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晚清灾荒研究综述
摘要：近十年来, 对晚清(1840一1911)灾荒的研究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 涌现了许多颇具学术价值和特色的成果。诸如,对晚清灾荒成因、晚清灾荒影响、晚清救灾措施等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系统,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这篇综述就是对近十年来晚晴灾荒的一个系统总结。
关键字：晚清灾荒成因灾荒影响救灾措施
关于“灾”的解释有许多说法，黄向辉[1]的解释较为全面，我也是按他的解释理解灾荒的。灾荒，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重要的联系。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涉足在灾荒史领域的研究者并不多。80年代后，随着社会史的复兴，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改观。近十年来，一些矢志于晚清灾荒史研究的史界同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灾荒史的研究中去，使晚清灾荒史研究硕果累累，并呈方兴未艾之势。我对这部分的研究较为感兴趣，所以就近十年来晚清的灾荒情况我做了较全面的总结。
一、晚清灾荒成因的研究
诱发灾荒的因素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自然因素有气候地形等；社会因素有生态环境的破坏，政治腐败与战争频繁，鸦片的种植，还有内乱、苛政等。我们分析灾荒发生的成因时也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出发。
（一）自然因素
关于自然因素引发灾荒的研究，苏全有[2]认为造成晚清灾荒的一个自然因素是气候。鲁克亮[3]认为自然因素有：气候对自然灾害的影响，地形对自然灾害的影响；管恩贵[4]认为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自然因素，但是自然因素不是灾害发生的唯一因素。倪玉平[5]认为造成晚清灾荒的因素有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河道淤塞、江湖垦植等。王宏伟[6]认为自然因素有地理和气候因素。郭文娟[7]论述了自然因素在晚清“丁戊奇荒”在内的灾荒期间的重要性。郝平[8]也对山西“丁戊奇荒”的原因作了介绍。赵艳萍[9]提出了造成蝗灾的原因，她认为蝗虫数量的消长受诸多因素影响，有气候、环境、食料、蝗虫生理特性等自然因素。芮锐[10]在分析晚清河政弊坏的原因中指出自然因素有地理原因和气候原因。于志勇[11]则从区域的角度指出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具有区域特点的自然灾害又进一步影响着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整体环境。王宏伟[6]总结晚清北京灾害的成因是北京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决
定了本地极易发生水早灾害。晚清华北地区灾荒频发，周秋光、屈小伟、程扬[12]认为有自然因素是华北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赖莉云[13]在他的作品中说，晚清时期, 广西几乎无年不灾, 且许多年份多灾并发, 其中尤以水、旱、蝗灾居多，此种情况与广西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直接相关，自然灾害的频发危及广西的经济和社会稳定。谢琦瘟[14]从广东的自然环境论述瘟疫多发的缘由。杨鹏程[15]对清代后期湖南自然灾害的成因作了系统总结。王林[16]也总结了晚清山东灾荒发生的自然因素。李玉尚[17]对晚清江南地区传染病的原因也作了全面的总结。李永宸[18]等详细总结了晚清岭南地区流行的霍乱和旱灾的自然因素。
（二）社会因素
关于社会因素引发灾荒的研究，苏全有[2]认为造成晚清灾荒的社会因素是政治腐败与战祸频繁。鲁克亮[3]认为造成灾荒的社会因素有：政治腐败与战争频繁，鸦片的种植等。他认为灾荒发生的原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灾荒的形成往往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单一的。换言之，灾荒发生不仅仅是自然现象，它还是一个社会现象。管恩贵[4]认为战争、内乱、苛政、官僚腐败等往往对灾害的发生起催化作用，亦可以加重灾害的的破坏程度。倪玉平[5]认为吏治败坏等人为的原因使得晚清的水早灾害等等频仍出现, 造成巨大损失, 并由此引发系列社会问题。王宏伟[6]认为历史灾害学的研究表明，自然灾害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在社会性中，其核心就是人。郭文娟[7]论述了晚清“丁戊奇荒”在内的灾荒期间，清政府地方官员的腐败表现，作者认为正是地方官员的腐败使得本相对完善的荒政措施得不到体现，这是人治制度下的产物。郝平[8]也对山西“丁戊奇荒”的原因作了介绍。赵艳萍[9]认为有军事活动频繁、耕作方式粗放、政府和民众消极的捕蝗意识等人为因素的影响，而人类的社会活动带来的影响对蝗虫数量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芮锐[10]指出社会因素有政治制度弊端，吏治腐败，国力衰微，清廷对河工重视程度降低，治河思想和方法陈旧。于志勇[11]则从区域的角度指出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人为因素加速了自然生态的恶化，两种因素的合力决定了该地区自然灾害的频发，具有区域特点的自然灾害又进一步影响着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整体环境。王宏伟[6]
认为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清政府财力的不足、官僚队伍的腐败等原因共同构成了清末北京灾害频发且不断加剧的原因。晚清华北地区灾荒频发，周秋光、屈小伟、程扬[12]认为社会因素包括政治腐败，极大地减弱了抗灾救灾的能力；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滥种罂粟，忽视农业生产。谢琦瘟[14]从广东的社会环境论述瘟疫多发的缘由。他指出晚清瘟疫多发不是偶然的，它是战乱、人口、商贸诸因素综合作用所产生的结果。
二、晚清灾荒影响的研究
关于灾荒的影响，概括起来有：社会环境恶化；造成人口锐减和大批人口流亡；导致民众生存条件急剧恶化；导致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衰退；引发和加剧社会动乱；灾荒对人心理造成伤害；还造成社会伦理秩序失控等方面的影响。在这方面研究的人较多，但大多数人研究的结果不是太全面。我把灾荒造成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进行分析。（一）直接影响
对于晚清灾荒的直接影响，苏全有[2]是从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这两个方面介绍的。周秋光、曾桂林[19]在他们的作品中说，灾荒一旦发生，数以万计的灾民就会嗷嗷待哺，社会救济需要也就日益迫切了。把增强[20]总结的灾荒造成的影响是：灾民损失惨重；灾荒对当时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灾荒对当时社会秩序的影响。杨国强[21]指出，光绪初年的华北久旱, 以其大范围的蔓延和长时间的连续造成北中国触目惊心的饥饿、时疫、死亡和流亡。赵晓华[22]论述了灾荒发生后的物价上涨、人口减少社会影响，以此来反映这场灾荒的异常严重性。郝平[8]探讨了山西“丁戊奇荒”受灾期间出现的人吃人、粮灾等并发性灾害，进一步揭示“丁戊奇荒”在山西省区危害的严重性。郝平和周亚[8]的作品里介绍了“丁戊奇荒”对山西粮价造成的影响。李彦红和陈雪平[23]探讨了“丁戊奇荒”对农民运动的影响。赵晓华[22]则从“丁戊奇荒”对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的方面作了探析。以上几篇著作都是围绕“丁戊奇荒”造成影响的方面介绍的。周秋光、屈小伟、程扬[12]是从四个方面论述华北地区自然灾害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危害的，表现在：造成人口锐减和大批人口流亡；导致民众生存条件急剧恶化；导致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衰退；引发和加剧社会动乱。池子华、李红英[24]通过多角度透析晚清直隶灾荒的影响：农业遭到巨大的影响和破坏；民众生存条件的急剧恶化。张高臣[25]在他的作品中说道，光绪朝自然灾害对社会危机的直接影响表现在人口变迁社会经济和社会冲击三个方面，其中对人口变迁的影响又表现在人口的增减；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表现在：使封建国家的财政愈形拮据，对农业经济的严重破坏。在对饥荒和中国政府问题的广泛研究中，李明珠[26]考察了300 年内直隶地区的政府、市民、意识形态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在 20 多年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该书对清代救灾活动的成效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在以乐观的眼光考察晚清时期农业、商业和人口问题的修正主义学者面前，李明珠[26]重新评价了中国历史经验中饥荒、人口压力和农村贫困的重要性。赵艳萍[9]在她的作品中说，蝗灾使百姓生活困难，无以为继；经济损失巨大，经济系统紊乱；难民流徙，社会环境恶化。关于蝗灾影响的研究还有陈业新[27]和施和金[28]。吴媛媛[29]在她的文章中提出水旱灾害与农业的相关问题，指出水旱灾害引发了农业环境的变迁。杨鹏程[15]也对晚清灾荒的直接影响做了介绍。鲁克亮[3]
分析灾荒造成的直接影响是：人口死亡和逃亡，农业遭受巨大损失与破坏，社会动荡。向祖荣[30]认为灾荒过后, 不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流徙, 而且导致物质财富和社会生产的巨大破坏, 有些灾荒甚至酿成社会动荡和战乱。汪志国[31]总结说，灾荒造成大量人口伤亡，许多灾民远走他乡；此外，因灾荒导致社会经济的落后，生活水平的下降，致使人们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不断降低；灾荒使乡村人伦关系颠乱、社会秩序混乱；灾荒促使人们为争夺急需的水和粮食资源发生严重冲突。倪玉平[5]认为清代的水早灾害等等频繁出现, 造成巨大的损失, 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直接威胁了清王朝统治根基的稳固。赖莉云[13]也指出灾害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是人员大量伤亡,二是脆弱的农业生产力经常遭受巨大破坏。芮锐[10]对河政弊端的影响是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两方面论述的，其中对社会方面的影响表现在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阻碍黄河下游生产力的发展。
