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应建立国企并购中权责对等的民事赔偿责任体制的若干问
题
摘要：责任的建立无疑应建立在与其相对等权利的确立的基础之上。对于国企并购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防范，在体现有效性上所存的问题，应刻就是“防不胜防”的局面所反映的规则体系缺口的存在，即在对过失责任的追究上，以行政和刑事责任为主，而对民事责任的追究有所忽略。因为在体制上存在着权责不对等的软肋，所以欲施不能。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过失行为,固然可以撤职和法办，但大量流失的国有资产却无法挽回，这种状况应当使我们去慎审有关对“法律责任”构筑的是否只是一条难敌冲击的虚设防线?是否正是因为缺少民事责任的设置，造成了这种虚设？我们应该将民事赔偿责任从以往观念中“次要”的位置上提升起来，也就是对法律所能做到的“处罚”和“挽回”，给予一种全新的视觉关注。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经营者，即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代表，做为具体的责任人，应设置与其责任相对等的权利，从而使对其民事赔偿责任的追究达到有效的目的。
一、受委托行为人责任的现有设置
以现有法律规制和行政法规体系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代理行为人责任的明确，应该是紧密和繁杂的，但却并不因此而体现出有效与合理。一方面在于与法律规制的相联上，存在脱节的不和谐；另一方面则是行政法规体系内构置所体现的密而有疏，以及杂乱所造成的处处皆是戒条，但处处皆有空可钻，诸多概念化的定制和容易规避的具体规则，往往形成处罚设置的虚化（如行政处分中的警告和撤职等），不具有法定的规范形式。因而处罚设置虽然繁多，却在事实上不能起到应有的防范作用，因此，对有关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行为责任人，其责任明确的合理性探究，欲从实质上求得有效，与在形式上符合法律的逻辑结构的两方面的结合，是有关认识得到明确的出发点。
1、有效性追求的迷误
从结果上看，对国有资产要求“保值增值”无疑是简单明确的，但因为这种结果主要通过市场运作来完成，这就会必然导致目标与市场运作机制之间难以确切“预测”的复杂关系，同时，具体操作的行为责任人因具体而依据的“道德”的不可控制，形成了第二层关系存在着复杂的动态特征，使原本简单的目的实现变得过程复杂和难以准确控制，这应该是已被充分认识到的。问题是，市场的可变与人的可变是否应该理性地改变过去对要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不变目标？显然存在着
另一矛盾：即上述目标要求的确定性的底线如果被突破，那么对国有资产运作的明确方向将失去，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带着镣铐跳舞”的允许“自由”范围，应当是我们对有关行为人责任明确的基础。
〈1〉经营管理行为人责任
“自主经营”权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相对于“出资人”所主张的所有者权益，其“独立性”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所有者权益在国有企业处于独资或控股情况下，企业决策实际上被操纵，“自主经营”的内涵在某种状态下仅只是指生产或经营中发生的具体行为决定权，然而这种具体的决定权却在若干行政规章中变得时大时小，区位不定，边界模糊，因此而对应的企业经营行为人责任，就变得失去确定性，并因多重操纵所导致的复杂关系，其内涵并不明晰，难以清楚解释，尤其是在国企并购中，经营行为人虽已失去对“分立、合并”的决定权，但仍要对具体操作的失误负责，因为“决定权”不包括具体的行为，行为的客观与意思表示的主观相分离，从而造成责任明确上的难度。
1、111 确保转让有利的职责。2003年《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9条对“所出资企业的职责”确定中，明确之一为：“研究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是否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显然，“研究责任”不是一种确定性的职责，研究有无结果，是否正确，都是不能有确切保证，当然，国有产权转让是否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本身也是不确定的，但“职责”应该是确定的，否则无法确切其对“过失”后果所负责任的形式。即与处分或处罚的准确相对应的应该是义务的准确性，目前情况显然存在来自于两方面的顾虑：一是对转让后果的“预测”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很难因此而确定其义务范围；二是对有关实际上是出自主经营自主产生需要的产权转让行为，如果不以某种职责形式来要求“有利”的后果的保证，将使产权转让失去实质上的积极意义，即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核心职责要求而言，既使某种不利的后果会发生在转让以后，也必然存在着对这种状况的疏忽或故意所为的可能，因此，有关“研究”的含混不清的“职责”要求，即使不以这种形式出现，也会以那种形式出现，问题是这种似是而非的要求，难以体现“规定”有用和有效。
1、112 经营中发生的管理责任。与监督者管理所不同的是，经营者管理按现有行政法规比较集中的体现是，企业做为经营者，在产权转让中负有组织、设计、联系以及上报下落实的若干具体实施行为责任。2003年《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办法》第9条第（一）项规定：企业应“制定所属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管理办法”，这与其第8条第（一）项所规定的国资监管机构监管职责有所区别，即“制定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监管制度和办法”中的“监管制度”与“管理办法”的区别，应
该说是在分级分工是中有所明确的，但“管理办法”和“实施办法”在某种含意上是容易混淆的，因为企业并不具有转让的决定权，其管理实际上就是实施组织、设计和落实，但该条的含意应该体现在另一方面，即企业的“自主经营”应有的对行为人责任而言的主观能动性保证。企业应该在产权转让具体实施过程中，包括产权界定、资产评估、公开信息、选择交易机构、签订转让协议等行为过程中，负有具体的积极义务，但以此做为行为人责任的依据，却显得过于宽泛，这种宽得多的要求，做起来容易，评价却很难，好坏难分，正确与疏漏，都要寻找其它依据才能确定。问题是很难以此确切对其义务设置必然产生的逻辑后果，即对这种义务的处分必然很难确立。当然，有关经营管理的义务，实际上是一个内涵很大的概念，对于“办法”而言，难以具体，但至少对企业“制定所属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管理办法”应有准确的表述，并应在体现“管理办法”中“管理”的内容上与其它行政规章的规范相衔接。《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3条规定企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商品生产，创造财富，增加积累”，即对社会和对企业自身发展的双重任务，第20条对“合并、分立”时“保护其财产”的规定，是原则性的企业“管理”行为责任，第47条和第52条对“厂长”和职工代表大会有关对“经营方针、长远规划、年度计划”的“决定权”和“听取厂长报告”的参与权，在发生并购中，与有关上述行政规章不无矛盾之处，即有关“决定权”的大小边界不清。根据现有行政规章，重大事项“决定权”显然已从厂长手中移至国资监管部门。问题是以“经营方针”和“长远计规划”、年度计划等形式所涉及的对并购确定的责任，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11条明确的“内部决策秩序”包括可行性研究、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形成书面决议，“涉及职工合法权益的”，要听取“职代会意见”，企业因“内部决策”而产生的经营中的管理责任，当然不是“决定权”所导致的责任。这种经营中的管理责任的“过失”体现，除未按规定程度进行外，在决策中的“失误”，或在“经营决策”的掩盖下的某种故意“损公”行为，却会因为在法律形式上体现的无实际的“决定权”，而被疏忽和放过。或者反过来看，对其“失误”或“故意”的追究，在法律形式上不能形成权责相对应的法律责任基础。在这方面，《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第33条所明确的“法律责任”，包括“警告”和“纪律处分”，以及“负赔偿责任”，“追究刑事责任”。显然有关“负赔偿责任”的规定是一个亮点，但在对“责任”的假设上，主要是程序上的违法违规行为例举，如违反内部决策程序、超越权限、提供虚假会计资料和未经审计、评估等，实际上并未涉及“并购”的经营决策“失误”责任。1999年《国有资产流失查处暂行办法》第6条（六）项中规定“滥用企业经营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和该条第（十）项规定的“其他应查处”的行为，对上述经营决策权的“过失”责任的确定为“滥用”，即“不受所有者约束”，与该条第（七）项规定的“非法干预企业经营权”，形成一种难以分辩的混同。也就是因为这种混同，
在与“所有者”完成“沟通”后，“滥用”和“非法干预”都可避免，而这种“沟通”实际上完全可能会变成内部的“恶意串通”，法律规则对此无所作为，是因为不可能还是没有去做，是值得深思的。显然，市场规律支配下的经营管理行为，不可能由法律规则来代替，但是，在认识市场规律的条件下形成与此相适应的法律规则应是可以完成的，即对经营者的“利益”捆绑，使之与“负赔偿责任”相对等，以后者论，应是走出上述迷误的途径之一。
〈2〉监督管理民事行为人责任
出自于“出资人职责”的监管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管，由于“出资人职责”概念的提出，出现了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明确区分的情况。无疑，《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对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其它设区的市、自治州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和国资监管机构根据“授权”而“履行出资人职权”，所体现的“私法主体”，与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责的“公法主体”之间，存在着扮演不同角色的问题，也就是政府的权力被划分为公共管理权与所有者权缺乏必要的区界规则，不能确保这种权力不被混合使用，国资监管机构“不行使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但在设置上仍是行政机构。2001年《国有资产评估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3条规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对“资产评估机构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显然类似的“社会公共管理权”，应该不再由国资监管机构行使，但问题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国资监管机构“管理”的行政手段虽然是“内部行为”，然而这种行为却被做为《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法律的“例外”而具有的“法律效力”，显然是由于“立法权”与“法律义务主体”的角色竞合，也就是造成由“立规”而需自守时的监督者缺位。
1·121 被授权监督的行为人责任。
监督权相对于被监督者行为而言，其实现的前提应该是避免干预和混同于被监督者的行为。在这里主要的应有认识是，政府即便是对国有企业，也不应以行使社会公共管理的职权加以庇护或任意干涉，对企业行为的监督如果是出于社会公共管理职责的需要，就应体现对企业（不论它是国有还是私有）的平等性原则，否则就是越权。因此，对于“出资人职责”的概念引入，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出资人职责”中为维护“所有者权益”而实现的监督职责，其属性应该是民事行为为主要特征，而不应是行政行为从而独立于现有民法调整范围之外。但因此而有的混淆是，出自于被授权的国资监管机构的具体行为人“过失”，往往被加之于“行政责任”而不是“民事责任”，也就是对有关应履行的监督职责在属性上仍被界定为“一种行政行为”，即实际行为中体现为行政权力的作为，或者是借用了“行政权力”来实现的行为，在形式和内容上出现相悖的情况。《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13条对“监督职责”的明确为：指导企业的改革和重组，派出监事
会；对企业负责人任免，考核；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以统计、稽核等方式”进行监管。第38条对其监督的“过失”仅有“不按规定任免或者建议任免所出资企业的负责人”，或者“违法干预”，造成损失的“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的“监管”职责为：制定产权交易监管制度和办法；“决定和批准”产权转让；研究、审议“重大事项”等，其中“决定和审批”实际上是一种具体的“管理行为”，而不是监督行为。对于“监督”与“管理”的合并使用，其弊端正是在于“监督”不能。该办法第35条对“决定或批准”产权转让的“过失”责任，规定为“给予纪律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体现了对“民事赔偿责任”的忽略，虽然在对企业经理、董事的“过失”追究中，规定的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但监督责任却没有相应的体现。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被授权的国资监管机构的“所有者权益”代表的角度，被等同于“所有者权益”的享有者身份，这是显然错误的。现有“监督”职责定义极明显地体现出向一种具体参与行为的“管理”方向趋移，即以直接的“决定和批准”代替监督，是不正确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六章“企业国有资产监督”，以监事会的派出及按照《国有企业监监事会暂行条例》来规范，并对企业财务进行监督，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等规定，应该说体现出“监督”的依法进行的特点，但对这种“监督”的过失，却缺少相应的责任明确。1999年《国有资产流失查处暂行办法》对“监督”中的非法干预做为行为责任之一，但于产权转让中的低价出售、压低评估等行为，并没有规定“监督”者的失职责任，即“决定或批准”中的“失查”行为责任，这仍然是一种将“代表”所有者权益等同于所有者的观念上的失误。
1 ·12
2 被授权管理行为人责作任
首先是国资监管机构的“管理”与所出资企业的“管理”之间的区别。从概念上认识，前者是在于实现维护所有者权益的“管理”，而后者是出自于经营的“管理”，属性上前者是一种“监督性”管理，而后者是处在“被监督”下的管理，其次是管理与监督的区别。监督显然是一种局外的控制和督查，而管理即使是出于监督的需要，也应是一种具体的参予行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四章对“企业重大事项管理”的“决定”权和“批准”权的明确，对国资监管机构而言，应当是一种参与的管理行为，如对“合并、分立”的决定权，是做为企业法人权的内容，在《公司法》所定义的“股东权”属性上，以多数决定原则，转变为“出资人”即所有者权，但对国资监管机构而言，其并非是所有者，而是被授权的“代表”，其行为后果是要以所有者权益来承担的，因此，“代表”者本人，即其实质上等于具体行为责任人本身，是不能回避其行为“过失”的责任的。不能仅以“非法干预”造成企业的损失做为这种责任的明确。事实上，“过失”的合法干预同
