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一个时代的倾诉与精神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指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当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其中重要的文坛领袖包括当时的的建安七子：即王粲（字仲宣），陈琳（字孔璋），徐干（字伟长），刘桢（字公干），应玚（字德琏），孔融（字文举），阮瑀（字元瑜）。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政权建立后的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也应该算是建安的文人。虽然他们的时代在建安之后，但从写作风格和精神面貌却是极其符合建安风骨的内涵的。这一时期内，符合建安风骨的精神内涵的文学作品统称为建安文学。
而所谓的建安风骨是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当时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建安代表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建安时代以五言诗为主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被后来人尊为典范，这既是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中心的文人们，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自己对社会的忧虑之情，从而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这种风格后来升华成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正是由于这种风貌使得建安的诗人们都有一种特殊精神风貌，这种精神表现出文人们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精神，以及洒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守儒学，表现自身鲜明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
乱的时代，是政治理想的产物，是人生短暂的哀叹，充满着强烈的个性和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风骨”被后世诗人追慕，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
建安文学的特质是才性的自由发挥和情感的浓烈表现,这在当时由于冲破了两汉以来逐渐建立并巩固的儒家人格框架而表现出一种“刚健”的革命性。因此诗人们在诗中表现出与其他时代不同的特点：
第一，表现渴望建功立业、关注社会现实。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离乱之苦，也能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王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集、陈琳、徐干、阮璃、刘祯等人都有不凡气质。表现强烈的英雄意识是建安文人的理想。在《观沧海》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对沧海的描绘和歌咏，表现出壮阔的胸怀，诗人以丰富的想象把我们带到一个宏伟的境界。‘旧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在其里”，这几个句子写了大海之大，大海仿佛是日月星辰的母亲一样，这样博大的境界在古人的诗里是不多见的，他不仅写了沧海的性格，也写了诗人自己胸怀。
第二，表现看透生命的悲壮理想。人生苦短，成为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莱、徐干、应踢、刘祯、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十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对文人的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祯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璃《七哀诗》)。第二种是感慨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文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志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这一时代产生的忧患意识对后代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建安风骨标举了一种文学的审美理想，是建安这一个时代文人的倾诉与精神面貌的具体表现，以至于后世的裕康、阮籍,左思、陈子昂、李白、苏轼、辛弃疾等大家的作品中都昂扬着建安风骨的刚健之美，让一代代的读者在他们的诗歌中蓄积起一腔雄心壮志。
“建安风骨”是指建安时期和魏文帝、魏明帝时期诗歌的美学特征，又称“汉魏风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是天下大乱的时代，这时代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诗人。“三曹”指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于建安前期先后投奔曹操，形成了一个以曹操为首的文学群体，共同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时期。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人。东汉末年的权臣，位至魏王，死后被儿子魏文帝曹丕追尊为魏武帝。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是建安文坛的领袖。现存诗歌二十多首，全为乐府。南朝梁的《诗品》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曹操的诗真实地反映了汉末长期战乱所造成的凄惨景象，如《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一百个人中只剩下一个），念之断人肠。”曹操一生为天下统一而战，他的诗歌也抒发了这种理想和抱负。