（二）间接影响
对于晚清灾荒的直接影响，苏全有[2]是从政治腐败和抗外乏力这两个方面介绍的。赵晓华[22]论述了灾荒发生后社会伦理秩序失控等社会影响，以此来反映这场灾荒的异常严重性。郝平[8]探讨了山西“丁戊奇荒”受灾期间出现的瘟疫、鼠患等并发性灾害，进一步揭示“丁戊奇荒”在山西省区危害的严重性。池子华、李红英[24]通过多角度透析晚清直隶灾荒的影响：哀鸿遍野，走死流亡；灾荒对人心理的伤害。张高臣[25]在他的作品中说道，光绪朝自然灾害对社会危机的间接影响表现在对灾民素质的影响，使封建国家的财政愈形拮据，对农对商业贸易的影响。杨鹏程[15]在他的论文中总结说，清代后期湖南灾荒频仍, 政府调控不力, 造成了社会道德失范的悲剧和一次又一次的社会骚动，主要包括饥民抢米索食的自发斗争、由饥民暴动转化为农民起义、会党利用饥民斗争起事和因瘟疫引发群众性的反洋教斗争等四种形式。鲁克亮[3]分析灾荒造成的间接影响是：农村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社会动荡，灾害对人的心理造成伤害。汪志国[31]总结说灾荒导致人们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不断降低；灾荒使乡村人伦关系颠乱、社会秩序混乱；灾荒促使人们为争夺急需的水和粮食资源发生严重冲突。赖莉云[13]也指出灾害之后, 往往会粮价飞涨, 抢米成风, 匪患四起, 流民遍地, 民变频发。
三、晚清救灾措施的研究
中国古代的救灾制度源远流长。早在先秦，便有以荒政十二聚万民之说，奠定了后世救灾制度的基本格局。然而，其后历代虽仿照执行，却兴废无常，直到明朝，也没有完善起来。到了清代，才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全面、立法完备的救灾措施，它包括救灾的基本程序、
救荒措施等，晚清基本承袭了这一制度。在这方面研究的人也很多，但把这些综合起来研究的人很少，大都是以其中的一点或两点作为研究对象的。下面就是关于具体救灾措施的研究。
(一)政府的荒政措施
对于灾荒，清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固定的程序，地方遇灾，须报灾（地方官吏逐级上报灾情）、勘灾（勘察灾情，确定成灾分数）、救灾（灾情发生后的应急性救援），其中，救灾是清代荒政的关键内容和中心任务，晚清政府亦是如此。
1、灾情的掌握
下面是关于对灾情的掌握的研究。灾情的掌握是政府了解灾情，采取救荒措施的依据。鲁克亮[3]提出在晚清政府的荒政措施中灾情的掌握可使政府通过各省奏章及时了解、掌握各地灾情，以便尽快采取相应救灾措施。张高臣[25]对灾情的掌握作了详细介绍同时指出灾情的掌握的重要性。姚珍[32]在其论文中记述了在“丁戊奇荒”期间，李鸿章的灾情的掌握和灾前的预防工作。严格规定了各级行政机构向上级乃至中央报告灾情的制度。张崇旺[33]在其文章中指出晚清严格规定了各级行政机构向上级乃至中央报告灾情的制度，还有对于匿灾不报官员进行处罚的规定。黄向辉[1]介绍了政府救灾中报灾的过程和时间限定。倪玉平[5]认为灾情的掌握作为政府救济的第一步也要求地方官派人到灾区实地考察。鲁克亮[3]写到灾情的掌握是政府了解灾情，采取救荒措施的依据。对于延迟报灾的地方官员，清政府规定了处罚条例，根据实际情况，固定州县官员扫报灾限四十天，上司接到奏报后限五日内上报，应该说，这样的灾情的掌握日期限定是比较合理的，它可使政府通过各省奏章及时了解、掌握各地灾情，以便尽快采取相应救灾措施。
2、勘灾
灾情的掌握仅仅是救灾工作的第一步，它只能对灾情做大致的反映、评估，具体的情况还需做详尽、细致的调查即灾情的核查。黄向辉[1]认为当灾荒发生时先有灾户自报简明呈单，其中列出灾户姓名、所在村庄、受灾田亩数、该户人数等，填报后地方官与粮册核对，如开报属实，方可将其作为堪灾底册。查灾委员执底册履亩核实，划定灾情。待全部堪毕，州县官核造总册，注明是否救济。鲁克亮[3]分析了晚清政府救荒措施的第二步是勘灾，而且提出了勘灾的时限。张高臣[25]论述了晚清政府勘灾在具体情况。张崇旺[33]写到勘灾要与报灾同时进行，地方遇灾，一面题报灾情，一面于知府、同知、通判内遴选妥员，沿河地方兼委河员，会同该州县，速诣灾所履亩确勘，将被灾分数按照区图村庄，逐加分别，申报司道，该管道员履行稽查，加结详情督抚具题。倪玉平[5]认为在勘灾后，州县官员将勘灾所得的结果汇总造册，按水灾用青色、旱灾用红色等格式，注明受灾的村庄及灾情。鲁克亮[3]说报灾
仅仅是救灾工作的第一步，它只能对灾情做大致的反映、评估，具体的情况还需做详尽、细致的调查即灾情的核查，对于勘灾时限也有规定。
3、救灾
最重要的是救灾，即灾情发生后的应急性救援，是清代荒政的关键内容和中心任务。鲁克亮[3]分析了晚清政府的救灾包括：蠲缓钱粮、赈济、借贷，也称“农贷”还有抚恤、安辑、除疫、调粟、施放棉衣医药等措施。戴仕军[34]论述了李鸿章督直期间对直隶河流的治理。高中华[35]分析了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及其边疆救荒实践。曾京京[36]分析的是唐锡晋对晚清义赈。朱浒[37]论述了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张高臣[25]指出晚清政府荒政中最重要的是救灾环节，并提出了救灾的具体措施。王显成[38]在他的文章中记叙了李鸿章构建了以政府资金为主，其他资金为铺的多元化的筹资体系，为直隶河务奠定了基础。姚珍[32]在其论文中记叙了在“丁戊奇荒”期间，李鸿章为了救济灾民采取了一系列赈灾措施。包括筹粮、筹款、赈运、平粜、以工代赈、设粥厂等措施。张崇旺[33]记叙了晚清江淮地区的仓储备荒和江淮地区的水利治灾工程。张崇旺[33]论述了晚清官府对江淮地区的灾民实行救助的许多具体措施，主要包括灾斓和灾折、贩济、贩贷、平果、安辑等。黄向辉[1]写到晚清的救荒措施比较完备，凡古代赈饥济贫之术，不但都具备，而且有新的发展。概括而言，主要有蠲缓、放赈、养恤、安辑、除害、完善仓储制度等方面。倪玉平[5]认为在了解灾情后，蠲免、赈济和工赈就成为清政府救灾的最主要措施。蠲免是国家将赋税减少以致免除，其中以灾蠲为最重要。蠲免须征得皇帝批准，并在受蠲免之地张榜公布。如蠲旨未到而钱粮已征，可抵作下年赋税。鲁克亮[3]认为政府荒政中最重要的是救灾，即灾情发生后的应急性救援，是清代荒政的关键内容和中心任务。主要有蠲缓、放赈、养恤、安辑、除害、完善仓储制度等。
（二）民间的救灾组织及其救灾活动
1、同乡组织和行业团体
民间的救灾组织及其救灾活动可分为：同乡组织和行业团体，慈善团体，教会组织，报界的活动。在这方面研究的人很多，但大多只是以其中的一项作为研究对象，把它们系统起来研究的较少。对于同乡组织和行业团体的研究，鲁克亮[3]认为同乡组织和行业团体即“会馆”和“公所”的建立，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的由旅居外地的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所组成。其主要职能是为那些旅居异地贸易经商的同乡或同业者提供失业、生病甚至丧葬方面的帮助。捐钱捐物参加赈灾防灾是会馆公所组织关心社会回馈社会的重要契机，是展示自身力量提高商人社会地位的有力举措。兴办善举需大量财物，经费来源是个大问题，他也提出了行会和会馆主要通过筹集经费的几种途径。张艳丽[39]认为解州知州马丕瑶的灾后实施的
如清丈土地、均减差徭、整顿粮仓、鼓励生产等善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恢复和提高地方防灾防害的能力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并没有超出传统灾荒观的范畴，不能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抗灾能力。阮清华[40]介绍了晚清时期上海绅士的义赈。任云兰[41]论述了晚清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王卫平[42]论述了江南士绅在光绪二年对苏北的赈济。张高臣[25]指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对晚清灾荒的救济。夏明方[43]记述了“中国史救济”的“民赈”、“乡赈”或“土赈”。史五一[44]对会社的分类、会社的功用, 以及善堂善会的发展演变和文人结社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王卫平[42]论述说与政府的残疾人救助政策相呼应, 各地士绅从稳定地方社会、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出发, 纷纷成立救助机构或团体, 在一定范围内收养残疾孤贫或从物质上提供帮助; 散处各地的宗族也竭力提倡并尽可能地帮助同族的弱势群体, 尤其是缺乏生活能力的残疾之人。国家、社会、宗族与家庭一起, 共同构筑了一个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吴媛媛[29]记叙了晚清民间与宗族的救济。记叙了晚清时期江淮地区的相当多的一部分士民绅商个体(包括在江淮的客商、流寓人等)在灾害发生时和灾害发生后都曾积极地、卓有成效地开展抗灾和救灾工作，而且建立了一些收养孩童、救助妇女、安定流民的诸如恤妇会、栖流所一类的社会救济组织。这些常年即己存在的民间社会救济组织，在灾年也积极地投入救灾工作。李永芳[45]对于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分为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并且对晚清农会组织做了全面分析。向祖荣[30]论述了“民捐民办”的义赈打破了血缘、地缘限制, 由纯个人的“义举”发展成为全社会性的公益活动, 赈济对象、募捐范围往往都面向全国。孙双[46]对清节堂的兴起原因、经营状况、堂内节妇的生活、清节堂的社会功能以及民国以后衰败的原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2、慈善团体
下面是关于慈善团体的研究，徐文彬[47]对晚清福建地区慈善事业的兴起背景、发展演进、时代特征作一个全面的、系统的研究，进而揭示出慈善事业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王玲[48]从贫困群体与弱势群体两大类别叙述晚清慈善思想的发展进程。一是救助贫困群体的慈善思想。人们要求改革对贫民的单纯衣食救助，主张设立乞丐厂、工艺局等教养兼施的慈善组织;在贫民的学校教育问题上，人们不仅主张扩大义塾的教育对象，改革教学内容，还要求变一革教育宗旨、教学方法以及办学方式等;至于贫病的医疗救护，论者建议参照西方医疗制度，改革传统的施医体系，且主张将疯癫者、麻疯病人也纳入医疗救助的范围。二是救助弱势群体的慈善思想。人们主张继续发展清节堂与恤鳌会，救助自愿守节的寡妇，呼吁将涉讼女子发善堂择配，倡导善堂救助妓女;他们还针对婴溺婴的问题，提出改良育婴办法，设立保婴会、全婴会以及幼稚园等建议。靳环宇[49]论述了晚清基层民间慈善组织的筹贩模式。
