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有关问题探讨
[论文摘要]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和解的制度。该制度也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的作用和义务。正确理解刑事和解，是司法实务中适用修订后《刑事诉讼法》的必然要求。
[论文关键词]刑事和解检察机关不起诉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
（一）刑事和解的合理性
中国自古以来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等思想为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几千年来儒家、道家都在提倡“和合思想”。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道家提出“合异以为同”。刑事和解，是对我国传统的“和合”、“慎刑”思想和调解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同时，刑事和解也起到提高处理刑事案件的效率，降低再犯率，节约刑事司法活动的成本，优化司法整体资源的配置的作用。
（二）刑事和解的必要性
在我国推行刑事和解制度是社会的需要。
1.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刑事和解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调动了被害人、被告人、社会、以及国家各方面的综合力量。在此过程中，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了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起到消除矛盾，化解纠纷，定纷止争的良好效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2.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避免犯罪人员在释放后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的歧视与排斥产生报复社会反社会甚至再一次伤害被害人或其亲属从而宣泄自己愤怒与不满，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刑事和解制度在坚持依法合理、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使犯罪嫌疑人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并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使被害人财产和精神上的损失得以弥补，双方的积怨从根本上得以消除，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目的。
二、开展刑事和解的方式
（一）物质的和解方式
物质性的和解方式是指加害人通过弥补被害人及其亲属的物质损失来达成和解。包括经济赔偿、损害恢复、劳务补偿等不同的具体形式。这些方式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实践中，经济赔偿的方式适用的最为广泛和频繁。
1.经济赔偿的和解方式。在刑事案件中，经济因素往往是促使当事人进行协商的直接诱因。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但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大多数被害人很难拿到赔偿款。然而通过刑事和解，大部分的被害人及其亲属都可以获得了较为满意的经济赔偿，对精神损害赔偿也有所体现。经济赔偿主要表现为支付一定数量的赔偿金。在无力支付赔
偿金的情况下，加害人也可以交付实物的形式进行赔偿。赔偿数额，由当事人双方自愿协商确定，当事人协商确定赔偿数额的，办案机关应当进行审查，避免产生“以钱买刑”的现象。以金钱形式进行赔偿的，一般来说应当采用一次性支付的方式，但是如果一次性支付却有困难的，可以分期支付。
2.劳务补偿的和解方式。劳务补偿，是以加害人提供一定数量劳动或服务的方式来弥补被害人及其亲属遭受的物质损失，不以加害人是否具备经济能力为前提。劳务补偿的内容丰富，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和自愿原则，当事人双方可以约定任何内容。通过劳务补偿的方式和解，不仅能够有效减少被害人恢复损失的成本，也有助于修复被害人精神上的创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劳务补偿的适用是有限的，通常作为经济赔偿的替代方式在加害人无法进行经济赔偿的情况下适用。但是，应当明确的是，提供劳务并不是对金钱或实物的折抵，而是通过提供一定的劳动或服务，使加害人以实际行动来消除被害人及其亲属的痛苦，并帮助其尽快摆脱生活困境，恢复正常的社会交往。
3.恢复原状的和解方式。恢复原状，是指尽可能恢复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一切不利后果，使被侵犯对象回复到犯罪行为未发生时的状态。并不是所有案件都能够适用恢复原状的和解方式，是否能够以恢复原状的方式达成和解，由案件本身所涉利益是否具备可恢复的可能性决定。在实践中，能够通过损害恢复的方式进行和解得案件主要是有关侵犯财产利益的案件。
（二）精神性的和解方式
精神性的和解方式是通过当事人面对面的交流和倾诉，以当事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为桥梁，激发加害人内心的真诚悔意，实现对被害人精神性创伤的抚慰修复，精神性的和解注重于改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程序处境，为以平等对话、自愿协商方式解决刑事纠纷创造了条件，为案件的处理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在实践中最为常用的精神性和解方式是赔礼道歉。由加害人直接赔礼道歉，可以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一种“心理共鸣”。加害人体会到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伤害，更加触动内心的羞愧和悔悟；被害人感受到加害人因犯罪行为而承担的道德谴责，更易接受加害人的真心道歉。当加害人在无法直接道歉的情形下，也可以由亲友、律师等代为道歉，或由办案机关代为转达道歉。赔礼道歉的形式不尽相同，只要是建立在加害人真诚悔悟的意思表示之上，可以是任何被害人及其亲属能够接受的形式。
三、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和义务
修正后的刑诉法的出台从线条上粗略地勾勒出了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轮廓，也粗略地勾勒出刑事和解的程序的轮廓。为了更好地与新刑诉法的对接，检察机关应在已有的刑事和解经验基础上，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正确适用刑事和解的法规规定。
（一）严格审查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专门监督机关，要严格审查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刑事和解的受案范围亦称刑事和解受案的条件，即同时具备哪些条件的案件才是刑事和解所规定的案件。根据新刑诉法“第五编第二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和解的公诉案件包括符合条件的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两类刑事案件。第一，故意犯罪的受案范围是“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
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案件。从此条的规定来看，其受案条件有刑期与侵犯的客体分类双重标准，或者称双重条件，且限定在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案件范围内，即两章中所规定的符合双重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第二，过失犯罪的受案范围是可能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但例外情况是渎职罪除外。上述两类案件须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内未故意犯罪的总的条件限制，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内曾故意犯罪的一律排除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之外，其立法目的是很明显的。其故意犯罪行为的起算点适用刑法追诉时效如何计算的有关规定。
这里的由“民间纠纷引起的轻微刑事犯罪”的规定看起来似乎很具体，其实民间纠纷的范围很广，实际上是非常笼统的，期待着司法解释予以界定，当然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的案件范围。从主体范围看可以这样界定：必须是发生在公民之间，即夫妻、家庭成员、邻里、同事、居民、村民以及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之间的纠纷，至于法人与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的纠纷，不应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从纠纷种类看可以这样界定：并非公民之间任何纠纷都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而主要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纠纷，如恋爱、婚姻、家庭、赡养、继承、债务、房屋宅基地、邻里等纠纷，以及因争田、争人、争山林等引起的生产经营性纠纷。在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可以参照上述规定理解和执行民间纠纷的具体规定