样应该承担责任，即这种“合法”前提下对“企业重大事项管理”中的“过失”，如对并购中若干决定和批准事项的失查，应有具体的责任明确。而与企业经营中的“管理”相区别，所引出的问题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失误，导致不能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样会发生在出自于“代表”所有者权益的监督管理者的管理行为中，即批准或决定的“失误”，所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国资监管部门的行为责任人，其“应负赔偿责任”与企业行为责任人相同，然而其责任基础存在的问题是，国资监管部门行为责任人不具备（或未设置）相应的其“决定或批准”权的利益基础，与“参予经营”划清界线，但实际上这种“决定和批准”权行使无疑是一种“经营活动”，应有相应的对行为责任人而言的利益体现，即与企业的行为责任人（厂长、经理或董事）相同的利益体现，以实现其“负赔偿责任”的对等性基础。
2、有益性体现的缺省
有益性被仅只归结为确定指标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际上是违背有关对国企改革指导思想的。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国企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明确为“适应经济体现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显然，经济增长所要求的“战略性调整”，以及“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完成，不能仅以国有企业来完成。更进一步，不能仅以国有企业实现“保值增值”来完成，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迅速上升，对实现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可忽略，因此完整的归结应该是：国企改革要体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实现的社会经济效益相结合，与扩大对外开放相结合，以实现社会整体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关有益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对社会经济结构合理布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被充分重视。在此基础上有关对国企并购中监管者和经营者“过失”的明确，只有从并购的后果上看，才能确定责任的设立基础。也就是说，并购中后果有益应包括收购企业在并购后的业绩，实现社会经济增长的要求，以及符合产业政策的调整要求等。或者反过来说，收购企业的非“恶意”行为，体现在收购后积极经营效益的追求上，应该是对“过失”判断的标准之一。“民事赔偿责任”的设立基础，应包括收购方的责任。当然，现有的行政规章制度，对此并无体现，虽然存在着对如“恶意串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受让方责任的确立，但对有关并购后果却无客观的评价标准，也许有关并购对经济整体增长的有益性是难以准确度量的，但至少体现在如税收增长上效益，是可以准确的。
〈1〉“交易风险”对经营管理责任的影响
市场行为的合规性并不等于行政规制下行为的合法性，这是现有国企经营管理中的困结。当然这不是指行政规章所确定的规则应该有可能完全避免这种矛盾，而是在于对这种冲突的认识和适应
上，行政立规的指导思想所存在的僵化观念，即行政立规应有的局限范围要有一直被加强的明晰。而对“交易风险”的合理评估，无疑应构成“过失”的“负赔偿责任”的因素之一。责任应包括交易后果是否有益。
1·211 责任确认应以交易后果是否有益为依据。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23条规定“股权转让”由国资监管机构决定，企业的“经营权”因此而缺失，但“交易风险”所导致的市场定价在现有环境中的基础不完善问题，使《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中以“每股净资产”为底线的判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标准，缺少必要的客观性。一方面是这种定价机制与市场机制不能对应，其估价的非市场性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市场价格的判断同样缺乏必要的现实依据；这两方面的原因构成的“交易风险”，由于经营者失去决定权，而使企业的“市场行为”变成国资监管机构的行政管理行为，企业因此而不负对后果是否有益的责任，而监管者因不是经营者而对“风险”无责任，国有资产流失无责可究。因此，有关有益性标准应被认识的依据是，一定期限的考察尤其是对部份股权转让的“投资行为”而言，是完全必要的，不能简单地以应有规制，如“每股净资产”做为全部标准，来判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与此相应，在确立有关对“过失”的“赔偿责任”上，也应以实际的“收益”在一定期限内的实现，做为标准之一，对盈亏进行挂钩，以此做为“负赔偿责任”的基础。由于经营权的缺失，对监管者而言，这种责任明确应有一种过错大小的客观划分。
1·122 受让方对区域经济的有益影响应做为明确责任的参考依据
对产权转让中的国有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而言，整体产权转让失去事后“有益”的标准，但对于区域经济而言，判断交易是否有益，应以受让方的经营业绩所产生的有益后果做为评价的参考依据，事实上，市场定价的不确定性虽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会没有其基准底限，但某种底限同样也应只是参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13条对“评估损失”作为“确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参考依据”的规定，正是这种思考方向上所得出的具有相当进步性的规定。既然评估损失的“参考性”的非决定性标准可以确定，那么对以此为参考之外的其它因素的确立，是理所当然的。某种低于“评估价”的交易行为如果对促进本地区经济发生有益的影响，就不应认定为是“交易”中的“过失”。当然，这种“有益影响”并非没有确切的标准，至少在GDP指标和税收等方面，是有明确依据的。这种无疑首先始于经营者行为导致的并购，其责任的构成上应该考虑以上因素。当然，在经济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上，上述因素更应该纳入监管者的责任范围，也就是政府授权的范围，但对经营者而言并非“卖完了事”的行为人责任明确，其限制上应该更客观。某种“低卖”对局部的有损和对全局的有益所构成的矛盾，固然会导致在评价并购中经营者责任时的依据不清，甚
至是推脱其责的借口，但只要在恰当的范围内予以考察，就不会发生偏颇。
〈2〉监管者“决定权”的市场行为属性
虽然在并购中以企业为出让方，但对于产权转让的“决定”和“批准”权的设置，在内容上包括对国有资产界定、评估，以及对评估价“参考”后决定出让价，均由国资监管机构负责，这一系列行为虽然在形式上是“行政行为”，但属性上极明显地带有市场行为的特征，“出资人职责”的定义，从另一方面直接肯定了这一特征。然而“出资人”的行为是以其资产承担有限责任，但作为被授权的国资监管机构的“代行行为”，其后果的承担，从现有规定上看，并不直接与其发生联系，做为行政行为人，其过失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并不能代替其应负的全部责任。从民事委托关系的原则上出发，受委托人的“过失”行为，如果是委托人的同意，其自然免责，但对于国有资产的转让而言，所有者无法表达这种“同意”，只能由政府来代表，但这种“代表”仍然有可能“失职”于民，因此，在对“过失”的判断和责任的明确上，有益性无疑是重要的，即对转让后果体现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有益做为是否有“过失”的标准，与“代表者”的“自主决定”相联系，这种“一次性”的所有者授权应该与监管机构的行为人责任相挂钩，即以有益的“效益”收入做为其对“过失”负赔偿责任判断的基础。
1·221 交易定价行为的行为人责任。对于国有产权转让中的定价问题，《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第13条规定，“评估报告”做为“参考依据”，在“交易价格低于评估结果的90%时”，应当暂停交易，在获得相关产权转让批准机构的批准后，才可进行。这无疑确定了监管机构做为“出资人”的“代表”行使的市场交易决策权，即直接的市场交易行为参予。但这不是一种责任主体的明确，即让国资监管机构以“行政行为”来“集体负责”，从而谁都没有责任。也就是说，监管机构的“决定”责任，不能以“行政行为”的“集体负责”的形式，来化解“过失”的责任。具体责任人的“过失”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市场交易中因风险的存在而导致的“失误”的后果出现，或者说可能出现的以这种后果的不可避免为借口，而掩盖其渎职行为的情况发生。仅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明确，应该是针对违规违纪的行为而言，但对于市场风险存在情况下的非违规违纪行为，也就是在合法前提下的违法目的的避免，则应该以民事责任来加以防范。对于国有产权转让的后果做为是否有益的评价，也就是以股权转让（投资）的“获利”结果，以及全部产权转让后果有益的“事后评价”，包托对转让“定价”是否有利，以及转让中的受让方是否有益地使用，即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益的后果，予以综合评价，这种绩效应与“决定”行为的责任人利益相挂钩，从而体现对其“过失”负赔偿责任的确立基础。
1·222 交易监督的行为人责任。监督者谁监督？无疑是对这一责任设置的悖改。虽然有关信
息公开，交易机构是完成交易的过程公开，“阳光下的操作”的“自然免疫”，应该不是一种具有确定性的行为人责任的有效设置。因为即便是公众监督，若无责可究，仍是缺乏实际作用的。因此，首先要确定的是监督者的行为人责任，即具体的监管机构责任人，必须明确；其次是这种责任的类型，责任大小的标准，应该有具体的体现。如前所述，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是针对有关渎职行为的“行政属性”而言的，但监督职责，对企业在并购中的遵规守纪，以及符合市场交易公正的行为实施监督，虽然不具有直接的参予性，但其失职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负赔偿责任。“合法干预”的“过失”，行为人的责任基础应有考虑，如前所述，职务行为若无合法的利益体现，其赔偿的依据是可存疑的。行政处分和刑事处分是与其行政行为相对应的设置，但个人行为中的“过失”赔偿责任，而不是指行政处分和刑事处分所附的处罚，即有关纯粹意义上的民事赔偿，是没有相应的权利获得做为基础的。
3、合法性的认识局限
行政法规的局限应该是其有效性应该是指其有效性应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即“政府当局必须能够证实自已所做的事是有法律授权的”，“法律必须平等地对待政府和公民”。法律是“金色的直接超越权杖的棍子”，〈1〉但显然存在着遵循行政法规的“合法”和遵循法律的“合法”。《行政复议法》第7条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有关“规定不合法”申请“审查”的范围确定，包括“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的规定”，和“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行政立法进展之一。“合法性”问题显然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明确。国企并购中有关《公司法》和《证券法》以“例外”的规定授权，对国有产权转让，授权国家行政机关“另行规定”，但为并不意味着法律原则和规则对“政府和公民”平等原则的丧失。
〈1〉转让无效的赔偿现责任
产权转让协议的无效由于“未经行政机关批准”而违反行政法规，和转让中企业做为转让方的违约行为而导致的无效，虽有不同，但由“过失”而引起的民事赔偿责任，具体的行为责任人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无疑是使“合法性”得到认同和遵行的保证，同时也是避免国有资产受损的必须。
1·311 未经行政批准的行为人责任
企业做为出让方而签定的产权转让协议，因未经行政机关批准而“违反行政法规的规定”，导致协议无效，企业负责人和责任人员应负什么责任，在有关行政规章中并无明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40条对企业负责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企业国有资产损失的”规定“应负赔偿责任”，是间接地规定了在履行签约责任中，企业负责人应负责任。但在具体的操作中，这种责任的确立却存在着问题：A、拍卖和招投标形式下的转让行为责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
理暂行办法》第17条规定，在拍卖和招投标方式下“产权转让成交后，转让方与受让方应当签订转让合同”。显然，出让方报批的“转让方案”和“转让合同”不可能没有差距，在转让合同中双方约定如因违法而致无效，对“转让合同”的确认就会出现问题。首先是“转让合同”是否要经过“批准”才能生效？并无具体规定。国资监管机构对转让“决定”的规定，并不确认承担对转让合同的“批准”责任，如果合同约定与“转让方案”有出入，国资监管机构不批准，是否具有否定合同有效性的效力，又如何以此来认定相关损失的赔偿责任？其次，转让协议的“合法约定”，如果审批机关不认可，在此情况下责任该由谁负？这无疑涉及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权限范围与国资监管机构的权力约束问题，在实践中合同约定的某一项条款不能实现，将导致“协议解除”的后果，对国有企业和国资监管机构而言，谁决定谁负责的原则不能适用是在于“决定权”在具体实践中尚未明细化或者是很难明细化，因而对国有资产损失的“过失”的确定，存在诸多疑点。当然，仍可以在若干实施细则中明确对“转让合同”的审批权，但审批权相对于法律规范而言的责任，即在“转让方”的权责问题上发生的连带关系，同样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B、企业的脱壳逃债行为导致转让无效的责任。出自于脱壳逃债目的的产权转让行为，未报审批，其后果也并未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但这种行为对债权人权利的损害，实为无效行为，即使是债权人无法通过法律确立追偿或无法追偿，依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39条规定，对企业未报告“财务状况”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对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但在法律事实上，上述逃债行为导致合同无效，即“未经债权人同意”的“债务转移行为”，是无效的，虽然行为人并未对国有资产造成直接损失，但合同无效的损失后果，却无实质性责任可究。C、职工持股会的股份转让行为责任。1993年国家体改委关于《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股管理规定》对内部职工认购的股份的 2.5%的限制规定，实际并不能解决在此以前的遗留问题，即有关“超范围、超比例”发行的内部职工股，在公司转为社会募集公司三年后的，“上市交易”行为，虽然证监会对以公开方式征集股权受让人，拍卖不能公开流通的法人股进行了干预，〈2〉但职工持股会的股份转让行为，必然与现有行政规章中对“国有股权转让”由国资监管机构行使“决定”和“批准”的限制形成冲突，也就是现有规定在限制和允许上形成矛盾，并留下空隙，如果内部职工原有持股的总份额超达50%，其转让行为必然形成现有规定无法控制的局面，而对此遗留问题缺少责任追究依据。
