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科学进展 2004，12（2）：223~ 230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内隐联想测验：信度、效度及原理
侯珂邹泓张秋凌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5）
摘要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是一种评估个体对两个概念的自动化联系强度的间接测量方法，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内隐社会认知研究。有很多证据显示，较之于外显测验，IAT能为研究提供更多新的信息，但其信度、效度指标都有待改善，而且不同学者对其测验原理仍有不同解释。因此，研究者对IAT的应用及对其结果的解释需持谨慎态度。另外，文章还简单介绍了IAT数据处理的新方法和一些IAT 的变式。.
关键词内隐联想测验，内隐社会认知，信度，效度。
分类号B841.7
1 IAT测验简介
过去20多年的研究以确凿的证据表明社会认知常会以内隐的方式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行为，但由于内隐社会认知被定义为“无法内省获取的”，直接的外显报告往往无能为力，对其进行科学的测量便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以往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主要包括了投射测验和启动测验[1]。最近另一种新的测量工具引起了研究者广泛的关注，这就是Greenwald等人于1998年提出的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以下简称IAT）[2]。
IAT的测验原理相当简单：当两个概念联系紧密时，人们容易对其样例作同一反应，反之，当两个概念联系不是很紧密甚至存在冲突时，对它们的样例作同一反应则较为困难。利用人们对不同概念的样例作同一反应的难易程度便可获得个体内隐认知层面这两者的联系强度。在IAT测验中，被试的任务是对计算机屏幕上自动呈现的刺激（词或图象）迅速分类，而这些刺激分属于4类概念：一对客体概念（target concept）和一对属性概念(attribute concept)；例如，花朵和昆虫构成了一对客体概念，正性词和负性词构成一对属性概念。根据任务要求被试对样例刺激按左键或右键分成2类，并记录其反应时。测验中关键的分类任务包括了“相容任务”（compatible task）和“不相容任务”(incompatible task)，所谓相容和不相容是针对被试的内隐认知结构而言，前者指被归为一类中的客体概念和属性概念与被试的内隐认知结构相一致，而“不相容任务”中被归为一类的客体概念和属性概念的关系与被试的内隐认知是不一致的。客体概念和属性概念在被试内隐认知结构中联系越紧密，相容任务就越为容易，被试的反应时就越短；而在不相容任务中，则会引起更大的认知冲突，反应时就长。这两类任务平均反应时之差就是IAT获得的测量指标，该指标间接反映了被试内隐
收稿日期：2003-06-25
通讯作者：邹泓，电话：010-******** , E-mail: hongz@https://www.doczj.com/doc/4e71636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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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中对客体的相对态度或概念[2]。此外，IAT还可用纸笔形式完成，在纸笔IAT测验中被试在规定的时间内区分呈现在纸上的一系列刺激项目，以其在不相容任务和相容任务中区分项目的数量差异计算IAT分数。运用IAT纸笔测验，可进行小规模集体施测[3~5]。
最初Greenwald等将IAT用于种族偏见的研究，他们以白人/黑人组成一对客体概念，以正性词/负性词作为属性概念，考察种族和正负性评价之间联系的相对强度，并作为内隐种族态度的指标。该研究证明了外显和内隐种族态度存在分离：在外显测验中白人被试很少报告对黑人的偏见，但IAT测验却表明在内隐认知中这种偏见仍然存在。Greenwald等人认为IAT能避免自我报告中被试的自我掩饰（self-present），也不受按键左右、相邻反应间隔时间以及项目的数量等因素的影响[2]。而且IAT还可灵活利用不同的客体概念和属性概念设计出适应不同方面内隐认知的测量。由于具备以上这些优点，IAT迅速被许多研究采用，领域涉及各类偏见和刻板印象[5~12]、社会认同[13~15]、自尊[16, 17]、自我概念[18,19]、病理心理学[4, 20, 21]以及消费者态度[22]。
2 IAT的信度和效度
2.1 IAT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和复本信度
众多研究都发现IAT的α系数较高，在0.77~0.95之间[10,18,19,23~25]，Gawroski报告了德国被试对土耳其人和亚洲人内隐态度的IAT测验的α系数分别为0.55和0.56，可能是研究中最低的一个（其外显测验的α系数也仅为0.61和0.68）[7]。但研究者仍需谨慎对待这类数据，因为α系数高不能完全确保测验的内部一致性，尤其是当测验某一维度的项目过多时[26]（在IAT关键任务中要求作出的反应往往在20次以上）。