（二）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和义务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可见，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即要充当主持和解角色，同时也有对和解自愿性、合法性审查的义务。这种义务不仅是事中的，更包括事后的监督。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被害人和加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后，就一方或双方反悔的情况。要从根本上解决当事人反悔的问题，最终还得从法律上确认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一旦经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经检方确认刑事和解具有强制执行力，非因法定事由不得主张撤销或者变更。如果被害人在协议没有履行的情况下提出反悔，表明已经遭到损害的社会关系并没有得到修复，并不符合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在此情况下，司法机关应当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以达到刑法所具有的惩罚性功能。
修正案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或者依法作出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但是，由于加害人自身经济条件的不同，可能使得刑事和解的结果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坚持个案之间相对均衡的原则，避免畸轻畸重。在相同类似情况下，尽可能量刑均衡，并不一味因赔得少便判得重，而应综合考虑被害人有无过错责任及加害人的赔偿能力，是否尽最大努力弥补被害人损失，是否真诚认罪悔罪等因素，并做好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尽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规范执法，确保每一个刑事和解的案件处理公平公正。
刑事和解论文刑事和解制度论文：浅谈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 构建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被害人和刑事被告人直面会商为中心的刑事和解程序就一直是西方犯罪学界研 究的主题，并不断地出现在各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中。在化解社会矛盾，弥补传统刑事司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和法律全球化的影响，特别是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刑事和解逐步走入中国人的视野，成为一个新生物。为此，对刑事和解制度过去与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给予足够的关注，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务的全方位的考察是必要的。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构建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和特征 刑事和解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的刑事问题解决机制,弥补常规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的不足,它的核心在于恢复性司法，其理
论价值在于正义的恢复，而正义的恢复的途径存在于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两个基本方面，强调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兼顾了犯罪人的社会复归，主要表现为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参与性”和“恢复性”。所谓的“参与性”，就是在处理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主体将不再局限为国家和犯罪人，而是吸纳其他与犯罪有关的人加入到处理犯罪的案件的过程中，特别是被害人加入其中与犯罪人沟通交流，作出协商。而所谓的“恢复性”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司法活动，努力恢复到犯罪前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状态。通常通过协商，犯罪人通过认罪、道歉、赔偿等方式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亦使加害人通过积极负责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家庭和社区人员的谅解。 二、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和解以其全新的理念和良好的实验效果引起了人 们的兴趣。但是就总体来说，作为一种新的争端解决方式，存在美丽诱惑的同时，也存在着理念上对传统刑事司法的挑战、人们对它功能上的怀疑、程序上的缺陷等问题，这些方面显然也直接导致刑事和解制度相当的不成熟。 （一）基本理念的碰撞 首先表现在犯罪性质上，刑事和解制度在实体法领域内涉及到对犯罪本质的认识的重新界定。刑事和解的个人本位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发表时间：2009-11-18T09:16:13.293Z 来源：《中外企业家》2009年第5期下供稿作者：张文雯[导读] 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尝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张文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北京 100088)摘要：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尝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对“赔钱减刑”的质疑众说纷纭。详细界定了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探讨刑事和解的制度因素，包括参与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责任形式四个因素。 关键词：刑事和解;基本内涵;制度因素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09)10-0166-02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2003年7月以来，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昌平七个区的检察院公诉部门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27 427件，其中轻伤害案件共4 607件。在轻伤害案件中，检察机关适用和解结案的共667件，和解适用 率为14.5%[1]。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媒体冠以“赔钱减刑”进行了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各届的质疑：“赔钱减刑”导致有钱人“花钱买命”或有钱人受到的处罚较轻的局面，容易滋生“暗箱操作”及“权钱交易”，导致司法腐败。事实上，“赔钱减刑”的说法容易产生一种字面上的暗示，公众理解的减刑是简单的用减刑作为等价物，或者看到交钱后犯罪人的刑期得到从轻处罚时就会认为钱和刑已经挂钩了。因此，笔者认为应将“赔钱减刑”的司法实践统一称为“刑事和解”来讨论，以避免公众的误解，并形成严谨的学术用语。 一、基本内涵的界定 刑事和解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早已有之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在我国，刑事和解尚不是一种被法律所确认的刑事法律制度，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尝试都将其定位为一种制度来对待。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的概念表述几乎都采用“一句话”交待的方式，即要么直接一句“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面对商谈、解决刑事纠纷”[2]，或直接释义为“刑事和解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3]”。大多数作者在作此类简单交待之后，随即笔锋一转叙述刑事和解各项内容，然而“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非如此简单，应对其基本内涵进行详细界定。 刑事和解是一个刑事法律术语，它与传统的国家强制对抗性刑事诉讼模式相对。