1·321 因“过失”而致无效的行为人责任
A、管理层收购中的“过失”责任。在做好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离任审计”后，管理层收购的事实存在，并没有法定的禁止性规定，而对这种收购行为的“公正性”制约的“独立董事”和“财务顾问”专业意见（《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15条第2款、第31条第2款）与国资监管机构
的“决定”之间，不仅缺乏一种法定的联系，而且在相关对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行为行政规范中，对其所负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的评价，与其做为法律主体的权利主张上，即做为受让方的权利的法律保障发生竞合时，如果主张法定权利致使国企受损，责任的确定存在疑问。合法与合规之间，在因“过失”而要求补偿上的“自我交易”，是缺乏明确的界定的。
B、因中介机构“过失”而导致的行为人责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10条有关对“选择产权交易机构”，适用条件的明确，是为第8条关于由国资监管机构“选择确立”产权交易机构而规范其行为责任，但这种“选择”的失误责任，与产权交易机构自身的“过失”责任，并非存在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产权交易机构的“过失”责任，是法律规则所确立的，而国资监管机构无该责任，则是由行政法规则所明确的，如果“选择”失误必然导致产权交易机构的“过失”，则这种“过失”责任应由其独立承担。该“办法”第32条仅只对“未按本办法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的”的，明确为给予“警告”和“纪律处分”，并“负赔偿责任”和追究刑事责任，对已经“选择”了的，如果“未按本办法规定”的过失，亦应负有责任。但是，产权交易机构的“弄虚作假或玩忽职守”，对其进行“责任追究”，是否必然形成对国企责任人和国资监管机构责任人的追究责任的条件，是值得质疑的。因为“选择”失误至少不是构成其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条件，其主观上如果不存在“过失”，则不应承担责任，这与只要未按规定选择，即应“负责”的行政规则是不相同的。
C、监管机构“过失”的行为人责任
监管机构“过失”的存在虽然往往是“隐形”的，但其导致的后果则在监督者失去“监督”的状况下损害严重。因为事实上，国企监管机构并非所有者本身，而仅只是被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特殊的政府机构”，以及“国资所有者职能机构”所包括的管理者职能、出资人职能的。〈3〉但在具体的职责确认上，却存在着诸多游离不定的东西。《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理暂行条例》仅在第38条对于监管机构的“违法干预”导致损失的，规定了行政处分和刑事责任追究，但事实上，如前所述中谈及的“决定权”，包括对企业“合并、分立”的决定，不会没有“过失”，当然不应对这种“过失”责任的确定困难自行定位和定性，从而不予追究。《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35条对“擅自批准”和在“批准中以权谋私的”，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并无相关“负赔偿责任”的规定。但“市场风险”所导致的产权交易中的定价问题，在某种情况下监管机构行为责任人与企业的“恶意串通”行为，或者在对有关监管机构责任不能明确的情况下，留有这种规避法律的空隙存在，较之于由企业自行“决定”情况下监管，更多地显现出行政行为自为我约束的缺陷。在法律责任上，“恶意串通”的双方责任是不可逃避的，问题在于如果“过失”行为
未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行政责任又无从体现，是缺乏公平和公正的，那么有关“有权无责”的后果是严重的。
二、受委托行为人赔偿责任的应有设置
对“负赔偿责任”的确立，《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32条、第44条做出了规定，应该说这是极为明显的一种立法改进。这不同于1999年《国有资产流失查处暂行办法》中依据“挽回损失”的原则和行政处罚所包含的经济处罚。如1994年《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和第36条对导致“国有资产权益损失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以及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给予经济、行政处分”，而是一种对民事责任的确立。有关对“重行（刑）轻民”的讨论，〈4〉是在于从实质上而论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防护，是物权范畴内的东西。《公司法》和《证券法》做为经济法应有的法律责任设置，即对“经济责任中的财产责任和人身责任并重”，“经济补偿性与社会惩罚性相结合”，〈5〉当然有关对“补偿”的经济责任或民事责任属性认识不同并影响对其设置的非行政责任属性的确定。这固然存在着行政规章对民事赔偿责任设置的权限问题，但行政规范内的放弃，必然形成因行政法调整范围圈定的禁区和审判盲区，〈6〉使法律范围责任与行政规制内责任的公平和等效性丧失，从需要上来说也是失去了从根源上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手段。
1、以权利的获得做为责任设置的基础
国企做为法人实体的权利，国资监管机构做为行政机构以及“出资人”授权的行为人主体，其权利不是指“所有者”权，而应该是指其自身的权利。进一步说，是指做为国企中负具体行为责任个人权利。国资监管机构做为监督管理者和营运国资者，其具体行为者个人的权利，无疑应该确切存在，并受法律保护。但是，对这种在印象中模糊，在认识中被忽视的权利，实践中是就很明显地被搁置一边。显然，无论是国企中的法定代表人还是其他责任人，以及国资监管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其身份具有的特殊性是在于其责任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对其“过失”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而言，不能认为仅只是出于行政职责或行政授权的职责，而有对“过失”承担责任的必须。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是一个静态的能在其行政职责范围内实现其结果的过程，企业中的国有资产只有通过市场营运才能实现其“保值增值”，然而市场是“平等主体”间行为所构成，“市场风险”并不能确切保证参予市场行为的主体可盈利，而只是提供这种可盈利的条件，即由市场的自由和竞争的平等在法律秩序的保障下，以实现经济增长为前提的资产利益的实现，“过失”即是对此前提而言的。当然，违反行政规范的“过失”是其一，也仅是其一方面。“过失”形成的“双重性”原因，要求以
对等权利设来实现责任设置体现有效的基础。因此，仅以“行政职责”来要求其对国有资产损失的“过失”负赔偿责任，在权利义务上是不能相对应和相对等的。
〈1〉与责任相对应的权利范围
如果我们认为责任是应当的，那么权利则有必然的对应。对国有资产损失“负赔偿责任”，且不论这种赔偿的标准如何，就没有可实现的基础（行政职务的报酬或可预期的报酬不能形成这种对应），仅只是以对责任的性质归属上认识，行政职责并不形成与“负赔偿责任”的对应。
2·111 报酬权。做为具体的行为者个人，其获得与其职责相对等的劳动报酬权，无疑最基本的公民权，行政机关中的个人，其履行行政职务的报酬，之所以合理的，是因为履行行政职责的个人行为是可以确定的（不违规），而行为人代表企业或行政机关参予市场竞争的行为，其有效性是不确定，并且以赢利为目的，虽然做为国家机关同时还兼有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责，但做为“出资人职责”的体现，应以赢利的多少，做为确实其获得报酬多少的基础。
A、合理性。以体现其职责中的赢利性为标尺，是合理性之一。问题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国企和国资监管机构会不会丧失“公有制经济主体”的“道德”表率，或对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这显然是其它规则范围内的问题，合理性的另一个表现是“所有者”利益与经营者利益相分离情况下的区别，即做为经营中的国企和国资监管机构的行为者个人，不是以个人财产经营并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其获得报酬的多少，不能等同于经营的盈利。第三就是有关经营亏损，同样是减少其报原因。
B.对应性。首先是身份的对应，“市场主体”的“经济人”身份，决定了从事国企经营的行为者个人身份，不应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是自然人。其次是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责任人，不是所有者，而是因“劳动”而获得报酬的个人，因此“报酬”并不等于所有者权益。再次，“责任”的大小与获得报酬大小的关系，并不是指个人权力（被授权）所产生的利益，即所有者利益的体现。同样是“劳动者”，但代表企业行为的责任者个人，其“劳动”是在行使所有者“经营权”，而不是单纯的“雇佣”关系.其次,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责任人，不是所有者，而是因“劳动”而获得报酬的个人。因此“报酬”并不等于所有者权益。再次，“责任”大小与获得报酬大小的关系，并不是依据个人权力（被授权）而产生利益，即所有者利益，其“基于”被授权的委托关系所产生的委托代理人利益，不仅是在于因“劳务”而产生，还应包括代理行为所产生的企业利益的合理分配。这种分配一是要与“经营权”行使所生利益的大小形成对应；二是与“被授权”的大小在实际资本运作中所产生利益的大小相对应。与劳动关系不同的是，劳动者提供的是被“等价”定位的纯体力和脑力劳动，这种“等价”性一般而言与个人身份（被授权所产生的权力所导致）无关。同时，“被授权”的委托代理行为也与单纯的行政职务活动不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并无“个
人意志”的体现，并不体现其劳动与市场行为的关系，不具有“创造性”，因此，被授权者的收入不是“工资”，而是与经营效益直接挂钩的“利益分配”的相应比例的分配，虽然也可以制定工资制（固定收入），但不可能对这种“工资制”不加以与“工作效益”的可浮动的联系。
C、权责对等。事实上，在一般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受委托人可获得利益的设置，是在于与委托人的约定，而这种约定应该遵从的基本原则就是权责对等。这种对等性体现在委托人对预期利益的要求，以及因这种要求所产生的对受委托人而言的应予履行的责任，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被要求履行的职责同时应该体现为可予保证的职责实现。对于国企“经营权”和国资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权”而言，当然存在着有些“被授权”实际上是小于其职责范围的，甚至并不能保证其职责的实现（这种不对等性在许多情况下是复杂的），不过，我们所说的报酬权的对等性应该要单纯一些，也就是负有责任的行为者个人收入，应与其共业绩相挂钩。这似乎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19条对国企负责人的“薪酬”和“奖惩”根据“有关规定”，在对其“业绩考核”的基础上进行确定的规定，也就是这种利益和业绩挂钩的体现。但问题是“有关规定”并未有所见，况且“薪酬”和“奖惩”所包含的意义，是停留在这种工作（劳动）表现的好坏的与企业利益分配无关的间接关系上，这种间接性所体现的仅只是工作（劳动）的好坏，而不是其权力（被授权）行使必然产生的利益好坏。其不对等性所带来的企业责任人和国资监督管理机构责任人对这种较小的“利益”获得，失去对拥有的权力的内在感受，然而这种感受则往往决定了其对行使权力的有效性追求的动机。利益驱动的最基本市场法则不是在于体现对“利益追求”的狂热（主观上的狂热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客观限制的表现），而是在于权力和利益的相适应的配置，决定了权力运用中的主观能动性的有效发挥，也只有这种有效性得到充分实现，对行为责任人职责的要求，才具有充分的实质意义。权力与义务的对应，在体现为利益与职责的对应时，首先是要解决的是权力与“利益”的有效联系，而不是将权力“净化”为一种道德责任感驱使下的无利的“尽义务”，这显然与行政权力不能转化为“利益”不同，行政权力行使中的个人，其“劳动”（仅只是劳动），是以“工资”所具有的针对不特定对象的“等价性”为基础的。因为对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不是“市场化”行为，权力纵然再大，也不能“市场化”，但不能因此而将对企业经营和监管的权力与行政权力划等号，虽然对国资监管机构而言其体现为“行政行为”，但国资监管机构既然“不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其权力过去仅只是间接地与市场挂钩，但对有关“出资人”职责的定义，则决定了这种权力的“市场化”，即与其在市场中产生的效益发生直接的联系（所不同的是，行政权力往往也有“直接的”市场效益，但这种效益的依据或出发点不是“市场主体”的行为，而是政府行为），因此，企业经营权和监管权的有效发挥的重要，不是在于强调“义务感”和“责任感”，
而是要这种“义务感”和“责任感”的依据不是在于道德义务的支撑，而是在于利益的驱使，因为市场本身就是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而存在的。
2·112 权力的行使权。权力本身的限制，并不仅只是指其体现范围的有限，而且还应包括权力实现的条件。这些条件的俱备，如果是与权力的设置本身适应的，并不产生有关行使权力的权利问题，但事实上，没有任何条件是会符合理想状态而不被人为所左右从而发生和发挥其影响，因此，行使权力的权利问题是一个充分必要的概念。“一项权利可以是一种权力，而他人就须对该权力的行使负债”。〈7〉不仅仅是负责，负责是对权力实现的后果而言。权力的行使从其产生开始，就存在着其实行过程中需要必备条件，才能实现其预期的目的。对国企经营权和监管权而言，行为者个人的权力被授予，与应同时赋予相应的保证这种权力被正确行使的权利之间，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有效行使权力，这种授予才有实质意义。国企做为产权转让中的法律定义上的“转让方”，实际上转让的“决定权”由国资监管机构拥有，然而国资监管机构中责任人的决定权，是受“集体领导”所限制的，同时，上级领导个人的意志，往往也成为这种“决定”权力行使规则以外的干扰因素。显然“集体决定”和“个人负责”是不相对应的，“集体负责”的“个人无责”同样也是矛盾的。上级领导的意志虽然不能公开合法地体现为“决定”，但对“决定”者的影响则是直接的，这就是对经营权和监管权行使中的权利尚未给予有效配置的结果。至少“集体研究”而由“个人决定”，应设置必要的表决机制，并因这种机制设置的“集体研究”，应明确每个人的“研究”权利和责任，以及“个人决定”的权利和责任。当然，对国企而言，尤其是国有独资企业，不设股东会，董事会实行董事任命制，在代表“出资人”利益上，并无相对独立的出发点，因此，简单多数和相对多数的表决机制，并无实质意义。“集体研究”的目的是在于“集思广益”和相互监督，但个人出发点仍是不明确的，即仍是基于道德义务或行政职责，这与其权力所对应的市场利益是不相称的，也就是说，个人的“研究”和“监督他人”的义务，应与个人的“利益”相对应。这并不是说除非“管理层持股”才可实现。对于“董事”的职责，做为责任人的权力行使，除形式上的“不受行政干预”的条件保证外，则实质意义上的“不受干涉”应有保障。董事的“任命制”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无疑是这种保障实现的最大障碍，解除这种局限也许现实条件还尚未成熟，“经济人”的观念还有待于进一步体验。另一方面，在有关权力行使的保障上，利益和责任的实质意义上的对应，即与决策产生的市场经济利益相联系，是本质意义上权力行使权实现的体现。
