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视阈下
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路径探析3
郑宝乐1 曾芳芳2
(1.2.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当前我国广大乡村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政策导向确立、政府投入大量增加的有利条件下,发展的主要制约在于治理不善。要实现农村和谐发展,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就需要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其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乡村民间力量。我们通过厘析当前“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可能性后,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多中心治理”。循此思路,我们积极寻求乡村多元化治理的载体依托并就多元主体间存在的行为偏差提出若干建议,希图能依此路径,达致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愿景。
[关键词]乡村 治理 主体 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03(2007)02-0071-03
乡村治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仅关系着九亿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也同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密切相连。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乡村治理问题的研究目前几乎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本文试从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可能性性等角度入手,提出更好实现乡村治理的建议,以供探讨。
一、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可能性分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治理逐渐成为国际上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一个较为流行的名词。治理理论是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代表着一种新的统治(管理)理念,其核心体现的是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合作精神。西方学者用善治来指代理想的治理状况,即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1]公共权力、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合作作为治理理论的关键词,恰恰也是认识进而解决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国乡村正处于深刻的历史变革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废除,我国建立起以“乡政村治”为主要特征的乡村管理体制,其主要成果是村民自治得以迅速发展,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基本形成。“乡政村治”格局与传统中国的“双轨政治”模式和人民公社体制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的分化及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一方面,乡镇政府仍然对本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等带方向性的重大公共事务负主要责任,而在村一级,广大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真正享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与此同时,党的基层组织,农村基层经济组织、事业组织、社群组织,甚至是农村的宗族和宗教组织,在整个乡村治理过程中都承担了一定的角色,从而使乡村社会初步显露出了“多中心治理”的迹象。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解决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问题。目前乡镇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方面能力有限,而且乡镇政府对于村委会的控制又不断汲取村庄的资源,最终造成农民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十分匮乏。以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多中心制度安排,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农村的公共服务问题。多中心制度安排通过增加治理主体数量,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公私合作的方式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这一方面保障村委会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引入市场机制,使各种非政府组织可承担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扩大了供给者的队伍,最终发挥了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作用。因此,建设新农村需要“多中心治理”。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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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第2期)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3[收稿日期]2007-01-21
[作者简介]1.郑宝乐(1982—),男,汉,福建南安人,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2.曾芳芳(1982—),女,汉,福建厦门人,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变政府对于乡村社会的行政性管理和控制,吸收非政府组织参与管理,让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在公共服务配给、社会秩序维系、冲突矛盾化解等领域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样,既降低政府直接控制乡村导致的成本,也使乡村社会内部充满活力。
二、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载体依托
(一)乡镇政府
在“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下,乡镇政府已由原来“三级所有”体制时期农村行政结构的最上级,变成政府权力延伸到乡村社会的最后一段。“乡政”权力运行成为国家权力与社区权力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连接点。因而,乡镇政府作为管理农村的基本行政单位,对辖区内各项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所进行的计划和组织、控制和协调等一系列管理活动,对乡镇乃至全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P121-132)
乡镇政府一方面作为地方经济的管理机构,对其辖区经济的组织与协调是农村经济发展现状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作为向上级政府负责的行政机构,它对上级经济政策的创造性执行是中国市场化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具体而言,乡镇政府应该提供适合本辖区范围内生产和农民需求的公共品和服务。其重点在于向农民群众和经济组织提供有关服务,如生产资料的组织和供应、各类技术培训的组织、汇集和传播经济信息等;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设施,加强对所辖的镇、村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事业;发挥行政管理的督察功能,强化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基层行政管理监督网络,加强信访、督办、群众举报等活动,发动群众监督;重视和发挥乡镇公安、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同时搞好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等等。[2](P139)
(二)村庄治理精英
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相当深入,但国家的权力受到自然、人文空间及权力运作地点的阻隔和影响,在乡村依然是薄弱的。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也是有选择的,社会治安维护、计划生育等上级交派的任务是政府机关工作的重心,但大量类似养老等与“中心工作”关联不大但与乡民切身生活直接相关的事项,基层政权机关却无暇也不愿介入。因而,现实的情况促使我们转换一下视点,来看待村庄治理精英。村庄治理精英居于国家(政府)与村庄(农民)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其行为状态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集合部。国内大部分研究学者认为,村庄精英是指那些在村庄中拥有相对资源优势,其社会影响力超过一般村民平均社会影响力的那类村民。根据村庄各权力主体拥有权力的不同影响力来源,村庄精英又可分为体制内的村组干部和体制外的村庄精英,即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