如《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丕（公元187—226年），字子桓，曹操次子。公元220年称帝，史称魏文帝。曹丕所著《典论·论文》篇，是中国第一篇比较完整而有系统的文学批评论文，它论述了文章体裁、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以及文学批评等问题，把文学的重要性提到了“经国（即治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程度。曹丕现存诗歌四十余首，大半是乐府诗，但多有变革。在内容上，他由反映社会问题转向抒发个人感情，擅长写离别相思之情；在诗体上，他大胆探索，创作了中国第一首七言诗《燕歌行》和长达77句的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在语言上，他由质朴自然转向清丽文雅；在风格上，他由慷慨悲凉转向委婉含蓄。他的诗歌已明显呈现文人化、个人化的趋势。 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曹操子，曹丕弟。他才思敏捷，很受曹操宠爱，几乎立为太子。但他任性放诞，终于失宠。曹丕称帝后，他备受猜忌和迫害，名为王侯，实同囚徒。后来封为陈王，忧愤而死，年仅四十一岁。死后谥为思，世称陈思王。南朝宋代诗人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曹植确是继屈原之后最杰出的诗人，现存诗约九十多首，代表了建安诗歌的最高成就。慷慨悲壮的情怀，爽朗劲健的形象，凝炼秀美的语言，大量运用比兴手法，形成了“骨气奇高，辞采华茂”（钟嵘《诗品》）的独特风格。他的散文和赋也写得很好，其中《洛神赋》尤为著名。
湘潭江声实验学校集体备课稿纸 2015 年下学期七年级语文研讨时间：月日第周星期研讨人员： 主备人：曾朝霞审核人：参与修改完善人员： 课题：建安文学 ［教学目标］ 1.了解关于建安文学的基本文学常识。 2.以“三曹”代表性诗歌为例了解建安文学的基本特点。 3.以其中一或两首诗为例进行诵读并鉴赏。 4．提高学生分析鉴赏诗歌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１.了解建安文学的基本特点。 ２.抓住诗歌意象来解读诗歌主旨，培养诗歌鉴赏能力。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毫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 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 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铜雀台（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郸临漳县 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他们在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并掀起了我国诗 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今天，我们就去看看那个时代颇具特点的文学。 二、文学常识介绍 1、建安文学的定义及代表作家 东汉末年一大批文学家，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 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 (曹操、曹丕、曹 植)和“建安七子” (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蔡琰，而 以“三曹”为核心。 2、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意境宏大，笔 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文 学史上称之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 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色彩和浓郁的的悲剧色彩，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三、以“三曹”诗歌为例，感受建安文学的特点 （一）曹操及其《蒿里行》 个性化设计：
从《蒿里行》简论建安风骨的基本特征 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滥觞的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精彩绝伦的一页。由于时代的动乱和文士自身的社会经历，建安文学体现出一种“慷慨悲凉”的感情基调，形成了后人所谓的“建安风骨”。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八个字，我认为这大约能用来形容“建安风骨”。下面，我就以曹操的《蒿里行》来简单地论述“建安风骨”的基本特征。 第一，建安风骨表现出深刻的现实性。建安时期，政治腐败、战乱频发，饥荒瘟疫相继肆虐。此时的文士大多亲历战乱，目睹惨象，因此他们常常泼墨挥毫，哀民生之多艰，表现出深刻的现实性。曹操的这首诗就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难，可以称得上是汉朝的“诗史”。诗中“军合力不齐”以下六句描述联军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残杀的局面，其中“踌躇”、“雁行”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诸路将领各怀私心,逡巡不前的姿态，。“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两句对袁绍、袁术等人以讨伐为幌子，行南面称孤之实的卑劣行径做了尖锐的批判。最后六句直接描写军阀混战带来的危害：军士铠甲生出了虱子，战场之上尸横遍野，百姓更是深受其苦：“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描述了一派荒凉，凄惨的景象，表达了曹操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的悲愤和同情。 第二，建安风骨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建安文士挣脱了经学的束缚，能够无所顾忌地倾泄心中汹涌的情感，袒露胸中的真实想法。因此，建安诗歌往往蕴含着一种奋发蹈励的意气、慷慨高亢的激情和苍凉悲壮的情怀。《蒿里行》的开篇，就展现了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义士”、“讨”等词为全篇定下慷慨激昂的感情基调。接下来，曹操又用两个典故：周武王伐纣，在孟津会合八百诸候；刘邦、
