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证明”如何才能绝迹
让“奇葩证明”绝迹，根本还是要做到人性化的服务，尤其是，政府在设定审批事项、设计办事流程时，要从人性的常识出发，不是囿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管制思维行事“活生生的人在你们面前，还要派出所开具健在的证明，有必要吗？”“老百姓买房也要无犯罪前科证明，难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买房吗？”“一个小证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吧！”……近日，不少地方派出所的集中“吐槽”，让“奇葩证明”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传统“熟人社会”相比，现代社会里，流动性较强，人与人之间相对陌生。面对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一些证明，合理也必需。然而，搬家要“证明家中物品不是偷来的”，教师资格认定需要开具“无犯罪证明的证明”，开商铺要办“不扰民证明”，这样的证明，或是“不仅不必要还没法办”，或是“虽有一定必要性却不好办”。对于前者，群众还能通过“公章长征”的方式解决；对于后者，老百姓就只能“干瞪眼”了。也正因此，才会有人调侃，假如把这些“奇葩证明”故事搜集起来，就是一部现代版的《笑林广记》。
客观上讲，“奇葩证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手上的审批事项依然较多。比如，按照规定，开商铺办理营业执照，的确需要“不扰民证明”；进行教师资格认定，也的确要有“无犯罪证明”。另一方面则在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壁垒。信息互不共享，各部门就成为一个个“信息孤岛”，彼此之间只有通过纸质的证明，才能验证事实的真实性。而在各地，这些部门又相对分散，于是，群众只能“来回跑”。一项调查表明，在过去的一年，百姓办一个手续，有近13%的人跑了10趟以上，而3趟以下就办完的，不到1/3。
信息多跑路，群众就能少跑腿。让“奇葩证明”成为过去，除了要厘清哪些审批权力是政府该保留的，哪些该砍掉，更要在行政管理上“合并同类项”，用信息化的手段连接“信息孤岛”。比如，为何不考虑合并办事窗口，实现“一站式办公”，让群众即使要盖章，也少跑几段路？是否可以建立信息数据库，并通过互联网共享，实现“一证行天下，一网查所有”？再比如，能否逐步建立起居民信用体系，强化整个社会的诚信意识，为“奇葩证明”的减少奠定社会基础？
当然，即使“硬件”跟上了，“软件”跟不上，也不行。政府施政要义，在于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中央一再要求简政放权，为啥还卡着一些审批事项不放？简单就能判定的事实，为啥还要让群众“跑断腿”？无敬民之心，则无便民之行。说到底，“奇葩证明”的出现，根子还是在理念上。因此，让“奇葩证明”绝迹，根本还是要做到人性化的服务，尤其是，政府在设定审批事项、设计办事流程时，要从人性的常识出发，不是囿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管制思维行事。在权力做“减法”之外，在服务意识上做“加法”，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才能真正减少令人哭笑不得的证明，让老百姓少一些“证无可证”的无奈。
有这么一首小诗：“我问土，土与土如何相处？我们相互抬高。我问水，水与水如何相处？我们互相充盈。我问草，草与草如何相处？我们编织在一起筑成天际。我问人，人与人如何相处？”其实，杜绝“奇葩证明”的背后，是如何让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
融洽，这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人与人如何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的发问，值得每一位从政者深思。
应对突发事件，“信任共同体”很重要
面对这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中央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严查严办是确定无疑的
距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已经5天了。几天来，从中央领导到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着、牵挂着天津。肆虐的火焰吞噬了生命和财产，也灼烧着人们的心，舆论场满是对惨烈悲剧的震惊、对救火英雄的痛惜，更有对抢险救援、善后处置的关切与追问，也有一些质疑和传言。
事故发生3天之内，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两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严查事故原因，严肃查处事故责任人，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继13日刘延东、郭声琨等领导同志急赴现场指挥救援、慰问伤员之后，李克强总理16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习近平总书记赶赴天津，看望慰问消防队员、救援官兵和伤员及受灾群众，部署下一步救援救治、善后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
面对这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中央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严查严办是确定无疑的。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这样的大案都要一查到底、公开处理，还有什么必要对一起安全事故有所保留和隐瞒？又怎么可能“官官相护”？想明白这一点，就会知道有些疑虑是多么没有根据、没有必要。