王娟[50]论述了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周秋光、徐美辉[51]教会在华兴办的慈善机构, 是中国人了解西方社会慈善事业最直接的一个途径。随着鸦片战后洋教的深入, 一些传教士或教会在通商口岸及内地兴办了育婴堂、孤儿院、诊所、医院等育婴与医疗慈善机构。靳环宇[49]认为基层民间慈善组织围绕善款筹措这一基层慈善组织的中心工作, 它们积极主动地设立组织、展开宣传、营造舆论, 并且想方设法拓展善款筹措的渠道。为了更多地吸引各阶层人士的慈善捐输行为, 基层民间慈善组织和义赈组织还运用了激励机制。杨智芳、周秋光[52]对中国施医局、救济善会、济急善局这三个组织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张小亚[53]以清代四川地方志为最基本资料，以“国家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关系为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保障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四川地区各类慈善救济组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舒迪[54]对晚清慈善组织的管理和决策作了系统的论述。王卫平、黄鸿山[55]以清代苏州的四种慈善组织———育婴堂、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例，梳理里慈善组织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郝红暖[56]的论文以1644一1937年河北地区的慈善组织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采用宏观研究与典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尝试开展区域历史慈善地理研究，揭示了该区域慈善组织经过三次类型多样化和空间扩展过程。鲁克亮[3]提出慈善团体能否有效开展活动，除需必要的组织系统外，还必须有相当的活动经费（包括钱和物品），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慈善团体经费的来源有四条途径：社会捐款，会员会费，政府补助和自创自收，其中以社会捐款为最多。肖斌[57]介绍重庆民间慈善团体的基本建制，梳理出重庆民间慈善事业的基本内容，并通过民间善团的纠纷揭示出重庆民间慈善事业中官一绅一民之间的关系。周淋燕[58]结合社会变迁这个大环境，对1840一1911年间华东地区晚清慈善事业发展的背景、发展演进、时代特征和社会影响作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进而揭示出慈善事业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刘宗志[59]探析了中国民间社会从事的慈善活动, 在晚清获得了长足发展, 其主要原因有: 善书的广泛传播、报刊的宣传和对社会关系的充分利用, 为慈善活动的兴盛奠定了思想基础; 政府的大力倡导, 为慈善活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动力; 各项管理措施的完备, 则成为慈善活动健康发展的保证。周秋光、徐美辉[51]论述了旧式善堂、善会向近代新型慈善团体的转换。靳环宇[49]将1876一1895年的义贩组织置入中国慈善史、贩济史的宏大背景之下，对其展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分析。黄鸿山[60]以晚清江南地区为中心，沿着“传统慈善组织的近代发展”和“近代以来新型慈善组织的出现”这两条主线开展研究，力图揭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运营实态和近代转型历程。
3、教会组织
西人介入中国的赈灾, 主体是传教士介入中国的赈灾。这些人越出口岸之外穿走于中国社会的下层和深处, 遂非常自然地而成为西方人里最早而且最切近地目睹天灾、饥饿和死亡的人。在这方面，杨国强[21]介绍了以传教为事业的李提摩太对晚清灾荒的救济。高鹏程[61]也论述了李提摩太的救灾活动以及其目的是为了传教，作者认为李提摩太的救灾善举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和支持，并成为他日后广泛涉足中国政治的重要原因。王兰娟[62]论述了丁戊奇荒时期，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对灾荒的报导，以及从中折射出的外国传教士的灾荒观并对之进行了评析。赵英霞[63]论述了教会对山西的救济及李提摩太提出的以工代赈、兴修铁路、“富国养民”、广问西学等在赈灾过程中萌发的社会改革思想，这对于启动山西近代化变革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作用。袁滢滢[64]认为山东是传教士最先赈济的省份，传教士采取的赈灾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痛苦并扩大了基督教影响。李晓晨[65]阐述了“丁戊奇荒”期间外国传教士对直隶一带的救济，作者认为传教士在本着博爱、慈善愿望开展赈济事业的同时，也带有改变教会殖民形象和吸引灾民入教的实用功利动机。张高臣[25]论述了西方传教士对华赈灾活动的影响和刺激。鲁克亮[3]也记述了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对华赈灾事业即洋赈。向祖荣[30]说整个晚清时期, 寓华外国人员尤其是传教士筹募了大量赈济款物, 散放给灾民, 尽管这些款物犹如杯水车薪, 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灾情, 但是与清政府的赈济活动相比, 还是有重大成效。
4、报界的活动
对于对报界方面的活动的研究，李岚[66]提出《申报》中保存的救荒资料的形式主要有: 社评、时评、杂评、星期评论、本市新闻、外埠新闻、评论、消息、谈言、来件、通讯、要讯、日记、书信、杂记、要闻、电稿、奏折、告示、批录、计划书、启事、禀、提案、论策、章程、通电、法令、政策、规章、来函、布告、告灾书、歌谣、诗赋、广告等。还介绍了其它报界的活动，比如《中国科学》、《经济丛谈》、《大陆报》、《中外新闻》、《万国商业报》、《德文新报》、《字林报》、《字林西报》、《中西教会报》、《香港华字日报》、《伦敦新报》、《密勒评论》等的作用。蔡虹[67]与赵玉青[68]则各有侧重的阐述了《申报》对晚清灾荒包括“丁戊奇荒”的灾荒与救济的报道分析，阐述《申报》作为一个媒体在救荒中所起到的作用。杜涛翻译的艾志端[69]的文章中说在“丁戊奇荒”期间，部分由于《申报》饥荒报道的推动，文人和商人慈善家联合起来，在中国北方地区为灾民组织了一次非官方的救灾活动，开始呈现出一种民族的而非地方的或宗教的特性。由传教士领导的外国救灾活动被《申报》广泛报道，同时上海的外文报纸对清政府的救灾措施进行了的批评，这使得江南精英把参与救灾活动视为激发中国人民族自豪感的一种方式。鲁克亮[3]描述说在面对清末民初如此严重的灾荒时，
报界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且在其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及时地报告灾情，引起政府与全社会的警视，发挥报纸作为传播信息媒介的作用；其次是呼吁政府与社会各界积极救助灾害。向祖荣[30]论述了新闻传媒在清末灾荒赈济中也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受西俗东移的影响, 近代报纸、刊物等传播媒介在口岸城市不断涌现。大量报纸刊物的出现, 为人们及时了解灾情、进言献策提供了一个窗口。许多报纸及时报道各地灾情, 呼吁国内富绅商民慷慨解囊, 救助灾民, 同时还不定期公布捐款者名单及捐款数额, 《申报》报馆还专设协赈所, 协助各组织筹募赈款。
四、结语
综观十年来，晚清灾荒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无论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是课题的深度和广度，都呈递增递进之势，诸如积累了大量资料，研究内容多样化等，但成绩的背后，掩映的是明显的不足。我认为对于研究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展。研究晚清灾荒可以为今天的防灾、减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但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首先，应建构灾荒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力度。目前，灾荒史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而灾荒又是一种独特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它的发生具有不以人们的思想为转移的根本属性，但其形成与危害程度却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一方面我们不可能用一些直接的历史现象的分析模式来套灾荒史研究；另一方面又要把它纳入一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中去，从而理性地认识灾荒对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和影响。有鉴于此，灾荒史的理论建构很有必要。灾荒史研究是开放性的，在多学科交叉渗透、综合研究的今天，灾荒史研究借鉴社会学、灾害学、气候地理学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拓宽研究者的思路和理论视野，不无裨益。其次，应进一步加强史料的编辑出版工作。目前一些灾荒史料虽已面世，但还不够，地方志和边疆地区的灾荒史料有待进一步开发。再次，拓宽研究领域，加强薄弱环节。目前近代灾荒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水、旱等灾害，其他灾种如雪灾、火灾等研究有待展开，城市灾荒史研究廖若晨星。总之，我们期待史学界形成更浓厚的灾荒史研究的学术气氛，把晚清灾荒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文章选取近十年晚晴灾荒研究，意义何在还是表述不清楚！修改。于，201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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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西雷歌研究综述及评价 作者：音乐学院 13级音本一班潘开运 [摘要]本文从戏曲出发，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总结，从雷歌形成、思想内容、发展前景三个方面，对雷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一个总结。并指出现实中的不足，以便相关学者今后进行改进探索。 [关键词]雷歌；文献综述；评价 一、关于粤西雷歌的形成的研究 相传在很久以前，雷州本土人民就有用雷州歌互相唱和﹑逗趣答辩的风习。明末清初，雷州歌对唱盛行，每逢喜庆之期，歌手汇聚，即兴而唱，随问随答，比赛歌才，都是用本土 的雷州话歌唱的。其歌词通俗易懂，还非常注重每句落尾字的押韵，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 孙建华在长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0 年第 2 期发表的《漫谈粤西雷剧音乐》中提到了雷歌的起源与发展。他根据研究，指出雷州市白沙镇麻扶桥就是当地最早的对歌台，在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 年），此地兴建“歌馆”，专供歌手住宿。直到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 年）端午节，由于雷州南渡河一年一度的赛龙舟这年发生了沉船死人事件，到了第二年，雷州市白沙镇麻扶村的村民把赛龙舟活动改为“赛歌台”，每年进行一次赛歌活动，从此，雷州歌正式登上舞台（乡里人称为“踏楼板”）。在陈湘发表的《雷剧音乐》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后来雷歌随着发