首先,体制精英。其社会影响力来源于正式授权,获得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可。主要是指以村民委员会为运行载体的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等。作为正式组织,村委会的职能是制度化的,一为处理村庄内部事务,如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主要有修桥建路,兴办学校、敬老院,植树造林,扶助贫困,调解民间纠纷等等。二为协助乡镇政府完成与本村有关的,属于乡镇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包括环境与资源保护、土地管理、公共卫生、治安保卫、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税收、粮食收购等。此外,村委会作为农村社会与国家行政机构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又是村民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应集中村民的利益诉求并通过制度化渠道向政府上传,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其次,非体制精英。一般是指在村庄中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村民,如宗族头人、经济能人、民间文化人等,其社会影响力主要源于村庄社会中的文化认同和利益联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村庄中一批具有经济头脑和一技之长的村民通过勤劳和努力率先富了起来,村庄中的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大批经济能人因为拥有经济资源与村民形成雇佣关系,在乡村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突出。他们在利用这种影响力获得更多财富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因带领群众发家致富或为村庄公共事务尽力而获得村民的普遍尊重,成为村庄中的经济精英。
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分化日趋明朗,传统文化网络日渐衰落,村庄精英呈现多元化格局。村级治理和村庄公共事务的效能很大程度取决于村庄精英互动博弈过程中协商、默契与利益互惠的达成。千方百计激发这些乡村精英参与公共村庄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并且通过合法的手段使他们顺利当选为村的领导权威,使这些“在野的”社会精英成为“执政的”政治精英,防止他们成为与合法的村庄公共权威和政府相抗衡的力量,成为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所在。
(三)普通村民
普通村民既是政治上村级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者,又是经济上自主经营的主体,然而在细碎分散的农村市场经济中,农民就像马克思所形容的“马铃薯”那般,处于分割的原始化状态,他们既无力把握村政,也无力把握市场。因而,农民要具备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和能力,就必须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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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散的状态中组织起来。另外,从民主发展的学理角度来说,一个社会只有能够给出合法的私人生活空间、能够给予民间自组织力量以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这个社会才可能发育成长出宪政民主的秩序,[3]也才能形成社会的多元结构。现在中国乡村中的民间团体虽然不是很多,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呈增长的趋势。如随着乡镇站所的改革,成立的农技服务中心、城建服务中心、防疫中心等,其工作人员不再是政府编制内的事业人员,他们可以独立创业,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与政府签订合同,承包政府包发的公共事务,服务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一些村庄社会资本存量较大的地方,还成立了老人协会、乐贤会等农民自组织;即便是当前乡村社会中重建和转型中的宗族,也可以在推动中国乡村自治和政治现代化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因而,要充分利用民间团体,既要通过和他们合作开展项目培育其专业能力,还要培育他们的非政府理念,真正激发乡村社会的活力,使普通农民成为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中的重要一隅。
三、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制度取向
民主制度的嵌入改变了国家传统自上而下高度一元化的村治格局,“乡政村治”格局的形成为多中心治理变革的实现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然而,由于实际操作过程中,乡镇政府、村庄治理精英、普通村民三个治理主体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为偏差,进而产生治理主体间的冲突,呈现出一种“亚瘫痪”状态。因而,在乡村社会出现权力分化和主体多元化趋势,而治理主体间的合作精神尚未发育完全之时,应在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寻求弥补缺陷的方法与路径,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的完善来促成理性秩序的达成。
首先,建立乡镇仲裁机制,规范政府行为。乡镇政府对村党支部的指导关系要加强,但这主要是组织路线的指导,而非过多地干预村庄具体公共事务,更不能籍此来排斥和否定村民自治;还要规范对村委会的指导关系,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其自治性质决定了与国家政权体系的分离,因此政府不应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处理与村委会的关系,而是以法律等间接手段实行宏观调控;要强化政府对广大村民的公共管理职能与引导村民致富方面的经济功能。
其次,建立村两委协调均衡机制,明晰治理责权。目前,村委会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行使法律规定的各项村务管理权,而党支部则依据1998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强调党支部对村务工作的核心领导权。因而,应强化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让村支书从具体的村务工作中脱离出来,把重心放在村庄规划、村务决策等全局性问题上来,同时对村主任要适当放权,充分调动村主任在发展村庄经济方面的积极性。强化村委会自治功能,加强组织与协调职责,并进一步加强村委会在公共物品提供上满足村民多元需求的功能,才能保证其职能真正履行。特别是在选举候选人确定机制上,要实现决定权由村支两委向村民的真正下移,同时在村务管理上既要尊重村民意见,也要充分听取村支部的意见,而不可失之偏颇。
再次,完善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拓宽民意渠道。在村庄共同体中,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此关键是建立一套能够有效整合三者利益的吸纳机制。可以采取体制吸纳,通过将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经济能人、老干部等非治理精英纳入村级组织和村务管理活动中赢得他们的支持,如将经济能人、退伍军人、乡村文化人等有影响的精英分子作为后备干部或培养入党,成立村级治理顾问委员会,邀请老干部、在外退休返村定居的国家工作人员入会,为村庄建设献计献策、发挥余热。也可以采取利益吸纳,建立村民意见箱、民主议政日和干部民主评议制度,使村民能够在村级组织体系和体制内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使组织真正代表村民的利益。当然,对于那些进入村庄组织寻求个人利益和那些图谋不轨的黑恶势力、宗教组织的非体制精英应进行孤立、打击。