只是，这起事故的处理难度，显然超出了我们的经验。无论是救援人员，还是采访记者、化工专家都承认，天津港“8·12”特大事故的燃爆现场具有高度复杂性，即便5天过去，前方还不能够宣布现场险情已经完全排除，相关事故原因也未能拿出阶段性调查结果。燃烧、爆炸往往会彻底破坏现场，此类事故的具体原因，调查难度极大，注定需要较长的时间，心急是没用的。
越是复杂，越容易引起舆情的关注甚至揣测。事故面前，及时发布事故处置信息，并不比洒向火场的灭火剂次要。公众对事故信息的需求，是与事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成正比的。越是严重复杂的事故，越应该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否则就容易发生“次生舆论灾害”，造成舆论上的被动，恶化事故处置的舆论环境，甚至给救援、调查、善后等实际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应该坦承，作为权威信息的提供方，我们的政府部门总想在把情况搞清楚、把证据搞确凿后再向公众发布信息，这与公众特别是舆论对事故信息的急切需求有明显落差。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相互理解：政府要充分理解公众的信息需求，尊重公众特别是事故中受伤害人及其亲属的知情权，随事故处置进程及时发布信息，让事故处理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坚决改变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做法；公众舆论对政府的谨慎和郑重其事也应给予理解，尤其应充分相信政府是想把事情办好的，一味的质疑和否定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事故具体原因调查难度大、需要时间长，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可慢慢来。有些情况，如涉事企业是否违规违法、政府有关部门监管是否到位等，是可以较快查明的，这就不能等。当
然，政府所提供的信息和对舆情的回应，应当以实事求是、经得住考验为第一要求，不能迫于舆论压力而仓促言事。政府希望发布的、老百姓希望了解的，都应是负责任的、经得起检验的信息。
政府部门希望尽量提供确凿的信息，公众和媒体希望及时了解更多情况，两种怀着同样目的但处于不同境遇的力量，如何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合力？这是信息时代的新考题。当此之时，救援还在继续，确定人员伤亡情况还在紧张进行。当此之际，信任最为宝贵，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信任共同体”，天灾人祸我们一起面对，不要被各种“负面猜想”牵着鼻子走。
别让旅游业被购物绑架
优化旅游发展环境，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不仅需要相关管理部门积极作为，也需要旅游企业加强行业自律，推进旅游业自身的规范化
“将全国游客按消费能力分为5个等级”，“导游面对消费能力高的团态度好一些”，日前，一些地方旅行社的潜规则曝光，让人感叹出去旅游也要分个三六九等。而在此前，“导游辱骂游客强迫购物”的视频，也曾风靡一时。青睐高消费也好，辱骂不消费也罢，都折射出旅游业被异化的尴尬现实。
在一个景观资源商品化的时代，尽管“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早已是传说，但是人们选择出游，多少希望摆脱凡俗的羁绊，在纵情山水间放飞心情。香格里拉的云，九寨沟的水，天涯海角的阳光，只有用自然的、不带“明码标价”的目光去打量，才有它应有的味道。如果这事儿也要和钱联系在一起，背后还有个人喋喋不休催你购物，那么湖光山色也会黯然失色，你一定会觉得很没意思。这不，经历类似遭遇的游客，就有人心生怨念，“这哪里是旅游，感觉就像坐牢！很不开心！”
把游客逼到这个份儿上，真的好吗？但问题是，这事儿也不能全赖导游，除了少数害群之马，多数导游其实也有“被逼无奈”的隐衷。由于劳资关系不合理、行业竞争不规范，他们不仅享受不到固定工资，在带团前甚至还要交“份子钱”。薪酬机制如此扭曲，服务质量就可想而知了。对此，地方政府部门没有理由置身事外，任由行业潜规则愈演愈烈，而应该擎起监管利剑，厘清导游酬劳机制、规范行业竞争环境，让旅游业发展回归理性。
这些年来，随着国内旅游市场不断升温，一些拥有景观资源的地方纷纷打起旅游观光的大旗，希望从庞大的市场蛋糕中分一杯羹。发展的热情可以理解，多一条腿走路也是好事，但是在“大干快上”的同时，也要保证服务质量的提升。否则，由于游客不购物而恶语相向，甚至拳脚相加，再饱满的旅游热情也会因此裹足止步。当地的旅游形象、旅游业发展能不受到影响吗？
“破窗效应”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政府部门和旅行社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但问题就在于，一些地方对提升服务质量兴趣索然，倒是一心想把旅游市场当成“提款机”，导致景区票价上涨、商户搬迁，进一步恶化了旅游环境、降低了服务水平。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着力改善旅游消费软环境”。净化旅游市场、规范竞争环境等，自然是落实意见要求的应有之义。优化旅游发展环境，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不仅需要相关管理部门积极作为，摒弃“管理就是收费”的短视
思维，夯实旅游业发展的长远之基，也需要旅游企业加强行业自律，推进旅游业自身的规范化。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旅游也是一样，只有当它免于不当利益的腐蚀，才能真正散发出迷人的浪漫气息与纯粹之美，从而吸引更多人前来、助推旅游业发展壮大。这其中的辩证法，值得好好琢磨一番。
“最悲伤作文”如何抵达温暖光亮
扶贫，除了政府主导、民众互帮，更离不了社会力量参与