展逐渐形成雷歌班，又因有女子参加，称为“姑娘歌”。对歌唱词是口头文学、天文地理、风土民情无所不唱，随问随答，比赛歌才。姑娘歌对答如流，接近生活，乡土气息浓郁，有的姑娘歌还有歌文，内容大致是《劝世戒烟》、《劝人忠义》等劝世歌。甚至有的姑娘歌还有人物和故事情节，深受群众欢迎。如最古老的雷州歌《断机教子》就是清代干隆年间进士海康人陈昌齐写的。不久，姑娘歌的劝世歌进一步发展成为班本唱(歌班仔)。但班本唱仍没有固定的板腔，唱歌之时偃锣息鼓，十分单调。后来，借鉴了广东粤剧的艺术形式，将班本唱进行改革，模仿粤剧锣鼓、脸谱、服装、道具及表演形式，甚至连剧本也移植过来，发展成为雷歌班。清嘉庆末年，第一个雷歌班——北和雷歌班成立。 由以上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或从时间角度对雷歌的的发展做了很详细的介绍，或单从某一时间段出发，对本时期内的雷歌发展做了分析，可以说研究是比较到位的，我们也因此得知在清末时期，雷歌班便开始活跃在雷州半岛的大小戏台了。但是这些研究成果缺乏具体的实地考究，大多都是根据前人研究所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因此缺乏自己的观点性与主观性。 所以要深入实地考究，进行采风收集当地资料，以便更好地预测雷歌的发展的趋势。 二、关于粤西雷歌的思想内容的研究 《中国歌谣集成》主编贾芝先生指出：“民歌，简直就成为那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4c7569705.html, 米仓道研究述评 作者：周明清 来源：《文理导航》2017年第16期 【摘要】米仓道乃川陕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川东与汉中的交通要道，在我国古代交通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逐渐受到史学界、考古学界、地理学界的重视。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米仓道在开通时间、历史地位等方面研究成果突出，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关键词】米仓道；开通时间；历史地位 米仓道乃川陕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川东与汉中的交通要道，在我国古代交通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陆游诗云：“孤云两角不可行，望云九井不可渡。”将米仓道与金牛道并举，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正因为其重要性，逐渐受到各学界专家学者的青睐，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笔者拟对米仓道开通时间、历史地位等方面的成果做一梳理和综述，以期对米仓道的研究有所裨益。 就笔者所能查找到的资料而言，研究米仓道的专著可谓寥寥。大多分散于各种论著之中，将其作为一个部分。历史地理学家黄盛璋先生是研究米仓道的先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黄先生撰写《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一文，已涉及米仓道的有关问题，但尚非其讨论的重点。嗣后，台湾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穷三十年之精力著有《唐代交通图考》一书，第四卷《山剑滇黔区》尽收唐宋涉及米仓道之史料，对米仓道的路线、里程、驿馆都做了详尽的考证，可谓开启了米仓道专题研究之新时代。继之，蓝勇先生通过实地踏勘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著有《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一书，书中对米仓道（唐宋时称大竹路或巴岭路）的路线、历代取用情况以及史籍所载的截贤岭、孤云山、两角山的位置做了周详的考证，并指出严耕望先生所认为的鹄鸣驿、恩阳驿在唐宋时米仓道之上为不察地势之误。随后，余忠平先生著有《龙岗流韵——南郑文化遗产研究》一书，在第四章“米仓道历史遗迹”中，对米仓道上驿站、古城遗址、典故、墓志铭、文人交游等情况作了详细地论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内地著名高校以及巴中市文物局联合组织了米仓道考古探险调查活动，著有《险行米仓道》一书，图文并茂，全面、系统地展示了米仓道现状以及考察成果。 一、米仓道首通时间及其释名 米仓道是连接汉中与川东的交通要道，在唐宋时又称大竹路、巴岭路、大巴路、小巴路。对于米仓道的开通时间，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黄盛璋先生根据《三国志·张鲁传》中“鲁乃从汉，奔南山，入巴中”以及《华阳国志》中“（建安）二十年（215），魏武帝西征张鲁，鲁走巴山”的文献记载，便认为米仓道首通时间应在东汉末年。此说一出，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几成定论。严耕望先生亦认为“（米仓道）至迟汉代末年已相当开通矣”。直至二
[收稿日期]2005-12-23 [作者简介]杨冬磊(1980-)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旧权威的衰亡 ———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 杨冬磊 (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上海 20037) [摘 要]20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战争的爆发,业已拙态百出的清王朝,面临着因 外忧、内患而带来的空前的权威危机。为了挽救其权威的不断衰亡,清廷毅然采取了包括:整顿吏治,调整机 构;整顿军队,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制,改变教育体制在内的新政改革。然而,由于改革时 机的把握不及时,策略方式的采取失当,以及改革者自身的能力缺乏、私心作祟等不利因素的局限,改革各项措 施的实施终未能达到改革者的初衷。进而,这场意在自救的改革最终竟成了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是革命的替代 物。旧权威衰亡的改革瓶颈充分彰显。 [关键词]新政;旧权威;整顿吏治;新军;科举制;振兴实业;改革瓶颈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96(2006)01-0070-02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起义与八国联军战争,以慈禧为首的 清朝皇室逃亡西安,清政府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政治危 机。政治危机带来的《辛丑条约》被迫支付的4.5亿元巨额赔 款,以及之后在军事上、外交上主权的丧失殆尽,最终使清廷翻 然醒悟,开始了一场旨在自救的革新运动———即清末新政改 革。此一改革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教 育等方面的改革,来挽救因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带来的旧传统权 威的不断丧失,从而达到统治地位的转危为安。然而民族危机 下传统社会中改革的瓶颈效应(改革之目的乃为旧权威创造新 的通知合法性。其实现同时需要一定旧权威的存在支持,然而 改革的进行却又在不断的消减这样的合法性支持),最终未能 使没落的清王朝达到其改革的初衷,改革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而清政府却没有能力与决心妥善处之。最终,改革反而加速了 传统权威的衰亡。一、业已存在的信任危机戊戌年间,因甲午战败而导致的光绪皇帝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人人皆庆幸“吾国终可富强矣”。这体现在 清末曾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所提到的那样:“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1](P360)然而,不幸的是此次变法运动终因领导者———无实权的皇帝采用的过激行为而促成的反对派最大的联合,瞬间将变法扼杀于摇篮。然而,令人啼笑的是,时隔6年之后,这些曾经凶残镇压旨“变法图强” 改革的罪魁祸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又一次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其动机和效果自然遭到了国人的怀疑,使国人产生了一种“你刚唱罢,我登场”的政治做秀感。加之改革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腐化堕落本性在民众内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决定“新政”改革的政治动员是十分有限的,这对于旧权威改革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无疑是“原罪”性的。“假维新”、“伪变法”之说层出不穷。就连曾是清廷卫道士的梁启超也曾以此等词句相讥。改革者的信任危机由此可见一斑,权威影响已大不如前。二、整顿吏治收效甚微,财政危机引来统治阶层腐败的变本加厉乾嘉以来,统治阶层的腐败业已成风,清末新政却未能在整顿腐败上有所作为,反而使贪官污吏者借以新政巧立名目,聚敛 钱财,情况之严重随着新政期间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断实施所带来 的财政危机的加深而更显巨之。众所周知,一项改革的成败除决策的正确与否之外,还要求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清末新政时期,经济困难却出现了某些恶性循环。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2](P306)由此可见,清廷要推行新政,必须投入必要的改革经费。然而,严重的财政危机却使此项经费无从来源。致使,清廷一面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敷衍了事,一面加重旧税、增设新税,榨取名目之多,手段之苛为民之怨声载道。