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不能限定于字面解释，应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主体和方式这三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 首先，刑事和解的对象是犯罪纠纷。一旦产生犯罪纠纷，就有解决纠纷的需求，双方通互相妥协与让步和平是解决方式之一。 其次，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人与国家、犯罪人与一定的社会组织。由于犯罪纠纷是由犯罪所引发的，实施了特定危害行为的犯罪人和犯罪的受害者当然都是犯罪纠纷的一方主体。但受害者不仅包括一般情况下的犯罪被害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目前国内学者对刑事和解的界定中仅提到“犯罪人与受害者”，大多数学者对“受害者”并未作任何的解释，使读者难以理解“受害者”是限定于一般的犯罪被害人之内，还是也包括特殊的犯罪被害人，这种模糊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因此，刑事和解应该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和解。 最后，刑事和解的方式为“和解”的方式，强调自主性和自愿性。“和解”的自主性和自愿性指，犯罪纠纷是否进行和解由双方自主决定、自主选择，并且在和解中双方所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意思。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由特定人（第三方）调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会影响到调解的可行性。因为在我国现有法制状况下，确立相应的调解机构或调解人、设置相应的调解程序及规则是难以实现的；调解可能因被害人或犯罪人不同意或不接受而难以实现。因此，双方当事人的自主与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刑事和解指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犯罪受害方，包括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自主自愿地进行沟通、协商并达成互利性合意以解决犯罪纠纷的机制。 二、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一)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 刑事和解旨在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犯罪纠纷，犯罪行为必然由加害人对被害人实施，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刑事和解的必要参与主体。在犯罪发生后，只要犯罪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只要被害人愿意与某些加害人达成和解，就应当准许适用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也涉及国家公权力机关一方，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他们参与到和解中时国家追诉权不再是其唯一目的，其重要作用是给家害人和被害人提供对等的信息和沟通平台，从帮助被害人的角度考虑，对于如何更好地解决纠纷提供法律上的咨询和帮助。 此外，律师在实际工作中也成为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之一。律师是专门的法律服务人员，地位比较中立，他们熟悉各种法律规定，对诉讼中的利益和风险的认识深入而客观，一般能够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当然，律师促成的和解也要经过法庭的严格审查，以免出现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形。 (二)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从案件轻重来划分；另一种主张从案件种类来划分。 1.案件轻重范围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还局限于轻罪，但也有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轻罪的范围，将刑事和解运用于严重犯罪中。笔者认为，依照罪行轻重来划分有其不足，因为轻罪和重罪的范围各国有不同的理解，其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是难以统一的。在一国范围内，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究竟是应当局限于轻罪，还是可以扩展到包括重罪的所有案件中，并不完全取决于制度设置，也与一国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国民观念密切相关，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因案件的千差万别而异常复杂。在广东东莞抢劫案中，虽然该抢劫案属于重罪，但被告人表示痛改前非，被害人又能因此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以不判处死刑的方式达成和解不失为一种对国家、社会和当事人都有利的选择。因此，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能依据案件罪行轻重来决定，还应当根据案件种类和具体情节综合考量。 2.案件种类范围
浅谈刑事和解 [摘要]刑事和解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型刑事诉讼模式的产生。文章将这种新型的诉讼模式与传统的诉讼模式进行比较，得出该种模式的优越之处，看到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刑事和解；传统刑事诉讼模式；对抗 2002年随着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判的“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的产生，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方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①刑事和解在西方称之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它是西方三十年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改革尝试；它一改传统刑事司法以国家为本位，主张对受害人权利的关注，它为刑事司法理念研究和实践注入一种全新的理念。 刑事和解的出现，使在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对抗基础建立起的传统刑事理论面临了挑战。假如刑事和解制度能在我国通过完善理论而获得成功，可能为世界司法理论做出贡献。 一、与传统模式比较 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建立在国家追诉主义的基础上，将公诉机构与被告人置于完全对抗的地位，而法院则应“保持中立”。自贝卡利亚以来，无罪推定被奉为刑事诉讼的“王牌条款”，公诉机关必须证明被告人有罪，并需要达到让人信服的最高标准。相反，法律免除了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样，保证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宗旨。 以上理论建立在“对抗性司法”的基础上。加入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做了有罪供述，放弃无罪辩护，上述理论则毫无意义。国家公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并不处于完全对抗的地位，而且有进行合作的可能。比如，在轻微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一旦认罪，法院可征得检察官的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对存在立功、自首、初犯等情节的被告人，检察官发表公诉意见时主动要求法院“在量刑时考虑上述情节”等。 在刑事诉讼中并不都包含“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过程。由此我们发现了两种司法模式：一是传统国家与被告人进行对抗的司法模式。二是国家与被告人通过协商和妥协进行的合作模式。 但是刑事和解不同于以上两者。这一模式作为非形式化方式处理刑事案件，其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即为社会冲突的化解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公权力机关不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和解，而是作为居中促成和解的调解人。这样一种模式的存在与发展，是传统司法中所固有的冷冰冰的权利责任分配体系开始让位