2·113 行为人平等权和自我救济权。
行使经营权和监管权的责任人，应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而具有获得平等对待的权利。这一权利的体现主要是在于应从传统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职责操守观念中解脱出来，因为“出
资人”职责的实现与“社会公共管理”职责无关，不应对企业经营权行使中的个人，以及国资监管机构国的责任人附加若干行政管理规范约束.当然这不是说其身份定义中所附加的若干约束都应予取消，而是指在其从事“市场行为”中的“自由”应与法律关于“自然人”的规范相对等，否则，就是不平等的。事实上，我们应于从较为长远的观点来看，企业和监管机构中的责任者个人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是否应予取消？理由如前所述，这些人员所履行的不是社会公共管理职责，而是“出资人职责”。当然，有关这一说法另外的可能是，责任人身份的相对应性，即在进行“市场行为”中，不能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来对其进行约束，而应以“自然人”在法律上平等对待。所谓获得救济权，不是指其对“过失”和导致的责任认定上，有权提出行政复议或诉讼，而是指其有权在其行为“过失”中进行的借助于法律或社会进行自动弥补的权利，即有权以“企业”或监管机构“名义”进行诉讼，或其它方式对损失“弥补”的行为，包括实现这种行为应有的期限，以及可因此而调度的支持（如诉讼费、追债差旅费等）。事实上，这是市场中的“自然人”的权利，也应是行为责任人的权利。在这里，并不是将“法人”与“自然人”等同，而是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法人实体结构的特殊性，即所有者缺位，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责任人均不是资本的所有者，而是与所有者权益没有直接联系的“被授权”人，基于这种委托关系，其行为责任由“委托人承担”，而“委托人”（所有者）不可能直接表达意愿，那么，只能由受委托人代行其“法人”意志，这种会因人而异的对“法人”意志的代行的有效性确保，必然是代行人责任的确切设定，因这种设定所必然产生的则是其权利的体现，即在受到“处罚”和“负赔偿责任”时，其自我救济的权利应有充分的保障。
〈2〉与责任相对应的权利的实现方式
权利对于被授权者的经营权和监管行为责任人而言，应该存在两个方面：一是“出资人”权利的让渡，即行为责任人的代理行为所获得的确保其行为实现的条件，所必须具备的权利；二是做为行为责任人的个人身份，即自然人为法律所保障的权利。这两方面权利的实行，无疑需要具体的方式予以体现，否则就只能停留在“应该”层面上，而不是必须的实际存在。
2·121、合同约定。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其履行职务行为并获得相应的权利，当然是行政机关与个人之间对“格式”合同的原有约定。其基础当然是在于双方的自愿即个人申请成为公务员或成为国家其它机关工作人员的“自愿”，与国家机关的“国家录用”之间的合约，是以国家机关若干既定的职责要求为“格式”条款的。但做为企业或监管机构的行为责任，多数出于因前一种约定而确认其身份后，再行发生的第二次约定的双方“自愿’。当然也存在着“招聘”所发生的直接的身份转换，但这种转换至少在现有认识上被理解为其自然具有的对第一种约定的认
同，也就是说，“应聘”为企业或国家监管机构的行为责任人，自然应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从而必须遵守有关行政纪律规范的约束。问题是对于第二种“合同约定”而言，一般性的规定（条款约定），并不能体现“出资人”对具体的企业进行经营和监管的需要，行为责任人的具体行为必须有相应的实际要求，正因为这种要求的存在，相对应的权利也必须有所体现，因此，现实中这种有关政府机关与行为责任人之间为体现上述目的而签订的“责任书”，应该就是这一需要的表现，问题是所谓“责任书”是不是权利义务对等的“合同”？或者是不是“承包合同”？“承包”的要求和权利义务的相应设置当然不能反映政府对国企经营管理的行为要求，然而，“责任书”却往往被理解为出于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应有职责的强调而无须有具体的条款内容，因而往往“责任书”只是明确目标任务，而无其它相应的权利义务的确立。这显然是应予纠正的，既便是出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性职责，在明确具体的要求时也应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正因为这种不具体的想当然做法，使经营和监管行为流于形式，对职责的履行因无实际的对“过程”的具体而变得“混乱”，一旦形成有害后果，却因责任人责任不明确，“插手”干预过多而无法追究责任。因此，无论从现实需要还是从一般法律规则的要求上来看，却应明确“合同约定”的必须。具体的行为责任人因此而确立责任，享有权利，包括应有报酬权。
2·122 行政规章的明确。
行政规章要实现其对国企经营和监管的有效规范，就应在基本原则是实现前后一致。对于行为责任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原则，应予遵从，不能因为有“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规范，而忽略法律规范。对行为责任人应有的权利不予明确，或只做一般性的规定，这种规定的“不确定性”，表现在“事后”再定标准的随意性，一方面是“权利”并非只对“业绩”的后果而言，权利事实上应体现在经营和监管的一般过程中，必须在“事前”确立，否则无法获得保障。就既便是对“报酬”的多少确立，是发生在事后，但对于“报酬”的“标准”无疑应确立在“事前”。以行政规章的形式来确立具体的行为责任人权利和义务，而不能单纯强调义务忽视“权利”，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政治的需要，即强调政府的服务性，但这是对政府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责而言。“出资人”职责的目的只能是所出资效益的实现，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无论如果其具体的指标实现，与“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也即与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责无关，不能因为在行政规章中强调行为责任的“权利”保障，就违反了“政府”的“服务性原则”，与其“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约束相违背。事实上，对于“经济上”的权利的明确，正是为了实现对其经济责任约束的有效。权利无疑是责任的基础，正是因为没有权利的基础，责任才往往形式上有，实质上无（或难以体现其实质）。另外，通过行政规章的确定性规则，可以做到统一和稳定，防止随意性，有利于形成国企“市场行为”的竞争性
机制。行政规章的规则性约束，有利于“自主”的“公开性”目的的实现，防止领导个人意志所导致的腐败发生。也就是对于“权利”给那些，给多少，不由个别人说了算，是“政治文明”的表现。
2·213 法律的强调。合法性要求是法律对“国企”不能只以“例外”而留空的理由，也是法律应自我约束其“公正”的必然。对“国企”行为规则“由行政法规另行规定”，无疑会让这种“例外”形式与法律原则的地位和效力发生“冲突”，即“国企”行为规则于法外的“特殊”，被认为仅仅是在于其“会自我约束”的信任，即出自于对“政府”的“网开一面”，是忽视国企做为“市场主体”其行为目的是对“经济利益”的实现，与其他自然人和法人并无区别。法律规则对国企行为的规范（如《公司法》对“国有独资公司”的规范），应该是完整的和“公平”的。某些规定的不完整性恰恰体现了不平等性。对国企经营和监管的行为责任人权利的规定的忽略，其存在的法律疏漏是在于“股东权”或“发起人”权利，并不能等同于被授权的国企经营者个人，以及国资监管机构行为责任人个人的“权利”。个人做为“自然人”的代理行为，应享有与“股东权”或“发起人”权利相异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必须有法律的确认。因为对于国企做为法人的“过失”的追究，以及市场对这种“过失”的追究，都会形成不利后果，这些后果的承担显然不能与受委托代理的责任人无关，实际上是企业行为责任人的行为引起了这些后果的出现，那么其责任必然要有对等的权利做为基。当然，法律责任不能不明确，但也不是为行政规则的“合法”性找一个借口，而应在实质上体现其约束行政机关（出资人代表）和行为责任人的“公平”。这正是其效力和权威的基础。法律的自我约束，正是需要这种对待“公平”的态度和方式来体现，如果法律规则对待权利的“态度”缺少必要的“公平”，而去相信道德的约束并以这种约束来替代其应有的范围，那么它必然因不能自圆其说而失去应有的效力。
〈3〉与责任相对应的权利标准
标准同样是两方面的，即以“出资人”对其所授权的行为责任人履行职责的需要，和以“市场价”做为标准。由于“出资人”的需要往往决定于“代表”这种需要的国家行政机关合法“干预”的多寡，而“市场价”则应对选择的参照慎审，因为被授权的行为责任人行为“职务”是无从参照的，“职务”与“职责”之间，并非必然因果，这其间存在着因“市场行为”的风险性所决定的个人行为的风险责任的“自我承担”，是不能以“职务”来定义的。
2·311 职务需要的标准。
政府只能确定其“职务”所应履行的职责，问题是“职务”显然是相对于国家做为“出资人”代表的要求而言的，但“职务”的“身份”性并不是这种要求的全部内容，显然对于国企的经营职责和监管职责而言，其“业绩”是相对于“市场”而言的，这就必然构成“政府”与“市场”这间
相异的规则之间的矛盾。不能以行政规则来要求市场行为合规，同样也不能以市场行为的规则来要求政府的认同，即政府不能以市场的行为规则来行事，并因此而要求其“工作人员”也不能这样做。当然问题的关键之一是“身份”，国企中经营管理者个人和监管机构中的行为责任人，实际上其“身份”是两重性的，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经济人”的合二而一；因此，问题关键之二是政府以什么标准来要求其工作人员履行“市场行为”的职责，或者说这种职责应怎样确立才既符合政府属性的要求，又在市场中是有效的，这同时也是其权利的标准；问题之三是，放弃对其工作人员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要求，政府又如何以行政纪律来对其进行约？由此看来，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政府既便不放弃对其负责的行为责任人的“职务”行为要求，但应缩小这种要求的范围，否则，其“市场行为”的有效性是难以体现的。但这种缩小的“职务”要求应怎样，即权利相对于政府的要求而言，应怎样设置标准，才是恰当的？对于报酬或奖惩，“出资人”盈利或亏损的适当比例的分配，计入管理成本支出，与这种盈利（亏损）分配（分担）的意义是不相同的。并且，在处理“职务”的职责问题上，“工资”的报酬与对盈利（亏损）的分配（分担）之间的关系，容易混淆。事实上，企业的经营者和监管者并不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责，“职务”成为一种空洞的东西，“工资”的设立以此为基础的依据是不可靠的，既然是针对企业的经营监管行为，就应该由企业来承担其报酬的支出，也就是由“出资人”承担。企业引入管理成本的支出，即经营和监管是一种常设性的企业需要，其工资性的报酬应该是确定，而对于“奖惩”，则应有恰当的比例在“出资人”盈利（亏损）中分配（分担）。
2·312 职责需要的标准
职责不同于“职务”，是在于职责应包括经营和监管者个人应承担的“市场行为”风险，如前所述，责任人行为的个人风险承担，需有相应的合理报酬，即由“出资人”以其盈利（或亏损）的多少，来确定其应分配（或分担）的多少。当然，对这种分配（或分担），以“奖惩”来定位，是一种属性上的归纳错误，因为其承担的个人风险是必然，就不存在奖（惩）的视其表现的好坏所依据的个人主观上对职责履行的“好坏”之分，还必须依所据其个人的行为能力，而这种能力的体现（或不能体现），与奖（惩）所要判断的主观意志无关，尤其对处罚而言，其主观上的“故意”是“过失”的构成要件，但却不是其行为能力是否能有效地实现无关，因为即使主观上并无“为公”的道德规范所驱使的意志，其出于“经济人”行为的职业行为能力同样能够实现“出资人”所要求达到的目的，那么，这种行为能力体现的后果，就不是奖或惩所能与之相对应的，而是必须予以适当的报酬（或处罚），即盈亏同样应落实到行为者个人身上，但必须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有关对个人承担“市场风险”责任，要有相应的权利赋予对其报酬而言，不能只是奖金的微乎其微，奖
金多少的抽象性，在形式上虽然与企业经营监管的好坏有关，但在实质上却是一种任意性的上级领导意志的“体现”。应建立与企业经营监管好坏的直接利益关系，也就是体现在利润分配（或亏损分担）的适当的个人部份所应占的比例。
2、赔偿责任的确定
赔偿责任确定的基础、形式和标准，若缺少具体的原则和规则，势必造成因混乱的随意性所导致的公平丧失，从而使其设置因不公平的处理成为免责的“合理借口”。事实上，对责任的设置并以确切的原则和规则保障其得以体现，并不只是为体现“警戒”或“挽回损失”而订立的，责任同样是因为权利的存在而与之形成相对等的存在，是权利实现的保证。因为权利的正确行使，必须有其反面的界定，才能使其界限明晰，即“应该”和“不应该”是同时存在的，才是事物存在的完整。对国企经营和监管的行为者个人而言，权利既然是不得不给予的，那么责任就不能不设置，并应与此具有对等性才是完整的的。显然不是为了责任而设置权利，这一点很重要，虽然我们现在往往不得不先谈责任，再说权利，这是因为现有的做法，包括企业内部章程、上级主管部门的“责任书”，以及行政规章和法律都在“责任”上充分强调，而对“权利”，尤其是对“权利”实现的保障条件很少考虑和涉及，使得对“责任”的强调的结果在实际操作中不得不“流产”，这其实并不是“人情”和“徇私”等能够完全概括的，而是规则制度本身存在的重要缺漏，也就是责任的实际体现，缺乏具体的规则，其实是许多情况下不能够去具体明确这些规则，只能以“模糊”的“大概”来处之，究其原因，是对“权利”的漠视所致，使“责任”虽大，但不合理，因此处理上不得不走形式。正因为如此。本文前面的论述，是为了下面的探析做铺垫。
2·321 私法与公法的赔偿责任定位
公法的“国家权利本位”，与私法的“个人权利本位”〈8〉在不同前提下的对“过失”赔偿责任的确立，显然前者存在的“个人权利减等”，是在于相对于国家利益相对于公民权益的“减等”，即“私法与公法之间的差别是一种双方当事人是平等的法律关系和低于另一方的法律关系之间的差别”，“任何一个私人与任何其他人都是平等，而只是低于国家。”〈9〉但国家并非只是公法主体，即“国家和任何其它法人一样，可以具有对物权和对人权，具有‘私法’所规定的任何权利和义务。”〈10〉然而，公法（行政法、刑法）对个人做为行为主体的义务规定，是“他治”所导致的，即行政机关“被授权以单方意志宣告使私人负有义务。”〈11〉这种宣告对于相对行为人而言，是其“身份”所决定，即“职务”的职责所决定。但对于国企的经营和监管而言，行为责任人的“市场行为”，并不是“职务”所能确定的，即行政法规则并不能代替“市场规则”，那么，个人的“市场行为”责任是否能脱离了行政法和刑法的制约？也就是说，其个人行为依市场规则行事就不会造成对国家
