失业人员应征入伍才解决了失业问题，军火工业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美国才得以摆脱大萧条。倘若不是二战，美国的经济衰退还会持续更久。 纳粹曾经犯下的各种战争暴行，历史上早有定论，但是从经济的角度看，为何德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对比如今类似的金融危机，就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及意义 摘要：正毛泽东在党六届六中全会上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民族诡计,当前……任务,就在于团结各少数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解放日报》 1941年6月 22日题为《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文章中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抗战建国,不是汉族一族之事,而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神圣事业,此重大艰巨事业,如果没有国内各少数民族积极参加,就不能有最后胜利保证。因此实行正确民族政策,以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图存,就是当前抗战中严重任务之一”。毛泽东讲话和《解放日报》文章表明:第一,加强各民族团结是为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分裂阴谋;第二,全民族抗战不单单指汉民族抗战,而是全国各民族共同任务,不团结国内各民族共同抗日,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第三,而团结各民族关键就在于正确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 关键词：民族团结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性抗战民族意识的觉醒 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战争何其频繁！1840年，英国殖民者倚仗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曾经创造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从此陷入战败、求和、割地、赔款的循环噩梦。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历史上一次复兴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争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在民族认同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凝聚力，通过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式，团结、维系支撑了民族共同体的生存，推动民族进步的力量的发展，对取得抗日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团结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 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在其占领区的残暴统治，侵华沾着过的严重罪行给中华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痛苦，此后，抗日救亡运动全面兴起。抗日战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是建立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是以各民族整体的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为基础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56个兄弟姐妹构成的多元统一体，这个多元统一体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中华民族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体。“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辉写照，并被各民族所认同，大敌当前，各民族逐步团结奋斗，共同御侮救亡，成为近代以来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标志。中华民族爱国救亡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和深化，各民族建始县空前大团结，形成了工农商学兵等各界，汉蒙满藏回等各民族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和海外侨胞团结一致的全民族抗战，这种中华一体万众一心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述：“我们中华
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及影响 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为自鸦片战争爆发100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加快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民族牺牲，为人类和平、进步与正义事业做出了彪炳千秋的历史贡献。 对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屈辱的历史，是伟大的胜利。非正义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失败。 一、中国人民的彻底觉醒 抗日战争是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一场战争。这种命运的改变，首先得益于民族的觉醒。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与重大的牺牲，但同时也对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起了极大的召唤、促进作用。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与国民党的软弱，使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华民族要复兴，不仅要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要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在“亡国灭种”的危险处境中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出路，为最终推翻三座大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严国群说，这种民族的彻底觉醒，是抗日战争之前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屈斗争所无法比拟的。毛泽东主席曾风趣地说：“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这让我们更深刻的体会到了毛主席说过的那句话“落后就要挨打”。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不忘历史，牢记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唯有不断提高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青年，才可以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如果每个有志的青年都这么做了，那么我们就不会让历史重蹈覆辙，祖国的前途将是一片光明。 二、中国获得了政治大国地位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此后世界