从统计数字看刑事和解制度的发展 XX年广西开展“调解年活动”以来，贵港市港南区法院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下，大力抓各类案件的调解率，并在该院开始试行刑事和解制度，下面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刑事和解在我院试行所取得的成效、存在问题、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提出建议，探索刑事和解的发展方向。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国家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1]而我院选择了一部分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害的轻微刑事案件试行，重点是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情节较的初犯偶犯案件。一、当前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呈现的特点从XX年至XX年，本院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727件，涉及有被害人的案件475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49件，占一审刑事案件受理总数的6.74%，诉讼标的266.41818万元。并且受理附带民事案件的绝对数量、占一审案件的比例和标的金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1、涉案罪名集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规定，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涉及众多罪名，然而在审判实践中涉及罪名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交通肇事案件、故意伤害案件这二大类
案件上，XX年以来本院审结的49件附带民事案件中，案由比例占第一位的是交通肇事18件，占36.73%；第二位的是故意伤害15件，占30.61%。2、民事部分调解率低，实际履行的比例不高XX年以来，本院审结的附带民事赔偿案件，调解结案的12件，占附带民事案件总数的24.49%，远远低于普通民事案件的调解结案率。判决结案37件，标的189.4629万元；判决后申请执行21件，占56.76%，执行标的144.74806万元，占76.4%；执行到位2.842万元，仅占申请执行标的的1.83%。从统计数字上看，附带民事判决有很多得不到实际履行，并且案件当事人仅就民事部分上诉的比例有增加趋势，因民事赔偿得不到实际履行面上访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我院针对这一情况，为了使被害人能尽快获得赔偿和抚慰，被告人能获得谅解和从轻处理，XX年我院试行刑事和解制度取得良好的成效。二、试行刑事和解所取得的成效1、被害人利益的最大化刑事和解是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为利益最大化而选择的案件解决方式。为了能够争取到最宽大处理，被告人通常都较为积极的愿意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只有当事人双方的意愿都至少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时，和解才可能达成，其协商谈判心理博弈显然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和解与否、和解形式完全由他们决定。法院只对和解的条件、过程和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并不直接干预和解协议的达成。XX年我院受理的刑事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论文 刑罚权历来被视为公权力而被国家所垄断，在严厉的惩罚，司法系统和监狱负担沉重、再犯率又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给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新的启示，下面是浅谈刑事和解制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出于对传统诉讼模式忽视被害人缺陷的反思，被害人和刑事被告人直面会商为中心的刑事和解程序成为西方犯罪学界研究的主体，以刑事和解方案为主要操作模式的恢复性司法方案成为热点。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也都纷纷掀起了刑事和解的研究狂潮。各地的探索性实践也颇见成效。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也已经有了刑事和解的雏形，但都只限于自诉案件。虽然刑事和解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被害人的合法利益，使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尽快而设立的，但在实践中会因多方利益的角逐而偏离预先设想的初衷，甚至会危及其根基，这是构建刑事和解制度面临的重大挑战。如有时会因被害人、加害人之间财力悬殊、取证困难、诉讼费高昂而使被害人违心和解，这样刑事和解成了有钱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同样，加害人可能以赔偿为条件提出减轻刑罚等不合理的要求，这会从本质上动摇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根基，然而许多被害人及其家属却往往由于现实原因接受不合理的要求，从而使法官面临是保证被害人获得赔偿还是让被告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的两难的窘境。而刑事和解则演变成了只
要赔偿就可以按加害人要求量刑的真正交易。 刑事和解的含义及其特征 刑事和解的概念 和解作为诉讼法中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通过自愿达成协议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的行为和结果。按照纠纷或诉讼性质的不同，和解可以分为民事和解、行政和解和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即刑事和解制度，一般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在调停人的主持下，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对话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而非检察机构，这一点就是刑事和解制度与控辩双方的协商制度的区别，后者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与检察官之间的协商。刑事和解必须在调停人的主持下进行，调停人作为中立的中间人判断刑事案件和解的可行性和和解协议的合法性等问题。这点也是刑事和解制度与刑事案件私了的本质区别。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在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和解的结果中起着积极的决定性的作用，而调停只是扮演一个消极的，中立的角色。这也就体现了和解与调解的区别。调解更加强调了调解人在其中起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调解人起着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协议的达成的作用。刑事和解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的。刑事和解中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和解双方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方是处于优势地位或劣势地位才能确保和解双方根据自己自主意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刑事和解制度之探析 [摘要]近年来，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许多地方的公检法机关开始探索在公诉案件中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办案方式即“刑事和解”，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正是考虑到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新《刑事诉讼法》将其纳入并作为一种特别程序予以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实践探索及其价值的认可，并希望通过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对其具体操作予以规范。然而，如何使之在实践中更加完善是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刑事和解；和谐社会；瑕疵；补救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价值理念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协议之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或诉讼制度。[1]刑事和解起源于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以恢复性司法原则为理论基础，其目的就是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和解制度作为罪犯与被害人沟通的桥梁，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呢？