★★★文档资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也是国有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 20世纪８0年代，企业文化在国有企业界火了一阵子,但那时人们对企业文化的概念仍然十分模糊。企业文化建设停留在低水平、封闭型阶段，“企业文化”常被认为单纯是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加“文体活动”，也有人把“企业文化”当作一些大同小异的标语、口号或企业标志，因而企业文化并没有真正体现出企业员工所追求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等深厚内涵，也没有真正发挥其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力量。 企业文化也是一种核心竞争力 企业文化是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的价值理念,是企业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在人的价值理念上的反映。因此，从性质上讲,它不仅是一般信奉或者倡导的价值理念,而是企业必须要执行的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从属性上看，它是企业的价值理念,也就是企业的灵魂；从作用上看,它不仅仅是宣传企业形象，而是注重解决企业中存在的问题。国有企业文化是国有企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真正内涵是一种经济伦理,但纵观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方法，企业文化不仅是经济学、文化学方面的概念,而且还是影响和决定企业长远发展的一种动力。正如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贾春峰所说：“我们常说企业文化是一种力，那么这个力有多大?这个力表现在哪些方面？从国内外一些企业文化搞得好的企业来看,企业文化力，首先是凝聚力，第二是激励力,第三是约束力，第四是导向力，第五是纽带力,第六是幅射力。”总之，企业文化也是一种决定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在２0世纪8０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企业有产品就有客户，20世纪9０年代则认为企业有广告就有销路，而到了21世纪,由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运行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经济具备了一些新的特征。经济学家们从现代经济的特征出发，给现代经济冠以各种各样的名称,如新经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开放经济、速度经济、环境经济、虚拟经济、服务经济、软件经济等。在如此众多经济运行模式的角逐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国有企业把企业文化建设好，就能更好的参与市场竞争。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精神 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集中反映，是企业全体员工现代意识与企业个性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群体意识。它既是企业现状的客观反映,也是全体员工共同拥有的理念，具有独创性、创新性、时代性,体现了企业发展中的务实、求实、求精的精神和追求。企业文化往往以简洁而富有哲理，独具特色的语言形式加以概括，通常以厂歌、厂训、厂规、厂徽等形式形象地再现出来，给员工以理想、信念、鼓励、荣誉、约束，使员工心灵深处引起共鸣，思想境界不断升华,从而在工作中牢记发展方向和经营宗旨,遵守价值准则和管理信条,始终保持昂扬 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主动关注企业的前途,创造品牌,保护品牌，发展名牌，维护企业的声誉,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企业伦理、企业信用、企业声誉是企业发展和经营理念中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是企业创立品牌特别是知名品牌的依托。品牌，特别是驰名商标是企业的知识产权,其背后是文化的积淀。它虽然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价值符号,但代表着产品的品质、特色、服务，提示着产品在消费者偏好中所处的位置,成为消费者心目中的重要标志。品牌是“眼球经济”最活跃的要素，是企业的商誉，而企业的商誉要靠企业伦理、企业信用来维护，企业只有把企业理念、企业精神等企业文化的核心灌输给每个员工，并成为支配其言行的自觉意识,使员工恪守诚信、遵守诺言、不欺不诈,增强对自己行为之后果负责的责任感、道德感,才能维护企业商誉，维护品牌形象,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形成企业强大的生存、发展动力。
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一把手”监督工作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一些国有企业的“一把手”纷纷落马，究其原因，往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滥用权力的问题。由于“一把手”在领导班子和全局工作中处于核心地位，其权力如失去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必将引发一系列的腐败现象，这对各级党组织提出了一个现实又紧迫的难题。实行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必须要着力于机制创新，通过建立健全规范的管理机制，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笔者结合长期的监督工作实践，对加强国有企业“一把手”监督，建立权力制约长效机制方面做了深入思考。 一、科学配置“一把手”的权力，明确权力界限 作为国有企业的领头人，过去往往存在“一把手”拥有较大经营自主权和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由于高度的集权，使“一把手”面对的诱惑很多，容易诱使“一把手”产生各种不廉洁行为。如何切实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是当前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焦点，也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个难点。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行使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个界限就是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企业的规定。现代管理下的公权力都是有限的而非无限的，因此“一把手”也必须遵循有限原则，在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的规章限定范围内行使权力，而不能超越其有限权力。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应逐步建立形成相互独立、相互制约，适应企业发展的新的组织架构和工作体制，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科学分解和合理配置。一是修订新的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董事长的职权范围，对决策权、经营管理权和监督权实行“三权分离”，有效规避“一把手”高度集权的风险；二是党政“一把手”不应直接分管人事、财务、工程建设等工作，同时明确界定重大事项决定权力和重大项目、大额度资金的审批权、重要人事任免权，实行民主讨论、集体决策；三是修订董事会、党委会和党政联席会议事规则，规定包括“一把手”在内，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杜绝“一把手”出现“一言堂”的现象。 二、规范权力运行程序，减少“一把手”自由裁量权 国有企业应不断探索建立权力制约的长效机制，有效压缩“一把手”的个人自由裁量权，实现“四个所有”。即：所有的权力都要在系统中运行；所有的资源都要在系统中受控；所有的交易都要在系统中进行；所有的操作都要在系统中留下痕迹。将“一把手”权力行使情况予以公开“曝光”，促使领导干部正确履职用权，让个人自由裁量权不再“自由”。为了防止常见的“一把手”个人自由裁量权太大，在重大事项决策上发生人为操控的问题，企业应坚持管住权力，管住程序，抓住“一把手”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严把“三关”：一是把好用人关。国有企业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要全面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健全和完善选人用人制度、薪酬管理制度、业绩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在选人用人方面，要充分体现“民主推荐和公开竞聘”的原则，通过笔试、面试、干部员工各层级代表测评打分等民主选择程序，综合考核确定人选，避免了“一把手”干预太多问题的发生。二是把好用钱关。国有企业要建立严格的财务
市发展改革委 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我委行政权力运行，加快发展改革工作法制化进程，推动廉洁型机关、服务型机关建设，根据《河南省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暂行办法》以及《濮阳市委办公室濮阳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机制的实施意见》，结合我委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行政权力是指我委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或授权，履行行政职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各项行政职权。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濮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其下属单位。 第二章规范决策权行使 第四条科学界定决策权限。各级领导按照分管工作和职级权限，各科室、单位依据我委岗位权力运行流程，明确管理责任，严格在职权范围内决策，做到权力与义务的统一、决策与责任的统一，既不越权决策，也不错位决策。 第五条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凡属于“三重一大”（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事
项，要充分调研，深入论证，集体研究决定；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事项，要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对涉及干部职工切身利益的事情，要通过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等形式，深入调查，广泛听取意见。 第六条严格落实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制度，对直接关系社会公众和干部职工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广、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事项开展风险评估，针对廉政风险和社会稳定风险制定有效的防控措施。 第七条建立委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由法规科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会议讨论决策。不得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违反财经纪律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不属于我委职责范围内或违反决策规定程序的事项等提交集体决策，也不得个人审批决定。 第八条建立健全决策跟踪评估制度，重大决策作出后，根据决策效果持续周期，以半年或一年为单位，组织调研撰写重大决策评估报告，对决策产生的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并针对具体形势予以修正调整。 第九条建立完善委法律顾问制度，聘请律师、专家组成法律顾问团，在重大决策、重点项目审批、规范性文件制定、合同审签、法律诉讼等方面充分发挥顾问作用，规避风险。
关于国有企业重组整合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区国资国企经过十年的改革发展，国有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大幅提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引领和带动作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依然存在制约国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亟待解决。通过学习中央、北京市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精神，研究央企、市企重组整合的趋势和经验做法，思考区国企重组整合的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想法。 一、认识国有企业重组整合的发展趋势 1、国有企业重组整合的发展历程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旋律主要是国企、央企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同时加快国有大型企业的兼并重组。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不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企通过重组踏上新的征途，翻开了新的篇章。但是，重
组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国企兼并重组也经过了一个逐渐理性的探索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2 十一届三中全会 ?放权让利、转换经营机制 ?经营责任制、承包、租赁等 ?资产重组的主要方式是与外商合资，出售和破产 ?1985年之后进行过股份制试点等探索，开始涉及国有产权的重组 第二阶段：1992-1995 十四届三中全会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对国有企业的改组多属企业内部和少数企业之间的重组，试图通过制度建设搞好每个国有企业 ?1993年出台《公司法》 第三阶段：1995-2003 十五大 ?着眼于从整体搞好国有经济，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 ?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抓大放小 ?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深层次的重组展开 ?主辅分离资产重组 ?推动石油石化、电信、电力、煤炭、电子等行业国有大企业重组上市 ?对国有企业进行债务重组：2000年底，国务院批准580家债转股企业 ?银行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银行债务重组 ?中央企业对516家分属各企业的房产公司进行重组