论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实现依法治国当下中国法制现状：经过六七十年的法律发展，中国的法律体系已基本构建完成，虽然其中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挫折，但中国的法律发展还是进入了正轨，这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情，它不仅有利于保护十三亿的合法权力，同时也是保证中国朝健康发展的方向一大重要因素。但是是否能说我们国家已经实现了依法治国了，不能，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全，中国法律的体现不够规范与强制，同时还有一定的执法不严的问题在，所以对于我们新一代建设青年而言，为了创造更加公平更加和谐的社会，我们有义务与责任去建设中国的法制。 邓小平曾经说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缺一不可。 有法可依，顾名思义，我们要有法，而这是法治的前提。其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法律建设，特别是开国后和文化大革命后，新中国成立之前，法律其实只有少数人知道，而当时占据中国广大人口的农民对法律几乎是一无所知，同时法制有是先进文明的一种特征与标志，鉴于此，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变的很急迫，自开国以来，我国很快出台了适应于当事国情的宪法，而后各种衍生法相继出现。后一个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法制建设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法律在当时只是一纸条文，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鉴于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文化大革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参与法律的重建，同时推广法治的理念，着脸次的大的法律建设构成了我国法律的基本状况。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我国法律都是被逼着走的，真正是自己主动预防大很少，但是我们都知道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要碰到的社会问题不是现有法律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国法律要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与趋势积极制定预防性法律，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 有法必依；如果我们有了法律这一个财产，但我们却不用，这个财产与垃圾有什么区别，而现实中一些人为了自己或他人的利益，本身有这个执法权力，看见有违法行为也不制止，而这种行为只会纵容违法行为的进一步扩散，威胁社会本身，而现在我们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第一，现在的执法人员法律观念淡薄，对外界诱惑不够有抵抗力，同时还心存侥幸。第二，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监督的机构不够负责，致使有这种违法之事发生。因此，鉴于此，提高法律执行者的法律觉悟是很有必要的，同时监督机关要做好自己的职责。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在我国的基层是时常发生的，而这种行为正一步又一步侵蚀我国民众对法律的信任，损害法律的威严。因此我们要在基层建立更有效的机构与运行机制来确保这些事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小，我们每天都在提依法治国，但真正能让民众体会到依法治国的好处的就是从基层做起，从下往上进一步提高我国依法治国的程度。 上面提到是从法的四个角度来阐释的，而对于我们每一个阶层的人应该是有不同的要求的。 对于国家的行政者而言，行政这必须明白依法治国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同时不要认为有些法律会限制发展，其实就法律而言，它的最大作用就是约束作用，而这一点在近期是很显的，特别是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强度的增加，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的法律是应该要进一步增强的，他必须对执政者有非常强大的制约作用，这样才不会让执政阶层的一些人滥用权力，进而产生腐败，威胁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同时法律不仅不会影响经济的进一步繁荣，而且还会确保经济的健康运行，对一个国家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于国家的立法者而言，也就是各级人大代表，立法是法治的基础，其实每年两会都会有很多的人大代表提出很多有建设性的提议，这些提议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一点是值得提议的，但是人大代表不仅局限于国家大事，而应该从基层出发，探求人们的真正需求，
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 科学内涵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正确理解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把人们的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五大精神上来，这是实施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 一、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依法治国，本质特征是把广大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用以治理国家，也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由广大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因此，依法治国的主体必须也只能是广大人民群众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只是在人民授权范围内行使某些行政管理权或司法权，任何机构和个人绝不能未经人民授权或者超越人民授权成为站在人民之上的治理国家的主体我们常讲国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如果公仆成了治国的主体，广大人民成了治理的对象，这就把关系颠倒了。所以，依法治国，包括依法治市、治区、治厂、治乡等等，都不能异化为由少数国家公务人员以权治民，把法作为权的工具，作为行使权力的手段去对付人民群众，这是与依法治国的宗旨背道而驰的。我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人治的影响根深蒂固。封建专制时代也讲法制，而那是“法令者，防民之具也”，法是统治人民的工具。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进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没有自觉地清除人治的影响，建立保障人民民主的制度，法制很不完备。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党的十五大更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要用法治取代人治，要以民主之法，治社会主义之国但是从总体来看，我们现在仍处在由人治向法治转化的过程中，处在由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向依法监督制约权力的机制转变的过程之中。当前，在不少地方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中，口头讲法治，实际行人治的现象，“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不愿接受人民对权力监督制约的现象所在多有_因此，在人们的认识和行动上，真正确立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念，这是实施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 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有多种途径和方式。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是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此，依法治国，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各级人大的作用二有些同志，其中不少是信奉“人治”，信奉“权大于法”的人，把人大看成是搞形式、走过场的地方，甚至把人大当成是找麻烦、多事的机构，看来这些同志应该认真学习宪法，深入领会依法治国的精神实质，真正树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切实维护人民民主权利。人大也应该切实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人大的立法职能、监督职能，真正体现出广大人民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权力.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力，把人大建设成为宪法所规定的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 二、依法治国重在以法治权、治官 我国现己颁布实施的法律中，80铸是通过行政活动来体现和实施的，所以，依法治国不仅要求全体公民自觉守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更重要的是要依法规范国家机关和公务员的公务行为，使他们在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时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和监督，做到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这是依法治国十分重要而又大量的任务。 国家干部奉公守法的表率作用会给广大群众带来很好的影响，而政府公务人员、司法人员违法乱纪，比普通老百姓违法造成的危害更大影响更坏。有些老百姓的违法行为，既有本人的责任，也有不少是与大大小小的当权者有关。