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困境：关于现代人存在的思考
——从刘震云《一地鸡毛》谈起
张喜田，黄红彬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摘要：生存困境压迫下的现代人的生命意识和精神在生活中渐渐地磨损乃至丧失，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不容忽视却又难以解答的哲学命题。面对这一论题，生存个体无法给出真正意义上的结论，而只能做近乎本能的挣扎和努力，并且在种种挫败的背后独自吞咽所有的痛苦和悲哀。本文试图以《一地鸡毛》为切入点，通过对小说叙述风格和反讽意味的解读以及它与《围城》、《城堡》、《沧浪之水》的比较，阐明普通人的磨损与丧失，进而展示出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和精神方面的双重困境及其普遍性意义。
关键词：双重困境；现代人；存在；思索
Double dilemma: on the existence of the modern thinking
—— Liu Zhenyun "place chicken feathers" when talking about
Zhang Xi-tian , Huang Hong-b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 453007,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urden of life dilemma, the life consciousness and spirit of modern are wore away or even lost gradually in the daily life. It is a philosophy propositio n that contains universal meaning, not allowed to be neglected, and difficult to be answered. When confront the proposition, the individual couldn't draw any conclusions in real meaning, but only makes efforts, struggles, which border on instinct, then swallows all the sadnesses and miseries after kinds of reverses.Although it is not easy for many people to Recognition this directly, the dilemma of humanity is the existence of the real. This article attempts take "Place Chicken feather"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through and instead satirizes meaning to the novel narration style the explanation as well as it with "Besieged city", "Castle", "Green Water" comparison, expounded that average person's attrition with loses, then demonstrated the modern people face survival and energetic aspect dual dilemma and universal significance.
Keywords：Dual dilemma; Modern people; Existence; Thinking
前言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小说创作潮流中，出现了一支颇具影响力的所谓“新写实小说”。与强调“典型化”和重视表现历史本质的当代写实小说相比，新写实小说更注重对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近于原生态的客观呈示，“对于平庸的世俗化的‘现实’，‘新写实’作家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注重写普通人（‘小人物’）的日常琐碎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的烦恼、欲望，表现他们生存的艰难，个人的孤独、无助”。 [1]
上承80年代初期的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以及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和80年代末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这一文学流脉涌现出一批叙述风格有着明显相似性的作家：方方、池莉、刘恒、刘震云等，他们的作品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刘震云《一地鸡毛》为代表的“新写实”作品，更多地关注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及在这种生存境况下人们的痛苦感受和艰难挣扎，在当时可以说是很深刻地触发了广大读者的心弦，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注意。
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不得不接受来自市场以及种种社会因素的更为强烈的挑战和冲击，作家们的创作环境和创作心态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以上述的这一群作家而言，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开始有意识地转向了对历史题材的介入。此后，“新写实小说”作为一个名词，虽然还偶尔被一些评论家提及，但这显然不再有当年的那般景观。
