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传奇人生安徽师范大学王世华
明太祖朱元璋尝集画工写御容，多不称旨。有笔意逼真者，自以为必见赏，及进览,亦然。一工探知上意，稍于形似之外，加穆穆之容以进。上览之,甚喜，乃命写数本以赐诸王。盖上之意早有，而它工不能知也。
（选自《菽园杂记·卷十四》）
朱元璋是安徽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从一个乞讨的小和尚，经过十几年的奋斗竟登上大明开国皇帝的宝座。他是雄才大略的皇帝，开创了大明近三百年的历史；他废除了历史上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建立了空前强化的专制制度；他最恨贪官，对他们挑筋去膝、抽肠剜肚、砍头活埋，种种酷刑，无所不用其极；他又是历史上最刻薄寡恩的皇帝，几乎把开国功臣斩尽杀绝……
说起朱元璋，我们总想起他的那些事儿：他究竟出生在凤阳还是出生在明光？一个小和尚凭什么做上了开国皇帝？他为什么在凤阳大建中都，却在即将建
成之际又突然停止？那么多功臣帮他打了天下，他为什么翻脸不认人，又把他们斩尽杀绝？这些我们将在今天的讲座中一一给以解答。
一、朱元璋出生在何处？
近年来，关于朱元璋出生地的问题被炒得沸沸扬扬。特别是2008年出版了一本书《明光出了个朱元璋》，说朱元璋出生于今天的明光市，具体位置在今明光街道办事处，也即明光市政府所在地。
这一来，各种稀奇古怪的观点都出来了。目前，关于朱元璋出生地问题，至少有以下几种：1．凤阳（钟离、临濠）说；2．明光说；3．五河说；；4．宿州符离集说。5．盱眙说
我认为，就一个人的出生地来说，这本是比较简单的问题。哪种材料可信？我看有两条：一、是本人的说法，只要这种说法不涉及到本人利益的话，这应是最有力的证据；二、如果本人没有说法存世，那么离该人时间最近、与该人关系最亲，例如他的父母、兄弟、儿辈、或同时代人的记载也应是可信的。
本着这样的认识，现就这一问题，略陈己见如下：
元末戊辰年是1328年，朱元璋出生，这没有疑义的。朱元璋本人对自己的出生地有没有说法呢？有！《皇陵碑》就可视为朱元璋自己的说法。
大家知道，明初《皇陵碑》文实际上有两通。为什么呢？明郎瑛《七修类稿》“皇陵碑”条有一段解释：“瑛伏读御制集中皇陵碑文，未尝不三叹三颂而已，惜世人止知其事而又未知太祖先已命臣下为文，述亦详矣，仍以未称而自撰，此尤见圣睿之益圣也。今故拜录二文于左，以示将来。”1原来，第一通碑文是朱元璋“命臣下”所撰，但朱元璋看后“未称”，即不满意，所以“自撰”了第二通。好在这两通碑文都保存下来了。
第一通碑文进呈时，词臣有一前言：“奉天承运，大建武功，以有天下，实由祖宗积德所致，兹欲撰文，词臣考摭不周，则记载弗称，敢以上请。于是上手录大概，若曰……”
这就是说，此通碑文是词臣根据朱元璋的“手录大概”，加工润色，然后进呈的。其中有没有讲到朱元璋的出生地呢？有。此通碑文是这样说的：“……皇考五十居钟离之东乡而朕生焉，十年后复迁钟离之西乡，长兄侍亲．仲兄、三兄皆出赘，既而复迁太平乡之孤村庄……”
但此通碑文后未被朱元璋采纳，其原因并非是将其出生地写错了，而是如朱元璋本人所说：“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不足以为后世子孙之戒，特述艰难以明昌运，世代见之”。原来是臣下撰写的碑文“粉饰”太多，未能将朱元璋家世的艰难写出来，“不足以为后世子孙之戒”，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才亲自撰写了第二通碑文。此是后话。朱元璋亲撰的碑文未写自己的出生地，一开始就写道：“昔我父王，寓居是方，农桑艰辛．朝夕彷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而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
虽然第一通碑文被朱元璋所否定，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它所写的朱元璋出生地应为可信的。因为臣下奉命撰文，在出生地这个问题上是决不敢有任何疏忽的，绝对是根据朱元璋本人“手录”的说法而写的。第二通碑文之所以未写出生地，主要是此碑为了祭祀自己的父母，似无必要非写自己的出生地不可。因此生于“钟离”，或“钟离之东乡”完全可以视为朱元璋自己说的。
“孤证不立”。有无其他证据呢？也有。还是《七修类稿》同卷“朱氏世德碑”条下载：“瑛旧于先辈大臣家，获朱氏世德碑一通，乃我太祖之手笔也，御
1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国事类”“皇陵碑”，见《明清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
制集中所缺。近又见《剪胜旧闻》，所载与此本有异，因借校观，讹者辨之，疑者存之，各于其下释焉。尚或字讹句漏，谨依原文拜录于左。碑云：……先考君娶陈氏，泗州人，长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于五河。某其季也，先迁钟离，后戊辰（1328年）所生（《旧闻》本“所生”作“年”字）。先伯考有孙六人，兵兴未已（《旧闻》本“未已”作“以来”，是）相继而（《旧闻》本作“寝”字）殁……”“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这岂不明明白白证明了朱元璋自己承认生于钟离吗！
1366年8月，朱元璋决定讨伐张士诚，在建康告祭大江之神时也说：“予生于濠梁，乃庶民也。曩因兵变，遂列行伍……”2濠梁就是钟离，也即后来的凤阳。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遣使持敕赴太原谕诸将，敕文中写道：“朕生长临濠，起义西乡，率众渡江，集兵养民于江左十有五年矣……”3朱元璋反复讲到自己“生于濠梁”、“生长临濠”，这还不是铁证吗！
另外，朱元璋多次在各种场合都提到濠梁是自己的故乡，也提供了足够的证据。4
我们再看朱元璋的儿子是怎么说的，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他登上皇位后，奉他旨意修改过几次的《明太祖实录》最终被他认可。关于他父亲朱元璋的出生地是这样记载的：“……高皇帝，姓朱氏，讳元璋，字国瑞，濠之钟离东乡人也……父仁祖讳世珍，元世又徙居钟离之东乡，勤俭忠厚，人称长者。母太后陈氏生四子，上其季也。”5
综上所述，关于朱元璋的出生地，无论是其本人所说、所写、同时代人所写以及朱元璋的亲属所留下的记载，都是完全一致，这就是“钟离之东乡”，钟离隶濠州，濠州后改称凤阳。所以说朱元璋生于钟离、生于濠州、生于凤阳，实际是一回事。证据凿凿，不容置疑。