最后,扩大民主参与,加强村民监督机制。要保证村级组织的健康运行,就必须提高村民在治理中的参与积极性,扩大参政议政面,确保村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一是规范村务公开制度,推行村务“阳光工程”。二是提高民主理财能力,加强理财人员财务知识和技能培训,杜绝村级班子人员进入理财小组任职,保证民主理财不流于形式。同时要加强对普通村民的教育,注重村民民主意识和民主技术的灌输与教育,培养农民独立的政治品性和宽容精神,加强农民理解国家政策的能力,拓宽农民话语空间和满足农民利益诉求渠道,提高村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整合能力,真正实现完全由农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引论:治理和善治[A].俞可平.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金太军.乡村关系与村民自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3]朱新山.乡村社会结构变动与组织重构[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水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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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治理得基本内涵包括:一就是治理主体得多元性。主张除政府外,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等可以参与公共事务得管理与调节,其中市场主体主要包含企业、社会主体则就是指第三部门与公众。同时强调这些主体应在法制及制度框架内进行合法运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参与决策与共识得建构;二就是治理手段多样化。治理在依靠政府权威得同时,也可以依赖于市场化得手段,考虑新技术及工具得应运,治理手段应由以强制性为主向以平等对话、合作为主得多元化手段转变;三就是治理目标多元化,即一改传统得“善政”治理目标,转变为“善治”治理,具体来说,治理目标应由单纯追求效率向公共利益最大化得实现转变,以最终达成国家与公民社会间得互动与合作得关系。 显然,多元治理理论主站打破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等传统两分法得思维模式,指出有效得管理得应该就是多元主体间得合作与互动得过程,以此试图建立起全新得公共事务管理新范式。具有如下特征、 (1)关注治理主体多元化格局,重视与关切来自私人或民间得力量。它主张除市场与政府外,还有来自社会得力量,如志愿性团体、非政府组织、社区等组织,它们亦可以参与维持秩序、政治、经济与社会事务得管理与调节。同时强调这些主体应在“法制及制度框架内合法运作,参与决策与共识得建构,积极参与共同管理"。 (2)关注治理主体多元化得同时,就政府得地位给予了重新定位。主张政府在管理网络中承担“长者”得身份,政府得职责不仅仅局限于最高绝对权威得行使,而就是肩负着建立指导参与共同管理得多元主体
间得共同准则、确立稳定行为主体得大方向得重 (３)主张以多元主体为核心,各种治理主体在协作得基础上相互拾遗补缺,通过多样化互动模式,形成政府主导下网络式得治理格局。同时,在多元治理得网络格局中,政府与来自市场与社会得主体间形成既独立运作而又相互依存得关系,实现责任、资源与权力得共同分享,形成合作伙伴式得主体关系。 在多元治理理论启示下,超限运输治理得主体不仅就是政府,而应引入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这就包括私人部门(公路运输企业)、第三部门与公众等。至此,所谓得超限运输多元治理模式就是指政府、企业、第三部门与公共等多元主体为治理超限运输这一危害社会得公共问题而形成得治理结构得总与。(本文以下简称多元治理模式)。 历程回顾 (１)治理主体自由裁量权大 现行治理模式下,治理主体权力高度集中,呈自上而下单向运行、在具体运作上,政府集决策者与执行者于一体,就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标准得自由裁量权过大。从公共管理学角度分析,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符合“经济人”得假设。因此,在这一模式下,执法人员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权力寻租现象严重,为达到经济利益目得,无视法律严肃性,以罚代管、以权谋私、交钱放行等不规范行为更就是时有发生、(3)对企业、公众与第三部门等主体力量重视不够 现行治理模式,政府主体地位贯穿超限治理始终,除了承担着决策者与执行者角色,外,也就是治理成果得评价者与监督者。政府得这种绝对
●多元化战略阶段（1992年—1998年） 特征：从一个产品向多个产品发展（1984 年只有冰箱，1998 年时已有几十种产品），从白色家电进入黑色家电领域，以“吃休克鱼”的方式进行资本运营，以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低的成本把规模做大，把企业做强。 谁是张瑞敏多元化战略的真正敌人？ 这是一个没有太多悬念的问题，20年前，张瑞敏面对一个投资方的威胁，说出了一句狠话：我们现在惟一害怕的是自己。20年后的今天，海尔全球营业额已突破1000亿元，张瑞敏的这个“内部敌人”也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 这个“内部敌人”出现在组织能力、企业文化、价值创新等公司内部的各个毛细血管里，它会凭借惯性对公司的创新行为产生阻挠，一些具体症状如大企业病、官僚主义、创新的惰性等，而张瑞敏的老师通用电气、杰克·韦尔奇则花费了巨大精力以对付这个“内部敌人”。 事实上，既有远见，又拥有极强危机意识的张瑞敏并没有轻视这个所谓的“内部敌人”，20多年来，张瑞敏的重大变革都跟“人”有关。1998年，张瑞敏提出了“内部模拟市场化”的组织革命，推行SBU策略，想把海尔的树万名员工，都变成一个个“小老板”；2005年，张瑞敏再次提出“海尔模式即人单合一”，强调人和市场的统一，速度和准确度的统一。2006年，张瑞敏再次号召管理层学习《世界是平的》一书，如何因应扁平化时代的挑战。 张瑞敏的担心也是目前高科技业的噩梦。那些凭借创新而领先的公司，比如英特尔、戴尔、柯达等，都在遭遇困境。他们的挑战并非来自外部竞争，而是来自“内部敌人”，一个致命的影响就是“创新的惰性”。硅谷著名的管理学者杰弗里·摩尔认为，惰性是创新的隐性伴侣，和惯性结盟，也是人们的短期自利习性造成的，如果这样的人足够多，就会排斥异己，走向反面。这个话题在《数字商业时代》第9期封面文章有过专题讨论。 在本刊采访海尔期间，一些海尔员工就透露，海尔用人上就存在着不少问题。张瑞敏自己也承认“到了2006年，海尔是越做越难做。”并认为海尔进入了“高原期”。张瑞敏及其海尔能否顺利度过“高原期”，最大的悬念仍在内部，至少，海尔仍有几大内部悬念： 1、能否因应数字时代的速度经营？在数字时代，对企业组织能力的最大考验是速度经营难题，即如何以更快的速度迎合市场、顾客的变化，从而使公司内部也进入10倍速的时代。 2、张瑞敏能否自我颠覆？张瑞敏自己多次表示：不断地要自我审视，不断地自我否定，不断地自我战胜。很多创新经验表明，领导人的光环有时也是阴影，而领导人退位往往成为组织变革的引爆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思考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六大任务之一，是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的重要战略。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说明当前的任务是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发展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乡村和城市之间不平衡；发展的不充分更多表现为乡村发展的不充分。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工程。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湘潭市是湖南省面积最小，人口倒数第三的地级市，所辖的县市只有湘潭县和湘乡市两个。但湘潭是重要的农业产区，湘潭县是湖南省第二大的粮食与肉类生产县，湘乡市也是全国肉类生产的百强县之一。但还存在小城镇建设滞后、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公共基础和服务设施不完善、农业农村支持保护体系不健全、专业农业人才缺乏等困难和问题。湘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笔者建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加快小城镇建设，发挥城镇功能辐射作用。小城镇作为沟通农村和大城市的中
间结点，在物资流通、人力周转、信息交流等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加强小城镇建设，充分发挥小城镇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辐射作用，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投入更多精力。一是要科学规划小城镇建设。要结合县（市）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统筹县（市）区建设、小城镇建设、中心镇建设及村庄建设，科学布局，形成有利发展、方便生活的合理网络。二是要打造核心产业。加强与国家、省级规划对接，在《湘潭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规划（2015—2020年）》的基础上，根据现有产业资源基础和有利条件，科学修编规划，将农业产业规划与城市规划、土地规划及园区规划等相结合，制定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对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产业进行认证布局，建设一批湘莲、沙子岭猪等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原产地保护基地。三是要抓好配套设施建设。重视市政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严格保证按照规划实施。构建全方位的便民服务体系，尤其要加大与居民每日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如中小学、医院等。以提高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和服务水平，使小城镇成为宜居宜业的重要区域，切实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就业就学就医难等问题。