有些当权者为了自身和局部的利益，以自己手中的权力幕后指使或包庇纵容违法犯罪行为。当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假冒伪劣有增无减，滥伐森林、污染江河、乱占耕地等不法行为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当地当权者的默许和保护。事实表明，法不能治权、治官，依法治国将是一句空话。 把依法治国的重点放在以法治权、治官上，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完全一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在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靠法律来规范、制约和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这些年来，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有了重大的突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前进中也不断出现种种干扰和阻力。你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之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有人就以权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侵犯企业的合法权益;你要搞活流通，有人就以权搞地区封锁、部门垄断，搞官商结合、权力经商;你要珍惜土地资源，依法保护耕地，有人就以权倒卖耕地;更有甚者，有人以权走私、以权抗税、以权弄虚作假，等等。总之，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人却使权力进入市场，搞“权力经济”。事实表明.如果不以法治权、治官，我们推行的一些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政策作法，在有些地区或部门，或者执行不下去，或者“走样变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很难真正建立起来的。 三、依法治国是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江泽民同志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句话科学地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与坚持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要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宪法和法律体现了党的主张，也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执行宪法和法律，是按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是保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依法治国，是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是以宪法和法律所具有的更为普遍的约束力和更为广泛的权威性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通过推行依法治国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首先，各级党委领导要带头学法、懂法、强化法治观念。第二，党委要模’范守法、自觉用法党委在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时，在制定各项重要决议、决定以及发表重要讲话、指示时，都要认真做到处处注意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保证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党委能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实施党的领导，就会推动政府更加重视依法行政，从而确保全党全民意志统一，政令畅通。第三，重视发挥人大的作用，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又是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党，我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必须始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应成为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领导人民前进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注重和善于运用人大的立法职能，以法律形式体现党委的主张和意图;对涉及本地区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人大依法作出决定;依靠人大依法强化对“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以及通过人大经民主与法律的程序任免干部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党的领导置于更为广泛的人民民主的基础之上和法律的权威之中，无疑会使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更加正确有效。 重要意义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1996年2月8日,江泽民同志发表了《依法治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要讲话,同年3月17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和战略目标,1997年1月21日在中国法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对中国法学界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9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载入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可以充分看出中央领导人依法治国的决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 依法治国,离不开完善的法律体系,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也势必造成混乱。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指导下,法律逐渐形成了体系,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然而还不够完善,还要进一步推出适合中国经济改革步伐的、满足国家管理、新的更为具体的法律、法规,然而单纯从法律体系方面着手依法治国,还远远不够,而必须树立全党、全社会依法治国的观念,这就必须明确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 一、 1.法律是中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具体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及其执政党并不完全代表人民,而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因而,其法律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律体现的是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广大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这一立法机关,实现对国家重大问题的立法权,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立法权,对国家机关的组建与监督权,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这种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这也是社会主义能够,也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地方。坚持和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2.用法律来保护公民个人民主权利 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承担义务和责任,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均等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为保障公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及其他权利不受侵害,必须高举法律的武器,提高法律意识,对侵害公民的民主权利的行为都要追究法律责任,给予法律制裁,使公民得到公正的保护,只有用法律来保护公民的个人民主权利,才能够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