关于明光说。持此说者认为：“从朱元璋的自述，到灵迹乡、明光集、赵府等带有特殊信息地名的产生；从《陇西恭献王圹志》和《圣祖灵迹碑》等重要实物遗存，到流传于明光一带关于朱元璋的故事；从《泗州志》、《帝里盱眙县志》、《帝乡纪略》、《嘉山县志稿》的明确记载，到《凤阳县志》：‘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日，朱元璋诞生于钟离之东、盱眙县灵迹乡。至元五年（1339年），迁居于钟离县太平乡孤村庄。’以上事实无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这也是其他关于朱元璋出生地的说法，所不可能具备的充要条件。这些史料证据有力地证明了所谓‘钟离之东乡’就是明时盱眙县灵迹乡，即今天安徽省明光市。”6那我们就先看朱元璋的自述，《皇陵碑》明确记载：“皇考五十居钟离之东乡而朕生焉”。有何根据非要说“钟离之东乡”就是“盱眙县灵迹乡，即今天安徽省明光市”呢？元朝时，钟离县隶属濠州，而明光市地方隶泗州。如果朱元璋是生于“盱眙县灵迹乡”，他又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而要说什么“钟离之东乡”呢？而且“钟离之东乡”当然在钟离境内，就是指钟离的东面。好比今天说“他出生在皖南”，人们当然认定他是安徽人，而决不会把他看作是江西人。这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
其他的证据都是在朱元璋身后二百多年甚至四百多年修纂的，上面的材料
2《明太祖实录》卷2，第295页。
3《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第777页。
4参阅夏玉润《明代以来朱元璋出生地‘二说’始末考述》。
5《明太祖实录》卷一第1－2页。
6夷风《洪武大帝朱元璋出生地考》载《明光出了个朱元璋》，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105页。
实际上根本不足为据。
关于五河说。清初学者查继佐首先提出此说。他在《罪惟录》中载：“仁祖淳皇帝，讳世珍，……生子四：长皇嫡兄重四公、南昌王，生盱眙；次重六公，盱眙王；次重七公，临濠王；次即太祖，皆生五河。太祖十岁后，迁钟离之东乡，未几又徙西乡，又徙太平乡，无定居。”7
但就在同书《帝纪》卷之一“太祖高皇帝”条作者又记载：“世居沛国相县，既徙句容，历迁钟离之太平乡……天历元年戊辰秋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母淳皇后生帝，为第四子。”
在同一书中，关于朱元璋的出生地就有两种记载，显然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粗心大意，疏于考证。查继佐虽然是著名史学家，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也是难免的。问题是当今我们不能把前人之“失”反作我们的证据，把本已清楚的问题故意搞乱。
关于宿州符离集说。首持此说者是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政府的文职干部蒋中健先生，他在《明代第一陵》中写道：“在有关明代的历史资料记载中，未见有明太祖朱元璋祖籍泗州的记载”。“朱元璋的祖籍为沛国相县，即江苏徐州市沛县与安徽省宿县地区符离集一带”。8
最近，“安徽文化网”刊登了杨山岭的长篇文章《对明太祖朱元璋本是安徽省宿州市符离集人的考证》，力挺此说。
持此说者拿不出、也不可能拿出一条有力证据，只能根据一些传说加以发挥想象，与其说是做考证，不如说是写小说或民间故事，与史学研究风马牛不相及，不值一驳。
上述种种现象确实反映了一些同志的治史态度。我们究竟应以什么态度治史？这本不成为一个问题。任何一个严肃的史学工作者都知道，研究历史的根本依据在于史料，对待史料唯一的原则就是求真。在历史上，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记载，这是常见的。那我们如何对待这些资料，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寻求真实的记载。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真实史料的基础上，否则只能是沙中建塔。这是原则，也是常识。但在朱元璋出生地问题的讨论中，这一原则被践踏了，这一常识被抛弃了。有的人受地方利益驱动，为争名人出生地，或篡改史料，或盲从史料，或把传说当信史。这都反映了一种不良学风。
二、一个小和尚凭什么当皇帝
朱元璋，字国瑞，父亲朱五四（后改名世珍），家中很穷，世代以农为业，靠租佃地主土地为生，生活极贫。至正四年（1344）在朱元璋17岁那年，一场瘟疫使他家在半个月内父亲、母亲、长兄接连死去。大嫂带着儿女回娘家，老二夫妇外出逃荒，朱元璋无以为生，经人引荐只得到附近的皇觉寺为僧，入寺仅两个月，寺中缺粮，朱只得到外面化缘，当游方僧，实际就是讨饭叫化。要了三年饭，他已是二十岁了（1347），又回到皇觉寺。就是这么一个小和尚，五年后投奔起义军，奋斗了十六年，41岁竟然当上了大明开国皇帝，这真是个奇迹。
他的简要经历是这样的：
1351年元末农民大起义在颖州爆发，
7《罪惟录》“列传”卷之一《皇祖祢列传》。
8蒋中健《明代第一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2页。
1352年二月郭子兴等在定远起义，攻占濠州，闰三月25岁的朱元璋投奔郭子兴。
1353年朱元璋26岁，还乡召募徐达等七百人为兵，升任镇抚。
1354年朱元璋27岁，招降定远多支地主武装,升为总管。
1355年朱元璋28岁，率部渡江，占领采石。
1356年朱元璋29岁，攻占集庆（今南京）
1359年朱元璋32岁，宋小明王授朱为中书省左丞相。
1361年朱元璋34岁，宋小明王封朱为吴国公。
1364年朱元璋37岁，称吴王。
1368年朱元璋41岁，在应天称帝。
当时的天下形势是，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率先在北方起兵反元，韩很快牺牲，刘拥戴山童子韩林儿活跃于河南、山东、皖北一带，一度成为全国义军的中心，建都亳州，国号为宋，拥众数十万，此为北系红巾军；同年徐寿辉、陈友谅起兵于湖北，后陈友谅杀害徐寿辉，自立为帝，改都武汉，此为西系红巾军；陈友谅篡位后，徐寿辉重将明玉珍在四川称帝，国号夏；郭子兴、孙德崖等在濠州起义；张士诚在高邮起义，建国号为周，自称诚王，占领苏浙一带。这是基本格局。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后，他们的这支队伍既不强，地盘也不大，为什么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呢？原因主要有：
１、本人杰出的才能和品格
决不能否认朱元璋的杰出才能。主要表现在：
度量豁达，智勇双全。