在笔者看来，“新写实小说”虽是一股业已过往的潮流，但是，在这股创作潮流中所产生出来的艺术作品并没有过时。新写实作品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对于普通人生存及精神状况的关注与思索的创作视角和态度，也不会过时，而是应该成为文学创作题材的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当今和今后的学者，如果能够静下心来，结合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思考关涉人类存在的话题，对于学术研究来讲，应该会是有所增益的。
一、关注日常存在
关于日常琐碎生活的描述，占据了小说大部分篇幅，而这琐碎的日常生活本身正构成了小说的主人公小林的全部生活内涵。“小林家的一斤豆腐变馊了”是小说开篇首句，接下来便是一种不紧不慢、不厌其繁的叙述语调的集合：起早排队买豆腐、豆腐馊了跟老婆吵架、侍弄孩子以及对付保姆，为了让老婆调一个离家近一些的单位如何费尽周折、怎样应付老家来人，怎样求人让孩子入托，排队买冬贮大白菜……正是这种琐碎繁杂的事情充塞了小林的日常生活，这种客观的流水账似的叙述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
这里所展示的，绝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的特例，而差不多是所有像小林那样生活着的群体所要面对的。在这种看似无价值、无意义的生活的形而下的描述的背后，蕴含着一种
有着真实深度的形而上的思考。关于这一点，刘震云不无机智和幽默地指出：评论家对于书中人物生活的无意义的看法，实际上说明他们走入了误区。大部分人每天生存的证明便是在狭小的时空内活着，人活着毕竟是有意义。一个人同菜贩子把菜价从一毛五杀到一毛四的伟大意义，就是老婆不再吵他……刘震云这样讲，并不是说他赞同小说中人物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人生观乃至价值取向，而是于平静的叙述中内蕴着深层次的反讽意味，这将在后面的论述中加以探讨。他在谈《一地鸡毛》的创作时曾说：“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的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琐事。它构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
无独有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有关于日常生活对普通人生存意义影响的精辟论述：“固然，日常状态指的是此在日复一日处身于其中的生存方式，而‘日复一日’显然含有时间上的规定，然而，我们仍然不可把‘日常’理解为此在一生所有的日子的总和。这个词指的是此在主要是怎样生存的。……日常此在凡事习以为常，即使烦累之事和非所期愿之事，只要习以为常，做起来也有几分舒服。日常操劳始终期备的是明日之事，而这明日之事无非是昨日的永远重复。此在可能木木然忍受日常状态，也可能颇愿沉浸在木木然之中，它还可能找些新奇消遣，似乎可以借此逃避日常生活工作的木木然。此在甚至还可能在眼下积极地掌握日常生活，虽然往往不会比‘眼下’更持久。”[2]
二、普通人的磨损与丧失
《一地鸡毛》所要着力表达的主题就是普通人的磨损与丧失，而前面所讲到的关于日常琐碎生活的描写恰是为这个主题做了铺垫。刘震云在《磨损与丧失》中讲到：“生活固然使我们一天天变老、变假，一天天远离‘我们’自身。成熟固然意味着收获，但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成熟不也意味着遗忘和丧失吗？”[3]这“遗忘和丧失”是一种无可挽回的健康人性的迷失和难以弥补的精神内在的耗损，是一种只有用心灵才能听得到的振聋发聩的无形、无声的悲哀。小说中多次揭示了这种“磨损”、“遗忘”和“丧失”。“哪里想到几年之后，这位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会变成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呢？两人都是大学生，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到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过了一辈子？”[4]在谈论班车时，小林老婆说道：“我也就是说说，你倒是说个
没完，不过你说得对，到了这时候，还说什么志气！谁有志气？有志气顶他妈屁用……”[4]小林帮昔日同学卖板鸭，“一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习惯了就自然了。小林感到就好像当娼妓，头一次接客总是害怕，害臊，时间一长，态度就大方了，接谁都一样。这时小林觉得长期这样卖鸭子也不错……”[4]
《一地鸡毛》所展示的不过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让人感到无比的“压抑和震惊”。然而小说中的人物终究没有真正地“反抗和振奋”，这种悲哀的意味可以在与西方悲剧精神的对照中得到印证。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可以从希腊人的人生观中得到印照，即用有限的生命对抗无限的困苦和磨难，在短促的一生中使生命最大限度地展现自身的价值。生命是有限的，而它所面对的却是无限，有限的生命无法超越自身，只能转而希求通过努力体现出自身的存在及存在本身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讲，具备这种悲剧意识的个体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虽则不是也不可能有完全的真正的解脱，作为悲剧主体的个体精神上的痛苦也就有了减轻的可能性和缓冲的空间。在这样的悲剧背景之下，个体生命默默地承担着痛苦和悲哀，显示出在生存困境中绝望的挣扎以及挣扎后的无奈与失落，概括地讲，这就是普通人的磨损与丧失。对于这种磨损与丧失，我们往往是不易发觉的，正如通常所讲的“将一只青蛙放到温水里，然后慢慢加热”，而一旦我们“有幸”意识到它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感触和应该以怎样的视角去审视和评判呢？在作家客观、冷静的叙述话语背后，是不是隐约着一种价值判断的取向呢？
三、冲淡、含蓄而有力的反讽