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共管理主体逐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深刻地改变了社会治理的环境，这也导致了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的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了公共部门管理理念的变革。公共管理推崇多元互动的治理机制，把社会性问题的解决作为自身的主要任务。它追求一种开放的思维模式，求动员一切可以调动和利用的力量，建立起一套以政府管理为核心的，以多元互动为特征的，以公民社会为背景和基础的管理体系。政府要治理但不实干，其职责是“穿针引线，把稀缺的公共资源结合起来以达到目的”，这就需要依靠多方力量来进行公共物品的供给。非政府组织等社会自治力量的形成，改变了传统上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主体地位。 公共管理主体构成的多元化 传统公共行政的主体主要指政府组织，而现代公共行政是一个由各种类型的公共组织纵横联结所结成的网络，包括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间组织等,公民也可以从各个方面以各种形式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在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结构中，政府并非是唯一的行为主体，但是这并不意味其核心地位的动摇。首先，政府作为典型的公共组织，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存在的目的和功能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尤其是社会核心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直接提供和生产，政府在政策管理、规章制度、保障平等、防止歧视或剥削、保障服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保持全社会的凝聚力等方面倾向更胜一筹。其次，政府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承担着“元治理”的角色，决定着整个公共管理的基本范围、基本性质和基本方向以及整个公共管理的体制和运行，它与其他公共管理主体地位不一样，是其他公共管理主体的管理者和监督者。 非政府组织是指与政府相对的民间组织，强调与政府的区别，其概念外延太大，并容易被理解为除政府外的所有组织。准政府组织是指介于政府与个人、家庭、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其权力的来源、运作及其组织结构建制与政府相类似，即强调与政府的类似性质，这一概念容易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相混淆。 非营利组织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各种志愿性的公益互益活动的社会组织，这一概念外延也太大，不仅容易被理解为除营利的经济组织、政党组织、宗教组织之外的所有组织，而且在现实中常常与其他概念混用，如有学者认为非营利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可以换用，并将我国的事业单位和各种基金会组织看成是非营利组织。 社会中介组织是指存在于政府与个人之间，以自治为核心，承担部分公共行政职能的非政府组织，这一概念强调该类组织的中介性，其范围过于宽泛，缺乏分类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其他组织如事业单位以至企业都具有中介性。 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是一种泛称，没有法定含义。 公共管理主体行为的多元化 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不仅仅体现在主体数量上的多元化，而且这一多元化还体现在多重主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具体表现在公共管理的价值理念、公共管理的途径、公共管理的工具及技术与方法等方面的多元化，正是公共管理行为本身的多元化不断重塑与完善着公共管理的主体结构。 （1）公共管理价值的多元化。公共管理作为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伴随着其核心价值的重新确立。在传统农业社会，秩序居于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地位，其他一切
论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共治、善治 与法治 下文为大家整理带来的论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共治、善治与法治，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感谢您得阅读。 由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与现代国家的发源地欧美等国的政治发展逻辑不同，中国本土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存在着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一是超大型崛起。作为有世界影响的发展中大国，具有超大型人口规模、产业规模、经济规模以及社会规模的中国的崛起是史无前例的。超大型崛起本身不仅蕴藏着巨大的发展力量，更会产生超大型治理所带来的巨大问题和困难。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是对以往大国崛起模式的超越，而不可能是简单的复制和模仿。二是非均衡化发展。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存在着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其城乡差距、中西部差距、行业差距、贫富差距等，容易导致社会的裂变和分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要素，如国家工业化、市场化以及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得以有效的整合，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国家，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处于矛盾并发时期，因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和路径方面出现非均衡化现象并产生矛盾。三是跨越式转型。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一个现代制度体系的成长与成熟的过程。中国承载着许多非现代化的历史负担，缺乏治理体系理性化的积累和治理方式民主化、法治化的传统。而当下中国改革又步人攻坚期和深水期，面临着
一些重大的转型危机和治理风险。可以认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一场历史跨越的社会变革。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制度建设新目标和新任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意味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落实在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层面。在国家构建的理论范畴中，国家治理是对旧式统治，风格的一种根本性重构，是一项具有系统性特征的现代化建设工程。构建一个成熟的现代治理体系，其核心是理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四大关系。围绕上述四大关系，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构造必须把握以下三个问题。 一、多元共治 现代治理的核心特质在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从国家统治走向国家治理，意味着从国家的一元之治向国家与社会的多元共治的变革。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急需构建一种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平等协商为基础的公共治理模式，具言之，即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国家治理机制，形成四者之间良性互动、有机合作基础上的网络治理结构。多元共治的核心问题在于重构公共治理系统，实现治理权能的分化和转移，即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在这里，治理机制和治理关系发生根本转化，社会组织和公民不再简单是公共治理的客体，而应成为治理主体，进而实现治理主体的自我统治，即治理方式的民主化重构。对任何一个现代政治体系而言，公民和社会构成政治发展的内源动力，因此，塑造具有自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多元化发展路径研究 【摘要】中国是农业大国，但中国农业上市公司却在资本市场里发挥着极其弱小的作用。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为主线，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着力发展多元服务主体，加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因此如何壮大中国农业上市公司的发展规模和实力使其在资本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将值得关注。 【关键词】农业上市公司多元化 农业大国如何成为农业强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发展中国农业的相关公司尤其是农业上市公司。中国农业上市公司应借助国家一号文件的政策东风加强自身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建设，走多元化发展的路径做强做大，为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价值。 1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现状 1.1 上市公司规模小、生产产品品种单一 从整体上来说，农业在中国呈现出“大行业、小公司”的局面，产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农业股的成长性相对较弱。农业类上市公司截止到2012年底共有60多家，最大规模的上市公司市值也就200亿左右。投资者关注度低、投资积极性差，股票很不活跃。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份，分布零散，其主营业务和生产的产品均受到当地农业的基础条件和自然资源的限制，产品比较单一，一旦受到局部的自然天气或者人为管理造成的危害则对公司造成很大的打击。 1.2 上市公司的科技含量整体水平低下 农业上市公司生产产品的附加值较低，相关农业类上市公司的毛利率一直较低。农业上市公司的的盈利能力可以从销售净利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收益率（ROA）、销售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ROE）等指标体现。据统计，60多家上市公司2012年的销售净利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收益率（ROA）、销售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ROE）分别为8.06%、5.72%、5.12%、13.57%、3.94%。与其它行业相比基本都在平均线以下。销售毛利率低说明农业类上市公司科技含量低，粗加工和粗放式的经营给企业带来的盈利很低，同时总资产收益率较低说明成本费用高，上市公司管理水平和期间费用控制有待进一步提高。 2 解决问题对策探讨 2.1 发展多元化大农业类上市公司 传统的农业是指农林牧渔业，包括种植、养殖、灌溉、施肥洒药、收割晾晒