建安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段时间的文学，即曹氏势力统治下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在建安年间。代表作家主要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蔡琰等。建安作家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也称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 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刚健：（性格、风格、姿态等）坚强有力。是刚强、雄伟的风格形态。刚健的作品气势豪迈壮阔，感情奔放激烈，境界雄奇浑厚，具有阳刚之美。 遒劲：雄健，刚劲有力。 风骨：指文学作品刚健遒劲，有个性、有力量的格调。 慷慨：情绪激昂。 影响 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 他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唯才是举；对文士礼遇有加，与文士一同从事创作，讨论文章，相处如宾如友。 他的诗歌创作代表作品有： 1、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 如《蒿里行》中的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2、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和博大的胸怀的 如《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 3、表现对贤才的渴慕 《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 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是指从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193——220）下延到魏明帝曹睿太和年间（227——233）这一历史阶级的文学，它实际上是以曹魏为中心的文学。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学较之前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特别在诗歌方面更是奇峰突起，作家群出，俊才云蒸，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高潮和“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那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上：反映现实，抒写怀抱。汉末，三国是历史上著名的乱世，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疾疫水旱不断，死亡不幸袭击着千家万户，悲哭哀号弥漫了中原大地，实是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建安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描绘出一幅幅满目疮痍、凄凉残破的乱世灾难图。如曹操的《薤露行》记叙董卓之乱前后的历史事实，弹劾执政者的昏庸无能和军阀的殃民祸国；《蒿里行》更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两首诗向有“实录”之称，“诗史”之誉。王粲的《七哀诗》勾勒了一幅痛沭人心的画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令人惨目伤心的情景，正是当时苦难现实的典型缩影。蔡琰的《悲愤诗》通过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真切再现了董卓之乱中人民的惨罹杀戮，妇女横遭蹂躏的丧乱现实，和大乱后中原“城郭为山森，庭宇生荆艾。白
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凄凉景象。此外曹植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以不同方式、在不是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灾难和人民的疾苦。这是建安文学在内容上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建安作家还在其作品中抒写了他们希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壮志和理想。曹操的《短歌行》抒发民作者年岁老大、功业未竟的感慨、求贤若渴的情怀和统一天下的抱负，真诚感人。《步出夏门外》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更是“歌以咏志”的名篇。前者通过对大海的描写，抒发了作者吞吐日月、怀抱星汉的豪情和席卷天下、囊括四海的雄心，后者直率淋漓地倾吐了老当益壮的英雄情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脍炙人口的名句，千秋使人慷慨。曹植的《白马篇》塑造了一个游侠英雄的形象，通过赞颂他“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高超武艺、“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的豪迈气势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献身精神，寄托了作者豪情壮志。曹植后期一再遭受曹不丕父子的迫害，但他仍多次上书求“自试”，念念不忘“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其五）、“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杂诗》其六），表现出早遭困顿而气不衰、其志弥坚的精神。另外，孔融的《杂诗》其一、刘桢的《赠三弟》三首等也都表现了当时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 二、形式上：抒情直接，笔调明朗，文质相称，勇于创新。建安文人都大热爱民间文艺，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抒情“唯求诚恳”，“不求雕琢”，具备民歌那种浑厚朴素、直率自然的特点，不只曹操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此，就是陈琳、阮的诗歌也带有明显的民歌调。与此同时，建安的优秀作品多产生于战乱年代，形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 “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的特征： 首先是现实性。如曹操在《薤露行》中写道：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贼臣持国炳，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痛斥了何进误国，董卓殃民。《蒿里行》则叙述了群雄私争，自相残戕，致使兵祸连绵，民不聊生。诗歌形象描绘兵祸惨状：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植在《送应氏》中具体描写了当时洛阳毁败的情景也令人惨不忍睹：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这破败的景象中，传达出一种悲凉感，在时直抒作者的惨伤，悲愤情绪：