在小说冷静的客观的写实的话语之间，实质上隐含着一种刘震云所特有的尖锐的讽刺精神：这种讽刺精神正是隐藏在现实后面的作者所持的态度。它是“来自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人生原则的绝望”。 [5]在谈及刘震云小说的“反讽”意味时，评论家陈晓明尖锐地指出，刘震云的“反讽”中有一种更为有力的东西，即他试图运用“反讽”去解开人类本性与制度化的存在结合一体的秘密。在把反讽的触角伸向整个生活的网络的同时，刘震云揭示了日常琐碎中令人震惊的事实。“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作家笔下的人物无法真实地活着，时常处于一种自我分裂状态，话语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常常表现出不和谐，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人物话语中的矛盾体现出作家情感上的矛盾，而作家情感上的矛盾同时又在文本的叙述话语中流露出来。”[6]我们所讲的反讽就巧妙地在这种“流露”中实现了阶段性的集结和加强，“有时小林想想又感受到心满意足，虽然在单位经过几番折腾，但折腾之后就是成熟，现在不就对各种事情应付自如
了？只要有耐心，能等，不急躁，不反常，别人能得到的东西，你最终也能得到。譬如房子，几年下来，通过与人合居，搬到牛街贫民窟；贫民窟要拆迁，搬到周转房；几经折腾，现在不也终于混上了一个一居室的单元？”，“这时小林对老婆说，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蛮舒服……”[4]如果读者仅从肤浅的层面上去理解，进而揣测作者的态度或说情感倾向，则很容易会误认为这些叙述代表了作者对生活现实的认同，以致不能真正体味到作品深层次的意蕴，造成对文本的偏见乃至误读。事实上，作家通过不动声色的客观的叙述，甚至给读者以感性上的错觉，来对主人公小林和以小林为代表的那些原本可以有所作为的青年的一步步向世俗低头加以有力的反讽和批判，或许这正是作家用意之所在，也不能不说是作家的高明之处。
值得指出的是，在我们所强调的“反讽”立场之外，也有一种别样的颇有见地的评论，“描写人性在龌龊社会中的堕落，文学史上不乏先例，作家们多半会对社会牺牲品，从人性意义上说，揖一把同情之泪，自然也有冷静的剖析批判，更有对罪恶社会的激愤控诉。然而同一主题在现在刘震云笔下，处理就完全不同了。对社会的批判被代之以对批判的批判，对主人公有距离的同情变成了对主人公堕落的完全肯定，‘堕落已不再是堕落’，而是一种新的顺乎时势的积极选择”。 [7]
四、困境中，“他们”选择逃避
在表现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相似性方面，《一地鸡毛》与《围城》有着不容忽视的契合点，尽管在这两部作品中，同是知识分子的小林和方鸿渐在各自生活中所承受的生存压力的侧重点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即前者在和平年代为日常生活琐事的压力而饱受煎熬，后者则是动乱岁月里在情感、事业方面的努力、挣扎。关于前者已有所论述，而后者的经历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从留洋回国到辗转去三闾大学任教等一系列的生活遭遇，形象地展示了主人公不断地渴求并努力冲出“围城”，而又再三地从一座“围城”落入另一座“围城”的看似荒谬的人生悖论和生存困境。作为弱质知识分子的代表，小林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同命运周旋却无法取胜甚至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而“看穿恶劣环境却不能自拔，嘴上机敏而内心怯弱无能”的方鸿渐是一个盲目的寻梦者，是一个为命运所玩弄而无力实现自我救赎的失败者。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围城》以“那只祖传的”“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言语、一切啼笑”的“老钟”收束，同时有这一样一段描写“心里又生希望，像湿柴虽点不着火，而开始冒烟，似乎一切会有办法。不知不觉中黑地昏天合拢、裹紧，像灭尽灯火的夜，他睡着了。最初睡
得脆薄，饥饿像镊子要镊破他的昏迷，他潜意识挡住它。渐渐这镊子松了、钝了，他的睡也坚实镊不破了，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是也是死的样品。”[8]同样富有浓厚象征意味的是，在《一地鸡毛》的结尾部分，“小林脑袋已开始发懵，这天夜里睡得很死。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已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日如年” [4]，传达出一种冷静的暗示和反思。
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卡夫卡的《城堡》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内涵表现了现代人所体验到的种种痛苦和无奈，反映了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生存及精神困境。“城堡” 并不是某一特定的具体的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具有丰富象征内涵的代名词，其中一个明显的寓意就是某种神秘化了的至高无上、可望而不可及的权威和权力。这种权威和权力可以操纵自己乃至他人的命运，在《一地鸡毛》中，小林根本不具备这些，他正是在这种无形的操纵中感知到了生存的沉重压力，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困惑，而不得不忍受精神上的煎熬。正是这“权威和权力”对个体的生存产生了最根本和最强有力的制约、束缚乃至威胁：“因此，他继续往前走，但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村子没有尽头，一座座小房子，一直伸展开来……K本来还希望能够在今天就到达那儿，然而城堡现在却退向远方，离得越来越远了。”[9]诚如人们所讲，没有谁能够声称自己已经完全读懂了卡夫卡的作品，“城堡”对于人的威胁和压力感实质上发生于人的内在。常人无法摆脱生存困境带来的压力，却也很可能避免陷入精神的困境，而在《城堡》和《一地鸡毛》这两部作品中，生存困境压迫下的小说主人公却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对于这种困境的思索，思索的结果是没有答案，不放弃思索的结果是他们深深地陷入了精神的困厄境地。根据卡夫卡的遗言，K最终并没有被“城堡”所接受，但是他也没有被驱逐出村庄，他的处境是介于被拒绝和接受之间，是一种具有极大含混性的中间状态，而这种“中间状态”就是我们所讲的“困境”。同样富于意味的是，刘震云在《一地鸡毛》结尾这样写道：“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4]