据报道，“最悲伤作文”的发现者、索玛慈善基金会负责人近日因涉嫌非法买卖国有飞播林地，并违法改变土地用途、违法建设而被当地森林公安带走调查，基金会旗下的索玛花爱心小学将被强拆。8月30日下午，四川凉山西昌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该小学无办学资质等5项拆除依据和理由。当地教育局还表示，目前已安置该校学生分流就读，确保适龄儿童全部入学。
“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正在人们为“最悲伤作文”作者木苦依五木的悲苦命运牵肠挂肚，希望像她那样的孤儿和贫困儿童都有一个明媚前程时，突然传出有爱心小学遭遇强拆的消息，不免怅然若失，尽管被强拆的并不是木苦依五木所在的那所小学。
根据情况通报可知，学校被拆除属实，被拆理由更是堂堂正正。办学须有资质，更需依法申请办学手续，这是法治时代无需重申的常识。索玛花爱心小学存在涉嫌违法建设、非法办学等多个问题，如果确有其事，当地政府部门依法拆除，无可厚非。然而，“最悲伤作文”引来了对当地贫困现象的关注，甚至引发了一些对当地不作为的批评。在这个时候，当地政府部门对爱心小学作出这样的决定，难免引起人们的猜想和不理解，把自己置于百口莫辩的舆论风险之中。有网友表示，索玛花爱心小学存续已达数年，去年不拆，前年不拆，偏偏在“最悲伤作文”轰动互联网之后采取强制措施，“不去解决志愿者反映的问题，却解决反映问题的志愿者”，真是匪夷所思。
说当地政府不解决实际问题，轻率而有失公允。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已表示，“将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尽管如此，仍让人难释重负。大凉山儿童失学现象由来已久，像木苦依五木一样的孤儿也非少数，不少家庭因学校路远等原因而放弃让孩子入学。将爱心小学关闭，固然有快刀斩乱麻的决绝，但也显得生硬粗放，给人一种拒绝社会力量援助的冷硬感。
“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如果政府工作更细致入微，不留盲区，不存遗憾，使当地物阜民熙，何需志愿者纷至沓来？相反，如果奉行家丑不可外扬的狭隘思维，迷恋锯箭疗伤的短视思维，染上外力推一下自己动一下的被动思维，恐怕受伤的就是当地民众。
政府部门不是万能的，有该管的和必须管好的事，也有一时之间管不好的事。正因如此，化解当地贫困难题，需要各方协力同心。扶贫，除了政府主导、民众互帮，践行孟子提出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互助观，更离不了社会力量参与。政府力有不逮的地方，就是民间组织大有可为的舞台；政府偶有失灵的空当，正是社会力量迅速填空的时机。
距离全面小康的既定目标，只有5年左右的时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多搭台，少拆台，相互补台，才能好戏连台；不缺位，多补位，互有作为，民众生活就会更有质地、更有品位。如此，“最悲伤作文”式的题材就会枯竭，木苦依五木们的笑容就会更多一些。
生态文明，让理念变成现实
再好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扎实的基层实践，才能逐渐从“理念”“制度”变成“现实”。这里的“基层”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基层政府部门，二是公众
中央政治局9月11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树立“六大理念”，秉承“六个坚持”，构建“八项基础性制度或体系”。《方案》无论是在理念层面还是在制度建设层面，都堪称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的里程碑。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规定，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再到此次的《方案》，可以看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已经逐渐从“理念”“政策”层面，深入到“具体操作”层面。
一个良好的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应当为具体的实践扫除理念、方向、体制和机制等方面的障碍。长期以来，我国在自然资源资产保护领域，存在着重监管权轻所有权的问题；在环保的体制领域，存在着“九龙治水”“水里和陆地的不是一个部门管，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不是一个部门管”等问题；在管理手段方面，存在着重政府主导的强制手段，轻调动公众参与和经济激励的问题；在执法地域方面，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等等。此次《方案》提出的“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坚持城乡环境治理体系统一，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导向，监管统一、执法严明、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更多运用经济杠杆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市场体系”，显然是对症下药。长期以来严重束缚我国环境保护成效的诸多体制机制问题有望获得解决。