度量豁达就是胸襟宽广、气量大度，能伸能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如郭子兴到滁州来后，看到朱元璋兵力日盛，担心朱抢班夺权，于是把朱元璋身边的谋士全部调走，一个不剩。朱元璋忍了。郭子兴的儿子几次下毒要害死朱元璋，朱除了备加小心，保全自己外，并没有和郭子兴闹翻，也忍了。委屈求全，真诚相待，足见他的度量豁达。
再如朱占领和州后，郭子兴任命他为总兵官，同辈们有的不服。朱元璋决定第二天开会，为了考验一下其他诸将对自己的态度，他下令撤去厅堂公座，仅
于堂中置一木榻。第二天早晨，各将先到，把右边的座位都坐满了，当时以右为大。朱元璋到了后，只剩下左边最后一席，朱不动声色坐了下来。待议事时，各将呆若木鸡，拿不出任何主张，独朱元璋一人侃侃而谈，合情合理，诸将不得不服。接着朱元璋宣布营建城墙，朱元璋和各将平分任务，克期完成。三天后，朱元璋与诸将共同检查，结果只有自己的任务完成了，其他诸将都没有完成。朱元璋乃设置厅堂公案，拿出主帅郭子兴的委任状，严肃地说：“我当总兵，是主帅的任命，不是我擅权。总兵办大事，必须有约束，都像这样，还能办大事吗？今后再有违令者，军法从事。”从此，各将帖帖服服。这一年朱元璋才28岁。
再如朱元璋任和阳总兵官时,其位仅次于郭子兴.郭子兴死后,小明王任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郭子兴内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地位大大下降,但他并不斤斤计较，耿耿于怀，而是泰然处之。
智谋勇气，兼而有之。1352－1353年两次救出郭子兴就充分反映朱元璋的智和勇。第一次是朱投奔郭子兴那年冬天，发生了赵均用、孙德崖联合谋杀郭子兴事件，将郭囚在孙德崖家中。当时朱正在外打仗，得知后火速赶回濠州，有人劝他躲避，说孙正要抓他。朱说，郭公对我有救命之恩，见死不救，岂大丈夫之为哉？于是率人强行打入孙家，掀开屋顶，救出郭子兴，并在搏斗中杀死了孙的祖父母。第二年，赵均用再次要谋杀郭子兴，当时朱元璋正带兵守滁阳，他得知后，先劝赵说杀郭不义，然后又警告赵，如果杀郭，强大的滁阳守军决不会坐视不救。同时又用金钱买通赵左右的人，力阻赵杀郭。终于赵同意郭带领自己的一万人与朱元璋汇合。再次救了郭子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确实既有勇气又有智谋。
朱元璋从小就受到艰苦生活的磨练，什么苦没吃过？十七岁又在外当游方僧，游了三年，广泛接触社会，与名种人打交道，可谓见多识广，比起其他人当然要略胜一筹。所以任何苦仗恶仗他都冲锋在前，决不畏缩，加上足智多谋，决策果断，故屡立战功。《明太祖实录》卷一记载：“子兴……凡有攻讨，即命（元璋）以往，往辄胜。”“数从战有功。”所以郭子兴凡事都找他商量，深为信任。不仅委以重任，从一名兵卒很快升为九天长、百夫长、镇抚、总兵官，而且还把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他，就是后来的马皇后。取得大帅的信任，对他今后的发展非常有利。不仅在郭子兴身边是如此，朱元璋独立发展时更是如此。
再如他占领滁州后又准备夺取和州。元军对和州防守十分坚固。朱元璋认为：和州“城小而坚，可以计取，难以力胜。”于是他选勇士3000人伪装成元兵护送使者进城慰问，混入城内，又派一万人马在十里外待命。一旦混入城内的朱军得手，城外人马立即攻城，里应外合，迅速占领和州。夺取和州反映了他的智。后来，元军调集力量，号称十万，要争夺和阳城。此时和阳义兵仅有万人。元军组织一次次反攻，朱元璋与诸将万众一心，一次次打败元军进攻。有时突出奇兵，杀获甚众。这样的争夺战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元军只得散去。这又充分表现了朱元璋的智和勇。
关心部下，深得众心。朱元璋对部众特别关心，每次打仗，不仅身先士卒，而且对部下士兵非常爱护关心，亲如兄弟，爱如骨肉。每打一仗，所有缴获，除上缴外，都分给部下将士，自己从无所取。所以深得部众拥戴，打起仗来，士兵奋不顾身，所向克捷。
审时度势，目光远大。朱元璋在很多关键时刻都能审时度势，正确决策，表现出非同常人的远大眼光。朱元璋作为大帅的女婿，本可以一直留在大帅身边，但他看到郭子兴、赵均用等人胸无大志，成天只知道争权夺利，跟他们混在一起
没有前途，所以他主动提出向外拓展，并把他从家乡召募来的七百人，交给郭子兴守濠州，只挑选24人跟随自己外出征战。这样，既可摆脱他们的纠缠，也可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下定远，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招降民兵3000人，又降服元义军元帅缪大亨，获新兵2万人。克滁州，招降了一些地主武装，队伍猛增到3万人。这充分反映了朱元璋的远大抱负。接着郭子兴率军1万来会师，队伍已达4万余人了。
1354年十月元丞相脱脱亲统大军，号称百万，于高邮大败张士诚后又进围六合，六合义军向郭子兴紧急求救。因六合义军首领与郭有旧嫌，郭不愿发兵。朱元璋却认为此时应从大局出发，派遣援军。他劝说郭劝了大半天，郭才同意发兵。但其他将领都不敢前往，朱说：“今与元接战，逼迫甚急，救则生，不救则死，六合既亏，唇失齿寒。”决定亲率部队前往救援，经过恶战，把元军打得大败。
击败元军后，朱又决定拿下和州，这又显示了他的战略眼光。和州是粮仓，又面临大江，既能解决粮食问题，又为渡江奠定基础。他用智慧夺取了和州，元军守将逃跑。打下和州后他又要渡江，认为只有占领江南，才能长足发展。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朱元璋的远大眼光。
２、一大批人才的忠心辅佐
朱元璋十分重视人才，每到一地，不仅网罗了一批勇猛善战之将，而且也招引了一大批谋士。如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刘基、宋濂、章溢、叶琛、陶安、李习、朱升等等，这些谋士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引导朱元璋学习汉高祖刘邦，从一开始就让他树立称帝的远大目标；史载：（朱）尝从容问曰：“四方战斗，何时定乎？”（李善长）对曰：“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太祖称善。
二是引导他教育军队每攻占一地，不杀人，不抢劫，不扰民。使他的军队与众不同，以争取民心；
三是帮他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太祖尝从容询天下大计，（冯）国用对曰：“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太祖大悦，俾居幕府。”朱升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希望朱元璋积蓄力量，避免树大招风，这也是很有远见的。
３、正确的用兵方略
很多关键时刻表现了朱元璋的用兵方略的正确。
关键一：从濠州向南发展，正是元军的薄弱地带，这是完全正确的。