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John R·Gehm）在其《刑事和解方案，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了三个理论基础，即“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2]其中“恢复正义理论”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恢复正义理论建立在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被害人自己的伤害；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应该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三是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3]因此，基于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刑事和解的应有之义有三：一是被害人精神的抚慰和物质的补偿；二是加害人重罪减轻，轻罪免于监禁的实际得利；三是司法资源的节约。 然而，刑事和解也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在它积极价值的对应一面，客观存在着由其性质所决定的一些负面作用。德国学者伯恩特·许乃曼认为，刑事和解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刑事和解可能会削弱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人事前即可知悉犯罪后果，而在权衡之后定是否采取行动。如果当行为人预计可以通过赔偿来逃避刑罚，则可能更积极主动地实施犯罪。（2）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平等原则。相对于属于社会底层的行为人因为经济能力的缺乏而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刑事和解为白领犯罪人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4]的确，“赔钱减刑”会削弱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力度，导致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比没钱人轻的现象，会助长一些人“有恃无恐”的骄纵心态，从而蔑视法律，使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性。但仅仅根据刑事和解的上述消极作用来否定其积极价值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总体上，刑事和解在司法体
浅析中国古代刑事和解及其对当代启示 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林森浩投毒一案，以执行死刑告终，黄洋死了、林森浩也死了，两个家庭也“死”了。刑罚之后又如何呢？抛开刑罚的目的、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毋庸置疑，当今中国国家刑罚权的实现受到刑事诉讼法严格限制。在此过程中，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经济补偿、社会关系的修复都是当事人双方难以左右的，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抚慰主要依靠报复心理得到满足。对于林森浩一案，笔者感到痛心，但又无所适从，故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古代刑事和解制度，试从古代刑事和解长期存在的原因、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中寻找答案。 一、中国古代刑事和解存在的原因分析 （一）以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为视角分析 从自然条件来看，我国一直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大国，传统农耕业将民众束缚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人口流动性受到极大限制；中央高度集权，但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国家权力一般只延伸至县级，县级以下的地区几乎是一个完全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的自治状态。熟人社会中宗族、村落组织等在国家公权力无法触及的领域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根据民风民俗订立村约族制，宗族领袖们在处理纠纷时，除了考虑到事情本身，更会以这个宗族长远的世代情谊为出发点，这就使得解决纠纷的目的更侧重于社会关系的修复，而非单纯为了惩治，和解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选择。 （二）以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为视角分析
1.中国古代的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对于犯罪的治理，蔡枢衡先生认为：“原始社会的制裁是教导，而不是惩罚。”古代先皇作为后世文明的先导，历朝历代皇帝都以其为楷模标榜自己的仁义。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百家争鸣，秦国凭借法家学说一统中国，但是，其法令严酷为后世所诟病，汉初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确立，孔孟主张的礼制以及“德主刑辅”、“教化为先”最终成了沿续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封建正统法制思想。刑只是为了维护礼制、仁政的最后工具，德行教化才是帝王统治的最高目标。 2.和谐、中庸的、“无讼”的价值追求：中国的法律传统起源于先秦，经历多朝发展形成，并至隋唐时稳固了下来，一直延续到了清末变法之前。尽管不同朝代，法律展现的特显不同，但是，封建正统法治思想所提倡的仁政、德政、中庸和社会和谐，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这就使得在很多案件中，官员们并不完全追求实质正义，而是让当事人双方共同承担过错及责任。官员们“劝讼”、“息讼”不轻易审判，社会对讼师称呼为“讼棍”、颠倒黑白等负面评价，既是对百姓“厌讼”、“耻讼”的引导也是百姓“厌讼”、“耻讼”的反映。古人认为诉讼对双方当事人都无益处，“无讼”才是达到“和谐”、“中庸”的具体表现。 （三）以中国古代司法行政体制为视角分析
浅议刑事和解制度 本文分析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意义及存在的问题，在积极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在我国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保障和恢复当事人的权益，提高办案效率，构建和谐社会。 标签：刑事和解意义缺点构想 1 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 刑事和解，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是指犯罪发生后，经过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交谈，达成和解协议，司法机关根据和解协议对加害人进行刑事处分。刑事和解的目的是恢复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失，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刑事和解是一种新型的司法关系，是一种新的刑事理念。 2 刑事和解的意义 2.1 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提高当事人双方的满意度。刑事和解制度是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被害人可以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中对加害人阐述加害人对自己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伤害和损失，加害人可以通过被害人的陈述了解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有利于其从内心反思悔悟自己的行为。所以说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提高了被害人的地位和当事人双方的满意度，体现了公平正义原则。 2.2 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修复和补偿。刑事和解的结果有两种：一是主要适用于对被害人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案件中物质意义上的和解，包括损害恢复、赔偿等；二是适用于对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案件的象征意义上的和解，如因侮辱、毁损名誉等而赔礼道歉、真诚的谢罪、悔悟等。刑事和解是以加害人的主动认罪为前提，这样使得双方交谈协商的环境相对平和，被害人就自己受到的伤害提出赔偿请求，加害人为了弥补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减轻自己的罪责，积极地在物质上给予被害人赔偿。在双方的交流中，被害人接受加害人真诚的道歉和悔悟，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仇恨，使被害人的心灵创伤得以安慰，有利于被害人在心理上得到恢复。同时，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是加害人和被害人自愿达成的，加害人的积极履行使得被害人的損失得到及时赔偿。所以说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修复和补偿，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的全面保护。 2.3 刑事和解有利于加害人实现再社会化。加害人在监狱中断绝与社会的接触和联系，相互之间容易交叉感染，刑事和解制度提倡的非监禁刑，避免加害人之间的交叉感染，有利于加害人早日回归社会，实现再社会化。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倾听被害人的阐述，使加害人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对国家、社