如果说在与小说《一地鸡毛》的比较中，《围城》侧重于比较主人公生存困境的相似性方面，《城堡》更侧重于比较主人公精神困境的深度方面，那么阎真《沧浪之水》则更近乎是从更广阔的维度上对主人公的命运作了拓展性的叙写和思考。
在《沧浪之水》中，我们仍能很容易看到主人公在生存和精神双重困境的压迫下所做的种种努力和挣扎。所不同的是，《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在经历了重重坎坷之后，最终在事业上或者说是在物质方面取得了成功，他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战胜了物质困厄的小林，而小林则是一个没有成功的池大为。然而，池大为在升任卫生厅厅长之后，却依然说
“现在想起来，这是不可能的设想，根本不可能，似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无处不在的力量把人给罩住了。这里有一种势，谁也无法阻挡；这又是一个局，无人可以超越。以前我灰头土脸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是被预设了的，痛心但却无奈；今天红光满面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还是被预设的，仍然十分无奈。”[10]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池大为一直被罩在卫生厅厅长马垂章的权力阴影之下，个人被压制以致适应或者说甘心于在这种压制之下被动而又无奈地迎接生活的挑战。俗话说，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很微小的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人命运发生转机的重要因素。接下来，小说在池大为与丁小槐在单位的升降沉浮的对比中，为我们展示了现代人生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可悲、可笑又无奈的一面。在小说最后，作者又借池大为之口说出了这样一番很是耐人寻味的话：“我们是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我们以前辈的方式说话，但本质上却没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生命的意义之源突然中断，梦想成为梦想，我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了永远的精神流浪者。天下千秋已经渺远，自己这一辈子却如此真实。”[10]可见，小林和池大为都有一个可以说是相同的本质性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在这两部小说的作者看来也是难以解决的。
小林、方鸿渐、K和池大为，他们都曾试图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为之积极地寻求过、挣扎过，然而当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对抗现实之后，在生存困境的压力下不约而同地在无奈之中选择了逃避。难道这就是作家所要呈示给我们的关于生活的正确答案？
五、痛苦并思索
面对生存困境，生存个体感受到了痛苦并为之思索，思索而没有结果，便增添了一层痛苦，感受到精神困境的存在。因痛苦而思索，因思索而痛苦，这宛然构成了一个无形的、难以摆脱的怪圈。面对这困境、忍受这痛苦的，不止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而且有与这些人物心灵相通的作家和读者。在小说《一地鸡毛》中，小林处身于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的压迫之下，他显然没有找到理想的出路和所要探求的答案。在这篇小说之外，刘震云又何尝没有为小林的命运而牵肠挂肚，对小林的痛苦而感同身受，只是困境依然存在。而这困境的解决，看来是有必要寻求其在哲学领域的相关阐释。
被称为“天才”和“疯子”的哲学家尼采，在其“为一切人又不为任何人所作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讲到，“不是山顶：而是斜坡才是可怕的！在斜坡上，眼睛要向下看，而手却往上抓。这时，心为了这种双重的意志感到眩晕”[11]，这正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困境”的一种形象化的概括。他借书中人物之口宣布“上帝已经死了”，期待
“超人”的出现，他的一句话可以在哲学界掀起一场风暴，遗憾的是，他没能带领我们走出困境。作为西方悲观主义哲学的代表，叔本华指出，人类的生存本身就是痛苦，人对于生存所做的各种努力和挣扎也根本没有意义，面对生存困境人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就会发现这生存里面有着某些没有苦痛的间歇时间，但这些时间随即马上受到无聊的袭击，并且很快就被新一轮的苦痛所终结”[12]，“由于时间的原因，所有一切在每一刻都在我们的手里化为虚无并以此失去其真正的价值”[12]，“一个人的一生总的来说就是被希望愚弄以后，一头扎入死亡的怀里” [12]。
我们的作家和哲学家，在感知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投射给人的巨大阴影之后，痛苦也好绝望也罢，终究没有放弃，而是选择了思索。痛苦并思索，这或许是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也或许是所有清醒的艺术家以至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接受生活也好，保留一份困惑也好，只有耐得痛苦，不放弃思索，我们才有可能最终走向生命的本真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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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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