关键二：渡江发展也完全正确。渡江前，很多人建议直取应天，朱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应天城守坚固，万一失利，没有退路，所以他主张先攻采石，再占应天外围，最后进攻应天。实践证明完全正确。
关键三：当他在应天站稳并连下周边及南方很多地方后，已拥有几十万军队了，这时其他的武装尚有东面张士诚、西面陈友谅、南面方国珍、西南明玉珍，这几支武装中，陈友谅量强，野心最大，而张士诚最富。到底先打谁？几乎所有人都建议先打张士诚，只有刘基认为，张士诚是“自守虏”、“无远图”，而陈友谅弑主自立，志骄气盈，又据长江上游，“无一日忘我”。若先打张，陈一定会乘机而下，我们势必腹背受敌，而先打陈，张决不会从东面进攻的。朱元璋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实践证明刘基的估计完全正确。
关键四：在消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后，朱元璋决定北伐灭元，讨论方略时，猛将常遇春对曰：“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直捣元都，破竹之势也。”朱元璋不同意，分析说：“元建国百年，守备必固，悬军深入，馈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彼屏藩，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诸将皆曰：“善。”
４、注意恢复生产，巩固根据地
朱元璋有几十万军队，上千名官员，军费、官费负担是非常重的。怎么办？主要是开展军队屯田，以解决军粮。每攻克一处就命令将士利用战争间隙屯田种粮，效果非常好。康茂才负责屯田7000多亩，得谷15000石，供军粮外，尚余7000石。将士且耕且战，耕则为民，战则为兵，很好地解决了军队官员负担问题，而不是通过强征、掠夺的方式，这就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
５、北方红巾军的屏障
朱元璋势力发展得这么快，客观上的原因就是因为刘福通的红巾军在北方与元军鏖战，牵制了元军的主力，使元军抽不出更多兵力来围剿朱元璋，加上郭子兴、赵均用的部队又在濠州，也是朱元璋的一道屏障，所以朱元璋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三、朱元璋对中都为什么建而又废
当元朝灭亡大局已定，朱元璋还未称帝前，定都问题就提上议事日程。他曾召集臣僚进行讨论。大多主张在中原定都，提出了定都长安、洛阳、开封、北平几个方案：“或言关中（指长安）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漕运方便；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朱元璋说大家的意见“所言皆善，惟时不同耳。”就是不适应当前的形势。长安、洛阳、开封虽系周、秦、汉、魏、唐、宋诸朝的故都，但明朝刚建，民力未苏，如在那里建都，财力、物力、人力都要依赖江南，势必加重江南人民的负担。北平虽有元朝宫室可以利用，但如定为都城，仍需进行一番改造修建，还是要耗费不少人力物力。因此朱元璋提出在南京和他的家乡临濠府（即濠州，吴元年改为临濠府）建都的方案。他认为：南京“长江天堑，龙蟠虎踞，真足以立国”，可以作为都城，但它“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离中原稍近的“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以之作为中都，可补定都南京的不足。（《明太祖实录》卷45、80）这一方案得到了以李善长为首的一大批大臣的赞同。
于是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便正式下诏在临濠营建中都，“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第二年又置中都留守卫指挥使司，负责守卫和建城之事。在中都营建期间，先后隶属中都的共有12个州和24个县，几乎包括了整个淮河流域。而由退休丞相李善长和汤和、吴良及工部尚书薛祥等人负责督工。朱元璋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量名贵木材和大批工匠、劳力，一定要把中都建造得非常雄壮华丽。
中都的营建也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开工不久，一位御史就上奏，认为从地理形势上看，只有长安最适合建都，其他地方都不行。朱虽称善，但未采纳。洪武四年，刘基也表示反对：“中都漫衍，非天子居也。”朱仍不听。刘基告老还乡，临别又再次劝告：“凤阳虽帝乡，然非天子所都之地，虽已置中都，不宜居。”朱还是不听。
经过六年的大兴土木，中都宫阙和各种附属设施相继拔地而起。整个中都仿照北宋开封和元大都之制，建有里外三道城垣，形成三城环套布局。中央是皇城
即宫城，周六里，设有四个城门；皇城外是一道禁垣，周长十四里，也有四个城门，朝廷重要机关及太庙、社稷坛都在这里面；最外面是中都城，是百姓商贾居住区，周长五十里，有相当大的规模。计划开九座城门。
中都城建得非常宏大雄伟，据历史记载，不少建筑都超过北京，如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当时还未动工营建，但从现有遗弃的一个石础来看，面积7.3平方米，而北京故宫太和殿四个金銮柱石础,面积只有2.5平方米，仅为中都石础的1／3，而且没有任何雕刻。据此推算，如果中都三大殿建成，肯定比北京故宫三大殿雄伟壮观得多。
洪武八年四月初二，朱元璋兴冲冲地带着大臣去中都“验功赏劳”，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朱元璋四月二十九日回到南京，当天下诏“罢中都役作”。九月朱元璋彻底放弃“迁都中都”的计划，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凤阳。
为什么在中都即将建成之时，朱元璋又突然罢之？这其中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最根本的原因有两条：
第一，营建中都，役重伤民，朱元璋害怕重蹈元末覆辙。导火线就是一起可怕的事件。就在朱元璋视察中都期间，有一天，“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师李善长奏诸工匠用“厌（ya）镇法”。“厌镇法”为古代方士的一种巫术，谓能以诅咒制服所憎恶的人或物。老百姓俗称为下镇物。所谓镇物就是工匠偷偷放在别人房中、器物中的那些据说会给人带来坏运的泥人、木人、弓箭、剪刀、纸人等东西。民间流传有不少有关工匠以镇物厌胜的故事。为此，朱元璋杀了很多人。