多元治理的基本内涵包括：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主张除政府外，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等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与调节，其中市场主体主要包含企业、社会主体则是指第三部门和公众。同时强调这些主体应在法制及制度框架内进行合法运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参与决策和共识的建构；二是治理手段多样化。治理在依靠政府权威的同时，也可以依赖于市场化的手段，考虑新技术及工具的应运，治理手段应由以强制性为主向以平等对话、合作为主的多元化手段转变；三是治理目标多元化，即一改传统的“善政”治理目标，转变为“善治”治理，具体来说，治理目标应由单纯追求效率向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转变，以最终达成国家与公民社会间的互动与合作的关系。显然，多元治理理论主站打破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等传统两分法的思维模式，指出有效的管理的应该是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与互动的过程，以此试图建立起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新范式。具有如下特征。 （1）关注治理主体多元化格局，重视和关切来自私人或民间的力量。它主张除市场和政府外，还有来自社会的力量，如志愿性团体、非政府组织、社区等组织，它们亦可以参与维持秩序、政治、经济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与调节。同时强调这些主体应在“法制及制度框架内合法运作，参与决策和共识的建构，积极参与共同管理”。 （2）关注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同时，就政府的地位给予了重新定位。主张政府在管理网络中承担“长者”的身份，政府的职责不仅仅局限
于最高绝对权威的行使，而是肩负着建立指导参与共同管理的多元主体间的共同准则、确立稳定行为主体的大方向的重 （3）主张以多元主体为核心，各种治理主体在协作的基础上相互拾遗补缺，通过多样化互动模式，形成政府主导下网络式的治理格局。同时，在多元治理的网络格局中，政府与来自市场和社会的主体间形成既独立运作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实现责任、资源和权力的共同分享，形成合作伙伴式的主体关系。 在多元治理理论启示下，超限运输治理的主体不仅是政府，而应引入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这就包括私人部门（公路运输企业）、第三部门和公众等。至此，所谓的超限运输多元治理模式是指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和公共等多元主体为治理超限运输这一危害社会的公共问 题而形成的治理结构的总和。（本文以下简称多元治理模式）。 历程回顾 （1）治理主体自由裁量权大 现行治理模式下，治理主体权力高度集中，呈自上而下单向运行。在具体运作上，政府集决策者与执行者于一体，就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标准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从公共管理学角度分析，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符合“经济人”的假设。因此，在这一模式下，执法人员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权力寻租现象严重，为达到经济利益目的，无视法律严肃性，以罚代管、以权谋私、交钱放行等不规范行为更是时有发生。 （3）对企业、公众和第三部门等主体力量重视不够
FUJIAN FINANC^福建 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金胃$ 银行业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经验、 路径与思考 □汪祺臻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福建福州350004)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确定了新时代做好“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本文梳理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并从福建银行业服务乡 村振兴的现状出发，分析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进而提出银行业支持乡村振兴的路径和应遵 循的原则。 关键词：乡村振兴；普惠金融；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 中图分类号：F8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740(2019)01-0011-07 ―、国际经验 (一）日本模式：农协互助金融+政策性农 村金融 日本的农协互助金融是指农林渔业协同组 合形成的农村互助合作金融。农协三级信用机 构之间既互相协作，又各自具独立性，经营自 主权较大。1947年，日本出台《农业协同组织法》，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农协，农协会员既 是存款户又可以是贷款户。根据日本《临时利 率调整法》规定，基层农协存款利率可高于普 通银行，同时以优惠条件向农户发放贷款，且 一般不需要担保。农户贷款的用途并不限于从 事农业生产，还可用于非农业生产投资、消费 型的房屋建设改造等。此外，日本政府向农业 部门投人的各类补贴资金也会通过农协的窗口 发放，并提供汇兑、决算等服务；政策性农村金融是以日本农协为基础的合作金融的重要补 充，主要包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资金、农业改 良资金和农业现代化资金。农林渔业金融金库 在政策性金融中处于核心地位，其是由政府根 据《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于1953年全资设 立，由最初为农地改造等农业基础设施及农业 技术基础项目提供信贷资金，逐步发展到涵盖 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产品加 工流通等各个领域的信贷资金投放，通过资金 投放引导农业产业发展。 (二）美国模式：商业银行+合作农业信贷 系统+政府农贷机构 美国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商业银行。美国的商业银行是遍布全国城 乡的独立私营机构，除受州政府部门管理外，还受到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的监督管理，其主 要功能是发放中短期贷款。二是合作农业信贷 系统。美国借鉴西欧农业合作金融，于本世纪 初创办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合作农业信贷系统。 收稿日期：2018-12-28 作者简介：汪祺臻(1966-)，男，福建大田人，现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筹备组成员。 福建金融 2019年第01期 11
多元治理的基本内涵包 括 Document serial number【UU89WT-UU98YT-UU8CB-UUUT-UUT108】
多元治理的基本内涵包括：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主张除政府外，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等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与调节，其中市场主体主要包含企业、社会主体则是指第三部门和公众。同时强调这些主体应在法制及制度框架内进行合法运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参与决策和共识的建构；二是治理手段多样化。治理在依靠政府权威的同时，也可以依赖于市场化的手段，考虑新技术及工具的应运，治理手段应由以强制性为主向以平等对话、合作为主的多元化手段转变；三是治理目标多元化，即一改传统的“善政”治理目标，转变为“善治”治理，具体来说，治理目标应由单纯追求效率向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转变，以最终达成国家与公民社会间的互动与合作的关系。 显然，多元治理理论主站打破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等传统两分法的思维模式，指出有效的管理的应该是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与互动的过程，以此试图建立起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新范式。具有如下特征。 （1）关注治理主体多元化格局，重视和关切来自私人或民间的力量。它主张除市场和政府外，还有来自社会的力量，如志愿性团体、非政府组织、社区等组织，它们亦可以参与维持秩序、政治、经济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与调节。同时强调这些主体应在“法制及制度框架内合法运作，参与决策和共识的建构，积极参与共同管理”。