“建安风骨”之流变阅读附答案 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不仅指代汉魏 之际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一直是南朝以讫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千年以来，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历经流变，由狭入广，自道德而审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 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 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性灵之美得到重视。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风”，指风姿、风韵和风神，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骨”，指骨相，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而这种评判风骨的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并对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首推南朝 齐梁时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源与创作。由此出发，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的理念，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
关系。刘勰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评典范。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强大的新王朝。毫无疑问，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张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这使得他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又富于壮大高昂、寥廓雄浑的气概。盛唐诗人对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盛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使刘勰“风骨”说焕发了生机。这种流变既呈现为从文、辞到兴象、境界的迁移，又体现为自道德而审美的流转，折射出时局变迁对诗学风格的深刻影响。 “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一方面恰切地说明了时局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对政治的参与和理解，深化了诗人的生命体悟；文学的温情与浪漫，又赋予政治一种别样的情致。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当“建安风骨”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我们才更为深沉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
建安文學的自覺 這個問題，是魯迅先生最早提出來的。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 從曹丕《典論·論文》來考察，有以下表現。 一“詩賦欲麗”，對文學本質的認識，文學地位的提高。文學审美特征成為自覺的追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強調立言的重要性。 二“文氣說”。創作個性的覺醒。 強調作家主體意識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 三、文体观念的自觉。细分体裁。 四“哀人生之多艱”，抒寫內心世界，反映社會人生，慷慨悲涼，表現自我。 五“三曹”、“建安七子”，文學群體的出現。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66）》：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qí）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曹植的影响；1文采富艳，泽被后世。 一代大家。《诗品》。才高八斗。王勃。李商隐。黄庭坚。汪道涵。 2五言诗的发展。 3不幸身世。 1.古都邑名。春秋齐桓公始筑，战国魏文侯建都于此。秦置县。汉后为魏郡治所。东汉末年又先后为冀州、相州治所。袁绍镇此。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为魏王，定都于此。曹丕代汉，定都洛阳，邺仍与洛阳、长安、谯、许昌合称五都。晋避司马邺 (愍帝)讳，改名临漳。十六国时後赵、前秦、北朝东魏、北齐皆定都于此。有二城：北城曹魏因旧城增筑，周二十馀里，北临漳水，城西北隅列峙金虎、铜爵、冰井三台。旧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南城筑于东魏初年，大于北城，今属河南省安阳县辖境。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复名邺县，宋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并入临漳。《韩非子·内储说上》：“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 《典论·论文》和《文赋》各有一段话提到文体的特点，为文学史家所熟知。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文赋》） 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会提及这两段话。鲁迅先生更是从这段话里读出了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但人们重视的是“诗赋欲丽”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两句话，从中看出对文学自身形式美的追求的自觉。但仅注意到这些远远不够。仔细研究这两段文字，有几个细节值得进一步注意。《典论·论文》提及的文体有八种，分为“奏议”“书论”“铭诔”