如果真有厌镇法，恰恰反映了工匠们的一种反抗情绪。我们知道，平地营建一个都城，这要花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啊！当时政府从各地调集了大批的人力，仅工部所辖的9万工匠几乎都在中都做工，还有参加营建的几十万军士、民夫和罪犯。此外，明初又从各地向凤阳移民二三十万人，他们除了种地纳粮，也要为营建中都服役。临濠在战争以后，人烟稀少，田土荒芜，工役又极繁重，而生活却苦不堪言，“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他们心中都积压了一股强烈的不满和愤怒情绪。工匠的厌镇事件，就是这种不满和愤怒情绪的反映。元朝驱使17万军民修治黄河，激起农民大起义的情景不时浮在眼前，朱元璋不能不想到，集中在凤阳的这几十万人一旦反抗，将是太可怕了。这就促使他赶快罢建中都。
第二，一些淮西勋臣的种种表现也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四月二十九日朱元璋一回到南京，就听说刘基已于四月十六日死去的消息。刘基是在当年正月吃了左丞相胡惟庸所派医生下的毒药，三月间被朱元璋送回浙东老家养病的。刘基之死，使朱元璋想起他过去的忠告：“凤阳虽帝乡，然非天子所都之地。”他虽然主要从地理形势上考虑的，但朱元璋却从刘基之死看到了淮西勋臣势力的可怕，而为自已的皇权深感忧虑。他想到，大明建立以后，他就担心早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淮西勋臣功高震主，会对自己的宝座构成威胁，虽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防范，但一些人恃功骄恣，不听约束，屡屡干出一些越礼犯分的勾当，而且极力排挤那些非淮西籍的大臣，扩大自己的权势。洪武三年七月，他们将山西籍的杨宪倾陷致死，四年三月又将浙东籍的刘基排挤出朝。在中都营建期间，他们争权夺利的活动更加猖獗。洪武五年，朱元璋决定在中都为六公二十七侯营建第宅之前，武定侯郭英竟私自役使将士为自己营建私宅。后来江夏侯周德兴也“营建私宅逾制”，左丞相胡惟庸还公然对刘基下毒手。这一切的一切，使朱元璋不能不想到如果在凤阳建都，淮西勋臣利用家乡盘根错节的宗族乡里关系扩张势力，对皇权
的威胁更大，那时的局面就难以控制了。
正是上述这两个原因，使朱元璋下决心罢建中都。如今的中都城至今六百多年，除了少数几个残存的建筑以外，早已是一片废墟了。
四、朱元璋为什么滥杀功臣
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奋斗经历，被人们赞为雄才大略的皇帝，但他称帝后大杀功臣又被世人诟为最刻薄寡恩的皇帝。
朱元璋称帝后曾大开杀戒，开国功臣几乎被他斩尽杀绝。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亲手制造了两个政治大案。
第一个大案是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处死了左丞相胡惟庸。为什么要杀胡？《明史》载谓：“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胡为相七年，大权独揽。派人下毒，害死了刘基。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奸猜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但此人心计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这样的人杀了也无可厚非。
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朱元璋当然不是仅仅杀一个胡惟庸就了事，既然说胡“擅权植党”，那当然要追所谓的“胡党”，这一追可就不得了了！一大批功臣宿将都被牵进去了。而且在追的过程中，胡的罪名不断升级，由“擅权植党”升到“通倭通虏”再于十年后又升级为“谋反”。牵连此案的人越来越多，共杀了功臣及其家属三万余人。连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也不能幸免。宋濂早年就接受朱元璋的礼聘，为其出谋划策。制定礼乐制度、撰写诏诰表文、《元史》纂修总裁、太子诸王老师，被推为文臣之首，为明王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是胡案出来后，宋濂长孙宋慎、次子宋璲受牵连被杀，宋濂与妻子儿女也全部逮捕，宋濂也要处斩。贤惠的马皇后对朱说：“民间延一师，尚始终不忘恭敬。宋先生教太子诸王，岂忍杀之！且宋先生家居，岂知朝廷事！”朱元璋不睬。接着，马皇后陪朱元璋吃饭，不摆酒肉，朱元璋问为什么？马皇后说：“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朱元璋听了，闷闷不乐，放下筷子，起身走了。不久，朱元璋下令，免宋濂死罪，流放到茂州（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第二年五月，宋濂一行走到四川奉节就与世长辞了，享年72岁。
胡惟庸被杀十年后，李善长也被杀了。李善长，定远人，可谓明朝开国第一功臣。跟随朱元璋二十年，为朱元璋排忧解难，主持政务，筹饷理财，保障军需供应，深得朱元璋倚重。史载：“朝夕预机密”，“军机进止，章程赏罚，十九取善长处分，师行必留守，转给军食无缺。”朱元璋也说：善长“虽无汗马之劳，事朕最久，供给军食，未尝缺乏。”明朝开国后，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封中书左丞相、韩国公，成为百官之首，又是朱元璋的儿女亲家。（当时只有六人封公：李善长、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冯胜、邓愈）尽管善长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知道伴君如伴虎，此处不是久留之地，于是洪武四年就借口养病，退出政坛，朱元璋将他安置在凤阳。
李善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退休近二十年后，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竟然指使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
勾结，串通谋反。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他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