作为以“测量内隐认知层面个体差异”为目的的一种工具[2]，IAT的重测信度高低显得尤为重要。一些研究者考察了内隐自尊、内隐自我概念和内隐偏见的IAT测验的重测信度，发现一般在0.60左右 [6,10,16,24]。另外，虽然Greenwald等发现分别利用完整和不完整姓名作为客体材料的IAT测验的相关为0.85[2]，更多研究却表明,利用不同测验材料（如两组不同词汇，图象和文字材料，自我生成的项目和固定的项目）组成的平行测验的复本信度并非很理想[2,6,16,18]。这些数据表明，虽然IAT的信度高于一般内隐测验[27]，但仍普遍低于外显测验的理想水平。
2.2 由IAT信度问题引发的争议
对于I AT重测信度较低的原因，不同研究者的解释也不尽相同。Cunningham等认为这是测量中随机误差造成的，他们研究发现,相比一般的重测信度，利用潜变量趋势模型（latent-growth-framework）获得的稳定性指数（stability index）更为理想，说明在测验的构念层次，IAT还是比较稳定的[28]。此外，Asendorpf还指出，重测信度较低可能是由于被试在不同的IAT测验中运用不同的反应策略所致 [18]。
而另一些研究者并不这样认为，Steffens和Buchner采用结构方程比较了3种可能模型：（1）经典信度模型（cannon reliability model）：认为不同时间情境下的IAT有一个相同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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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2）稳定性模型(stability model)：认为不同情境间的真分数是独立但有一定相关的；（3）一致性模型（consisency model）：认为情境间的真分数和更高层的“跨情境因素”有关，也受各自情境—个体交互作用影响；在3种模型中，后两者能更好地拟合实验数据[11]，这对IAT所获得的内隐态度是一个稳定特质的假设提出了质疑。
研究也表明，由IAT获得的内隐态度会表现出可塑性（malleability）：Lowery发现当实验主试是黑人时，白人被试IAT测验获得内隐种族偏见有所减小[3]；Kühnem报告了在未提供东西德不同状况条件下，来自东西德的被试皆表现出强烈群体内偏好，而提供线索条件下，来自西德地区的被试群体内偏好增加，东德地区的被试群体内偏好减小[25]； Dasgupta和Greenwald发现,利用被试喜欢的外群体个体为测试前的提示会减低IAT效应，且能维持24小时[29]；Blair等要求被试想像强悍的妇女形象5分钟，发现其女性—柔弱刻板印象的IAT 效应减小或消失[30]；Wittenbrinkz让两组被试分别观看对偏见群体有正性和负性信息的电影，发现前一组被试IAT效应减小而后一组没有明显变化[31]。这些证据暗示IAT重测信度不够理想，也有可能反映了内隐社会认知对环境因素的敏感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外显态度测验重测相关较高则可能是外显态度受到社会赞许效应、反应倾向、记忆和认知一致性等意识层面的控制，从而减小了其他因素对外显态度的影响。与之相反，意识控制之外的内隐态度对其他因素也许过于敏感，相比之下，IAT的重测信度就相形见绌了。
2.3 IAT的区分效度和聚合效度
多数使用IAT的研究都会报告它和外显测验之间的相关，结果显示，IAT和外显测验的相关较低且变化范围较大。Greenwald和Nosek认为这可能是因为：（1）被试在外显测验中的反应倾向、社会赞许效应、内省能力的不足等使两者分离；（2）IAT集中研究的态度问题在社会环境同质性高，取样过窄，无法在统计上获得高相关[32]。Karpinski和Hilton在进一步研究中却发现，即使对社会赞许性因素加以控制并对外显测验和IAT测验项目层次加以匹配后，二者相关仍然较低，表明IAT获得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测量获得的态度可能是独立的[33]。Nosek最近指出，IAT和自我报告获得的2个完全独立成分的观点无法解释现已存在的某些现象，而仅用社会赞许效应也不能充分解释内隐外显测验的分离。他认为，个体对态度精细加工程度也可能影响两者的相关，具体来说，在高社会赞许性条件下，态度的精细加工程度对内隐—外显相关影响不大，而在低社会赞许性条件下，对态度的精细加工程度就可能对内隐—外显相关起到关键作用，使某些态度的精细加工程度较浅的对象（如花朵—昆虫）表现出低相关[34]。
同时一些研究也发现，其他的内隐态度测验和IAT的相关也较低，如Bosson等人发现内隐态度测验间的聚合度大大低于外显测量[24]；Rudman等人发现IAT和词汇判定的启动测验之间的相关仅为0.12[27]。但是，Cunningham等的研究却认为IAT同其它内隐测验方法有可靠的相关，并且所测量的是同一潜变量[28]。Gawroski则采取多特质多方法设计，通过IAT 和自我报告法测查德国被试对土耳其人和对亚洲人的态度，其研究证明了IAT具有相当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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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IAT的效标效度
