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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讲 党的十二大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第20讲党的十二大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制定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以此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全面展开阶段。

一、党的十二大的召开和现代化建设奋斗目标的确定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大会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和国家实现的历史性伟大转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确定了继续前进的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大会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第一,确定了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的提出,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确立了根本主题。第二,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根据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行动纲领,确定了到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和重大方针政策。

大会通过了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提出,为完成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为保证开创新局面各项战略部署的实现,报告还明确提出,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必须有系统地完成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坚决打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犯罪活动,必须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这四件大事,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这次大会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还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把它作为同物质文明建设紧密相连的根本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保证。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大会还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出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

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

党的十二大作出的上述决策和取得的各项成果,标志着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结束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始。大会把20世纪的奋斗目标由原来的全面实现现代化改为达到小康水平,是符合我国经济落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的。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国情之后作出的历史性决策。

十二大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农村逐渐转向城市。1981年至1984年,国务院先后批准沙市、常州、重庆、武汉等一批大中城市开展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以进一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1984年10月20日,党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对开展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进行研究和部署。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和发展;改革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贯彻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个《决定》使我国改革的方向、任务和要求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更加明确,是指导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由试点发展到全面铺开;农村改革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在经济领域逐步推开,而且也开始向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延伸。

城市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突破计划管理体制、搞活企业和培育健全的市场体系等方面。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逐步地适当下放经济计划管理权,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从1984年到1987年,国家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工业产品从120种减少到60种;国家统配物资由259种减少到26种;国家直接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88种减少到23种;小商品和计划外商品都改由市场调节。

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企业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并在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租赁制、厂长(经理)负责制等方面作了一系列有益探索。1985年9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企业的自主权。到1987年,全国已有80%的国有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则进行了以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到1987年上半年,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已占同类企业的63.9%。对国有小企业的租赁制改革也发展很快,到1986年12月,全国已有6万余家国有商店实行租赁制。1986年12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标志着企业改革在优胜劣汰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

在实行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也开始试点。1986年12月,国务院在《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明确提出: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截止到1988年10月,仅据16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共开办股份制企业3827家。股份制试点也逐步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也得到进一步贯彻,原有的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

在培育市场体系,促进商品流通方面,改革的措施主要有:积极发展国有、集体、个体多种经营方式,实行多渠道流通;改变农副产品按行政区划、行政层次统一收购和供应的批发体制,砍掉不合理的经营环节;加快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大力发展交通和商业经营设施。1984年至1987年间,从中央到地方陆续改革了商品批发体制。

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重要环节。1984年后,国家继续减少统购、派购品种,对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的农副产品和非计划产品,实行议价销售,由此形成了价格“双轨制”,即国家定价的平价商品和市场调节的议价商品两种基本价格形式同时出现,在有些情况下还有国家指导价(浮动价)作为补充形式。这是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过渡性价格形态,对于我国市场的发育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推动着农村改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作出决定,改变农村政社合一的体制,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基层政权。到1985年春,这项工作全部结束,全国共建立9.2万多个乡(包括民族自治乡)、镇政府,同时建立了82万多个村民委员会。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实行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5年1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1985年中央l号文件)。其主要内容是改变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这项改革标志着已在我国农村实行了30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宣告结束。农村经济开始被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

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新的农产品购销制度的实行,突破了原来那种单一的和城乡分割的产业结构,使农村生产力又一次得解放。以集体经营为主,并有个体、私人经营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已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这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的又一伟大创造。

进入全面改革阶段后,对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在经济领域逐步推开,而且也开始向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扩展。

1985年3月13日,党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促进科技为振兴农业服务的“星火计划”开始实施。1986年,发展高技术的“八六三”计划在邓小平的关怀下正式启动。我国科技事业在改革的推动下日益呈现出新的活力。

科技体制改革起步不久,教育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1985年5月27日,党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发布后,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通过简政放权,把基础教育管理权交给地方。激发了地方办教育的积极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也逐步扩大。作为基础教育重要一环的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开始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教育事业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增强。

三、对外开放格局的基本形成

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过程中,对外开放也进一步扩大,并逐步形成了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经济特区创建后,日益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特区的示范下,我国的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1983年年初,中共中央研究了海南岛的开发问题。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确定了以对外开放促进海南岛开发建设的方针。

1984年1月24日至2月15日,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和上海的宝山钢铁总厂。通过这次视察,特区的迅速发展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

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工作座谈会。5月4日,中央批转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正式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

在建立4个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之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开始呈现由点到面、由沿海向内地滚动发展的良好态势。

1985年1月,为了更好地搞活经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国务院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会议决定,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继而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以加速沿海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内地经济开发。这样,我国的对外开放,将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多层次的探索和实践,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进而有效地把发展沿海经济同开发内地经济密切结合起来,解决东部和西部的关系问题,使经济全面振兴,人民普遍富裕起来。

198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海南岛建省,使之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

区。这样,我国从南到北就形成了由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3个沿海开放地区、两个开放的半岛和河南省构成的辽阔的对外开放地带。

按照中央的部署,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工作陆续开。

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得到迅速发展。198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87年的827亿美元增加到1028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盼比重由1978年的10.3%提高到27.3%;出口总额在世界上的位次,也由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1988年的第16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初步开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一再提醒全党.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绝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中共中央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要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提高全体人民的道德水平、转变社会风气和端正党风等问题。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些根本要求。

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到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他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这里已经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概括为两个基本方面,即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从而使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更加清晰。

1981年2月,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联合发出《关手并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提出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活动。2月28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根据通知要求,以“五讲四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宣传教育活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

1983年1月,中央宣传部等20多个部门又提出,在“五讲四美”活动中,开展“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的教育活动,从而使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内容进一步丰富。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成果,着重从理论上阐述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十二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并把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方针。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社会领域开始出现大量新的矛盾和问题,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也更加突出。面对这种新形势,1986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党制定的第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其指导方针是: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决议》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对国际形势的重新判断和外交方针的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也开始调整。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重要考虑是“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

仗”,“延缓战争的爆发”以便抢时间搞建设。1979年1月中美两国建交后,中国一度加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才基本稳定下来。但后来美国政府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改变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1982年,从争取和平、延缓战争和寻求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的需要出发,中国政府开始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学界的团结与合作,作为新时期基本的外交政策。

同年9月,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用以指导自己同各国发展关系的一贯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还着重说明,中国共产党愿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以后,这四项原则的应用范围又逐步扩大,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各种类型的执政党和合法的在野党发展关系的普遍原则。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明显趋于缓和。不仅美苏关系有所改善,中苏关系也有所松动。根据国际形势的这种新变化,1984年5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已成为世界上两个突出问题。同年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更加清楚地阐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外交方针的两大战略转变。他说: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

这两个重要转变,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具有重大意义。第一个转变,使我国能够真正把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个转变,则使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特点更加鲜明。1986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一次把中国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表明,中国已基本完成了外交方针的调整。

这一时期,我国在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1983年至1987年,中国又同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使建交国总数达135个。与此同时,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有了明显改善。在国际性组织中,中国利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国际地位,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先后加入64个国际公约,在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处理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方面,中国既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又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标志着破裂了二十多年的中苏两国和两党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党的十二大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改革逐步深入到各个领域。从农村到城市,从政治、经济到各项文化事业,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各方面改革相互促进,推动着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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