李善长之冤，可谓众所皆知，可谁也不敢说。一年以后，大才子解缙对工部郎中王国用说：“眼看着一个买名的事，可惜没人敢作。”国用问：“什么事？”解缙说：“李善长。”国用摇摇头：“犯不着去送死。”解缙说：“不见雨过天晴吗？”国用沉思一番，便说：“你敢写我就敢呈。”解缙说：“但愿韩国公在天之灵保佑。”于是奋笔疾书，一挥而就，国用看罢，连声叫绝。于是呈给朱元璋。元璋一看题目是为善长叫屈，就火冒三丈，勉强读完，扔到地上，准备喊人捉拿王国用，然而又止住了，他把奏章重新拣起，细细再读下去：
“……窃见太师李善长，与陛下同一心，出万死，以得天下，为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皆被宠荣，人臣之分极矣，志愿亦已定矣，天下之富贵无以复加矣。若谓其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事之理，大谬不然矣……使善长佑胡惟庸成事，亦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岂复有加于今日之富贵者乎？且善长岂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于百战而难危也哉！……”（解缙《代虞部郎中王国用论韩国公冤事状》）元璋也无话可说。心想我如杀了王国用，正成全了他的美名，还是把纳谏的美名留给自己吧，于是没有惩处王国用，实际上向天下承认了善长的冤枉。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策划了第二案“蓝玉案”。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领军三十万征讨云南，结果大胜，蓝玉得以封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命蓝玉为大将军统兵十五万讨伐蒙古，蓝玉率军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大败蒙古军队，蒙古人从此陷入内乱。蓝玉以此被封凉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如侵占民田，蓄养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北征时侵占了许多战利品如珍宝之类。
这一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这还得了，于是大追所谓“蓝党”，结果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这两个大案杀了四万五千多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有两个实在牵连不到的就用其他法子干掉。
一是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以元末进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东后，礼聘他为谋士。足智多谋的刘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谋略——先图陈友谅，后取张士诚，再北伐中原，帮助朱元璋成帝业，其功劳并不逊色于李善长。由于他不是淮西集团中人，开国后大封功臣时，只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与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相去甚远。而且他只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并无多大实权。
朱元璋对刘基颇为信任，为了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而征求他的意贝，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
刘基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仍然出于公心劝导皇帝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难以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与杨宪有私交而说昧心话：“(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则不然。”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偏浅殆甚于(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不合适，再次邀请刘基出任丞相：“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刘基再次推辞：“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选择了胡惟庸。这是后话。刘基鉴于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怕遭致政治灾祸，索性隐居山中，不再与闻政治，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他卷了进去。胡惟庸获悉刘基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当时胡惟庸以左丞掌中书省事，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基，无中生有地诽谤刘基用有“王气”的土地营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结果刘基被剥夺了官禄。刘基惧怕带来更大的祸水，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并且留京不归，以明心迹。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刘基大为悲戚：“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从此忧愤成病，胡惟庸派医生去给他看病，暗中下了毒药，没有多长时间就死去了。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起此事，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胡党”身上。他说：“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那意思是说刘基是被“胡党”毒死的。他还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朱元璋公开对外也是这样说：“后来胡家结党，(刘基)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涨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一口咬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但是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