再好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扎实的基层实践，才能逐渐从“理念”“制度”变成“现实”。这里的“基层”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基层政府部门，二是公众。如果不提升这两者践行生态文明的能力，顶层设计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当前，负有生态文明建设职责的基层政府部门无论是在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与贯彻执行顶层设计所需的条件存在较大的差距，既难以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也难以实现公众的期待。例如，长期以来农村环保工作之所以成效不彰，主要原因就在于执法力量严重不足。因此，落实“顶层设计”提出的治理目标和规定的考核指标，就要为实际执行部门提供实现目标所需的各种资源，而不能寄希望于“又让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此外，鉴于政府部门掌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必须充分发挥公众的力量，以弥补政府执法力量的不足。《方案》提出建立“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显然也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生态文明建设事关每一个人的利益，如果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其成效必将更加显著。当务之急，是尽快推进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让公众可以在政府部门出现不作为或者滥作为时，挺身而出维护法律的尊严。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期待已经从过去的“盼温饱”“求生存”
转变为现在的“盼环保”“求生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方案》，可以说正当其时。拿出与当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同的力度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才能更及时、有效地满足人民的期待。
上下同欲者胜，与民同利者兴。我们相信，在以《方案》为代表的顶层设计的指引下，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真抓实干，一定能早日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
让敬畏之光烛照文化传承
公众能够触摸到的、有质量、有品位的文化产品仍然太少，我们的文化事业，还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史学家倘若撰写当代中国文化史，应该不会错过北京这个秋天的细节：
故宫“石渠宝笈特展”，清晨甫一开门，文质彬彬的观众便向武英殿、延禧宫发足狂奔，这一幕最近被更有序的网上预约及现场发号取代；正午骄阳胜火，逶迤长蛇阵六七个小时的守候，只为了向《伯远帖》、向《游春图》或《清明上河图》张望致敬；入夜，观者仍徘徊不舍离开……每一位观众的眼眸，都闪动着敬畏、欣喜且小心翼翼的光芒——这投注于文化高山的敬畏之光，让这个时代熠熠生辉，或将成为烛照文化传承路径的一盏盏路灯。
在这个手指轻点便能与全球顶级艺术品谋面的时代，任何艺术珍品似乎都触手可得，细节放大、专业点评、回放重温，得来全不费功夫，为什么还一定要到故宫一亲国宝芳泽呢？盖因与古代诗书画大家的原作同居一室、直接谋面的机缘可遇而不可求。
看那卷轴铺陈，墨迹淋漓，更有连绵的后人品鉴、续题诗文，合璧来看，面前的山水、人物、钤印一一活了起来。宫廷墨宝珍存，奉百姓清赏；青史遗文面世，恍词客有灵。我们仿佛有幸穿越千年，和不同朝代先贤团团揖坐，如见先人伏案时毫端蕴秀，如嗅先人泼墨处芝兰之气。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仍然能与当代中国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仍然可以用“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何况是和古书画典藏宝典《石渠宝笈》著录的多达283件清宫书画珍品呼吸相闻、气息相通。这是《石渠宝笈》辑成200年后的首次集体亮相，只冲这一点，沉迷书画的今人，就比200年间的同道幸运多矣。那是运笔于1600多年前的晋人书信，那是涂抹于万国来朝的大唐遗墨，那是历经战火、兴衰甚至阴谋而幸存的宋代山水与明清园林……每一件珍品，都有漫长的劫后余生故事，200年等一回，排6小时的队，也值了！
不为求温饱，不为谋功利，只为了与先人遗泽心魂相守，北京故宫烈日下的这个曲折而静默的队形，让人感动，也让人深思。
即便放眼全球，对文化艺术如此渴慕的情形，也属罕见，或只有5年前上海世博会的排队阵容可以比拟，那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排队七八个小时，只为片刻的精神享受和高科技洗礼。从上海世博到故宫特展的蜿蜒长队，其实也是一种警示：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文化需求同样迅速放量。因为社会利益诉求的多元，精神层面的需求也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而国人文化渴求的旺盛与文化供给的相对贫乏，正形成巨大反差。不是公众没有文化追求，而是他们能够触摸到的、有质量、有品位的文化产品太过稀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文
化事业，还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感谢故宫在院庆90周年之际推出的这个特展，更感谢故宫人为这个特展筹谋的苦心孤诣和辛苦奉献。故宫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因为不忍，而把闭馆时间一推再推。唯有对文化和文化人的敬畏，才能催生出这样的特展、这样的温馨场景。就在前几天，这一展览网络版上线，为更多人一睹文化珍宝提供便利。多么希望，类似的展览，能更多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让更多的人受到文化洗礼，甚至成为中小学生的历史课件，让他们也有高山仰止的机缘，真正“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要让更多的文化珍存活起来，需要更多的敬畏与苦心孤诣。唯其如此，中华文明的薪火方能传之久远。