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阅读附答案建安风骨，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不仅指代汉魏之际雄健深沉、 慷慨悲凉的文学风格，也一直是南朝以讫宋明批评家品评文学的主要标准。千年以来，这枚鲜活而真实的文化种子，历经流变，由狭入广，自道德而审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族群认同与生活想象，成为了解我们文化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折射出时代迁移与诗学理念的复杂关系。 自汉末延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漫长的阵痛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政权的瓦解和崩溃，以及儒学衰微和玄风炽盛，共同构成了士人人格裂变与心灵超越的主要原因。人才选拔的标准在悄然发生变化，“德”不再是唯一的尺度，而“才”或与才华相伴的性灵之美得到重视。这显然就是“风骨”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风”，指风姿、风韵和风神，用于品鉴人物的姿态和气质；“骨”，指骨相，用于赞赏人物的体格和形象。而这种评判风骨的视角与标准一旦形成，迅速影响到魏晋时代的审美自觉，并对绘画、书法以及文学的鉴赏与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对“建安风骨”进行理论总结并提炼其美学精神的，首推南朝齐梁时代文学理论家刘勰。众所周知，《文心雕龙》的基本立场是从儒学古文派的视角审视文学的起源与创作。由此出发，刘勰首先将“风骨”概念从带有玄学色彩的人物品藻功能拓展至“明道”“宗经”的文学批评尺度。他继承曹丕所揭橥的“文以气为主”的理念，既强调作家的生命体悟对创作的关键作用，又鲜明地突出文学与时代的内在关系。刘勰以“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美学特征，在时代的大脉动中突出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而推送出“建安风骨”这个中国诗歌美学的批评典范。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强大的新王朝。毫无疑问，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张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这使得他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又富于壮大高昂、寥廓雄浑的气概。盛唐诗人对传统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以“盛 唐风骨”或“盛唐气象”替换了“建安风骨”，使刘勰“风骨”说焕发了生机。这种流变既呈现为从文、辞到兴象、境界的迁移，又体现为自道德而审美的流转，折射出时局变迁对诗学风格的深刻影响。 “建安风骨”的流变史，一方面恰切地说明了时局变迁与文学格局、气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古老命题。对政治的参与和理解，深化了诗人的生命体悟；文学的温情与浪漫，又赋予政治一种别样的情致。当“建安文学”走出建安，当“建安风骨”不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成为整个民族对“壮美”与“崇高”的生活想象时，我们才更为深沉地洞察了“文变染乎世情”的深意。 （选自王洪琛《“建安风骨”之流变》，《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6日）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七哀诗 基本内容 《七哀诗》，是一种中国传统诗歌体裁，起自汉末，以反映战乱、瘟疫、死亡、离别、失意等为主要内容。《七哀诗》是民众生活的写照，与宫廷诗相对应，有鲜明的民间色彩。从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再到唐朝的杜甫，诗歌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 虽然《七哀诗》在中国传统诗歌队伍里，是弱小的群体，史来不被人重视，但是却不能忽视她的存在，抹杀她的功绩。《七哀诗》的成就，在于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细致入微的描写、真实客观的记录。 《七哀诗》保存到现在的作品，现在可以见到的，以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的《七哀诗》为最早，其中《西京乱无象》一诗，最能代表汉魏风骨，堪称典范之作。用举重若轻之法，典型概括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读来令人为之落泪。而晋朝张载的《七哀诗》亦名佳构，作品凄怆感人。《北芒何垒垒》一诗末句“昔日万乘君，今为丘中土”更让人生无常之感。唐朝杜甫的《三吏》、《三别》，向为众人熟知，在此就不再赘言。 《七哀诗》的产生，往往是伴随着战争、兵燹，接着便是朝代的更替，或者朝廷的衰败。《七哀诗》的形成、发展，亦即是朝代更替的见证，其作用如同现在的摄像机、麦克风和新闻特写。《七哀诗》既有文学性，又有新闻性，还有文献性，在资讯不发达的古代中国，诗歌往往兼有多种功能，而以《七哀诗》最有代表性。 到了后来，由于格律诗歌的兴起，唐诗、宋词、元曲等，相继在中国古代诗歌历史上风起云涌，淹没了古诗乐府，吞没了柏梁体，席卷了骈文，也兼并了四言、六言诗歌。自然，作为诗歌王国里的弱小群体《七哀诗》，亦遭到了灭顶之灾。在后来的中国历代诗歌选辑里，就很少再看到有《七哀诗》的出现。因此，挖掘、钓沉、收集、整理、研究即将绝迹的稀有诗歌品种《七哀诗》，就更显得迫切和必要。 在汉代王粲、晋朝张载的《七哀诗》，还是以五言诗为主要表现形式。 王粲的《七哀诗》多用平韵，而张载的《七哀诗》则以仄韵为主。到了明末清初，王马为的《七哀诗》，则是以七言诗为主要表现形式，在结句处外加衬词。句数不等，或者对称，或不对称。在转句加衬词以外，还转韵。 前面多用平韵，到了转句、结句，就换成了仄韵。与王马为同样是活动在明末清初李世锡的《哀沅》一诗，则是三、四、五、六、七、九、十一言不等，而以三言诗居多，其次是七言诗，再次则是四言诗、五言诗。在用韵方面，也是平仄互换交错不一。这充分显示出《七哀诗》的表现形式活泼多样，灵活多变。用这种形式来表现沉痛的战争、瘟疫固然可以，那么用来表现其他方面的内容呢？不是也可以恣意汪洋么？