更严重的是这种恶性的榨取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 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毒害,至于不可纪极。”[3](P309)其腐败之厉不言自明。这样,在民看来,政府已不再是为民之所愿,官吏也不再为民之父母了。改革者的权威遭到了削弱,改革的合法性也开始引发了质疑。三、效忠国家而非效忠王朝的新军“1840年以来外侮的不断屈辱局面亟需一支现代化的强大 武装力量来加以改变;同时,一个愈来愈感到由于人民的不信 任而产生的统治危机的政权也必定更多地依靠掌握在手中的武装力量。”[4](P224)因此,出于对外患与内乱的考量与应对,军事改革,特别是新军的编练顺然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这支现代化程度在当时看来算是极高的军队却未能 成为改革者用以维护旧权威的利器反而异化为促成其旧权威衰亡的催化剂。首先,新军的编练从筹饷到训练成军,皆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并且,所募之军均为“土著”———即招募之兵需在此省居住并有家,此一要求无疑增加了所编军队的地方独立性。加之中央对地方财权、军队控制有限,当王朝面临政治危机之时,新军的效忠与否更多地取决于王朝对于各省督抚的 政治威慑与控制(这在当时显然已是 “微不足道”的了),而非取决于旧权威在普通士兵心目中所产生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这 在当时,更是 “驱之即散”的)。其次,新军的官兵,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大部来源于国内新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或是被派遣出国学习军事的留学生。这些军官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对于历史的发展潮流,特别是介于此种潮流之下的清王朝 的腐败、无能,看得更为清楚。由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激进反清者的极力拉拢与鼓动,在他们心中,对旧王朝权威的效忠已经转化为对“新国家”的憧憬。至此,旧权威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捍卫者和支持者,权威丧失已无可挽回。 四、科举制的废除———一项近似于“休克疗法”的改革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宣布“自丙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 科考试亦即停止。”[5](P5394)至此,在中国自隋唐以来,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遂告废止。首先,科举制的停废就现代化的意义上讲,无疑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不仅加剧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更从观念上转变了士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权威的无知顺从。而后者更是为民 众,特别是为原有社会精英的民主参政意识的提升提供了必不 第23卷 第1期 河 北 建 筑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社 科 版) Vol 123 No 112006年3月 Journal of H ebei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S ocial S cience Edition ) Mar 12006
杜甫陆游比较谈文献综述 摘要:本课题的意义在于对杜甫与陆游在爱国主义诗歌内容及诗歌艺术方面进行比较，找出其相同点和不同点，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在杜甫与陆游比较的研究中，有很多的相关研究，有爱国主义诗歌方面的比较，有对其在诗学方面的比较。著作有《陆游传》、《陆游评》、《杜甫诗集》、《宋诗选注》等，搜查文献资料的资料库是“中国知网”，以关键字“杜甫”“陆游”“比较”的方式进行搜查的。参考的文献有十余篇，对本论文具有直接参考价值的有五篇。 正文:文献有三类：对论文有直接性参考价值即对杜甫陆游进行比较的；关于杜甫的诗选及相关研究；关于陆游的诗选及相关研究。笔者从文献对本论文的观点贡献角度分为两方面加以介绍，即爱国主义诗歌和诗歌艺术两个方面。 一、爱国主义诗歌的比较 1.李向娟. 杜甫，陆游爱国主义诗歌之比较[J].现代语文，2008.08 2. 杨小丽. 对杜甫和陆游爱国主义诗歌的对比研究[J].语文建设，201 3.01 3. 邱鸣皋. 陆游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 4. 李利民. 安史之乱与三大诗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05 5. 朱东润. 陆游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01 6.云梯客. 杜甫与陆游诗中忧患意识的比较 [EB/OL].https://www.doczj.com/doc/4c7569705.html,/u/2726765677 7. 黎远方. 论屈原，杜甫，陆游爱国诗的异同[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5.12 8. 钱钟书. 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9. 黄永年. 杜甫诗选译[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05 李向娟的《杜甫、陆游爱国主义诗歌之比较》较为系统地从杜甫陆游的爱国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方面进行了比较，对我的启示很大。其在二者爱国主义诗歌的共同点上提到了三点，分别是忠君报国的理想志向上、揭示统治阶级的压迫以及关心民生上、渴望国家太平上。这对于我探索二者爱国主义诗歌的相同点有很大启示，特别是其“人民性”这一点对我的启示。该论文以两位诗人都是来自宦官家族为引子，点出两位诗人能够脱离其阶级局限性而贴近百姓的客观和主观原因，笔者再结合《安史之乱与三大诗人研究》、《陆游评传》和《陆游传》中对杜甫陆游生平经历的介绍，使笔者对两位诗人能够脱离其官宦阶级意识而投身对统治阶级的揭露和对人民的同情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作者为证实其观点，列举出的诗句都具有典型性。例如作者证实杜甫诗歌的“人民性”中，特别列举了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所作的“三吏”“三别”，而典型诗句的列举更有说服力地把这种人民性展示出来，对于我在本论文的撰写中借鉴意义很大。在对比杜甫与陆游在
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综述 文章对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综述了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张之洞与百日维新；张之洞与清末新政；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有利于学界更好的了解研究的不足，推动对张之洞其人及思想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标签：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研究綜述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清末名臣，晚晴洋务派代表人物。近年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不断解放，对张之洞的研究突破了固定僵化的格局，研究的角度不断拓展，视野更加开阔，新的论点及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近三年来，关于张之洞研究的文章近百篇，另有5本专著出版。 一、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 关于张之洞其人综合性研究的主要有：胡克夫、陈旭霞、戴逸、吴剑杰等等，各有侧重。 胡克夫，陈旭霞的著作《晚清燕赵社会大变局以张之洞的改革观和文化观为考察主线》在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制度变迁，文化结构变迁，教育制度变迁，军事制度变迁，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变迁，思想领域变迁等这些方面为经，以燕赵近代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过程中的路径抉择与约束条件为纬，分析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及其实践，以此揭示引发近代燕赵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由裂变向质变的主因。[1] 在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戴逸《清代人物研究》的书中，从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张之洞的历史功绩，张之洞从官脉络清晰，基本按时段分，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2] 二、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研究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研究张之洞其人的一个侧重点，许多学者如蔡红、石文玉等等进行了关于其中体西用思想实践的研究，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有期刊和学位论文等。近三年来，一些学者也尝试从一些侧面挖掘其更深刻的内涵。 学者谢放从学术与政治文化层面比较梁启超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异同，并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两者思想的分野和对立。[3] 张勇从《劝学篇》这个角度认为，其主旨思想“中体西用”起到了汇通中西、平衡新旧的作用。张之洞所建构的“兼采中西而又调和新旧”的文化结构，在近代中国社会实际上演绎成一种文化实践，其重要价值在于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转型
中国民间美术研究论文 题目：跳岭头之傩舞文化 姓名：王淼文 班级：09级(1)班 指导老师：蓝学会 学号：20094106139