（2）关注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同时，就政府的地位给予了重新定位。主张政府在管理网络中承担“长者”的身份，政府的职责不仅仅局限于最高绝对权威的行使，而是肩负着建立指导参与共同管理的多元主体间的共同准则、确立稳定行为主体的大方向的重 （3）主张以多元主体为核心，各种治理主体在协作的基础上相互拾遗补缺，通过多样化互动模式，形成政府主导下网络式的治理格局。同时，在多元治理的网络格局中，政府与来自市场和社会的主体间形成既独立运作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实现责任、资源和权力的共同分享，形成合作伙伴式的主体关系。 在多元治理理论启示下，超限运输治理的主体不仅是政府，而应引入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这就包括私人部门（公路运输企业）、第三部门和公众等。至此，所谓的超限运输多元治理模式是指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和公共等多元主体为治理超限运输这一危害社会的公共问题而形成的治理结构的总和。（本文以下简称多元治理模式）。 历程回顾 （1）治理主体自由裁量权大 现行治理模式下，治理主体权力高度集中，呈自上而下单向运行。在具体运作上，政府集决策者与执行者于一体，就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标准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从公共管理学角度分析，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符合“经济人”的假设。因此，在这一模式下，执法人员滥用行政处罚
西安市物流企业多元化发展路径选择 基于现在社会对物流企业多元化发展的需求，运用SWOT方法对西安市物流企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及其威胁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多元化发展路径。 标签：多元化发展；SWOT；路径选择 doi：10.19311/https://www.doczj.com/doc/452614561.html,ki.1672-3198.2016.11.017 1物流企业多元化发展的意义 多元化就是企业通过内部专业发展或外部收购而进入新的经营领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物流业在生产和生活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工业企业从采购原材料的供应物流到生产过程中的生产物流，直到销售过程中的销售物流，处处都离不开物流。相应的，物流在整个供应链过程中的成本也是影响企业利润的一大主要因素，因此，降低物流成本，寻求合理的物流业发展模式，是当前企业的一项重要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随着竞争的加剧，社会各个行业对物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物流企业能进行多元化发展，这样行业间的合作会更加牢固。物流企业多元化发展，不仅能弥补自己的弱势，增强自己的优势，还可以充分利用现在的市场机遇，可以是自己获取的资源进行整合，达到协同效应。 2西安市物流企业多元化发展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是用来确定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竞争劣势、机会和威胁，从而将公司的战略与公司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本文将分别从西安市目前物流业的优势条件，劣势环境，以及物流业发展的机会及其面临的威胁四个维度进行分析，进而制定出一系列物流业的发展策略。 2.1优势分析 2.1.1地理位置以及交通优势 作为陕西省省会城市的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西安处于中国陆地版图中心和中西部两大经济区域的交界处，是陇海、兰新经济带的核心区域，西北地区去往华东、华北、中原、西南都要经过西安，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桥头堡，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重要枢纽地位。西安的咸阳国际机场是西部最大的国际航空港，与国内五十多家城市互通，并建立了与新加坡等国际航线；公路方面，以西安为中心的米字型辐射周边地区的高等级公路网已形成；西安有13条铁路干支线，西安火车站及12个铁路编组站，形成了西北地区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站；这些有利的交通地理位置为西安市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基础条件。
发展非营利组织,促进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 吴春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教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摘要：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非营利组织作为主体之一在当代公共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加强非营利组织公共治理能力的对策。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公共治理，政府，主体多元化 一、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中的重要意义 （一）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必要性 所谓公共治理是指“政府给予治理理论建立的与公民分享权利、分解责任和义务，从而实现同构与互动和谐关系的一种模式及过程。”⑴,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共治理的主体从传统的政府扩展到了所有的公共部门及公民个人，强调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在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是唯一的社会治理主体，从宏观到微观政府包揽着几乎全部的经济社会事务，作为“无限政府”扮演着无所不能的角色。然而在韦伯眼中完美无缺的官僚层级制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和时代节奏的加快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如果大量的社会信息经政府层层传递集中后再处理，显然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因此自20世纪70、80年代随着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的进行，政府转变职能，将社会事务交由社会，实现政府导控、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多数国家共识性的发展目标。正如秘书长安南在1997年联合国工作年度会议报告中所说，“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繁荣与和平等目标，善治是一块不可缺少的基石。”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诸多的社会主体中非营利组织是当然的社会治理参与者。 （二）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1、非营利组织的含义。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这一概念最初始见于美国国家税收法，原义是指由私人为实现自己的某种非经济愿望或目标而发起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机构或组织，如基金会、慈善筹款协会、私人创办的学校、医院、博物馆等。后来，又相继出现了“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慈善组织”（charitable sector）、“志愿者组织”（voluntary sector）、“免税组织”（tax-exempt sector）、“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等称谓。但无论哪种称谓都蕴涵着非营利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服务大众的宗旨。对于非营利组织的界定学术界有很大分歧，但许多学者都能接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莱斯特.M.萨拉蒙教授对非营利组织五个关键特点的概括，即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这五个特点成为界定非营利组织的标准尺度，在这里本文采用这样一个概念，所谓非营利组织是以服务大众为宗旨，而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志愿性和自治性的社会组织。 2、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在政治方面，非营利组织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有力平台。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相对于强大的政府而言,公众总是处于弱势的,想要实现个人的利益要求公众必须联合起来与政府对话，非营利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可以说为公众参与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或者说是载体，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将人们对政府的要求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意图传达给公众。在美国，过去半个多世纪，与公众利益切身相关的许多运动的成功，如妇女选举权运动、劳工运动等，都是通过非营利组织进行的。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搭起桥梁，在两者之间起到减震作用，非营利组织为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保障。 其次，在经济方面，非营利组织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据1995年约翰.霍普金斯