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一个时代的倾诉与精神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指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当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其中重要的文坛领袖包括当时的的建安七子：即王粲（字仲宣），陈琳（字孔璋），徐干（字伟长），刘桢（字公干），应玚（字德琏），孔融（字文举），阮瑀（字元瑜）。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政权建立后的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也应该算是建安的文人。虽然他们的时代在建安之后，但从写作风格和精神面貌却是极其符合建安风骨的内涵的。这一时期内，符合建安风骨的精神内涵的文学作品统称为建安文学。 而所谓的建安风骨是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当时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建安代表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建安时代以五言诗为主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被后来人尊为典范，这既是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中心的文人们，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自己对社会的忧虑之情，从而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这种风格后来升华成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正是由于这种风貌使得建安的诗人们都有一种特殊精神风貌，这种精神表现出文人们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精神，以及洒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守儒学，表现自身鲜明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文件排版存档编号：[UYTR-OUPT28-KBNTL98-UYNN208]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是指从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193——220）下延到魏明帝曹睿太和年间（227——233）这一历史阶级的文学，它实际上是以曹魏为中心的文学。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学较之前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特别在诗歌方面更是奇峰突起，作家群出，俊才云蒸，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高潮和“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那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上：反映现实，抒写怀抱。汉末，三国是历史上着名的乱世，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疾疫水旱不断，死亡不幸袭击着千家万户，悲哭哀号弥漫了中原大地，实是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建安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描绘出一幅幅满目疮痍、凄凉残破的乱世灾难图。如曹操的《薤露行》记叙董卓之乱前后的历史事实，弹劾执政者的昏庸无能和军阀的殃民祸国；《蒿里行》更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两首诗向有“实录”之称，“诗史”之誉。王粲的《七哀诗》勾勒了一幅痛沭人心的画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令人惨目伤心的情景，正是当时苦难现实的典型缩影。蔡琰的《悲愤诗》通过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真切再现了董卓之乱中人民的惨罹杀戮，妇女横遭蹂躏的丧乱现实，和大乱后中原“城郭为山森，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凄凉景象。此外曹
（2013）届本科生学科论文题目论三曹文学与建安风骨 专业汉语言文学 院系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 学号 xxx 姓名 xx 指导教师xxx 副教授 成绩 2013年5月
论三曹文学与建安风骨 学生：xxx 指导老师：xxx 中文摘要：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七子”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 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称为建安风骨。建安风骨所体现的文学内涵包括强烈的现实主义，浓郁的悲剧色彩，突出的个性表现，并高扬政治理想。曹操、曹丕、曹植并称为“三曹”，他们整体上君临天下的霸气和建功立业的豪气，成为建安风骨现实主义的核心和精髓。其中曹操雄才大略，政治军事上十分成功，而在文坛上也是雄踞天下，文学创作慷慨悲凉；曹丕继承了其父曹操的政治才能，文学上便娟婉约；而曹植可谓是“才高八斗”，文学作品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富艳，但政途萎靡，致使他抑郁寡欢。曹氏父子的文学创作，为建安文学奠定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建安风骨三曹建安文学