别让“扶人被讹”成定见
安徽淮南女大学生称扶人被讹事件，剧情多次反转，真可谓一波三折。
21日，当地警方公布调查结果：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学生袁某骑车经过老人时相互有接触，袁某承担主要责任，老人承担次要责任。23日，袁某在微博发表声明称，对警方调查申请了复核，并以6个犀利的反问为自己辩解。
复核结果如何，剧情会不会再次反转，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但是，“不断反转”的背后，也足以让舆论有所反省。事件曝光之初，凭“老人”“摔倒”“女大学生”“寻找证人”等字眼，就拼接符合想象的真相，得出“扶人被讹”的定论。这样的思维定势，究竟从何而来？
定势，部分源于“蛇咬效应”，也源于并不可靠的“经验”。现实生活中，确有扶人被讹的案例，但相对而言仅是个例，却容易因其戏剧性而被刻意放大，造成扶人被讹已是常态的舆论氛围。殊不知，有些喧嚣一时的“扶人被讹”事件，也有结局逆转。比如南京的彭宇案。一开始，彭宇称“因做好事被诬告，将一个老太扶起后反被起诉”，引来众议。诉诸法庭后，彭宇承认确实与老太发生了碰撞，并一次性补偿对方1万元。
有作家说，偏见是盗贼，足以盗走真相、浇灭理性，也可能赶走正义。每有热点事件，如果迅速站队，而不是“站对”；如果凭“经验”下论断，而不是凭事实下结论，就容易闹出笑话，甚至南辕北辙。
这也是淮南这起事件中最值得我们反思之处。“一颗牙齿会战胜一块岩石，一只尼罗河的老鼠会杀掉一条鳄鱼”。尽管彭宇案有反转，此事也还没有最终尘埃落定，但匆忙中所做的论断，还是让道德堤坝有了裂缝，强化了“扶人被讹”的偏见，甚至可能让人利用这样的偏见来“撞人脱责”。
应该看到，“如果你没撞人，你为什么要扶”背后，是不相信有好人；而“你指认我，就是想讹我”的想法，本能地相信“扶人被讹”，是不是也是心态上有偏差？甚至如袁某所说，不顾连当事人都称不清楚的现场情况而妄下“撞人脱责”的结论，也难免有些武断。或许，今后面对类似事件，我们更需要节制愤怒、静观其变，更需要冷静思考、尊重事实。否则，受损的不仅是当事人，更将是整个时代的世道人心。
“鉴别力衰弱时，偏见就会占上风”。对此，媒体确实也可以更多想一想。媒体的公信力，源于对客观立场的恪守；媒体的生命力，源于对事件真相的探寻。难免会有误判，但事
后反思不能缺位；难免会看不清楚，但冷静的叙述也不能少。毁坏的信任需要一起重建，而媒体可谓至关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市相关部门在反思彭宇案时曾坦承，在审理期间就出现了偏离真相的报道和舆情，但办案单位并没有足够重视并进行正确引导，对判决之后可能出现的舆情也没有充分预判。当此案形成舆论热点后，又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最终让舆论走偏，形成判决结果与公众认知的巨大反差。应该说，这种反思，不无深度也不无力度，可惜，淹没于众声喧哗之中。
“君子之心，常怀敬畏。”彭宇案不能重演，发生在淮南的事件也不能误读，无论是职能部门还是媒体，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民众，都可以从类似事件中读出敬畏。“往者不可复兮，冀来者之可望”，遵循起码的道德底线和法律准则，不为偏见所惑，不为成见所扰，不为歧见所惧，是“撞人脱责”还是“扶人被讹”才可能水落石出，社会能见度也才可能更高一些。
中美互联网合作1+1大于2
正是因为有了这“同”与“不同”，中美双方在互联网领域的合作才有了很大想象空间一张“价值”2.5万亿美元的照片火了。
9月23日，西雅图，第八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习近平主席和参加论坛的双方主要代表合影，包括马云、马化腾、蒂姆·库克、扎克伯格等互联网“巨头”。有网友对照片上这些嘉宾所领导的企业进行估值，加起来超过了2.5万亿美元，堪称史上“最贵合影”。
这么多互联网顶级公司掌门人“同框”而聚，本身就释放出这样的信号：在差异中寻求共赢是共同关切，中美互联网业界迫切渴求对话和交流。正如微软公司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贺乐赋（Ralph Haupter）所思考的：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或个人，如何才能更加紧密地协同，一起去创造下一个可能改变世界的创新？
带着这样的思考参加论坛，“大佬”们自然兴奋不已：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大玩“花椒”直播，还向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介绍360奇酷手机；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微博直播现场；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更晒出和习近平主席的合影，记录了他用中文和习近平主席交流的情况，称这是他的“个人里程碑”。
虽然因为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中美互联网的发展形态不同、特点不同，但从此次论坛可以发现，对于创新创业的冲动、对于促进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目标、对于合作共赢的诉求，中美互联网企业是相同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同”与“不同”，双方在互联网领域的合作才有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中美在网络空间优势互补、深度融合、互利共赢，势在必然。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也是互联网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也是美国高科技企业的福地。6亿多中国网民带来无限商机，2500多家美国信息技术企业在华投资，许多在中国市场的利润已经超过在美国本土的利润。无论对于中国经济还是美国经济，这都是非常积极正面的影响。