论文摘要 笔者认为刑事和解作为解决刑事纠纷的新思路，相对于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具有弥补被害人物质与精神双重损失，恢复被害人破坏的社会关系，使加害人更好的回归社会，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又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相呼应，近几年来，刑事和解在我国的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备受追捧。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刑事和解在许多国家的实践以及我国近几年的试用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为我国引入此项制度带来困惑和挑战。因此，只有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以及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才能克服此项制度的缺陷和不足、解决人们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隐忧，使其更好地发挥解决纠纷的功能。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司法完善制度 宜顺论文网https://www.doczj.com/doc/4a10100803.html,
目录 引言 (4)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4) （一）刑事和解的定义 (4) （二）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4) 二、刑事和解在我国的现状 (5) （一）规范依据 (5) （二）内容和特点 (5) （三）存在的问题 (6) 三、我国刑事和解之体系构建 (6) （一）适用范围 (6) （二）程序运作 (6) （三）各阶段司法机关的分工 (7) （四）价值体系 (7) 四、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思考 (8) （一）对刑事和解的履行问题 (8) （二）多元化刑事和解方式 (8) 致谢 (9) 参考文献 (10)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引言 如何在刑事司法体系内既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又可以达到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的理想目的，是现今各国刑事政策领域面临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刑事和解的理论，使被害人和加害人在刑事纠纷发生后,能够直接商谈，解决纠纷，既有效地保护了被害人的利益、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又加速了加害人复归社会。随着全球法律文化交流的加速以及国内和谐社会建设的深入进行，刑事和解制度逐渐进入了我国学者和公权力机关的视野。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尝试成为当前我国刑事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探讨的热点问题。 在实践中，刑事和解解决刑事纠纷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尤其是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有关刑事和解的尝试也在全国各地区进行着。对于这种缺乏法律规制却又具有实践基础的纠纷解决方式，我们既不能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简单否定，也不能任由其自由发展，而是应该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因为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处理机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和发展表明了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也体现了其优越的制度内涵和价值追求，而且从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来看，刑事和解对于解决轻微刑事案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刑事和解在许多国家的实践以及我国近几年的试用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为我国引入此项制度带来困惑和挑战。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以及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才能克服此项制度的缺陷和不足、解决人们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隐忧，使其更好地发挥解决纠纷的功能。笔者相信，刑事和解制度将不断得到完善，充分发挥其合法、合理的特点解决刑事纠纷，构建和谐司法制度。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一）刑事和解的定义 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通过调解人的帮助，加害人与被害人进行沟通，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由司法机关对和解协议进行确认并对加害人予以从轻处罚从而解决纠纷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关注被害人，弥补被害人收到的伤害，同事对被告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促进被告人真诚悔改，有利于犯罪人顺利再社会化，修复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社会价值明显。 （二）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在西方，刑事和解也被成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它的理论基础源于
浅谈“刑事和解”与“认罪协商”语境下的刑事协商制度之构建(一) 摘要：刑事和解、认罪协商这一纠纷解决模式在近几年悄然兴起，为我国刑事司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但由于刑事和解涉及终结诉讼程序，认罪协商则将被害人排除在程序之外，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刑事协商制度关注到各方利益，在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之前，使公诉人、被害人和辩护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参与到存在罪责争议的纠纷过程中，经过多方的充分协商，就罪责承担及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在审判阶段以被告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公诉人放弃追诉或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为内容，由法官依据公诉人的建议对被告人作轻缓处理；在侦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可以建议侦查机关撤案或作出不起诉决定。其目的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以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同时，刑事协商机制还为疑难案件的解决开辟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刑事和解；认罪协商；刑事协商；诉讼效率；构建和谐 一、“刑事和解”与“认罪协商”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和解、认罪协商这一纠纷解决模式在近几年悄然兴起，为我国刑事司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同时，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关于刑事和解、认罪协商的理论研究也蓬勃发展，为刑事协商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源于欧美国家，和解可分为诉讼中和解与诉讼外和解，前者是指当事人双方，在法官的参与下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纠纷解决模式；后者是指当事人双方在诉讼过程中通过私下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放弃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①。