就在2000年，因为IAT效标效度的匮乏，Banaji还为之撰文辩护[35]，而两年之后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针对IAT与外在行为关系的报告。Teacheman等研究发现，用IAT对蜘蛛恐惧症和蛇类恐惧症两类被试的准确区分率达到92% [4]；Nosek等报告了个体的学科内隐态度和性别—学科刻板印象能较好预测其SAT数学成绩[10]； Asendorpf在两个实验中，分别利用与陌生高吸引力异性互动和创设模拟应聘害羞情境，记录被试的自发行为（spontaneous behavior）和控制行为(controlled behavior)，发现IAT获得的内隐羞怯特质可以预测自发行为，但外显报告只和控制行为有显著相关[18]。在Egloff 和Schmukle的研究中利用IAT获得了被试的内隐焦虑特质，并考察了在压力演讲中被试表现出的焦虑行为，发现两者有可靠相关，而被试的自我报告却无法准确预测其外显行为表现[19]。还有来自神经心理学证据的支持：利用fMRI技术，Phelps等发现白人被试观察黑人头像时杏仁核左上侧激活程度与IAT相关达到0.52，而与外显测验未见显著相关[36]；Milne和Grefman从病理损伤的角度也探讨了这一问题，他们的实验表明，前额叶腹正中皮层损伤的个体的IAT成绩比正常被试和前额叶背侧皮层损伤的个体要低 [37]。
3 对IAT测验机制的质疑
本文开始部分曾提到，Greenwald等认为IAT所测量的是个体内隐社会认知结构中概念间联系的强度，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有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以下我们将简单介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3个观点。
Karpinski和Hilton提出的环境联结模型（environmental association model）认为IAT反映了社会文化中两个概念的联结强度而非个体的倾向性，是在测验个人所掌握的社会背景知识而非个人真实的信念。他们设计实验让被试反复练习加强老人—正性词的联系，然后接受IAT测验，发现被试对老年人的内隐偏见有所下降，但让被试反复加强青年—正性联系后，对年轻人的内隐偏好却没有明显变化[33]。但这个实验并未能很充分的支持他们的观点，Banaji甚至认为，将个体内隐态度和社会文化背景截然分开是不恰当的[35]。
Brendl等利用随机漫步模型（random walk model）分析了被试在IAT任务中反应标准的变动。他们指出属性概念的样例只有正负价值(valence)这一种成分，而客体概念的样例则包括了正负价值和实体特征（identity）两个方面，这将导致在不相容任务中个体对客体概念的样例分类可能受两个不同方向的影响，而属性概念的样例在不相容任务和相容任务中都只受一方面的影响。如果在所有任务中被试的反应阈限是固定的，则对属性概念的样例作出判断时，反应时将不变。但实际上被试在不相容任务中将反应阈限提高，这和上述假设相矛盾。Brendl等认为阈限的提高是由认知难度导致的，跟内隐态度无关。另外，在研究中他们还用“假词”作为和昆虫对应的客体类属，认为人们不可能对“假词”存在好恶，但IAT测验结果却发现了被试对“假词”的“内隐偏见”，原有理论无法解释该现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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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hermund和Wentura提出了“图象—背景非对称”理论(piciture-backgroud asysmetric theory)，认为在分类任务中决定反应速度关键在于样例刺激自身的“突显性”（salient）。陌生或负性的刺激对被试更具“突显性”——更“图象”化，熟悉且正性刺激相对“背景”化。在相容任务中，被试只须对两个“图象”作同一反应，而对两个“背景”作另一反应，只是在区分“图象”和“背景”，而在不相容任务中的反应就相对复杂，需耗费更多时间。Brendl 等人的实验中被试对“假词”的“厌恶”则可被解释为“假词”比起“昆虫”更为陌生从而使之“图象”化，并非“假词”比“昆虫”对被试更具负性意义。在他们的实验中，分别以“词”和“假词”替代“正性词”和“负性词”后也获得类似结果；另1个实验中，他们利用分辨任务（go/nogo task），强制颠倒了“图象—背景”，使“年轻人+负性词”成为突显“图象”后，再进行IAT测验发现了对老年人的内隐偏好，这和以往研究结果相矛盾[39]。
可以看出，这3种观点分别从社会文化环境，被试反应标准的变化以及测验的刺激项目本身特征等角度对IAT的测验结果加以解释，指出除概念间联结强度以外，存在产生IAT 效应的其它可能。然而这些研究的结果也未能完全排除IAT效应中内隐社会认知成分存在，对IAT测验的机制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4 IAT的改进和变式
4.1 数据处理方法的改进
在IAT测验中，通常程序会将快于300ms的反应计为300ms，将慢于3000ms的反应计为3000ms，并将每次反应时作对数转换[2]。将反应时数据作对数转换是以往研究中数据正态化的通行办法[40]，但最近研究结果却开始质疑其有效性。Hurmmert等发现在相同测验中，老年被试的IAT效应会显著高于年轻被试，他们认为这可能与认知老化、整体加工速度减缓有关。如果将被试的每一次反应时按测验中所有反应的平均反应时和标准差转化为Z分数后再计算IAT效应，年龄间的差异就不明显[8]。该研究提示人们传统的IAT数据转化方法可能无法对被试认知加工速度造成的误差进行有效的控制（利用图片材料获得的IAT效应要比利用姓名材料获得的IAT效应小[6]也可能是基于同一原因）。最近，Greenwald等人对IAT 数据转化的方法作了类似改进，发现该算法提高了IAT测验的内部一致性以及与外显测量间的相关系数，而且对顺序效应、练习效应、个体加工速度差异等方面能更好地加以控制[41]。
4.2 GNAT测验和EAST测验