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的操作 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式之一。国家尚没有出台关于国有企业投资管理的统一规定，地方国资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管理，国务院国资委对于央企对外投资的规定对于地方国有企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一般而言，如果拟投资的国有企业为一级国有企业（即股东为国资委），对外投资应当根据经国资管理部门审核的本年度投资计划进行投资。如投资项目在年度投资计划内，不需要另行审批。如投资项目不在年度投资计划内，则拟投资的国有企业应向国资管理部门单项报批。 如果拟投资的国有企业为二级以下国有企业（即股东为国有企业），其对外投资的计划一般须经过其上级公司的核准。 从审核的内容看，其主要内容包括：收购交易是否符合国家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是否符合企业布局、结构调整方向以及发展战略与规划；交易是否能够突出企业主业、是否会对主业造成不利影响等。 定价是交易的关键问题。根据国务院国资委颁布的《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有企业收购非国有资产，必须对非国有资产进行评估。其评估结果应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经国资管理部门核准或者备案。非国有资产评估的结果是确定收购价格的重要依据，一般情况下，非国有资产的转让价格不得高于其评估价格。 对于那些可能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民营企业，其定价方式将会造成一定的风险。由于国内目前资产评估的主要依据是净资产，对企业成长性重视不足，对于被收购企业，评估价值可能无法体现企业的实际价值。根据评估价值确定的交易价格可能过低，从而损害民营企业原股东的利益。如果定价较高，则收购交易则将面临较大的审批风险。 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的交易应当在产权交易所完成。其流程包括对目标企业净资产进行审计、对目标企业整体资产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报国资部门核准或备案后再进行交易。不过，交易无须公开挂牌进行。 1/ 1
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与执行力 摘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供需错位、产能过剩等问题日益凸显，并成为了阻碍我国国有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瓶颈。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若想开辟出一条发展的新道路，就必须要制订科学合理的企业管理制度，并不断结合市场实际情况对企业管理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同时，还应当提高企业员工的执行力，将企业各项方针政策都有效落实，这样才能够促使国有企业在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形势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本文针对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与执行力进行了浅析，希望有助于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的更好发展。 关键词：国有企业；管理制度；执行力 一、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现状分析 就现状来看，我国的国有企业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国有独资企业，一种是设有董事会的国企。其中，国有独资企业主要是由总经理来负责管理，而设有董事会的国企则在总经理外还有董事会成员负责参与企业管理。虽然从表面管理机制上来看，这两种类型的国有企业是有所不同的，但实际上在企业内部，高层领导和管理都是高度重合的，因此两种国企实质上是差不多的管理机制，即人们常说的“一把手”负责机制。然而，在“一把手”负责机制之下，企业管理往往会过于权威化，甚至于企业“一把手”的管理权威凌驾于企业管理制度之上，从而使企业管理制度成为了一种形式化的东西，而缺乏实际约束力和指导力。显然，
现有的国有企业管理机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和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 二、国有企业执行力的现状分析 1.执行缺位情况严重 国有企业与普通企业不同，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桎梏，我国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较严重的“论资排辈”情况，即无论是在人员任免过程中，还是在职称评选过程中，都讲究由资历深、辈分老的员工优先，而资历浅、辈分低的员工靠后。在这种大家心照不宣的“传统”和风气下，导致国有企业中很多年轻才干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机会，久而久之，就很容易会由于自身才华和能力得不到施展而消磨掉奋斗热情，乃至出现消极怠工的情况。而一个企业中若年轻才干们都消极怠工，整个企业的执行力自然会大打折扣。再者，在国有企业的考核标准方面，大多数都是以员工的实际工作完成情况为主要考核内容，而并不重视对企业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的执行力的考核，因此使得企业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最终导致了严重的执行缺位问题。 2.意见传达渠道不畅 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中都设有很多不同的分支部门，但由于整体组织结构比较复杂、冗余，所以导致了意见传达渠道不畅。很多时候，当上级领导下达指令或者决策后，都无法在第一时间内传达到一线部门，自然会导致整个企业的执行力较差。反
国有企业如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摘要］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优势,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收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现代国企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一焦点即为企业如何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文章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与特征出发,结合当前国企发展现状,从多角度对如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作出研究,以供广大工作同人借鉴参考。 ［关键词］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 1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与特征 11内涵 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杂志上的一篇题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文章一经发表,迅速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这篇由U Mich(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C K Prahalad和LBS(伦敦商学院)教授G Hamel共同发表的论文,首次正式提出了“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itiveness)这一概念。C K Prahalad和G Hamel教授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集体知识,尤其是如何协调多种多样的生产技术以及把众多的技术进行整合。”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史东明认为,“核心竞争力是分布企业组织的能量,通过核心能力表现出来,而其赢得竞争的能力核心是企业文化与价值观。”本文认为,对国有企业而言,它的核心竞争力不是由某一个单独的因素构成,而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内部改革进程中,在利益与诱惑的驱使下,国有企业所面临的考验和竞争的多样化、复杂化,更是从外部环境上决定了其核心竞争力的多面性。核心竞争力一旦形成,并不是静态的,而是伴随着企业生产、经营不断构建、生长,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力量。 12基本特征 (1)价值性。核心竞争力关注用户需求,以顾客看重的价值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例如,控制生产成本、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等,以达到适应市场发展和维持长久客户的目的。 (2)稀缺性。并不是任何企业都具备核心竞争力,这种能力具有显著的稀缺性,在市场中,有且仅有极少数的企业拥有它。 (3)不可替代性。行业内的其他企业无法用其他能力代替核心竞争力,在体现价值性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稳定地位。 (4)难以复制性。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特有的、难复制的一种能力,它不同于货架中展览的商品,能够通过货币购买得到,也不同于计算机中的文件,借助硬盘、
如何履行国有企业纪委的监督责任 摘要：大型国有企业经营和服务于社会各行各业，工作舞台大，经济总量高， 是党和国家重要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然而，从查办 案件和巡察情况看，国企在腐败利益链条上的问题比较集中，是腐败“重灾区”。 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会议精神强调，要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因此，构建更加完善的反腐败防控体系，促进国 有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国有企业健康发展，是关系到国民 经济和民生的大事。本文基于如何履行国有企业纪委的监督责任展开论述。 关键词：如何履行；国有企业纪委；监督责任 引言 国有企业要旗帜鲜明的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不断巩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取得的成果。国有企业纪律检查委员 会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如何更好的担负起纪 委的监督职责，探索更好履行监督责任新途径是我们值得深思的新任务。 1纪委监督责任的重要内容 1.1要把好用人关 党管干部是我党的组织原则和优良传统，国企各级领导干部是党在经济领域 的执政骨干，也是国企发展的核心力量的推动者和体现者，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少数”。他们同时又是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要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经济属性出发，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维护劳资双方权益，实现国 有企业经营效益的最大化。把好用人关，就是要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条例》，为党为企业培养选拔出优秀干部，做好对任用干部的考察和审查，保证党在国有企业的骨干肌体不受侵蚀。 1.2要把好教育关 在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党章》、《党内监督条例》、《廉政准则》、“八项 规定”、“六项禁令”等党内法规和党内纪律的教育，遵守执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 诫勉谈话、函询等制度，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从源头上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1.3要把好监督关 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对企业党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在思 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的表现进行监督；对企业涉及管人、管钱、管物、管招标、管采购、管销售、管合同等岗位人员进行监督；对企业管理、生产 经营、财经纪律以及对纠风惩治等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 2国有企业纪委监督工作面临的困难 2.1层级监督问题 国有企业纪委监督职能问题主要是阶层监督问题。国有企业目前推动的是第 一责任制，即企业董事长可以制定和支付工资、奖金、员工的工作调出、晋升等 几乎所有权利，都可以由第一负责人决定或拒绝。因此，纪委对上级，尤其是企 业最高负责人的监督力度不足。此外，纪委书记停留在同一个阶级的下游，在同 一个阶级的监督下彻底完成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在纪委对下级的监督过 程中，部分纪委职员担心自己会成为“坏人”，影响内部和气，导致监督不善。 2.2监督专业程度问题 在纪委工作进行过程中，虽然不乏纪委工作人员有着一腔热血，积极开展反 腐败事业，但在实际工作进行过程中，业务知识不精，专业能力不强。另一方面，