杨元庆表示，联想是中美互利双赢最好的例子。过去10年，联想在美国投资了70亿美
元，促进了联想在全球的发展，也带动了美国的经济。美国互联网新秀优步（Uber）则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市场的“野心”，在西雅图一打开优步软件，就会弹出中英双语页面：“欢迎习近平主席一行到访”，优步车的图标上都插着中、美两国国旗。
不过，这样的“野心”，还需要伴以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的进一步体认。以未来的眼光来打量，才能给发生在中国的变化一个准确的预判。笔者在西雅图街头随机采访，一个美国小伙子说：“我要告诉习主席，我很喜欢阿里巴巴，这家公司太酷了。”微信也很酷。在美国，微信已经开始从华人社会向当地主流社会渗透，不少美国人因为有了中国朋友而主动使用微信。就像贺乐赋所说，中国今天已经不只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创意的摇篮和创新的引擎，并将影响和重塑世界的未来。
过去，美国一直都是互联网创新的领导者，中国互联网被认为是C2C（Copy to China）——中国复制。如今，随着中国创新实力的不断提升，“互联网+”产业的迅猛发展，中美正步入一个“平行创新”的新阶段。虽然在互联网基础技术方面，美国仍然保持着优势，但在移动互联网市场，尤其是网络应用服务方面，中国毫不逊色。现在，硅谷甚至有一些公司反过来复制中国公司在移动互联网的做法。
正是因为有了过硬的技术和产品，中国企业才更有底气，中美互联网经济合作也才更加活跃。本届论坛上，中美双方多家互联网科技企业达成合作，签订的协议总金额近百亿美元，这也让人看到中美互联网之间“互信、互利、合作、共赢”的未来。1+1可以大于2，中美合作一定能像习近平主席所说——“让网络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打通科技发展的“改革通道”
让科技充分输出动力，正需要以“改革之手”去点燃这个创新驱动引擎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是一份详细的“施工图”。“三个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突出了现实意识、问题导向。
我国科技发展正进入重要跃升期：2014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超过1.3万亿元，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7000万人，已是第一科技人力资源大国。在包括“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重大科技体制改革举措出台后，今后一个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整体安排已经落位，让科技创新充分输出动力，正需要以“改革之手”去点燃驱动引擎。
不怕慢、就怕站，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已等不得。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迈向中高端，科技创新既是新动力，又是关乎发展质量的关键要素。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科技体制改革涉及面广、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借此可以打通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通道，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的巨大潜能。改革是否到位、能否有效，直接影响到科技创新的新引擎能否全速发动。如何让2012年才达到50%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尽快追上发达国家的70%—80%？怎样让科技成果整体转化率和产业化不再在低位徘徊？这些都迫切需要清除科技领域多年来一直存在的痼疾，清除科技体制机制中不适应创新驱动发展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障碍。
改革不是撒胡椒面。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指出方向后，以问题为导向，就是聚焦制约科技创新和驱动发展的突出矛盾，找准突破口，对症下药，提出有针对性、含金量高的改革举措，提高改革的质量和效益。因此，从方案看，“吸收更多企业参与研究制定国家技术创新规划、计划、政策和标准”“科研评价重点从研究成果数量转向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和实际贡献”以及“加大对科研人员转化科研成果的激励力度”等细节，针对的就是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评价激励机制不适应科技人才发展等顽疾。
如同有关人士所指出的，“出台的改革举措不少，关键是要落地生根产生效果”。“落实落地”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这次的实施方案作为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联络图、关系网、路线图和时间表”，由40多个部门联合组织实施，每一项改革举措都确定了牵头部门，并要求以台账形式，对每一项改革任务明确标志性举措、具体成果形式、牵头部门和时间进度安排等要求，力争使改革可落地、可检验、可督查。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出台，只是一只靴子落了地。140多项改革具体措施实施到位，激发出创新活力，还需要整体协同推进。不久前的中美互联网企业家“排排坐”，阿里巴巴和亚马逊、腾讯和脸书等“对对碰”，能感受到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正在追赶曾经的巨人对手，尽管美国企业在体量和创新水平上仍有较大优势。也只有坚持科技体制改革目标方向，深化各项改革举措，才能实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