城市管理模式的创新——主体多元化 摘要：城市管理是以城市政府为主体、各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对城市的公共设施、社会公共事务以及城市经济、社会、文化所展开的管理活动及其相互影响的过程。强调城市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是要综合运用国家机制与政府组织、市场机制与营利组织、社会机制与公众组织三套有利于城市健康发展的城市管理工具，构建一种全民参与的现代城市管理体制。 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到底管什么？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从现代世界各国城市管理的职能和范围看，城市管理分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城市管理即“市政管理”，主要研究政府对城市公共事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广义的城市管除了这些内容外，还包括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所展开的管理活动进行管理，如对城市人口的增长实行严格的计划控制。目前，大多数的学者认为：现代化的城市管理是指以城市基础设施为重点对象，以发挥城市综合效益为目标的综合管理，它是一个综合概念，包含城市经济管理、城市社会管理、城市环境管理和城市基础设施管理四个方面。现代城市管理已不再简单的等同于过去的“市政管理”所包含的内容，而是对市政、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管理。 城市管理模式 不同时期，不用国家间的城市管理模式是不一样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就采用了“主体单一化”的城市管理模式：以政府为唯一管理主体，城市政府既是城市建设、管理和维护的主导力量，也是城市公共资源和资产的所有者、控制者和使用者。它既“掌舵”又“划桨”，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管理事务。但随着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单一主体的城市管理模式，日益暴露出其不适合现代城市发展的弊端：公共建设和服务资金短缺；公共服务规模和质量低下；管理手段陈旧单一，缺乏创新；政府规模庞大，过于臃肿；政府管理过程缺乏责任感、公开性和透明度。从城市管理发展的趋势来看，政府不应该是惟一的管理主体，应该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城市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更加开放，城市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政府不再是城市管理的唯一主体, 除政府外, 企业( 如城建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 、民间社团以及城市居民都可以成为城市管理的主体。城市发展趋势也呼唤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城市管理。20 世纪末，改善城市管理成为一项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全球运动。该运动的目的是通过改进城市管理使“包容性城市”付诸实现。所谓“包容性城市”，是指城市中的每个人不论财富、性别、年龄、种族或宗教信仰，均得以参与城市所能提供的生产性机会。由此可见，改变单一主体的传统管理模式，引入新的治理主体，变“单一独治”为“多元共治”，构建新的城市治理体系，成为时代的呼唤。
多元治理的基本内涵 包括
多元治理的基本内涵包括：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主张除政府外，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等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与调节，其中市场主体主要包含企业、社会主体则是指第三部门和公众。同时强调这些主体应在法制及制度框架内进行合法运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参与决策和共识的建构；二是治理手段多样化。治理在依靠政府权威的同时，也可以依赖于市场化的手段，考虑新技术及工具的应运，治理手段应由以强制性为主向以平等对话、合作为主的多元化手段转变；三是治理目标多元化，即一改传统的“善政”治理目标，转变为“善治”治理，具体来说，治理目标应由单纯追求效率向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转变，以最终达成国家与公民社会间的互动与合作的关系。 显然，多元治理理论主站打破了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等传统两分法的思维模式，指出有效的管理的应该是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与互动的过程，以此试图建立起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新范式。具有如下特征。 （1）关注治理主体多元化格局，重视和关切来自私人或民间的力量。它主张除市场和政府外，还有来自社会的力量，如志愿性团体、非政府组织、社区等组织，它们亦可以参与维持秩序、政治、经济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与调节。同时强调这些主体应在“法制及制度框架内合法运作，参与决策和共识的建构，积极参与共同管理”。
（2）关注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同时，就政府的地位给予了重新定位。主张政府在管理网络中承担“长者”的身份，政府的职责不仅仅局限于最高绝对权威的行使，而是肩负着建立指导参与共同管理的多元主体间的共同准则、确立稳定行为主体的大方向的重 （3）主张以多元主体为核心，各种治理主体在协作的基础上相互拾遗补缺，通过多样化互动模式，形成政府主导下网络式的治理格局。同时，在多元治理的网络格局中，政府与来自市场和社会的主体间形成既独立运作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实现责任、资源和权力的共同分享，形成合作伙伴式的主体关系。 在多元治理理论启示下，超限运输治理的主体不仅是政府，而应引入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这就包括私人部门（公路运输企业）、第三部门和公众等。至此，所谓的超限运输多元治理模式是指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和公共等多元主体为治理超限运输这一危害社会的公共问题而形成的治理结构的总和。（本文以下简称多元治理模式）。 历程回顾 （1）治理主体自由裁量权大 现行治理模式下，治理主体权力高度集中，呈自上而下单向运行。在具体运作上，政府集决策者与执行者于一体，就相关法律、法规
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动因及功能定位 刘玲玲王强史乃彪1 摘要：在分析了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城市社区治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逐渐呈现多元化态势，重点从经济体制改革、群体利益诉求、公共产品需求、社区功能四方面展开研究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产生的原因，最后对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进行定位，详细阐述了政府、街道系统、居民委员会、非营利社区组织等各自的定位选择，以便更好的为社区服务，为和谐社区的建设贡献各自的能量。 关键词：多元化；动因分析；社区治理；功能定位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governance theory, this paper introduced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body gradually present diversification trend. This paper studied reasons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trend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economic system reform, group interests, public product demand, and community function. Finally, the func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s orientated in this paper; the respective location choice of the government, street system, the residents committee and nonprofit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is described in detail. All these will be helpful for better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and make contribu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communities. Key words: Diversification; Dynamics analysis; Community governance; Function orientation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现阶段，我国仍然是政府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国情无法改变的现实，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依然成为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的制度转型在于社区居民自治的构建,社区居民的积极行动、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我治理、社区公共建设的利益表 1刘玲玲(1977-)，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城市管理，社区建设。 王强(1973-)，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城市建设。 史乃彪（1984-），男，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城市管理。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基地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JDJGB061)