规范权力运行监督检查制度 第一条为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加强对权力行使单位和个人执法行为的监督检查，根据规范权力运行相关制度，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监督检查内容： （一）行政权力实施主体的合法性； （二）实施行政权力程序的合法性； （三）权力行使法律依据、现场条件、实施标准等内容的合法性； （四）权力行使人资格的合法性； （五）行政权力运行结果的合法性、合理性； （六）履行对被监管单位和个人行使行政权力过程进行监督检查； （七）规范权力运行制度中要求专题研究的行权事项； （八）其它与规范权力运行制度有关的事宜。 第三条局党组、纪检检察组、局办公室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实施监督检查。 第四条对行政权力运行实施监督方式： （一）听取汇报； （二）查阅行政许可、处罚等权力行使依据、审批条件标准和申报所需材料； （三）对权力行使过程，专家评审、考试等活动进行现场监督； （四）对局务会制度及监督管理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五）对行政权力实施和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明察暗访； （六）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权力行使人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举报并进行调查核实； （七）依法可以采取的其他形式。 第五条行政权力行使过错通过下列途径发现： （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诉、检举和控告； （二）大众传播媒体曝光； （三）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本级人大、政府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发现； （四）政府法制机构在规范性文件审查和备案工作中发现； （五）局党组、纪检监察组、局办公室在监督检查中发现； （六）其他途径。 第六条实施定期检查。局每半年对权力运行程序、行使依据、申报资料、审批结果、制度落实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不少于一次，如上级部门指定的监督检查，可随时安排，并将检查结果按要求上报。 第七条建立行政权力运行记录管理制度。权力行使人要如实记载行政权力行使过程的各环节情况，对现场执法检查记录表、行政许可审批记录表等要及时归档，严格案卷管理制度。 第八条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局机关设立举报电话0735—6324011，随时受理局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违纪违规行为的举报，并及时纠正并依法依规处理。 第九条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国有企业并购：情况、原因和若干政策建议 内容摘要：近年国有企业并购日趋活跃，既有政府推动下的国企并购，也有国企自主推动的并购，这些并购对于改善国有经济布局、提高企业竞争力作用重要，但部分并购也存在盲目、捏和或封闭操作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关政策应做出适当调整。 关键词：国有企业，并购，政策 近年，国有企业的并购日趋活跃，中央企业(以下简称央企)之间、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地方国企)或上市公司之间、地方国企之间、地方国企与民营企业(以下简称民企)之间的并购越来越多。本文拟梳理国企并购情况、分析其原因，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国企并购的基本情况 (一)央企之间的并购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推动 2003年以来，央企之间的并购逐年稳步推进，央企数量也因而从196家减少到目前的143家(截止2008年11月15日)，共发生并购52起，各年并购发生数量基本相当，见表1。表1 2003年以来各年央企并购数量
注：减少的53家企业中，长江口航道建设有限公司已调整为交通部长江口航道管理局，不再是国资委监管的企业，因此发生实际重组的有52项。 按照并购方式划分，央企并购可分为收购和新设合并两类。收购主要是指一家企业被另一家企业收购，成为收购方的子公司，这类央企并购达47起，占绝对比例，包括2003年中国药材集团公司并入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2007年华润集团收购三九集团等。新设合并是指两家企业合并为一家企业，并设立新的母公司，这类央企并购仅发生5起，包括：2004年中国蓝星与中国昊华合并组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2005年中国港湾建设与中国路桥合并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公司等、2008年中航一和中航二合并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这些企业的并购方式之所以是合并，主要原因是合并双方的规模相当、业务相近。各类企业并购数量见表2。 按照重组目的划分，央企并购还可划分为主业相近型、业务互补型、减少管理幅度型和处臵问题企业型并购四类。
国有企业并购之一般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流程梳理 一、内部决策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第一步是做好可行性研究,按照内部决策程序进行审议，并形成书面决议。 国有独资企业的产权转让,应当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国有独资公司的产权转让，应当由董事会审议;没有设立董事会的，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涉及职工合法权益的,应当听取转让标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意见,对职工安置等事项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可行性硏究 可行性研究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分析通过转让国有产权所能达到的目的；二是分析具体的转让策略;三是确定对受让方的要求。 企业应分析希望通过转让国有产权达到的目的，一般来说是引入投资者的市场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技术资源、品牌资源等，引入新的经营机制促进企业实现战略发展,实现国有资本的退出，并取得企业国有产权的最优化价格。 企业需要分析拟转让的标的大小，确定整体转让或者部分转让的策略及具体的份额，以及是否考虑转让控股权。 企业需要确定对受让方的要求。根据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实施意见》的要求，国有企业改制要从企业实际出发，着眼于企业的发展。要建立竞争机制，充分考虑投资者搞好企业的能力，选择合格的投资者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引入资金、技术、管理、市场、人才等资源增量，推动企业制度创新、机制转换、盘活资产,扭亏脱困和增加就业,促进企业加快发展。 (二)制定转让方案 经过可行性研究论证,企业应当形成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方案。在决定或批准国有企业产权转让行为时，应审査转让方案。 企业转让方案的内容一般应包括：转让标的企业国有产权的基本情况；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行为的有关论证情况；转让标的企业涉及的、经企业所在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的职工安置方案；转让标的企业涉及的债权、债务包括拖欠职工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465833254.html, 浅析如何提高国有企业执行力 作者：黄春宁 来源：《现代经济信息》2013年第07期 摘要：与私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税收，融资及自身经济实力和人员素质水平方面均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在抢占市场份额，获取经营利润时，国有企业却又大大落后于私有企业。是什么原因掣肘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发展，归根结底，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执行力差。本文就国有企业执行力差的现状，从系统论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执行力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了阐释，以提出有效的提高国有企业执行力的措施，从而推动国有企业实现自身的健康有效发展。 关键词：国有企业；提高；执行力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02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企业员工的执行力。通常企业的执行力决定着企业发展的方向与发展动力，而企业发展的瓶颈一般表现为执行力差所导致的改革，经营如履薄冰。据相关文献对中国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企业中有较好执行力的企业占到总企业的3%，而剩余的97%的企业均处于执行力不足或者不到位的状态。面对如此窘境，我们该如何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呢？首当其冲的就是发现问题，分析原因，解决问题。 一、执行力在企业中的作用 首先，良好的执行力是保证决策机制科学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国有企业管理者如果具备良好的执行力，则在其执行决策、督导执行与检查执行过程中就会充分结合企业发展实际与企业未来发展状况，真管实抓，强调落实，这样一方面会提高执行效率；另一方面还能向下属表明坚决执行的决心，从而推动下属高度重视决策执行的落实，进而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执行力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执行力能够推动员工思想进步与企业绩效发展。通过强有力的执行力的发挥，促使员工充分重视工作与培训的重要性，使员工了解到知识与工作之间的重要联系，进而形成主动学习、积极工作的局面。另外，良好的执行力还能推动企业绩效发展，执行力通过对薪酬等激励因素进行宏观制度性调配，使得优秀员工与普通员工之间薪酬、晋升机会等差距显著的出现，进而推动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 最后，良好的执行力能够构建管理者与员工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在推动企业良好文化建设的基础上，有效提高企业持续性发展的动力。另外，通过沟通，管理者还能明确员工每天的具体工作与工作进展、员工在实现企业目标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通过何种手段来解决这种
关于完善国有企业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办法和途径的调研报告 摘要: 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企改革的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中的监督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较好地对国有企业权力运行进行制约,但从当前国有企业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来看,国企权力运行监督体系的功能还没有得到较好发挥,存在着“弱监”、“虚监”、“失监”、“漏监”等问题。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个别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企业内部权力架构失衡、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企业外部监督主体较远，监督效力受制于监督距离；监督力量分散，缺乏监督合力。 解决上述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教育工作，这是监督机制建设的基础。二是明确细化监督内容，这是监督机制建设的重要因素。三是改进与完善工作机制，这是监督机制建设的重要条件。四是拓宽监督渠道，这是监督机制建设的有效措施。五是完善干部管理，这是监督机制建设的有力保证。六是加强打击力度，这是监督机制建设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完善国有企业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办法和途径调研报告
关于完善国有企业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办法和途径的调研报告 一、导言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越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一具体部署,充分表明党中央对权力运行规则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执政理念。改革开放后，政企分开的逐步实施，为国有企业发展增添了无限的活力和生机，但在发展的同时，国有企业也成为腐败行为的高发地带，如何加强对国有企业权力运行的监督，遏制腐败行为的产生，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成为一项紧迫的工作。 二、调研对象与方法 根据市纪委监察局第四纪检组监察室的安排和部署，2009年12月8日至2010年2月12日，我们就如何健全和完善国有企业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对6户市管企业进行了无记名问卷调查、座谈来了解国企干部职工对企业权力运行机制的建议和意见，同时还通过查看现场，查阅资料来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共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中层管理人员和职工代表近500人参加了问卷调查和座谈活动。 三、调研结果及分析 从调查问卷、座谈及查看现场、查阅资料了解的情况看，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企改革的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中的监督体系已基本形成，较好地对国有企业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就国企内部而言，形成了以国企党组织、法人组织、纪检监察机构、审计机构和工会为监督主体的监督系统；就国企外部而言，形成了以上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外派监事会、审计部门等为主体的出资人监督系统。但是，从当前一些国企权力失控、行为失范、腐败滋生、国资流失等问题看，国企权力运行监督体系的功能还没有得到较好发挥，存在着“弱监”、“虚监”、“失监”、“漏监”等问题。
一、建立行政权力公开领导机制。 坚持把落实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列入一把手工程，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和依法行政之中。专门成立以局长赵振兴为组长，班子副职为副组长，政法、发规等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对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实施全方位的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 二、建立行政权力公开监督机制。 坚持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将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置于社会各界和广大干部群众有效监督之下。对内，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干部职工廉政行为和依法行政行为；对外，通过重点加强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基础设施建设，增进社会各界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有效监督。局机关投资3000元建立四块24平米的高级不锈钢公开栏，绘制了10个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流程图，公开行政权力目录及重点政务；投资7000元购置电子触摸屏，并投入使用，极大方便了群众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同时，积极推进基层乡镇计生行政权力公开工作，组织8个乡镇计生办主任先后到唐山、邯郸等地学习先进经验，目前全县8个乡镇全部实行了“一站式”办公，有力推动了全县计划系统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落实。 三、规范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内容和程序。 一是清理审核。按照行政许可、行政处置权等分类进行登记造册，局班子连续两次进行清理审查，决定公开形式。二是编制职权目录。根据县批复职权项目，编制职权目录，标明职权名称、来源、依据，行使责任人及公开的要求。三是制定权力运行流程图。载明行政权力的条件、承办岗位、运行程序及相关接口、办理时限、相对人的权利、投诉举报等方式。