诺奖不是中医发展的“鸡血”
中医和西医不是对手，需要的是联手，共同为呵护人类健康做出独特的贡献“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成为这个国庆长假中令人振奋的喜讯。但喜悦之余，也出现了各种不同声音，争论最多的是诺奖该不该给中医记功。
获得诺奖，“中医与西医谁该加冕”的背后，折射出由来已久的中西医之争。近百年来，西医东渐，占据国内医学的主流地位，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医边缘化。诺奖论功行赏，反对中医的人自然不愿给获奖成果贴上中医的标签，而力挺中医的人则认为当之无愧。
中西医的撕裂发展到这种程度，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其实，不妨听下国际上的评价：青蒿素，这种中草药和西医技术和标准结合获得的抗疟疾药物取得了了不起的成果，拯救全球数百万人，得到了全球的认可。青蒿素的发现，源于中医。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17个字给了屠呦呦灵感，最终用低沸点的乙醚制取青蒿提取物。但最终的成果不属于中医性质，而是完全意义上的西药。
也就是说，青蒿素成果是中西医携手合作的产物，单是西医或者是中医，极难取得如此世界级的成果。争论诺奖是谁的功劳，只是无谓的舌战。屠呦呦获奖，不只是中国大陆科学家诺奖零的突破，更是对中国世界级贡献的认可。作为中国人，自当开心地庆祝，又何必纠结于此呢？
屠呦呦的获奖提醒我们，中医和西医不是对手，需要的是联手，共同为呵护人类健康做出中国人独特的贡献，为医改这个世界级难题提供中国式解决办法。当然，中国式解决办法
离不开中医药。正如屠呦呦所言，“中医是宝库，但拿来就用还不够。”中医药是世界医学中无与伦比的宝藏，目前只看到了冰山一角。打开这个神秘的匣子，发展中医药，必须充分借鉴和利用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成果。如果死守着老祖宗的宝贝，固步自封，中药只能是“一筐草”，无法变成“一块宝”。中医药界需要打开封闭的围墙，敞开胸怀接纳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让古老的中医药再立新功。
青蒿和青蒿素尽管只有一字之差，却代表着迥然不同的医学理念。青蒿是中药，代表着中医研究的思路；青蒿素是西药，提示着研究中医的方法。研究中医挖掘中医的宝藏，什么样的招都可以用，目的是寻找打开宝库的钥匙。
有人担心，屠呦呦的获奖容易使中医发展迷失方向。甚至还有人极言之，诺奖不是强心剂，反而可能是中医的一次致命打击。这些话尽管有些危言耸听，却也并非毫无道理。中医西医不同，中药西药有别，二者的发展规律不同。如果把屠呦呦提取青蒿素的模式，误认为是中医药发展的不二法门，而弃中医药有效合理的众多其他方法和思维方式于不顾，如此发展决非中医之福，也是屠呦呦等科学家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今天，在西医强势地位的影响下，中医一直处于被审视的地位，西医成为科学化的唯一标准。事实上，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对于医学规律的认识都远未到完善的程度，大家像在二维空间中看三维物体一样理解彼此，自然难以得出完整和正确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片面以西医标准去校正中医这只脚，往往容易削足适履。正因如此，从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到今年获得诺贝尔奖，屠呦呦一直希望中医药发展有新的激励机制。中医发展不需“西化”的鸡血刺激，而是更需要中西开放包容的携手突破。
屠呦呦用一株小草改变了世界，让中国之蒿走向了世界。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历久弥新的中医才能永葆生机。
正视老龄化的社会命题
如何把尊老敬老的传统一贯至今，如何拓展改善养老事业，不仅仅关乎道德与伦理，还有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九日重阳数，三秋万实成。重阳节的“岁数”，虽可上溯到两千年前的先秦，但被中国政府定义为“老人节”，却是晚近的上世纪80年代末。
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上对于放开二胎政策的讨论再次转热。除了对于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担忧，也跟沉重的养老压力相关。对每个人都迟早冉冉乎将至的“老”，正引来难“养”之惑。老龄化命题已经横亘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之中，不容轻视。
曾经“茱萸插鬓花宜寿”的古人，习以为常的，是韩愈那般，不到40岁就“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无法想象七八十岁已属平常的今人之高寿。据世卫组织《2013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人均寿命达76岁，排在中高收入国家的74岁之上。而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超过2亿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正是国人整体“长寿”的秘诀，当然，由此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老龄化问题。如此巨大的养老压力，莫说历朝历代难以想象，就是放在当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让政府头疼不已。