目录 中文摘要 (1) 英文摘要 (2) 目录 (3) 前言 (4) 一、建安文学的背景 (5) 二、什么是“建安风骨” (5) 三、“三曹”与建安风骨 (5) （一）曹操与建安风骨 (5) （二）曹丕与建安风骨 (6) （三）曹植与建安风骨 (7) 结语 (8) 参考文献 (9) 致谢 (10)
前言 建安文学乃是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三曹的作品对建安文学的影响与贡献很大，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要扮演者，特别是曹操戎马倥偬，却又在诗文创作中有如此之高的成绩，的确了不起。而且，三曹并存，相互辉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曹对后代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曹植，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历代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都对他极为崇拜。
建安风骨 汉末建安时期 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的特征： 首先是现实性。如曹操在《薤露行》中写道：“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贼臣持国炳，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痛斥了何进误国，董卓殃民。《蒿里行》则叙述了群雄私争，自相残戕，致使兵祸连绵，民不聊生。诗歌形象描绘兵祸惨状：“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植在《送应氏》中具体描写了当时洛阳毁败的情景也令人惨不忍睹：“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这破败的景象中，传达出一种悲凉感，在时直抒作者的惨伤，悲愤情绪：“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后世评价曹操前两首诗是“汉末实录”，称为“诗史”。 其次是抒情性。从辞赋看，建安以前辞赋的内容以颂扬鉴戒为主，到建安时代便由颂扬鉴戒而抒情化。从乐府诗歌发展看，汉乐府民歌本以叙事为主，到建安作家手里便由叙事而抒情化。曹操“颇有悲凉之句”曹植历年“雅好慷慨”，后则有“忧生之嗟”。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表现丧乱时代中“人生无常” 的苦闷。但这种人生短促感是建立在时不我待要及时建功立业，招揽
三曹文学成就比较谈 “三曹”指三国时期的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其邃远的心境、杰出的才干，诗词歌赋作风一洗前代文风，促成了“建安风骨”的衍生和聿兴。同时，因为三人的政治地位和文学成就对当时的文坛产生巨大并长远的影响，故而后人合之称为“三曹”。 曹操——建安风骨的先锋 曹操（155-220），汉魏间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对文学、书法、音乐都有深湛的修养，虽今存他的诗歌不足20篇，而是乐府诗体，但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在曹操笔下的诗歌中仍可一览无遗。 曹操这一建安风骨先锋的今存诗歌中尤为著名的为《短歌行》，其主题非常明确，以沉稳而又抑扬顿挫的笔调，通过宴会的歌唱来抒写了作者渴望招纳贤才及统领天下的雄心壮志。其次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确如此。 此外，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曹操的诗歌以慷慨悲凉的特色开风气之先，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中国诗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为确立“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奠定基础。
浅论建安风骨 20091141222 王庆明09中文二班 “建安风骨”是研究中国诗歌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上承强汉，下启盛唐。对于“建安风骨”，李白有诗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陈子昂也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这样评价“建安风骨”：“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类似的对评价与赞誉数不胜数，真可谓古诗风气至此为之一变。 要论述“建安风骨”，首先必须明了其内涵。所谓“建安”，顾名思义，是指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准确来说，建安时期是指公元189年至264年这75年时间。是时，中原诸侯混战，民不聊生，北方曹氏集团完成统一，因而建安文学也主要是指在曹氏政权下的文学形态，南方的文学则无法与之媲美。 “建安”代表一个时期，这点毫无疑义，最重要的是要理解“风骨”的内涵。一般认为，“风骨”是刚健有力之意，即建安时期文学，尤其是诗歌，形成一种风骨遒劲、慷慨悲凉的风格。我以前也是这样泛泛地认知，但是既然要研究，就需要严谨，就要追根溯源。 “风骨”一词，最早由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风骨篇》全面阐释：“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这应当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不难看出，在刘勰看来，“风骨”应有两层意思，一是“述情”，即“风”；二是“铺辞”，即“骨”。 这是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所谓“风骨”，并非是指诗歌刚健有力，曹丕与曹植写了许多闺怨之诗而依旧可称“风骨”，就是一个反例，说明仅用刚健有力来形容至少是不全面的。实际上，“风骨”在内容上，是要求诗歌要有抒情性，而不能空泛言志。即，诗缘情大过诗言志。在形式上，要求语言精于锤炼，反对华靡，提倡质朴，这是针对汉赋奢靡而言的。 当然，刘勰所谓“风骨”并非是特指“建安风骨”，因此，在刘勰的论断之上，“建安风骨”有更宽泛的含义。首先，反映社会现实是其一大特点，在这一点上，主要是在曹操和建安七子的部分诗歌中体现出来，例如王粲的《七哀》和曹操的《蒿里行》；其次，是高扬政治理想，曹操是此中代表，尤其是他的《短歌行》和《观沧海》。值得一提的是，在畅论政治理想时，建安诗歌往往是与抒情相结合，而非空泛言志。 总而言之，“风骨”要求诗要以述情为基础，语言精练，用词朗健，须言之有物。这一点，前代没有做到，而南北朝时期也是文风奢靡。一直到唐代才又走上这条诗歌的正确道路，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