在IAT测验中，被试的错误率被作为冗余信息而忽略了，Nosek和Banaji对此进行了修改，提出了GNAT测验(The Go/No-Go Association Test)，它仍保留了IAT的2个关键任务，但用信号检测论中的辨别力指数作为指标。GNAT要求被试对一些刺激作出反应而忽视另外的刺激，例如，测量被试对花朵的态度，呈现给被试花朵、正性、负性3类刺激，在任务1中要求被试对花朵和正性的刺激作同一反应，而忽视负性刺激，任务2中要求被试对花朵和负性的刺激作同一反应，而忽视正性刺激。对比其击中率一般会发现任务1成绩高于任务2，反应了被试对花朵的内隐偏好。与IAT相比，GNAT的特点在于不需要有作为比较的一对客体概念，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而非相对的内隐态度[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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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测验(Extrinsic Affective Simon Task)是De Houwer在2002年提出的另一种IAT变式。在EAST中，属性词以无色词呈现（白色或黑色），而所有客体词随机分为两种颜色，被试的任务是对客体词根据其颜色做两类反应，对无色词（属性词）根据其正负价作与前者相同的两类反应。这样，不相容任务和相容任务随机分配到每1次反应之中，而不像IAT 和GNAT在1组（Block）反应中获得 [43]。
5 结语
从以上所介绍的许多研究中可以看出，尽管IAT是一种相对有效的研究内隐社会认知的工具，且应用范围也日趋广泛。但它毕竟是刚出现不久的新方法，信、效度指标还不够完善，对其测验原理还存在许多争议，需要深入探讨。这一切都提醒研究者，在应用IAT及对其结果加以解释时，应当谨慎，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首先，作为考察内隐社会认知的工具，IAT的机制尚不明晰，已有研究指出个体的反应速度、反应定势的差异以及某些纯感知觉因素都会干扰测验结果[8,38,39]。在IAT测验中还发现了任务的顺序效应（不相容任务在前会减小IAT效应）、练习效应等系统误差[2]。这说明IAT与具有个体诊断价值的测验还存在一定距离，还有进一步改良的空间。
现有研究对IAT信效度的比较分析还相对宽泛。由于IAT的灵活性，使得这种方法更类似Likert量表是一种施测形式，而不是有具体指向的问卷或量表，即便是测量同一对象，IAT的刺激项目也未能标准化。将这些内容不同、形式各异的IAT研究笼统放在一起比较，当然会得到自相矛盾的结果。另外，IAT以精确到毫秒的反应时作为测验指标，其数据的范围和精确度与传统意义上的量表数据有很大不同，因此，将其纳入传统心理测量学标准体系加以衡量或许还存在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认知结构的稳定性并不能和人格、智力等特质相提并论。近来，基于外显测量的一些研究提醒我们：诸如态度、自尊等范畴可能并非是稳定“特质”，也许只是临时的建构（build on the spot）[44,45]。于是有的研究者退而认为内隐的社会认知是相对稳定的成分[46]，但是包括IAT在内的内隐测验结果对这个假设并没有很好的支持[47]。结合上文，人们不禁会感到困惑：究竟是IAT信度存在缺陷，还是内隐社会认知自身就不是一个稳定的特质？这也许是IAT测验以及内隐社会认知研究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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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 Ke, Zou Hong, Zhang Qiuling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a reaction time measure of automatic memory-based associations without requiring conscious introspec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assess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many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IAT provided meaningful insights into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while the explicit measures did not, it still needs more evidence for the IA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oreover,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IAT is still a controversial issue. This article strongly suggest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use the IAT more appropriately and scrupulously. A new algorithm and some alternative methods derived from the IAT are also described.
Key words: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reliability, valid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