去哪里养老？让谁养老？与庞大的老年群体相比，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并不乐观。根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到今年年底每千名老人将拥有30张床位，这意味着养
老机构只能为3％的老人提供服务。大部分的养老，还依然托付于忙碌着生计的子女，甚至依靠尚有劳动力的老伴老友。虽然社会保障网渐织渐密，不少地方也出台诸多借重民间力量、鼓励家庭养老等措施，但这还远远不够。养老服务这个“朝阳产业”，何时能解“夕阳焦虑”？
养老的挑战，还不仅仅在于物质力量层面。老人倒地的扶与不扶，竟成国人“困境”；养老院进了社区，竟引居民抗议。从社会道德角度看，孝亲，既是情感表达与教养体现，也是对意志品质甚至协调能力的修炼。先人以孝治天下，果然智慧通透。忠臣必出孝子之门，大有道理，没有责任与担当，孝子岂是好当的？孝道，不仅仅是家庭伦理，而且扩展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
当代国人不但赶上从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骐骥一跃，还进入了有史以来老年人寿命最高、人数最多、比例最高的时代。人均寿命提高、独生子女成年、人口流动性激增这“三碰头”的社会背景，让老龄化的社会难题，不可能再靠一家一户自行解决。据测算，2030年起，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就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独生子女长大成人，父母渐渐老去，人口老龄化，无论是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国家，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周朝有仪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说的是，随着年事增高，老人受尊敬的范围便由家及国。在饮菊花酒、食重阳糕之际，我们登高远望，更能体会国家设定“老人节”的深意所在，也更能理解老龄化这道社会命题的价值所在。如何把尊老敬老的传统一贯至今，如何拓展改善养老事业，不仅仅关乎道德与伦理，还有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该让孩子们多玩一玩了
正是我们所有人营造的社会氛围，把孩子变成了家里最忙碌的人
近段时间，BBC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够强吗？》引起了中英两国民众对教育的广泛讨论，相互之间各有所得。几天前，连习近平主席也专门谈论起这奇妙的“化学反应”：英国民众认识到严师出高徒的积极效果，中国民众认识到张弛有度在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还特别加了一句：中国孩子玩得太少了，要让他们多玩一玩。
是啊，玩，本来就是孩子的天性，是生物进化的礼物。人类学家梅尔文·康纳指出，玩耗费大量能量，经常陷人于危险之地，似乎也没有任何明显的重点、目的或功能，但智商最高的动物——包括灵长类、大象以及头型巨大的鸟类却都是最爱玩的。人类能成为万物之灵，跟乐于参与跟生存无关的玩大有关系。玩让孩子学会了如何解决争端，明白了制定和打破规则，了解到危险往往与新奇同在，认识到人生有时就是不公平的。
玩，本来并不是个问题，几乎不要成本，只需要空地上的一帮孩子。现在的成年人，小时候谁把玩当成个事儿了？广袤的乡村里，爬树掏鸟蛋、下河摸泥鳅都是寻常事，田里地里有啥吃啥、有啥玩啥；新兴的城镇中，工地沙堆上能挖陷阱，冬储菜帮子能做武器，直到吃饭时间，家长们才会集体扯着嗓子喊回家。
而现在，玩却成了大问题。孩子一放学，各上各的车，各回各的家，一头扎进房间开始学习，没有兄弟姐妹打打闹闹，跟家长也说不上多少话，甚至睡前能见到忙碌的爸爸已经不错了；城中空地几乎消失了，连拥挤的大杂院和胡同，也被紧闭的单元楼所取代。要去亲近
山野，得全家人下定决心才能成行。过去的那种玩，突然成了件成本挺高的事情。
玩所面临的危机是世界性的。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从1979年到1999年，孩子每周失去12个小时的自由时间，用于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的时间增加了一倍，而被动的参观式休闲娱乐时间增加了5倍。日本摄影师萩野矢庆记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东京街头拍摄儿童玩耍的照片，不得不在1996年放弃，因为充斥大街小巷的玩耍与笑声已经消失了。
世界性的问题，有世界性的原因。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但随着物质条件的进步，玩却被过度安排、过度编程了。规模和效率，工业文明的两大特点从工厂进入了学校，于是棒球、体操、夏令营等有组织有纪律的玩，取代了无目标无要求的玩。玩也要玩出模式、玩成建制，要有品牌引领、有服务体系支撑。某种程度上讲，玩的危机，就是工业文明的“有用”语境带来的副作用。
过分追求“有用”的用处，而忽视了“无用”的用处，是今天的成人需要反思的地方。最近一些年，我们一直把问题归结于教育，减负喊了多年，“虎妈”“狼爸”却越来越理直气壮，以至于教育部日前专门给家长印发了一份《意见》，要求切实消除不问孩子兴趣、盲目报班的现象，马上引起一众家长在网上集体诉苦。没错，孩子玩得少跟教育方式有关，但面对差异巨大的教育资源，面对简历只看“985”“211”毕业生的用人单位，有几个家长能把时间交给“无用”的玩？
我们都应勇于承认，正是我们所有人营造的整个社会氛围，把孩子变成了家里最忙碌的人。该让孩子们多玩一玩了。生物学家说得好，事实比想象更离奇。有了接触现实世界的自主时间，孩子们一定能找到兴趣，形成自己的丰富品质。现在国家正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钱可以拨，项目可以上，好的“创念”却不好找，只有兴趣，才可能带着人们与之不期而遇。
这，难道不是玩更大的“用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