【建安风骨简介】建安（汉献帝年号）时期，以曹操三父子为代表的创作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的同时，又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 慷慨悲凉” 的独特风格，这种杰出成就被称为“ 建安风骨” ，也叫“ 魏晋风骨” 。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众多作家。他们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诗歌高潮。 【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一、文学的自觉与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1、文学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文学的自觉时期。文学的自觉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说是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近四百年才实现的，但溯起渊源，魏晋则是文学自觉的开始。 “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广为学术界所熟知，是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开始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Are for Art…s Sake）的一派。”其实，这一说法最早是日本汉学家铃虎雄提出的。1925年，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了铃木先生的《中国诗论史》（旧译《支那诗论史》），在书中，他说：“通观自孔子以来至汉末，基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间内进而形成只以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因此，我认为，魏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的文章是他在1927年9月在广州所作的一次学术演讲，因此，鲁迅的“文学自觉”说，大约是借鉴了铃木虎雄的观点，但由于当时铃木的书在当时学术界并未受到注意，故自鲁迅的文章发表后“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才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那么，“文学的自觉”应该如何理解呢？它包含哪几层意思？所谓文学的自觉，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文学创作的自觉；二是文学观念的自觉。所谓文学创作的自觉，是指文学创作主体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注重文学的抒情性特点，并注意到文学的形式美。所谓文学观念的自觉是指对文学本身的特征和文学创作的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并在理论上加以总结来指导创作。从这一点看，魏晋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当然，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始魏，发展于西晋，而成熟于齐梁。就文学自觉的表现特征，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从学术中的独立及文学自身价值的发现与重视。秦汉时期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但是到了曹魏时期，文学独特价值则受到了重视，并且逐渐从学术中分立出来。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此处的“文章”，当然不全是指文学，但却是将诗赋包括在内的，这种将文学的价值提高到与经邦治国同等的地位，是前未有的。这说明到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已被人们所认识。而在此之后，文学也逐渐摆脱了作为经学、史学的附庸而独立，刘宋时期，宋文帝在朝廷立四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范晔作《后汉书》，单列“文苑传”，与“儒林传”并列，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又有“文笔”之辨。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章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对文学独特特征认识的深化。二是文学的体裁分类的细致化。文学体裁分类的细致，是对文学自身特征认识深化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对各体裁文学体制及风格特征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在魏晋之前，尽管也有文体辨析的意识，但真正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于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将文学的体裁分为四类八种，提出“奏议宜雅，尚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到了西晋陆机的《文赋》将文体分为十类，特别是将诗、赋分为两类，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文心雕龙》论文体分为33大类，萧统《文选》分为37类，文体辨析的细密，是文学自觉的又一表现特征。三是创作上的个性化与对作家个性特认识。在魏晋之前，作家的创作个性特征不是十分鲜明，尤其是两汉时期，由于作家人格精神上独立性的欠缺，其作品在风格上往往是群体风格遮弊了作家的个性特征，到了魏晋以后，作家的作品则具有了浓烈的个性色彩与鲜活的魅力，创作上的个性化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