对于刑事和解的定义，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表达方式，即认为“所谓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近些年来我国的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检察机关都在不断的探索、实践刑事和解。在我国检察环节上的刑事和解，是指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轻微刑事案件，由检察机关组织、主导、推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经充分协商，以加害人认罪赔偿、被害人谅解、检察机关不起诉为结果的纠纷解决机制。 刑事和解适用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当前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多限定为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单处附加刑、宣告缓刑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有具体的被害人，而且加害人表示认罪的案件。特别是围绕轻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开展的刑事和解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机制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检察机关参与刑事和解的定位及其裁量权，有待于法律规范和授权；检察官揭露犯罪、指控犯罪的职责，是否有违调解的公正性和自愿性；同时，还有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过窄，不能解决当前诉讼过程中所遇到的诉讼效率问题、疑难案件的解决等司法难题。（二）认罪协商 与此同时，认罪协商制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认罪协商制度是自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的一种新型的刑事诉讼机制。近年来，认罪协商制度已不同程度地应用于英国、意大利、德国及加拿大等国的法律实践中。 所谓认罪协商，即被告人认罪以获得许诺利益所达成的任何协议。笼统地讲，在认罪协商过程中，检察官的承诺内容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一是关于指控罪名的性质的承诺；二是关于能和法院最终判决相符的量刑的承诺；三是关于向审判法官提交的案件事实的承诺。 与被告人的认罪协商，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公诉机关与被害人可能存在不同的选择，但是，只要有一方同意协商，都可以产生认罪协商的后果。只是，当被害人选择协商，而公诉机关不同意协商时，被告人的认罪协商表现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刑事谅解，仍然将对被告的量刑产生积极的影响。
刑事和解的实践与思考 [摘要]刑事和解程序进入《刑事诉讼法》并在实践中运行已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实践中，暴露出了刑事和解程序适用率低，刑事和解制度价值被弱化，刑事和解方式单一，刑事和解程序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文章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应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判流程，最大程度发挥现有刑事和解程序的功能，同时应完善刑事和解制度，以解决刑事和解制度设计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刑事审判；刑事和解；实践效果 一、前言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其中以专章增设了一个特别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即理论与实务界通常说的刑事和解程序，这标志着刑事和解从无法可依进入有法可依的状态。当然一个法律制度的落实并不是增设几个法律条文就可以轻松完成的，在从法律文本到现实的转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总结，唯有如此，这个法律制度才能焕发出其应有的生命力，而不至于成为一个僵死的法条。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刑事和解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审理等各个刑事诉讼阶段，本文以法院审理阶段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为视角，即下文中所涉刑事和解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仅指法院审理阶段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制度正式进入法律进行司法实践已一年有余，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运行状态如何，是否能发挥出制度创设时所预期的制度功效等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二、一个案例所展现的刑事和解实践 王某与陈某系多年的邻居，因琐事发生争吵并相互拉扯，拉扯过程中致使陈某受轻伤。案件公诉至法院后，陈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官在审理该案时组织了当地司法所、派出所、村委、双方的律师及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经过多方努力，最后达成和解协议。法官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加害方当众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被害人据此出具谅解书，对加害方表示谅解，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并且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当地司法所同时出具了具备对被告人进行社区矫正的条件，建议法院对其适用非监禁刑的函。法院据此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这是一个司法实践中比较典型的刑事和解案件，从各方面看都符合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案件的审理过程、最后处理结果等也基本符合刑事和解的要求。
刑事诉讼的制度变迁和理论发展 根据《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展示的两个理论命题(合作性司法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以一种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观和理性行动者视角,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分别从刑民边界模糊还是清晰、两种司法正义观的冲突以及时空交错背景下的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些重要的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此,对于未来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拿来主义”式的法律移植效果恐怕不佳。在司法实践层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和试错;在理论研究层面,则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和基于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 “存在”只是一个连续的“曾经”,是一个借着否定自己、破坏自己和反驳自己而存活的事物。——尼采(P2 -3) 一个广阔的大连接着所有真理,这些真理越是狭窄,越受局限,就越是易于变化,越不确定,越是混乱;而当它扩展到一个较为广阔的领域并上升到较高的着眼点时,真理就越简明、越伟大、越确定。——贝卡里亚(注:转引自黄风:《贝卡里亚传略》,载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3 页。) 一、引子:从中国问题到理论贡献 1996 年 3 月 17 日,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者的立法参与和不懈努力下,承载其无罪推定、抗辩制、程序正义等现代程序理想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案通过了全国人大的审议并于 1997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法律人额首相庆,以为法治的春天即将到来。 就在同一年,苏力以其冷静的思考向他自己也向所有的中国法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时至今日仍然直指人心的问题——什么是你的贡献?站在整个人类知识传统和知识传承的角度,这个贡献不是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翻版,不是中国法制经验的简单堆砌,更不是西方法律制度不问青红皂白的“拿来”和“移植”。用苏力的话来说,“关注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学者有可能作出独特学术理论贡献的必由之路”。(Ⅶ) 表面看来,以上两个事件毫无关联之处,一个是成文法典的修改和实施,一个是学者的自我反省和理论期许。但在社会急剧转型和变迁的当代中国,对那些不满足于提供立法对策和法条解释的刑事诉讼法学者而言,发生在 12 年