中国民间美术跳岭头之傩舞文化 论文摘要：“跳岭头”又叫“岭头节”、“看岭头”、“傩舞”、“颂鼓”、“岭头调”、“跳鬼僮”，是钦州最古老的一种祭祀形式的带面具舞蹈，是一种驱瘟逐疫，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为目的的祭祀仪式。 关键词：跳岭头、傩戏、岭头节。 历史介绍 柯琳在《傩文化刍论》中介绍，傩可能产生在夏代中期，到商（殷）代已有定形。西周文献记载亦已有“天子傩”的说法，可见孔子时，国有“天子傩”（即国傩），百姓有“乡傩”（即乡人傩），“傩”已有一定的体制。 据民国三年《灵山县志》卷二十二《风俗志》记载：“八、九月各村多延巫师鬼童于社前，跳跃以编，始入室驱邪疫瘴，亦乃乡傩之遗意也。”这说明灵山县的“跳岭头”与古代的乡傩有血亲关系。这种带有古傩特征的“跳岭头”习俗，其最早文献见于明嘉靖《钦州志·风俗》载：“八月中秋，假名祭报，装扮鬼像于岭头跳舞，谓之跳岭头。”；清嘉庆《灵山县志》载：“八、九月各乡村多延师巫鬼童于社坛前赛社，谓之还年例，又谓之跳岭头”。男女聚观，唱歌互答，因而淫乐，遂假夫妇，父母兄弟恬不为怪。”据灵山县秦屋山村老艺人黄业高、秦宾缘介绍，该村自秦允函、黄志能立庙、立社起，就开始在村场跳岭头了。据秦家族谱，秦允函距今已有十七代，如按每代二十年推算，秦屋山村的“跳岭头”至少有三百四十年。 风俗简介 在广西南部地区的钦州、灵山、浦北一带，每年的农历八、九月份，大部分村庄以氏族为单位，陆续过“岭头节”。“岭头节”，部分地区又称“吃庙”，其隆重程度仅次于春节。“岭头节”中最重要的祭祀活动是“跳岭头”，是一种为村屯辟邪收妖除瘟、祈求庄稼丰收、人畜平安、保护村屯清吉所进行的一种宗教活动，因其多在村边缓坡岭头上举行，故称为“跳岭头”。祭祀过程中一人击象鼓指挥全局，二人敲锣配合鼓声，老道公跟随音乐节奏，有次序地完成每一个程序。它的特点是歌时不舞，舞时不歌。各村每年都在农历八至十月这段时间内举行一次，历次遵循，已成惯例，故又称“还年例”。 主要内容 2006年，“跳岭头”被确定为广西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跳岭头”又叫“岭头节”、“看岭头”、“傩舞”、“颂鼓”、“跳鬼僮”，它是钦州最古老的一种祭祀带面具舞蹈。民众用之祈求风调雨顺，年景丰收。其装演则如黄金四目，执戈扬盾之制，先于社前跳跃以遍，始入室驱邪疫瘴疠，亦乡傩之遗意也。”这种傩戏沿袭了商代傩舞的基本特征，成为桂西南地区独特的民间表演艺术。从现在还跳的几个舞蹈的特征动作---击掌转身装山字头等舞姿看来，它与
浅论柳永的都市情结 王宏飞 摘要：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倾注的角度必然影响到创作载体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貌的走向，也反映创作内心本质情感的内在集合方向。本文试图从柳永创作中深入分析其都市情结产生的特殊原因、与其创作的特殊关系，并揭示柳永都市情结所产生的时代影响和社会价值。 关键词：柳永都市情结 柳永是北宋词坛上一位杰出的词作家，他的词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创造性的建树，特别是慢词的创作，对宋词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柳永在创作当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大量创作反映市民阶层生活思想的俗词，也因此历代文人对柳永和其词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柳永却深受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俚不伤雅，雅而能俗”，收到了“雅俗共赏”之功。在当时获得“凡有井水出，皆能歌柳词”的社会效果。柳永及其词在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对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作深入的研究，真正挖掘其特殊背后的本质性认知。 创作主体的生平历程必然影响到创作载体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的走向。问下，从其本质而言，实则也是人学，艺术本体与人的生命是同结构的，文艺风貌的形成和艺术主体活动尽管不能画上等号，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人的生命活动中寻得解释。1 文学作为人的心灵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和心理状态，体现创作者的心路历程。对柳永生平的准确把握，方能更好地理解柳永及其词，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特质。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嗜卿，排行第七，又有“柳七”之称。一生立志入世，但仕途极为不顺，受挫之后又消极混迹于娼馆酒肆的下层社会当中。也正由于他能融入市民阶层当中，从心理情感上接受下层生活，也为他的词作内容革新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真正反映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取得极大的成就。 柳永生于一个典型的“奉儒守官”的书香门第。家乡崇安文风鼎盛，“诸儒继出，蔚为文献名邦”。柳永的祖父柳崇以“义行可风，尝以待孝为由，终身‘御衣称处士’” 2 ，以儒道修身齐家。柳永的父亲柳宜，为政耿直，得君之重，“任
关于研究陆游的论文 姓名：陈曼华学号：2011101143 一书法类 1.历年陆游书法研究述评 [J] 赵培峰《书法赏评》 2011年04期 2.简述陆游的书法观（一[J]）向彬;郭志鸿; ;老年教育(书画艺术);2009年11期 3简论陆游的书法观(二) [J ] 向彬;郭志鸿; ;老年教育(书画艺术);2009年12期 4. 从《自书诗卷》看陆游的书法风格[J] 沈一萍书法赏评;2008年05期 5. 名岂文章著——爱国诗人陆游的书法艺术[J] 石寒 [青少年书法;2004年19期 6. 陆游的书法[J] 刘石中国书画;2006年03期 7. 陆游五帖[J] 肖燕翼;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01期 8. 曹春华;;陆游、范成大书法之比较[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03期 9. 许国平;陆游中晚年书法四件考析[J];收藏家;2004年04期 10. 褚又君;;心空万象提寸毫老蔓缠松饱霜雪——陆游的书学思想探析[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05期 二．词
1. 农辽林;;陆游词研究综述[J];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02期 2．苏爱风;;陆游词中的“梦”“鬓”“泪”[J];文教资料;2007年07期 3. 才学娟;;试述陆游对词的认知态度及创作实践[J];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03期 4. 黄连平;放翁原具自家真——浅谈陆游词的内容特色[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05期 5. 陈晨,张明华;“英雄”的狂想与悲歌[J];语文学刊;2004年03期 6. 付桥生,刘瑞凤;陆游词的语言风格浅析[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S1期 7. 梁桂芳;陆游词的心态——兼论陆词风格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4期 8. 宋艳;亘古放翁梦断沈园[J];职教论坛;2004年29期 9. 杜研;人日梅花分外妖娆——第十二届(癸未)人日活动在杜甫草堂举行[J];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01期 10. 文伯伦;陆游和一个四川姑娘的哀怨之歌[J];文史杂志;2002年02期 11. 陈淼;陆游词艺术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 12. 张莉姗. 陆游词心初探[D]. 贵州大学 2008 13. 王平. 放翁词综论[D].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14. 韦少娟. 论陆游词的艺术特色[J]. 韶关学院学报. 2007(02)
近十年汉画像石中的汉代乐舞研究综述 文学院 10级1班宁夏学号：2010013666 摘要：汉代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汉代歌舞是中国古代歌舞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画像石上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乐舞图像将二者完美的结合，不仅再现了雄浑广博的大汉风韵，更体现了当时文化繁荣、气势恢弘的时代精神。近十年，随着汉代画像石的不断挖掘，对汉代画像石上的汉代乐舞研究也日益繁盛。本文将从汉代乐舞画像石的地区分布及特征、乐舞类型、审美以及影响四个方面对近十年来关于汉画像石上的乐舞研究进行整理。 关键字：汉乐舞画像石分布地区乐舞类型审美影响 一、汉代乐舞画像石分布地区及特征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汉画像石的分布十分广布，卫雪怡在《汉画像石的乐舞研究》中对汉乐舞画像石的区域分布及特征进行了阐述。她将汉乐舞画像石分布地区分为四个大区域，分别是：画像石数量最多、分布区域最广的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中部的广大区域；以南阳为中心，包括湖北省北部地区在内的区域；以成都、重庆为轴心的川渝地区和陕北、晋西地区。以山东为首的第一个分布区域受儒家文化和道家升仙思想影响颇深；以南阳为代表的第二个区域受楚文化影响最大，长袖细腰、轻盈飘逸的楚舞风格、小型乐队的表演艺术等形式是此区域汉乐舞画像石的主要艺术特征；以成都、重庆为轴心的第三个区域深受巴渝文化影响，浓郁的西域文化风貌，手持鼗鼓和排箫的伏羲、女娲图以及独特的巴人民间舞蹈是本区乐舞汉画像石最为显著的艺术特征；陕北、晋西地区的乐舞画像石以剪影似的科化手法、鼓员敲击建鼓是动作缺乏舞蹈性、长袖舞伎人衣长袍、挥广袖舒缓而舞为主要艺术特征。除了以上四大汉乐舞画像石区域，卫雪怡还阐明散见于各省的画像石也不少，但数量有限、画面表现内容相对单一，不具有代表性和区域性特征[1]。关于汉乐舞画像石地域分布，吴金宝对于分布区域划分和特征描述与卫雪怡大致相同但稍有差异，他从深沉厚重的苏鲁豫皖边界区的艺术风格、迤逦灵动、迷离浪漫的南阳区乐舞艺术风格和博采众长、独具特色的四川去乐舞艺术风格对目前各地出土的汉代乐舞画像石的内容、形式、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描述总结[2]，对于相关方面的研究有一定价值。关于汉代乐舞画像石地区分布的研究梁宇在《从汉画像砖石上寻访汉代舞蹈》[3]中也有简单阐述，但是分类不如前两位清晰、描述也没有前两位详细。 除了对汉代乐舞画像石整体分布及特征的研究以外，对各代表区域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其中对南阳地区的汉代乐舞画像石研究最为突出：王松阳从图像学角度，以汉代画像入手，探讨了百戏中舞蹈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女乐歌舞表演的技术和韵味，“四夷”之乐与汉乐舞的融合与繁荣，以及汉代贵族间自娱性的即兴舞蹈和礼仪性舞蹈“以舞相属”风俗等方面对南阳汉代乐舞画像石进行了研究[4]；黄茜文以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乐舞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通过乐舞图像中的舞姿形态、表演形式以及对汉代社会文化娱乐生活的折射等方面来追溯汉代艺术的嬗变轨迹[5]；田平以南阳汉乐舞画像石为标准从六个方面欣赏汉画像乐舞艺术的审美内涵：飘逸轻盈奔放的舞技给人一种艺术美的享受；用生动形象演绎出震人心弦的旋律美；舞蹈者妩媚动人的形象给人一种自然美的愉悦；夸张变形，出奇制胜；寓巧于拙，稚拙朴实之美；“形神兼备”——汉画乐舞具有传情达意的美学意蕴 [6]；王蕊研究的是南阳汉画像石刻与汉乐舞融合所产生的双向审美效应的表现和内在成因与机制[7]；王孟秋则是对南阳汉画像石中常见的几种乐舞形式——建鼓舞、长袖舞、盘鼓舞进行了探讨，讲述它们各自的舞蹈艺术特点，分析了汉代乐舞繁荣的原因。通过研究汉画像石