还有一人徐达。徐达长期担任朱元璋部下的最高军事统帅，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以智勇之资，负柱石之任。”“廓江汉，清淮楚，电扫西浙，席卷中原，威声所振，直连塞外。其间降王缚将，不可胜数。”（《明太祖实录》卷171）为明王朝立下了盖世之功，被誉为明朝“开国功臣第一”。封中书省右丞相、魏国公。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党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无关，但是他也没有幸免。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年仅54岁。
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洪武三年就申请告老还乡，朱元璋“欲赐以爵土”以挽留，但朱升“固辞不受”。他说：“臣后人福薄，不敢叨天恩也！”朱元璋说：“卿子几何？即不受吾爵，独不使辅朕乎？”朱升老泪纵横，哽咽对曰：“臣一子名同，
事君之忠有余，保身之哲不足，臣所以不令其仕者，恐他日不得老死牖下也！”朱元璋说：“恶，是何言欤？朕与卿分则君臣，情同父子，何嫌何疑而虑及此乎？”朱升答：“非臣过虑，数固然耳。但愿陛下哀念老臣，臣子不免，赐以完躯，幸矣。”朱元璋为之恻然，“因与朱同免死券以慰之，驰驿送归”。次年十二月，朱升去世。其子朱同后因卷入蓝玉案，却没有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被朱元璋赐以自缢，留得全尸。
在明初，唯一保住性命的开国功臣就是汤和了。当初是他先投奔郭子兴，再把朱元璋引来的，比朱元璋资格还老。后来朱元璋脱颖而出，其他人不服气，而汤和呢？虽“长太祖三岁，独奉约束甚谨，太祖甚悦之。”在关键时刻，他率先承认朱元璋的领导地位，这份拥戴之功，朱元璋是认帐的。
他不争功，能以平常心对待不公待遇。打下江山大封功臣时，朱元璋故意降他一等，找个岔子只封他为侯，其它同等条件的人都封为公。他却不发牢骚，不怨天尤人，继续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伺候皇上，并向皇上作出诚恳而深刻的自我检讨，才被宽恕，几年后进封为信国公。
汤和识相知趣，迎合皇帝的心思以自保。《明史汤和传》记载“帝春秋浸高，天下无事，意不欲诸将久典兵，未有以发也。”也就是说朱元璋对掌握军权的老臣开始不放心了，汤和就投其所好，在众多高级将领中第一个自请解除军权，“和以间从容曰：‘臣犬马齿长，不堪复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悦。”立马拨款为汤和在凤阳老家造房，让他衣锦还乡。
回家后他又低调做人，从不以功臣自居，并且束缚子孙家奴，遵守法纪，不授人以柄。他知道，朱元璋的耳目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报到朱元璋那里，因而他就整天吃酒下棋，游山玩水，含饴弄孙，从不结交地方官和乡绅，给人一副只贪图享受，别的事一概不管不问的印象，而且后期又得了中风。朱元璋不放心，又令他家人将汤和带到南京给他看看，汤和见到朱元璋，只流口水，不能说话，朱元璋这才放下心来。
就这样，他令人难以置信地活到了洪武二十八年，以七十岁的高龄而逝，是明初少有的几个能善终的老臣，死后追封为东瓯王，谥襄武，可说是备极哀荣。
朱元璋在称帝前可谓礼贤下士，爱才如命的。为什么称帝后立即翻脸不认人了？
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个“权”字。只要是封建社会，任何一个开国皇帝总希望自家的王朝能够世世代代传下去，决不允许别人染指。而开国皇帝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开国元勋，自己在世时当然没有问题，自己死后呢？自己的儿子能够镇得住这些元老吗？元老们能够服从年轻的皇帝吗？他当然是不放心的。所以开国皇帝绝少能与开国元勋和平共处的。最早开杀戒的是汉高祖刘邦。他称帝后诛韩信、杀彭越。韩信临死前讲的话很深刻：“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开国元勋的悲剧似乎不可避免。
但也有解决得比较好的。如宋代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他是采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利用赎买政策即用高薪让元勋们交出权力，只要他们退休，就给他们大量的金钱，让他们购买良田美宅、歌儿美女，尽情享受。事实证明这种办法比较好。没有什么血腥味。
但朱元璋是一直效法汉高祖的，而且是比汉高祖厉害一百倍。他一直在考虑身后之事，开国元勋的功高震主、骄横跋扈，让他非常担心一旦死后，
朱家江山将会难保。尤其是皇太子的仁慈，更使他放心不下。《明史》载：“太子为人友爱。秦、周诸王数有过，辄调护之，得返国。有告晋王异谋者，太子为涕泣请，帝乃感悟。帝初抚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为子，高后视如己出。帝或以事督过之，太子輒告高后为慰解，其仁慈天性然也。”（卷115）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陛下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元璋听了以后不说话，沉默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觉得很为难。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打掉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奠下莫大的福啊！”尤其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就在朱元璋65岁的时候，38岁的皇太子朱标死了，他非常伤心。当时立了朱标嫡子朱允炆作为皇太孙，而他又过于仁厚，朱元璋越发感到身后的危机，所以仅有的功臣一个也不能留。于是发生了傅友德、冯胜事件。