公共治理理论 一、公共治理理论产生背景 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的社会、经济和管理危 机，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 2、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政府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 规模不断扩大，公共行政获得了相对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地 位。 3、公民社会发展的需要。 4、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5、西方学者的努力和众多社会组织集团的迅速成长。 二、治理的含义 1、治理的基本含义： “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 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 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 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 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 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 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 用。 2、罗茨（）关于治理的六种不同定义： a.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它指的是国家削减公共 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 b.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运 行的组织体制； c.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 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 d.作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 服务体系； e.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 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 f.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
上的社会协调网络。 3、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关于治理的五种观点 a.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 机构和行为者。 b.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 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 c.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 间存在着权力依赖。 d.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 e.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 不 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 4、治理与统治的区别 a.本质性区别：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 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 b.主体的区别：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 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 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 c.权力向度的区别：治理的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统 治的权力向度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 三、公共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1、治理的主体多元化 公共治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包括有： a.政府部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其他公共权威）现实中 的政府具有复杂的结构，地方、中央和国际层面的政府及不 同部门构成了多层级、多中心的决策体制，众多权威交叠共 存是这一体制的主要特征。 b.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 但又不限于政府。只要各种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行使的权力 得到公众的认可，这些部门就可能成为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 心，即可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2、主体间责任界限的模糊性 治理主体间的责任界限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与治理主体
高校治理的多元化途径与手段分析 2014年06月12日16:10 来源：《当代教育论坛》(长沙)2013年5期作者：孙珺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202 【专题名称】》(长沙)2013年5期第92～96页 【专题号】C3 【复印期号】2014年04期 【原文出处】《 【作者简介】孙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讲师 一、高校治理主体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管理不顺 首先，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对于自身的角色定位并不准确。政府管理教育的内容只是紧紧抓住了高校，基本忽略了对宏观教育问题的研究与宏观的调控。政府对高校的类型和层次划分标准也缺乏研究论证，导致引导高校布局乏力。高校等级差异客观存在，非重点院校似乎低人一等；各高校办学定位趋同，办学模式、管理模式、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大同小异，缺少特色的部分；各层次高校指向不明，办学层次不科学，没有针对性。 其次，政府教育管理部门行政影响力过大。部分高校的负责人为了协调学校与教育部门之间的关系花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精力，从而很难全神贯注进行教学管理。有些时候，政府甚至动用行政手段管理甚至是干涉高校内部的运行以及日常事务，缺忽视了普通高等教育的学术性和教育性，直接导致行政作为成为高校资源配置的实质性依据，而至学术和科研标准于不顾。 另外，高校自主办学的行政环境不良。高校自主办学的环境条件依然不够完善，各级政府部门包括教育管理部门的职责与权力以及高校自身的应当拥有的管理权限没有得到彻底的明确。主要表现在：各级政府部门依然直接管理所属高校，共同行使高等教育的行政职权；行政权力依然高度集中在教育管理部门，高校在人事、招生等方面不能自主；地方政府部门随意干涉地方性高等院校内部事务，为了自身短期利益甚至不惜损害高校的长远发展等。这些都导致高校自主办学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发挥，相当多的高校尤其是地方性院校难以办出特色和水平，严重损害了高校的适应能力，极大地阻碍了高教系统的运行秩序。 (二)社会参与高校治理的积极性不高 第一，社会参与高校治理的意识不到位。目前，社会参与高校治理的主要方式还主要停留在投资办学、发展民办教育阶段。但是，当前人们对民办教育依然冷眼相对甚至持鄙夷态度。许多民办学校的投资者用企业的理念来经营学校，追求投资回报，甚至采取手段谋求短期利益，给民办教育的发展雪上加霜。 第二，社会参与方式单一，效果不明显。在参与方式上，主要有投资主体投资办学、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民办教育协会咨询指导、社会人士参与管理等，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这与世界上许多的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