法学杂志 2009年第6期青 年 法 苑 作者简介:赵 丹(1979-),女,汉族,吉林四平人,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 杨修庚(1972-),男,汉族,河南淮阳人,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参见陈瑞华: 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 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 ,载 中国法学 2006年第5期。 转引自何帆: 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刑事和解制度的历史解读 H istori c Analysis About Syste m O f Crm i i n al Co mpositi on 赵 丹 杨修庚 (国家检察官学院 北京 102206;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检察院 山东胶州 266000) 内容提要:刑事和解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 群众基础 。在大规模移植借鉴西方法的过程中,无论国家法是否认可,它都在乡土中国存在着。纵观法律制度的成长史,刑事和解的精神价值突破了刑民的严格界分,并有可能发展为一种新型的诉讼模式。同时,作为革命法制中的实践,刑事和解构成人民司法的直接渊源之 一。 关键词:刑事和解 历史 革命法制 回归 一、礼法的摒弃与西方法移植中的刑事和解 回顾百余年中国法制的 大历史 ,极为重要的转向即是传统礼法的摒弃与西方法的移植。 在西方法移植到中国的进程中,法律概念、术语和体系等可以较快地移植过来,但西方法律所具有的 宗教性 却实难移植。在这个 大历史 中,刑事诉讼理论建立在国家追诉主义基础之上,强调国家对犯罪的有效治罪和刑罚权的统一行使,将国家公诉机构与被告人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要求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在控辩双方 之间维持公正的审判和公平的游戏。 刑事和解在法制 现代化 的进程中,在对抗性司法的结构中,逐渐被边缘化,和解已基本无立身之地(至少在法理上),代之而起的是检察官代表国家和社会公益而提起公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于是乎,在从国外移植而来的以精英化、专业化、程序化为主要特点,以代表国家整体利益身份(检察官)出现,并被人民寄以厚望的新型司法制度中,刑事和解处于被否定和抑制的状态。可以说,对于具有长期调解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来说,被害者不得自为和解的规定,无疑是一个 舶来品 。这一 先进 司法制度移植到中国后,就开始了 中国化 的历程。在严禁 自为和解 的时候,主流刑事诉讼程序( 公了 )之外的 私了 则悄悄地生 长蔓延,尤其是在农村或者是所谓的 熟人社会 。 二、刑民界分中的刑事和解随着社会进步,主观、客观界限明显,刑法的范围逐步缩小,民法的范围则逐渐扩大。至19世纪时,民法、刑法才实现分立。而刑民严格界分之后带来的后果就是刑事和解的 缺位 ,取而代之的是把刑罚与损害赔偿衔接起来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而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效果很不理想,有相当比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等同于 空判 。多数判决流于形式,很难弥补被害人的损失。时至今日,西方学者也有对刑民分立的进一步反思。如德国学者罗克辛提出:刑法与民法在概念上的明确区分,是19世纪法学的重大成就。但在今日,我们认为此项严格区别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刑 法与民法的再接近实有必要。 这并不是要把刑民再次合一,而是强调在研究刑法、民法理论问题时,或者在处理刑事、民事交叉案件时,不能过于固守部门法的本位,而应当综合民、刑两大部门法的共性、差异,权衡各类利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这其中也包括发挥民事上的赔偿机制,作为刑法上的 第三条道路 ,重建被犯罪破坏的法秩序。罗克辛还认为,赔偿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民法问题,因为它在本质上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具有重新社会化的功能。它强制行为人在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深
浅谈实践中如何进一步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摘要]刑事和解制度最初是西方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改革尝试，主张关注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司法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一种全新的理念。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新增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内容，明确了检察公诉机关在具体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地位，以及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必要程序以及处理方式。刑事和解制度具有法律、理论、政策和实践基础，能实现化解矛盾、预防犯罪、节约司法资源、促进司法体制改革等效益。文章通过分析目前实施刑事和解制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探讨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意义以及完善方向，以期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 [关键词]刑事和解；公平；效率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新增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这一章节，规定了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必要程序以及处理方式，为检察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中的刑事和解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持。刑事和解，是指通过调解使得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直接交谈、共同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在和解的过程中，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双方可以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的影响及对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的内容。对于被害方来说，其在处理的过程中获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补偿，而对于犯罪嫌疑人，获得了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因此，在我国“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惩罚政策的大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也是当事人双方利益最大化的案件处理方式。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现状和意义 （一）赔偿了损失，化解了矛盾 据统计，截止到今年7月份，温岭市检察院办理刑事和解案件中，近百名轻微刑事犯罪人与被害人从尖锐的矛盾对立中达成谅解，协议后支付赔偿，并履行赔礼道歉、取得被害方谅解。其中，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就达到35件。被害人提前满足诉讼维权需求，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轨道，不再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申请强制执行，消除了讼累，对检察机关以人为本的司法表示满意。和解过程中，面对加害人的真诚悔罪，被害人大多能原谅加害人，有的被害人甚至能认识过错，自我教育，吸取教训，主动减少赔偿数额或不要赔偿。 （二）认识了错误，遏制了再犯 温岭市检察院在主持刑事和解过程中，让加害人与被害人面对面交流、沟通、协商，检讨犯罪行为对他人身体、财产、精神的伤害以及社会、家庭、生活的负面影响，愿意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立志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不再触犯法律。面对被害人的谅解、法律的宽容和社会的挽救，加害人消除了对被害人及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