傅友德，早年投奔朱元璋，屡立战功，洪武三年封颖川侯，后来多次担当重任，洪武四年，与汤和平四川，“功为第一”；五年北征北元，七战七捷；十四年征服云南，十七年进封颖国公，与常遇春并称二虎。对这样的功臣，朱当然不放过。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一月，朱元璋大宴文臣武将。当时傅友德的长子傅忠为驸马都尉，次子傅让为金吾卫镇抚，正当御前值班。朱元璋见傅让没佩箭囊，便说他傲慢无礼。傅友德似乎感到有什么不祥，普打算起身陪罪，刚站起来，朱元璋新大声斥责：“我说你儿子，你站起来干什么？”一闷棍打得傅友德晕头转向。朱又命他把两个儿子召来，傅友德只得奉命前去，刚走到大殿门口时，卫士又传旨：“携二子首级来见。”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木呆地站立许久。当提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来到朱元璋面前时，朱元璋竟然故作吃惊地说：“你怎么这样残忍呢？莫不是怨恨我吗？”傅支的友德一阵沉默，突然不顾一切地怒吼道：“你不是就想要我们父子的人头吗？我这样做不正好遂了你的心愿吗？”边喊边抽出宝剑，当场自刎而死。这一下，朱元璋更是怒不可遏，立即下令将傅友德的妻子儿女发配到辽东。
下面就轮到冯胜了。冯胜在洪武三年被封为宋国公，起初他的功劳并不突出，但在洪武中晚期，当徐达、常遇春等一批名将或方阵亡或被杀以后，不蓝玉等还未成长起来时，他的作用突显了。洪武二十年（1387）明朝第六次北征，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逼降纳哈出20万军队，立了大功；第二年又远征云南，取得大胜。朱元璋加封其为太子太师，恩遇隆极一时。冯胜还算聪明，功成名就之后，就提出退休。打了几十年的仗，突然家居，颇为失落，于是就在他家不远的旷野里埋了许多小口大肚的瓦瓮，然后他就策马在上面奔跑，后面拖着战车什么的，就像听到咚咚战鼓声。这原本就是一场游戏，可是有人告发他私埋兵器。朱元璋派太监召他入宫，赐宴安慰道：“卿尽管放心，别人说让他去说吧。朕何至于无端轻信呢？”说完递给他一杯酒：“喝吧！”冯胜一饮而尽，当夜就七孔流血而死。
至此，明初分封的9个公爵，只剩下汤和一人，已得了中风不能说话，构不成任何威胁了。54个侯爵也只剩下两个最平庸的没杀，其余的都杀了。
从上可知，在专制社会，权是第一位的。为了夺权、争权、保权、固权，什么仁义道德都可以抛至九霄云外，什么缺德的事都可干出来。善良的人们对他们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争取建立民主社会，就
是因为只有在民主社会，任何人的权力才能受到制约，只要是专制社会，权力不受制约，历史的悲剧就会重演！
问答：
问：王老师：你好！朱元璋小时候那么穷，又没有读过多少书，他的这些才能怎么来的？
答：问的好！朱元璋小时候家里很穷，确实没读过多少书，但并非一字不识。历史记载：“既就学，聪明过人，事亲至孝。”可知他还受到过启蒙教育。在他当和尚游方几年后，“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方四年。”可知他在皇觉寺又苦读了四年。当然这恐怕都是经书之类。从军后朱元璋的才能通过二个方面得来：一是学习：他从军后又不断学习，打仗之余读了很多书。“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拥被。”也反映了他做皇帝后仍十分勤奋。同时麾下集中了那么多杰出人才，随时随地都有很多好老师，朱元璋正是利用这样好的条件，虚心请教。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文化程度有了大大的提高。二是实践：在战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自己的领导才能、作战才能不断提高。
朱元璋可以说完全是自学成才，具有了较高的文化水平。从他的几首诗就可看出来：
1、《野卧》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2、《咏菊花》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3、《咏雪竹》
“雪压竹枝低，虽低不着泥。明朝红日出，依旧与云齐。”
这几首就颇有帝王气魄，寓意也很深。
他亲自撰写的《皇陵碑》足可以看到他的文化水平。
“孝子皇帝元璋谨述：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餙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其辞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旁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恸遥苍……”
问：请问我们今天究竟怎么评价朱元璋呢？
答：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全面客观地看，对政治人物也是如此。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考察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是否推动历史的进步。朱元璋在元末那样的时代，能够毅然投军，并和其他农民军一起，艰苦奋战，推翻了元朝
黑暗的统治，建立起相对好一些的明王朝，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他做皇帝后能够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老百姓能够过上相对安定的生活，这也是历史的进步。尤其是他毫不留情地坚决打击贪官污吏，使明初的吏治相对清明，这更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当然，他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所思所想自然是为了使朱家王朝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本无可厚非。任何一个皇帝都是这么想的。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是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没有像宋太祖那样，用赎买的办法，来求得政权的平稳传承，而是制造冤案，滥杀功臣，尤其是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所以他又是历史上被讥为最刻薄寡恩的皇帝。
总之，对朱元璋我们一定要全面分析，综合评价，不要只看到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