通过规范化建设初步形成了“阳光政务、便民服务、群众满意、社会监督”的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新局面。 1、严格规范审批行为。对依法保留的行政许可事项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科学设定项目审办流程，坚决取消不必要的前置审批条件，减少环节，提高效率。 2、认真开展行政权力廉政风险评估管理。一是重审权力事项，优化工作流程。要根据工作实际，对照省、市、县关于精减审批项目和取消、停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等文件，认真开展“回头看”，对职权项目和流程图进行重审重修。重新修订后的职权项目要做到有据可查，流程图要简洁、明快，表述准确，对审核或审批环节要注明办理时限，为廉政风险点的查找打好基础。二是准确查找廉政风险点。要把行使的全部行政权力纳入风险点查找范围，结合工作实际和经验教训，通过“找、亮、问、审、核”五步工作法进行查找。风险点应主要集中在审核、审批、审签等易产生个人说了算，可能接受贿赂、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其他易滋生腐败现象的环节上。三是合理划分风险等级，制定风险等级目录。要依据廉政风险点的多少和权力行使的重要性，以及权力行使的频率对清理出的行政权力进行廉政风险评估，按照风险大小，由高到低，分为A，B，C三个等级。应把征地拆迁费的补偿、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重大项目工程建设及资金使用等作为A级风险的权力；把二胎准生证的初审、林业采伐审核等由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权力和一般物品的采购 作为B级风险的权力；信访、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登记证》、计划生育社会扶养费征收等其他发生腐败风险较小的权力 应作为C级风险的权力。四是科学制定预警防范措施。针对不同的廉政风险点，逐个提出化解风险的具体办法，原则上要求有一个廉政风险点就应该至少有一项预警防范措施与 之相对应。要采取保廉承诺，警示教育、风险提示、廉政谈话、岗位廉政教育等形式，对廉政风险进行预警。对防范措施而言，廉政风险点在决策环节的，用健全的民主决策制度进行防范；廉政风险点在执行环节的，要着眼权力公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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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资产重组中的财务处理 [摘要] 文章由国企改革谈起，从财务的角度分析了资产重组的内涵，针对当前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见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过去国有经济布局覆盖过宽、分布过广，现在则按市场方向有进有退，使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作用的地区和领域逐步退出，并集中于更有利于发挥作用的领域。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重点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就是说，现阶段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即是一场深刻的体制革命，也是国有经济结构重大调整过程，作为这一改革的重要实现形式，就是国有企业的大规模重组。本文从财务会计的角度对资产重组这一课题作了一些分析并提出一些有意义的建议。 一、资产重组的含义 （一）概念 资产重组是指通过不同法人主体的法人财产权、出资人所有权及债权人债权进行符合资本最大增值目的的相互调整与改变，对实业资本、金融资本、产权资本和无形资本的重新组合。重组是企业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即获取利润及股东投资回报率最大化，充分使用管理和资源以及对付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重组会引起资产或资本以及管理策略的改变。 （二）分类 资产重组通常涉及：资产注入，资产或业务的出售，资产重新的整合，债务、资本比率的改变，新形式的资本、债务形式，借款期的改变等。
重组可以以多种形式进行，包括：资产注入、兼并、股份化、破产、出售、建立核心子公司等。既然资产重组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较多可选择模式，也就是我们在采用重组形式中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模式： 1.所有权换位的资产重组，即资产的所有权在不同的的产权主体之间发生转换或实现重新组合。如注入新资产、兼并、合并、收购。许多西方国家的公司就是通过收购取得对企业的所有权来扩大实力。这种重组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被我国的上市公司所采用。 2.非所有权换位的资产重组，即资产的最终所有权不变，仅仅是资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让渡权在不同的资产主体之间发生转换或实现重新组合。 3.根据市场法则进行的资产重组，即遵循市场经济法则，通过市场的公平交易将资产的所有权在不同的产权主体之间实现重新组合，如资产拍卖、证券市场的合法收购等。 4.非市场型资产重组，即利用行政及法律等超经济力，可不按市场经济法则，通过强制力将资产的所有权在不同的产权主体之间实现转化或重新组合。 综上所述，我国现在所要进行的资产重组属于非所有权、非市场型资产重组。也就是说这种资产重组是通过国家强制力量实现的，而非市场运作，带有很浓重的行政色彩。 （三）原则 根据国有企业的具体情况，在企业资产重组工作中应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关系。 2.合理经营资产，健全生产经营体系。首先是要通过必要的企业资产重组，使经营资产重新组合，集中原企业或企业集团中最有竞争力的主要业务，体现专业化经营水平。 其次，要通过资产重组使公司自身形成健全的生产经营体系。
提升国有企业执行力的对策建议 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正处于攻坚阶段，国有企业要想克服客观条件的局限，在激烈的竞争中继续生存、发展，就必须提升国有企业的执行力。因此，分析当前国有企业执行力的不足，探讨合理的现实途径对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标签：提升执行力建议 1国有企业执行力的内涵 参考对执行力含义的理解，国有企业执行力就是由企业领导者发起并最先掌握，国有企业的各个管理层次、各个经营决策单位、各个岗位的职工贯彻执行经营者制定的战略决策、方针政策、制度措施、方案计划和实现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能力。简单地讲，国有企业执行力就是企业各级执行主体按照规定的标准，以一定的速度完成各种任务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应该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企业执行力的强弱程度将直接制约着企业的经营目标能否得以顺利实现。 2国有企业执行力存在的问题 2.1国有企业高层领导者决策水平不高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属性，现阶段不少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仍是通过行政任命或行政选拔的，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权利，管理好坏与管理者本人经济利益也不存在密切联系，大大降低了高层领导者在管理方面的激励效果。另外，在许多经营管理者认为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描绘企业远景、定好策略，在战略制定后很少有领导者重视战略的执行问题，甚至是一些管理者在执行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不合理、缺乏人文关怀的制度，对职工没有激励作用，反而引起反感。 2.2国有企业中层管理者执行战略决策不科学中层管理者担负着执行和管理的双重角色。企业决策层制定的战略方案需要得到中层的严格执行和组织实施。在国有企业中，大多数中层管理者仅仅满足于简单地执行上级的决定，而不是科学地分析实际情况，提出更加合理的执行方案。另外某些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的制度和中层组织环节的脱节、缺失，或者是部门之间的壁垒重重，导致了组织结构与企业核心经营环节不配套，出现“责任者缺位”的现象。 2.3国有企业员工的执行能力不足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中，依靠外在的力量将市场竞争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引入了国企之中。但是国有企业职工的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却没有完全与之相适应或同步。现代经济社会和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要求企业员工必须快速地适应和提高自身素质。然而在企业内部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员工培训机制，使得员工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对执行力不够重视，在对企业目标和任务的理解上难以统一，在具体执行时各行其是，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进而影响企业整体的目标执行力。
把国有企业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核心竞争力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燕云 努力把国有企业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近些年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看，仍然存在有的党组织凝聚力、向心力不够，一些党员管理人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不高，驾驽全局的能力与科学发展的要求存在差距，有的企业领导班子执行能力欠缺，队伍的规模结构、专业能力、业务素质与企业发展战略不匹配等问题。深入研究如何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实现企业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相互促进、共同提升，开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创新之路。 一、国企政治优势向企业核心竞争力转化的内涵和理论依据 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是党的政治优势在国有企业的延伸。国有企业政治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理论优势。以科学 理论为指导是企业政治优势的基础，有了这个优势，就能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明确奋斗的方向，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通晓社会发展的规律。二是组织优势。在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工作系统、网络，国有企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企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三是队伍优势。大多数企业领导者和生产经营岗位上的骨干，都是党组织的成员；所有的群团组织，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开展群众工作的。带领队伍是国企党组织固有的政治优势。四是监督优势。党内各类监督制度和措施的制定
落实，对于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贯彻执行，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腐败现象发生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凝聚力，指“以德治企”，实现企业核心同认、目标同向、思想同频、行动同步的能力；二是领导力，指把握组织使命及动员人们围绕这个使命奋斗的能力；三是执行力，指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四是管控力，即“依法治企”，含风险的自我防范、发展的自我保障能力。具体而言，相对于外企，我国国有企业的东方优良传 统的积淀，强调以“德”服人，在选人用人上坚持人品优先，这样企业就有了凝聚力；在管理模式上有“外圆内方”的特点。对外“圆”，强调和谐顺畅，减少阻力；对内“方”，强调棱角分明，严格要求。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资本占优势的企业，承担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责任。在企业中，党组（党委）通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保证企业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群众组织发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共同团结带领职工群众推动企业的发展进步。 企业竞争主要有两种形式：自然竞争和战略竞争。自然竞争是缓慢的渐变的过程，按照“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规律运行着；而企业发挥主动性，集中优势资源、抢占先机、压缩自然竞争的时间，迅速改变力量的对比，可以形成战略核心竞争力。通过加强和改进企业党建的各项工作，在企业员工中塑造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纪律观念，将企业的战略任务、目标落实为员工的自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