物联网研究综述 摘要：从物联网基础出发，介绍物联网的基本架构，关键技术，射频识别（RFID)、传感器网、M2M技术，并举例说明物联网在城市建筑、交通、农业等生活领域中的应用。指出物联网产业在未来发展中的各种挑战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物联网；射频识别（RFID);传感器网；M2M;智能 1引言 1995 年，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一书中提及物联网概念。1999 年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提出物联网概念。2005 年11月，国际电信联盟发布了《ITU 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报告，正式提出物联网概念并对其含义进行了扩展。2010年3月我国召开的两会上，物联网被明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伴随国家“十二五”规划出台，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将成为我国大力扶持和发展的七大战略性行业之一。据权威机构预测，国家将在未来十年投入四万亿大力发展物联网，智能建筑、智能办公、智能家居、RFID等产业将是未来重点发展的领域。作为物联网产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融楼宇自控、电视监控、防盗报警、综合布线等众多系统于一体的建筑智能化领域，同样迎来了自主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大好机遇。由第三次信息化引发的“智慧”浪潮，正在打开我们对未来智能化生活和城市发展的广袤空间，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深刻改变世界。 2物联网的概念 一般国际通用的定义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其目的是实现物与物、物与人，所有的物品与网络的连接，方便识别、管理和控制。 物联网的问世打破了传统思维，过去是将公共基础设施和IT基础设施分开：一方面是机场、公路、建筑物；另一方面是数据中心，个人电脑、宽带等。在物联网时代，电缆、钢筋混凝土将与芯片、宽带整合为同一的基础设施，意味着基础设施是一新的土地，所有物的运转都在其上运行，包括经营管理，生产运输，社会管理乃至个人生活。2005年11月，国际电信联盟发布了《ITU 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报告指出，“无所不在的‘物联网’通信时代即将到来，世界上所有的物体从轮胎到牙刷、从房屋到纸巾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主动进行数据交换。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已经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之间的连接发展成
简析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改良 ——以新式模范监狱为中心 摘要：20世纪初，清政府为国内政治形势所迫，不得不实施一些“新政”措施，其中包括修订与狱政管理有关的法律。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全国各地新式监狱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新式的狱政管理制度，使当时的狱政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推动中国新式监狱的转型。受传统监狱管理制度以及观念的影响，清末监狱改革仍有其局限性。 关键词：清末监狱改良京师模范监狱 北京市宣武区有两条著名的街道：半步桥和自新路，据说这两个地名来源于坐落于此的京师第一监狱。犯人戴着脚镣只能走半步，但是犯人在这里走向了自新。因狱中的五排监舍以中心岗楼为圆心散射开去，状似王八，故俗称“王八楼”。京师模范监狱兴建于1910年，起因是清末迫于国内国际形势，必须抛弃笞、杖、徒、流等刑罚，引入现代监狱管理体制。解放后更名为北京市监狱。 一．京师模范监狱的缘起及建造过程 监狱作为执行刑罚的场所，是体现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监狱始终被看作是野蛮和黑暗的象征。鸦片战争以后，监狱改良思潮迅速兴起，毫无疑问，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清末统治者为解决其政治困境，不得不打起“预备立宪’的旗号，为了响应这一旗号，光绪31年(1905年)诏令载泽、载鸿慈等五大臣分赴各国考查宪政。回国后，奏准将刑部为法部，设典狱司掌管全国狱政，并改“刑部监”为“管守所”。光绪34年(1908年) 在京师法律学堂内增设监狱专修科，请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担任教授。并协助草拟监狱法律。 当时很多大臣都极力主张设立新式监狱，法律修订大臣沈家本就是其中之一。清政府也认识到了建立新式监狱的必要性，在清政府的催促之下，不仅在京筹建新监狱，还通令各省一律筹建新式监狱，新式模范监狱的建设工作在各省陆续展开。京师模范监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并成为当时新式监狱中的模范。 监狱的选址是法部在奏请获准后，清政府实拨地120亩，作新监狱建设用地。这里原是前清八旗(满蒙汉军)校场旧址。监狱的规划设计由日本法学博士小河滋次郎博士负责，设备
李煜研究综述 李煜是我国晚唐五代影响较大的词作家。他的词作以南唐降宋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主要奢华的贵族生活，后期主要写亡国之思，现存其词作三十余首，其中后期词作占三分之一。对于李煜的创作，前人专论很少，为单篇论文的较多，但这并不代表否认他在词史上的地位。 关于李煜的词作，有人认为他的后期词作“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堪称“神秀”之作；也有人以为是“亡国之音哀以思也”，没有可取之处。就其肯定的方面来讲，对于李煜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的评价，一般来讲是从三种方面来讲： 一方面是分析“李煜词为什么能够穿越千年的历史”。其原因大概认为有以下几种。 第一，王国维说：“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李煜词的精神生动飞扬足以超过现实涵盖一切，他用白描手法通过梦境的叙述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 将词的意境美写到极致, 创造了一个清新自然, 坦率真切的审美艺术境界。【《以悲为美，以境为鉴——论王国维对李煜词的评价》赵青，《语文学刊》2008年04期】他善于深入到人的心灵最深处，而又能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比喻和形象的语言，把那种抽象的、可感而不可说的感情，真实具体的描述出来，完成抒情诗人自我心理形象的塑造。【汤人民《王国维“境界”说试探》《南师学报》1962年第3期】这种不经意间营造的意境，给人以深切感受，让人难以忘怀。 “赤子之心”也是其作品能引起他人共鸣的重要原因。李煜词通常直言本事，一往情深。【唐圭璋《李后主评传》《读书顾问》创刊号，1934年3月】这位“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王国维《人间词话》第十六则），阅世甚浅的词人，始终保有较为纯真的性格，在词中一任真实情感倾泻。他的前期词写宫廷享乐生活的感受，对自己的沉迷与陶醉不加掩饰；后期词写亡国之痛。血泪至情。无论是荒唐的生活或是亡国的无奈，本都是不可饶恕的事，但由李煜如此坦率的说出，又不禁让人为他惋惜而不忍责怪。 悲情作品承载了中国古代文人乃至整个汉民族的感伤世界。“读者往往走进诗人所创造的意境中去，往往把自己内心的主观世界融进诗人客观世界中去。”无疑，李煜词创造了亡国之痛、亡国之思、离别之苦、孤寂之恨、故国之恋的尖锐冲突，他将自身的身世之慨，上升为人类普遍情感的高度，营造了无限的忧患和惶恐的悲愤情结气氛，冲破了强烈的时间意识和廖廓的空间意念，在读者心中聚变成词学张力，荡气回肠，感人殊深。【《简论李煜词穿越历史时空的词学张力》王惠民，《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10期】
关于陆游研究的文献综述 文学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高级文员） 080104028 余艳娟 指导教师于玉贤教授 一、前言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南宋时期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诗歌作品存世量最多的诗人。他一生创作诗歌无数，今存有九千多首，诗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爱国是陆游诗歌的主导思想，主要表现在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这类题材诗歌风格雄浑豪放，沉郁悲壮，是最能反映南宋时期爱国热情，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成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 二、对陆游研究的现状 陆游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以其显著的成就而独树一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从他成名到后代，一直颇受关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陆游的认识和评论、研究侧重都不同。以下就所阅读、了解的材料予以整合综述，望能有一个统一性。 一、从南宋到清代 从图书馆收集资料，知道这一时期的资料基本上都收集在孔凡礼、齐治平编写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资料汇编》中，资料中大多数片言只语、散论方式对陆游给出评价。 (一)南宋时期这一时期的相关资料除了对陆游家世、生平经历的介绍，对陆游一些具体诗句的评述外，还涉及陆游的地位、陆游对前代诗歌的继承、陆游诗歌的特点等方面。 1．关于陆游的地位。陆游在南宋当时就有很大的名声，有“小李白”之称，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被视为“中兴之冠”。陈振孙认为他的诗“为中兴之冠”【1】，戴复古说“茶山衣钵放翁诗，南渡百年无此奇。”【1】周必大说他“高处不减曹思王、李太白，其下犹伯仲岑参、刘禹锡”【1】，林景熙将其与杜甫相比较：“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水。龟堂一老旗鼓雄，劲气往往摩其垒。”【1】2．关于陆游对前代诗人的继承。杨万里说他“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1】，周必大说他“得李、杜之文章，居严、徐之侍从”【1】，姜特立认为他“不蹑江西篱下迹，远追李杜与翱翔”【1】，指出陆游学习前辈诗人，融入自身，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 3．关于陆游诗歌的特点。姜特立在《应致远谒放翁》中说：“此翁笔力回万牛，淡中有昧枯中膏，有时奇险不可迫”【1】指出陆游诗的平淡和奇险。杨万里称其特点为“敷腴”【1】，姜夔称为“俊逸”【1】。戴复古在《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日：“人妙文章本平澹，等闲言语变瑰奇。”【1】虽然说法各不相同，但也可见陆游诗的意味醇厚而又自然的特点。 (二)元代 元代只有方同对陆游的评论最多也是最恰当。方回指出了陆游诗的渊源还有中晚唐。他说：“学唐人丁卯桥诗，逼真而又过之者：王半山、陆放翁。集中多有其作。”【1】“放翁诗出于曾茶山，而不专用江西格，间出一二耳。有晚唐，有中唐，亦有盛唐。”【1】在《瀛奎律髓》中，方回指出了陆游诗歌的特点。他反复用“熟”和“新”这两个词语来评价陆游诗。与“熟”相关的评语有“熟之又熟”、“烂熟”、“律熟”、“平熟”等，与“新”相关的词语有“生新”、“新美”、“新诡”、“新异”等。“熟”是随手拈来，自然妙成的；“新”是不落俗套，刚健清新。他还指出陆游诗歌善于描绘景物的特点，如“颇能道钱塘风物”、“此景未易得也”、“新冬野景，搜抉无遗”【1】等等。 (三)明清时期 明代评陆游的人相对较少，评者对陆游多持敬意。如祝允明《书新本渭南集后》日：“放翁文笔简健，有良史风，故为中兴大家。”【1】文彭《题放翁帖》日：“放翁以诗名天下，受知周益公、范文穆，为中兴大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 清末新政是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参见相关的综述论文，但是，在中国。或者在整个华人历史界，清末新政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景象，但这类事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海峡两岸的个别历史学家引用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所谓康有为和梁起超的“公车上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绝大多数华人历史学者依旧在散布谎言，有的在相关专著中继续扯谎。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上，华人历史学者基本是儒教传人，而儒教华夷之分侵入骨髓，明明在撒谎也在所不惜，这是儒教的老传统了，儒教弟子们撒谎不认为是可耻的，而是认为在维护儒教的神圣，比如，孔子删诗，孟子就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儒教把持的“历史”撰写很多是假的，但儒教弟子不脸红。二是政治上的，民国的建立，以摧捧明朝贬低清朝为其基本论调，而我党是几个阶段，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也就是继承了孙文的革命。台湾和香港的更是维护民国的中国历史“定义”。因此，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看。今天的华人历史学界基本是在否定和丑化清代为目标。 清末新政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伟大的事件。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过是进行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 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 1840年，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将中国带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160年来，中国屡经变革，愈挫愈勇。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凡是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无不试验过，中国成了各派政治理论的试验田。政权组织形式，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是一党专政还是轮流坐庄？是虚君共和还是开明专制？等等，都经过实践的检验。
宋四六研究综述◎施懿超 发布时间：2008年1月28日 13时56分 施懿超 广义的宋文包括散体的古文，也包括骈体的四六文。从宋文研究史的角度来看，宋文的研究和诗、词等相比相对较弱。从民国初年到1949年的这一时期内，专门的宋文论著极少，有关宋文的论述多较为简略地见于文学史、分体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著作中，涉及骈文的部分亦如此，这一时期出现一批骈文专著。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的三十年中，对宋文的研究又往往集中于个别大家和少数名篇，范围过于狭窄，对骈文的研究几乎为零。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宋文研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真正展开，对骈文的重视也是此后的事了，台湾学者有关骈文的论著大致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始。本文对宋四六研究现状的分析大体分民国时期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两个时期展开。 一、民国时期研究状况 民国初年到1949年时期研究状况。民国时期的骈文研究相对兴盛，出现一批骈文专著，关于宋四六的研究自然是其重要部分；同时文学史等著作也对骈文给予一定程度的论述，其中对宋四六多有专章或专节论述。这一时期的宋四六文研究可说是初具规模，对宋四六的一些基本问题有了初步的论述，宋四六研究格局初定，许多观点被七、八十年代以后骈文研究学者包括台湾学者所沿袭。 骈文著作方面有谢无量《骈文指南》、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金秬香《骈文概论》、钱基博《骈文通义》、刘麟生《骈文学》和《中国骈文史》、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等若干种。此外还有如王仁溥《评注骈文笔法百篇》、王承治《骈体文作法》、张廷华《新体广注骈体文自修读本》（全二册）、金敏伦《（分类精选）骈体应用文》（上、下）、金茂之《四六作法骈文通》等一些以指导初学为主要目的的骈文选本。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著作方面有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柯敦伯《宋文学史》、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等多种，谢、钱同时有骈文著作问世，所以将两类著作放在一起论述。 骈文著作方面有谢无量《骈文指南》、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金秬香《骈文概论》、钱基博《骈文通义》、刘麟生《骈文学》和《中国骈文史》、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等若干种。此外还有如王仁溥《评注骈文笔法百篇》、王
如何评价“清末新政”，在史学界尚有明显的分歧。本文拟就清末新政的后果、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略抒管见，请同志们指正。 一、关于清末新政的后果。历时10年的清末新政，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笔者认为，正确估量新政的后果，是确认它的历史地位的关键。 清末新政的推行，其消极作用是明显的。 首先，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如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发布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960万两(《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5116—5117页。。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隶，1902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925页。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 其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崛起是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第三，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对此已有多论，此不赘述。 第四，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因为在清末，清朝旧式军队早已失去战斗力，而所编练的新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再加上各地办起的警察，加强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侦缉和镇压，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